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与世界史——丝路史观论争



抹煞「丝路」的行为

「丝路」这一用语不只是专家，就连一般日本人也耳熟能详，是个充满魅力的单词。可是，近年我国的中亚学者，尤其是在研究伊斯兰化「以后」新时代的学者之间，愈来愈多人认为在叙述中亚史的时候应该把丝路这个术语或主题拿掉。说得极端一点，这是在学问上企图从中亚史抹煞丝路的行为。这也是自一九七〇年代以来的所谓「丝路史观论争」再度捲土重来，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可。这裡虽然提到的是专家之间的议论，不过也绝非与一般读者毫无关係。岂止如此，以NHK电视台播出的新旧丝路系列为首的大众媒体或出版界的风潮，与受到包含本书在内的丝路主题书籍吸引的读者本身的态度，都成为遭受非难的对象。

丝路史观论争虽是环绕著以松田寿男、江上波夫为首，认为丝路不管是对中央欧亚史或是对世界史而言，都是极其重要存在的这一学说而展开，不过实际上他们两位并不知情。真正最大的当事人，乃是欲将广义的中亚史以「北方」游牧民与「南方」绿洲农耕民的关係为中心来探讨，对于由丝路连结起「东西」贸易的意义几乎不认同的间野英二，与对此展开反驳的护雅夫、长泽和俊两人。发端是起于一九七七年间野英二出版的《中亚的历史》（讲谈社现代新书）。

间野认为日本的中亚史研究重点过分偏重于东西交通史，于是提出了下列的观点：提及中亚首先会联想到丝路，若是站在这样的「丝路史观」，中亚就成了单纯是东西交流的「通道」而已，对当地社会的关注也少了许多。甚至，中亚裡面有些地区或时代与东西交流的关係浅薄，于是有可能被完全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因此，我想要描写的不单纯是丝路经过的地方，而是鲜明勾勒出作为「自成一体的世界」的中亚史轮廓。

然而，作为始祖般存在的松田寿男的「丝路史观」并不是如此肤浅的东西。间野把松田的宏大史观命名为「丝路史观」，批评这种历史观是如何没顾虑到在当地生活的游牧民与绿洲农耕、都市民的动态，只是把中亚史作为东西文化交流史来讨论，这样的扭曲解读并不公平。最初提出区分「北方」游牧民与「南方」绿洲农耕民的天山—锡尔河线，注意到中亚「南北」关係的，毫无疑问地就是松田本人。

在《史学杂志》（一九七三年）的〈回顾与展望〉裡，我曾经与梅村坦共同主张，因为「以东西交通、南北对立、南北共存等的角度来探讨内陆亚洲史的看法已经过时了」，所以「今后的内陆亚洲史研究要打破东西交通或是南北对立这样的外在视角，以各个地区或民族『与东西南北的交通和对立』作为立足点，从内侧来建构那个地区以及民族本身的历史，应该朝著这个方向前进。」这时的主张和间野在那之后的新书版提出的观点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间野所说的「南方」是中亚内部的绿洲农耕民，可是以松田为首的我们所说的「南方」更加广阔，是并列于整块欧亚大陆「南方」的大农耕文明圈。

若重複间野主张的要点，就是对中亚而言，重要的是北方游牧民与南方的农耕、都市民，连结东西的丝路商人等的存在没有太大的意义，将中亚史从东西交通史独立出来，描绘成「已完结的一个小世界」。而且，他提出的有力根据之一是中亚出土的古代回鹘文书，说明：「回鹘王国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是农民，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明确存在的从事东西贸易的『绿洲商人』。」可是，这显然是对事实的误判。

回鹘文书的反证

早在间野说发表以前出版的佛教、摩尼教相关的古代回鹘宗教文书（尤其是序文或后书）或世俗文书裡面，都有不少资料显示出回鹘人的商业活动。

例如某位佛教徒的忏悔文内容当中，就有这样的叙述：「弟子乌托雷托，从前世到今生，在寺院、僧房或洁淨的地方，因为私情或没有羞耻心，做了不该做的事，出借、使用寺院所属的财物却没有归还，或是做生意时矇骗重量、长度、分量，少给却多拿……（中略）……一村又一村、一国又一国，作为密探四处游走，如以上所述，我累积了许多罪孽和恶业，现在弟子诚心忏悔一切。」

还有，古代回鹘语的世界级权威茨默（P. Zieme）在一九七六年发表的德文论文〈关于高昌回鹘王国的商业〉裡面引用到：「如果某位贵族的子女想要旅行到远方做买卖的话，对望眼欲穿的商品产生渴望（以下缺）」等的佛教文本，另一方面也提到了包含未发表的书信，有相当数目的商业关係文书。正是现在，我们从古代回鹘文书裡面发现了包含大量书简的商业文书资料，不只是其中已经公开的一部分（参照森安一九九七《岩波讲座世界历史》所收论文），当然在同样从东土耳其斯坦各地（吐鲁番、焉耆、尼雅、于阗、库车等地）或是敦煌出土的佉卢文（Kharosthi）文书、粟特语文书、藏语文书裡面，还有近年西土耳其斯坦出土的巴克特里亚语文书裡，也陆续发现了显示丝路实际商业情况的直接史料。今后，透过站在学界最前线的研究者们对这些史料进行文献学的分析，将会一一解明事实，证明丝路贸易在近代以前的欧亚大陆深具历史的重要性，这一点我可以很有自信地断言。

若是以我自身的研究成果来说的话，我之前已经发表了一篇题为〈蒙古时代吐鲁番盆地内七克台的回鹘人佛教社会〉（Takao Moriyasu,“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Ciqtim in the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的英文论文，列举相关事例，证明以农业为生活基础的古代回鹘人，也同时和远地的商业贸易有著密切的关係。因为该文比本书探讨的时代还要晚，无法在这裡做介绍，但是至少在前近代中亚发现到这样的事例，对研究近代中亚史的专家而言，是无法漠视的。

环境史的视点

就我个人而言，认为以上所述就足以完全驳倒以间野为首的「反丝路史观」，不过其实从别的方向也提供了理论掩护。那就是妹尾达彦对于农牧接壤地带的见解。妹尾採用环境史的观点，为以唐代为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都市史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他的主张可整理如下：

在思考欧亚非大陆的都市形成与发展之际，必须注意到生态环境形成的界线。在欧亚非大陆上最大的生态环境界线，是横跨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界线的农业—游牧分界地带。其中最大的，就是在北纬四十度前后横贯东西、超过一万公里的带状区域；以地球规模来看就像东西走向的一条线，不过在欧亚大陆东部，其宽幅则是达到一百公里到三百公里。当然，这条界线也会受到地球年平均气温高低起伏的影响，随著游牧民南下或农耕民北上等情况，在历史上纵跨南北数百公里移动，所以这个模式图总是仅供参考而已。前近代欧亚大陆的都市，大多是在将生态环境概分为南北的农业—游牧分界地带的南缘，邻近容易取得水源的地方。不只如此，这个农业—游牧分界地带与南缘地带合起来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南北物产交易的高度商业化地区，连结起这裡发达的各都市间且横贯东西的陆路，就是欧亚大陆的主干道——丝路。

以上是妹尾说的要点整理。虽然他似乎把丝路单纯理解为绿洲之道，并不包括草原之道，对于这点我个人有所疑虑，不过其他以外的论点则是全面认同。

在世界史的重要性

的确，在一九八〇年播放的NHK特别节目《丝路》裡面，贯穿全篇的丝路印象是「东西」交流与「文明通道」，漠视了当地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如果对当地出土的多语言文书加以解读，并且进行精密分析的话，那麽前辈学者们使用汉文史料、波斯语、阿拉伯语史料等所谓中亚「外缘」残留的史料，费尽苦心论证的丝路贸易及语言、宗教、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形，便能够如实地勾勒出来。随著这些被埋没在当地极度乾燥的砂砾底下或石窟裡面的一手史料重见天日后，现在可以确认当时中亚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人类活动，不管如何都与丝路密切相关。因此，直到蒙古帝国时代为止，中央欧亚的丝路的重要性是丝毫不容置疑的。

进入近代，西欧列强的备有枪砲火药与罗盘的远洋海船，透过「海洋之道」称霸世界，于是内陆亚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开始降低。诚如佐口透所言，即使在近代，通过内陆亚洲的国际贸易由于有俄国与清朝间的贸易盛况支撑，总量甚至凌驾了近代以前，可是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仍然远远不及「海洋之道」。也就是说，通过内陆亚洲的贸易绝对量虽然有增加，可是在世界贸易量整体裡面，地位相对低下，因此内陆亚洲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不论经济面也好，文化面也好，都逐渐降低。

近代的东西土耳其斯坦居民，大多数都已经变成农民。即使在前近代，丝路贸易是商队携带奢侈品移动来进行的远距商业，与各地区内的定期市集等自成一体的日常生活程度的交易是截然不同，鲜少和一般农民产生直接关联。因此，丝路贸易对在地的居民而言并不重要，可能会有这样的评论吧。但是，我认为商队的通过及停留应该也会刺激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不会做出这种评价。

相反地，当我们将焦点放在七世纪前半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当玄奘通过典型丝路商人的根据地——索格底亚那时，他亲自见证了「力田（农业）逐利（商业）者杂半矣」的事实。不只如此，他还说「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我们并不是在说中亚史裡面的农民并不重要之类的，而是在前近代世界裡，作为第三级产业的商业就占了百分之五十是很不寻常的，可以说这裡面存在著某种特殊性。

近代以后，军事力的核心从骑马军团变成了枪砲，贸易的主要路径也从「绿洲之道」和「草原之道」转移到「海洋之道」，于是中亚硬生生地被拉下世界史的大舞台，以后的中亚史在论述时就成为多数的区域史之一，因此可以理解近代中亚史研究者对于作为雅称的丝路甚至会感到彆扭。我并非否定区域史的意义，例如日本平安时代史的研究完全不会输给中央欧亚史的研究，但是，平安时代的日本仅仅是接受同时代的亚洲大陆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扮演了与世界史直接产生关连的重要角色。

苏联瓦解后，中亚再度受到世界瞩目；可是，自帖木儿帝国灭亡以后的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中亚史，并未跳脱区域史的框架太远。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中亚史即使是区域史，不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哪一方面，都不是世界史的中心。先前，我把丝路地带定义为「前近代的中央欧亚」，这是因为探讨近现代的中亚或中央欧亚的状况时，并不适合用丝路这个术语，也不希望大众媒体任意使用例如「丝路在现代复甦」这样的概念。

欧亚大陆史的时代区分

在本书，虽然也使用源自西洋史的概念，用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的术语来区分时代，可是这些并无法直接对应到亚洲史。以中国史而言，从唐末到五代、北宋是所谓的「唐宋变革期」，要视为古代进到中世的转换期，还是中世进到近世的转换期？这个问题在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引起激烈论战。但是，从西洋史诞生的概念要扩及到整个世界史终究是有难处，所以我认为没有什麽意义。儘管如此，汉帝国与唐帝国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所以我不认同将两者含括在相同的古代帝国范畴之内。要说日本史的飞鸟、奈良、平安前期被称为古代，所以将同时代的唐朝也列为古代，这是很奇怪的道理。另一方面，若是规定法兰克帝国与唐帝国同属于中世的话，西欧史对于中世的暗黑印象又无法套用在灿烂辉煌的唐帝国身上，因此也不恰当。

虽然现在是迎接脱离西欧或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观束缚的时期，可是古代或者中世之类的术语作为普通名词来使用很方便，因此即使在本书也会经常出现，作为指称某个文明圈或民族相对古老的时代或是中程时代般的暧昧用语。只是，在此必须事先说明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同时必须依照各专门领域的惯例，例如中世波斯语比古代土耳其语最早的例子还要古老，所以也会出现古代和中世的用词逆转的现象。

虽然本书的目标是跳脱西洋中心史观，可是当西欧各国的大型船隻驶出大海「发现」新大陆，透过军事力扩大殖民地实现称霸世界的伟业，甚至军事力的重心从欧洲移往美国的结果，到了现代就形成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席捲世界各地，这样的历史潮流是无法否认的。故此，以十六世纪为分歧点，在那之前的悠久时代统称为前近代或近代以前，以便与近代以及近现代做区别。意即，本书所正式採用的世界史的时代区分用语就只有这个而已，一般说来，西洋史的古代、中世就会对应到本书的前近代吧。

关于中亚史的时代区分，羽田亨提倡了雅利安人时代与回鹘人时代的两大区分。然而，这个始终是以近代以前的东西土耳其斯坦与天山北路为对象而已。间野英二沿袭羽田说，把整体的中亚史稍微放宽，分为三个时代：Ⅰ 雅利安人时代（西元前五千年至西元前七世纪左右的史前时代，与之后直至九／十世纪左右为止）、Ⅱ 突厥人—伊斯兰时代（九／十世纪至十八／十九世纪）、Ⅲ 近现代（二十至二十一世纪）。

对强调伊斯兰化的质疑

对于间野的时代区分，大致上我也同意，可是并非毫无疑问，因为这个时代区分的观点过于西侧，意即从伊斯兰方面的角度出发。东土耳其斯坦整体完全变成土耳其—伊斯兰世界是在蒙古帝国灭亡之后，也不过是从十五世纪开始的。可是，间野却从九／十世纪开始就定义为突厥人—伊斯兰时代，也太过倾向伊斯兰中心主义，只从西土耳其斯坦的角度来看中亚而已，不是吗？

唐帝国的建立与伊斯兰的崛起同样发生在七世纪，是欧亚大陆史上的大事件；不过，伊斯兰教直到本书的主角唐帝国末期为止，都没有跨越帕米尔地区。唐代的丝路东部地区，亦即东土耳其斯坦—河西走廊—华北北半部、北方的准噶尔盆地—蒙古高原、南方的西藏—青海，不管是哪个地区，基本上都是佛教世界，那裡只有摩尼教在回鹘人的军事力背景下出现某种程度的渗透，还有景教（基督教的一派）、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锦上添花，可是与伊斯兰教几乎是完全无缘。的确，虽然可以确认到在海路的玄关广东有伊斯兰教徒的居留地，长安也有伊斯兰教徒的使节来访等，可是在唐代一般广泛分布的大宗教是儒教、佛教、道教这三种宗教，西域特色的稀有宗教也是只有摩尼教、景教、祆教，所谓的三夷教而已。

《唐文粹》卷六十五的舒元舆撰〈重岩寺碑铭〉裡记载：「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他为了夸示佛教寺院的为数之多，用摩尼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寺院的稀少来衬托，而后来汉语所指的清真教或回教——亦即伊斯兰教，在排名上还摸不著边。与做为大众宗教的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不同，祆教是不向异民族传教的伊朗系民族宗教，完全不被汉人所接纳，所以在中国的信徒极为少数，但伊斯兰教徒的数目却还要更少。

在坊间，有一说认为回教是指由「回鹘＝回回＝维吾尔」民族传来的宗教，这完全是假的，可是到现在依然流传著。本来「回鹘（维吾尔）」与回回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唐代的「回鹘」人从信仰萨满教的阶段突然改信摩尼教，十世纪后半以后改信成为佛教徒的也有增加的趋势，而成为伊斯兰教徒，不过是在蒙古帝国崩坏后的十五世纪以后的事。

根据间野的说法，中亚的范围是从本章开头介绍的广义中亚即内陆亚洲开始，但是不包括内外蒙古、西藏的地区。他的理由是，蒙古、西藏在近代以后是佛教世界，必须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有所区别。然而，欧亚大陆的历史，一方的主角是中央欧亚草原部的游牧民，另一方的主角在认定上，则不只是中亚的绿洲农耕民，还包括了位在欧亚大陆整体南侧的大农耕文明圈的农耕与都市民。我们的立场是透过两者间从不间断的紧张与友好关係，探索欧亚大陆史的动力，所以实在无法理解为什麽要把游牧民活跃的内外蒙古和西藏从中亚史移除。这裡恐怕也是因为把重点放在伊斯兰的缘故吧！在概观整个中亚史时，过于强调伊斯兰化，就会轻易忽略了欧亚大陆东部到西藏的佛教文化圈的存在，从而出现不协调的情形。

对世界史时代区分的新建议

那麽，在此谨提供我个人对世界史时代区分的建议。虽然有说法指出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六百万到七百万年前，可是我们智人的历史顶多就只有二十万年左右，最后终于在一万一千年左右前发明农业之后进入历史时代。以往的世界史也深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总是会以生产力为中心来探讨。换言之，就是农业地区中心、农耕都市文明中心史观。但是，我把焦点著重在军事力与经济力（粮食生产力、工商业和能源）上，以及背后的情报蒐集传达能力。

世界史的八个阶段：

①农业革命（第一次农业革命、以及较晚的家畜革命）：约一万一千年前开始

②四大文明的登场（第二次农业革命、车辆革命）：约五千五百年前开始

③铁器革命（较晚的第三次农业革命、马战车的登场）：约四千年前开始

④游牧骑马民族的登场：约三千年前开始

⑤中央欧亚型国家的优势时代：约一千年前开始

⑥火药革命与海路带来的全球化：约五百年前开始

⑦工业革命与铁道、蒸汽船（外燃机）的登场：约二百年前开始

⑧汽车和飞机（内燃机）的登场：约一百年前开始

我认为世界史的大潮流大致上可区分为以上的八个阶段，为了使其特徵能够与中央欧亚史和世界史连动，而设了④「游牧骑马民族的登场」与⑤「中央欧亚型国家的优势时代」这两个时代区分，而⑥火药革命，即杀伤力高的枪砲登场与⑦工业革命以后，人类进入机械化文明时代，可是也才五百年不到而已。在那之前的两到三千年间，最强的军事力是什麽？最快的情报传达手段又是什麽呢？答案就是马，就像作为机械化文明根基的动力，其表示单位至今仍留存著「马力」（horsepower）一词。培育优秀的马，善于骑马射箭的集团，也就是骑马游牧民族，堪称地表上最强的军事集团。不只是农业生产力，马的军事力、情报传达能力与丝路商业带来的经济力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评价，才能够真正理解前近代的欧亚世界史。

九到十世纪可视为广义的中亚史及中央欧亚史的一大转换期，这点我与间野抱持相同意见。但是，我把那个时代——即游牧民把草原作为根据地的同时，也支配了包含农耕地带或都市的地区，这样的中央欧亚型国家（若用稍微过时的用语是「征服王朝」）成立的时代及其定位，视为欧亚世界史的一大转换期。当然，这种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完成体就是蒙古帝国，之后的继承国家有帖木儿帝国、鄂图曼帝国、蒙兀儿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清帝国。

因此，从中央欧亚的立场来做时代区分的话，以十世纪前后为界，在那之前称为中世，之后称为近世，十六至十七世纪开始称为近代，应该也可以与全球世界史产生连动，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这样主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