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梦，面子战争

面子战争Ⅰ——战争要赢，气势更得赢

这场让杨广身败名裂甚至万劫不复的战争，起点，是在大业四年。

这一年，杨广去了北疆，会见了启民可汗，甚至亲去其牙帐，而启民可汗就跟杨广报告了一个重大外交新闻——有高句丽的使者在此。

高句丽的使者跑到突厥领地上干啥呢？两个字——统战。

高句丽王高元，在几年前虽然对着杨坚自称“辽东粪土臣”，表示顺服，但是，很显然，口服心不服。高元很害怕，前次隋朝的东征虽然以闹剧收场，但是，谁敢保证隋朝不会再来一次呢？如果隋朝真的瞄上了高句丽，高句丽该怎么办呢？高元想来想去，只想到了个一个辙——求援。这次使者到启民可汗这来，其目的，就是求援来的，就是要结成统一战线，一致对隋的。

当然，事实证明，高元找错了人。启民可汗诚然也对隋朝口服心不服，诚然也恨把他搞得如此窝囊的隋朝，但是，跟高元不同，启民可汗是个忍字当先的政治人物，他明白，隋朝还很强大，现在还不是时候，所以，他不能上高元的贼船。

杨广是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高句丽的使者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他很不爽。

旁边的裴矩，最了解杨广的裴矩，就说了：“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令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

裴矩的意思，高丽这地儿本来就咱的，现在却来炸刺儿，先帝也是早就想征讨他们，结果赶上杨谅没出息，不了了之。现在使者也看见了，我天朝什么威风，突厥什么姿态，赶紧让他们入朝觐见是正道啊。

杨广表示同意裴矩的意见，于是，下了道诏书给高丽使者：“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

杨广要高元跟启民可汗学习，入朝，当孙子，否则就敢丫挺的，高元愿意吗？高元当然不愿意，但不愿意的同时，也是怕，怕一去难回，于是就不去。高元不服，杨广就不爽，杨广不爽，于是就要打，高句丽的这场战争是免不了了。

杨广要打高句丽，和杨广迁都洛阳、北巡榆关、西巡张掖道理是一样的，就是那两个字——面子。这是一场面子战争。

要打仗，首先不是军事问题，而是经济问题，首先来说，就是要备人备物。

要备的物，大概其两类，一类是战场上要用的，比如战马啦，战船啦，武器装备啦，另一类是战场下要用的，简单来说，就是粮草。光是要备齐备好这些军需，就已经非常不容易。

比如说战马。在大业六年，杨广就下诏，要求举国富豪，有钱出钱，购买战马。当然，学没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一个国家这么大肆买马，这马的价钱就指定被炒上去了——就跟现在房价似的；隋朝就这情况，到最后，一匹马价值一万钱。要备齐这些战马，两个字——烧钱。

再比如说战船。当时没有现成的，所以就只能现造，大业七年，杨广就令幽州总管在东莱督造战船三百艘。现造还不算，还要限时，杨广性子急，觉着打铁要趁热，所以，不能拖时间。于是，可怜的船工们，大冬天的，泡在水里头，没日没夜的干，边上还有督工，看谁动作不麻利了估计还得来顿鞭子，天长日久的，身体也垮了，《资治通鉴》说：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所以，一个字形容船工——惨。

“备”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调”。高句丽毕竟地处边陲，在隋朝的东北角上，要攻打这地方，自然还得把准备好的人或物，调到相应的地方，事实证明，这才是最折腾的地方。

同志们，那年头可不是现如今，要调点人或物，坐飞机上火车，最多一两天就到了，那年头，没那么先进，四面八方的人要到目的地集合，大部分时候，只能11路公交，能乘船或骑马的，毕竟少数。要靠两条腿走那么多路，当然很不容易，当然很是折腾。

为了一个“调”字，折腾到什么地步呢？看看《资治通鉴》的描述吧：

（大业七年）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先是，诏总征天下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

（这是先“调人”——关键词是啥？无论远近，俱会于涿。实话说，倒确实挺远的，江淮以南的，岭南的，哪个地儿离涿县（河南省保定市北端，是北京城的南大门）都不近……）

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

（这是“调物”，当然，物不长脚，说到头，还得靠人运）

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馀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

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馀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餱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

（这是“调米”，看得出阵仗很大，浪费也很大，对百姓的伤害更大，所以造成了大量百姓或者累死或者流亡的情况）

《资治通鉴》的以上描述，就是两个字概括——折腾；既折腾人——死了很多，逃了很多；又折腾钱——把米价炒起来了。

很显然，折腾是有后遗症的，《资治通鉴》的描述，已经给后遗症埋下了伏笔，因为，任何一个皇帝，折腾到“天下骚动”的地步，麻烦都小不了。

当然，后遗症可大可小，关键看一个问题——能不能赢。那到底能不能赢呢？

钱花了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打是肯定要打了，关键在于，怎么打。杨广的看法，一、老子要亲征；二、老子要摆足了架势开干，打不死你，也先吓死你。

关于亲征的问题，有反对的，此人叫做庚质，是太史令，他反对的理由是：“战而未克，惧损威灵。若车驾留此，命猛将劲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机在速，缓则无功。”

庚质主要的理由，表示兵贵神速，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言下之意是，皇上等您那么大阵仗赶过去，黄花菜也凉了，对方也早就做好准备了，就只能等着攻坚了。所以庚质的意见，陛下您就好好待在涿县，派个大将过去，一准儿搞定。

有“兵贵神速”这看法的，不只是庚质一个人，还有个更大牌的，叫段文振。段文振是老将了，北周那阵就声名在外，杨坚当皇帝的时候，他作为长江中游的行军总管参与了平陈之战；此公跟杨广渊源也不小，杨广当扬州总管那阵，他是扬州总管司马。所以，杨广当了皇帝，段文振更受重用，出任兵部尚书。

段文振当时跟随出征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病得很重，当时上书给杨广，说：“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

段文振的意见有三点：

一是别相信高句丽那些声称要投降的，都是假的（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

二是跟庚质一样，表示要尽速进兵，打他个措手不及（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

三是不能拖，一拖就麻烦了，理由是气候和后勤都会有问题（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

段文振表达完这个意见之后，没多久就死了，杨广为此还很是伤心。

不管是庚质还是段文振，都表示“兵贵神速”，强调一个“快”字，这说法有道理没？有道理。杨广听不听呢？杨广不听。杨广大概觉着，我花这么多钱，带这么多人，有那么多战马战船，还要攻什么不备，出什么不意？天朝上邦，打个蛮夷还要废什么话？直接霸王硬上弓呗。杨广表示，庚质你要是怕，你就留这，爷不带怕的，我这么多人，还讨不平个区区高丽？

杨广的阵仗也很吓人，《资治通鉴》有相关记载：

壬午，诏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馀、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施、带方、襄平等道；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

（一共出动了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名军士，当然，考虑到后勤工作的，还得翻一翻，基本上，这就是倾全国之力来打这场仗了）

宜社于南桑干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

（古代打仗的规矩，打仗前要先祭祀，祭天祭地祭神祭祖）

帝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十队为团，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各有偏将一人；其铠胄、缨拂、旗幡，每团异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诏慰扶，不受大将节制；其辎重散兵等亦为四团，使步卒挟之而行；进止立营，皆有次叙仪法。

（这是部队的编制，其中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有个不受大将节制的受降使者，正好跟段文振所说的“别信那帮货投降的鬼话”相映成趣）

癸未，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营内合十一卫、三台、五省、九寺，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次后发，又亘八十里。

（这是部队出师的次序安排，由于实在人多，四十天才全部出发完毕，跟庚质和段文振所说的“兵贵神速”再一次相映成趣。当然，最重要就是场面震撼，尤其两个数字很吓人，“九百六十里”和“八十里”，国庆阅兵都没这架势……）

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怎么样？威风了吧？嚣张了吧？吓人了吧？这阵仗，以笔者的见识来说，我只在史书上看到过一次，就是王莽出兵镇压绿林军的那次。

那次的情况：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

王莽那次结果如何呢？很不幸，输了，输给了昆阳之战中一战成名天神下凡的刘秀。有人要问了，那么大阵仗怎么可能输呢？答案是，打仗看的不是阵仗，而是指挥。一会儿我们就能明白了。

从准备到出征，都是历史罕见的大阵仗，杨广这是要干啥呢？其实就是俩字儿——面子。在杨广看来，这场仗要赢，这是必须的，但是光赢这场仗，也是不够的，最重要是啥？赢了战争，还得赢气势，还得赢下我煌煌天朝的脸面！

面子战争Ⅱ——先“征”后“服”？先“服”后“征”！

杨广说要亲征，所以，他不到，仗就不能开打，而要等他的车架到场，就需要时间。花了多长时间呢？大业七年四月，杨广到的涿县，结果杨广抵达前线的时候，已经是五六月份，拖了个把月；阵仗又那么大，高句丽那边当然早准备好了，所以呢，速战速决是不可能了，只能是打硬仗，打攻坚了。

等到杨广好容易抵达辽水，这仗总算开打了。隋军的优势，自然是人多，而高句丽也有优势，就是地利。两军隔着条辽水，隋军在西岸，高句丽军在东岸；隋军要进攻，就需要渡河，而高句丽军队呢，只需在对岸等着，看着隋军要过来，居高临下，来上一顿乱箭。

隋军要渡河，就要先造桥，于是，工部尚书宇文恺就奉命建造三道浮桥。结果呢，质量不行，浮桥太短，从西岸到东岸，居然还差一丈多；更要命的是，那帮当兵的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血气上涌，不管桥够不够长，就先冲了。这一冲不要紧，跑到那一看，要命了，桥够不到岸，怎么办？当然不能走回头路，只能一猛子扎进辽水，游过去！这下高句丽逮着了机会，居高临下，一顿攻击，隋军伤亡惨重。也有猛的，大将军麦铁杖、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就登了岸，但是，杯水车薪，在高句丽的围攻下，也是血染战场。

情况就这情况，杨广再傻，也该知道，浮桥不够长是不行的，这么冲过去，那叫送死，所以，怎么办？修桥啊。杨广就令少府监何稠接桥，何稠也很给力，两天内就完工，于是隋军纷纷上桥过岸。这次高句丽没辙了，地利的优势没了，兵力又是绝对劣势，于是，隋军大胜，高句丽军队伤亡万余。

接下来，就是攻城了，目标——辽东城（现今辽宁省辽阳市东北角）。

在战前，杨广同志发布了一道命令，说：“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而后，（杨广）又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

我们必须用两个字来形容杨广的战前命令——扯淡。

为什么说扯淡呢？因为杨广的命令跟早先段文振的建议，完全是背道而驰。杨广说，你们打仗要稳，不要乱来，不能孤军深入，不要光想着立功，不能冒险，不能独断军机，有什么问题要上报，要我来做决定。杨广这话对不对呢？

同志们，打仗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抓战机。什么叫战机？战机是战场上瞬间出现的敌我方面的战略失衡。情况很多，以攻城来说，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是不是会出现某一侧的守军被打得特别狠，伤亡特别重，士气特别低的情况？比如说，北门出现了这情况，是不是攻城方就在北门占据了一定优势？但是，这种情况可能稍纵即逝，有可能守城军官了解了这个军情，将比如说情况比较好的东门调些兵马过去，北门的守城力量又会迅速回升，战略平衡就又恢复了。所以，应该怎么打？是不是应该趁着东门的军马还没调到北门，就应该把北门攻破？北门瞬间出现的这种战略失衡，就叫战机。

因此，抓战机，就是要抓住对手瞬间露出的一些破绽，进行针对性的攻击。所谓“兵贵神速”，也是抓战机的一种表现，抓的是对方立足未稳、准备不足、战备松懈的机会。抓战机的关键是什么？三个字——快、准、狠。其中，快是摆在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不够快，这个战机可能会丢失，双方的力量就会重新恢复平衡。为了做到“快”，是不是前线指挥官就必须有独断专行的权力？是不是就必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事事都要等友军，要请示皇帝，那再大的战机也丢了，黄花菜也凉了，仗也就打不完了。

所以，杨广这命令，是违反了战争的基本原则，是要将己方拖入消耗持久战的泥沼。一旦出现了消耗战、持久战，人多就从优势变成了劣势，为什么？因为人多就意味着消耗多；劳师远征的，消耗多就意味着后勤补给可能跟不上；而后勤补给一旦跟不上，就意味着要疲劳作战；一旦如此，要赢还会轻松吗？

当然，杨广的第一道命令虽然扯淡，但也未必会成为败因，毕竟，从硬实力的角度出发，隋军优势太大了；杨广的第二道命令才是命门，而且，这不是扯淡，这叫搞笑。

搞笑在哪里呢？战场上见真章。《资治通鉴》说：辽东城将陷，城中人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城中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再三，帝终不悟。（大概意思，就是每到辽东城快被破了，城内都说要降，战将们因为杨广所下的诏书，不敢擅自做主，就得请示圣上，结果来回这么一折腾，就给高句丽赢得了重新完成防御部署的机会，而且如此再三。）

此处的笑点在于，杨广下达的这个命令直接成为了被对手利用的杀手锏，不但不能帮助自己，反而帮助了对手。这个命令，说难听了，叫做“卧底型命令”。

后世也有人跟杨广搞过差不多的命令。明朝的时候，建文帝朱允炆和燕王朱棣干仗，朱允炆当时就下令，对朱棣，只能生擒，不能弄死，谁要敢弄死，陷我于不义，就提着脑袋来见我吧。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情况是，等到朱棣闹明白原来朱允炆下了这么道命令后，他就牛逼了，每当战况不利，他就骑着马当着对手的面，大摇大摆的去侦察军情，结果城上的兵将看这情况，牙齿咬得咯咯响，但是呢，不敢动！所以，朱棣为什么最后搞定了朱允炆？不是因为兵力多实力强，而是因为朱允炆军队有一万次干掉他的机会，却都被这个命令绑住了手脚。

话说回来，为什么杨广和朱允炆要下这么没脑子的命令呢？

朱允炆完全是迂腐，怕担弑叔的罪名，估计是被他的那些老师四书五经给教傻了；杨广当然不迂腐，他的理由——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

杨广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当然不能说错，毕竟，要征服一个国家，光靠武力是不够的，就拿当年隋朝灭陈来说，武力征服只用了一个月，但是，过了一年，陈朝地面却出现了大规模叛乱，而杨广本人，对此也印象深刻。征服这两个字，包含两个层面，军事层面的“征”，政治层面的“服”，只有两者都做到了，才是完成时。但是，杨广的想法只对了一半。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征服这两个字，必须有先有后，征在先，服在后，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杨广的错误在于，他虽然认识到了“服”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服”的时序性。而我们要办成一件事，既需要明白一件事该不该做，也需要明白这件事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

就拿后世满清征服中原来说吧。满清的步骤就很清楚，首先是“征”，即便要屠城，也要保证把城池攻下；然后是“服”，而且是双管齐下——先用“威服”，多尔衮在入主中原后，发布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后用“德服”，顺治和康熙两任皇帝，在民生和教化这两条上，都下了大工夫。以此，满清为他们在中原的统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相比较只存在了100年不到的元朝，满清自入主中原之后，存在了270年左右，是一个比较长寿的王朝。

杨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还没有完成“征”的情况下，就想着要“服”，一厢情愿的搞双管齐下，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他会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

面子战争Ⅲ——诈败与诈降

战线拖得太长，隋军迟迟没有进展，杨广不乐意了，这跟他的预想差太多了，他本以为以隋军号称两百万连营一千里的威势，拿下辽东城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结果，万没想到的是，却在这里碰到了麻烦。

到了六月中旬，杨广不耐烦了，他亲自巡行辽东城南，视察攻城形势，然后召集诸将，严加训斥：“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愿我来，恐见病败耳。我今来此，正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莫肯尽力，谓我不能杀公邪！”杨广认为这是因为将领们不把他放眼里，不愿尽力，所以很生气，而将领们看到皇帝雷霆震怒，当然也很惶恐。

但是，皇帝的生气、部将的惶恐，并不能解决战场上的危机。即便杨广后来选择在辽东城西数里安营扎寨，想着亲临前线督战坐镇，也好让将领们尽心尽力，然而，该攻不下的城池依然攻不下，高句丽守出了心得——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

陆军进展不顺，水军如何呢？必须说，相比较死气沉沉的陆军，水军那边还算擦出了点火花，取得一定进展的是大将来护儿。

来护儿何方人物呢？他是江都人，出生在官宦世家，因此，家里人都指望他能好好念书，将来跟父祖一样，大小当个官，混个差事，一辈子也就有了着落，但是，来护儿什么情况呢？《隋书》说他——幼而卓诡，好立奇节。初读《诗》，至“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羔裘豹饰，孔武有力”，舍书而叹曰：“大丈夫在世当如是。会为国灭贼以取功名，安能区区久事陇亩！”这么说吧，打小立下了志向，将来要当个将军。等到来护儿长大，《北史》又说他“雄略秀出，志气英进。涉猎书史，不为章句学”。总之，来护儿不是凡人。

来护儿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是被伯母吴氏抚养长大的。吴氏也是苦命的女人，在侯景之乱中，她的丈夫被同乡陶武子所杀。来护儿很小的时候，吴氏就常跟他讲这事儿，每每涕泪俱下，来护儿一热血男儿，自然早在心中埋下了报仇雪恨的种子。只是，这个仇不好报，因为仇家势力很大，《北史》说“武子宗族数百家，厚自封植”。

然后，我们就能看出来护儿的特质了。某日，趁着陶家有婚宴，他就带了几个朋友去了陶家，然后大摇大摆的进去，大摇大摆的出来，顺便手上多了仇家的脑袋。敢趁着人家办喜事、亲朋好友坐满了一屋的当口去杀人，而且居然还能大摇大摆的走出来，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牛逼。

于是来护儿就拿着仇人的脑袋去祭奠了伯父的亡灵，然后他就闪了，躲了一年多，直到北周平定淮南，他才重新回乡。

来护儿正式崭露头角，是在平陈之战。当时来护儿充当间谍，常被贺若弼派去渡江侦察敌情，等到灭陈之后，来护儿因功受赏，被拜为大都督。

但是，来护儿真正展现才华，还是在跟随杨素镇压高智慧叛乱的时候。

当时高智慧设营浙东，连亘百余里，又有舰船千艘，声势浩大，鼓噪而进。显然，要正面交锋，杨素未必能讨到什么便宜，当时来护儿就向杨素建议，说：“吴人累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且严阵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度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

韩信破赵用了什么计策呢？简单说就是先把对手引出来，然后派人把对手的营寨给占了，然后前后夹击，大破赵军。来护儿的想法也一样，他想先带人秘密抄了叛军的后路，而后跟杨素前后夹击。

杨素表示同意。于是来护儿带了数千精兵秘密渡江，然后奇兵突袭，焚烧营寨，于是杨素借势呼应，两边夹击，大破高智慧叛军。来护儿又率军追至闽中，灭了高智慧的余党，逼得高智慧流亡浙、闽之间。

因为此战，来护儿打出了威风，叫响了名号，从此成为了隋朝名将。

来护儿也不是光会打仗，毕竟出身书香门第，打小也念书，因此，他在治政方面也成绩不俗。据说，他在担任瀛州刺史的时候，政绩就不俗，政声就不错，乃至隋炀帝即位后，来护儿被召入朝之时，老百姓还恋恋不舍，先后上书挽留的百姓，竟有数百人之多。

说了这么多，大家想必也是明白来护儿是何等人物了。因此，在征东之战中陆军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来护儿的水军却一开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资治通鉴》说：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帅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

来护儿打了胜仗，士气正旺，估计当时也有些小瞧高句丽，于是表示要趁胜追击，直破其城。当时副将周法尚表示要先等等，等到友军到来后一并进击，结果来护儿认为没这必要，老子一个人就能搞定，何必等别人呢？于是率精兵四万，长驱直进，直逼辽东城。

然后呢？然后来护儿尝到了轻敌的恶果，遭遇了军事生涯的第一次滑铁卢。高句丽能守到现在，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一个“诈”字，“诈降”已经用过多次，屡试不爽，而这次对付来护儿，则来了个“诈败”。

高句丽先是在城内设下伏兵，然后又派兵跟来护儿接战，战不多时，又诈败而去，而轻敌的来护儿当然不知是诈，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领军直入城郭，甚至都以为大局已定，让部下们抢战利品去了。

这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等到高句丽伏兵一发，来护儿那些在争抢战利品的部众瞬间大乱，来护儿好容易杀出了重围，逃出了城池，手下却只剩了几千人。要不是副将周法尚早有准备，列阵以待，高句丽估计都把来护儿的营寨给占了。

来护儿吃了那么大一败仗，心里也虚，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来护儿之所以吃那么一败仗，两个因素，主要原因，他自己太轻敌，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隋军步调不一致，来护儿太快，而友军太慢，协调度太差。等到来护儿吃了败仗之后，友军才姗姗来迟——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

为什么会姗姗来迟呢？因为负担太重。拿宇文述来说吧，出发的时候，宇文述命令部队带这么些东西——够吃一百天的干粮，排甲、枪槊、衣资、戎具以及火幕，一共多重呢？《资治通鉴》说“人别三石以上”。三石大概是什么概念呢？换算成公斤的话，大概是80公斤左右。大家想，不要说行军了，就让咱扛着80公斤的担子，站在那，咱能坚持多久？还没完，宇文述在行前还发布了一道命令，说：“遗弃米粟者斩！”如此这般，宇文述军队能不晚到吗？

当然了，有句话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军令确实不可违，但是，当兵的也不能活活被担子给压死啊，于是就想辙，趁着晚上黑灯瞎火的，把粮食给挖坑埋地下。这么做呢，担子是轻了，但造成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粮食不够了；刚走了一半，粮食眼看就快光了……

不管怎么着吧，反正拖拖拉拉的，隋军大部也总算是到了。高句丽一看大军压境，于是，又来了老套路——诈降。

当时高句丽派乙支文德来诈降，其实就是当间谍，侦察军情的。当时的情况呢，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北周八大柱国之一于谨的长孙）接到了杨广的密旨，说要如果高元和文德来的话，就把他们给逮了。

同志们，注意两个字——密旨。为什么是密旨而不是明旨呢？道理很简单，要是明旨，人还愿意来自投罗网吗？为什么密旨就要注意呢？因为所谓密旨，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他人一概不知，就杨广和于仲文知道；于是就产生了问题，当时于仲文有个宣慰使，叫做刘士龙的，他就反对于仲文。

所谓宣慰使，就是搞政战的，而且有一条非常重要，杨广给了宣慰使很大的权力，前面也说过了——不受大将挟制！本着杨广“吊民伐罪”的总原则，政工刘士龙觉着两军相交，尚且不斩来使呢，更何况是来投降的？于是，此公在不明究竟的情况下，强行劝阻于仲文，说你不能抓文德。于仲文也是憋屈，他也不能说这是皇帝密旨啊，所以有苦难言，心一软，手一抖，就把人放了。

于仲文放了人之后，又仔细琢磨了一下，还是觉着有问题，于是就派人就追文德，说还有些细节要谈，您回来一下。结果人文德是傻子吗？能回去吗？人当然头也不回的渡过了鸭绿江，然后还留了首诗：“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然后就留下了一个肺都气炸了的于仲文。

于仲文这边吹胡子瞪眼，一肚子不爽；那边宇文述也不好过啊，都快断粮了；于是宇文述就表示，干脆，甭打了，咱回吧。

于仲文能回吗？于仲文现在没有执行杨广的密旨，回去要让杨广知道把人放跑了，这脑袋还保得住吗？于是，出现了以下一段对话：

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

述因厉声曰：“何以知无功？”

仲文曰：“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

战前，杨广看于仲文好像有些想法，就令诸将归他节制。但是，于仲文也知道宇文述是什么人，此人是皇帝跟前红人，牛逼的一塌糊涂，是说压就能压住的吗？于仲文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提醒宇文述，我是皇帝钦命的总指挥，你别不服气，你要是不听我的，输了这场仗，责任可都你的。

宇文述一看于仲文都这么说了，当然不想担责任，没辙，硬着头皮也要上啊。于是，宇文述等一干将领，只能渡过鸭绿江，追击文德。

同志们，大家还记得文德去隋军营中干吗的吧？没错，是刺探军情去的。刺探的结果是，文德得知，隋军粮草不多了。于是，应该怎么办呢？当然要利用这个战机了，简单说就是先用一个“耗”字诀，把隋军的粮草耗光再说。怎么耗呢？文德的办法是，凡是宇文述跟他打，他都是打一打就走，引诱宇文述追他。

宇文述不追不行啊，由于文德稍战即走，所以，一天之内，宇文述七战七胜。打了这么多胜仗，宇文述就说要走，旁边那帮将领也不同意啊，要是这么着回去，黑锅就得他背啊。宇文述没辙，就算知道粮草不够，也只能硬着头皮追了。于是，一路追，渡过了萨水，在离辽东城三十里的地方，在山上安营扎寨。

“耗”字诀打完后，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当然还是得利用隋军粮草不足的弱点了，老办法，诈降。

文德就派人去跟宇文述请降——甭打了，我们认输。你放心，只要你退兵，我们高元一定去朝见你们隋帝。

宇文述当时粮草都快用尽了；连日激战，士卒也是疲敝不堪；又看到辽东城戒备森严，一时半会估计也打不下；也知道不能再打了，一听文德说要投降，心想这次好歹对杨广有个交待了，那就这么着吧，于是就撤了。

宇文述这一撤，那边文德就奉行“敌退我进”的战略，就来四面进攻。宇文述也留了个心眼，也料想可能有诈，所以退得还算干净，且战且走，没有出现溃败的情况。但是，文德早有计策。

文德先前一日七败，把宇文述引得渡过了萨水，为什么宇文述能那么轻松就过萨水呢？因为水浅呗。为什么水会那么浅呢？因为文德早就命令部队筑坝蓄水。为什么要筑坝蓄水呢？等着瞧吧。

宇文述这一退再退，就退到了先前渡过的萨水，当时水还是跟先前一样，很浅，被追得急，也就不多细想，就渡水了，结果刚走一半，文德命令部队开闸放水，这水一放，隋军倒了大霉，被淹死了一多半。隋军于是大乱，文德就令早就埋伏好的军队四面出击，隋军被打得大败，可以说，溃不成军。溃败到什么程度呢？《资治通鉴》说：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都被打出心理阴影了，平时哪能跑那么快？

萨水一败，原本进攻高句丽的隋军有三十万五千，败后连零头都没剩下，只剩了二千七百人，可以说，一败涂地。

仗打成这样，此次东征当然也就成为定局了，结果是，大败。

为了一个面子，杨广损失了三十万人马，但是，很快杨广会发现，真正的损失，远不是那三十万人马而已……

面子战争Ⅳ——历史第一折腾男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重器，不可不察也。孙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用兵这种事，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是需要三思而后行的。

何以见得呢？杨广的此次东征，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

这场仗打下来，赔了钱死了人，丢了面子（在攻打辽东城的时候，杨广还让曷萨那可汗和高昌王伯雅现场观战的，仗打成那样，估计杨广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了），这都是小事；大事是，国内出现了政治危机。

为何会有政治危机呢？我们用隋末著名造反派头子窦建德的一番话来作说明吧：“当年文帝时，天下那么繁盛，征发百万大军前往征伐辽东，尚且为高丽所败。现在水灾严重，黎民苍生穷困，而主上不体恤苍生之苦，亲自前往征辽；加上前几年屡屡西征吐谷浑，遍地苍痍还未恢复，百姓疲敝，此前多年的战役，将士们多有战死战死沙场的，现在又要发兵，可能要动摇社稷。”

（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辽东，尚为高丽所败。今水潦为灾，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亲驾临辽，加以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

窦建德的这番话，大概这么几层意思，一是杨广太能折腾，二是杨广折腾的时机不对，三是杨广折腾的方式不对。

杨广能折腾，这是不消说的，其实窦建德还没有说全，自杨广即位以来，修长城、开运河、迁都洛阳、南巡江都、北巡榆林、西巡张掖、东征高句丽，外带还有跟吐谷浑之间经年累月的作战，基本上，一个皇帝能折腾的，杨广都折腾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杨广的这些大动作吧：

修长城——（大业三年）又诏发丁男百馀万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

杨广的修长城，是在会见完启民可汗之后进行的，也正因此，引发了炀帝一朝第一次剧烈的政治动荡。

对于杨广上任以来的种种，文帝一朝的老臣们，不免很是看不惯。

文帝一朝，治国方略乃是一个“俭”字，杨坚本人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求举朝上下也大力践行，但凡有违反此原则的，即便是杨勇、杨俊这样的天家子弟，也要付出惨痛代价；然而，杨广上任以来，从迁都到巡行，时时刻刻展露的都是另外一个字——奢。比如说，此次会见启民可汗，为了展示大国的威风，杨广就不免要炫一下富——帝赐启民帛二千万段，其下各有差。又赐启民路车乘马，鼓欢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

这是很典型的杨广式外交。其实，杨广所要的并不多，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脸，只要你愿意给脸，他就不会让你吃亏。启民可汗就是如此，憋屈是憋屈了些，但是，憋屈之后，却赚了个钵满盆满。

对此，老臣们就很有异议，主要有四个——高颎、宇文弼、贺若弼和苏威。

文帝末期，高颎被贬为民，如今炀帝登位，高颎得以复出。对杨广的治政策略，老臣高颎几乎是全盘否定式的态度，他曾对很多人表示过这一点。

对于杨广大征乐户，高颎就上纲上线，认为是亡国之举，他曾对太常丞李懿表达过不满，还举了宇文赟的例子：“宇文赟就是因为喜好音乐而导致亡国，殷鉴不远，怎能继续效仿呢？”

对于杨广厚待启民可汗，高颎更是忧心忡忡，他曾对太府卿何稠表达过他的忧虑：“这家伙对中国的国情颇有了解，恐怕会成为后患啊。”

最后，高颎还对杨雄说了这样一番话：“近来朝廷殊无纲纪。”

总之，在高颎眼里，杨广的治政策略，是一塌糊涂了。

礼部尚书宇文弼对此也有同感，他也私下对高颎表示：“宇文赟的奢侈，用现在来对比，不比当年还严重么？又表示：“长城之役，幸非急务。”

贺若弼也认为杨广招待启民可汗太过头了；而苏威，则对修长城表示了异议。

老臣们对杨广不满，杨广要怎么办呢？他只用了一个字——杀！

高颎、宇文弼和贺若弼，都因为私下嚼舌根，被杨广所诛；苏威运气好一点，没有私下表达不满，当面表达了不同意见，那也容不下，被免了官。

如果光从此次事件上看，杨广的评价就只能是四个字——刚愎自用。但是，要是细细看来的话，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高颎之所以要死，显然，“毁谤朝政”只是导火索，最根本的原因，自然还是出在他的太子党领袖的身份上。一个前太子党领袖，如今对杨广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且四处散播不满，杨广心里怎么想？不搞掉你，可能吗？

有人要问了，杨勇不是死了吗？为啥杨广还要对高颎耿耿于怀呢？朋友们，杨勇是死了，但是，杨勇的儿子不是还活着吗？

至于宇文弼，他倒霉就倒霉在，你对谁都可以表达不满，但是，你为什么要去找高颎呢？沾上了高颎这样的敏感人物，杨广能不想东想西吗？

而贺若弼嘛，这小子完全是因为这张嘴不好。文帝一朝咱都知道，因为贺若弼屡屡对自己的地位不如杨素、高颎而表达不满，其后文帝一怒之下，就把他给免了官。而如今文帝死了，贺若弼这老小子，又有了倚老卖老的感觉了。

早在杨广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跟贺若弼有过接触，当时他们闲谈，聊到了当朝几位大将，杨广就问：“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

贺若弼表示：“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

杨广再问：“然则大将谁也？”

贺若弼回答：“唯殿下所择。”

当年刘邦和韩信有过一番“将兵”和“将将”的对谈，韩信虽然大肆抨击了刘邦的军事水平，又大大自夸了一番，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之所以是臣子、而刘邦之所以是老大，是因为他善“将兵”，而刘邦善“将将”。刘邦听完这番高论，也只是哈哈一笑，因为他知道，韩信这小子，毕竟还算识相。

跟皇帝说话，历来是门艺术；一个臣子，必须学会两个字——藏拙。臣子之所以要学会藏拙，是因为，皇帝对臣子总是不放心的，尤其是对善于统领千军万马的武将，这时候你要表现得太聪明，皇帝就会想，你小子这么能干，那我怎么办？这老大是你当还是我当？而臣子要是识相的露下怯，皇帝就会想，这小子毕竟不过尔耳，我还搞的定。

韩信之所以识相，就因为他露了怯，明确表示自己只会“将兵”，而刘邦能“将将”，所以自己只能甘心当个小弟；而贺若弼这番话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学会藏拙，他太嚣张了，嚣张到杨广都怕了。

贺若弼这番话，明着说，好像是三位战将各有各的不足，但言下之意，无非是“数风流人物，还看哥们”——只有哥们我，是完美无缺的将领。

朋友们，贺若弼这哥们，自打平陈之后，就是一个字——愤：在文帝一朝就愤，就公开抨击杨素、高颎这样的重臣，侮辱他们说“唯堪啖饭”；如今文帝死了，贺若弼还是贺若弼，还是闲不住，还是隔三差五表示不满，明里暗里的，都认为朝廷待他不公，都认为自己怀才不遇。

一个老是不满的将领，一个自认完美无缺的将领，在皇帝眼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答案是，这样的人，只能给皇帝带来两个字——恐惧。任何一个既有造反的心思、又有造反的能耐的人，皇帝都会害怕，害怕之后，都会下死手。

所以说，贺若弼为啥会死？就是死在他这张嘴上了。

所以呢，杨广诛杀老臣，是有刚愎自用的成分，但更多，是借题发挥。

言归正传。老臣们虽然各有各的死因，但是，他们对朝廷一片拳拳之心却也不容抹杀，对于修长城而言，或许宇文弼的评价是最客观的——幸非急务。

长城或许是该修的，但是，在启民可汗“称奴”的情况下，确实并非急务。

然后开运河——（大业元年）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馀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馀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

（大业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五百馀万众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隋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主要分为四段，大业元年开通通济渠，联结黄河和淮水；与之同时，改造邗沟（联结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由春秋时的吴王夫差开始开凿）和江南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南段，北起镇江，南至杭州，沟通长江、钱塘江及一系列南方水系，初时由孙吴政权开始开凿）；到了大业四年，又开通永济渠，联结黄河和海河；至隋朝灭亡，京杭大运河已初具规模。

当然，为了开凿大运河，也是付了不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代价——通济渠前后用了一百多万人；邗沟用了十余万人；永济渠最夸张，用了五百余万人，而且，到最后男丁供不上，用了女人做工……

对于大运河，我们或许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功在千秋，罪在当代。

或许，大运河的开通，对中国后来历史的漕运起过重大作用，但是，对于炀帝一朝，却是一个大伤国家元气的大工程，于王朝的稳固，更多是弊大于利。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杨广的出巡。

巡行，是杨广的特色，从他登位第一天起，他就不喜欢在待在京师，而是喜欢四处转转走走，他的这个特点，跟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君王很相似——秦始皇。

秦始皇一生中共有过五次东巡，甚至，他连死都是死在了东巡的路上。为什么秦始皇爱巡行呢？当然，秦始皇不是游山玩水去的，他是去展现自己的霸气的。春秋战国绵延五百多年，秦始皇完成了一统，但是，六国人民未必对他心服口服，六国贵族也在蠢蠢欲动，秦朝统一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而秦始皇的巡行，无非是向天下人展示，秦朝是有多么强大，秦始皇是有多么伟大。想造反？撒泼尿照照，有这本事吗？

当然，正面作用肯定是有的，秦始皇巡行的阵仗之大，威风之足，足以令一般人闻风丧胆，莫敢仰视，但是呢，也是有那么少数人是不买账的，比如说，大名鼎鼎的项羽。据说某次秦始皇巡行会稽郡的时候，我们的项羽便是一脸不屑，冷冷的说了句：“彼可取而代也。”更讽刺的是，最终灭亡秦朝的，还真是项羽。

秦始皇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古代皇帝出外巡行，大多是有政治目的的，不是跟咱一样，出去看看大好河山放松心情的。事实上，出巡这事儿，放松不了；以秦始皇来说，六国旧贵族们，哪个不盯着他？哪个不想趁着他出巡的机会，将其除之而后快？有没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张良不就是连亲弟弟死了都不葬，变卖家产请了个刺客，趁着这时节行刺始皇的吗？

在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前，天子也爱出去巡行，还有个专业名词，叫做巡狩，干啥去的呢？当然不是玩去的，而是天子到诸侯的地面上逛逛，看看，考察考察，看看诸侯们工作好不好啊，百姓安不安乐啊，这地盘交给你管行不行啊，诸如此类，实际嘛，就是展现天子的权威和地位。

回到杨广这儿来。跟秦始皇和先代天子一样，杨广也爱巡行，而且，后世对他的巡行评价很低，认为是胡折腾，浪费钱，消耗国力，甚至，《隋唐演义》还恶毒的认为，杨广巡行，无非是纵情声色游山玩水去的——比如说，小时候我爸就跟我说，杨广开凿京杭大运河，是为了去扬州看群花。

当然，也不能怪民间人士有这想法，杨广确实在即位后的第二年就去了扬州，而且，确实是走的水路，为了走这么一趟，事前事中，确实都折腾了不少银子。

事前：“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馀所。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

（我们看杨广的折腾，关键词是看数字，关键数字是“离宫四十余所”，“龙舟季杂船数万艘”，这两个数字一出来，大家都对杨广的折腾有个基本概念了）

事中：“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发显仁宫，王弘遣龙舟奉迎。乙巳，上御小硃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十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离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硃鸟、苍离、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翕、黄篾等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万馀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馀人，谓之殿脚，皆以锦彩为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艟、八棹、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馀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

（这段主要介绍杨广出巡时所带的船队规模，就两个字——豪华。）

要说，后世骂杨广是有道理的，你就去那么一趟江都，搞这么大排场，折腾这么多银子，烦扰这么多百姓，不管你有什么目的，都是不应该的。杨广自己曾经说过，“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他现在这么折腾，想是已经把这句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是不管怎么着，我们还是要来看一看，杨广去江都，到底有什么目的，他真的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想去看群花吗？

其实吧，杨广跟江都，是非常有渊源的。

杨广的老婆萧妃，是梁明帝萧岿的女儿，南朝人士。南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趣的朝代，皇族大多都是知识分子，开国皇帝萧衍就是个大学者，因此国家的文化氛围很浓，萧妃出生在这么个国家，也沾染了文化气息，《隋史》说她“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总的来说，是个文化人。这位萧妃，据说是很得公婆欢心的，隋文帝就很喜欢这个儿媳妇儿，独孤皇后对她也青眼有加，更重要的是，她的老公杨广也很爱她宠她。

杨广这个人，本身就跟北朝那些大老粗的贵族不一样，是个文艺青年，《隋史》说他“好学，善属文”，从这点来讲，杨广跟萧妃是有共同爱好的。一般来说，文艺青年，都有一股浪漫主义气息，相比较金戈铁马的北国，小桥流水的南国，貌似对杨广更有吸引力，正好老婆就出生在南国，而且跟杨广一样，也爱舞文弄墨，因此，这可能是杨广对江南有特殊感情的一个重要因素。

更重要的是，杨广在江都是待了十年时间的，曾经有段时间，他被任命为扬州总管，驻地就在江都——夺嫡之争时，杨广就是扬州总管。

然而，在《隋史》里头，关于杨广的这段经历，只用了三句话，更没说杨广干了些什么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的。

杨广为什么会被派去当扬州总管呢？《隋史》是有明确说明的：“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

高智慧的叛乱，我们在《文帝篇》里已经有过一番介绍，但是，主要讲的是杨素的军事手段，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杨广的政治手段了。

某种意义上说，平定南方的叛乱，政治手段要比军事手段更重要，因为，导致叛乱的原因，并不是隋朝军事力量不足以震慑南方，而是统治政策水土不服。最典型的例子，苏威在北朝大力宣传“孝”，也搞“五教”的宣化，但是，却没有出问题，但跑到南方，此举却成为了社会矛盾的一个爆发点，高智慧叛乱时，出现了“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的现象。这个例子，就集中体现了南北两地的文化差异。

那么，杨广要通过怎样的手段，来融合南北两地数百年来的差异呢？

在扬州总管一任，杨广出现最多的场合，是佛教活动，据说，杨广跟很多高僧都有交往，其中，相契最深的，是高僧智顗。

智顗是天台宗的创始人，本人对佛教不甚了解，也不敢妄言，但想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杨广对智顗礼敬有加，据称，杨广写给他的书信，光是载入《全隋文》的，就有三十五篇之多，可见交往之频繁。而且，他还从大师受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大师在开皇十七年圆寂的时候，还让弟子给杨广行灌顶礼，并送上遗作和遗书，其后，杨广也作《答遗书文》一篇以作敬覆。这些都说明，杨广跟智顗大师是很有交情的。

话说回来，杨广为什么要结交高僧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北朝文化和南朝文化相差甚远，在北朝，自宇文邕之后，儒家的那一套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在南朝，真正有广泛影响力的，却是佛家。

南朝几乎每个皇帝都敬奉佛教，南梁的创始人萧衍，就是个最为疯狂的佛教徒，比如说，他曾经三次舍身出家，让大臣将他赎出。皇帝如此，百姓也如此，以此佛家僧侣在南朝地位非常特殊。唐朝大诗人杜牧写过一首诗《江南春绝句》，最后两句大家耳熟能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出，南朝百姓对于佛教的推崇到了何种地步。正因为这个原因，南朝百姓才对苏威强行推行的所谓“五教”极不感冒，因为，他们从小接触的不是僵硬死板的儒家教条，而是更贴近底层的佛家文化。

杨广是个聪明人，他敏锐的意识到，再跟苏威一样，将儒家那套东西生搬硬套到南朝，那一准儿没啥好效果，要想抚平南朝百姓，最要紧的，还是从佛教这一点下功夫，搞突破。因此，杨广在扬州总管一任上，参与了多次的佛教活动，这一方面是他本身有宗教信仰，另一方面，最关键的，他是传递了一种政治信号，那就是，杨广我，隋朝的王子，跟你们一样，是信佛的；南朝和北朝，不是蛮夷和天朝的关系，而根本是一母同胞，血浓于水，文化是相通的。

杨广这一手当然很漂亮，很快，他就在陈朝上流社会中取得了突破，打开了门路，原本那些旧贵族对他的敌意，也随着高僧们的折冲和劝解，得到了逐步的化解，总之，杨广这个隋朝王子，正在慢慢被南朝大佬们所接受。

此外，杨广在任上，也结交了大量的南朝士人，他用文学作为引子，将这些知识分子招入麾下，有些人帮助他安定了陈朝的叛乱，而有另一些人，成为了他的智囊和幕僚，为他后来夺取太子之位立下汗马功劳。

有个叫陆知命的，靠着他在江南的名望，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帮助杨广一定程度安定了陈朝的叛乱，据《隋史》记载：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晋王广镇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以功拜仪同三司，赐以田宅，复用其弟恪为湃阳令。

还有个叫柳抃的，成为了杨广的幕僚，《隋史》亦有相关记载：（柳抃）以无吏干去职，转晋王谘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馀人以充学士，而抃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

……

对于王朝而言，知识分子是个极为特殊的政治集团，这帮人如果不顺从，在统治者看来，是要祸乱国家的，但是，这帮人如果愿意顺从，对于地方的安定团结，作用不可估量。杨广在江都十年，南朝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投入到他的帐下，这对于稳定南朝，简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杨广的这些政策作用如何呢？作用是，自从开皇十一年大规模叛乱之后，南朝再也没有发生过叛乱。可惜的是，如《隋史》这样的正史，却不愿意在《帝纪》中详细记录这些，关于杨广在扬州总管一任的作为，《隋史》竟然只字不提。当然，这可以理解，谁让杨广是个失败者呢？失败者是不配有光辉业绩的。

杨广在江都足足待了十年，甚至夺嫡之争也是在此发动的，因此，杨广对江都的感情，自是不同于一般。因此，杨广为什么即位后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江都？他为什么不选择别的地方？

其实，杨广这叫衣锦还乡，他选择用这么大的阵仗回到他发迹的地方，是为了向南朝百姓证明，他，晋王杨广，你们的老朋友，如今已经贵有天下，而他拥有的隋帝国，正是最为昌盛的时候，你们好好过日子吧，别想东想西了。

当然，江都只是杨广的第一站，其后，杨广又先后去了北疆、去了西域，在中国历史的皇帝中，杨广是足迹最广的一位。

修长城、开运河、四处巡行，这就是杨广在位之后所做的事情，毫无疑问，他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折腾男。

面子战争Ⅴ——折腾的代价

能折腾，是窦建德所说的第一点，还有第二点——折腾的时机不对。

关于时机，窦建德说了两条，一是刚刚西征完毕，二是山东（太行山以东）在发大水。

西征咱知道，隋炀帝即位以来，跟吐谷浑的战事没停过，虽说胜仗打了一些，但是，跟游牧民族打仗，从来都只能赔本，捞不着什么好处。至于山东发大水，其实早在杨广招兵买马的备战阶段就发生了——大业七年，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十馀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

其实，要搁个理智点的皇帝呢，国家发大水，东征这事儿怎么也该搁一搁，先把赈灾工作搞好再说，要是隋文帝，他一准儿会这么干，但是，杨广这人，就是个疯子，在对外问题上，把“脸”看的比什么都重，那边高句丽不给脸，他就挂不住，就要不管不顾，没困难要上，有困难也要上。

杨广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当然也不能指望老百姓能把杨广当回事。

当然，还有最后一点——折腾的方式不对。窦建德就说，征高丽这事儿不靠谱，有前车之鉴。隋文帝那阵国家那么富足，将士那么骁勇，也没能讨到什么便宜，何况现在？也就是说，东征高句丽，这是明摆着把人把钱扔进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这是一笔事前就知道肯定赔本的投资。这种折腾方式，只能说是作孽。

杨广犯了这么多错误，政治危机是难免的。

最早举旗的，是一个叫王薄的家伙。王薄为什么造反呢？他编了一首歌，名字叫做《无向辽东浪死歌》，歌词是这样的：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歌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东征高丽，这是白白送死，反正也是死，还不如就跟我来，反了丫的。因此，造反理由是——不想打仗送死。

王薄是山东邹平人，他说的长白山，不是东北那疙瘩生产人参的雪山，而是山东邹平南部同名的一座小山坡。王薄还自称知世郎，所谓知世郎，通俗点说，就是明白人，当然，比一般明白人更明白点，一般明白人只知当下事，知世郎还能知未来事，具有神棍属性。

王薄的优点嘛，主要三条：一是胆大，这是废话，胆小的不敢造反；二是有政战细胞，就说这首《无向辽东浪死歌》，要说文学价值，一文不值，但是，通俗易懂，有煽动力；三是能包装自己，善于炒作，还搞了个“知世郎”品牌。

王薄能留名历史，只有一个原因，他是隋末农民起义的肇始者。

王薄是肇始者，但他不是中坚，中坚是本节开头讲的那个——窦建德。

我们要好好说说窦建德。

窦建德的阶级成分——富农；就是说，家里头有点地，收成呢还不错，一家人的吃用嚼裹没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富余，但也不算有钱人。窦建德一生经历了四个朝代，北齐、北周、隋朝，然后是唐朝——出生在北齐，成长于北周，闻名于隋朝，败亡于唐朝。窦建德自称是汉景帝母后窦氏的哥哥安成侯窦充的后代，当然，到底是不是，无从考证了。窦建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必须说，是江湖豪杰。《新唐书》说他“重然许，喜侠节”，总之就是义字当头了。

窦建德年轻时候有两件事比较有名。

第一件事，同乡有人死了父母，穷，没钱下葬，当时窦建德正在耕作，听了那边嚎啕大哭的，心里不落忍，就把牛送给了人家，让人卖了办丧事。这事儿就说明，窦建德身上，天上带着股江湖气，很有些及时雨的风范，重义轻财。

第二件事，家里进了贼，过来偷盗，窦建德就站在屋里，然后连杀三人，外面那几个吓得都不敢进去，更舍不得走——倒不是说没偷到钱的问题，得保个本啊，尸体得拿走啊。窦建德说了，要取尸体，可以，扔根绳进来，我帮你们绑上，自己拖出去。那帮盗贼哪知道有猫腻？就扔进来了，然后呢，窦建德也绑上了，但绑的不是尸体，是他自己。然后那帮盗贼那么一拉，窦建德借势跃起拔刀，把剩下那几个同伙也一并砍了。怎么样？有胆色吧？

窦建德这两件事，说明他义勇双全，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乡里人也敬重他，佩服他，知道这是个人物，总之人缘非常好。

窦建德这特点，天生就是江湖命，只是，他需要机会。

大业七年，隋炀帝发布东征令，在各地招兵，不安分的窦建德也去参了军，当了个两百人的小队长。窦建德有个同乡，叫做孙安祖的，家里头穷，山东又是遭遇了水灾，老婆都饿死了，但饶是如此，官府也不放过他，还逼他去当兵，孙安祖不答应，就被县令逮了，一顿毒打。孙安祖实在气不过，就把县令给杀了，然后流亡，躲到了什么地方呢？对咯，就是窦建德那。

不多会，官府就找上门来了，窦建德就跟孙安祖商议，说的就是本节开头的那段话。窦建德分析了一下天下大势，得出结论——杨广折腾百姓折腾的太厉害，大家都不服，所以，造反是可行的。但是，以如今的局势，要想立功名，还需要等待，先找个容身之处再说，而后静待其变。

当然，窦建德这话的意思不是要自己造反，而是要孙安祖去造反，算是为这哥们谋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孙安祖也同意窦建德的看法，与其这么躲躲闪闪，被官府通缉，还不如干脆反了他娘的。窦建德好人做到底，他在乡里有些人缘，就帮孙安祖召集了几百人，有些是逃兵，也有些是遭了灾活不下去的农民，然后，孙安祖就带着这伙人去高鸡泊入了伙，当了强盗。

当然，那年头，造反的不是孙安祖一个，周边还有叫张金称的，叫高士达的，都带着成千上万人，相聚为盗。这伙人呢，平时也是打家劫舍，烧杀抢掠，基本上，当地老百姓没有不遭殃的，但是，惟独窦建德他们家一带，却一点事儿没有。慢慢的，官府就觉着有猫腻，为什么呢？因为窦建德曾经当过里长，结果这帮强盗，哪都抢，就不抢窦建德的地盘，这不是有问题吗？官府认为，窦建德这是私通盗匪，反行已现，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他家灭门了。

窦建德这事儿，可以说冤，毕竟张金称和高士达确实跟他无关，要说之所以不抢他的地盘，也是窦建德江湖上声名在外，都知道此人豪侠仗义，是条汉子，那俩也不愿招他，所谓盗亦有道；但是，也不冤，他跟张金称和高士达是无关，但孙安祖跟他有关系啊，官府说他私通盗匪，这罪名也没错。甭管冤不冤吧，反正霉是一定的，一家老小，就这么一个不剩了，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但这也是个契机，窦建德本来就不是什么善男信女，灭门一事，也不过是引领他走上了他早晚要走的那条路。

当时，窦建德正带着那两百个兵，准备去涿县集合，然后去高句丽打仗呢，结果，走到河间，听说一家老小居然都被官府给杀了，而他自个儿估计也上了黑名单，这下横竖没招了，只能入伙当强盗了。窦建德带着两百号人投奔了高士达，不久后，孙安祖被张金称所杀，于是孙安祖的部下就来投奔窦建德，于是窦建德就有了上万人，慢慢在江湖上有了些威名。

同样是当强盗，强盗和强盗是不一样的：有些个强盗，就是亡命徒，过一天算一天，没有长远计划，就想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娶个压寨夫人，人生足矣，这些人大多心狠手毒，暴戾乖张，人见人怕，但不会有什么大出息，张金称和高士达之流，基本都是如此；但是，也有些强盗，只是暂且找个地方容身，然后坐观天下大势，一旦有变，则横行天下，逐鹿中原，窦建德属于这种人。

窦建德此人，就算当了强盗，也是“义盗”，有原则的强盗——他对自己手下非常好，亲切和蔼，与之同甘共苦，但凡他有一口吃的，手下们也都饿不着，所以，慢慢的，江湖上窦建德的名号就响亮了起来，投奔他的人多了起来，他的势力也庞大了起来，将来争雄天下的基础也雄厚起来。

当然，山东一带造反的，不只是王薄和窦建德——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馀人，攻陷城邑。山东局势遂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不可收拾也得收拾，山东乱成这样，官府也不能坐视不理。只是呢，实在是收拾不了，当时好些地方太平惯了，好久没打仗了，从将到兵，都舒服惯了，碰上那些穷极了饿疯了红了眼的土匪强盗，就只能两个字——没辙。

但是也有收拾的不错的，这个人我们必须讲一讲，他叫张须陀。

张须陀的对手是王薄。王薄自出兵以来大概是胜仗打了太多，以至于他以为隋朝将领的水平就那么回事，也没把张须陀放眼里，防备很是松懈，然后张须陀就让他付出了代价。王薄一连吃了三个败仗，而且全是大败，先是在泰山，然后是在临邑，最后是在章丘。最后在章丘的时候，王薄都已经虚了，还联络了孙宣雅、郝孝德，集兵十余万，结果张须陀率众两万，还是把他给灭了。

当然，两万胜十万，这还不足以说明张须陀的牛逼，真正牛逼的是，五人胜两万。当时有个叫裴长才的叛匪，率军两万余，抢掠城池。张须陀当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已经来不及收拢人马了，但是也不想眼睁睁看着这帮土匪在他眼皮底下为非作歹，于是，带了五个人，骑着马就冲上去了。

同志们，这是什么概念？概念就是，两万人一人一口唾沫，也把张须陀那五个人给淹死了，而且，真不是夸张。

然后什么情况呢？然后裴长才一伙还真没把这五个人当盘菜，大家一拥而上，把张须陀等人团团围住，想着大家你一枪我一刀的，怎么也把他们剁成肉泥了。结果，张须陀也确实被你一枪我一刀的，扎成了马蜂窝，但是，就跟三国时周泰跟曹军作战时似的，伤得越重，战得越勇，都到无我境界了，打了半天，裴长才那边也没占到便宜。然后咧？然后张须陀的大部援军终于赶到了，土匪们一看，情况不妙，先撤了再说，张须陀于是率军纵击，大破裴长才所部。

还有一事。有一伙叛军，头目叫郭方预，这伙人攻陷北海，大肆抄掠，而后扬长而去。张须陀当时晚到了一步，赶到北海的时候，叛军已经走远了，但是，走远了也不要紧，张须陀能追。郭方预那帮人哪知道张须陀还能追上来，当时估计正想着晚上睡哪个压寨夫人呢，结果张须陀简兵倍道，赶上前来，迅即发动攻击，郭方预所部大败，被斩万余人，抢来的战利品也被张须陀夺了回去。

强将手下无弱兵，张须陀不是凡人，他手下也不是凡人，有个年方十四的少年英雄，名唤罗士信，当时便在张须陀手下。

大家看过《隋唐演义》没？《隋唐演义》里有隋唐十八杰，俗称十八条好汉，其中秦琼有个表弟叫罗成，排名比秦琼高多了，据我爸说，秦琼只算半条好汉，但是罗成实打实排名第七，胯下西方小白龙，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一生骁勇，从无败绩。据查，罗成是《隋唐演义》编出来的，史上没有这个人，但是，他有原型，他的原型是谁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十四岁的少年英雄罗士信。

罗士信投军的时候，年方十四，身材矮小，但是胆气很壮，请为前锋。当时张须陀一看，这不小孩儿吗？一边待着去，别胡闹，能戴得动盔甲不？罗士信一看张须陀还看不起他，这口气如何能忍？当即穿了两件铠甲，左右各别一支箭筒，然后飞身上马，英气勃勃。当时张须陀也被镇住了，成，你上去溜溜。于是，还没等对手布好阵势，罗士信挺枪直入，连杀数人，他甚至还把一人的头给砍了下来，戳在矛上，对着对手挑衅；结果对手一看这阵势，也被唬住了，居然没人敢上前迎战。如此这般，张须陀一看罗士信得手，于是纵兵出击，大破敌手。

据说，罗士信杀敌还有个特点，每杀一个，就割下一个人的鼻子，干啥用呢？用来清点杀敌数量，以此报功。张须陀也服了，英雄惜英雄，老英雄惜少英雄，就把自己的坐骑赐给了他。此后，每次出征，罗士信都是张须陀的副将，这一老一少，当时也成了山东群盗的噩梦。

杨广当时也听说了此二人的名号，派人去犒赏他们，还让人画了两人作战的连环画，自己拿着细细品味呢。

但是，必须得说，像张须陀和罗士信这样能够让叛军闻风丧胆的名将并不多，而且，山东人士造反，也不是光靠武力压服就能行的，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处理好赈灾事宜——尤其是，到了大业八年，居然山东在水灾过后又旱灾，一水一旱，于是瘟疫横行，死伤枕野。

第一次东征引发了如此的政治危机，杨广要是脑子清醒呢，也该意识到内忧高于外患，先平心腹之患，再除疥癣之疾了；但是，杨广脑子清醒吗？他能够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把山东的这个乱子给摆平吗？答案是，不能。

那杨广想干什么呢？杨广还想二征高句丽！

杨广疯了。

面子战争Ⅵ——亲信与棋子

大业八年，也就是第一次东征失败后的次年，杨广决心卷土重来。

该年正月，杨广下诏，令天下兵马再度齐集涿郡。

然后，杨广又令修筑辽东古城，以贮军粮。

军粮这事要说一下。前番东征兵败，杨广初时很是恼火，将宇文述一干人等通通拿下。但是，到了大业八年二月，杨广又下了个诏书，表示宇文述前番作战失利不是他的责任，是因为粮草不济，然后又启用他了。

粮草不济，杨广总算说对了，但是，粮草不济是谁的责任呢？是宇文述的责任？当然不是，事实证明宇文述让军队一人百日粮有道理，少了真撑不到完场。是偷埋粮草的军士的责任？当然更不是，一人八十公斤的担子，搁谁受得了？那是谁的责任呢？杨广没有明说，但看他重新启用宇文述能看出，他认为是自己的。

杨广又对了。他的责任有二，一是明明可以短促突击，他却偏偏要漫长鏖战；二是杨广把军粮集中在涿县，跟辽东离着十万八千里，远水不解近渴。

这次修筑辽东古城，用以贮粮，也可以算是杨广的自我检讨了。

当然，替罪羊还是得有，倒霉催的宣慰使刘士龙就被砍了，而于仲文呢，也被免官，此后诸将又纷纷落井下石，于仲文同志愤懑难当，不久就病死了。

大业八年四月，杨广车架渡辽，第二次东征就此开启。

前番东征，失败的表面原因大概两条，除了粮草问题外，还有一点，就是杨广管得太多太宽，部将们束手束脚，以致多次贻误战机。

这次杨广吸取教训了，虽然依然是亲征，但不再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而是授权给了部将——你们看着办，不用事事请示了。

杨广改正了错误，那么，东征能够迎来转机吗？答案是，不能。

还是在辽东城，战事非常激烈——飞楼、橦、云梯、地道四面俱进，昼夜不息，而高丽应变拒之，二十馀日不拔，主客死者甚众。为什么呢？因为以攻城而言，攻方相对守方，是弱势方。最重要的，“地利”是守方的，尤其是冷兵器时代，只要城墙够高，护城河够深，城池够坚固，守方就能居高临下，大占优势。如果守方还能把“人和”这两个字抓牢，让城中百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众志成城，意志坚定，那么，守方的优势就更大了。

历史上很多守城的经典战例。就拿南宋末年的襄阳防御战来说吧，这个战事因为金庸老爷子的《神雕侠侣》为大家所熟知，总的来说，旷日持久。历史上没有郭靖和黄蓉，但是，守将吕文焕也不像老爷子笔下那么废柴，事实上，这是个守城名将。蒙古大军的实力有多强，想必不需要解释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军队，征服了亚非欧大片土地，鼎盛时拥有330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西方人为之谈虎色变，但是，就是面对这样的对手，襄阳守军坚持了五年，而且是在几乎没有增援的情况下。事实上，要不是最后蒙古大军掐断了襄阳城外的补给线，逼得襄阳兵尽粮绝，吕文焕开城投降，这场战事还将延续下去。

笔者是江苏江阴人。大家听说过阎应元抗清吗？好吧，百家讲坛的阎崇年在无锡签名售书遭掌掴的事儿听说过吧？为什么阎老师那么悲催呢？因为，他来的地儿不对，他一个清史学者跑到抗清圣地来售书，倒霉是必然的。

我们的阎应元同志，率领江阴六万义民，面对清军二十四万大军，孤守城池长达八十一天，城破之日，举城被屠，写下了明末抗清最壮丽的篇章。江阴保卫战，也是守城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蒙古大军，八旗子弟，这些都是出了名的勇悍部队，但是，纵然如此，在对手守城得当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讨不到任何便宜。现在隋军的情况也如此，将士不可谓不英勇——有个叫王仁恭的大将，曾率众一千余在辽东新城外大破高句丽数万大军；有两个敢死队员，一个叫吴兴，一个叫沈光，冒着对手如雨的锋矢和滚石，攀上了15丈长（相当于现代的50米）的登云梯，跟高句丽军队短兵相接，连杀十余人，而后，沈光被高句丽军击落，未待落地，看到竿上有垂绳，又重新接住继续攀援；然而，在高句丽的顽强抵抗下，也都成了浮云。

当然，第二次东征的不顺，还不只是如此，更要命的问题是后院起火。

后院起火的核心人物，叫做杨玄感，而他的身份——杨素的儿子。

杨广的上台过程，跟秦二世胡亥有许多的相似之处，而其中，杨素所扮演的，是当年李斯的角色，所以，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李斯在沙丘之谋后的遭遇吧。

二世即位后，李斯继续在当着他的丞相，但是，跟他当始皇的丞相不同，他如今不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事实上，他自己也讲不清楚，他到底是几人之下几人之上，因为，他的处境太尴尬了。

二世跟乃父始皇雄才大略截然不同，他是个游戏人生的纨绔子弟，自上任之初，就在赵高的撺掇下，玩“及时行乐”那一套。对于这种情况，李斯也屡屡想要劝谏一二，但是，二世根本不鸟他。后来，胡亥实在烦透了李斯，于是，下诏为自己的所为作辩护，并小小的警告李斯。

彼时的李斯，一方面正感受着胡亥那带有寒意的目光；另一方面，由于陈胜吴广起义风暴正烈，而他的儿子李由作为三川郡守，却未能平息叛乱，而章邯却带着几十万骊山囚徒屡战屡胜，由此，朝内议论纷纷，都认为李斯不堪大任，甚至传出了让章邯取而代之的风声。一句话形容李斯的处境——焦头烂额。

然而，焦头烂额的李斯却从没有想过就此退出，他依然恋恋不舍他所拥有的权力，为了保住地位，为了讨好胡亥，李斯上了一封臭名昭著的诏书，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意见——所谓“督责之术”。

什么叫“督责之术”呢？其实就是两点，一是“严刑峻法”，二是“独断专行”。简单说，就是皇帝要不受臣民的影响，独断专行，搞“罪轻督深”那一套，让臣民战战兢兢，于是不敢作乱——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据说胡亥拿到了这封诏书后大喜，依言而行——於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积於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于是，李斯的“督责之术”所能造成的效果，也无非是四个字——民怨沸腾。

至于胡亥二世，在赵高的劝说下，如今身居深宫，已经不再面见朝臣了。而作为胡亥二世的代言人，如今赵高，却大权独揽。

农民起义继续往纵深发展，而如今的胡亥却大建阿房宫，而且不理朝政，李斯虽一意谄媚，但面临着政权沦亡的危机，作为秦王朝的缔造者之一，他也不能继续坐视不理了，于是，他便有了进宫劝谏的打算。

李斯有意见，赵高知道，于是，某一天，赵高亲自登门拜访李斯来了。

赵高首先表达了对现今朝政的不满，尤其是对二世修筑阿房宫的不满，然后表示自己地位低下，不能劝谏，要求李斯劝谏：“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

李斯表示同意：“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间。”李斯表示，我久有此意，但见不到皇帝，咋整？

赵高表示，包在老弟我身上：“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间语君。”

又有一天，赵高从宫内传来了消息，说皇上现在有空，请丞相前来面圣。李斯于是急急忙忙进了宫，然后站在了宫门外，连连催促要求面圣。

然后，李斯并没有等来胡亥的面见，恰恰相反，几天后，一支监察队伍离开了京师，前往了三川，这批人的目的——搜集李斯长子李由的黑材料。

这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这意味着——李斯本人祸在不测。

直到此时，一生都在忙着算计别人（他的师弟韩非子就是被他阴掉的）的李斯，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就掉进了一个陷阱，而算计他的人，叫做赵高。

从赵高登门拜访的那天起，一个阴谋就展开了。赵高所表现出来的所有一切都是假的，他对朝政不满是假的，对修筑阿房宫不满是假的，他想要劝谏也是假的，当然，最假的地方在于——他传信要求李斯进宫的那天，胡亥并没有空，他正在左手抱着美眉、右手拿着酒杯，逍遥呢！

于是，当李斯再三要求觐见时，惹来的却是胡亥二世的震怒：“吾常多间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老子空的时候，丞相不来，现在老子逍遥着呢，丞相来了。丞相这是欺负我年轻么？）

胡亥怒了，赵高就乐了，然后，赵高趁热打铁，开始打起了李斯的小报告：“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於陛下。”

赵高说，李斯希望裂土封王，李斯的儿子李由跟乱党勾结，李斯位高权重，功高盖主……于是，胡亥传令调查李由，敲山震虎。

李斯不愿束手待毙，于是上书告发赵高。可悲的是，主动权已经牢牢掌握在赵高的手里，李斯对赵高下手，也就只能让胡亥更加疑心他的目的所在，于是胡亥把相关情况通报了赵高，而赵高则表示“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再然后，胡亥下诏，将李斯交由赵高处置。

接下来就没什么悬念了，李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终为赵高所败。

二世二年七月，李斯被腰斩于市，三族尽为夷灭。

李斯的悲剧源于何方呢？说到根子上，其实源于一点——在他和赵高之间，沙丘之谋的两个主角之间，胡亥二世更信任的人，始终是赵高。

赵高固然心思歹毒，固然不择手段，固然胸有丘壑，然而，他能胜过同样政治经验老道的李斯，原因其实只有一条——胡亥的信任。

杨广的登位，乃是一出隋朝版的“沙丘之谋”，扮演李斯角色的是杨素，扮演赵高角色的，则是宇文述，那么，剧情的发展又会如何呢？

隋朝版“赵高”宇文述，跟正版赵高一样，在二世即位后，都得到了最大的信任，都权势熏天，都成为了朝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杨广即位后，在清洗了先朝老臣后，他组建了自己的核心班子，时有“选曹七贵”之说，分别为吏部尚书牛弘、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骁卫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

当然，选曹七贵里也分三六九等，而属于贵中之贵的，就是宇文述。

在登位后，为了表达对宇文述拥立的谢意，杨广将自己的长女南阳公主嫁给了宇文述的次子宇文士及，俩人就此成为了亲家。

而且，跟正版赵高一样，隋朝版赵高也是个擅长察言观色的主儿，他之所以成为贵中之贵，除了拥立之功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懂杨广，比其他人都懂。

宇文述虽然是武夫出身，但是，心思细腻甚至超过一般文人，《隋史》说：“述善于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卫者咸取则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装饰，皆出人意表。数以奇服异物进献宫掖，由是帝弥悦焉。”

要搁现在，形容宇文述就只需要一个字——潮，而杨广这个文艺青年呢，也是个潮男，这俩就对上眼了。宇文述这个时尚达人不但有鉴赏力，而且是天才设计师，小到衣物设计，大到城市布局，没他不会的，据说，长安城的布局就是宇文述弄出来的。当然，更关键的是，宇文述是个会做人的，尤其知道怎样奉迎皇帝，很有些八面玲珑的范儿。

因此二端，宇文述的地位在七贵中就不同一般，有这么几件事以资佐证：

一、苏威的官位宇文述跟相同，但是宠信程度差了十万八千里；

二、每次杨广只要有珍稀供奉，有自己一口吃的，就一定少不了宇文述的，《隋史》说：“帝所得远方贡献及四时口味，辄见班赐，中使相望于道。”

三、七贵中有个叫张瑾的，照道理说呢，跟宇文述地位应该差不多，但是，这个世上有时候就是没什么道理可说。

张瑾有时候大家一块办事也发表些意见，当然偶尔会跟宇文述意见相左。正常讲呢，大家同朝为官，地位相若，应该表面客客气气，暗地里再行计较，但是，宇文述没有这么讲究，直接当面就给脸色看，先骂上了，而张瑾呢，居然连个屁都不敢放，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灰溜溜躲了。大家想，连同为七贵的张瑾都被宇文述呼来喝去跟个奴才似的，那其他那些个地位不如张瑾的，还敢惹宇文述吗？

有了杨广的宠信，宇文述自然是大捞而特捞：然（笔者注：宇文述）性贪鄙，知人有珍异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后庭曳罗绮者数百，家僮千馀人，皆控良马，被服金玉。述之宠遇，当时莫与为比。

以后我们还将知道，杨广不仅宠信宇文述本人，而且爱屋及乌，连宇文述的儿子都被特殊对待——比如说，宇文述的三子宇文智及。

当然，正版赵高后来干掉了胡亥二世，辜负了秦二世对他的一片厚待，那么，隋朝版赵高又会如何对待杨广呢？杨广的一片厚待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吗？

隋朝版赵高跟正版赵高情况相似，那么，隋朝版的李斯呢？杨素会如何呢？

据《隋书·杨素列传》的记载，虽然杨素为杨广立下了大功，但是，杨广对杨素的态度却耐人寻味，《隋书》是这么说的——虽有大功，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也就是说，对杨素，外面看着挺好，但实际不定怎么咒他呢。

当时太史令说隋朝分野有大的丧事，随后杨广就把杨素改封楚公——为啥呢？因为隋和楚分野相同，就想用杨素来验证这个预言。这么说吧，就是要把杨素当替死鬼就对了。

后来杨素果然生病了，卧床不起，杨广呢，表面上还是非常客套，让名医前来诊断医治，有啥好药也不吝赏赐，但是，私底下呢，杨广总是秘密把医生找来探视病情，就怕杨素一时半会死不了。

杨素自个儿也明白，这辈子就这样了，名声地位，已经到头了，还能怎么地呢？于是，这次生病，他就不肯服药，也不肯踏踏实实的养病，私下也跟老弟杨约说：“我哪还指望活更久呢？（我岂须更活邪！）”

大业二年，杨素死了，杨广一如既往的，表面上，对他礼敬有加，让他享尽哀荣——赠太尉公、弘农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

相比较被腰斩于市的李斯，杨素的下场算是相当不错了，至少还能死在病榻上，至少，皇帝还能让他享受哀荣。

然而，杨素能得到这样的下场，也仅仅是因为相比较李斯，他更看得开，在李斯一味恋战、终于一败涂地之时，杨素还能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名位已极”，他还能在生了病之后不肯吃药，对老弟表示“我岂须更活邪”。

在不同的死法背后，隐藏的是相同的东西——皇帝的不信任。

胡亥二世对李斯的不信任更加赤裸，而杨广呢，则外视恩宠，内加猜忌。据《资治通鉴》记载，在杨素死后，杨广曾对手下表示：“使素不死，终当夷族。”

于是，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同样是帮助皇帝篡位，赵高和李斯，宇文述和杨素，会得到如此不同的待遇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本节的标题已经讲出了答案。同是帮助皇帝篡位，赵高和李斯的定位不同，赵高是皇帝的“亲信”，而李斯，则只是皇帝的“棋子”。

所谓亲信，意味着有共同的利益属性，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本着这个原则，胡亥宠信赵高，而杨广宠信宇文述。

赵高相比宇文述，野心更大，权欲更盛，他是个宦官，他不爱财，也没有声色之娱，他唯一需要的就是权。因为这一点，赵高走上了歧途，他一开始想要全面控制胡亥，甚至搞出了“指鹿为马”的故事，其后，在起义军即将胜利的那一刻，赵高为了避免胡亥的清算，索性先下手为强，干掉了胡亥。

之所以说赵高走向了歧途，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所谓“利益共同体”的本质。赵高天真地认为，没有了胡亥，他依然能呼风唤雨，但是，遗憾的是，他错了，错得很彻底。赵高一度想要跟即将攻进咸阳的刘邦和谈，意图分治天下，但是，被刘邦果断拒绝；其后，赵高又想像控制胡亥一样，控制他所迎立的子婴，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子婴设计诛杀了赵高……

因此，所谓亲信便是如此，如果一方想要抛弃另一方，迎来的，将是共同的毁灭。我想，最近重庆的政治风波，又是个鲜明的案例。

而棋子则大为不同，从一开始，双方就是相互利用，他们之间存在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然而，利益这东西，又有什么定数呢？今日为了利益，他们可以成为盟友，而他日为了利益，他们也可能反目成仇。

因为这种身份定位，李斯和杨素，一旦他们帮助皇帝成功篡位，他们得到的，也就是皇帝那充满着不信任的目光了，他们自然随时有可能被皇帝清算。

如今，杨素死了，然而，他的死并不是问题的终点，他的死只是阶段性的掩盖了矛盾，事实上，矛盾终究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完成它的爆发。

面子战争Ⅶ——亮剑！蒲山公！

杨素死了，但是他还有儿子——杨玄感。

杨玄感是什么样的人呢？《资治通鉴》说他“骁勇，便骑射，好读书，喜宾客，海内知名之士多与之游”，总的来说，还算是虎父无犬子。

因为杨素怀抱着“岂须更活”的心思，所以，赶在杨广发难前，他先行了断。杨家的富贵，随着杨素“恰如其分”的辞世，也终于得到保全，如今，杨家正是鼎盛之际——杨素的弟弟杨约，在杨广登基后，便大受宠幸，先出任内史令，后加位右光禄大夫（这是从二品的官职）；这位杨玄感，在出征前，他担任的官位是礼部尚书；杨玄感的弟弟，杨玄纵、杨玄挺、杨万石，也都是朝中大员；可以说是一门公卿，累代为官，父老古旧遍布朝野，声势一时无俩。

然而，在这风光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巨大的危机。历朝历代，当一门一户风光到赏无可赏、赐无可赐的地步时，接下来，皇帝所能赐予的，也就是一死了。

距离杨素最近的例子，乃是北齐的斛律家族。斛律家族乃是北齐政权的支柱家族，斛律金老爷子追随高欢南征北战，为东魏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而他的一家，也随之得到了高家的厚待。斛律家族在最鼎盛的时候，据《北齐书》记载：肃宗（笔者注：高演）践阼，纳其孙女为皇太子妃。又诏金朝见，听步挽车至阶。世祖（高湛）登极，礼遇弥重，又纳其孙女为太子妃。金长子光大将军，次子羡及孙武都并开府仪同三司，出镇方岳，其余子孙皆封侯贵达。一门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宠之盛，当时莫比。

斛律家族尊荣至此，斛律金却没有丝毫的快意，他虽是一介武夫，但也知道“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历史教训，他曾私下对斛律光表示：“我虽不读书，闻古来外戚梁冀等无不倾灭。女若有宠，诸贵人妒；女若无宠，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勋抱忠致富贵，岂可藉女也？”

斛律金认为，外戚的身份并不足恃，甚至可能引来祸患，事实上，他不仅不想当外戚，他还想进一步交出自己的权柄，但可惜的是，尽管他一再要求辞官归野，安享晚年，但北齐政府却始终不允，以此，斛律金也时常为此感到担忧。

斛律金战战兢兢的过完了下半辈子，年八十而卒，得享高寿，死后哀荣备至——世祖举哀西堂，后主又举哀于晋阳宫。赠假黄钺、使持节、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齐沧幽肆晋汾十二州诸军事、相国、太尉公、录尚书、朔州刺史，酋长、王如故，赠钱百万，谥曰武。

斛律金死了，但是，他还有儿子——斛律光。

四年过后，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斛律光跟乃父斛律金不同，其人心高气傲，眼里不揉沙子，对于北齐日益黑暗的朝政，不免颇多牢骚，由此，引来了北齐佞臣们的集体反扑，终于身受不测。斛律家族的覆灭，我们在上册《文帝篇》里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杨家和斛律家族，颇有些异曲同工，甚至，杨家的身份比斛律家族更为微妙，因此，杨家潜伏着的危机，也更为深重。

杨素认识到了危机，他消极应对，选择一死了之，将一大摊子全都丢给了儿子杨玄感；但是，杨玄感却无法跟老爹学习，他要果断扛起这个责任。那该怎么办呢？杨玄感思来想去，为今之计，也只有一个办法——一不做二不休，反！

要造反，就得选择时机，而如今，杨广东征，京师空虚，自是绝佳良机。

在杨广二次东征之时，杨玄感就主动请缨，表示愿意效犬马之劳，杨广当时也很高兴，还准备重用他呢。于是，等到发兵之后，杨广就将后勤保障的工作交给了杨玄感，命他在黎阳督运粮草。

有了这么个差事，杨玄感就能大显身手了。

杨玄感先是跟部将密谋，故意拖延时日，迟迟不供应粮草，哪怕是杨广几次派人来催，他也表示水路多盗，运粮不能太急；杨玄感这是要干啥呢？很简单，憋着坏水，要杨广诸军饿死在辽东呢。

然后，他又把弟弟杨玄纵、杨万石给召了过去，只是很不幸，杨玄纵是到了，杨万石在路上被杀了。

再然后，杨玄感又诈称来护儿造反，借势封闭黎阳城，以讨伐来护儿为名，大征男丁，又发书于周围各郡，令其尽速发兵集于黎阳；杨玄感又以运粮为名，将各郡县有才干的官吏招致麾下，出任重职。

最后，杨玄感选青壮运粮士卒五千人，船工三千人，斩杀牲口，号令部众，宣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于是终于造反。

杨玄感在造反之初，从长安招来了他的弟弟杨玄挺和他的密友李密。

于是，杨玄感和李密就有如下对谈：

及举兵，密适至，玄感大喜，以为谋主，谓密曰：“子常以济物为己任，今其时矣！计将安出？”

密曰：“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犹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强胡，中间一道，理极艰危。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据临渝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既绝，高丽闻之，必蹑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

玄感曰：“更言其次。”

密曰：“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

玄感曰：“更言其次。”

密曰：“简精锐，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祎告之，先己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

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这是隋唐之际呼风唤雨的乱世枭雄李密的第一次出场。

李密什么出身呢？他的曾祖父叫做李弼。

在上册中，我们谈到过李弼其人，作为北魏八柱国之一，其实，他的身份是相对微妙的。所谓八柱国，乃是一个混合利益集团，有以贺拔岳集团为核心的武川镇中心集团，也有贺拔岳集团之外的边缘集团，当然，即便是这个边缘集团，同样还分三六九等，存在着边缘集团中的边缘集团，很不幸，李弼便是如此。

上册我们重点介绍过的独孤信，便是不属于贺拔岳集团的边缘集团，但是，独孤信的老上司乃是贺拔胜，是贺拔岳的老兄，亲不亲，到底也是一家人，所以，边缘归边缘，但也无妨。然而，李弼的微妙之处在于，他的老上司乃是贺拔岳集团的死敌，将贺拔岳害死的侯莫陈悦——在宇文泰征伐侯莫陈悦的过程中，李弼投降了宇文泰，其后成为了西魏八大柱国之一。

由于李弼身份特殊，在八大柱国中，他的家族虽然也称显贵，但比较其他大族，也不免稍矮一头。因而，从东魏到北周、乃至隋朝，在各部贵族中，李弼家族算是其中不甚显眼、也没有太多表现的一族。

李密的父亲李宽，就是这种不温不火的状况；他号称名将，也曾官至柱国，其后又被封为蒲山公，但是，在重大事件中，我们几乎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李密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后世也以蒲山公相称，他便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略显尴尬的家族——一个不显眼的世袭贵族。

李密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隋书》花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开皇中，袭父爵蒲山公，乃散家产，周赡亲故，养客礼贤，无所爱吝。……后更折节，下帷耽学，尤好兵书，诵皆在口。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恺门徒皆出其下。两个字概括李密——能人。作为能人的李密，他显然也想改变自己这种不温不火的处境。

李密曾经担任左亲侍，就是皇帝身边的护卫，但是，杨广一见他，就觉得这个人气场太强，对宇文述说：“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儿，瞻视异常，勿令宿卫！”于是，干脆侍卫也当不下去了，只能回家读书了。

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第一个意识到李密能耐的人，是杨素。当时李密骑黄牛读《汉书》，正好被杨素撞见，杨素当即觉得此子不凡，于是就把他带回了家，在一番交谈之后，杨素算是明白了，他撞见的这个人，可不是什么一般二般的人，他家的这几个崽子，没一个比得上李密的。杨素就把李密推荐给儿子杨玄感，要杨玄感好好跟人学学，于是，一来二去，李密跟杨玄感就成了密友。

杨家人的性格咱是知道的，都很牛逼，杨素有时候说话连杨广都不放眼里，而杨玄感呢，也这架势，有时候出言不逊，就冲撞了李密。李密倒是不卑不亢：“人言当指实，宁可面谀！若决机两陈之间，暗呜咄嗟，使敌人震慑，密不如公；驱策天下贤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岂可以阶级稍崇而轻天下士大夫邪！”

李密这番话算是概括了杨玄感和他两个人的不同特质，简单说吧，杨玄感是个将才，而李密则是个帅才。将才和帅才孰轻孰重，大家自己掂量吧。杨玄感听了这番话，也就不敢再轻慢李密了——为啥？因为李密说的是实话呗。

这次杨玄感要造反，自然就想到了李密，他也明白，没有李密出谋划策，那是绝对没戏的，而李密也果然出手不凡，上来就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

我们就来看看李密的上中下三策吧。

李密的上策，五个字概括——擒贼先擒王。具体来说，就是领军控制临渝关（而今的山海关），掐住杨广的咽喉，使其无法后退，到时候就算不进攻，杨广也会因为粮草不敷、敌兵顿后，而遭遇惨败。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杨玄感面临的局势。杨玄感要造反，要说的话，是有一定基础的，他的基础，不是说他手里那几千个人，而是说，他杨家在朝内的势力。同志们，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拥有这一点，就意味着，杨玄感拥有改朝换代的政治基础，他可以非常轻松的在朝内找到自己的支持者，也可以不用大动干戈就能构建一套核心班子。这意味着，他的政治阻力相对较小。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

平民百姓要想改朝换代，不仅要干掉当朝的皇帝，还要清洗朝内盘根错节的官僚集团，如果说干掉皇帝还相对容易的话，那么，清洗官僚集团就要大费周章了，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平民皇帝非常少。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多次的农民起义，未必是输给了皇帝，而恰恰是输给了拥护皇帝的官僚和土豪集团。大家都对三国史比较熟，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为什么失败？答案是，他们是在地主武装的联合绞杀下失败的。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输给了谁？输给的是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的湘军是什么性质？这是从地方团练发展起来的地主武装。

而我们审视一下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平民皇帝就发现，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第二点上并没有遇到太多阻力：刘邦面对的秦朝，是新建未久的统一国家，在六国地面上，统治根基相对薄弱，而且六国旧贵族的反抗也非常激烈；朱元璋面对的元朝，则是一个排斥汉人依靠少数民族的政权，这注定是难以持久的。

于是，李密的上策为什么可以称之为上策呢？道理很简单，由于杨家在朝内拥有足够的势力，因此，一旦杨广被杨玄感除掉，杨玄感就能利用朝内的父老故旧们轻松完成权力重组——一如杨坚篡夺北周时所做的那样。因此，杨玄感的敌人，并不是隋朝整体，而仅仅只是杨广一人。李密的上策，就是干掉杨广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然后再看看李密的中策。李密的中策，着眼的是什么呢？着眼的是跟隋朝打相持战的战略准备。要跟隋朝打持久战，就需要夺取一块足够稳固的战略要地，而显然，关中和巴蜀是最佳地区。昔日楚汉之争，刘邦之所以取胜，就因为他有关中和巴蜀作为后方，因此，尽管刘邦屡战屡败，但最终还是能够在漫长的相持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果说李密的上策是“速战速决”，那么，李密的中策就是“稳中有凶”，总的来说，都是能够占据一定优势的战略手段。

只有李密的下策，才真正是败亡之策。

造反要取得成功，以下两点至少要取其一：一、取得一块足够稳固足够应对各种变故的根据地，二、尽快消灭政府军的中坚力量。

我们以后世的黄巢起义军为例吧。黄巢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上，实行流动作战，先后四渡长江，两渡黄河，坚持斗争长达十年，最后还攻破唐朝首都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

应当说，黄巢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无后方作战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而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功，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这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流寇发现唐帝国中有无数的罅隙可供他自由来去。各处地方官员只顾本区的安全，从未构成一种有效的战略将他网罗。也就是说，这是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大环境决定的，黄巢这个流寇之所以能从东窜到西，又从西窜到东，是因为地方上从未形成过合力，所有地方官员面对黄巢时的想法都是“瘟神行行好，赶紧走，到别地儿去，别烦我就成”，而不是“各单位注意，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让这乱匪葬身于此”。

然而，即便黄巢个人英雄如此，大环境对他有利如此，他最后还是不免失败的命运。原因有两点，一、即便黄巢攻进了长安，他也没有在营建稳固根据地的问题上下大功夫，他依然是流寇式的抢掠作风，长安从没有成为他的根据地；二、黄巢攻进了长安，却没有能对流亡至巴蜀的唐僖宗进行摧毁性打击，而是纵容唐僖宗赢得喘息之机，而后号令天下，组织各部进行强有力的反扑。

杨玄感当然远不如黄巢，不论是个人魅力，还是大环境。既然黄巢都没有能够在没做到以上两点的情况下取得最终的成功，又何况是杨玄感呢？

李密的下策，既不是要去尽快夺取根据地，也不是要尽快摧毁政府军的中坚力量，而是将矛头对准了一个看似很有政治意义实际无关大局的东都，所以，我们说，这是真正的败亡之策。

然而，可悲的是，杨玄感并没有这样的战略意识，他认为，东都很有意义，意义在于，政府大佬们的家眷都在东都，一旦他能够占据东都，就能让大佬们投鼠忌器，丧失抵抗意志。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眼界太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没有后路的战法。

金融学里有一个经典的投资理论，叫做“不能将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做投资的时候，不能孤注一掷，要懂得规避和分散风险。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造反也如此，杨玄感集中兵力攻打东都，如果胜了还则罢了，如果不胜呢？然后我们发现，一旦杨玄感不胜，那么，杨广就会调集他的主力进行反扑，而此时的杨玄感就会面临四方而至汹涌而来的隋朝大军，他会发现，饶是他骁勇善战，无敌天下，也会寡不敌众，不能支持。

杨玄感将下策当成是上策，既不选择尽快解决杨广，也不选择尽快开辟战略根据地，而是要选择一个没有后路的战法，他的失败，从这一刻，就已经注定了。而李密，他的第一次登场，尽管惊艳无比，但无奈，他没有遇上英明的老大。

面子战争Ⅷ——贫民版项羽

李密在他的下策中说，洛阳不好打，而这是因为一个人——唐祎。

杨玄感在造反之初，曾以运粮为名，将赵怀义、元务本和唐祎三人招致麾下，以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祎为怀州刺史。此三人都是被杨玄感看上，各郡县有杰出能力的干才，可惜的是，唐祎成了漏网之鱼，此公跑到杨玄感那儿才知道，原来这小子要造反，然后逮了个空又逃回了河内郡。而且，很快，李密的担心就成为了现实，唐祎不但回去后固守河内郡，还派人去通报留守东都的民部尚书樊子盖和越王杨侗。

如此这般，杨玄感只能改变作战路线，于汲郡南渡河——命令兄弟杨积善率军三千自偃师南沿着洛水西入，杨玄挺从白司马坂越过邙山南入，杨玄感自己则率三千馀人随其后，相去十里许，自称大军。当然，目标很明确——东都洛阳。

杨玄感这拢共一万人不到，就敢自称大军，当然是有点可乐，但是，很快我们就知道，这到底可不可乐了。樊子盖一看杨玄感大军犯境，于是令奚善意率军五千对抗杨积善，令裴弘策率军八千余对付杨玄挺。不消说，政府军的兵力，相比较杨玄感的部队，还是绝对优势，结果如何呢？先说奚善意，此公的结局是失败，输法叫做“不战自溃”；再说裴弘策，他的结局也是失败，输法叫做“屡战屡败”，当然，于此战而言，杨玄挺的赢法更有意思，叫做“猫抓耗子”。

裴弘策跟杨玄挺是这么回事。裴弘策先是来到白司马坡，结果一战而溃，军需辎重损失大半——要知道，杨玄感的部队都是“皆执单刀柳楯，无弓矢甲胄”的；杨玄挺也不追他，裴弘策一看，终于能喘口气了，退后三四里，收拢散兵，继续严阵以待。杨玄挺晃晃悠悠的过来，也不着急，歇了好一会，突然发兵出战，结果咧，裴弘策又是大败一场。这样的情形前后五次之多，杨玄挺也不占裴弘策的便宜，堂堂正正，咱拉开架势来。这么打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后果再正常不过，裴弘策被打的信心全无，精神崩溃了。杨玄挺这叫什么？这叫霸气外露啊。

于是，非常轻松的，杨玄感就扫清了洛阳外围，开始了围城攻势。

守城的是樊子盖。樊子盖什么背景呢？他祖父是南梁官吏，父亲因为躲避侯景之乱，去了北齐，他本人也是从北齐官员起步的。我们来看看他的政治履历吧：

北齐时代：慎县令、东汝郡守、北陈郡守；

北周时代：郢州刺史；

隋文帝时期：枞阳太守、辰州刺史、嵩州刺史、齐州刺史和循州总管；

隋炀帝时期：凉州刺史、武威太守、民部尚书……

大家注意到了没？没错，出任民部尚书，是樊子盖政治生涯第一次出任京官。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北朝自从西魏以来，就是关陇集团的天下，都是豪门子弟的天下；樊子盖一个祖籍南梁，后来迁至北齐，又从没有当过京官的“寒门子弟”，在京师，能镇得住场子吗？这帮官宦子弟，官二代官三代官X代们，能够听任樊子盖随意调度吗？答案是，没戏。《资治通鉴》也说：樊子盖新自外籓入为京官，东都旧官多慢之，至于部分军事，未甚承禀。

现在有句话叫做，不到上海不知道钱多，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大；在隋朝来讲，不到洛阳不知道官大。樊子盖目前就碰到了这情况，要搁平时，瞧不起就瞧不起了，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如今大敌当前，他作为东都留守，就不能听之任之了，他必须要能够让东都各部听他号令。

樊子盖的办法，叫做“杀一儆百”。

在跟杨玄感交战中，裴弘策同志丢了大人，甚至，连丢人都不足以形容其惨状了，但是，架子还挺大，樊子盖让他出城继续迎敌，他说了，不去，就是不去。当然，也不能全怪裴弘策，这哥们的官职是“将作监”，用现在话讲，是建设部的，学土木工程的，哪打过仗啊？搞不过将门出身的杨玄挺，其实也不丢人。但是，没辙，撞枪口上了，樊子盖正愁找不到个人来治一治呢，裴弘策这是送上门来了，不杀你都对不起你了——杀！

还有个人叫杨汪，官名叫“国子监祭酒”，这是教育部的，而且是皇太子的老师，地位高了吧？所以，牛逼习气出来了，对樊子盖就有些微不恭敬。樊子盖不管三七二十一——杀。当然也没真杀，这位杨汪一看犯了忌讳，赶紧磕头如捣蒜，把头都磕破了，就求免除一死，樊子盖一看，得，饶了你，下次给我注意点。

这两招一出，东都的大佬们，都消停了，不敢炸刺了，樊子盖让干什么，不敢再装没听见了，说什么就做什么了。《资治通鉴》说：于是将吏震肃，无敢仰视，令行禁止。

前面我们就说，守城方本来就是优势方，毕竟有地利，而且，更重要这还是东都，防御工事想不坚固都不行，而现如今，樊子盖略施手段，把“人和”也抓到了手里，所以，优势大大巩固了。

当然，樊子盖杀裴弘策，也是有副作用，副作用是，城外那些准备慷慨赴难的官X代们都不敢进城了，生怕跟裴弘策落个一样的下场，怎么办呢？投靠杨玄感啊。前面介绍杨玄感的时候，我们就说，杨玄感人缘不错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喜宾客，海内知名之士多与之游”，这些海内知名人士当然也包括官X代们。于是，韩擒虎子世咢、观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大理卿郑善果子俨、周罗睺子仲等四十馀人皆降于玄感，玄感悉以亲要重任委之。

不过呢，毕竟利还是大于弊，城内“人和”还是更重要，杨玄感虽然能战，又得到了从小混一块的官X代们的支持，但是，没有用，搞不定。

杨玄感打不下东都，接下来，也该政府军出手了。

先是长安那边出手了，代王杨侑命令刑部尚书卫文升带兵四万，增援东都。卫文升也是抱有必死决心，人到了华阴（杨素祖坟所在地），就把杨素开坟掘墓，然后一把火烧了杨素的骸骨，以此晓示部众，这次出兵，你们别指着投降了，要么战，要么死，别无选择。而后，出崤山、过渑池，直驱东都城北。

接下来是杨广那边。

杨广呢，也没别的事儿，就是攻打辽东城呗，前面也说了，都招呼半天了，没啥效果，主要是辽东城太高，登云梯都高到了五十米，就算有一两个勇士能上去，也是杯水车薪。怎么办？杨广也是想出了一个死办法，填土！

《资治通鉴》描述了杨广的填土大法：

帝遣造布囊百馀万口，满贮土，欲积为鱼梁大道，阔三十步，高与城齐，使战士登而攻之。

把土填到跟城墙一样高，不信还搞不定！

光填土，只能说是拉平了双方的地理位置，但是，杨广还想进一步优化，造楼车，让攻城方占据高度优势：

然后，又作八轮楼车，高出于城，夹鱼梁道，欲俯射城内。

于是，效果很霸道——指期将攻，城内危蹙。

杨广这办法妙不妙呢？其实也谈不上妙，是个人就能想到，但是，问题在于，没几个人敢想，这么高的城墙，要填土填平，谈何容易？这不是人工造山吗？好在杨广是个疯子，他没有别的本事，就一条——敢想。

大家也别鄙视杨广想了这么个笨办法。后世有个人的口碑比杨广好一万倍，公认的人类历史上排名TOP5的军事奇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在统一了大漠，出兵攻打金国的时候，途中在檀州，用的就是填土的战法。《成吉思汗》的电视剧也讲到了这事儿，这就是所谓的“让蒙古人的战马登上金国的城墙”。

办法虽然是笨，但是往往笨办法有好效果，所以，眼瞅着杨广就要大功告成了，辽东城也是指日可下了，恰在此时，东都传来了军情——杨玄感反了！

杨广也知道杨玄感这个人，就问苏威，说这娃挺聪明的，会不会有祸患？苏威就说：“夫识是非，审成败，乃谓之聪明，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浸成乱阶耳。”苏威比杨广了解杨玄感，算是把杨玄感看到了骨子里，杨玄感不能说不聪明，但只是小聪明，还不是“识是非，审成败”的大聪明。苏威担心的，不是杨玄感造反，他担心的，是连锁反应。

苏威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因为杨玄感不是籍籍无名的小老百姓，他是近世莫与之比的第一家族的掌门人，他是有影响力的。杨玄感造反的时候，跟老百姓也是这么说的：“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耳！”

杨玄感这番话，对于不知内情的普通百姓是有煽惑力的。老百姓不知道上层政治斗争这里头弯弯绕的事儿，他们就知道两点，一、杨广这皇帝太折腾，我们活得太辛苦，二、杨家确实富贵已极，杨玄感说的“解民于倒悬”不是白扯淡。于是——众皆悦。父老争献牛酒，子弟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数。

投靠杨玄感的人有之，响应杨玄感的人也有之。因为杨广这么折腾，说天下苍生有倒悬之苦，也不是夸张。

该年秋天，七月二十日，馀杭人刘元进就起兵响应杨玄感。刘元进此人据说相貌不凡，跟刘备异曲同工，“手长尺馀，臂垂过膝”，他自己也觉得相貌不凡，所以心有大志，只是一直隐忍不发。赶上杨广再度征召三吴军士征高丽，三吴子弟都是议论纷纷，说早年天下全盛（指隋文帝时期讨伐高丽），我们父老征伐高丽，尚且一多半都回不来，现在天下已经疲敝至此，再去征讨高句丽，我们还有活路么？没活路怎么办？就一个字——逃。有人逃，就要有人追，各地政府就追很急，到了此时，刘元进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发兵之后，三吴地区云集而应，据说一月不到，他就有了数万兵马。

杨玄感造反，跟杨谅造反，有个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杨谅造反，并不得民心，只是孤家寡人，但是，杨玄感造反，尤其是在二次东征、百姓疲敝的情况下造反，他会得到极大的政治呼应。

杨玄感能“战”，杨玄感也能“说”，但是，杨玄感不能“谋”。杨玄感不能“谋”，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将他的政治优势化为胜势，比如说，他没有如李密上策所言，出兵蓟县，封锁临渝关（就是山海关），将杨广诸军困死于关外，他给了杨广机会，而这，最终证明，决定了最终的胜败。

杨广决定要撤军。杨广在半夜召开军事会议，命令诸将秘密返回中原，营救东都，讨平杨玄感叛乱。各位将领听说东都被围，想着一家老小、妻子儿女都在城内，这要是被占了，还怎么混？于是，带过来的军械也不要了，就一门心思准备“飞”回去了——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案堵不动，皆弃之而去。（军备都不要了）众心忷惧，无复部分，诸道分散。（队形也不保持了）

隋军要撤，本着“敌退我打”的原则，高句丽本来是应该追出来掩杀一番，好歹出口恶气的，但是，他们不敢。杨广这么大阵仗过去，我一直在说，没啥用，现在看来，用处还是有点的，至少来说，也吓怕了高句丽了。

高句丽什么情况呢？《资治通鉴》描写得非常生动：

高丽即时觉之，然不敢出，但于城内鼓噪。

（高句丽不能说不知道隋军撤了，第一时间他们就知道撤了，但也不敢动，只是在城内鼓噪呐喊，以壮声势。）

至来日午时，方渐出外，四远觇侦，犹疑隋军诈之。

（到了当天中午，隋军估计都退得差不多了，才敢慢慢出城查看，但纵然如此，仍然心有惴惴，生怕隋军有猫腻。）

经二日，乃出数千兵追蹑，畏隋军之众，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

（过了两天，高句丽终于明白隋军没有诈了，是真撤了，于是派了几千人，前去追袭，但害怕隋军人多势众，也不敢逼近，最多了，也就是相距八九十里）

将至辽水，知御营毕渡，乃敢逼后军。

（一直追到辽水，才知道隋军全部渡河了，于是才敢逼向后军）

时后军犹数万人，高丽随而抄击，最后羸弱数千人为所杀略。

（后军就好对付么？也不好对付，几万人呢。高句丽也是虚张声势，稍微打了打，最后杀了几千个老弱病残，算是完成任务。）

什么叫虚？这就叫虚！在隋军的凶猛气势下，终于，高句丽虚了。但是，很可悲啊，好歹高句丽虚了，杨广同志却后院起火了……

隋军撤走之后，杨广下令——派遣虎贲郎将陈棱于黎阳攻击元务本，又派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候卫将军屈突通一路发布讨伐檄文，征讨杨玄感。

接下来做出反应的，是率东莱水军出征高句丽的来护儿。

来护儿何方人物，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这次在杨玄感变乱中扮演的角色，可以用句网络流行语来概括——躺着也中枪。可不呗？来护儿跟杨玄感有关系没？要说关系，来护儿是跟杨素混出来的，跟杨玄感可能是老相识吧。除此而外，还有吗？那就没了，至少跟此次杨玄感造反没关系。但是，就这层关系让他中枪了。在杨玄感黎阳城中整顿兵马，意欲作乱时，来护儿就成了靶子，杨玄感说，来护儿造反了，我要讨伐来护儿，大家来参军吧，这才凑齐了几千人。

来护儿也很快听说自己中枪了，更听说东都被围了，于是就召集部将，说要杀回去。部将们表示不同意，咱是奉诏来讨高句丽的，东都被围，跟咱有关系吗？要有关系，也得是皇帝下了诏才有关系，否则，咱还是别趟那浑水，有的太平还不太平？来护儿很生气，这帮混崽子，有把国家安危放心上吗？他表示：“洛阳被围，心腹之疾；高丽逆命，犹疥癣耳。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专擅在吾，不关诸人，有沮议者，军法从事！”于是，即日发兵回洛阳。

如此这般，卫文升一路，杨广一路，来护儿又是一路，各路援军纷纷驰援洛阳，再兼洛阳留守樊子盖顽强奋勇，杨玄感攻打东都的战略，眼看就要破产了。

最先赶到的是卫文升。卫文升亲自率步骑两万，渡过瀍水，与杨玄感交战。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屡战屡败。为什么呢？因为杨玄感纵使有一万条缺点，至少他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能战。李密怎么评价他的？“决机两陈之间，暗呜咄嗟，使敌人震慑，密不如公”。杨玄感确实不是帅才，但他至少是个将才。

而且，杨玄感跟乃父杨素还不一样，他没有那么多小伎俩，也没那么心狠手毒，他的作战特点是：玄感每战，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抚悦其下，皆乐为致死。这么说吧，杨玄感这特点，跟西楚霸王项羽有点像，算是贫民版项羽吧。效果非常好：由是每战多捷，众益盛，至十万人。文升众寡不敌，死伤太半且尽。

但是我们也说了，卫文升这次过来，是抱了必死的决心，也没指着能活着回去，所以一早就做好了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的准备，输得这么惨，不要紧，收拾好残部，换个战场，咱接着来。

于是，卫文升率军屯于邙山之南，跟杨玄感决战，一天之内，双方连战十余场。杨玄感确实能战，但是，卫文升是个不要命的，所以，杨玄感就算要赢，也非得脱层皮不可，他的弟弟杨玄挺就死在了这场战事中。杨玄感也因此不敢再逼人太甚，不再指望赶尽杀绝了。

第二批赶到的援军，是杨广派去的屈突通和宇文述二部。

对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杨玄感也有些乱，他就问手下李子雄，说怎么办？

同志们还记得李子雄这个人吗？对咯，这可是镇压杨谅叛乱的大将啊，幽州总管窦抗，就是被他办掉的。自从立了功之后，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又倒霉了，这次出征高句丽，杨广本来指着他戴罪立功的，把他送去了来护儿帐下。然后呢，杨广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大概是觉得还是算了，干脆杀了吧，于是就派人去把他抓回来。李子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杀了使者，去投奔了杨玄感。

李子雄上次在杨谅叛乱中被朝廷启用，举荐他的人就是杨素，杨家对他有恩，这次他投靠杨玄感，自也在情理之中。李子雄一看杨玄感问他，就说，屈突通这个人不好对付，要是让他渡了河，跟樊子盖、卫文升互相呼应，我们就不好搞了，所以，还是先分兵顶住屈突通。杨玄感表示同意。

杨玄感是同意了，但樊子盖不同意。樊子盖此前一直采取的都是守势，但是，眼看大股援军将至，怎么也得给友军争取时间啊，所以，守势改成攻势，樊子盖数次带兵出城跟杨玄感大战，生生把杨玄感钉在了原地。

现在的情况，樊子盖采用战略进攻牵制了围城的杨玄感，屈突通大军不日将至，而西边的卫文升呢，就像是卡在喉咙里的骨头，要不了命是真的，但难受也是真的，一旦形成三股力量的合围，那如李子雄所说，就真不好搞了。

李子雄也知道洛阳攻势算是彻底失败了，为今之计，也只能亡羊补牢了，于是跟杨玄感建议，表示：“东都援军益至，我军数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振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李密也表示：“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强兵在陇右，可声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以绐众。”李子雄给了个战略方向——去关中，而李密则给了个战术建议——假称元弘嗣造反，然后借势入关，号令部众；杨玄感也知道局势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如此了，于是放弃东都，率军西行。

杨玄感现在要取关中，只能说是亡羊补牢。亡羊补牢的意思，就是这事儿一早就该办了，但是，现在办还不算太晚——不算太晚的潜台词就是，已经晚了，但还可以接受，然而，再晚就不能接受了。所以，要西取关中，就必须抓住一个字——快；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长安。

杨玄感能做到一个“快”字吗？能抓住最后一棵稻草吗？答案是，不能。

问题发生在弘农。先是弘农父老找到杨玄感，表示宫内守备空虚，粮草丰足，可以进兵拿下。杨玄感自出兵以来，碰到的老百姓多是支持他的，他就以为弘农的这帮人也是支持他的，于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至于这些老百姓是支持他还是害他呢？那就等时间来检验了。此为第一停。

等到了弘农城下，太守蔡王智积就在城上骂他，杨玄感火上心头，进兵攻击，此为第二停。蔡王智积为什么要骂杨玄感呢？

他跟部下是这么说的：“玄感闻大军将至，欲西图关中，若成其计，则难克也；当以计縻之，使不得进，不出一旬，可以成擒。”

这位蔡王智积倒是个明白人，知道如今对于杨玄感而言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敌之所欲，我必不予，所以非拖住他不可。

但是，明白人也不只是蔡王智积一个，杨玄感手下也有啊，李密不就是明白人吗？他一看杨玄感发飙要打弘农，就向其进谏：“公今诈众西入，军事贵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

李密很着急，但是，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你急他不急啊，杨玄感就不急，就非得停下来教训教训骂他的那些人，出出这口恶气。

然后就开战，杨玄感发兵攻打，又火烧城门，结果蔡王智积一看，你烧我也烧，于是也在城门放火，于是城门附近一片火海，蔡王智积出不去，杨玄感也进不来，双方就跟那耗着。同样是耗，蔡王智积巴不得如此，但杨玄感耗不起啊，在那耗了三天之后，杨玄感一看没辙，这才决定要走。

大家无语了吧？马克思告诉我们，在一堆矛盾千头万绪的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然后要抓主要矛盾。蔡王智积和李密都明白，杨玄感如今的主要矛盾，就是两个字——时间，所以，一个想尽了办法要拖，另一个则建议杨玄感快走，然而，当事人杨玄感同志，没有学过哲学，没有战略眼光，有的只是匹夫之勇。杨玄感要是闹到现在还不倒霉，那以后咱也用不着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这三天两停就足够杨玄感倒霉了，因为各部隋军都已经追上来了，卫文升追上了，屈突通追上来了，宇文述追上来了，从东莱不待诏书就发兵回师的来护儿也追上来了，这下杨玄感不迎战也不行了。

杨玄感据守槃豆（河南省灵宝县西），布阵连亘五十里，且战且走，当然，已经没有便宜了，一日之内，杨玄感三战三败。

八月一日，玄感在董杜原（灵宝县西）列阵迎敌，又遭遇隋朝各军的围攻，杨玄感再次大败，这次输的比较惨，只剩下了十几个骑兵，投奔上洛郡（陕西省商州市）。问题是，还逃得了么？逃不了了，追兵已经追上了。此时，杨玄感再度展现了他“暗呜咄嗟，使敌人震慑”的本事，只听得一声怒喝，追兵居然吓得回头逃窜。一路逃到了葭芦戍（河南省灵宝县西南），这时候，连十几个骑兵都没有了，跟在杨玄感身边的，只剩下他的弟弟杨积善，而且，俩人连战马都没了，只能徒步行走；到了这个时候，杨玄感也明白，完了，全完了。

杨玄感停了下来，对杨积善说：“我不能死在别人手里，你杀了我吧！”杨积善悲愤之下，一刀砍下，杨玄感随即身死。杨积善还想自杀，但自杀毕竟不同于他杀，他下不去手，因此自杀未遂，终于被追兵所捕，随同着杨玄感的首级，一起被送往杨广的行宫。

杨广自然不能轻待杨玄感，即便你死了，也得鞭啊，于是在菜市口把杨玄感尸体切成碎片，示众三日，而后，又将其剁成肉酱，而后焚毁。

看了杨玄感的最后时刻，大家想起了谁呢？有没有想起《史记·项羽世家》中那个遭遇十面埋伏时依然力拔山兮气盖世，为诸君快战的西楚霸王呢？唯一不同的是，杨玄感没有说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因为，大概他自己也明白，亡他的不是天，而是他自己。

面子战争Ⅸ——乱与治乱

杨玄感的叛乱，终于因为他自身的短视而遭遇了失败，但是，于杨广而言，杨玄感毁掉的，是他的第二次东征。杨广不愿意就此罢休，他还要第三次东征。

大业十年二月，杨广提出了第三次东征的计划，这次再没人敢反对。

该年三月，杨广抵达涿郡。

该年四月，杨广抵达北平。

该年七月，杨广至怀远镇。

第三次东征就此开启。

此时的东征，不论是隋朝还是高句丽，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以隋军而言，先前的威风和气派均已不再，所征兵马，或者不到，或者逃亡；以高句丽而言，在强大的隋军先后两次发动进攻的情况下，他们已经被折腾的精疲力竭，不再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抵抗了。因此，此次东征，从一开始就透着诡异。

帮杨广解决问题的还是大将来护儿，他先是在毕奢城大破高句丽军，而后又长驱直入，直指平壤。此时高元也无意再战，就遣使投降了，并送上了投降高句丽的隋朝叛将斛斯政。杨广呢？杨广也无意再战了，其实，第三次东征，于他而言，也不过是为了讨回个面子罢了，现在高元给了个台阶，杨广也就坡下驴了。

来护儿倒是很不甘心，对部下表示：“大军三出，未能平贼，此还不可复来。劳而无功，吾窃耻之。今高丽实困，以此众击之，不日可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聚高元，献捷而归，不亦善乎！”来护儿对国家三次出兵东征“劳而无功”感到非常羞耻，他认为，高丽已经完了，只要我们再加把劲，我们就一定能搞定。他还想进兵围困平壤，生擒高元……

因此，当杨广的使者崔君肃去传达旨意，令来护儿停止行动时，来护儿一度很不愿意，不管崔君肃怎么说，他也不听。来护儿甚至还不依不饶：“贼势破矣，独以相任，自足办之。吾在阃外，事当专决，宁得高元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矣！”来护儿表示，自己哪怕生擒了高元回来获罪，也比现在强！

最后，崔君肃警告来护儿部将，说敢跟来护儿出征的，一律治罪，来护儿这才在部将们的劝告下作罢。

我们该怎么评价杨广的第三次东征呢？我只能想到两个字——闹剧。

然而，如果只是闹剧也算是好事了，事实上，情况比闹剧严重得多。其实，政治危机在第一次东征之后就已经爆发了，这次，只是更加严重而已。

我们来看看第三次东征之前，全国局势是个什么情况吧：

山东当然早就乱了，紧跟着的是江南。

在杨玄感叛乱中期，余杭人刘元进就发兵响应。

在刘元进起兵的同一年九月，吴郡（江苏省苏州市）的朱燮，带着十几个学生起兵造反，不久后，“民苦役者，赴之为归”。朱燮是什么人呢？《资治通鉴》说：“燮本还俗道人，涉猎经史，颇知兵法，形容眇小，为昆山县博士”。简单说，一个读过书懂兵法身材矮小的还俗道士。

在同一个月，晋陵（江苏省常熟市）的管崇也举兵造反。此人的特点：美姿容，志气倜傥，隐居常熟，自言有王者相。简单说，此人是仪表不俗自视甚高的隐士。该年，管崇派兵袭击了驻守扬子（如今江苏省仪征市，为扬州市代管）的隋将赵六儿，破其两营，缴获甚重，声威大涨，不久后便有十万之众。

该年十月，刘元进率众渡江，朱燮和管崇推其为主，而后，据守吴郡（江苏省苏州市），自称天子，朱燮和管崇都被任命为宰相，随后署置百官，毘陵（江苏省常州市）、东阳（浙江省金华市）、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建安（福建省福州市）各地的豪杰，纷纷诛杀隋朝官员，响应叛军。

余杭的刘元进、吴郡的朱燮，晋陵的管崇，三支力量合并之后，江南地区的反隋局势已经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了。

江南大乱，杨广令吐万绪和鱼俱罗率军镇压。

交战情况如何呢？刘元进等人一败再败，而隋军一胜再胜。具体来说：

刘元进攻丹杨（江苏省南京市），吐万绪渡江相迎，一战而胜，元进只能解围而去，吐万绪于是进兵屯守曲阿。（一胜）

刘元进修筑防御工事，抵御吐万绪，双方相持百余日；吐万绪最终发动攻击，刘元进再次大败，阵亡万余人。（二胜）

刘元进只身趁夜逃走，据守营垒。朱燮、管崇等人也驻守毘陵，连营百馀里，吐万徐绪乘胜进击，再次击破叛军。（三胜）

叛军只能退保黄山（江苏省江阴市境内），吐万绪再度包围叛军，刘元进、朱燮二人勉强躲过一劫，管崇阵亡，叛军将卒五千馀人被杀，叛军子女三万馀口被俘。吐万绪继续前进，解除了会稽郡的包围。（四胜）

鱼俱罗则作为吐万绪的副将，立下汗马功劳，《资治通鉴》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二人的平叛事业——战无不捷。

战果辉煌吧？连战连捷吧？管崇死了，刘元进和朱燮仅仅是捡了条小命；于是，江南局势稳定了？答案是，更乱了。为什么呢？因为“百姓从乱者如归市，贼败而复聚，其势益盛”。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江南人民的叛乱，已经不是军事镇压就能搞得定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江南人民造反，不是因为不再惧怕隋军的声威，而是因为杨广已经把他们折腾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尔。

事情到这种地步，江南的叛乱当然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年，更不是刀兵相加就能搞得定了，重要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然而，杨广是什么态度呢？杨广的意见是，敢他妈造反？不要命了？继续给我杀！

事实上，不单是江南，面对追随杨玄感造反的那些百姓，杨广也是这个态度。杨广当时对手下是这么说的：“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杨广认为，为什么杨玄感造反后，会得到那么多的响应？是因为天下人太多了，人一多就要反，所以就要杀。于是就杀：所杀三万馀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馀人。玄感围困东都时，曾开仓赈济百姓。结果，但凡接受赈济的百姓，皆被坑杀在都城东南。

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现在上帝要让杨广灭亡，所以先让他疯狂了。杨广疯了，但是，他的手下并没有疯。尽管吐万绪和鱼俱罗都在镇压叛乱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是，他们很清醒，他们知道，江南叛民已如野草一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已经不是靠他们的镇压就能搞得定了。他们不同意杨广继续镇压的做法，吐万绪表示要先休整，而鱼俱罗表示，叛军非岁月可平，于是，疯狂的杨广愤怒了，吐万绪和鱼俱罗都倒霉了。

吐万绪和鱼俱罗不听命令，杨广决定换马，换了谁呢？王世充。

王世充大家不陌生吧？这可是《隋唐演义》里的头号大反派啊。这次是王世充第一次登上隋末的历史舞台。

王世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他虽然姓王，但不是汉人，他之所以姓王，是因为父亲早死，而母亲改嫁霸城王氏，他本来的姓氏是“支”。其次，王世充具有枭雄之才，《旧唐书》这么评价他：“世充颇涉经史，尤好兵法及龟策、推步之术。……善敷奏，明习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驳难之者，世充利口饰非，辞议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这么说吧，王世充有学问，有异术，有辩才，但是，心不正。这种特点的人，在乱世之间，一般都能当个枭雄。

王世充所谓“心不正”，就是说，他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只关心个人的荣辱安危，而不关心其他。这样的人，当然也容易讨得杨广这样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之人的欢心。

《旧唐书》说：

大业中，累迁江都丞，兼领江都宫监。时炀帝数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颜色，阿谀顺旨，每入言事，帝必称善。

（反正就是杨广怎么想的，王世充就怎么说）

乃雕饰池台，阴奏远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

（杨广喜欢啥，王世充就给啥，不得宠就怪了）

当然，讨好杨广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当然是成为乱世枭雄。所以，除了讨好杨广之外，阴结豪俊，多收群心，有系狱抵罪，皆枉法出之，以树私恩。（还利用手头权力帮一些罪犯摆脱牢狱）

让王世充平乱，当然只可能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越平越乱。为啥呢？因为天下不乱，王世充上哪去当枭雄呢？于是，王世充是怎么干的呢？

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发淮南兵数万人讨元进。世充渡江，频战皆捷，元进、燮败死于吴，其馀众或降或散。

（先在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功，讨平了叛军）

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瑞像前焚香为誓，约降者不杀。散者始欲入海为盗，闻之，旬月之间，归首略尽，世充悉坑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馀人。

（但在军事上取得成功之后，王世充所做的，并不是安抚百姓，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采用了欺诈的手段——让先投降的人在寺庙前焚香起誓，相约降者不杀，而后出尔反尔，等那些流亡中的人全都投降之后，王世充却将他们尽数坑杀，终于将叛军一网打尽……）

用一个字形容王世充的做法——奸。因为王世充的奸，所以，仗是打赢了，但是乱子却更大了——由是馀党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王世充这么搞，杨广什么态度呢？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益加宠任。

对此，我能说的，只能是……

是的，无话可说。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造反组织，是江淮一带的杜伏威，我们以后会说他。

此外，各地零散的起义部队数不胜数：

唐县（河北省保定市西部约50公里处，相传为唐虞——就是三皇五帝中的舜帝——所封之地）人宋子贤，据说有些邪门，“善幻术，能变佛形”，又自称是弥勒出世，周边人民都对其坚信不疑。于是宋子贤密谋召开“无遮大会”，起兵袭击杨广车架；可惜事泄被杀，党羽一千余家惨遭诛戮。

扶风（今陕西省扶风县，位于陕西省中西部）僧侣向海明也自称弥勒出世，但凡是他的信徒，都会做个美梦，三辅人士全都奉其为神，于是举兵造反，部队一度发展到了数万。十二月十八日，向海明自称皇帝，改元白乌。杨广任命太仆卿杨义臣出兵讨伐，将其击破。

以上二位都是自称弥勒佛的。弥勒佛之所以会成为造反组织的信仰，是因为弥勒佛在佛教中是未来佛，有救世的性质，类似于基督教中的弥赛亚，因而，每当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时，总有各种各样的人借助弥勒佛的名号来煽动造反。

历史上以弥勒佛信仰为基础的造反组织，实在是赫赫有名——白莲教。当然，白莲教直到宋朝时才逐渐成型，宋子贤和向海明，应该是早期教会的先驱人士。

白莲教乃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最复杂的宗教，在民间传播甚广，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势力最强大的地下组织，每当朝政出现危机时，白莲教就会迎来大爆发，直接威胁王朝统治，以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听说白莲教的名号，都是闻之色变。

距离现在最近最轰动的一次白莲教起义，出现在清嘉庆年间。这次起义最初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这次起义规模有多大呢？

在起义前的1786年，全国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减少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

因此，隋朝如今分别在燕赵地区和西秦地区都出现了弥勒佛信仰的造反组织，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天下大乱，即将到来。

当然，还没完：

大业十年二月二十九日，扶风（陕西省凤翔县）叛将唐弼拥立李弘芝为天子，拥众十万，自称唐王。

夏，四月，榆林太守成纪、董纯与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叛将张大虎在昌虑决战，大破叛军，斩首万馀级。

五月，庚申，延安叛将刘迦论自称皇王，建元大世，有部众十万，联结稽胡（匈奴的一支），发动叛乱。杨广令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发兵攻击，在上郡决战，斩杀刘迦论，其将卒万余人被杀，男女数万口被俘虏。（延安位于陕北，这意味着，即便是隋朝统治的心脏地带，也出现了叛乱）

这就是第三次东征之前，隋朝的局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举兵作乱称王称帝的不知几许，非要概括一下的话，只有四个字——天下大乱。

第三次东征之后，情况当然只能更加严重：

乙卯，离石境内的匈奴人刘苗王造反，自称天子，众至数万；将军潘长文前往讨伐，遭遇失利。（离石是今山西省离石县，晋中地区出现叛乱）

汲郡叛将王德仁拥众数万，据守林虑山一带，四处劫掠，落草为寇。（汲郡为今河南淇县东，中原地区出现叛乱）

东海（江苏省连云港市）叛将彭孝才转掠沂水（山东省沂水县），彭城留守董纯前往讨伐，将其擒获。

悲催的是，董纯虽屡战屡捷，却不能缓解叛乱，反而叛乱愈加严重，于是有人这是董纯“怯懦”造成的，杨广大怒之下，将其锁至东都，诛杀……

大业十一年上谷叛将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燕；部将魏刀儿自称历山飞：拥众各十馀万，北连突阙，南寇燕、赵。（燕赵地区也开始了）

……

三征高句丽，终于为杨广讨来了面子，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隋朝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杨广要如何解决呢？

理论上说，杨广现阶段的工作重心，应该是两个字——治乱。

所谓“治乱”，核心词自然是“治”。

“治”这个词本来是医学术语，包含的是极为复杂的工序。

我们一个人得了病，要施治，首先第一步，自然是诊断，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哪个部位得了病，因为什么得了病，已经病了多久，病到了什么程度，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才能有后续工作。

治乱也如治病一样，首先第一步，是诊断。隋朝的病症，自然是乱，而且，深入骨髓，极其严重，这个“乱”字，已经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全方位整体性了。这种混乱的根源在哪里？病症因何而起呢？

直观上看，这自然是三征高句丽引发的并发症。

打仗，本身就是一个容易伤筋动骨的大工程，更何况是杨广这样的打法。第一次征高丽，杨广出动了多少人？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也就是说，准备出战前线的，有1133800人，而后勤保障的，则是1133800×2=2267600人，从前线到后勤，拢共算一块，是3401400人，也就是340万左右。当时隋朝全国一共多少人呢？以开皇末年的统计而言，是890万户，人口是4600万左右（不计入奴婢和部曲）。

这大概什么概念呢？国共第二次内战初期，中共的军队大概是127万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大概是4亿多，1949年毛泽东在做政府报告时，表示当时中国人口大概是4.75亿。也就是说，第一次征高丽，杨广调动的军队就已经跟我党解放战争初期的军队数量差不多了，但是，当时隋朝人口的数量却仅仅是民国人口的10%左右。大家想，这次出征，杨广到底是花费了多大的成本？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出征，不只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三次。即便隋文帝给杨广打下了极为厚实的基础，制造了开皇盛世，开皇末年的人口数量甚至是整个盛唐都未能匹及的高度，但是，面对杨广这样的动辄倾国征伐，也实在是无法继续支撑了。

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躲避大规模的兵役，各地纷纷作乱——最早举旗的王薄，他用以号召的所谓《无向辽东浪死歌》，其实就是反对征兵的体现；而接下来的窦建德，某种层面讲，也是因为帮助了逃避兵役的孙安祖而被迫造反；江南的叛乱，刘元进的乱军来源是因为害怕征东一去不复返而流亡的三吴子弟，而朱燮部的主要来源也是“民苦役者”，管崇所部也大抵如此；至于杨玄感叛乱后，纷纷呼应的百姓，也多是因为杨广的多次征兵……

可以说，三征高句丽造成的国困民乏就是隋末天下大乱的导火索。

然而，杨广对此的认识是什么呢？在杨玄感登高一呼而天下应之后，杨广对天下大乱做出了他的解答，他认为：“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杨广认为，这是因为人多而造成的。是不是很可笑呢？

当然，杨广此语也不完全只是可笑，因为人多而导致天下大乱的情况确实存在。中国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历代王朝总是由盛而衰，周而复始，民国著名学者黄炎培在拜访毛泽东的时候，将这种现象称为“王朝周期律”。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当然，对此有很多解释，也有一种解释是从人口学角度出发的。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一个王朝出现变乱，大多是由天灾开始的，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元末的红巾起义，大抵均是如此；为什么一天灾就会有人祸呢？我们知道，一个王朝渐渐转向强盛的过程，其实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的过程，但是，人口日益增多是有副作用的，因为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农田，在生产技术没有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一定的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也是一定的。然而，随着人口日益增多，土地的承载量渐渐达到极限，经济的抗压能力也在渐渐削弱，如果是风调雨顺，这种危机还不会暴露，一旦出现天灾，那么，脆弱的经济体就会让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彻底爆发，会有一堆人陷入饥荒，而一旦出现饥荒，伴随而来的一定是汹涌的农民起义。

所以，杨广说，“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相聚为盗耳”，这也并非全然是无稽之谈。但是，隋末的情况是不是像杨广所说的那样呢？当然不是，隋末之所以爆发危机，前面说了，多半是因为杨广三征高丽将国力消耗殆尽。

医生治病，在明确了病症之后，接下来无非是对症下药，加以施治。治乱也一样，明确了“乱之根由”后，接下来也就是对症下药了，于隋末而言，药方是什么呢？是用武力手段强行镇压各地叛乱吗？当然不是，江南的乱局已经证明，武力手段是行不通的，即便政府军屡战屡胜，也不能让乱局得以收拾，而只会让局面越来越乱。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乱之根由”并不是隋军不够强大，不够具有震慑力，而是因为国力虚耗，百姓困苦。

然而，杨广认识到了这一点吗？当然是没有。在江南，他一味催促吐万绪和鱼俱罗尽速平乱，最后又将两位不够听话的平乱大将诛戮；面对在沂水大破叛军的董纯，杨广选择的也是杀，原因是，董纯越伐越乱，杨广认为这是因为怯懦；而大受杨广亲睐的王世充，在“杀伐果断”这一点上，确实无人可出其右，但是，他又何尝彻底平息了江南的叛乱呢？

面对这种情形，朝内当然也有有识之士。这位有识之士，前面已经出现过了，叫做庚质。在《资治通鉴》中，庚质出现了四次：

第一次是一征高句丽，他反对杨广亲征，表示“兵贵神速”，杨广没有听取；

第二次是二征高句丽，当杨广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再次反对杨广亲征：“臣实愚迷，犹执前见，陛下若亲动万乘，劳费实多。”然而，杨广的回答却是：“我自行犹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我自己去尚且不成，别人去还成？）

杨广又一次没有听取庚质的建议。

第三次则是杨广回师平叛杨玄感的时候。杨广就问庚质，说杨玄感这次造反有戏吗？庚质回答：“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劳，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庚质认为，杨玄感造反是有社会基础的，“百姓之劳”是他可以利用的，事实上后来杨玄感也确实利用了这一点，这才有“众至十万”的声势；但是，即便如此，隋朝的统治根基也是比较深固的，不是轻易可以动摇的。庚质说的对吗？当然还是全对。

第四次，也就是杨广第三次东征归来，准备巡幸东都的时候。当时庚质是这么说的：“比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三五年间，四海稍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

有人要问了，为什么三征高句丽的时候，庚质没有劝谏呢？道理很简单嘛，劝有什么用？庚质劝了两次，杨广听过半句吗？庚质也知道，杨广这个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就是撞了南墙也不定能回头，既然他要做，就让他做吧。但是，这次庚质的劝谏，则体现了他作为隋朝官员的责任感。他的劝谏，可以说，抓住了“治乱”的核心，当然，他针对的并不是“乱”，但是，如果按照他的建议做，休养生息，劝民劳作，相信“乱”也就随之而“治”了。

也就是说，隋末的治乱，关键不在军事，而在于恢复经济生产，加强国力，弥补三征高句丽所带来的巨大损耗，一旦民资富足，百姓乐业，自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想着去造反了。然而，面对庚质的建议，杨广什么态度呢？杨广的态度是——不悦，也就是说，不高兴。“不高兴”还是轻的，接下来是重的：庚质称病不从，杨广大怒，将其下狱，最后的结局是——竟死狱中。

庚质就这么死了，但是，杨广弄死的，不是庚质，而是他自己。

庚质死后，杨广依然我行我素，大业十年十二月，杨广又去了东都。杨广没有选择坐镇关中休养生息，而是继续进行耗钱耗力的大规模巡行。

大业五年的时候，杨广曾对他的巡行征询过大臣蔡征的意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南朝的各位皇帝，都喜欢久居深宫，跟女人为伍，不跟百姓相见，这是什么道理呢？”

蔡征回答：“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王朝不能长久。”

蔡征的回答或许没有错，一个皇帝久居深宫，不知世间疾苦，惟知宴饮娱乐，这确实是亡国之道。但是，杨广有没有想过，巡行太多，不加节制，也可能是亡国之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