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自强运动

《避暑山庄万壑松风》。万壑松风，避暑山庄一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皇帝为避英法联军兵锋，曾到山庄“避暑”。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同时也烧掉了清朝上层中保守派的堡垒。改革与积极进取的呼声开始占据高层决策的主导意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是标志着官方主动应对外部侵略与自我救亡的重大举措。太平军的平定，借重了西方的武力，亦使清朝的封疆大吏们切身体会到了西方工业的先进。东南各省的大员纷纷采取学习、引进的措施，建立机构、翻译西书、开办厂矿，试图在工业领域做出成绩，赶上西方。“富国”“强兵”成为这一时代的两大主题。中国也就此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节节败退、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等一系列合约到十几年后条约规定的换约时间，中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清朝统治者做好了从耻辱中改变与奋起的准备。

以条约羁縻各国，赢取时间“自图振兴”。《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庆幸终于摆脱了洋人要直接到北京谈判的麻烦，以把洋人的活动限制在五个开放口岸而沾沾自喜。战后，耆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地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了多大的震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如果能再接再厉，像林则徐、魏源讲的那样“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但是朝廷不这么想，他们觉得现在很好，因此，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错过了十八年的发展机遇，没能主动向西方学习。

按照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签订的中美和中法条约，在十二年后应该重新修订合约。这是列强预留的进一步侵略的伏笔，但大清政府完全没有应对。十二年后，当英、法、美三国公使共同要求修订条约的时候，道光皇帝的指令是一定要维护《南京条约》等“万年合约”的完善安排，禁止提出其他要求。仅仅过了十几年，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感已经一扫而光，甚至成了朝廷坚守的底线。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英、法两国代表额尔金和葛罗率军抵达大沽口，并攻占了天津，以武力要求与清朝谈判修约。咸丰皇帝派出了七十三岁的大学士桂良参与会谈，最后达成了《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新开放十个口岸，外国人持护照可以在内地游历，限定外国进口商品的厘金不得超过2.5%，赔偿英法两国战争费，外国传教士可以在内地自由行动等条款。两国政府批准条约后，在交换条约的地点与进京路线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导致了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发动向北京的进攻。咸丰匆匆逃出首都，到位于京城东北部近三百公里的热河行宫去避难，而英国外交公使额尔金与法国公使葛罗则率联军攻进北京大肆烧杀抢掠，直至劫掠圆明园的所有珍宝并一把火将其烧为灰烬，犯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罕有的滔天罪行。十月，《北京条约》签订，规定外国公使可以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白银八百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而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不费一兵一弹，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两个省。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一带展开激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构成了一个坚固的条约体系，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1945年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个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占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标志着这个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被彻底打败并遭到无情的羞辱。1840年以来清朝仅存的一点尊严丧失殆尽。四年后，完全是由于太平天国内部的原因而使得清朝得以将其彻底镇压。签订条约后，暂时的平静与内部危机的暂时消失，使得一部分汉族士大夫开始从更深层次来思考二十多年来的内忧外患，其结果就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

恭亲王奕像

咸丰十年（1860年），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负责留京谈判的恭亲王奕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这个奏章是受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在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在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其次是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夷务，以同等国家的身份来对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国家，不再以进贡、藩邦等形式来处理。这就促成了近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形成。但是，对于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畲等汉族士大夫对西洋各国的研究与知识，最高统治层显然完全没有了解。他们对自己的对手的认识，还建立在中国历代夷患的经验之上。因此，奏章将局势比喻为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认为应当借鉴诸葛亮的方法，暂时放弃敌视西方的政策，以条约羁縻各国，赢得时间“自图振兴”，最终战胜西方。它对主要敌人做的排序是：太平天国与捻军是占首位的心腹之患，俄国是占第二位的肘腋之患，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六条建议主要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办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章显示了清朝统治者对外界的茫昧无知，但他们却愿意面对现实，并且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这场危机。接到奏章，咸丰皇帝随即下发各亲王、王大臣、总理行营大臣、军机大臣讨论后，批准了各项措施。随后，奕等人又上《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具体确定了总理衙门的设置事宜。三月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设立。在未来的二十多年中，总理衙门的权力超越了外交事务的范围，而成为国家政务的中心。总理衙门下设的两个附属机构，一为同文馆，最初只教授外语，为培养外交人才服务；后来陆续增加天文、算学、化学、格致（物理）、医学等课程，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雏形。同文馆翻译的各种西方书籍，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个为总税务司，由于一直为洋人所把持，所以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既帮清廷建立起一个现代海关与涉外税务机构，又成为西方各国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代理和工具。

19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建立起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但是中国对这套游戏规则并不了解。清朝对外国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理藩院与鸿胪寺，主要职责是每年元旦安排各国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这与西方的外交体制差别很大。两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国家都有一个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清朝建立专门管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以便各国的文书可以直接抵达皇帝。两次战争的直接原因都在这个问题上。直到《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各国可以在北京设立公使，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对于清朝来讲，它面对的是一套全新的秩序和规则，也正是在熟悉与了解这套新规则的过程中，清朝开始融入近代国际社会。同治五年（186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带领中国使臣访英；次年，美国公使带领中国使节团访问美、英、法、意大利、西班牙等十一国；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中国正式派出郭嵩焘为英国公使，随后几年相继在各国设立驻外公使，中国的现代外交体系才基本建立。与此同时，借助外国传教士的翻译，中国开始了解当时的“国际法”。同治三年（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递交总理衙门。不久，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乘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发现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由于当时正值普鲁士与丹麦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为战利品。总理衙门根据《万国公法》中有关国际法的知识，认为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为非法，所以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一千五百美元的赔偿金。经过这些事件，中国也开始学会用这套规则维护国家权益。总理衙门当即印发三百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

编练新军，发展军工企业。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清朝原有的以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遭到彻底失败。新式团练湘军、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比还是非常落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已经与清朝政府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他们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同治元年（1862年），由十七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两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就在奕等人努力在外交上获得进展的时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获得空前实权的地方实力大员，也开始主动寻求在军事装备上学习与追赶外国。李鸿章的淮军也开始采用新式方法进行训练，他在淮军中逐步推广洋枪洋炮，然后聘请外国军官培训军队枪炮阵法，包括口令都用外国口令。这样，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最早出现了“练军”这一新式的军队形式。在此后的若干年中，“编练新军”成为清朝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而这些新军则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鸿章像

左宗棠像

天津制造局

金陵机器局制造的大炮

由于新式军队对枪炮、轮船的需求量大增，从外国购买价格昂贵而且周转时间太长，所以各省大员们纷纷开始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开始，李鸿章先后在上海设立三所洋炮局，同治四年（1865年）合并为金陵机器局。左宗棠也在福建仿造开花炮、无壳抬枪等装备。同治四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汽锤厂、枪厂、黑色火药厂和枪子厂，总建设资金超过白银一百万两。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江南制造局又增设了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企业，到19世纪90年代，总投资已经达到了近九百万两白银。虽然所造枪炮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十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期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了“万年青号”“镇海号”“扬武号”军舰。更重要的是，左宗棠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成各种工艺的技术工匠。基于此，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遣散了聘用的所有洋人技师和工匠。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三十四艘各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艇等铁甲舰。从全国来看，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十八省，达到三十四家。

清朝从入关以来，在政治上采取歧视政策，官职的设置采取满汉双职，满官在汉官之前。而重要的总督、巡抚，则基本上全部是满人担任。但是太平天国起义迫使清朝不得不起用更多的汉族官员来担任要职。同治三年（1864年），在全部十名总督中，有九名是汉人，十五名巡抚则全部是汉人。从咸丰十年到光绪十六年（1860—1890年）的三十年中，清朝总共任命四十四位总督，其中汉人占三十四位；一百一十七名巡抚中，汉人占一百零四位。在奕等人的主持下，朝廷建立了比较顺畅的外交体系，各省的大员也积极主动地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清朝在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多年中，军工业的发展道路开始纳入现代化的轨道。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的军事工业虽然还显得非常幼稚、落后，但毕竟走出了传统的冷兵器时代，进入了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1860年底，恭亲王给朝廷写了《善后六条》（即《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的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逻辑关联是什么呢，中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还必须从海军开始，因为原来中国是农业文明，没有海军。现在要有海军，要有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教育就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新学堂，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要建立现代化军队，就必须有制造枪炮、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官督商办，大规模兴办民用工业。洋务派官僚在创办军事工业的时候，已经面临经费浩大，交通、通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的制约，他们访问西方各国后所提交的各种报告也都对列强的富裕与文明给予重要篇幅，说明发展国家经济以支持政府和军事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奏称：“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我国传统的轮船航运由于受到洋轮的冲击，到19世纪70年代，已经萎缩凋零到危及漕运的地步。而清朝中央囿于旧的思维，排斥华人民间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同治十二年（1873年）一月，轮船招商局正式在上海成立，机构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徕民间“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是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而具体经营又由官方委任或者指派，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先后由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与盛宣怀等人管理经营，并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收买美国商人的旗昌轮船公司，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有轮船二十六艘，股本白银二百万两。此外，于光绪元年（1875年）设立招商保险局，次年又设立仁和保险公司，从而形成航运与水上保险为一体的现代运输企业。

19世纪70年代后，正是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展开的时期。电报等通信技术在军事、商业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光绪五年（1879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架设从大沽口炮台到天津之间四十公里长的电线，由于距离较短，顺利架成，使用后效果良好，促使朝廷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开始架设天津到上海的电线。次年十二月，全长两千七百二十四公里的津沪线接通。随着电报的广泛应用，李鸿章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四万六千四百九十二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到达黑龙江俄国边界，西北到达甘肃、新疆，东南到达福建、台湾，西南到达广西、云南的“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

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设煤矿，以广利用。光绪四年（1878年），位于直隶的开平矿务局成立，开办开平煤矿。到光绪十年（1884年），全国总共开办十二个煤矿，其中大多数是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晚清民用工业普遍采取的一种管理形式，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种企业管理模式。现代工矿业、铁路、航运等行业对于民间商人来说都是新生事物，完全采用民营需要民间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增加认识，从开始的限制到主动设局招商，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但是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却掌握在官方手中，这就为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提供了机会。所以，官督商办的企业在近代中国社会虽然起了重大作用，但其发展一直处于艰难曲折之中。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三十多年中，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轮船、电报、铁路四通八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中国以后的发展来说，影响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以后，上海于同治三年（1864年）设立了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过十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四年每年向美国派遣三十名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则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等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学生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镇冰、严宗光等人都成了海军的中坚人物。与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大量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准确的新媒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

筹建海军，掌握制海权。两次鸦片战争，列强的战舰在中国沿海来去自由，使得清朝的陆军在沿海各省疲于奔命。从16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已经进入了海洋时代，海上贸易、殖民拓展、海军争霸成为世界的主题。掌握制海权成为西方各国的主要军事战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兴办军工企业，制造了大量舰船，但中国还没有正式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刚通过明治维新结束地方割据的日本制定了《台湾番地处分要略》，在美国驻厦门领事、号称“台湾通”的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的参谋下，借口琉球人在台湾被土著居民杀害事件，组成三千人的“台湾生番探险团”，由号称“明治三杰”的陆军元帅西乡隆盛之弟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公然出兵台湾。清朝得知消息，一边通过外交途径质问日本政府，一边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进驻台湾。由于日本士兵因水土不服死伤较多，最后通过外交手段，日本才从台湾撤退。原来中国身边的蕞尔小国开始意图吞并中国领土，这一事件给了清廷上下很大震动。朝廷上下展开了一场关于海防的讨论。最后朝廷决定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外洋海军，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防务。但是由于政治斗争和外国势力的阻挠，海军建设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到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时，只初步建成了五支各自为战、残缺不全的舰队。其中最大的是北洋水师，总共花费白银一千二百万两，最后建成一支拥有大小舰船十五艘、总吨位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六吨的海军。它与其他如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广东海军、浙江海军等几支小型舰队，构成了中国海军的雏形。清朝后期，由于朝廷的政治斗争，北洋海军连续多年无法添置新的舰船，最后甚至出现了李鸿章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荒唐行径。

晚清海军的建设步履艰难，一方面是内部因素，朝廷有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主张应该优先防御西北俄国边疆的“塞防论”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的争论，导致筹办海军在政策、经费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清朝于同治元年（1862年）委托英国人购买舰队，英国人李泰国与后来雇用的舰队指挥阿斯本所表现出的专横跋扈与野蛮无理，导致舰队最后解散。除了花费五十五万英镑购买舰队，最后遭到解散的命运外，清朝一无所获。第一次建立水师的挫折导致朝廷对建立海军异常谨慎。而已经建成的几支水师，却分属不同的政治势力，这就导致了清朝还没有在国家层面上统一的海军。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在与法国海军交战时，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竟拒绝援助。同样，在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当北洋水师在抗击日本海军的攻击之时，南洋水师却宣布保持“中立”。这就涉及政治体制的问题。在落后的政治体制下，清朝海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新政夭折。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占据着清朝统治金字塔最顶端的人既不是皇帝，也不是权臣，而是咸丰皇帝的遗孀——太后慈禧。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刻仓皇逃出北京城，前往热河避暑。然而，身体虚弱却过度沉湎于酒色的他再也没能回来，他死在了热河。在弥留之际，他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太子。他的这个决定也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因为新皇帝的生母正是叶赫那拉氏慈禧。在以后的近五十年中，慈禧将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她联手先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时安排的顾命大臣一网打尽，以垂帘听政的形式开始对整个朝廷发号施令。在朝廷与后宫之间充当纽带的，都是地位卑下但权倾一时的太监。恭亲王奕也正是在慈禧的帮助下，在实行一系列外交与军事现代化措施的同时，使得总理衙门成为凌驾于军机处之上的新的政治中枢。恭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但缺乏深厚的修养与气度。慈禧太后虽然需要与其合作对付外廷臣僚，但时时警惕着其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以及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集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每天在其官邸外排队等待召见和拜访的官员多达几百位……这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的警觉，然而奕却没有觉察到这种危险。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借着一位翰林编修的弹劾，亲自起草了一道错字连篇的谕旨，将恭亲王奕的所有职位一概解除。后来看在众位亲王求情的分上，慈禧又恢复了奕军机大臣的职位，以显示自己宽宏大量，但奕经此打击，对新政的热情大大冷却。光绪七年（1881年），两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中的慈安太后去世，奕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保守派官僚对他发起猛烈的抨击，慈禧一口气摘掉了四位军机大臣的顶戴。这使得奕逐渐失去势力，淡出政坛。此后的中枢领导为身为海军衙门主管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这两人都是庸碌无能之人，从此，清朝中央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人。

慈禧太后像

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保守派大臣大多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但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的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首席大学士倭仁对奕设立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等课程上奏抨击后，奕的回应很简单，就是请倭仁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立即就难住了喜欢指手画脚的保守派们。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保守派对洋人的指责和担心在若干年后都变为了现实。从来没有哪个条约能够约束这些贪婪的外国政府对中国提出更多的索取。到了19世纪末，列强们甚至开始公然动武，划定势力范围，试图瓜分中国。保守派对现实与未来的忧虑无可指责。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方向上，保守派总是倾向于关起门来、闭目不见，以获取内心的安定；而洋务派则要面对现实与未来的种种灾难性可能，鼓起勇气提出一个与时俱进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需要对时局有清醒而深刻的洞察，还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决心，更需要有乐观而进取的性格。当胡林翼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他百思不解，心中充满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不久他就在忧惧中病逝了。而曾国藩却截然不同，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试航的时候却遭到失败。但这并没有让他气馁，他更加坚定地要求解开制造舰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显然，现代人在研究中过滤了太多当时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以致经常会做出简单而轻率的评价和判断。实际上，一个活在当时社会中的人，无论是哪一派，他面临的问题都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