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登堡革命如何改变了商业世界？

“古登堡革命”是什么

说到活字印刷，中国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的《观无量寿经》是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这种活字印刷是把字刻在陶制品上实现的。此外，13世纪，在朝鲜半岛的高丽也在采用铜活字印刷术。

直到15世纪，欧洲才出现了活字印刷。西方的活字印刷发明人是约翰内斯·古登堡（约1398—1468），“古登堡革命”的说法就是源自他的名字。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欧洲的书籍几乎都是手抄本。从中国传入的木版印刷在14世纪至15世纪才开始普及。而且，长期以来，只有神职人员才会读书写字，许多手抄本都是在修道院写成，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传播。

关于古登堡的生平，并没有很详尽的记载。据说，他出生在德国莱茵城市同盟中的美因茨，父亲和叔叔都是大主教造币厂的官员。一般认为，古登堡在造币厂观察到了熔化的金银被倒入模具，按压成型，最终打磨抛光的过程，这成了他发明活字印刷的基础。

1428年，从事金属加工的古登堡迁到了位于莱茵河上游的斯特拉斯堡。1445年，古登堡创造了活字印刷。后来，1455年，他印刷并发行了《古登堡圣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的圣经。

约翰内斯·古登堡

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数量显著增加。这是一场知识和信息的革命。以前只有部分神职人员有读写能力，现在其他阶层也能掌握这种能力了。这场革命使神职人员的权威降低，而且通过书籍、报纸、杂志等媒介，促进了欧洲民间社会的形成。

此外，它还对宗教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没有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马丁·路德可能不会想到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对主张回归圣经的新教徒来说，出版用自己的母语而非拉丁语写成的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如上所述，古登堡革命在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在本章，我想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论述，那就是古登堡革命对经济的影响。

只有新教地区的经济增长了吗

由于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太过有名，人们往往认为近代欧洲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教，尤其是活跃在瑞士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

不过，当今的欧洲历史学界几乎已经形成一种定论，那就是不仅仅在新教地区，在天主教地区经济也显著增长。

韦伯将勤奋和禁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不过，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近代欧洲之所以会经济增长，正是因为向美洲、亚洲等地的对外扩张，使商业贸易急速增加。并且，在此期间，无论是天主教商人，还是新教商人，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当然，欧洲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有宗教战争，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还存在对犹太商人的排斥。但这种教义或政治上的宗教冲突与商业活动是两码事。

比如，近年的关于阿姆斯特丹商人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宗教冲突很激烈的欧洲内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一起从事着商业活动。而且，有意思的是，在远离欧洲的大西洋贸易中，这种跨越教派的商业活动会变得更多。

从经济角度来看，天主教商人、新教商人以及犹太商人互相往来，实现了跨文化、跨宗教的贸易，贸易额和贸易范围都因此变大了。这就是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欧洲世界。

那么，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背景的商人如何一起进行商业活动呢？实际上，古登堡革命对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5世纪的信息革命

对商人来说，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商人只有在认为自己掌握的关于商品的信息比其他人更确切时，才会进入市场。当然，这种判断也并不总是正确的（所以，才会有商人破产的情况）。但重要的是，商人需要在主观上认定“自己掌握了确切的信息”。

如果能掌握其他人不知道的信息，显然是很有利的。不过，在众多的商业活动参与者中，如果大家掌握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差异太大，那么，除了一小部分掌握丰富信息的人之外，其他人都将会退出市场，而且，要想进入这样的市场尤其不易。因此，这样的市场并不能很好地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市场的良好发展，商业信息必须被广泛分享，让更多商人相对容易地参与其中。

近代欧洲商业之所以能飞速发展，正是因为在欧洲内部形成了能让商人相对容易地进入市场的环境。最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容易地获得商业信息，而实现这一点的正是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商人创造了“标准语”

在此，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古登堡以前的商人和文字信息传播的情况。

汉萨商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进行贸易，他们被认为是“流动商人”。在12世纪前后，他们随身携带自己的商品，辗转于顾客的居住地之间。这些流动商人形成了一个同业公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在商业旅途中互相帮助。

不过，到了13世纪至14世纪，汉萨商人在城市定居了下来。一个原因是交易量增加了，另一个原因是商业贸易已经趋于稳定。当谷物、海产品、纺织品、木材等商品的交易量变得很大时，商人在旅途中已经不能很好地照看自己的全部商品了。此外，随着商业贸易趋于稳定，商人不再需要在场见证交易过程了。汉萨商人在定居后，通过写信的方式与交易的另一方沟通。

通信需要读写能力，但12世纪的汉萨商人还不会写字。于是，汉萨商人让神职人员替他们写信。我们并不知道汉萨商人具体是什么时候会写字的，不过，到了14世纪，除了拉丁语外，还出现了用低地德语（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德语方言）写的信件。到了15世纪，低地德语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官方的拉丁语到本地方言，从神职人员到商人，这样的过渡在意大利也出现了。我们从佛罗伦萨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中发现，1427年，在申报直接财产税时，人们必须提交一份报税单。这意味着，当时的佛罗伦萨已经是一个不会读写就很难生存的社会。而且，这份报税单也有意大利方言的通用版本。

印刷厂的情形（1568）

在现代以前，语言教育是从“声音”开始的。因此，一种语言的拼写并不是固定的。这一点在原始史料中可以看到，令后代的历史研究者大为困惑。

然而，当商业贸易有了统一的规则，商人之间的合约从私有的变成了公共的（如把合同提交政府机关、提供审判证据等），商业信函和合同的样式也逐渐统一。在这个过程中，“正确的拼写”逐渐形成。我认为，商业活动对当今我们使用的各国语言（方言）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路德的宗教改革（1517）之前，在商业世界里，曾经起到传播信息和知识作用的神职人员的地位已经下降，商人作为一股新的力量登场了。古登堡正是在这个时候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经商指南革命”的作用

随着活字印刷术日益普及，“经商指南”对欧洲的商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一种商业百科全书，把它称为“指南”，会更容易理解吧。“经商指南”中阐述了商业规则、谈判技巧，以及成为独当一面的商人的方法。

“经商指南”的原型出现在13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托斯卡纳和威尼斯，这都是当时先进的商业区。如前所述，欧洲商人从“流动型”变成了“定居型”，他们不再亲自辗转各地做现场交易，而是把交易委托给了当地的代理人。因此，遵守共同的规则就格外重要。

随着商业据点的转移，到了16世纪，越过阿尔卑斯山，在安特卫普（现属比利时）、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地都出现了“经商指南”。在中世纪的手抄本中，关于商人的文字并不多，但自古登堡革命以来，由于活字印刷带来的便利，很多商人都开始利用这种指南。

“经商指南”起源于意大利，而其中销量最多的是法国人雅克·萨瓦里在1675年创作的《健全的商人》。此书多次出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1757年在英国出版的马拉奇·波斯特尔思韦特的《通用商业辞典》就是该书的英文版。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版权的概念，在翻译时往往会考虑到各地的不同情况进行修订。如此一来，指南就更加实用了。

这样的“经商指南”，促进了商业的标准化。无论在哪一块土地上，只要是读过同一本“经商指南”的商人，都会按同一套商业规则行事。此外，账簿、信件、合同等文件也有了规范。随着规则逐渐统一，进入市场变得容易了。而且，多亏了古登堡革命，合同也由手抄本变成了印刷品。这样一来，商人只需在合同上签字就可以了。这种变革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了现代IT革命（电子交易）对金融和贸易的影响。

此外，如果想扩大贸易范围，就需要与新的交易方取得联系。取得联系的方法是准备一封由共同的熟人写的推荐信，或者一封自荐信。而写这种自荐信的方法，也被写成小册子出版了。只要遵守这种商业书信的规范，即使是第一次写信的商人，也会很容易地被其他商人认定为合作伙伴。这样一来，商人之间的关系网就很快地扩大了。

在国际贸易中，语言问题也很重要。以前商人不得不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而有了商务文件的规范之后，商人只需掌握少量的商务用语，就可以与其他地区的商人进行交易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经商指南”的传播并不会受天主教、新教或犹太教等宗教派别的影响。在商业世界中，规范化的力量超越了宗教的隔阂。

欧洲的商业习惯成了世界通用标准

从近代到现代，欧洲获得了全球经济的主动权，在这个过程中，“经商指南革命”起到了很大作用。即使在欧洲之外的国家，欧洲商人也实行了他们建立的商业规范。

举个例子，在印度果阿，很多商人使用葡萄牙语、英语或法语写成的商业信函，还接受了自欧洲传入的外汇票据、船运发票、报税单和委托书等。

如果把当时的印度和欧洲的经济实力相比较，其实印度未必比欧洲差。但说到像商业信函这样的商业习惯，还是欧洲成功地把自己的商业习惯推广到了印度。

而且，随着欧洲领土的扩大，最初不会说欧洲语言的商人，也不得不适应欧洲的习惯了。可以说，欧洲用军事力量强行推广了自己的商业规范。不过，对果阿的印度商人来说，欧洲的商业习惯也确实为他们带来了便利。我想更多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古登堡革命带来的规范化成了欧洲商业的优势。

就这样，欧洲人的商业习惯成了世界通用标准，在各地传播。全世界的商业活动都“欧洲化”了，各个国家的商人都不得不渐渐适应欧洲标准。

由此可见，古登堡革命对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进一步说，宗教改革也与“市场”密切相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为宗教改革写的宣传小册子上。

在当时，书籍的出版离不开图书交易会。在法兰克福、莱比锡等城市举办的图书交易会，对书籍的传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些时候，人们会设法得到辩论对手的书籍出版前的校样，加上自己的反驳文章，一起印在宣传小册子上。这样一来，辩论对手只有等到第二年的图书交易会才能反驳了。对宗教改革者而言，这样的出版行为既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宣传自我主张的市场活动。对接受新教教义的信徒来说，这些宣传小册子就是新的信仰的指南。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宗教改革是一场基于市场原理的运动。宗教改革者通过宣传小册子，对自己的主张进行商品化，从而获得了“客户”，即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