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也许，历史不是你认为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当事人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个事件是如何发展出来的。这篇文章“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或许能够给您答案。

01

大唐天宝三载，天下太平无事。李白被唐玄宗取消关注，落寞地离开长安，然后在洛阳巧遇杜甫。两双温暖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碰撞出一段佳话。他们一起在河南求仙访道，秋天又遇到了高适，三个人每天除了喝酒闲逛，就剩下作诗了。

为大唐工作50年的贺知章，也骑着小毛驴回浙江老家了。此时，离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过半年。

大明宫中住着李隆基，太真观里有杨玉环。一年后，他们将走完世界上最遥远的旅程，向天下宣布他们的爱情。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仍然默默无闻，但后来他踩上了一条光彩大道，走向了自己也不清楚的未来。

右相李林甫在朝堂只手遮天，每次发朋友圈都能收获上万点赞，然而，他都懒得看一眼。幽州的安禄山春风得意，他刚刚接替裴宽担任范阳节度使，再加上已有的平卢节度使、河北采访使等职，大唐东北王即将加冕。

日后搅动风云的人物都已各就各位，只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大唐天宝三载，天下太平无事，所有人都在挥洒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们坚信，如日中天的大唐将永远存在下去。然而，长安地下早已埋下了无数伏火雷，只等一丝火星。

02

天宝元年，长安城外的广运潭热闹非凡。从渭河而来的三百多艘船在广运潭一字排开，首尾连接数十里，每艘船上都写着大唐州郡的名称，还有各地的土特产。

乍一看，仿佛是来长安赶集的。

唐玄宗在观礼台上就座后，三百多艘船依次从台前经过，接受皇帝的检阅。潭中心有一艘船突然锣鼓喧天，陕县县尉崔成甫扯开80分贝的嗓门，唱着唐玄宗亲自写的《得宝歌》：

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

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

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

看看这词，多感人，多喜庆，一股“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的画风，猝不及防地扑面而来。李隆基确实很开心，因为终于能吃饱饭了。

堂堂大唐皇帝不应该用金锄头种地吗？怎么会吃不饱饭？我跟你说，这都是真的。

开国初年，朝廷爱惜民力，再加上长安城人口少，一年只需要消耗20万石粮食。可在太平岁月，人们总是向往首都生活，当年在长安找机会的人，和如今的北漂没什么区别。

人口多，粮食需求就大。而造福秦汉的水利灌溉系统早已残破，曾经接受灌溉的4.5万顷田，被缩减到只有6000顷。唐朝的关中，早已不是经济重心。

知道为什么唐高宗、武则天都喜欢去洛阳吗？人家不是去搞团建，也不是去旅游，只是单纯为了吃大米、烙饼、烩面、胡辣汤……没办法，长安实在是没粮食吃啊。

就在天宝元年，广运潭把之前修建的运河连通起来，江南的大米可以直抵长安，并且当年就运来400万石粮食，李隆基能不高兴吗？

长安城解决了温饱，可大唐依然是烂摊子。《旧唐书·玄宗纪》说：“天宝十三载，户981万，388万不课，530万课。口5288万，4521万不课，766万课。”

然而，这串数字已经成为历史学界的一段公案。从字面上来看，大意是：唐朝的财政税收方式是租庸调制，纳入这套税收系统的人口叫课口，有课口的家庭叫课户。

大唐登记在册的人口中，40%是免税的，剩余60%人口交的税要用在朝廷开支、宫廷用度、洪涝旱灾上面，再加上在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开战，军费需求庞大。即便如此，正常的税收渠道都不一定通畅，往往需要朝廷派转运使之类的官员，去地方上临时疏通、压榨，才能把钱粮运往长安。

大唐盛世如繁花锦绣，可朝廷只有两个字：没钱。因为国有土地制度崩溃了。

03

时间回到三百年前，北魏。

“五胡十六国”时代，北方混乱了一百多年，直至草原上的拓跋鲜卑南下，他们骑骏马、挎弯刀，很快就征服了黄河流域。虽然北方统一了，可是有个问题：北魏朝廷没有正规的税收渠道，官员也不发工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来自于抢劫、贿赂或高利贷。

北魏太武帝年间，有一个朝廷官员到山西、河南一带出差，从大同出发时，只有一匹马，返程时却带了一百多辆车。这种行为我们叫吃、拿、卡、要。

484年，执掌北魏朝廷的冯太后在开会时说：“各位，有一好一坏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们，好消息是，朝廷以后给你们发工资了；坏消息是，有工资以后，你们就不能随便抢劫了。”大臣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那么问题来了，朝廷也是靠抢劫为生的，仓库中没有余粮，拿什么给全体官员发工资？

不要急，有办法。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开始，北方的战争就没有停止过。为了躲避战争，父老乡亲不得已到处流窜，这就有很多无主荒地和失业农民。冯太后把无主荒地全部收归国有，按照一定比例分给失业农民，他们每年向朝廷交税。这就是隋唐“均田制”的起源。

在这套系统下，门阀和贵族是免税户，只有接受国有土地分配的农民，才是国家的固定税基。那么，怎么才能管理好国有土地和农民呢？

486年，冯太后的“男朋友”李冲建议：“可以在农村建立基层组织，一竿子捅到底。”于是，“三长制”华丽出炉。朝廷分5户为一邻，25户为一里，125户为一党，分别设立了邻长、里长、党长。这一套改革，历史书上叫“太和改制”。

冯太后以国有土地为基础，安顿了流离失所的农民，国家有了稳定的税收，并且加强了基层组织的管理，在乱世中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秩序。

50年后，北魏早已分裂为东魏、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又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配套的“府兵制”，让朝廷有了固定的兵员和军队。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就是接下来的隋唐帝国强盛的密码。

04

这套制度有一个核心问题：朝廷必须持有大量土地用来分配。

我们且用初唐农民老王来举例。当老王年满18岁时，就会有100亩土地分配给他，其中20亩是永业田，可以世代传承；80亩是口分田，去世后要还给国家。接受这块土地，老王就是国家的纳税人了。

他一年四季勤恳劳作，然后按照“租庸调”的方式向国家纳税。每年交公粮两石，给官府干活20天，还需要上交三丈布。这就是老王每年需要缴纳的全部赋税。

冬天到了，他也不能窝在炕头上喝烧酒、看雪花，而是必须去指定的军府参加集训，以防将来可能上战场。闲时为农，战时为兵，兵农合一。

过了几年，朝廷突然传来命令：“圣人要和突厥开战啦，你们跟我走。”于是，老王自备马匹、刀枪等装备，为国打仗。如果立功授勋，朝廷用勋田奖励他；如果升官了，也有和级别匹配的职分田。

在这样的体制下，老王和所有农民一样，可以靠努力得到土地，朝廷可以用土地来调动百姓的积极性。

可在老王去世后土地要还给官府，能传给儿子的只有20亩永业田，相当于下一代重新开始。拼命一辈子，却什么都攒不下来，凭什么？

对土地的渴望和人心的私欲，让老王藏匿土地、注销户口、私下买卖……总而言之，有太多方法让他从国家纳税人变成套现之后的黑户。再加上皇室、贵族、官僚继续兼并土地，建立庄园别墅，所以有一天朝廷蓦然发现——账本上的土地不够用了，于是，问题出现了。

新生人口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分配，于是只能浪迹江湖或者到城市谋生。农民上战场打仗立功了，却没有土地奖励，只能用自残来逃避兵役，但是他们的户口落在本地，租庸调的赋税也不会放过他。

立功不奖励，没田还收税，农民会怎么做？他们纷纷远走他乡，私下买一块土地重新开始。因为只要不是国家分配的土地，就不会纳入府兵和租庸调的体系中。

当时的大唐有种怪现象：农民都在辛勤劳作，但是很多都不用交税，不用服兵役。天下富庶，朝廷却始终缺钱花。这种现象，在李世民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成为社会的主流，直到李隆基时代，由于国家没有充足的土地用来分配，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

前面说，天宝十三年依然有60%的人口是纳税户，但这是账面数字，实际上远远达不到。

国家没有稳定的税基，没有稳定的兵员，甚至连基层组织都混乱不堪，因为农民四处流窜，管理起来难度太大。这就是盛唐的隐忧。

05

713年，李隆基改年号为开元。29岁的皇帝雄心勃勃，梦想建立起能和李世民媲美的功业。可现实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国家税基不足，导致财政吃紧，立功后无田奖励，导致府兵逃亡。

与此同时，大唐的局势也不安稳。北方的突厥一直蠢蠢欲动，图谋恢复祖先的霸业和荣光。突厥被打压后，又冒出回纥来骚扰。东北方有契丹在谋求地域霸权。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也正值鼎盛时期，他们走下雪山，积极探索四川、新疆的新世界。

为了守护疆土，大唐必须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然而，崩溃的府兵早已不能为国争光，甚至连保卫长安都做不到，于是，延续两百年的府兵制被彻底抛弃，大唐实行募兵制。这其中就有一个问题，府兵制下，装备需要士兵自己准备，国家是不管的，但是募兵制就不同了，国家需要准备好刀枪、马匹、粮食来供养士兵。

然而，唐朝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庞大的常备军。怎么办？李隆基灵光一闪，想出一个办法：没有钱，我可以给政策啊！于是，他在开元、天宝年间，先后设立了10个节度使。节度使相当于军区司令，朝廷没有多余的军费，只能允许节度使在辖区内收税。为了保障军队的管理权和财政权，朝廷又把地方监察权赋予节度使。军权、财权、监察权逐渐集于一身，节度使已经是土皇帝了。

后人都说李隆基老糊涂了，其实他也没办法。旧秩序已经崩溃，李隆基又没有能力建立新秩序，只能对破损的旧秩序修修补补，节度使就是一块大补丁。

要想让长安摆脱饥饿，就必须重新疏通水利，让江南的粮食运到关中，而这个无底洞需要很多钱。皇帝亲军、中原驻军虽然打仗不行，但也是一群“吞金兽”。李隆基和杨玉环长年累月的恩爱，不得要钱？再加上奢靡的宫廷、腐败的朝堂、纸醉金迷的社会，繁花似锦的盛世中总是飘荡着一股子霉味儿。而维持这一切的，只有日渐缩小的税基。

为什么李林甫能专权19年？为什么杨国忠可以爬到宰相这样的高位？绝不仅仅是搞斗争和裙带关系换来的，只有一个原因：他们能从老百姓身上压榨到钱财。从这点来看，所有奸臣都是相似的。李林甫、杨国忠、严嵩、和珅……都是在旧秩序崩坏时能用特殊手段解决燃眉之急的人。

有时候坏人不是骨子里坏，而是局势让他不得不坏。李林甫、杨国忠是如此，安禄山也是如此。

06

755年12月，安禄山起兵造反。他的父亲是西域胡人，母亲是突厥巫婆，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轧荦山，意思是“战斗”。

一直以来，安禄山都特别能战斗，他在幽州军中作战勇猛，仅用了10年就从一个新兵升到了平卢节度使，驻扎在辽宁。此时的安禄山，是大唐成功“菜鸟”的典范。按照一般剧本，他将成为大唐所有落魄青年的楷模，但是局势不允许他做一个好人。

大唐一直都有“出将入相”的传统。在外领兵的将军打了胜仗，一定会回到朝中担任宰相，如果再有战争，宰相也可以披挂上阵。

作为皇帝的影子，李林甫在朝中全心全意赚钱，如果有将军入朝为相，势必会分走他的权力。而严峻的财政压力，也让李隆基不能破坏现有的捞钱模式，于是君臣二人发明了一项潜规则：“将军尽量用没文化的胡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入朝当宰相了。”

和其他将军不同，安禄山的情商很高。他不仅作战勇猛，还特别喜欢找碴儿。搜刮的军费、战利品经常送入朝中，上至皇帝、宰相，下至中层官员，基本都收过安禄山的好处。

有能力、高情商，又有政策红利，安禄山成为“风口上的猪”。直到公元755年，安禄山已经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全方位负责大唐东北方的战争。而大唐一共才10个节度使，也就是说，安禄山麾下有大唐1/3的兵马。历史到这里已经很明朗了。

国有土地制度崩溃，导致国家财政体系永远不健康，兵役制度也涣散了。为了应付复杂的边境战争，李隆基不得不把军事、财政、监察权力赋予节度使，培养了一堆土皇帝。朝廷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不得不让李林甫、杨国忠独掌相权，这样才能集中力量捞钱。

李隆基的本意是让宰相和节度使相互制衡，自己高高在上充当裁判。可这样的模式，崩盘是迟早的事儿，因为人一旦尝到权力的甜头，就很难放下。

李林甫死得早，算是得了善终。杨国忠就不一样了，他仅仅做了三年宰相，迫切需要建立功勋来证明自己，而安禄山就是块最大的肥肉。

安禄山坐拥东北，早已培养了嫡系小弟。李林甫手腕高超、资历深厚，足以让他感到恐惧。可杨国忠算什么东西，想拿我当垫脚石？做梦呢！于是，安史之乱爆发了。

07

安史之乱，让那个后人只敢谈复兴、不敢说超越的大唐盛世永远留在历史的刻痕中，越来越梦幻。

千年来，杨玉环一直是替罪羊。还有人说，是因为李林甫奸诈、杨国忠误国、李隆基昏庸、安禄山狂妄……总之，把所有帽子都扣到一个人头上。然而，时代的巨变哪里是一个人能决定的。

国有土地制度在北魏呱呱坠地，经过北周、北齐的发育，终于在隋唐大放光彩，然而又在天宝十四载寿终正寝。它成就了李世民，也埋葬了李隆基。

安史之乱，只是几百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用千万人民的血与泪，结成一朵妖艳的罂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