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观园 > 野史传说 > 历史评论

粟特人的登场——粟特人的社会与商业

历史大观园 历史评论 2020-06-14 17:31:48 0


粟特商人的记录

粟特经济的基础虽是农业,但进入西元第一个千年之后,粟特人的事业裡面最突出的非商业莫属了。汉文史料也好,伊斯兰史料也好,也都特别记载了这一点。首先,从汉文史料来看,韦节在隋炀帝的命令下,与杜行满一起作为使节被派遣到西域,并写下《西蕃记》这本游记。裡面他在粟特地方留下足迹,报告内容值得信赖。遗憾的是,《西蕃记》整体都早已散佚,所幸中唐的文人政治家杜佑所著的《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裡有引用,留下这一段文章:

康国人并善贾(经商),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

不只如此,在《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的项目裡,记载更为详细:

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鬍鬚)。丈夫(男性)翦髮(剪短平整的髮型)或辫髮。其王冠毡帽(毛毡製的帽子),饰以金宝。妇人盘髻(大髮髻),幪以皁巾(黑绢头巾),饰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冰糖)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粟特字母粟特语)。善商贾(经商),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进出)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中略)隋炀帝时,其王屈朮支娶西突厥叶护可汗女,遂臣于西突厥。

至于伊斯兰方面的史料,时代则是稍微往后,十世纪波斯语写成的《世界境域志》裡面,摘录自「河中地区(Transoxiana)与其都市的项目」,引用如下:

这个地方的东边是西藏的边境,南方是与呼罗珊(Khorasan;今伊朗东部及北部)的国界地带,西方是与古兹人和葛逻禄人的边境,北方也是葛逻禄人的边境。这裡辽阔繁荣,是非常舒适的国家,位居土耳其斯坦的入口,商人们的聚集地,居民相当好战,为了信仰而成为主动积极的战士,是弓箭手。

撒马尔罕广大丰饶,是座非常舒适的城镇。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此云集,有市街区、城塞和郊外,市集的屋顶有(纳凉用)水流经过的导管。在撒马尔罕,建有被称为「耨沙喭」(听众之意,指摩尼教徒)的摩尼教徒的教会。撒马尔罕生产纸和麻绳,纸输出到世界各地,布哈拉河(泽拉夫尚河)流经撒马尔罕的城门附近。

虽然本书成书于十世纪的后半,但是伊斯兰地理书经常是吸收过往时代的书籍或史料编纂而成的,因此十分值得我们留意。从河中地区东邻西藏(吐蕃)这一点来看,应该是反映了九世纪前半吐蕃帝国到达鼎盛时期的情势吧。即使如此,从这篇内容看来,很容易推想出九到十世纪的索格底亚那作为远距商业的中心地,繁荣一时的景象。

从书简看远距商业

另一方面,粟特人本身留下的文书即所谓的粟特语《古代书简》,也显示出兴盛的远距商业活动。这是一九〇七年英国探险家M.A.斯坦因在敦煌西方属于旧玉门关遗迹群的一部分的烽火台遗迹发现的,包含五封几乎接近完整的书信和其他断片。关于这些书简的年代有各式各样的论点被提出来,不过现在大概是以三一二到三一四年的看法最为确凿无疑。这些是当时来到河西至北中国的粟特人,为了将关于中国的政治情势或是商业伙伴与家族等的各种消息,传回粟特本国或者是居住在本国与河西中间的楼兰等地的粟特人聚落的家族或伙伴而写的书信。裡面提到的商品有金、胡椒、麝香、樟脑、胡粉(铅白)、绢织品、毛织品、麻织品类,货币单位是秤重的白银与中国的铜钱。还有,有封书信的信封是绢製的,这些书信似乎是由通过丝路的商队带往西方的楼兰或索格底亚那的途中,在敦煌西方遭遇事故之类的,连同邮袋整个被丢弃或者是被官兵没收了。

粟特人的登场——粟特人的社会与商业

M.A.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原籍匈牙利。曾经于1900年至1931年进行了四次著名的中亚考察,其考察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期间取得大量佛教文物。

五封古代书简裡面的第二号书信是粟特商人奈伊凡塔克从河西的某处(旧说为酒泉是错误的,姑臧或是金城的可能性较大)要寄给撒马尔罕的生意伙伴,大概也是亲戚一员的瓦尔札克。根据书信内容,奈伊凡塔克一面以从敦煌、酒泉横跨姑臧(凉州)、金城(兰州)的河西走廊一带作为直接的经商区域,一面派遣伙伴或是雇人到中国本土做生意。而且,他对于五胡十六国时代初期的洛阳、邺、长安的政治情势,尤其是伴随「永嘉之乱」发生汉人与匈奴(Hun,匈人)的争斗、饥馑、掠夺或放火等引起的混乱,三一一年皇帝(西晋怀帝)要逃出洛阳等均有提及,同时关于自己的生意伙伴或是麝香等商品的消息也很详细地传达。甚至,他还考虑到了在中国内地一百名撒马尔罕出身的自由人或在洛阳的印度人、粟特人居留区消灭一事,连寄放在本国亲戚那边的资金要如何运用都有指示。

顺带一提,依照这封要送到撒马尔罕的第二号书信,证实匈奴被称为匈人(Hun),这点是很重要的。还有,第一号、第三号书信是从敦煌可能要寄到楼兰的,而第五号书信被认为是从凉州寄出的,由此可窥知作为粟特商业网络的一环,连结粟特人殖民聚落的邮递制度已经存在了。

专营奢侈品的丝路贸易,为了避免高价商品在运输途中遗失、蒙混数量、以高级品掉换低级品等的各式各样的损失,一般在商品上会随附书信。比方说商品的品质和数量,或者是託给哪个商队的成员来运送等的情报,都会填写在上面。若是有在商品的包装袋外用封泥封缄的情况,就在书信裡告知封泥的形状。近年,陆续从粟特人的墓葬等遗迹发现附有宝石印章的戒指,上面阴刻著各种图案。将印章压在泥团上就成了独特图案的封泥,还有将印章沾上朱砂印泥按压在纸上,就可以透过书信传达同个图案给收件人。像这样子,最初期的书信只是单纯作为商品的发货单(invoice),之后的功用不只如此,自然地逐渐开始进行个人消息的传达。甚至,即使没有商品的情况下,光是独立寄送书信的构想也出现了。如此一来,往来于丝路的马和骆驼商队,也就成了邮递制度的旗手。即使商品或书信需要长程移动,并不意味著负责搬运的商队或商人也要进行长程移动,若考虑到必须熟知地形等的各种条件,在网络上几个交叉口之间来回的短程以及中程移动的情况,实际上是比较多的吧!

称价钱文书与史料残存的偶然性

足以显示粟特人在四到九世纪的丝路东部是远距贸易主角的,除了《古代书简》之外,还有从吐鲁番、敦煌出土的汉文文书或者是壁画、遗物之中所发现的大量线索。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被称为「称价钱文书」的商业税资料,以及被称为「过所」「公验」的类似旅行许可证的文件,甚至还有买卖契约文书。关于旅行许可证、买卖契约文书类的,在下一章会提及,因此在这裡仅介绍称价钱文书(73TAM514: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文物出版社,页三一七~三二五)而已。

称价钱,所指的是唐朝进出西域以前,在吐鲁番盆地兴起的麴氏高昌王国的公营市场上,对秤重贩卖的高价商品课徵的商税。吐鲁番出土的称价钱文书,是在埋葬于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五一四号墓的女性木乃伊所穿的葬送用纸製鞋分解之后发现的。虽然是断片,可是内容如实传达了六一〇至六二〇年左右课税、徵收的事实。回收的残存部分有徵收商税的官府(官方仓库)每隔半个月的统计资料,总计大约一年份;出现的商品有金、银、铜、鍮石(黄铜矿)、绢丝、香料、鬱金根(薑黄)、碯砂、药、石蜜(冰糖),而商税一贯是用银钱缴纳。

不只如此,在这份课税簿残片中登场的大约五十名商人裡面,粟特人就占了八成以上,分为买家和卖家的三十三件买卖裡面,就有二十九件是粟特人参与的,这项事实令人感兴趣且很重要。以库车(=龟兹)特产的药材——碯砂(参照森安二〇〇四年的论文)为例,除了有一件卖家是库车人、买家是粟特人以外,其他五件的买家、卖家都是粟特人。也就是说,粟特商人之间进行买卖的例子非常多,明确印证了粟特商人几乎是独占当时的丝路贸易,同时也显露了丝路贸易是中继贸易的实态。在这层意义上,偶然留下的本文书是相当珍贵的史料。然而,绢织物、奴隶、马、骆驼等虽然是高价商品,不过是以重量以外的基准来计算,当然就没出现在本文书裡面。

可是,吐鲁番、敦煌出土的世俗文书裡出现的粟特人,大半都是农民、工匠、士兵,商人的身影并没有很醒目,以及在中亚出土的文书裡,几乎所有居民看起来都是与丝路贸易无关的农民,所以就有人认为丝路贸易对中亚—绿洲的当地经济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然而,这是没有考虑到偶然出土的文书特性,才有的肤浅议论。重点是与史料论有关的问题。就我而言,不管是在索格底亚那本土或是粟特人聚落,从事农业者占了大多数,当地居民有很多都是依赖农业过活,这是理所当然的。前往粟特人聚落的移民应该也包含了农民和工匠,在农地有限的中亚,如果绿洲农业没有稳定的粮食供给基础,就没有商业发展。若有一定程度以上的人口,当然就需要生产衣服、居住、生活用品的工匠,在这样的粟特移民聚落裡,粟特商人以家族为生活基盘,在短到中程的距离裡面不断地从事商品的中继贸易,结果就形成了长程移动的交通系统,即粟特网络。

远距交易的繁荣是伴随著商队的频繁来往,商队若移动,在经过的许多地方必须缴纳通行税,支付下榻旅馆的住宿费、餐费等,当然也有助于活络当地的经济。很多客人投宿旅馆的话,就需要各式各样的粮食、薪炭、交换用的驮兽,提供这些的当地业者也因此受惠,而购买或是修理马具、包等旅行必需品的话,当地的工匠和小商家也有好处。虽然从史料状况来看,没有证据显示绿洲都市国家的大多数居民是「直接」参与丝路贸易的,可是要说丝路贸易对中亚史并不重要,这样导出的结论也未免太过单纯了。

商业立国的社会构成

在粟特人社会裡,自由人与非自由人有著严格的区分。从穆格山出土的约九十件文书,属于八世纪前二十五年的遗物,透过这些史料足以窥见粟特人在粟特本土的社会构成。

虽说这些穆格山文书也包含写在羊皮纸或柳枝(木简的替代品)上的物件,可是大多数是写在纸上。也就是说,在七五一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前,纸就已经在粟特本土流通了。虽然裡面也包括极为少数的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汉语的文书,其他几乎都是粟特语写成的,而其中出现表示社会身分的术语有自由人、商人、工匠、奴隶、俘虏、人质等的区别。

这裡看到的自由人,大概很多都是土地所有者,也有自己的武装,根据不同场合,也可以称为贵族或是武士的阶级,甚至推估自由人的比例是占人口的三成以上。在前述的古书简裡,把来到中国的粟特人称为自由人,由此可知商人裡面也有很多人是列为自由人的范畴内。士农工商的身分阶级是把商人列为最底层,这样的思想不只是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农本主义的唐代中国也可见到,即使是在与粟特同样为伊朗语圈的波斯萨珊王朝,商人也是社会的最下层,可是粟特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商人地位崇高,与圣职者不受重视,两者同样是粟特社会的显著特徵。工匠是否为从属阶级则不明朗,但是他们的作坊都附随在大宅邸的一隅,那些作坊大致上也兼做商店。

穆格山文书裡并没有出现农民,但是如同七世纪前半到当地旅行的玄奘所记载的「财多为贵,良贱无差。[中略]力田(农业)逐利(商业)者杂半矣。」农民当然是存在的。因为提到农民的玄奘记载没有贱民,所以应该不至于说所有的农民全都是奴隶,可是实际情形并不清楚。商人比例之高,正好反映了商业立国的粟特社会的实态,贵族裡面不只是地主贵族,也包括了许多商人贵族,或者是两者也许没有区别开来。

还有,穆格山文书裡有结婚契约文书,裡面有记载作为契约条件,夫妻双方若有一方希望离婚再嫁娶的话,支付规定的财产给对方就可以离婚;另一方面,即使因为犯罪失去自由成为奴隶,也与配偶和小孩无关,毋须背负连带责任。引人注目的除了女性地位高,同时由此可窥知奴隶的存在。

问题是军人,我个人推测上至贵族下至奴隶身分,军人可能无所不在。穆格山出土的盾上面,描绘著令人联想到贵族的骑马战士。丝路贸易是行走于草原或沙漠的路径上,而且是运送高价商品,因此遭遇山贼或被掠夺的危险性极高。因此,商队通常不是少数人,而是由庞大的人数所组成。那个时候,除了参加商队的商人本身也会武装之外,一定也伴随著做保镳的专业军人。像这样子作为商队随行的军人,作为贵族或富有大商人的私兵,在粟特社会似乎很多是属于半从属以及奴隶身分的军人。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http://www.historyhots.com/ysxl/lsxh/6926.html

留言与评论(共有 条评论)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