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的登场——河西走廊的粟特人军团

河西第一大都市——凉州

分佈在中央欧亚的丝路网络裡面，称得上四通八达的交通要衝，除了西方的索格底亚那和东方的河西走廊地区，别无其他。在河西走廊，以存在粟特人聚落而为人所知的重要都市，有前面提到的酒泉（肃州）与因池田温的研究而闻名的敦煌（沙州）。在唐代的敦煌，作为行政区划有被命名为「从化乡」的聚落，那裡也被称为「安城」，紧邻沙州城的东侧，户数约三百户，居民不只有安姓，康姓、石姓、曹姓、罗姓、何姓、米姓、贺姓、史姓等占了大多数，为独立的城廓都市。但是，比起这些，更应该注意河西第一大都市，也就是被称为姑臧或武威的凉州。

河西成为中国的领土是在西汉武帝的时候，很快地在东汉的一开始，姑臧就发展成一大市集，相当繁荣。《后汉书》卷三十一．列传第二十一〈孔奋传〉裡，为了避开王莽之乱抵达河西的孔奋，在河西大将军窦融的推荐下担任姑臧（＝凉州、武威）的长官时，有下列的描述：

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当县的长官）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孔）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

另一方面，于六二七／六二八年通过河西走廊，前往印度求法的玄奘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裡，也记载：「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也就是凉州是河西最大的都会，与西域和葱岭以西诸国均有密切联繫，商人往来也络绎不绝。

不只如此，在唐代上至宫廷皇族、贵族、官僚，下至庶民百姓，举国热衷的节庆活动裡面，有正月十五日前后的「元宵观灯」。宫殿、政府机构、商店或家家户户，各自费尽巧思和极尽奢华悬挂无数的灯笼，精心打扮过的男女彻夜歌舞狂欢，享受恋爱冒险的乐趣。灯笼裡面，也有在竖直的长竹竿上绑著许多横木，上面挂满灯笼，被称为灯树、火树、山棚（即灯山）等的造型，也有将无数的小灯笼配置成圆锥形的大灯笼等，工程相当浩大，这个传统之后也传到日本，像青森或弘前的睡魔祭、秋田的竿灯祭。在隋唐时代的中国，像这样子上面允许彻夜游兴的情形相当稀罕，所以比起日本的睡魔祭或竿灯祭，还有仙台的七夕或神户的光之祭典（Luminarie）等，其狂热程度和热闹气氛更加超乎想像。最盛行元宵观灯的都市，足以和长安洛阳相媲美的都市，有曾经受隋炀帝青睐、位在南方的江都／扬州（广陵）和河西的凉州。

像这样子，在繁荣的凉州，很多粟特人从北朝到隋唐时代聚居于此的事实，不少史料均有记载。先前提到在敦煌发现的粟特语古代书简，与四世纪前二十五年在凉州的粟特商人有密切关係。四世纪末在凉州，因为「即序胡」的安据盗掘前凉王张骏的坟墓，后凉王吕纂（第二任国王）于是诛安据一族五十馀户（《晋书》卷一二二〈吕纂载记〉）。这是布哈拉（安国）出身的一族已经盘据凉州的证明。

然后，在进入五世纪的四二九年，北魏世祖太武帝亲自远征蒙古高原，大胜宿敌柔然的大檀可汗率领的军队，获得数百万名的俘虏、家畜、车庐，但是缺乏最后的致命一击，并没有彻底击溃逃亡的大檀可汗。然而，之后从通晓柔然内情的「凉州贾胡」口中听闻，如果不畏伏兵再过两天乘胜追击的话，无处遁逃的大檀应该会被完全击垮，太武帝气得气得捶胸顿足（《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等）。这也是以凉州为根据地的粟特商人握有漠北情报网的证据。

不只如此，在四三九年（太延五年），统治河西地区的北凉被北魏征服，首都姑臧（即凉州）沦陷时，当地居民三万馀户被带往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而在凉州的粟特商人也是全数命运与共。此时，作为北魏灭掉北凉的理由之一，北凉「切税商胡，以断行旅」就是列举的罪状之一。因为北凉在财政上相当依赖粟特商人的商队贸易，所以故意妨碍前往北魏的粟特商人的自由往来。对此，代表这些粟特都市国家同盟的粟特王就遣使北魏，致力于买回这些粟特商人，结果经过了十年以上的四五二年左右，北魏皇帝终于下诏令同意。（《魏书》卷四上〈世祖本纪〉、卷九十九〈沮渠牧犍传〉、卷一〇二〈西域传〉粟特国之条）。

「买回」的原文是「赎」，不是直接让他们归国的意思，应该是从奴隶身分解放成为自由身分吧。粟特商人被扣留超过十年以上，可是本国并没有见死不救，而是持续努力寻求救济。其间，他们或是协助参与北魏的丝路国际贸易，或者是作为优秀的军事集团而随同去远征，尚未有定论。《魏书》〈西域传〉裡面记载，自四五二年以后就没有来自索格底亚那的朝贡，不过实际上在〈本纪〉裡，四五七至四七九年以粟特名字朝贡的有四次，四六八至五〇九年康国（撒马尔罕）名字的有十次。从以上的情况足以窥见，粟特人往东方发展绝不是各自独立的个人层级而已。

粟特人聚落的领导者——萨宝

往东方发展的粟特人在汉语世界都是群体居住，于是在北魏到隋代，当时的政府就会对聚落的领导者给予萨宝（或是标记为萨保、萨甫）的官衔，委託自治管理。

这个称号延续到唐代为止，关于萨宝的语源和意义在国内外议论已久，如今这些问题主要是透过日本的吉田丰、荒川正晴，大致上获得解决。根据研究显示：①萨宝的原语是源于巴克特里亚语的粟特语「sartpaw」，原意是「商队的首领」，也可以衍生为单指「领导者」的意思。②在北魏到隋代，不论是否为祆教徒，萨宝是指居住在汉人世界的粟特人聚落的首领。③到了唐代，之前的自治聚落被编入唐的州县制裡，粟特人也与汉人一样登录户籍，成为州县民的「百姓」。④因此，自治范围仅限于宗教方面，萨宝变成单纯指祆教徒集团的指导者。由此可知，萨宝并非一开始就有作为祆教徒统领的宗教意涵，及许多来到中国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不是波斯人而是粟特人。

原则上，萨宝是每个聚落有一位，但是像凉州这样有许多粟特人居住的地方，聚落不限一个，例如安氏聚落的萨宝与康氏聚落的萨宝等，同一座都市也有可能出现多位萨宝。不管如何，有被任命为萨宝的地方，可以确定一定存在著粟特人聚落。

随后会介绍凉州出身的安兴贵、安修仁兄弟，他们对唐朝建国有很大的贡献，从汉籍可知，其曾祖父安难陀在北魏时代从布哈拉移居到凉州，之后代代都成为凉州萨宝。一个世代若以三十年推算的话，安难陀在北魏担任凉州萨宝时是六世纪前半左右；经过了五世纪中叶发生的凉州粟特人全部被带往北魏首都平城的大事件之后，被赎回的粟特人重返凉州，或者是迎接新的粟特人移民，聚落又再度恢复成需要设置萨宝的规模。

有证据显示，在那之后萨宝也持续存在。根据从武威出土的康阿达墓志，康阿达在唐朝当官，而祖父康拔达竟然被南朝的梁授予「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的高阶官爵。因为当时正值北魏末期，东西两大势力相斗，北朝没有势力可以控制河西。甚至，直到最近刚从西安出土的史君墓，刻有粟特语、汉语的双语墓志铭经过吉田丰的解读后，结果显示北周时代史姓的粟特人也同样被任命为「凉州萨保」，甚至对应汉语「凉州萨保」的粟特语，可以辨别出就是「姑臧（Kacan）的sartpaw」。

不只如此，二〇〇〇年在西安出土的粟特人安伽墓，因含有金箔并使用鲜豔色彩的浮雕而闻名，从这座北周时代的坟墓墓志解读到的资讯也相当珍贵。安伽的祖先是布哈拉出身，父亲是凉州出身移居关中，安伽在那裡作为粟特人首领之子长大成人，在北周当官时，出任同州（处于长安东部）萨宝一职。同州从西魏的宇文泰时代开始到北周中期就是军事中枢，从同州与粟特人的关係来看，我从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文献裡面，调查一卷唐代粟特语佛经（Pelliot sogdien 8）时发现有趣的事。那就是佛经的卷轴轴心是以仪式用的箭柄来代替，上面用汉字标记製造地是在同州，而这件事情绝非偶然！

关于粟特人与唐建国的新学说

隋末的六一七年七月，李渊率领大约三万名军队从根据地太原出发，很快地在十一月就进入长安城，隔年六一八年创立唐朝，改元武德。刚好这个时候，从曾祖父那一辈开始就代代继承凉州萨宝的地位，出生于粟特人首领世家的安兴贵、安修仁兄弟，对以河西为据点的李轨政权的兴亡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首先，弟弟安修仁在隋朝大业十三年（六一七年），与其他胡人汉人共同在凉州拥立李轨政权。但是，安修仁统领下的粟特人聚落昌隆繁盛，反而让李轨起疑。另一方面，哥哥安兴贵前往长安在新建立的唐王朝当官，见机行事，向高祖李渊上奏，为了让李轨归顺唐朝的任务而回到凉州，获得批准。回到凉州的他与弟弟一同拚命地想要说服李轨。

然而，贵为群雄之一的李轨当然拒绝向唐朝投降，因此安兴贵、安修仁兄弟便率领以粟特人为首的胡人集团发动叛变，逮捕李轨，武德二年（六一九年）将河西之地献给唐朝，于是凉州的安氏便成为唐朝立下大功的功臣。

这个凉州的安氏一族，似乎是对利益相当敏锐的粟特商人世家，想必是一开始就把群雄同时放在天秤上衡量，以确保自家获得安全保障。类似的还有之后收养安禄山为养子的安氏一族，也是将成员分别送入唐朝与突厥，由此可窥见一斑。

直到最近，山下将司彻底查出在天理图书馆所藏的《文馆词林》抄本残卷是从安修仁墓志铭抄写下来的重大事实。而且，他明确地指出安修仁的家从北魏到隋初代代出凉州萨宝，但是安修仁能出任隋朝武官，负责集结统帅居住凉州的粟特人等西方胡人组成的乡兵集团，还有隋末唐初安修仁能够与兄长把李轨政权当成傀儡操弄、左右趋势的背后，就是存在著这批以乡兵名义组织起来的粟特人军团。而且，他提出了新学说，指出不只有凉州的安氏一族，还有固原（原州）的史氏一族、太原的虞弘家族等，都是从北朝到唐初由粟特人统帅府兵制军府的例子，而这些军府全都是以作为乡兵组织起来的粟特人军团为核心。

这个新学说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过去的一般说法认为粟特人主要是在商业活动上相当活跃，可是新学说聚焦在作为武官，协助唐朝建国、发展的粟特人，以及支撑他们的武人集团。而且，在议论隋唐王朝的本质应该视为汉人王朝抑或是拓跋王朝时，成为重要论点的府兵制，原来粟特人也参与其中，这项新事实也为在讨论之后发生的安史之乱的特性时，提供了相关材料。学界的一般理解是府兵制是以鲜卑人为核心的「胡汉融合」的制度，可是这个「胡」竟然也包括了「五胡」以外的粟特人，这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想像得到的。

安修仁的兄长安兴贵对唐高祖李渊表示：「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这应该是因为安氏兄弟手上握有能够自由指挥且具有相当规模的武装集团吧。虽说是地方政权，但是能够组成发动叛变，且足以颠覆支配河西全域的李轨国家的中坚部队，可见军队人数至少有几百人，有些情形甚至可能超过一千人吧。这个推定数字，与《隋书》百官志裡所记载，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是以诸胡两百户为基准来任命自治聚落的萨保，并不矛盾。

从安兴贵的儿子安元寿的墓志可知，他在十六岁进入李世民的秦王府，不论是「玄武门之变」或在那之后突厥颉利可汗旋即来袭之际，都随伺在李世民身旁，相当活跃。根据石见清裕、山下将司、福岛惠等人的研究，在李世民发动政变当上皇帝的「玄武门之变」时，甚至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当时安元寿动员了粟特人的兵力协助，而他也是让太宗登基的功臣之一。因此，安元寿原本应该可以就这样迈向飞黄腾达之路，可是儘管如此，他也在父亲兴贵的期望下，之后辞掉官职回到故乡凉州，从事家业。关于这项家业，山下将司认为是东西贸易，但我认为不止于此，也包含饲养和买卖既是商品同时也是机动力基础的马匹。证据在于《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的开头写道：「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代居河西，善养名马，为时所称。」可窥知其一族在河西掌握了马的特产地。这位军人宰相李抱玉的本名是安重璋，在肃宗、代宗的朝代当官，因为平定安史之乱有功，为了避免与安禄山同姓，所以在七五七年由肃宗赐姓李而改名。

由以上的事实可知，粟特人的足迹不只是在河西走廊到宁夏，也遍及鄂尔多斯（黄河弯曲处）到山西北部的农牧接壤地带，甚至是天山地区到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因为拥有大量的马匹，以马作为商品，依赖马匹和骆驼的机动力来从事东西贸易，另一方面则兼备了以骑马为中心的军事力而成为武装集团，这样的演绎推论应该是合理的吧。而且，他们不只护卫自己组织的商队，也对自己认为有前途的对象，不论是土耳其系游牧集团抑或是汉人军阀，积极地提供军事力，一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