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建立与突厥的兴亡——唐朝的极盛期



天可汗的称号

过去有很多的概论书裡面，是这麽说明的：六三〇年东突厥的灭亡惊动草原游牧地带各民族的君长，对太宗奉上「天可汗」的称号，根据这项事实，可以直接认定太宗除了是农耕中国的天子即「皇帝」之外，同时也是北到西北方草原世界的天子即「大可汗」，唐朝就此成为真正的「世界帝国」。可是，像这样单方面的过度评价是历史的禁忌。

透过突厥第二帝国的鄂尔浑碑铭或是回鹘帝国的「希乃乌苏碑铭」（Sine-Usu Inscription）等各种古代土耳其语史料，显示中央欧亚东部的土耳其系的各民族称呼唐朝或唐帝国为「Tabγa?」。这个「Tabγa?」不是源自「唐家子」（桑原隲藏说），而是如白鸟库吉和伯希和所主张的，本来是「拓跋＝Taγba?」这个名称的讹音。正确地说是拓（第一音节）的语尾「-γ」和跋（第二音节）的语头「b-」的子音交换，在语言学上称为音位转换（metathesis）的现象。这样看来，就连同时代最强盛的邻居即北方的土耳其系各民族，在认知上也把唐朝视为拓跋。故此，唐朝不是汉人王朝而是拓跋王朝，这种中央欧亚史的观点，从上述的事实更加提升了其正当性。

北魏以来至隋唐的拓跋国家的天子，若从北方草原的土耳其—蒙古系游牧民世界来看的话，始终是北方出身的「Tabγa?可汗」即「拓跋（国家的）可汗」。太宗的身上也是流著符合当时北族王者的血统，由拓跋可汗率领的唐帝国透过军事力压制了包含突厥、铁勒的土耳其世界，成为立足于草原上存在的多个小可汗之上的大可汗，甚或是唯一最高的可汗，故草原世界的各族君长奉上「天可汗」的尊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从昭陵看北族的影响

二〇〇五年九月六日，我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的资助下，作为丝路调查团的团长，踏上太宗与长孙皇后的合葬墓所在的昭陵。昭陵位于西安的西北方约六十公里，车程两小时左右的地方。因为是利用九嵕山本身的自然形势依山而建，所以其巨大程度，人工夯土而成的秦始皇陵或是其父唐高祖李渊的献陵等，根本无法相比。昭陵是太宗为了先行离世的长孙皇后而下令开始建造，之后太宗自身也葬在这裡。

唐昭陵　依山而建，是天可汗唐太宗的陵墓。

昭陵六骏　唐太宗将自己心爱的六匹战马刻成浮雕，安置在昭陵的前方。

中国的天子日常坐在龙椅或是举行仪礼之时是朝南，因此死后入葬的陵墓也朝南并不奇怪。确实，在昭陵之后建造的祭拜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也是朝南。在昭陵的南侧有大门和献殿，诸王和臣子的陪葬墓也全都在山陵的南侧，但是做为重要设施的北司马门却位于北斜面山坡处，那裡也有太宗下令设置、为纪念他在唐朝建国的军事活动裡一起南征北讨所骑的六匹爱马而雕刻的六块青石浮雕石刻「昭陵六骏」。而且，六四九年太宗驾崩后，继位的高宗立刻将太宗时代归顺唐朝的十四位蕃君长的石刻，左右（东西）两侧各半并列设置。《资治通鑑》裡写道，这些蕃君长裡面特别具有强烈忠诚心的突厥王族阿史那社尔原本想要殉死，所以高宗为了制止，才下旨命令製作石刻来代替。

那麽「昭陵六骏」现在是否也被安置在原地呢？答案是否定的。其中的两块以非法手段早已被运到美国，其他四块被迁移到西安市内的碑林博物馆保管，现场看到的是複製品。唯妙唯肖的六骏浮雕石刻是出自阎立德、阎立本两兄弟之手，是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跃动感的著名作品。虽说太宗亲自作四言诗来讚美六骏，并且命知名书法家欧阳询用隶书抄录下来，至今却没留下任何痕迹。

另一方面，外国君长的石刻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只有一部分被保管在山麓的昭陵博物馆内，留在原地的只剩下刻有铭文的七个基座。但是根据汉籍史料，这十四人的名字和出身国都有明确记载。从被盗挖的主坟位于山顶附近这点，可知是太宗坐南朝北，接受十四名蕃君长谒见的形式。这从中华的立场来看是非比寻常的，但是若关注到太宗作为「天可汗」的一面，就知道这绝不是异常的安排。

十四人裡面，位在东侧的是曾经居于唐朝上风的突厥最强盛的颉利可汗（阿史那咄苾，东突厥最后的大可汗，六三四年殁）、突利可汗（阿史那什鉢苾，六三一年殁）、阿史那思摩（六四七年殁）、阿史那社尔四人，以及新罗女王金真德、越南的林邑王范头黎、印度王阿那顺，合起来共七人。西侧是薛延陀的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六四五年殁）、吐谷浑的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西藏帝国（吐蕃）的初代赞府（很多是写成赞普，藏语「王」的意思）并娶唐朝文成公主为妻的松赞干布、高昌王麴智勇（汉籍裡也称麴智盛）、焉耆王龙突骑支、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闍信等七人。

十四人裡面，有多达七位是在中国的北方及西方活跃的游牧国家或者是半农半牧国家的首领，四人是西域绿洲都市国家的王。新罗被视为在东北作为半农半牧国家拥有强盛国力的高句丽的接班者，因此也可包含在西北集团裡面。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南方的林邑和印度而已。对中国而言，游牧民族和西域都市国家所在的西北方的丝路地带占有多大的存在意义，由此可以充分窥见。因为称霸这些国家的太宗获得天可汗的尊称，面北朝向并列在北司马门的蕃国君长是当然的。昭陵同时象徵著面南的中华皇帝（天子）和面北的天可汗，这样的推测绝非毫无根据。

此外，昭陵还瀰漫著浓厚的突厥氛围。中国的葛承雍表示：中华帝国的陵墓制度「依山为陵」是从昭陵开始的，这是受到突厥圣山信仰的影响，包括表彰六骏，以及鄂尔浑碑铭裡详细言及振兴突厥第二帝国的英雄的爱马奔腾驰骋的模样，两者是相通的。确实，北司马门的六骏裡面有几匹马的名字是源于突厥语或者是粟特语，清楚显示出这些足以和现代战斗机匹敌的前近代的优秀战马，通常是来自西北草原世界的游牧民族之手的事实。

如前面所述，太宗虽然下令改写史料企图湮灭证据，但是群雄时代的李渊理应曾经从突厥大可汗始毕那裡被授予小可汗的称号。也就是说，以突厥和唐之间的君臣关係而言，地位原本屈居臣下立场的李渊，到了继位的李世民终于逆转了。灭掉突厥第一帝国的太宗被草原的君长尊称为天可汗的真正意义，实际上也是如此而已。到目前为止，对「天可汗」的过度夸大解释，若不是因为作为基础的汉籍经过太宗下令捏造史料，不然就是中华主义作祟下的「后见之明」吧。

顺带一提，为皇帝追加尊号的传统是从唐代的高宗开始的，北京大学的罗新推测，这应该也是受到突厥的影响。这样一来，继太宗之后，将拥有「皇帝天可汗」称号的玺书送抵北方或西域各君长的高宗，之所以将尊号改称为「天皇」，其理由便可进一步解读成是有意让其妻武后作为「天皇」的伴侣而成为「天后」，以便之后得以取皇帝而代之。本来的儒教世界裡不可能出现女性皇帝，可是武后为了实现皇帝梦，不只是利用外来的佛教，极有可能也积极活用了北方游牧民的风俗。

漠北漠南的羁縻州与都护府

天可汗太宗在六四六年（贞观二十年）软硬兼施，使用各种手段终于打倒薛延陀，成功让铁勒诸部归顺。当时，铁勒诸部裡面，也有累积相当实力并仅次于薛延陀，由吐迷度所率领的回鹘。这个回鹘事先给了薛延陀狠狠一击，此举似乎帮了唐朝大忙，因此太宗对回鹘的入朝使节相当款待。隔年六四七年，太宗接受吐迷度的请求，「迴（回）鹘已南置邮递，通管北方。」（《旧唐书》卷一九五），设置六个羁縻府和七个羁縻州。

「羁縻」在制度上是属于中国王朝的地方官制，但是由异民族社会维持原状自行统治。这个作法比起直辖化（内地化）是非常宽鬆的，但是又比赐予异民族、国家君长官爵，将其纳入中国王朝的官制内，同时承认其完全的独立地位，纯粹是课以朝贡义务的臣属关係——亦即所谓「册封」——要来得严格，且有相当实质的规范。例如回鹘设瀚海府、拔野古（拔也古）设幽陵府、同罗设龟林府、僕骨设金微府，而规模较小的集团就设州，浑设皐兰州、阿跌设鸡田州、契苾设榆林溪州，以后就陆续设置羁縻府州。而且，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以下的官吏，由他们统治。这时，都督和刺史是任命各自游牧部族的君长担任，长史、司马以下的官吏也由当地游牧民的有力人士来充当。

作为统辖这些羁縻府州的机关，六四七年唐朝在鄂尔多斯西北边的丰州（黄河以北、阴山以南的五原一带）设置燕然都护府，任用唐人为最高长官，称为都护。那个时候，由戈壁沙漠入口的鸊鹈泉以北的六十八个邮递驿站形成了「参天可汗道」，即为了参见天可汗而开闢的道路，在各驿站都备有马匹和粮食，以确保使者的往来交通顺畅。于是，燕然都护府肩负的任务就是监督带著每年北方各族被分配到的、以貂皮为首的重要贡品的朝贡使等人，或是监督各种邮件物品的顺利运送。

单于都护府的构造

由上可知，漠北的铁勒诸部首先是设置六府七州，以燕然都护府作为统辖机关。这种羁縻府州体制实施后不久，六四九年（贞观二十三年）也对漠南的突厥遗民（降户）实施定襄、云中两都督府的改制。也就是说，旧东突厥十二部裡面的舍利吐利部、阿史那部、绰部、贺鲁部、葛逻禄部、悒怛部分别设置舍利州、阿史那州、绰州、贺鲁州、葛逻禄州，由云中都督府管理；苏农部、阿史德部、执失部、卑失部、郁射部、多地艺失部则分别设置苏农州、阿史德州、执失州、卑失州、郁射州、艺失州，由定襄都督府管理（这裡详细记述是因为与第八章有关）。然后，由各自的族长出任各州刺史，其上则是任命阿史德氏、舍利氏的族长分别担任定襄都督、云中都督。原本的可汗家阿史那氏没有出任都督，背后一定是经过唐朝周详的考量。当然这些都督府也是羁縻府，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是这两都督府也是隶属于燕然都护府之下，几乎已是定论了。

在羁縻支配下的铁勒诸部（主要是九姓铁勒）尔后效命于唐朝且频繁参与远征活动（例如征讨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或是远征高句丽），但是六六〇年，一直以来的不满情绪高涨，对唐朝举旗反叛。经过几次零星的战事之后，六六二年由唐朝的郑仁泰所率领、号称一万四千骑兵组成的军队远渡戈壁，历经一番苦战，有赖于成为铁勒安抚大使的蕃将契苾何力的骁勇善战，终于在这场战争（唐朝的认定是铁勒叛乱）获胜。唐朝的军威远及蒙古高原的铁勒诸部，这应该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吧。接著，六六三年燕然都护府改名为瀚海都护府，移往回鹘的根据地即漠北的鄂尔浑地区，在漠南的云中故城新设云中都护府，从之前的定襄、云中都督府又各自分设桑乾、呼延都督府，共四个都督府。这样一来，就由瀚海都护府治理漠北的铁勒诸部，云中都护府治理漠南的突厥降户。

云中都护府在六六四年改名为单于都护府，瀚海都护府在六六九年再度改名为安北都护府。在漠北设置都护府才仅仅二十年，六八五年就撤离，而暂时把治所设置到位于河西额济纳地区（Ejin）的大同城。六八五年虽然发生同罗、僕固等部的叛乱，不过在那之前因为漠北遭遇大乾旱，九姓铁勒全体都陷入困境，有许多难民在六八六年反而从铁勒方面越过戈壁流入河西地区，于是大同城的安北都护府就成为收容机构。

另一方面，六七九年（调露元年）漠南的突厥再度发动独立运动，导致单于都护府在六八三年沦陷，六八六年被废止。复兴突厥（第二帝国）的阿史那骨咄禄登上可汗大位是在六八二年（永淳元年），攻陷丰州是六八四年，所以整体而言，突厥、铁勒诸部是从六四七年起的近四十年间，只能屈居在唐朝的都护府体制底下雌伏。然而，从突厥的碑文可窥知，突厥本身对这段受屈辱期间的认知是从六三〇年开始算起的五十年间。突厥语、回鹘语裡对高官的称号totoq、?ig?i、?ang?i，在音韵上显然是对应到汉语的都督、刺史、长史的中古汉语，因此这些外来语也是在这个时代固定下来的，几乎是毋庸置疑。甚至在语言上，都清楚地留下在律令体制上受到异民族统治的痕迹。

与以下要叙述的唐朝踏足西域合起来，扣掉初唐时代的草创期，太宗、高宗两朝的治世确实是唐朝堪称世界帝国的巅峰时期。这个时代也与唐代实施良贱制度将百姓区分为「良」和「贱」两种身分，国家用这样的身分制维持一个自立的小农阶层，并以直接统治他们的体制作为基础，进一步实施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从而完成中央集权律令体制的时期相重叠。

隋唐的踏足西域

到目前为止，主要是探讨唐朝与北方势力的关係，接下来让我们把焦点转向西方——在河西的正南方有吐谷浑汗国，以西的东土耳其斯坦则有多个绿洲国家，及后位处天山的山脉谷地中至天山北路草原的西突厥，还有在西藏高原以旭日高升之势崛起的吐蕃（西藏）——探讨这些西方国家的情势。

从隋代到唐朝踏足西域的前夕，在东土耳其斯坦有高昌国、焉耆国、龟兹国（库车）、疏勒国（喀什噶尔）、于阗国（和田）等西域主要的绿洲都市国家，各自拥有独立的国王，作为丝路的要衝而发展起来。除此之外，粟特人和鄯善（旧楼兰）人也在西域北道最东端的哈密（伊吾、伊州）地区形成殖民都市。这些国家除了汉人系的麴氏高昌国，其他几乎都是以印欧语系的居民为主，土耳其系居民是极为少数的。儘管如此，这些国家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别，但仍全部受到游牧土耳其族（高车、突厥、铁勒、西突厥）的间接支配。

六三〇年，曾是唐朝建国的功臣，之后却成为宿敌的东突厥终为唐朝所灭，西域情势一下子转为对唐有利。首先，六三〇年伊吾地区的粟特人首领石万年率领七城一齐归附唐朝。

时代往前追溯到五世纪以降，东部天山地区的间接统治者从柔然变成高车，接著又转移到突厥、西突厥，但是七世纪初的六〇五年，迄今为止原本隶属于西突厥的铁勒部，出现了契苾歌楞崭露头角，他自称易勿真莫贺可汗，称霸东部天山地区后，便在伊吾设置监督官「吐屯」一职，派遣重臣到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向往来的商胡（多为粟特商人）课税。但是，之后在此地展开激烈的霸权之争，六一〇年隋朝占据哈密，可是因为隋末的混乱再度回到土耳其族（然而不是铁勒，而是突厥）的手中。就这样子，到了六三〇年，哈密地区的粟特人首领们终究是放弃土耳其族，选择向唐朝投降。于是，唐朝在哈密设置西伊州，六三二年改为伊州。

另一方面，过去是以印欧语系居民为主体的鄯善、且末为中心，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南边的罗布泊地区，从五世纪中叶或是六世纪初开始，就成为蒙古系的吐谷浑所支配的地区。在隋代，这块地区曾经短暂地从吐谷浑汗国移到隋朝的手中，而到了唐初又再度回到吐谷浑的支配底下。

唐朝正式投入经营西域的开端，与其说是把哈密地区纳入版图的六三〇年，不如说是从六三四到六三五年，以夺取鄯善、且末地区为目的而发动的征讨吐谷浑开始。吐谷浑汗国最终是在六六三年灭亡，虽然是因为吐蕃帝国的侵略，不过在六三五年李靖大将军征服吐谷浑后，它就已经变为唐朝的傀儡政权。而且，在那之后，光是在太宗一代，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就已急速扩张。

六四〇年，唐朝灭掉高昌国，将此地改名为西州，在这裡设置安西都护府，接著六四四年和六四七年再度平定焉耆，六四八年平定龟兹，同年或是隔年六四九年派遣军队入驻焉耆、龟兹、疏勒和于阗，设置安西四镇。也就是唐初在西域占有优势的土耳其势力，至此已被唐朝所取代。

西突厥的一时强盛

但是，只要西突厥在天山以北还健在的话，唐帝国的西域支配体制基础就无法稳固。原本唐朝在建国之际受到东突厥的援助，所以背负来自北方的威胁和压力，因此唐朝作为对抗策略，很早开始就试图接近西突厥。六一一年即位的射匮可汗带领西突厥再次强盛起来，取代铁勒。六一七年左右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后，西突厥进入全盛时期。《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下〉裡对西突厥有以下的叙述：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骑射兵）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宫廷）于石国北（实际为东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给予间接支配下的国家以及民族首长的称号），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玄奘赴印度的途中，带著高昌国王麴文泰的介绍信，在西部天山北麓的碎叶谒见（六二八年）并给予他旅行中安全保障的，就是统叶护可汗这号人物。《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以说是玄奘的游记兼传记，根据其中卷二的记载，可汗身穿绿绫袍，以一丈许的帛裹住辫髮往后垂，围绕左右被称为达官（达干）的高官两百馀人皆穿锦袍，编辫髮。可汗所在的巨大帐篷，是用金线绣出花纹装饰，绚烂夺目，可汗坐在舖上豪华厚垫的位子上，前面有诸达官在长毯上两行侍坐，背后则有仪仗卫兵站立。

唐朝的最大势力圈与都护府、节度使的分布图　七世纪的太宗、高宗时代是唐帝国的鼎盛时期，在八世纪势力圈与领土逐渐缩小。

提到游牧民的营帐等，一般容易被误会为很简陋，其实不然。例如可容纳两百人以上的大型帐篷的地板，一平方公尺的面积大约就会铺上时价约一百万圆、镶有金丝的华丽绢毯，毛毡製成的牆壁，裡外都用豪华的丝锦等装饰，时价少说也要花费数亿圆。

时代往前追溯数十年，可以说是西突厥始祖的室点蜜可汗派遣手下的粟特商人摩尼亚赫（Maniakh），在突厥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之间成功开拓丝绸的直接贸易，此时东罗马派遣使节扎玛尔克（Zemarchos）到访位于天山山中草原的可汗宫廷。根据扎玛尔克用希腊语写下的报告，室点蜜可汗坐在牙帐中纯金打造的可仰卧的椅子上，帐篷内部是用各种缤纷色彩巧妙编织成的丝绢来装饰，还有别的帐篷也全都是覆盖著丝绢并做装饰，难怪连玄奘也会惊叹道：「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不是只有石造建筑才能够金碧辉煌。

相对于东突厥的势力远及天山东端的哈密地区，西突厥的实力则是维持在可汗浮图城（之后的北庭）与之对峙。唐高祖为了牵制东突厥，与统叶护可汗联手。根据桑山正进的研究，玄奘之所以会接受西突厥的庇护前往印度，是因为从统叶护的宫廷出发，刚到唐朝不久的印度僧波罗颇迦罗蜜多罗（Prabhākaramitra；六二七到六三三年在中国）的建议。可是，统叶护在与玄奘会面的同年六二八年被暗杀。之后，因为西突厥内部陷入权力斗争，以及西突厥和东突厥的势力关係生变，使得西突厥和唐朝的关係变得相当複杂（参考旧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所收的嶋崎论文等）。在这裡简单叙述的话，六四八年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一度在庭州（之后的北庭）归附，承认唐朝的霸权，可是太宗殁（六四九年）后的六五一年，他又统合西突厥十姓（十部族）以及葛逻禄、处月等土耳其系各部族起兵叛唐，唐朝的西域支配体制瞬间瓦解。也就是在太宗手上推进的西域支配大业，也因为他的死去而遭受严重挫败。

唐鼎盛期的西域支配

然而，唐朝为了打开这样的局面，立即转为积极的攻势。前后三次出兵征讨的军队人数总计超过数十万人，唐朝耗费长达六年的时间，终于在六五七年击败西突厥取得胜利。突厥第一帝国的踏足西域和之后西突厥的西域支配，也因为阿史那贺鲁的败北而暂时告一段落。相反地，在这场战役有功的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步真和阿史那弥射，唐朝分别册封为继往绝可汗和兴昔亡可汗，透过安抚西突厥的遗民，建构了比太宗时代更加稳定的西域支配体制。

从那之前开始，西突厥十姓（十部族）的领域是以伊犁河至伊塞克湖为界，分为东边的五咄陆部和西边的五弩失毕部，唐朝也沿袭这样的区分，东西各设崑陵、濛池两都护府，任命旧突厥王族的兴昔亡可汗为崑陵都护，继往绝可汗为濛池都护。安西都护府也在六五八年从西州移到龟兹，甚至在索格底亚那设置康居都护府，于是唐朝的势力至此已经遍及西域全土。

可惜的是，兴昔亡、继往绝两可汗似乎欠缺统帅部众的能力，六五九年五弩失毕部之一的思结部的阙俟斤都曼率领疏勒和塔什库尔干的士兵，攻击于阗。一时间，唐朝的西域支配再次面临挫败的威胁，幸亏有猛将苏定方的勇猛作战才得以落幕。不仅如此，这次的叛乱被平定后，唐朝的影响力甚至扩大到西方，继六五八年设置康居都护府之后，六六一年帕米尔以西的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分别设置都督府，全部都归在安西都护府的监督底下。

因为羁縻政策诞生出的都护府体制，是在律令下实施的异民族支配体制，在安西都护府治理下的西域，存在著按府兵制在内地徵召送往西域的士兵和在当地徵召的士兵而组成的多个军团。而支撑军团的费用需要相当庞大的庸调绢布（即政府徵调的劳役和绢布），每年都从内地运往西域。根据荒川正晴的研究，负责运送这些庸调绢布的商队，在七世纪后半是由被徵召为徭役的人夫和马丁组成，但是在八世纪前半，为了因应急速增加的运送量，委託包括粟特人在内的民间商人成为主流，因此在唐朝支配下的西域受惠于丝路贸易也愈来愈繁荣。

话虽如此，旧西突厥的遗民在七世纪后半以后也叛服无常，再加上终于北上的吐蕃帝国的势力，让西域情势变得更加複杂。总之，就是唐、吐蕃和土耳其各族形成三方拉锯的状态相互竞争，详细情形已经在拙著〈吐番的中亚进出〉以及〈中亚史裡的西藏〉讨论过，在此省略。以下是相当简略的说明。

六七〇年，吐蕃入侵于阗，迫使唐朝的安西都护府从龟兹退到西州，但是六九二年唐朝和旧西突厥系的突骑施联合起来击败吐蕃，安西都护府又再度迁回龟兹，之后直到玄宗治世的前半为止，唐朝都保持著优势。但是，在武则天设置北庭都护府的七〇二年前后，突骑施在天山以北崛起，虽然七一〇年一时屈服于从东方来的突厥第二帝国的远征军，不过随后立刻复兴，甚至更加强盛。

另一方面，吐蕃在七世纪后半从帕米尔地区进出西域，但是八世纪前半却被迫雌伏。进入八世纪后半，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因为安史之乱而衰退，吐蕃从西方的帕米尔地区和东边的河西、罗布泊地区两方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端，另外来自北方的回鹘也逐渐扩张势力。于是，从八世纪末到九世纪中叶，东土耳其斯坦分别是由回鹘支配北半部，而吐蕃支配南半部。（参照本书终章）

隋唐是「征服王朝」？

自古代帝国——汉朝灭亡以来，历经了数百年的大混乱和民族迁徙期，在隋唐时代中国再度迎接统一。对隋唐帝国而言，足以对天下造成威胁的强力对手是高句丽、奚、契丹、突厥、突骑施、铁勒、回鹘、吐谷浑、吐蕃，因为这些民族以及国家拥有大量依中央欧亚东部草原地带维生的游牧骑马民集团。隋唐本身也是以自北魏以来的鲜卑系集团为其核心，与比起上述诸民族更早移动到中国本土、被称为五胡（匈奴、鲜卑、氐、羌、羯）的游牧民整体，以及在人口上压倒性占多数的汉人农耕民结合起来建设的帝国，因此统治层可以说来自同一根源。但是，他们的统治理念却逐渐「汉化」。

也就是说，政治理念是基于儒教思想的律令制，宗教则是中国传统的泛灵信仰受到经由丝路传来的佛教刺激而形成体系的道教，或者是东传后经过数百年几乎成为固有宗教的中国佛教。不管是哪一个都必须具备「汉文」的素养，因此又被称为「汉化」，这也是中华主义者经常过度评价、夸大化的现象。

然而，当然除了佛教原本就被视为胡族的宗教以外，也不要忘记律令制的具体特徵如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裡面，不只是府兵制，连均田制也带有北族的要素。所谓的「汉化」是程度之差而已，我认为不能够因为「汉语」是宫廷语言、统治语言，就将隋唐与辽、西夏、金、元、清这样层级的「征服王朝」（中央欧亚型国家）等同并论。

虽然褒贬毁誉如此极端，不过可以说是天才型战略家和政治家的隋炀帝和唐太宗李世民，统治名实相符的世界第一大领土与人口，靠著大运河建立起世界第一的经济力，为何不专注于充实内政而是执著于外政呢？在这裡，我认为隋朝和初期的唐帝国虽然将重心完全移到农耕地带，在文化上与汉文化融合，可是并未失去身为游牧国家即武力国家的本质。因此虽然是一时的，可是戈壁沙漠这样的天然国界，在这个时代却消失了。要注意，这是在之后的蒙古帝国／元朝和清朝也可以看到的现象。

炀帝在某个程度上成功地压制了吐谷浑和突厥，但是远征高句丽失败而自掘坟墓，太宗也成功地灭掉吐谷浑和东突厥，可是在远征高句丽（六四五、六四七、六四八年三次）上却是生涯唯一嚐到败仗的苦果。在那以后，唐朝仍然与再度兴起的突厥（第二帝国）或是铁勒、奚、契丹、突骑施、回鹘、吐蕃这样的游牧民集团以及国家之间，重覆著战争和和亲，不管是何者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金钱和财物。如果是从唐朝方面来看，此举无疑是浪费，可是这些流入边境的金钱财物也直接促进丝路贸易的活络。

唐朝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天可汗，并且成为真正的世界帝国，不是到八世纪中叶发生安史之乱为止，而是到几乎是继承父亲太宗遗产的高宗时代为止，亦即透过以府兵制为基础的都护府、都督府、镇戌防人制的羁縻统治得以维持住实质成效的，仅限于七世纪而已。七世纪末的武则天时代，即使是突厥复兴出现强大的突厥第二帝国，唐朝在东土耳其斯坦的经营上也还是一帆顺遂，在文化上也迎接了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可是在被称为盛唐的玄宗治世（开元、天宝年间），帝国衰亡的徵兆已经开始萌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