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有病——引发朝廷争论的医学著作

此书久经兵火，亡失几尽，偶存于东夷，今此来献，篇帙俱存，不可不宣布海内，使学人诵习。

——《宋朝事实类苑》

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主要以书籍为载体传世，由于早期印刷的落后、专制君主的禁毁以及兵燹战乱、天灾人祸，很多已散失乃至泯灭，令人扼腕叹息，只有极少数幸运地失而复得，《黄帝内经》就是一例。

有预谋的进献

这部伟大的哲学、医学巨著分《素问》和《灵枢》两册，是唯物辩证与生命科学交相辉映的不朽杰作，理应在世界医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可惜早在宋朝以前，《灵枢》就绝迹了。

万幸的是，它的下册流落在朝鲜半岛。高丽宣宗大安八年（公元1092年，宋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高丽使节计划向大宋进献《黄帝针经》（即《灵枢》）等书，但要求换取《历代史》（即《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等典籍。此“换书事件”非同小可，立即在朝野引起争议。有大臣认为“此书久经兵火，亡失几尽，偶存于东夷。今此来献，篇帙俱存，不可不宣布海内，使学者诵习”。

当时的礼部尚书苏轼，恰逢人生中唯一官运亨通的几年，闻之大呼不可，奋笔疾书，连上奏章加以阻挠。也难怪，区区一医书在士大夫眼中怎比华夏的治国经验？然而哲宗深思熟虑，最终否决苏轼的动议，同意交换，且下诏明年将其颁行天下，此举功在千秋。

《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乃政事历史百科全书。苏轼的理由不光在互赠图书层面，其实是对整个对外朝贡制度的彻底否定，因为他认为与高丽国的贸易往来会导致民膏的耗竭、民力的浪费，又涉及强敌契丹的外交纠葛。他还不乏国防意识，担心高丽“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有为契丹做间谍之嫌。此外，“纵横权谲之谋”、“谋臣奇策”也实在不宜让高丽这蕞尔小国涉猎，说白了就是担心人家学到了中华的奇谋智略，并拿去与大辽国分享。

的确，当年日军在甲午战争乃至三十年后全面侵华时，其实早已处心积虑、潜伏间谍组织多年，所绘之中国地图精确到列出村落前后的树木水井，连中国自身绘制的地图都望尘莫及，难怪人家打胜仗了。但是，这就是拒绝文化交流的理由吗？

深谋远虑的宋哲宗

这里存在文化禁运与文化输出的论战。高丽人索要的经典史书，以政治、军事为主，中原流传多年，并非国家机密，其中关于地理、民族、经济的不多，也非司马光等史学家热衷表述的内容，高丽人如为间谍活动而索书，未免幼稚且事倍功半，其主要目的还是向上邦学治国经验、军事谋略、宫廷斗争策略，仰慕中华文化罢了。

至于只有十七八岁的宋哲宗如何做得这般好事，也着实有深层的因素。宋朝医学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历任皇帝对医学的倡行和积极参与。在医学教育、医学资料整理、编写校订医书及颁布医药法令方面，宋代皇帝重视有加。宋太祖就下令组织医官修订了宋朝第一部药典《开宝新详订本草》，还开了帝王为医书写序的先河，以后各代都有效仿。宋太宗在未登基前就喜爱医术，还收藏了千余条名方，继位后，又下令让各个翰林医官敬献家传验方，并向民间征集各种良方，最后由御医编成了《太平圣惠方》，太宗不但为此书做了序，还赐了书名。宋真宗是个十分重视养生的皇帝，选了两本经典的养生书籍印刷发行，颁布天下，把养生之术推广到民间。宋仁宗时，国家专门设置“校正医书局”，负责对前代重要医学书籍进行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可见，他们赵家都有这样的老传统。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换书事件”发生时，宋哲宗因年龄不大，尚未开始亲政，实权掌握在太后手里。对于太后的束缚、旧党的窠臼，血气方刚、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宋哲宗自然内心很是不满，碰巧苏东坡政治上又属旧党，在这件太后不怎么管的小事情上把旧党整饬一下，未尝不是年轻皇帝的初试手腕。更巧的是，《灵枢》刊行全国不久，太后就病故了，哲宗如愿以偿大权在握，苏轼等人的厄运再次降临，被贬到遥远的广东惠州，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文化交流的神奇力量

中国遗失到海外的文化成果其实很多，幸赖他国的珍视和保存，才得以存在，并通过日后的交流，重回怀抱，继续作为世界文明的共同财产，把成果发扬光大。

《天工开物》也是典型例子。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作者是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由于作者具有反清思想且入清后不与当局合作，清朝遂对此书进行封禁，不久，它就在国内失传了，知者愈来愈少，直至泯灭。

等到300多年后的民国初年，有一个人去查《云南通志》时发现里面论述冶炼铜矿处，引用过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他便想看看书的全貌，但遍访图书馆、大学者而一无所获！后来这个人偶然在日本朋友家发现此书的日文版，遂到日本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翻译本！原始的中文版也逐步浮出水面，由此，这本几乎绝迹的著作才重新回归。

可见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魅力无穷，可见文化交流的神奇伟大。回头看苏轼，他的确比较“保守”，但殊不知死守文化、拒绝示人，也不见得能永远领先，汉人熟谙孙子兵法，但面对野蛮的匈奴、女真、蒙古、满洲，还能望风披靡吗？大清文士对五千年华夏史了如指掌，沾沾自喜于权谋智略，在和洋人打交道时不也捉襟见肘、进退失据，显得愚昧可笑吗？闭关锁国之思，大抵从宋朝开始吧。

文化是软实力，并不假，但它的强度和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军队、矿产、粮食等硬实力。再说，文化这玩意儿，只要人民有需求，就不是当局想禁就能禁的。元祐四年（1089年），为祝贺辽国皇帝生辰，苏轼的弟弟苏辙代表朝廷出使契丹，这次出使，苏辙深切地体会到契丹民众对他哥哥的崇拜。那时候，李白、贾岛、黄庭坚等人的诗作已成为契丹人学习汉文诗歌的典范，苏轼的诗和名字在契丹人心中更如雷贯耳，在辽原上广为传诵。就在苏辙出使契丹的同一年，苏轼的诗集《眉山集》才刊印不久，苏辙在奉使途中便看到了契丹人翻刻的《眉山集》。当苏辙住进驿馆后，一举头又看到墙壁上题有苏轼的诗文，着实让他吃惊、感慨不已。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且看今日的韩国，通过电影、旅游等手段，输出文化不遗余力，国际影响大增，国力有增无减，已俨然一发达强国。可见，文化是拿来交流的，不能以收藏心态、用闭门锁箱之法保管。一潭死水再清澈甘甜也有枯竭之日，只有交流循环才有不竭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