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建立与突厥的兴亡——太宗击败突厥

玄武门之变与太宗即位

唐朝刚建立不久，与之对抗的群雄裡面势力比较强大的有陇西的薛举、山西北部的刘武周、河北的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等人，一一击败这些人的不是被初代皇帝（高祖）李渊立为皇太子的长子李建成，而是从年轻时就以骁勇善战出名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因为李世民的锋芒太过耀眼，以及伴随而来的在宫廷内的评价以及民间声望大增，为此感到焦躁不安的皇太子与自认资质远远不及兄长的么弟——齐王李元吉联手对抗李世民，也是不无道理的。于是，李建成、李元吉对李世民的敌对关係就基本底定了。

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六月四日一大早，李世民在长安城北门的玄武门，与皇太子李建成和么弟李元吉发生争斗，将两个人一併杀害，这就是历史上称之为「玄武门之变」的武装政变。就这样，从父亲高祖李渊的手上夺取实权的李世民，首先是被改立为太子，接著很快地在两个月后就即位为皇帝（太宗），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者。留传至今的史书裡面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像是太宗李世民对人品恶劣的李建成、李元吉发动的正当防卫，然而这似乎与事实不符，应该是太宗即位后，动员同时代的历史家进行捏造而产生的东西。

玄武门之变无疑是兄弟间的帝位继承之争，可是背景并不单纯，另有一些其他原因。在武德六年（六二三年）的阶段，隋末唐初的群雄大多遭到镇压，剩下的大敌只有北方的突厥以及凭藉突厥之威生存的夏州（鄂尔多斯南部）梁师都和朔州（大同盆地西部的马邑）苑君璋的势力。根据石见清裕的研究，唐朝在武德年间后半遇到的问题，就是从国内问题移转到以突厥为对手的国际问题。而且，在宫廷内针对突厥政策出现意见分歧，高祖、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三者之间各有各的见解，因此在路线上似乎产生了对立。

依照山下将司的说法，随著国内战争的结束，在武德六年废除的关中十二军，于武德八年（六二五年）四月再度设置，准备与突厥全面对决。可是，身为首领的十二位将领皆是听命于高祖李渊（第二章提到的粟特人武将安修仁也包含在内），而在镇压群雄时战功辉煌的李世民派（称为山东集团）完全被排除在外。

李世民在武德七年（六二四年）秋天，面对突厥方面的颉利、突利可汗的两可汗的侵略成功出击，并且和突利成为拜把兄弟，这也是为日后的离间计进行布局。但是，武德八年李世民却一次也没有接到出击命令，另一方面高祖派遣的唐军却惨败给突厥。

关于突厥政策，李世民既反对迁都论的消极路线，也反对全面对决的强硬政策，认为如果不按照自己策划的让突厥内部分裂的作法，国内会再度陷入隋末那样的混乱状态。他抱著这样的危机感，认为应该打破被高祖和皇太子疏远的现状，终于下定决心发动政变。不管是在国内或是国际上，紧张状态在六二六这一年达到顶点。他会作出政变的决断，当然也是因为他身边以房玄龄为首的山东集团的强力支持。获胜的李世民解散关中十二军，之后作为唐朝建国的「元从」功臣的荣耀，并不是跟随李渊从太原起兵的人，而移转到在玄武门之变支持李世民的人。

唐的优势与东突厥的归顺

突厥的颉利可汗察觉到玄武门之变让唐朝产生动摇，见机不可失，立即与突利可汗共同率领突厥全军、号称百万大军的人马深入中国，入侵到接近长安的北方。根据汉籍裡面的记载，匆忙即位的太宗并非派遣武将，而是身先士卒亲自迎击，双方隔著渭水桥互相对峙，但是颉利被太宗单枪匹马进入敌方阵营的魄力压倒，主动求和，撤退大军。

这也是太宗为了美化自己而改写历史、经过一番粉饰的地方，只有突厥撤军是确有其事。总之，这是太宗即位后的第一件工作，由此可看出情势开始转为对唐朝有利。六二八年，在鄂尔多斯南部至陝西北部建立梁国，与突厥、契丹等结盟的群雄之一梁师都终于被消灭，至此除了突厥以外，唐朝已经平定了国内所有群雄。

在这之前，武德末年至贞观初年（六二六～六二七年），在漠北的蒙古高原受东突厥统治、同为土耳其系的廻纥、拔也古、同罗、僕骨等的九姓铁勒（＝Toquz-Oγuz）发动叛乱。这裡也有部分是同属于铁勒的薛延陀部的人；该部的主力原本在以前已经往准噶尔方面移动，受到西突厥的统治。可是，这些主力在这个时候又回到蒙古高原，于是合体的薛延陀部与九姓铁勒联手形成的反突厥势力愈来愈强大，而薛延陀部的乙失夷男也被推为可汗。

因此，太宗派时任游击将军的乔师望，为了不让突厥发现而走捷径，送抵册封乙失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的文书，以及鼓和大旗。如此一来，唐朝和由薛延陀所统整漠北的铁勒诸部，对当时以漠南为根据地的突厥颉利可汗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时为六二九年。刚好这个时候突厥因为连年大雪而遭遇飢荒，再加上颉利可汗对粟特人的优遇以及横徵暴敛引起国内的愤慨，相互作用之下，使得东突厥的命运宛如风中之烛。

太宗治世的贞观之初，颉利可汗的牙帐显然是设在定襄，义城公主的牙帐似乎也在东邻定襄的汉代云中城。六二九年十二月，太宗迄今为止不断採用的突厥离间计终于奏效，突利可汗（突厥东面的小可汗、并以东蒙古高原为根据地）与郁射设（也是突厥方面的小可汗，颉利可汗的侄子，以鄂尔多斯为据点），率领九名「俟斤」（Irkin，部落首领）归降唐朝；隔年正月，唐朝名将李靖的军队便旋即击破定襄的突厥—隋朝亡命政权联合军，俘虏萧皇后和杨正道，并护送他们到长安。另一方面，李靖又持续追击和颉利可汗一同逃往阴山方面的义城公主，终于成功杀死了义城公主。不只是萧皇后和杨政道，甚至连颉利可汗，唐朝都原谅他们的罪行并且给予优遇，唯独义城公主一人并没有被护送到长安，而是直接在当地立刻杀害。这也意味著她被认定为对唐朝展开一连串敌对行动的元凶，为了完全根除她复兴隋朝的野心，所以除之而后快。

如何处理突厥遗民？

就这样子，唐朝在建国经过十年以后的六三〇年（贞观四年），终于全部打倒了国内群雄以及隋朝亡命政权，甚至是最大外患的北方东突厥。灭亡的东突厥遗民有相当数量被漠北的薛延陀、九姓铁勒吸收，或是投奔天山地区的西突厥，但是向唐朝投降的人是最多的。因此，唐朝面临了必须接纳大概将近一百万人的庞大旧东突厥人口到国内农牧接壤地带的局面。直到突厥遗民复兴建立突厥第二帝国为止，大约半世纪的期间，突厥问题成了国内问题。

关于投降唐朝的突厥人数目，有明确记载的《新唐书》〈突厥传〉裡只有「十馀万」，可是《旧唐书》〈太宗本纪〉裡对于贞观三年（六二九年）的记载中，有户部的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馀万口。」我们应该重视这段内容。出于自身意愿移居突厥的人，以及因为掠夺而被掳走的人，合计起来有大量汉人成为突厥国民，可是即使把汉人考虑进去，一百二十多万的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此推定裡面应该包括了庞大数目的突厥遗民。之前的六二六年，颉利、突利两位可汗率领了夸称百万之众的突厥全军逼近长安，还有之后六七九年突厥降户为了再度独立、发生叛乱时的数目有「众数十万」，也都该列入考量的要素。

还有，这个时候来到长安的异族首领阶层获得官品进入唐朝宫廷，其中有超过一百人跻身五品以上的高官行列，实在非比寻常。但是，如果联想到这原本就是游牧民族在中央欧亚建立拓跋国家时的普遍传统，那也不用大惊小怪了。相对于自己民族或部族集团裡的一般民众，北方游牧民对于虽是异民族或部族，但是出身高贵的王族和贵族，原本就会更加礼遇。在留著浓厚北俗色彩的唐朝政策裡，这样的倾向更为明显。也许我们可说，这正是唐朝被评为开放或是国际性的本质所在吧！

那麽，这些归属于唐朝的突厥人又该如何处置呢？朝廷的讨论大致上可区分为三种策略：①分散到本土内地的纯农业地区，让他们成为农耕民。②让他们维持游牧民的状态，集居在鄂尔多斯长城地带的农牧接壤地带，作为防止北方新兴游牧民势力的屏障。或者是③回到故乡的内蒙古草原地带，一如既往过著游牧生活。唐朝对于陆续往内迁徙的突厥遗民，首先作为临时处置是在鄂尔多斯到陝西北部设立顺州、北开州、北宁州、北抚州、北安州这样的羁縻州（后面将会详述），各自安排了突利可汗、阿史那思摩、阿史那苏尼失、史善应、康苏密担任都督一职。都督指的是军政长官，但是在这裡也身兼民政长官。

之后，上述的讨论有了定案，太宗正式採用②的策略。因此，再加上在实施临时处置以后内徙的增加人数，进行重新编制，结果设立顺州、祐州、化州、长州等四州，而费也头对唐朝建国有功，因此任命匈奴系费也头首领之子的窦静为宁朔大使，总揽这些州郡。根据石见清裕的见解，历经始毕、处罗、颉利三代奠定的东突厥根据地，现在成为唐朝新领土的内蒙古大草原地带，应该还有不少突厥人留在那裡，所以才设立定襄、云中两都督府作为自治机关。

史善应、康苏密是粟特人的首领，随同突厥内徙一起降唐，分别担任了北抚州、北安州的都督。五州裡面有两州的领导者就是粟特人，则归附者中一定是有相当多数的粟特人，或者是其中混杂著粟特系土耳其人。（作者补注：关于这个部分有叙述错误之处，请参照本书的〈学术文库版后记〉）

因为在这裡首次使用「粟特系土耳其人」一词，所以要定义一下。关于这个用语的定义，是指高车、突厥、铁勒、回鹘等的土耳其人与粟特人的混血，或者是双亲都是粟特人，但是在高车、突厥、铁勒、回鹘等的游牧国家或是地区成长，在文化上土耳其化的粟特人。但是，有时候也包含了拥有粟特姓的土耳其人等其他情况，是模糊的概念。其代表就是在下一章会提到的六州胡与康待宾之乱、以及安史之乱的核心分子——粟特系突厥人。在上一章已经讨论了粟特人原本就具有商人和武人的两面性，但是粟特系土耳其人是受到土耳其系游牧文化的薰陶，当然在饲养马匹或是作为骑马武士的技术上更加精进。

在我看来，唐朝真正的建国并不是在六一八年，而是打倒突厥的六三〇年。唐朝灭掉了与其说是宿敌，更像是主子般存在的突厥帝国，当整顿其遗民告一段落之后，太宗也才第一次真正能够高枕无忧吧！

册封前王族——阿史那思摩

但是，六三九年突厥降民逐渐恢复势力，结果突利可汗之弟阿史那结社率拥立突利之子发动叛乱。太宗认为自己先前的政策判断有误，立刻决定切换至③的策略。具体上，就是对唐朝效忠的突厥王族阿史那思摩被赐姓李，并接受册封为新可汗，六三九年间率领「众十余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渡过黄河向北前进，以内蒙古的定襄作为根据地。此时，因为颁布诏令「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北，还其旧部」。所以在鄂尔多斯到陝西北部的突厥遗民，也包含粟特人及粟特系土耳其人在内，纷纷向北方的旧部落（故乡）移动。

按照石见的见解，因为「他们的旧部落」已经设立定襄、云中两都督府，所以新可汗率领的突厥遗民与东突厥灭亡后依然留在原地的突厥遗民结合起来，以相当强盛的游牧势力捲土重来也不足为奇，也可以说是漠南的突厥复兴。然而，唐朝这样子的做法，对于六三〇年代取代东突厥，在漠北的蒙古高原壮大势力，也得到唐朝认可君临铁勒诸部的薛延陀而言，是无法原谅的事情。册封阿史那思摩为新可汗的背景，也是因为唐朝开始对薛延陀感到威胁，意图要灭掉薛延陀。

对此，薛延陀的首领乙失夷男在六四一年让嫡子率领铁勒诸部，攻击漠南的新突厥集团，此时唐军出动助阵，以两败俱伤收场。然而，阿史那思摩的统治能力似乎不如唐朝的预期，既不堪承受来自薛延陀的攻击，也无法统领手下庞大的新突厥集团，六四三年内部一发生叛乱，就放弃自己被赋予的使命，逃回鄂尔多斯。于是，他与跟随自己的直属部众，以及四年前从鄂尔多斯迁来的集团的一部分，一同寄居在胜州、夏州之间。之后，他率领部众随从太宗远征高句丽，在战场上负伤，回到长安后死去，被追赠为夏州都督。还有，根据出土的墓志铭显示，他的妻子是在夏州过世的，可知支持他的突厥集团直到最后是在夏州一带。唐朝的夏州，在五胡十六国时代曾是赫连勃勃建立统万城之地，位于过去以广阔大草原著称的鄂尔多斯南边，面对盘踞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盆地的势力，是与之对抗的绝佳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