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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有病——刑场上的中国解剖学

历史大观园 历史趣闻 2020-06-24 09:49:53 0


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度量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汉书·王莽传》

解剖学是现代医学的基础,也是医学生的必修课程,当年我刚接触时,为众多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骨骼、肌肉而不胜唏嘘。

鲜血淋漓的解剖史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曾几何时也在该领域独步一时,然而却在近五六百年的科技史上,几乎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中国古人发明了不少“车裂”、“斩首”,甚至“凌迟”这样的酷刑,历代统治者“发扬光大”并一直沿用到清末。砍头也是一门技术,不是一刀劈过去就没事,有些技艺不精的刽子手,或是经验不足,或是心情紧张,刀是砍下去了,可头未掉,受刑者痛苦得凄厉号叫,再砍,还不断,真是悲惨!按理说,行刑者也算专业人员,不深谙解剖学恐难胜任吧!又比如凌迟,受刑者被千刀万剐,史书载有犯人被剐了数天,最后成了一具骷髅而心脏尚动。明朝中期的大太监刘瑾,作恶多端,被处以极刑,据说被剐了三千多刀,剐了整整三天才算了事,这刽子手也太厉害了吧。让罪犯在剧痛中慢慢咽气是刽子手的高明之处,他们的某些解剖能力和知识必然比今天许多只会开研讨、撰写论文的专家更强。

确实,中国解剖学起步很早。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介绍过一位上古时代的名医俞附,他能割皮肉,疏经筋,拉开胸腹膜,抓起大网膜,还能洗浣肠胃,漱涤五脏,神奇得让人怀疑太史公加进了西汉时的解剖知识,简直神秘兮兮。而陈寿笔下的华佗则“断肠湔洗,缝腹膏摩……一月之间,即平复矣”,又言之凿凿。

《汉书·王莽传》记载,公元16年,篡汉的皇帝王莽捕获一罪人,对他进行了极残酷的杀戮,“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度量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虐杀之余还想到了医用价值,厘清了血管的来龙去脉,可惜,这份血腥的解剖学资料,因年代久远而佚失。

不过,这类医学科研终究不能登上大雅之堂。

北宋时,广西有一批以欧希范为首的反叛者被处死。为了学术和兴趣,宜州推官吴简对五十六具刑尸进行了解剖,与医师和画工仔细地观察了这些尸体的内脏器官,并由画工宋景描绘成图,这便是《欧希范五脏图》。图画失传已久,徒有文字,记录如下:“凡二日剖欧希范等五十有六腹,皆详视之。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旁则有膀胱。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类,唯希范之心……如所绘焉。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有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有在心之左。”虽与现代医学有部分出入,但大体位置描述是正确的。他们已注意到右肾比左肾的位置略低,这是了不起的发现!首领欧希范在“农民战争”史上名不见经传,但居然在解剖学史上留名,不知道方腊、宋江之流会做何感想。

此后一直到清末,有兴趣者大多还是沿吴简的方式找死尸(最常是刑尸)研究,前进的脚步愈来愈慢。虽然有不少医师参与其中,但碍于文化传统,尸体解剖依然只能在遮遮掩掩中进行。清代医学家王清任在行医的过程中,深感解剖知识的重要,“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否则“本源一错,万虑皆失”。他研究了古代的脏腑书籍和图形后,发现里面存在着不少矛盾,于是致力于人体脏腑的研究达四十多年。据王清任自述,他在三十岁那年,正在河北滦州稻地镇行医,当时小儿瘟疫流行,每天有不少病童被夺去生命。在穷人以席代棺的义家墓地,他每天清晨都去观看犬食之余的小儿尸体……后来,根据仔细观察,编写了绘有脏腑图谱的《医林改错》一书。对于王清任的大胆实践,当时很多医家对其持否定态度,竟然有“医林改错,愈改愈错”的说法。

古今无奈皆然

西方文明在解剖学这方面并不比中国起步早,但中国在宋、元之后进步缓慢,而大洋彼岸却已突飞猛进了。

这有深刻的文化原因。中国人自古就认为接触死尸是大忌,甚至认为损伤尸体是大不敬的事情。南朝时,一个叫唐赐的人临死前吐了二十多条虫子,他的妻子和儿子按照他死前的嘱咐,解剖了尸体,试图找出病根,结果竟然被当局以不孝不道的罪名斩首于街头。刽子手毕竟是偏门职业,解剖学和其他技术活一样,包括医学,始终不是追求仕途及第、重视文学儒教的古代知识分子眼中的正路,评价好的称奇技淫巧,差的就说邪门歪道。道德伦理对人长期禁锢使科学创新日益滞后,汉唐时的开放进取退化成了保守闭塞。

再说我们的中医国粹。早期的中医学固然得益于解剖学的萌芽,但随着哲学理论的丰富,与之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西医具体,中医抽象。中医喜欢比附推演,玄之又玄,重视看不见、摸不着的“气”、“经络”,很多器官描述并不是来自解剖实践,而是在五行阴阳的指导下“以表知里”,与西方看重的实证主义大相径庭。西方并没有一套强势的、抽象的哲学性医学,从古至今都是注重实证,用实物和实验来论证、推理,继而反用于人体身上。

幸好,有些荒谬的禁忌早就随着社会进步而烟消云散了,那些行之有效的西方思维随着国家的开放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古代漫长的解剖学发展过程中,存有不少官方的身影。

往好处看,可以运用官方的公权力拓展研究,利用话语权传播成果;但往坏处看,由于官员们(非专业人员)的介入,这样的研究有时难免和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相悖,而且在一个权力社会,他们的“成果”往往就是权威,人们不敢轻易质疑,又使得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停滞不前。

中国近代科技被西方远远抛离,原因众多,但解剖学史上的坎坷值得深思,特别是对照当下某些大学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方式,这种借鉴意义实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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