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什么临死下罪己诏？汉武帝罪己诏起到了什么作用？

真实的历史是需要不断探索的，求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目标，历史文献只是参考；历史又是生动活泼的，一起来研究下“汉武帝刘彻罪己诏”的话题，感受历史的魅力。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刘彻颁布《轮台诏》，汉帝国对外停战。

汉武帝、秦始皇和隋炀帝最大的共通点就是，每个人都可谓雄才大略，但都非常不善于自我节制，任由开边欲望无穷蔓延。

西汉征和四年（前89）六月，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刘彻颁布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轮台诏》。

在与匈奴进行了长达43年的战争之后，汉武帝终于痛苦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彻底降服匈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汉帝国已无力再战。

汉帝国此时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两年前（前91），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遭构陷而被迫发动政变的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闻讯后也以死明志；仅仅一年后（前90），汉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将领大将军李广利阵前投降匈奴，几乎宣告了刘彻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最后破产。

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挫败之外，刘彻此时也败光了“文景之治”积攒了几十年的丰厚家底，《汉书》中的说法是“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

按照《资治通鉴》的口径，在《轮台诏》颁布之前的三个月，汉武帝在泰山的封禅仪式上，据说还曾做过比《轮台诏》更为深刻的自我批评：“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所为已无限地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因此给了汉武帝一连串负面的四字评价，“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如果不是“晚而改过”的《轮台诏》，汉武帝岂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但无论如何，正是在司马光的笔下，汉武帝才被加倍赋予了晚年幡然悔悟的政治形象。对此，史学界直至近几年还存在着诸多争议。辛德勇先生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指出，司马光刻意强化汉武帝晚年改过是带有现实政治意图的，是为了和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唱对台戏，隐隐有讽喻赵宋天子“改过”、早日与变法切割的意思。

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中更是认为，《轮台诏》“并未全盘否定武帝数十年的开边事业，更未否定其全部事业”，他在诏书中真正痛悔的其实仅仅是前一年（征和三年）的李广利征伐匈奴一役；《轮台诏》也不意味着武帝改变了原来的开边国策，“他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

或许可以这么说，汉武帝直至去世（前87，《轮台诏》颁布之后两年），也不会真正对其一生的“赫赫武功”有所追悔，他悔悟的只是那些非原则性的细节，比如信错了李广利这个叛贼，以及发动战争的节奏没有把控好罢了。

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都是烽火连天，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基本和周边打了个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汉武帝和乾隆是定义今日中国疆域最重要的两位皇帝，前者如范文澜所说“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后者则有收官意义。

汉武帝无疑是有好战倾向的。置于古代的历史情境，如果不是持如司马光那样偏执的和平观的话，汉武帝的战争本身，无论是从道义上而言，还是从政治需要而言，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理由的，用负面意义过强的“穷兵黩武”来定义可能是附加了过多的现代人情感。

但是，我还是想把“穷兵黩武”送给汉武帝，战争本身可能是中性的，但整个统治时代几乎一直贯穿着战争却是难以为之辩护的。汉武帝、秦始皇和隋炀帝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可谓雄才大略，但都非常不善于自我节制，无视国力民力的极限，任由开边欲望无穷蔓延。

比如秦始皇，孤立来看，秦始皇做的每件事都不缺乏适当理由：北伐匈奴、南征百越、造长城、凿灵渠，修“驰道”，大多都是国家不得不做之事。可叠加起来，就变成了滥用民力国力的“暴秦”。很简单，就算统一了全国，但强如大秦帝国也有民力和国力的“硬约束”。超出能力所及，去谋求大有作为，就必然会出现崩盘式的大问题。更何况，秦始皇做事是马不停蹄，一件大事接着一件大事，毫不考虑成本和休养生息的问题，再富强的国家最后都会被耗尽。

再比如隋炀帝，修大运河、伐吐谷浑、征高句丽，一代人想干完几代人的事情，结果比秦始皇更惨，任内就遭遇了帝国覆灭。

汉武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给我的最大感觉就是，不把国力耗到崩溃边缘，不把民力使用到极限，不把战争打到四面开花、难以为继，他是不会停下征伐脚步的。

就汉匈战争而言，虽然全过程汉武帝都是在“以本伤人”，享受着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式的胜利，但其间的确是有见好就收的时间窗口的。元狩四年（前119），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漠北战役中，匈奴主力实际上已经被卫青、霍去病重创，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大好局面，汉高祖“白登之围”的百年耻辱之仇连本带利地报了，匈奴再也无法对汉帝国构成实质性军事威胁。

汉武帝如果在此时结束战争，不纠结于他在真实历史中追求的那种对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就等于将《轮台诏》提前了整整三十年，汉帝国有了这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又何至于出现汉武帝后期的“海内虚耗”“有亡秦之迹”？

如此，汉武帝的历史评价也不至于那么充满纠结，在暴君与“汉武大帝”两个极端间摇摆。

甚至汉武帝的直系子孙都心情复杂地审视着这位“大帝”。武帝去世后没几年，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就试图全面否定武帝时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汉宣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前72），围绕祭祀武帝要不要增加庙乐，大汉朝廷又一次发生了分裂，大臣夏侯胜激烈地攻击了武帝，“人民相食”，“无德则于民”，宣帝大怒将夏侯胜下狱，但之后迫于数百儒生齐跪要求从轻发落的民意压力，又特赦夏侯胜出狱；汉哀帝时，朝臣甚至因为武帝过失太大，建议其庙“宜毁”，尽管最后保住了宗庙，但哀帝在争议中竟然一度持中立立场。

汉武帝曾有一段针对匈奴，激进程度堪比“虽远必诛”的发言，“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有为”之君，汉武帝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不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只知道一味强横，不知道见好就收。在这一点上，他远远不如自己的子孙——光武帝刘秀。

公元45年，西域诸国主动上书要求“内附”，希望东汉政权能够出兵西域，否则他们就只能被迫投靠匈奴了。谁料刘秀对开疆拓土大好良机不为所动，明确拒绝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战争年代的刘秀是亲冒矢石的马上天子，论打仗比汉武帝更有发言权。但统一天下之后，那个昆阳之战中带着几千精锐就敢朝着新莽43万大军冲锋的军事冒险家，迅速投身反战主义阵营，“未尝复言军旅”，还发出“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的和平宣言。

鲁西奇先生在《何草不黄》一书中写道：“武帝的人格力量是超乎寻常的，以帝王的威权与强大的国家资源，去成就丰功伟业，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难的却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否定自己的丰功伟绩，这种否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远远大于创建丰功伟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

所幸，在悬崖边缘，汉武帝为汉帝国，也为自己，抓住了最后的时间窗口。

田余庆先生在名文《论轮台诏》中曾写道：“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际，而且有可挽回之方。”

但是，罪己诏却远不是一个可以效仿的政治工具，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言，“汉武帝虽然提供了专制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王朝历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汉武帝以‘罪己’诏取得成效的皇帝，却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