晚清史——民国的诞生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设法重新取得的主动权又从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来对它的权威进行挑战。它的旧军队是虚弱的，而新军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机器中一批干练和献身效忠的人正在失势而让位于谨小慎微和腐化堕落的人。中国受过教育而最有才能的人都致力于新事业，把旧的一套留给最贪婪的人去干。政府的改革为地方官员培植地方势力提供了机会。政府压制批评的企图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评。分裂其对手的努力只是使他们分散活动，但没有消灭他们。它在4月底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同盟会发动的广州起义，但这次成功更多的是由于革命派自己的贻误，而不是因为清朝的强大。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对付，它正在对旧的和新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施加影响。总之，清政府终于发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开始时企图有选择地遏制这种趋势，在1910年对某些要求加以拒绝，对另一些要求则作出妥协。在1911年，它决定需要采取崭新的主动行动，这样就决定了它的末日的来临。

清政府所选择的主动行动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两个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是一个由13个庸碌之辈组成的集团，其中只有4名汉人；集团中占大多数的满人又被5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革命派这时能够宣称，内阁证实了革命派言论的正确，即满洲人执行的是为自己服务的反汉人政策。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甚至张謇也持公开批评的态度；他说国家此时在迅速瓦解。最后，内阁还激起了一个到那时为止比较不受人注意的对手袁世凯的不满，因为它以他的一个主要对手接替其密友担任交通部长。这个职务还职掌铁路管理；另外，内阁的组成与袁世凯也不赞成的新国有化政策有密切关系。其他许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予以反对，他们对以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行动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对铁路国有化的意见，几乎被那些已在私营铁路公司投资的人的一片抗议声所淹没。这些愤怒的投资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当北京在一个月以后透露，计划以大部分政府债券偿还他们时，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终坚持，清政府的改革只是为了加强王朝；这时他们又有新的弹药和新的目标了。北京在这个争议问题上愈来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它的1910年军事预算几乎是1905年的八倍。外债正用来支付清政府大规模扩军的费用。

正像第八章指出的那样，虽然对外债的普遍愤怒情绪常常是别有用心的，但恢复利权的运动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些反对清政府借债的人可能也反对各省借外债。更重要的是，抗议与其说是反对借款，倒不如说是反对缔结借款协定的方式。例如，对许多议员来说，骨子里面的问题是没有与他们商量。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动行动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行其是。1911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缔约借的第一笔外债，但这笔外债正发生在各反清党派已经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之时。

暴政已在三个不同方面同时表现了出来，一下子触犯了种族意识和爱国心，触犯了对民主的感情和经济利益（令人惊奇的是，这三方面的行动等于是违反了三民主义）。我们在对清朝盖棺论定时，可以从这个角度评价革命派的作用。人们发现清政权是不够格的，这主要是它自身的错误；但是这个定论是根据革命派尽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来的三民主义作出的。三民主义并不完全明确和前后一致，有些捍卫它们的人只是口头上效劳，而同时却准备违反它们；但在1911年，它们是中国出现的最接近于全国一致的事物。结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态发展的中心，因为各个不同集团只赞成三民主义中这一主义或那一主义，只有革命派赞成其全部内容。因此，他们在最后的反清大联合的一切派别中，最能够调解利益冲突和把各敌对集团纠合在一起。他们在立宪主义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宪友会

对清政府1911年5月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立宪派作出的。他们有的人自第一次选举以来一直在酝酿，企图组织一个政党。在请愿运动期间，特别自梁启超在议员中散发了一份概述应如何管理一个政党的想法的建议后，组织政党的主张得到了支持。已成为请愿者领袖的直隶省咨议局议员孙洪伊进一步促进了这个主张。1911年3月，他邀请各省咨议局议长来北京商讨对策，以便“一、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充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立宪派才得知“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化之事。不到10天，代表16个省的40名立宪党人已在北京集合，名义上是召开第二次咨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组织政党。16天以后，在1911年6月4日，宪友会宣告成立。

宪友会旨在统一立宪运动，以迫使政府立即召开国会和组成更有代表性的内阁。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扩大它的民众支持的基础。其纲领是一个妥协纲领；其中的词句，如“尊重君主立宪”，清楚地说明在运动中张謇这一派的力量仍是强大的。会章中即使有了这样的让步，张謇还是不愿意参加，虽然他的几个同仁入了会。张謇不但是一个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一个立场稍逊的保皇党人，这是“新绅士”的一个突出例子。在新绅士的身上，近代主义和传统主义兼备，但两者绝不是半斤八两的，其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也是一团混乱，难以分清。具有这类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为他们有能力，为人正直，并且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们，最后感到被清朝出卖了。他们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体面，但又保证使它成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张謇缓和了立宪派活跃分子的行动，但不能制止他们。像梁启超、孙洪伊、蒲殿俊（四川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省议长）和谭延闿（湖南省议长和宪友会会长），不但在清政府让步是否充分的问题上，而且在铁路国有化和外债方案的问题上与张謇发生尖锐的分歧。除了张謇这一派外，立宪派中各派别对统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骤。其中有些人，特别是这个新政党中较年轻的成员与革命派接触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宪友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的核心。它的总部设在北京，除黑龙江、云南、甘肃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设有分支组织，因而比其他组织更能发起和进行协调的行动。它致力于统一行动的潜力更因其成员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强。它的措词谨慎的纲领使它能够公开活动。它的领导层继续受到公众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各分会会长都是各省咨议局的正、副议长，这些与旧的社会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员还可以声称他们的权力是通过选举任职而取得的。宪友会中的干部也是省咨议局的或临时的资政院的议员。他们都受过一些现代教育，同时也有传统的学识。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利益（包括对像铁路那样的近代企业的投资）。到1911年春末，他们已经一起协同行动至少有一年半了，当他们在6月初回到本省时，都情绪高涨，准备在国事中大显身手。

同盟会中部总会

清政府采取这些行动的时机对革命派来说几乎没有更合适的了。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灰心丧气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内部分裂折磨着他们已有三年之久，还看不到分裂的尽头。在关键的武汉地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不合作，使它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行动。但在政府第一次颁布铁路国有化命令后的两天，这两个组织便会谈，以寻求减少它们之间竞争的办法。同盟会的代表试图诱导这次会谈。各派代理人仆仆风尘，来回于东京、上海、武汉和香港之间，为统一革命运动重新作出努力。6月1日，这两个湖北集团同意合作。虽然经过三个多月才制定出合作的细节和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但主张在华中起义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学生领导下，加强了他们的努力。

可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对在长江起义的想法，他们认为还需五年时间才能发动一次有效的起义。至于孙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游全球去筹集资金和要求承诺，所以没有卷进争论。从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日到达纽约之前，孙中山的足迹遍于檀香山、日本、马来亚和欧洲。湖南、湖北的活动分子对寻求孙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动感到厌倦，并以嘲讽的语气谈论他的“漫游”，他们决定自行其是。沿长江上下，他们把革命组织集合起来，同时还召集了像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年协助成立同盟会）等早期学生运动领袖，像陈其美（1900—1902年在日本留学，1906年加入同盟会）等后来的会员，以及更后期的参加者（包括长江下游各省和远至山西省的人）。1911年的改组从5月到7月取得了势头，最后产生了又一个新的组织来统一日益蔓延的革命运动。

新组织虽名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但它的成立却直接违反了同盟会会章。它无视新分会的领导必须由同盟会最高领导指派以及分会章程须经其母体组织领导人物批准的规定（中部总会没有领导人，只有一个“临时”的五人总务会来指导它的活动）；章程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了集体领导，行动须取得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谈“平均地权”，以便团结湖北的各个集团，特别是共进会。由于华中的一些领导人曾反对孙中山大权独揽的领导，所以这几条表明了他们要独立于孙中山的意志。中部总会虽然公开表明与同盟会有关，但它显然保持行动的自由。它在8、9两个月的活动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加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关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长江流域散发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说服了中部总会领导中的同志们，准备再花两年时间在1913年发动大起义。一个复杂的计划被制定出来，以保证华中能进行革命；计划以湖北为行动中心，并往北向陕西、山西，往东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发展。代表们被派往这些地方进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总部像发射机关枪似地在报章上发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状态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开始变得为期太远了。两个湖北集团一旦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动的压力立刻增强了。

四川危机

四川的绅士对清政府5月的行动及时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词谨慎的抗议。但这些抗议一再被漠然置之。当国有化和外债计划的细节公开后，抗议变本加厉起来。清廷宣布的偿付条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资者，他们有理由认为提供给他们的偿付条件是有关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北京顽固地拒绝谈判。请愿和集会并不能使省当局转变，相反，它甚至对投资者的相互通信也进行了干涉。

在这种气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称为‘民党’”的宪友会休会，并派它的领袖们各回本省。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立刻启程回川。在他的领导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两千多人的集会上组成了保路同志会。该会很快就在这个大省的许多地方成立分会，并与从行会、商会直到农会和秘密会社等等地方集团进行接触。它建议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仿照外国的做法”，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它办了三种报纸。简而言之，它指挥了一次出色的活动，把广大的民众团结在开始时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较温和的抗议之中。

北京丝毫不为所动。它的不妥协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将就各种问题而与政府争论不休，诏令将不得遵行”。北京靠诏令而不是通过协商或妥协进行统治的决心促使保路同志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冲突逐步升级，最后铁路投资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税的决定。对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运动逐渐集中在清政府的专横和外国的渗透方面。领导人是新绅士，特别是省议员。北京曾经乐观地希望四川省咨议局动员上层阶级支持政府的政策，但咨议局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了战斗的中心。它的127名议员属于上层阶级（35名有高级功名，另外74名有低级功名），相当年轻（平均年龄约42岁），具有积极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为同盟会会员，但可能还有其他人倾向于革命，许多人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其中不少人有商业投资，他们不但在商业活动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务的一般管理方面与商人合作（铁路公司的13名董事中，有7人是蒲殿俊的亲密合伙人）。这些有事业心的年轻绅士这时与商人、学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利用咨议局作为他们的活动舞台。北京严厉地警告说，咨议局“只能向最高君主统治下的地方官员提出建议”。但四川省议员则坚持要求广泛得多的活动范围。他们要求取得对地方税赋政策的发言权和对地方学堂的视察权，并要求召开资政院会议。他们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它由四川省工商学界以及议员资助，并由蒲殿俊亲自编辑。它的主要宗旨是宣传宪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还登载有关政治改革各方面的范围广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四川危机主要是经济问题。四川省最近单独被挑出缴纳新的田赋，以援助他省的开支。在对北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早期争论中，大部分集中在作为偿付用的政府债券是否足额，以及在要求较满意的赔偿还是坚持本省自办铁路等问题上。议员在开始时并不反对政府借外债为铁路提供资金的计划；有的人还真心欢迎额外的资金作为建设的刺激。但除了这种似乎对经济问题的压倒一切的关心外，还有同样重要的政治关心。例如，借外债受到了批判，因为朝廷在商借时没有先与资政院协商。后来，又指责“出卖给洋人”，这才使政治问题压倒了经济问题。铁路之争显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更深的政治对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会把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这可从“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等口号中得到证明。这些口号取自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上谕，它们表明抗议者遵循传统，竟然到了乞灵于帝王灵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设祭坛和焚香祭奠光绪。据认为，口号暴露了保路同志会会员具有光绪帝的维新倾向。他们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们寻求的是新的政治权力分配和新的代议制度。

这些政治目标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书》中得到详细的阐述，但却被总督用作把柄；他打电报给北京，说铁路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后面隐藏着独立运动。他随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狱。当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么多暴动突然地爆发，总的说来，似乎主要归因于与四川绅士有联系的秘密会社；具体地说，主要归因于保路同志会。一小批同盟会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端方的行动过于迟缓，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响的军队却无论如何也帮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态的发展使当局或原来的抗议运动领袖都无法控制了。

吸收了愤怒的农民入伍的地方民团捣毁了警察所和税务所，开监劫仓，并切断电报线。在这类事件中不乏命运的嘲弄和引人怜悯的因素，因为农民本来会成为四川建路者税赋计划中受害最深的人。贫穷困苦的农民突然起来反对附近的当局。他们有着自己的苦难，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同盟会和秘密会社的人领导了一些民团组织，但他们不久就被农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边。被指派维持秩序的旧式巡防队也参加了骚乱。多达10万人的各种武装集团打垮了政府军，后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会和少数城市了。

地图14　辛亥革命

这样，当湖北省在10月爆发骚乱时，四川处于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数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火种。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14个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议就成了仅次于武昌起义的反清王朝的运动。

湖北的危机：对革命或温和的抉择

从湖北调军入川之举在武汉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紧迫感。如果要进一步调走人马，将会抽空他们指望成为起义骨干的人。同盟会的领袖们现在愿意忘掉1913年起义的老计划，并且愿意加快行动，但还不能像文学社和共进会所希望的那样快。当10月9日的一个事件迫使他们行动时，他们正在决定行动方针。他们刚刚懊丧地得知，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当时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们等待时机。黄兴希望在10月底几省同时起义，而宋教仁对只在武汉发难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旅行在美国的孙中山对计划毫无所知。当湖北的领袖们由于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们的计划时，突然得知他们在汉口的一处弹药站发生了爆炸。警察正在步步进逼。经过了一段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的时间以后，武昌的秘密会议决定出击。但它发出武装行动的号召为时已晚，因为它的追随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武昌的活动站本身在许多领导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袭击。似乎到处都是忠于政府的军队和特务。革命派内部出现了叛徒。各个部队中的文学社成员这时在疯狂激动的情绪中试图集结他们的力量。经过10月10日一个下午的不顾一切的协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临时定出了当天晚上的计划，然后坚决地出击。他们杀死了军官，直趋附近最大的弹药库，那里由同营的一个连在驻守。该连也参加其战友的行动，据说已经同情共和主义的该连连长被说服，起而带领约300人的这一小股造反队伍。在他的领导下，起义者重新组合，并把队伍扩大到约四千名新军，进而攻击了总督已在那里集结其部队的当地司令部。战斗在刮风的、时断时续的雨夜激烈进行。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当天下午，革命派组成湖北的军政府，并且大胆地代表全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他们还采用新的历法，改宣统三年为中华4609年。

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动起来，结果在以后的四个月中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就在这四个月的过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发难的那些人却把权力交给当晚与他们交战的人。在10月10日集结其部队的正目熊秉坤和在关键性的当晚带领部队的队官吴兆麟，让位于黎元洪和汤化龙等人，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样代表着旧制度。

黎元洪是指挥武汉一个混成协的统领，受过现代的训练。他自1896年驻守武汉以来，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参加了双十起义。黎元洪在开始时进行反击，据说他甚至杀害了一个劝他倒戈的革命党人。当事态急转直下变得有利于起义者时，他打算躲藏起来，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们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领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级军官。他们要求的另一个资格只是候选人必须是汉人，而不是满人。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领出了躲藏的地点，并被委为新政体中的都督。还留着辫子的黎元洪答复说，革命派闯的祸已经够大了，应在清朝援军粉碎他们之前收兵回营。众人随即把他架到咨议局，在那里以他的名义组织政府和发表宣言。但他仍不让步。部队对他威胁利诱达两天之久。至少在他们内部有两次对他的所谓杀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员、其他各省和外国领事致电，宣告他们已采取的步骤，上面签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时，他们巩固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黎元洪的态度最后软化了下来。他一方面对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这时又面临着不担任都督就要作为卖国贼而被处决的抉择，所以只得勉为其难。当包括黄兴和宋教仁在内的同盟会领袖约在两星期后到达武汉时，黎元洪并未被撤换下来。

反对替换黎元洪的一个决定性的论点是，政府领导的更替会使外国人怀疑新政体的稳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关心列强的态度，因而他们迅速作出了妥协的姿态。他们作出的早期决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与外国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履行这些条约中的一切义务。有关这一内容的照会于10月13日分送给所有的领事馆，不过革命派规定，他们将不承认自即日起与清朝订立的任何协定。照会还保证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强友邦为了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利益而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现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热情，有助于说明湖北咨议局及其议长汤化龙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当军队把黎元洪带到咨议局以组织他们的政府，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和决定他们的政策时，实际上他们承认咨议局具有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的权力。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又求助于议长。当委任黎元洪当都督时，汤化龙被选主持民政。汤化龙与四川省议长蒲殿俊和湖南省议长谭延闿是同科进士。他与后两人一样，曾在日本留学，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并活跃于宪友会等团体。他不但是最富战斗性的立宪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与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说服他；的确，他自称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汤化龙有更深的革命资历，但却让他担任最高的文职，这可能是他的社会地位所致，而推选黎元洪的决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因此情况似乎是，为了尽量减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国列强面前），不革命的领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汤化龙一事说明了革命派——特别是在新军中对政治生疏、对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没有信心的革命派——急于要显示他们的慎重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代议制和立宪政制的信仰。他们认为，任命了一位以忠于这些原则闻名的绅士担任高级职务便能做到这两点。在中国政治天翻地覆的斗争中，汤化龙帮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续性和一个稳定性的面貌。这样，革命后的政治领导权便大半落到了原来掌握这种领导权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对湖北革命未能产生新领导之事深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趋地发展。

革命之谜

我们的叙述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中这场革命似乎吞没了革命派的时刻。在这个时期，有关革命的各种关键问题非常尖锐地被提了出来。不幸的是，这个时期的资料又刚刚开始在搜集、选择和分析，论据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在这里，似乎最好先确定问题，然后提出阐释问题的可能的路数，而不是作出不可变动的结论。

从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动开始起，在随后的七个星期中有15个省宣布独立。在这些省份中，许多省的较小的政治单位（如市和县）已先于省当局宣布自治。在10月份第一批独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这段时期，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政权兴替无常。在新军官、咨议局领袖、前清官员、商人、秘密会社领袖、同盟会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党领袖之间，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很少能在长时期保持稳定。执政的权力在中国有了新的含义，并且以新的方式来行使。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许多新的和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已经相当迅速地形成，特别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时又出现了一个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观念。1911年的清朝政策把这些日益发展中的利害关系捏成一个对当局持批判态度的质体。但它们的多样性造成了无数不同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1911年时期及以后不久的中国事件时，中心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响可从新军发动的起义中见到：新军已受同盟会宣传的影响，但他们与绅士和咨议局议员协同行动，并得到后两者的支持。最普遍的结果是出现一种省政权，它由都督伙同绅士和咨议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领导。但军政和民政之间的关系各省颇不一样。在某些省份，商人成为军人—绅士—咨议局的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员或同盟会会员则厕身于新统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团之中。在此期间，广大农村的农民起义在消失，而旧式的政权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来。

1911—1913年的这种混乱和多样化成了当时的重要特点。晚至19世纪90年代，还存在着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各种清规戒律。到了1911年，那些束缚被打破了。1911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围绕在思想和行动的新基础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上。1911—1913年间，由于宗旨不同和组织不稳定而出现的变化无常的组合，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新的势力数量过多，政见又是那么不同，因而互相难以调和，也难以与旧秩序的许多残余势力妥协。但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当张謇接受清帝国的灭亡这个事实时，他说，各人都自作主张，世上无物能限制这种力量。一个与20世纪以前的中国不同的国家正在诞生。

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有迹象表明，人们在沿着新的路线寻找解决办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骤，要召开一次国民议会和成立国民政府。湖北的领导人宣布成立汉族政府，并呼吁其他省与湖北省一起起来行动。此后不到一个月，湖北呼吁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汉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之事。同样，浙江和江苏两省宣布独立后不久，它们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仿效北美大陆会议”）。因此到11月初，已有两个要求召开全国“独立”省份大会的活动，一个在湖北，紧接着另一个在上海。

各省分离主义的力量依然强大，但讨论继续进行，直到1912年3月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产生。1911年后期和1912年初所议论的是清帝退位的条件、新首都的地点、内阁和国会的作用以及宪法和联邦制的性质等问题。这些是压倒一切的全国性问题。它们是在参加中国政治生活的公众中进行讨论，其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

这样，似乎已经吞没革命的“传统”势力也许根本不是那么传统性的。的确，旧的社会精英在1900年以后仍表现了明显的韧性，但根据许多世纪中他们长期保持的力量来衡量，这股势力也迅速地开始起了变化。从1911年起在咨议局、省一级和全国性政权中非常突出的新绅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会革命的开始。由于新军同意与他们合作，它可能已经发现新绅士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进。可以这样来假定：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领导人是温和派中较激进的人（“进步的立宪派”）和激进派中较温和的人（“保守的革命派”）。这样来探讨，可能证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

革命派锋芒的消失

同盟会会员和其他公开宣称革命的革命组织成员，除了对新军的起义作过贡献和在1911年后期参加地方和省级政权外，1911—1912年又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得特别积极。例如，黄兴在10月28日到达汉口指挥革命军。其他人在导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的重要谈判中担任了主要角色。甚至孙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锋芒，不过他的关于向共和主义过渡的三阶段论的思想已被遗忘。总之，如果与他们在1908—1911年期间的相对静止状态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这段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们地位突出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广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国纲领。他们的接触面最广，因而最适宜于集结各种力量和从中互通声气。

可是，革命派的显赫是短命的——只是从1911年10—11月各省独立运动至1912年3月袁世凯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间的这段短暂时期。在那几个月中，未经他们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响全国的决定，但他们缺乏实行政策的力量。没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们不能左右全国政局，就像不能控制地方或各省的政治那样。当解决全国性基本问题的时机来临时，他们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这又与熊秉坤和吴兆麟连长不得不让位于黎元洪将军和湖北的汤化龙议长的情况一样。

1911—1912年讨论国家事务的主要的参与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凯。武昌起义后不过四天，清廷就转而向袁世凯求助。虽然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得到让他担任拥有大权的总理的满意条件，但他约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与武汉的革命派商谈。这位僚佐汇报说，他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根本没有使革命派改变立场，但他们一致盛赞袁世凯。

大约从11月8日起，革命派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袁世凯。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将担任总统，而在于他是否将支持革命。他是否会迫使满洲人退位，从民国的当选代表而不是从清政府那里接受统治的委任，并且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尊重共和制？在汉口集会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凯保证支持民国，他可以担任总统。谈判和时断时续的战斗同时持续到12月2日实行停战时为止。

反对选举袁世凯的力量相对的小，但仍足以推迟一项协议的达成。反对主要来自上海的一批议员，他们反对与汉口人士合作，并且坚持要一个革命的总统。此时表示愿意接受革命派的条件的袁世凯，不得不在他们解决内部分歧的时候等待时机。他们终于在12月29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从而解决了内部分歧。

与袁世凯的协议直到2月初才达成。按照习惯的说法，这次拖延应归因于袁世凯的背信弃义的阴谋。有人坚决认为，袁世凯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满洲人的命运，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让他担任总统的提议就可定局，但他宁愿继续搞权术，直到他把总统的职务抬高到比隆于皇位时为止。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灵活的政治权术来操纵一切，以使满洲人丧失权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宫。可是这种意见又指出，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之举是把袁世凯当作背信者来打击的。因此袁世凯才勉强接受孙中山作出的保证，即一旦满洲人退位，孙中山将听从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凯在华北的地位远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稳定。他在朝廷有许多敌人，所以他必须非常谨慎地从事一切谈判，特别是那些涉及逊位的谈判。中国国内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革命军在南方实力雄厚，在北方有潜在的支持，而袁世凯自己的部队则不完全可靠。他的地位之不稳定还归因于列强的意图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可是，英国人宁愿选择随波逐流的路线。他们尊重袁世凯，乐于见他恢复职务，但他们对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拥有广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他们宁可要满人名义上统治的君主立宪制，但也不准备进行干预去促使它实现。同时，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国人的利益所在。虽然英国人没有直接干预，但很显然，如果他们要帮助什么人（哪怕是无意识的），那么帮助的对象就会是革命派。袁世凯本人后来抱怨说，英国的干预要对建立共和国的潮流负完全责任。虽然袁世凯可能夸大了英国的作用，但显然伦敦除了促使他担任民国的总统以外，没有另外帮助他什么，而他任总统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这条路线也是立宪派中的老朋友、像有影响的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凯所采取的。张謇在1911年11月终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场。他当时对袁世凯说，君主立宪制适合于像日本那样的小国，不适合于像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国家。

因此，袁世凯发现自己为时势所迫而设法与革命派妥协。一切迹象表明，他正是这样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顾问们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团不但由唐绍仪率领（此人公开赞成成立一个由袁世凯任总统的民国），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领袖汪精卫任代表团顾问。同时双方的军事代表还进行了非正式的和谈；12月20日，政治谈判小组和军事谈判小组分别拟出了协定。每个协定的要点都是要成立一个民国。北方代表团团长同意成立民国，只是说他必须把协定提交袁世凯和内阁最后批准，于是暂时休会。他随即向袁世凯建议应由资政院作出决定。袁世凯接受这一意见，经过朝廷的详细讨论后，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开资政院的诏令。有一位学者曾经指出，12月20日的协定“本质上与北方和南方最后一致公开同意的协议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又拖了两个月之久才作出妥协呢？

可能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比袁世凯更加拖延了这次解决。如果袁世凯的地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不稳定，如果列强追随英国也赞成成立民国，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发现自己处于比预料中更加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美国旅行的孙中山从一份丹佛的报纸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担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出了英国是中国取得国际地位的关键，这不但是因为它的国力和在中国的利益，而且还因为它是日本的盟国。因此，伦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达伦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不知确切与否，他从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那里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国以赞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孙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孙中山回中国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贷款事项与伦敦商谈。孙中山自己的记述也指出，他对新政府取得英国援助的前景非常乐观。

当孙中山于12月21日到达香港时，他与其他同盟会领袖们讨论了策略。胡汉民坚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统治权，革命派此时的主要问题是打败袁世凯的军队。因此，孙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里会发现自己缺乏向袁世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是留在广州建设他的军队。但孙中山需要满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认为袁世凯可能有用。他还宁愿取政治解决，而不取军事解决。他急于要防止外来干涉，同时他还要使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权力的转移是和平的和明确无误的。孙中山还相信，他进行干预和行使个人领导的时机已经来临。他要利用袁世凯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汉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凯。他对胡汉民的这一席谈话似乎意味着，他打算向袁世凯挑战，以争取政治领导权。

根据孙中山以后的行动来看，这一说法有了说服力。他随即前往上海，在那里与革命领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反对那些赞成内阁成议会制的人。孙中山认为，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当前的非常情况，因为它将过分限制领袖的权力。“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两天以后，孙中山让自己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共和派人士决定组织临时政府和选择一位总统不过是为了对袁世凯增加压力，这是完全可能的。但选举的时间选择在12月20日协定以后的九天和袁世凯取得朝廷同意召开资政院以后的一天，内中还有更多意义。总之，袁有一定的根据把孙中山12月29日的当选看成是“对诺言的一个背叛，也是使国家走向长期分裂的一种倾向”。如果袁世凯有错误，他的错误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动，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组织政府，与外国列强联系，暂定国旗（最后决定需待民选议会作出），甚至在袁世凯的后院进行打击。

上面最后的一手需要再谈一下。有一些被打败的满族革命者已经聚集在山东，正准备进行反攻。孙中山赞扬这一行动，任命一个领袖（蓝天蔚）为满洲都督，并协助他装备一支力量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蓝天蔚奉命北上在满洲重新展开斗争。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然后就处于僵持状态。当清朝在2月12日宣布退位时即行停火。

所以孙中山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短暂时期中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共和派虽然继续坚持与袁世凯谈判，而且从未全力对他进行军事行动，但也不会甘心让自己上当受骗。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从一开始就需要袁世凯，如果他们后来确实情不自禁地去考验自己对付袁世凯的实力，他们也不容许把这种考验做得太过分。当袁世凯在快到1月底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并在三个星期后满洲人终于退位时，共和派就满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这样合理地作出结论：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务，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为止。他们取得了过渡政府的领导权，进行了使袁世凯统治的国家和新共和国重新统一的谈判。他们试图谋求更大的权力，但暴露出他们缺少本钱。这时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在这一方面碰碰运气，即他们一直坚持创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许会使他们在政治事务中起一定的作用。在1912年和1913年，他们凭借技能和勇气争取使民国能够运转。西式的民主制度马上证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软弱，难以负担革命派托付的重任。当袁世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和无情的总统打算颠覆民国时，民国的捍卫者除了战斗外别无其他选择。“二次革命”（这个时期是反袁）爆发于1913年。但它不费劲地被镇压了，从而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张书生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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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这些争论，见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关于1961年10月武昌学术讨论会的一篇报道及其论文集，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陈志让：《袁世凯》，第92页。

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的中国》，第297—313页。

关于这些观点及近年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新兴的变革潮流》。黄宗智的有关论点，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226页。

《革命中的中国》，特别是第1—3、24—44页。

《革命中的中国》，第45—48页。

同上书，第53页。

关于这一辩论的情况，请看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第26—35页和42—44页的讨论。关于兴中会建立日期及其他情况的研究，具载于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52—165页；关于会员情况的详尽分析，见第180—205页。又见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国运动中的早期作用》，载谢诺《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38—139页。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26页。

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第16页。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31页。

黄宗智：《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第26、28—30、60页。

唐·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第134页。

李剑农：《1840—1928年中国政治史》英译本，第183页。对孙中山性格的种种描述，见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页。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35—36页。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2号文件，法国外交部长1900年7月28日给殖民部长的信，报道了1900年6月7日的一次谈话。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4号文件。印支总督致法国殖民部长的信，1903年2月26日。关于孙中山与法国人的关系，又见蒙荷兰德《法国与孙中山，1900—1908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1期（1972年11月），第77—95页。

《孙文自传》，载《国父全集》卷1，第36页。

见德巴莱等编《中国传统资料集》，第757—759页。关于梁启超的影响的例子，见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第223—224页；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自传，见《西行漫记》，第137、139—140页；许芥煜：《周恩来》，第12页。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论新军》，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66页。

引自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维新与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5年），第165页。又见刘易斯《湖南省的思想与制度的变革，1891—1907年》。参照爱德华·罗兹《从广东看中国的共和运动》，第47—48页。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8页。关于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概述，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51—256页。关于这些活动和1905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动的材料，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3册。关于学生的刊物，见同上书，第2册，第499—763页。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集（1901—1904年）、第2集（1905—1907年）。《俄事警闻》的全宗（第75期，1903年12月15日至1904年2月25日）和《警钟日报》第338期的大部分（1904年2月29日至1905年1月30日），均存台湾国民党档案馆。

玛丽·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29—30页。关于光复会的主要材料，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册，第3—111页。关于此事的分析，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89—300、403—528页（其中有271名已知会员的名单）。

周锡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页（陈天华：《警世钟》）。

引自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62、68页。

见邹容《革命军》，由约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译加注，英译本（第123页）。中文原文又载于《辛亥革命》，第331—364页。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页。

同盟会的英文公章是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见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9页插图。革命家们经过考虑并最后决定在组织名称上不用“排满”或“革命”字样；见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载《革命文献》2（1953年），第148页。可是，詹森书中的文献表明，孙中山有时也用“革命”一词。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载《革命文献》2（1953年），第257页。

引自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44页。

1905—1906年的同盟会会员名单，可见之于《革命文献》2（1953年），第158—217页。研究同盟会最彻底的著作是郑冼秀兰（音）的《1905—1912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及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01—462页。又可注意李大龄（音）的《辛亥革命的基础：同盟会历史记录》。

例如，见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第136—138、152—160页。伯纳尔关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在这一章里的观点。

参照伯纳尔对《民报》及其不同阶段的评价（见其前引著作，第68—73、107—197、217—223页）。关于《民报》的历史，包括它的目录和作者笔名在内，有一本无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华（汤增璧）的《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载《革命文献》2（1953年），第218—238页；此文也载于《辛亥革命》第2册，第438—459页。又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第3、4及第6章。

引自希夫林《孙中山之谜》，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65页。

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同盟会的一个分会，即所谓的中部总会（详见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标限制在两个主义上，即推翻满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宪政治制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武昌首义》第2辑第1册，第5页。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98—299页。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1906年4月）8。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　第53页。

塞缪尔·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第95—96页。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226页。

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29页。

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63页，书中还指出这个宣言是学生写的，“实际上抄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196页；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78—93页。

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92页。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70—171、180页。

同上书，第171—177、182—184页。又见陈志让《〈彭公案〉中的秘密会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4期（1976年8月），第807—822页；卢斯特：《秘密会社、民间运动与辛亥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66页；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34—139页。

谢文孙：《1911年的惠州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45—164页；以及《1911年广州三角洲的农民起义和各级集市的关系》，载埃尔文和施坚雅合编《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第119—141页。

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运动中的早期作用》，第138—139页。

兰金：《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231页。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8页。关于共进会情况更详细的讨论，见冯兆基《清末的共进会》，载《东方研究杂志》卷11第2期（1973年），第193—206页；以及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529—540、617—656页。

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99—100页。

关于这方面的总的研究，有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两部著作；陈旭麓和劳绍华的《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10—119页，540—646页；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载《现代亚洲研究》卷9第1期（1975年），第103—123页。关于湖北的材料，见约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动和武昌首义》，载《东方文献》第28期（1960年），第127—149页；以及《辛亥革命中新军的作用》，同上著作，第30期（1962年），第183—191页；维第亚·杜特的《武昌首义第一周》，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83—416页；波多野善大的《新军》，载同上著作，第365—382页；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页及以后；冯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载《华裔学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151—171页。关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见波多野善大的《新军》，第374—375、377—378页；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东北》，第15—27页；C.H.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威廉·约翰逊的《辛亥革命在云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谢文孙的《辛亥革命在广东》（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9年）；唐纳德·萨顿的《1909—1925年滇军的兴衰》（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1册，第20页。

李培基：《同盟会与帮会的关系杂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第84页。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第114页）提出，到1911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89—196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可与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第76—77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189—192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释作比较。关于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1910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第3期（1975年5月），第689—715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页。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页。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程度是特别难以确定的。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刘认为，以后的组织“对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同上书，第112页。

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172—173页。

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248页。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1—113页。

陈志让：《袁世凯》，第82页。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7页。这一节还取材于张玉法的严谨的研究（见）。关于社会精英参加革命主要是为了控制革命的论点，见汪荣祖《江苏省的民众骚乱与辛亥革命》，载《近代中国》卷3第3期（1977年7月），第321—344页。

关于中部总会的章程、会员和宣言，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武昌首义》第1册，第2—11页。又见冯兆基《同盟会华中局与武昌起义》，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杂志》卷7第2期（1974年），第477—496页。

这一事件与有关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第193—227页）中有非常详细的讨论。

同上书，第188页。

同上书，第208页。

同上书，第215—216页。

《中国的宪法建议》，载《北华捷报》1910年9月9日，第598页。《北华捷报》在7月15日至9月23日期间，分十一部分对满人的宪法作了详尽的研究。9月9、16日和23日发表的最后三部分论述了地方—中央政府的关系和咨议局的问题。

玛丽安·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100页。

张朋园：《关于辛亥革命社会精英的一个类型学假设》，载《澳大利亚东方学会会刊》卷9第1、2期（1972—1973年），第32—38页。

僚佐为蔡延幹，他对革命派年岁甚轻的印象甚深，甚至超过了对他们的不妥协的共和主义的印象。在与他会晤的40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龄最大，为48虚岁。见西里尔·珀尔《马礼逊在北京》，第230—231页。

见陈志让的《袁世凯》以及下面几篇文章。麦金农：《梁士诒和交通系》，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第3期（1970年5月），第581—602页；《北洋军、袁世凯和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页；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5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17页；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19—442页。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34页。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台北）第3册，第428页。

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第435页。

论述这次事件的有关正昭（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1968年），第106—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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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它垮台之间的40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转变的时期。在20世纪之初，刘鹗和吴沃尧的小说描写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义和团，以及实力雄厚而与外国人有联系的巨商等——包围的文人和官僚。这些新人对后者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有些上层人士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并且确认1894—1904年的十年是变化加速而不可逆转的转折期。1904年快到年底时张謇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风云变幻，殆如百岁。”

那时的观察家还注意到，光绪和宣统时期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发生在不断分化、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统治阶级内层。变化对下层的影响则远没有那么明显。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平民百姓似乎对这种变化仍旧漠不关心，只是他们的处境略为恶化而已。在1911年的上海街头，现代工厂的工人同苏北新来的劳工外表无甚差别，但是，身着蓝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礼帽、出入汽车的商人则差别很大。在旁观者看来，这些差别反映了中国新旧转换的幅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我们归根结底还必须着眼于仍然包括中国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经讨论了经济、对外关系、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问题，还讨论了对军队、商人、官吏、士绅、学生和革命者有影响的种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