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有病——治不好，就问斩

（咸通）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医官韩宗召、康仲殷等用药无效，收之下狱。两家宗族，枝蔓尽捕三百余人，狴牢皆满。

——《旧唐书·列传》

谁能料到，救死扶伤者竟被残忍地剥夺尊严乃至生命！

文明社会的疮疤

近年社会上频频传出医师被侵犯、杀伤的恶性事件，明智者摇头叹息，从医者心灰意懒，在一个提倡法治的国度，如此丑陋而有悖于文明的暴力行径实在是与时代发展极不和谐。

无独有偶，2015年5月27日，澳门中级法院判决两名在诊断上有争议的医师“负刑事责任”一案，令两名医师蒙受不白之冤。原来，十三年前，一对有政府背景的夫妇带着自称腹痛的幼童到医院就诊，据儿科医师的判断和当时的医疗检测水平，医院认为小孩儿患有“胃肠炎或胃肠功能紊乱”，予以对症处理，但小孩儿未见好转，数天后家属签字自动离院前往香港就诊；在香港，小孩儿被诊断“肠套迭”，经手术治疗康复出院。十多年来，家属死揪医师不放，此番居然上诉成功。“肠套迭”或许在转送到香港的过程中发生，或许医师真的水平不够，但澳门中级法院无视卫生局医学鉴定委员会的专业观点，在不明了“肠套迭”典型症状、不听取第三方医疗专家意见的前提下，独断专行，断章取义，认定两名“确曾细心诊察病儿及做出详细的诊疗记录”、充分表现医疗关注的医师，其行为属“有意识的过失，明显触犯过失伤害罪”。此番无视法理，一意孤行，满一家之私，逞一时之快，铸千古之奇冤，成亿代之笑料，一石激起千重浪，顿时造成议论纷纷，医务界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澳门原本为人称道的医患关系，可能将沦为敌我矛盾，势同水火。澳门将为此判决而蒙羞获辱，贻笑于海峡两岸、泱泱国际！

其实，不论肉体或精神上，这种事件可统称为“伤医案”，始作俑者至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骇人听闻的“伤医案”

上古时期，巫医不分，由于百姓对这类神秘的行当敬畏而感恩，对神灵亦不敢有丝毫亵渎，医师尚享有尊崇的地位，但随着社会发展，医疗逐步衍生成独立的学科和职业，其世俗化不可避免，从汉朝开始，行医在人们心中不外乎生意买卖。

悲剧是在谬误日积月累后才爆发的。大唐武德三年，投降李渊、被委任为蔚州总管的枭雄高开道脸颊中箭，矢镞未拔，深陷肉中，苦不堪言，他急招医师诊治。可惜他没有关云长的运气，军中没有妙手回春的神仙军医。临时找来的医师水平有限，曰：“镞深不可出。”希望另请高明，岂料高总管勃然大怒，立刻将该医师推出斩首。后他疼痛难忍，另觅医师，估计伤势很重，医师还是无能为力，答案同前，高开道遂又杀之。伤病太复杂，非人力所及，又或医师能力不济，就算妄自菲薄、投鼠忌器，但毕竟并无欺妄，何罪之有？原来，医师由于能力的局限，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这都是犯罪，而且是死罪！

一介武夫暴虐野蛮，那么堂堂皇室呢？晚唐时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宫廷医疗惨案，史书记载，“（咸通）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医官韩宗召、康仲殷等用药无效，收之下狱。两家宗族，枝蔓尽捕三百余人，狴牢皆满”（《旧唐书·列传》）。宋代孔平仲《续世说》对此事的补充记载：“公主薨，懿宗杀二十余人，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中。”

原来，当时在位的是懿宗李漼，此时大唐已经风雨飘摇，此君是唐朝最后一个在长安平安度过帝王生涯的皇帝，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也极不成熟，却好大喜功，沉湎享乐，猜疑心又很重，在位不过十来年，居然换了二十一位宰相！

他有一位爱女——同昌公主，被父皇视为掌上明珠。这位如花似玉的皇家公主出嫁到韦家不到四年就不幸染上重病，御医韩宗绍、康仲殷等为公主治病，但未见起色，可怜的公主二十岁便香消玉殒。这可急坏了韦家的人，他们为摆脱责任，赶紧派驸马韦保衡到宫中禀报公主死讯，韦保衡摆出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在唐懿宗面前一边讲述公主临终前的情形，一边痛斥御医们诊疗不当，误投药石。

唐懿宗猛听到爱女的死讯，简直五雷轰顶，趴在龙椅上号啕恸哭、痛不欲生，哀痛中，他把驸马的话照单全收，把女儿的死全部归责于御医头上。当即，皇帝宣旨上朝，一面不停地掉泪，一面降旨将二十几个为同昌公主诊治过的御医全部斩首。二十几颗头颅含冤落地，他们的亲族数百人也牵连获罪，全部收入京兆大牢之中。

讽刺的是，这位残忍的帝王却笃信慈悲为怀的佛教，主持过唐朝最后一次隆重迎奉佛骨的仪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百姓祈福”，实际上是想给自己带来福气，是为了“圣寿万春”。可惜佛骨真身舍利并没有为这位倒行逆施的皇帝带来福音，佛骨迎入京师当年，懿宗就已经“疾大渐”，身体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很快便呜呼哀哉，年仅四十岁。此时距离同昌公主的死，不过三年。

今天的医疗纠纷与盛怒之下的皇帝老儿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吧。《唐律疏议》云：“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当时法律已明文列医师不按指南准则行医，出现医疗事故后的处理办法。且不论太医是否有过失，抑或公主是否得不治之症，皇帝的一纸判决足见其对法律的蔑视，对生命的冷酷。

中国的法律毕竟是在艰难中前进的，到了宋朝，《宋刑统》对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律令将医师的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区别对待，使医师不致遭误杀。

今日当然没有人敢凌驾于法律之上，想杀谁就杀谁，但有些执法人员无非就是对着文书照本宣科，依葫芦画瓢，一副书呆子的模样，再加上主观臆测、闭目塞听，于是造就了一场场啼笑皆非的争议。

明清之际，医患纠纷已出现了现今所谓的“第三方鉴定”，如《大清律例》有惩处“庸医杀伤人”的条文规定：“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意思是说如果不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验方开药，致人死亡，需请与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医师来检验，辨别其处方是否合理、有无失误。“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之类，不就是第三方鉴定吗？讽刺的是，时至今日，这种鉴定与调节的方案仍不时见诸舆论，殊不知，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主意，几百年前的古人就已经想到了。

古时还有不少病人就诊时，为“考验”医师的医术，有意不将真实病情道出。苏轼曾谈道：“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真是害己害人！

医疗纠纷的根源

医事纠纷之所以产生，核心问题在于医患双方对医家的责任、义务以及权力的认识存在分歧。民国时期一位署名“毅公”的作者就指出医疗纠纷的产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医患“对于权利义务的无视或误解”。从这一角度来看，医事纠纷的历史就是这种观念和认同不断演化的历史，病家之所以控告医家是认为医家应对其医事行为负责，但是医家是否应该对此负责呢？显然，病患与医家对此有不同的回答。一个基本的观念分歧即是病家往往认为病患交由医家医治，医家即应该对病患的健康负责。

医家提出病有治有不治，医师所负责的只能是保证尽其所能地进行治疗，却不对疗效负完全责任。对病患来说，如果不能保证治愈，自然不必送医。即便送医，岂不有如被当成实验品了？从医师的角度看，因为病况复杂且医学水平有限，当然也不能保证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最多只能尽力而为，尽人事、听天命。显然，无论病家与医家，彼此的考虑都没有问题，然而当两者碰撞在一起，却会因观念的差异引发冲突。

今天，人们总是把“伤医案”归咎于体制问题或医师个人道德，很少从民族劣根性找答案。中国人小农经济思想特有的狭隘、自私，使骨子里充满着对“商”的不信任、鄙夷和偏见，既然医疗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服务”的买卖，那么医师与奸商不过是一丘之貉。

再者，许多人并未被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启蒙洗礼过，严重缺乏契约精神，认定用钱换来的“服务”非要心满意足不可，否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冒犯，潜意识里把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平之上。

至于法律嘛，那都是束缚他人的绳索，而不是约束自己的警钟。

看看，到底又是谁酿造了杏林中的血泪医殇呢？

医乃仁术，救死扶伤是广大医务人员的天职。为挽救病患生命、守护病人健康，绝大多数医务人员一直在前线废寝忘食、前仆后继、从不退缩。医患之间本应以友谊、信任为桥梁，但是，疾病有其发展过程，岂可刻舟求剑？医学是科学，永无止境，岂能一蹴而就？医师是凡人，学海无涯，岂会一目了然？医疗、法律，各司其职，各具所长，岂可越俎代庖、自以为是、师心自用？

每个医务人员不管其职称如何、地位高低，都有其不足之处，世上并无所谓神医，医学并无法律明文的非黑即白，也不是法律条款的刻板教条，唯有不断修正，才可促使医学之长足进步。每个优秀医师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犯错、持续纠错的过程！倘若医师由于不能立即明确诊断就得获罪伏法，那么，不劳法官大人辛苦审案，医疗同人自当立刻解职、自缚手脚、肉袒负荆、含愧入狱！

医务人员是生命的守护神，对医务人员的伤害，即使在精神上，也是对宝贵生命的亵渎，是没有人性的蛮横行为，从根本上说，也是对广大病患权益的侵害！医患关系的优劣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全社会都应努力维护。而法律的本意就是公平正义。法律本身不体现公平正义就绝对是恶法，恶法必会损害市民。司法不公不仅会纵容和放大社会的不公，而且必然造成对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严重损害，届时法律将无人信任、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