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话——地方制度与城邑建筑及人口

在古代部落林立，迁徙无常的时候，是谈不到有什么严密的地方制度的。从流动的部落组织向定居的国家组织转移，才渐渐有城邦和乡鄙等出现。自商代到春秋，其间地方制的变革自然很多，我们但就本章的题目一叙春秋时的地方制度。

春秋时普遍的地方组织，大致是这样：人民聚居的地方唤做“邑”，邑的大小范围没有一定，有的有城垣，有的没有。大而有城垣宗庙的唤做“都”，都大致是列国大夫的封邑，或重要的城镇。诸侯所居的首都唤做“国”。国、都、邑，是那时列国大小城镇的三层等级。天子所居的首都唤做“京师”，师是军队所驻的地方的专称，京是大的意思。

城外有郭，大致城外郭内的地方唤做“乡”，郭外唤做“郊”，郊外唤做“遂”；又有“牧”“野”等名目，也是指城乡外的地点。

地方上的细密组织，有“邻”“里”“乡”“党”“州”等名目，其详细的区划已不可确知。大致是以家为本位，合若干家为一邻，合若干邻为一里，合若干里为一党，合若干党为一乡。州大致是与里差不多的地方组织。

春秋时秦、楚、晋、齐、吴诸大国内又有一种新起的地方制度，那便是后世所称为秦始皇帝创制的郡县制。在后世所称为周初的书《周官》和《逸周书》里已有郡县的名称，是一种国都郊外地域的区划。有的说二千多家为一县；有的说方百里为一县，一县为四郡。据《逸周书》说，县也有城垣，大的当国都三分之一，小的当国都九分之一。《齐语》上也记管仲治齐定郊外九千家为一县；《周官》又有县师的官职，后人注说，王都四百里以内的地面唤做县。这些记载虽不可尽信，但可从中看出县郡名义的原始——县和郡本是国都郊外的地方区划。

从铜器铭文和《左传》《国语》《史记》等书观察春秋时的县郡制，有如下的一些记载：

秦武公十年（鲁庄公六年），秦人灭邽冀戎，创立县制。十一年，又把杜、郑两国并为县属。鲁僖公九年，秦人纳晋惠公，惠公对秦使说道：“秦国已有着郡县了。”以上是秦国有郡县制的证据。它大约创始于春秋初年。

楚文王立申俘彭仲爽为令尹，并申、息二国为县。申、息之灭都在鲁庄公时，可见楚国的县制也大约创立于春秋初年，与秦国不甚先后。

鲁宣公十一年，楚庄王攻破陈都，想把陈国改为楚国的县，后来听了大夫申叔时的话才作罢；当他责备申叔时不贺他破陈的时候，曾说道，“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可见楚国的县长是称公的。

宣公十二年，楚庄王破郑，郑伯哀求庄王道：“您如肯不灭郑国的社稷，叫郑国改了礼节服事你，等于您国内的九县，那就是您的恩惠了！”可见那时楚国的县在那时已很多。

鲁成公六年，楚兵伐郑，晋兵救郑侵蔡，楚将公子申、公子成带了申、息两县的兵救蔡，与晋兵相遇。晋将说道：“我们起了大兵出国，如只打败楚的两县，很不值得；如还打不败他们，那更是耻辱了。”楚的两县的兵力已足与一个大霸国开战，楚县之大于此可见了。

鲁襄公二十六年，楚、秦联军侵郑，楚将穿封戌俘获郑将皇颉，楚王的弟王子围（后来的灵王）和他争起功来，由大臣伯州犁做公证人，他对着俘虏把手上抬指着王子围道：“这是寡君的贵弟。”又把手放下指着穿封戌道：“这是方城外的一个县尹。”那么，县长又称尹了。

鲁昭公八年，楚人灭陈为县，命穿封戌为陈公。十年，晋叔向道：“楚王讨陈，号称安定陈国；陈人听命，他就把陈并为属县。”是年，楚王灭蔡，在陈、蔡、不羹等地方筑了大城，命公子弃疾为蔡公。十二年，楚灵王在州来阅兵，很骄傲地对臣下说道：“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都畏我吧？”楚的大县的赋有千乘之多，几乎可以与当时的一个次等国家相比并了。——以上是楚县的记载。

鲁僖公三十三年，晋兵破白狄，大将郤缺斩获白狄子，晋襄公赏给荐郤缺的胥臣以先茅（人名）之县。这是晋县见于记载之始，在此以前晋国当已有县制了。

鲁宣公十五年，晋将荀林父灭赤狄潞氏，晋景公赏给保奏荀林父的士贞子以瓜衍之县。

鲁襄公二十六年，蔡臣声子对楚令尹子木说：“伍举奔晋，晋人将要给他县，以与叔向相比。”

三十年，晋平公的母亲悼夫人颁赏食物给替她母家杞国筑城的役人，其中有个绛县人因为年老无子，也去受食。大家问起他的年纪，已有七十三岁。执政赵孟就问绛县的县大夫，知道这老人本是他的属吏，当下就召这老人来当面谢过，分给他田，命他为绛县的县师，而把他的上司舆尉废了。在这段记载里，可以知道晋国的国都也是立为县的。（绛是晋的国都。）

鲁昭公三年，晋侯把州县的地方赐给郑臣伯石。这州县本是栾氏的邑，栾氏出亡，范、赵、韩三家都想把它据为己有。赵家说：“州县本属于温，温是我家的县。”范、韩两家说：“州县从别属郤氏以来已传了三家了。晋国的别县（大县的分县）并不止州一个，大家都不能把从自己食邑里分出去的县收回。”赵家听了这话，只得罢了。到了赵家当政，又有人劝他乘机收取州县，赵文子说：“我快要不能治我自己的县了，要州何用？”韩家就乘赵家放弃的机会替伯石请得了州县的赏。七年，郑执政子产替丰氏（伯石后人的氏）把州县归还晋国，晋侯又把他赐给韩家；韩家因自己先前说了过度的话，不好意思自取，就把它向宋臣乐大心换得原县的地方（也是晋国赐给他的）。在这段记载里，又可以看出晋县往往是大夫的封邑，小县有从大县分出的，分出的原因有些是因为给别个大夫做封邑了；又大夫可以治自己的县，国内的县并可以赐给别国的臣子做封邑。

昭公五年，楚灵王想刑辱送女来的晋大夫韩起和叔向，大夫薳启彊{音qiáng}对他报告晋国的实力，道：“韩家所属的七邑都是成县（大县），晋国如失了韩起和叔向，他们必定尽起十家九县的兵力九百乘来报复，其余四十县四千乘的兵力作为后备，那就了不起了！”在这段话里又可看出晋国的大家可以有数县的食邑，大县每县有一百乘的兵力，那时晋国全国的大县共有四十九个。

二十八年，晋国灭掉祁氏和羊舌氏，把祁氏的田分做七县，把羊舌氏的田分做三县，各立县大夫。这又可见晋县愈分愈小，大约是大夫分赃的结果。

鲁哀公二年，郑兵替齐人转送粮饷给晋的亡臣范氏，晋将赵鞅带兵与郑兵在铁地开战，赵鞅下令道：“打胜敌人的：上大夫受一县的赏，下大夫受一郡的赏。”在这两句话里证明了晋也有郡制，但比县为小。

《战国策》记知过劝知伯破赵之后，封韩、魏的臣子赵葭、段规各以一个万家的县。这条记载如可信，则春秋、战国之间，晋县的富庶已很可惊了。——以上是晋国郡县的记载。

齐县除见于《国语》之外，又见于铜器铭文。《齐侯钟铭》记齐灵公把釐（莱）邑的三百个县赐给一个唤做叔夷的人，又命他治理釐邑。这证明了齐县是极小的，一邑之内已有三百个县，三百个县可以同时赐给一个人。查《论语》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这所谓“三百”当也是三百个县。又铜器《子仲姜镈铭》记齐侯赐给一个唤做叔的人二百九十九个邑，这邑也极小，与“其县三百”的县差不多的大。（《齐语》说三十家为邑，《论语》也有“十室之邑”的话，当即指这种小邑。）

《晏子春秋》记齐桓公赐给管仲狐邑与谷邑十七县的地方。《左传》和《晏子春秋》又记齐庆氏亡，诸大夫分赃，把邶殿的邑六十鄙送给晏婴，晏婴不受。县和鄙是差不多的区域名称，都是邑内的小区域。但《说苑》又记景公赐给晏子一个千家的县，这记载如可靠，则齐县确也有较大的了。总之，从铜器铭文和古书记载看来，齐国的县制是特别的，实在还没有脱离乡鄙制度的规模。

吴国的县郡制见于《史记》。王余祭三年（鲁襄公二十八年），齐相庆封奔吴，吴国给他朱方之县。鲁哀公十一年，吴王夫差发九郡的兵伐齐。吴的县郡制当是摹仿的晋、楚，那时吴国的郡已很多了。

综合上面的叙述，所得的结论是：县郡本是国都郊外的区划，秦、楚、晋、齐四国在春秋初年开始有较正式的县制，秦国并有郡制。楚县最大，大致都是小国所改；晋县次之，大致都是都邑所改；齐县最小，大致是从乡鄙改的。秦县的大小，当在楚、晋之间。楚、晋、秦的县是独立的区域；齐县则大致是附属于邑内的小组织。晋县多是大夫的封邑；楚县则大致直属于君主。晋县似较楚县为多（秦到孝公时并诸小乡聚为县，仅得四十一县，可见春秋时秦县也必不多）。至少春秋的晚期，晋国也已有郡制的存在，但郡较县为小。吴国则在春秋晚期也摹仿晋、楚创立了县郡制度。

我们以为县郡制就是创立于春秋时的。后世的记载或说三代时已有郡县制，那决不可靠！

说起齐国的县制，我们再顺便把《齐语》所记管仲定的地方制度说一说。他在国都内分出二十一个乡：工商的乡六个，士（兵士）的乡十五个。又下令定出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的保甲制。至国都的外鄙：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这种记载如可信，则也确是当时的一种较进步的地方组织了。

春秋时城邑建筑的形式和范围记载不多。据说周室建筑东都洛邑，范围很广，内城大有九里见方，面积共八十一方里；外郭大有二十七里见方，所包的整个面积共七百二十九方里。列国的邑城，据说不得过五百丈（两里多）或三百丈（近一里半），至多得国都的三分之一，那么列国的国都大致是四五里以至六七里见方了。其实是有更小的存在。又据说邑城分为三等：大邑约得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邑约得国都的五分之一，小邑约得国都的九分之一；这一说如可信，那么，最小的邑城还不到一里或半里呢！

城的作用是保卫封土，大致国君、卿大夫、他们的卫士、军队都住在城的中央，沿城和郭内以及大道旁是工商们的居处。农民则住在城外。城的当中有朝廷、府库、仓廪，以及宗庙、社（祭土神的）、稷（祭谷神的）坛以及国君和卿大夫们的宫室等的建筑。此外又有给外来的国君和使臣们住的客馆。城郭外有护城池，上面有桥，大约是可以随时抽动的。城郭的入口有可以开闭的城门，又有可以升降的悬门（闸）。城上有陴，或作堞，是城上的短墙，城的四面和四角又有高楼，都是用以登临守御的。

至于春秋时都邑的人口，则更难考核。大约最大的都邑不过一二万户（一户大致五口），最小的都邑或许有不满百户以至于只有十户的。至于中等的都邑，大致在几百户以至一二千户之谱。若问当时全中国的人口究竟有多少，我们却是无法回答（大略估计起来，或许有一二千万之谱）。《左传》里记着一件故事：当鲁闵公二年，狄人攻破卫都，卫都的男女遗民逃出的只有七百三十人；添上了共、滕两邑的居民，刚凑满五千人。这可见春秋初年中原人口的稀少了。（《论语》记孔子到卫国去，看见卫国的人口，曾说过一句“庶矣哉”的话，可见卫国在当时还算是一个富庶之区哩！虽然这已是春秋晚期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