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的登场——前进东方

商人与武人的两面性

粟特人的重要性不只在于商业面，实际上在军事面也不可小觑，甚至应该给予过去没有预想到的积极评价，而最近这样的看法已经逐渐固定下来。如上所述，丝路贸易原本就是奢侈品贸易，运送高价商品的商人集团用马或骆驼组成商队，因为是行经草原或沙漠路线，遭遇山贼或掠夺的危险性相当高，因此经常需要武装。暂且不论个人的情况，作为集团来看，远距商人与武人是一体两面。最早在三世纪的三国志舞台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粟特人集团了。根据《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或是《册府元龟》卷二一七，二二七年蜀吴计画联手共同夹击魏，诸葛孔明欲率领蜀国大军北上时，在刘备殁后继位为帝的刘禅下了诏书，裡面有下列这一段：

凉州（这裡指的是广义的凉州，即河西地区整体）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馀人诣（蜀帝刘禅及诸葛孔明的）受节度，大军（蜀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作为援军加入），（如果战争开始就）奋戈先驱。

虽说是魏、吴、蜀三分天下，割据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在半独立状态的诸国王，见此时情势也纷纷向蜀国靠拢，而不是魏国。因此，诸国王打算派遣自己支配下的月支，即月氏或康居人，分别由异民族的二十几位领导人（胡侯）统领。从名字来判断，率领月支＝月氏军团的是支富，率领康居，正确应该是康国（撒马尔罕）军团的是康植。月支＝月氏是指移居西土耳其斯坦之后的大月氏，抑或是残留在原居住地河西地区的小月氏，不管哪一个都很难确定。但是，主要经由绿洲之道从事丝路贸易的粟特商人的先驱者，是贵霜王朝时代的印度商人和巴克特里亚商人（「sart」〔商队〕这一词，是从印度语经巴克特里亚语再传入粟特语的）。因此，这裡的月氏或许可视为大月氏的巴克特里亚商人。顺带一提，有一说法认为粟特人是受到匈奴的压迫而从河西往西迁的月氏后裔，现在仍然出现在概论书裡，但是这完全是错误的。

虽然时代已经来到初唐，不过在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发现的粟特人墓，出土的「何府君墓志」裡，记载墓主人是「大夏月氏人也」，因此月氏或许也被包含在广义的粟特人当中。异民族的领导人（胡侯）多达二十几人，所以大概是康国（撒马尔罕）以外的粟特诸国，例如安国（布哈拉）、史国（羯霜那）、何国（屈霜你迦）、曹国（劫布呾那）、石国（塔什干）等地来的粟特人集团，应该也有从东土耳其斯坦诸国来的于阗人、喀什人、龟兹人、焉耆人、楼兰人等民族吧。

因为前揭的史料完全没有写到胡侯是商人，所以若把胡侯视为武装商人的首领，这样的看法可能也会引起质疑，但是无须担心。原因在于刚好就在同个时期，曹魏的太和年间（二二七至二三三年），在《三国志》卷一六〈魏书．仓慈传〉裡描述了仓慈担任敦煌太守时的善政情形，如下：

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中国本土）贡献，而（敦煌的）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仓慈赴任之后）皆劳之。欲诣（魏国首都）洛者，为封过所（发行国内通行证），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送到途中），由是民夷（汉人与胡人）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在西域各地的中国官府）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

最后的特殊哀悼仪式（汉籍称为剺面）是草原游牧民之间熟知的习俗，但是在绿洲地区的话只有粟特诸国和库车也可通用。从这篇仓慈传的整体内容可以得知，大量西域商人朝著敦煌而来，甚至往来于敦煌和洛阳之间，当然从敦煌前往洛阳方面的通道即河西走廊一带，也可推测有相当多数的西域商人流入沿途的各个都市裡。上面引用文的「贡献」是朝贡之意，但不管是贡献也好朝贡也好，不过是外国商人为了进入中国而经常使用的名义而已，实际上跟贸易没有两样，这几乎成为学界的常识了。

将先前的引文与这篇引文两者合起来考虑的话，像支富或康植这样的胡侯，既是分散在河西地区的西域商人集团的首领，同时一旦发生紧急状况，肯定也能够成为充分武装的军团首长。根据先前的引用内容，河西诸国王与蜀国皇帝之间，应该事先讲好了军事合作的计画，而这样的行动背后存在著佈满情报网的商人集团，这是相当有可能的。洛阳是指魏国的中心部，在河西诸国建立起殖民聚落的粟特商人以及西域商人，不顾已经与三国曹魏之间有通商关係，也打算与四川的蜀国结盟，应该是基于扩大商业圈的盘算吧。如果顺利的话，不只是蜀国所在的四川，甚至可以把触角延伸到吴国的根据地江南。

在外交、政治上也很活跃

粟特网络不只是商业网络，也被活用于作为外交通道。以下介绍六世纪前半酒泉（肃州）的安氏集团裡的两位人物的事蹟。

首先是安吐根这号人物，他们家从曾祖父的时代就定居酒泉，原本都表明自己是「商胡」，可是北魏末期，他作为北魏的使节被派遣到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游牧国家蠕蠕（＝柔然＝茹茹）。一直以来，北魏与柔然被认为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而柔然也被编入南朝方面的世界战略裡面来对抗北魏，成为高句丽—柔然—高昌—吐谷浑—南朝—百济—日本这样的一大连环将北魏包围起来，这种看法似乎是很有力的，可是在北魏末期的六世纪却未必如此。根据后藤胜的考证，安吐根似乎被即位初期与北魏关係亲密的柔然可汗阿那瓌（在位五二〇～五五二年）看中他的文书行政能力，延揽至草原的宫廷内。阿那瓌对文书行政的重视，从他留住同个时期从北魏来的使节淳于覃，擅自任命为秘书官黄门郎一事也可窥知。过了几年后的五三四年，阿那瓌想要趁北魏最末期的混乱入侵而派人勘查，所以派遣使节到北魏，那时安吐根想要讨些好处，于是向北魏握有实力的高欢通报了柔然计画攻打北魏的内幕。

五三四年底至隔年五三五年初，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柔然处于外交的优势，安吐根不是与接近自己根据地河西的西魏要好，反而是与比较远的东魏气脉相通。因为安吐根从前年开始就已经和高欢打好交道，由此可知他掌握了完整的情报网，预料到北魏的实权迟早会移交到高欢的手上。像这样子有政治上的远见，如前年不顾生命危险把柔然的国家机密传达给敌方，背后一定有他推心置腹的商人集团做他的眼线在暗中协助。果不其然，北魏一分裂，高欢在实质上成为东魏的支配者，其势力也远远胜过西魏。

之后，安吐根积极推动东魏与柔然的联姻和亲，在五四一年成功促成。之后两国也靠著好几层的政治联姻来相互牵绊，而安吐根也与这些联姻有关。其间，他本身也好几次跟随柔然的使节来到东魏，那时候他不只是协助柔然人的正使，运用粟特语跟汉语进行实质上的交涉任务，应该也发挥了作为商胡的本领吧。而且，他大概是指使手下的粟特人，把商品从柔然运送到酒泉，游走在河西地区、蒙古高原、东魏所在的北中国东部，持续展开商业活动。

上述的推测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在青海地区建国的游牧国家吐谷浑，从北魏时代开始就扮演著促使北方柔然与南方南朝结盟的媒介角色，可是在北魏分裂后，立即与邻接的西魏／北周交恶，反而倾向与较远的东魏／北齐缔结友好关係。那时候，往来于吐谷浑和东魏／北齐之间的使节或商队，就像《北史》〈吐谷浑传〉裡所记载的：「假道蠕蠕，频来东魏。」不得不依赖往北经由柔然到东魏的路线。在这样的国际情势当中，五五三年发生了一起大事件。

提到五五三年，是东魏将帝位禅让给高欢之子建立北齐王朝的三年后，也是西魏终于从南朝梁手中夺取四川，断绝吐谷浑与南朝来往之年。还有，柔然也到了寿终正寝的时期，取而代之的是突厥开始称霸漠北。吐谷浑恐怕是赌上国家兴亡的命运而派遣正式使节团兼商队的浩浩荡荡一群人到北齐，一切都很顺利地完成任务，却在归国途中不慎中了西魏凉州刺史史宁的情报网所设下的埋伏，于是在凉州西方的赤泉遭遇袭击，包括身为吐谷浑高官（僕射）的乞伏触扳与将军翟潘密在内，「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一同被俘虏了，那个时候还夺取了「杂彩丝绢以万计」（《周书》〈吐谷浑传〉）的财物。假设绢一匹以十万圆计算的话，也就十亿圆了，可以想像商品的价值是如此昂贵。

从北齐返回吐谷浑的商队原本要避开西魏的领土，绕道北上经过蒙古高原前往河西，再进入吐谷浑的根据地青海地区。可是，一定是要在河西走廊的赤泉不得不躲避西魏的耳目而横渡时，不幸地遇到这个灾难。当然，这不是单纯的运气不好，而是国家战略被识破了。然而，有两百四十人的粟特商人也参加这一趟吐谷浑的商队，透过这个事实，不只是对他们兴盛的商业活动留下强烈的印象，也足以窥见粟特商人也参与了外交事务。顺带一提，从将军翟潘密这个名字来判断，他不是吐谷浑人而是粟特人，如果真的证实了，就表示粟特人在很早以前就兼具商人与武人的两面性，而这个例子就能够成为贵重史料。

这裡再度把话题拉回安吐根身上，身处位在蒙古高原、连结东魏与河西的柔然，在外交上或商业上都很活跃的他，之后在柔然的宫廷内好像不太顺遂，最后归顺了东魏。于是，他与高欢的关係更加紧密，同时也受到其继位者的恩宠，五五〇年北齐取代东魏之后，他节节升官，做到假节凉州刺史和开府仪同三司的高阶官位。在北齐时代，他与同样是西域商胡的家世、受到武成帝、后主父子以及胡太后宠任而专权跋扈的和士开之间展开激烈对立，而留名历史。

根据岩本笃志的研究，像这样子以安吐根、和士开为首，在掌握河北、山东等绢丝特产地的北齐裡面落地生根的粟特人极其众多；他们跳过北周，直接跟西方结合，使得之后表示统治困难的代名词「齐俗」蔓延开来。「齐俗」是偏离中华农本主义的重商主义，往坏的方向发展就是变成容许贿赂横行的拜金主义，但是也不应该一概否定。反过来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齐俗」与玄奘、韦节等汉人看到的粟特本国的风俗有类似之处。可以说，当这种前近代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活力与骑马军团的军事力结合时，就诞生出了突厥、隋、唐、回鹘这样的强大帝国。

中国的王朝交替图（南北朝～隋唐时代）

西魏的正式使节——安诺槃陀

出现在外交网络的另一位有名的粟特人，是被称为酒泉胡的安诺槃陀。突厥位于蒙古高原西部阿尔泰一带，长久以来屈就在柔然支配下，在西元五四五年终于开始展现出独立气势，而握有西魏实权的宇文泰任命安诺槃陀为正式使节团的首长，出访希望与中国有直接丝绸贸易关係的突厥。对此，突厥方面相当欢迎：「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周书》〈突厥传〉）

酒泉位于西魏中心部与阿尔泰一带的正中间，所以选择任用以这裡为根据地的粟特人为外交使节是很自然的事，但原因或许并不只如此。根据护雅夫的推测，很有可能是因为粟特人也已经进入了突厥的内部。当然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应该也有不同的看法。安诺槃陀与前面的安吐根同样是出身酒泉安氏，而且活跃时期也相同，因此推定两人各自所属的安氏集团之间应该是互有联络。若真如此，两集团的网络彼此连结，可以察觉出突厥要从柔然独立的政治情势，因此有可能是对商机敏锐的粟特人安氏主动接近突厥或西魏。远距贸易深受各地政治情势的左右，而且当时的北中国也好，游牧民方面也好，都处在动盪的漩涡裡，在酒泉的两个安氏集团会相互交换持有的情报，也是当然的。

虞弘墓出土的衝击

到目前为止，作为粟特人在外交管道的活跃例子，介绍了同样位在酒泉、由布哈拉出身的安氏集团的两位人物。接下来想要举酒泉以外的例子。

从突厥勃兴时代追溯约半个世纪以前，柔然可汗豆崘向隶属于蠕蠕（＝柔然）的土耳其系民族——高车的副伏罗部下令，共同攻打北魏。可是，副伏罗部的首领阿伏至罗反对，上奏表示希望中止攻击北魏，却没被採纳。于是，阿伏至罗率领部众往西迁移，在阿尔泰山脉与东部天山山脉之间独立建国，史称为高车国。自立为王的阿伏至罗在建国不久后的四九〇年，派遣「商胡越者」携带被视为外交使节证明的二箭（两支箭）奉贡以及信件到北魏的首都洛阳，为了主张独立的正当性，阿伏至罗在信上写道：「蠕蠕为天子之贼，臣谏之不从，遂叛来至此而自竖立（独立）。当为天子讨除蠕蠕。」（《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和以往的例子比较，这位被选为外交使节的商胡应该是粟特商人，而且根据吉田丰的复原成果，「越者」是粟特语经常使用的人名要素，意思是「奇蹟」，所以更加无庸置疑。

过去的北朝隋唐史学界具有强烈中华主义倾向，经常随口用「汉化」来一语带过，可是最后要介绍的，是虞弘墓墓主的经历，及其对「汉化」说带来的衝击。

虞弘墓石椁浮雕　出土于山西太原的粟特人虞弘之墓，是近年来考古的一大衝击性发现。

一九九九年在山西省太原发现虞弘墓，根据出土的墓志铭，虞弘的祖父是「鱼国的领民酋长」，但是他的父亲从鱼国进入茹茹（＝柔然）国，不只当到莫贺去汾．达官（柔然的官职），还曾经作为使节来到北魏。虞弘本身大概是在柔然国出生，以十三岁年少之姿被任命为柔然的莫贺弗（官职），奉君命出使波斯和吐谷浑国，也从事商队贸易到过远方。之后，他在担任莫缘（官职）一职作为柔然使者被派到北齐时（五五四年左右），因为两国关係恶化，就这样被强行留住，以后在北齐、北周、隋当官。他在北周时代，统领山西重要据点的并州、代州、介州的「三州乡团」并执掌「检校萨保府」，这可以作为探讨粟特人军事方面的明确证据。至于萨保＝萨宝会在后面叙述，这是和粟特人密切相关的术语。

虞弘的虞姓不包含在所谓的粟特姓氏裡面，父亲和本人是鱼国出身，要断定为粟特人可能会有疑虑，可是他的字「莫潘」是粟特语的「Mākhfarn」（月神之荣光），以墓的构造或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坛为首的各种纹样，与二〇〇〇年以后在西安陆续出土的典型粟特人墓——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比较的话，根本就毋须对这座粟特人墓有任何怀疑。也就是说，虞弘父子的履历和安吐根集团非常相似，这绝非偶然，应该是完全反映了当时粟特人的动向。

陝西史君墓石椁上的拜火教祭司图像

作为国际通用语的粟特语

这样一来，就不难推定粟特语在这个时间点已成为中央欧亚东部的国际语，在蒙古高原塔米尔河（鄂尔浑河支流）流域的「布古特碑文」（Bugut Inscription）与天山中部草原的「昭苏县石人碑文」的存在也可以佐证。两者都是突厥第一帝国（五五二～六三〇年）的正式纪念碑，不只是国内，也同时有周边诸国来的使者展示之意，于六世纪末兴建而成。然而，此碑文的语言不是汉语也不是土耳其语，而是粟特语。从被统称为「鄂尔浑碑铭」的突厥碑文可知，唐代七世纪末复兴的突厥第二帝国（六八二～七四四年）的公用语是自己固有的突厥语（古土耳其语的一种），相对于此，突厥第一帝国的公用语是外来的粟特语，读者或许会感到意外。但是，从《周书》〈突厥传〉裡的一句「其书字类胡」可以看出端倪，近年发现的布古特碑文、昭苏县石人铭文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昭苏县石人碑文

这个事实如实反映出粟特人对游牧国家的影响甚钜。根据护雅夫对汉籍、石刻碑文的分析，可知在突厥第一帝国裡甚至形成了被称为「胡部」的粟特人聚落，他列举包括史蜀胡悉、安遂伽、安乌唤、康鞘利、康苏密，这些为人所悉的大人物名字，以这些人为首的「群胡」（许多粟特人）在历代的突厥宫廷当官，他们把奸巧诡诈（当然是汉人方面的看法！）传授给纯朴的突厥人并与中国为仇，反观之，对突厥而言，他们则是在政治、经济、外交上担任对自己有利的顾问。

光凭现存的史料来看，为中央欧亚游牧民带来史上最初的文字文化的，不是斯基泰的波斯人或希腊人，也不是在匈奴的汉人，而是突厥的粟特人。但是，在突厥以前，即使是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或是以南方中国为据点的拓跋国家或青海吐谷浑的各鲜卑系王朝在与西域诸国交涉时，粟特人皆受到重用，故此可以断定粟特语乃是当时的国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