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有病——清朝最不祥的一个冬天

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

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明·潞安府志》

宋、元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曾被视为“不毛之地”的南方陆续开发，瘴疠之地慢慢变少，然而中国版图辽阔，总有穷山恶水，让统治者可以方便流放罪人。

令人望而生畏的流放地

东北地区就曾让不慎获罪者闻虎色变！以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为例，清朝称之为“宁古塔”。它臭名昭著，一直是士人和官员们最不祥的符咒。当时的白山黑水，人迹罕至，森林莽莽，野兽纵横，生活资源匮乏，冬日滴水成冰，极不适合人类居住。流放者简直到了人间地狱，余秋雨考证说，他们往往走到半路就被猛兽吃掉，或者饿晕了被当地土著分而食之，最终到达目的地的幸存者寥寥无几。

清代不少军人、文人、学子及其家属因政治斗争、文字狱或科场案被流放宁古塔，他们当中有郑成功之叔父郑芝豹、文学家吴兆骞、大文豪金圣叹的家属、思想家兼出版家吕留良的家属。

吕留良的弟子被告发谋反，引发雍正大怒，牵连老师，结果吕留良被剖棺戮尸，子孙及门人等或戮尸，或斩首，余下的流徙为奴，罹难之酷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

雪上加霜，东北的疫病也是许多人的噩梦，伤寒、斑疹伤寒、恙虫病……不一而足。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清王朝继续苟延残喘的一个冬天，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哈尔滨有六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吞噬了。

鼠疫肆虐人间

这就是烈性传染病鼠疫。它由鼠疫杆菌引起，原本流行于野生啃齿类动物，鼠是重要传染源，经跳蚤传播，即鼠传蚤再传人，这是鼠疫的最经典传播方式。19世纪后期，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柯霍（Robert Koch）博士最先发现了这一规律，临床表现为发烧、淋巴结肿大、咳嗽、咯血、出血等，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属国际检疫传染病，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甲类传染病之首。

古人对鼠疫早就不陌生，清代以前的文献记载，病患“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颈项赤肿”，“头大如斗”，“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二日即死”，又可“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有专家根据公元1644年初北京周边的疫情特点，再结合气候特征，推测当时京城内出现特大鼠疫，导致明军抵抗力急剧下降，因此京师被李自成轻易攻破，结束了一个漫长的朝代。

如果此时面对敌人和瘟疫来犯，明军如何能守得住？当时在北京的明军名义上有十来万，大疫过后，折损过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李自成的队伍杀奔过来时，能上城墙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但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乞丐都找不到，守城将官低声下气地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崇祯帝只得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一群乌合之众怎能抵挡李自成的久战之师？“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个站起，那个又倒下），难道明军甘愿引颈受戮？其实可能是因为疫病流行，官兵们感染后大量死亡，仅存的人员都是半死的病患，虚弱不堪，实在无能为力。如果没有大疫，再不济事，靠着红衣大炮和坚固城防，应该也能多坚持几天，不能让大顺军兵不血刃吧？当年经受“土木堡之变”的明军残部，不就是这样同仇敌忾地把势头正猛的瓦剌军打败，赢得北京保卫战的吗？

鼠疫杆菌喜欢低温，在冰冻的组织或尸体内可存活数月至数年，东北寒冷的天气很适宜生存。不难想象流民或难民生活条件恶劣，衣食不继，卫生状况惨不忍睹，自然又易滋生跳蚤，最终被带菌的跳蚤把恶疾传到人身上，造成严重死亡。“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鼠疫“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如果按照一般传染方式，皮肤被虫子咬破后，病菌从破损处入侵淋巴结导致发病，故又名“腺鼠疫”。

然而，东北这次瘟疫有这么简单吗？

鼠疫间接促进现代医学？

按照以往处理鼠疫的方式，清廷命人大量捕杀老鼠且焚烧后掩埋鼠尸，以此切断传染源，但出乎意料的是疫情并未好转。一些病理学家通过解剖鼠尸后发现，鼠疫杆菌了无踪迹。这隐隐约约透露出事态的严重性和不寻常性。

后来，清政府任命留学归国的伍连德医学博士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工作。

伍连德到达当地三天后，秘密解剖了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客栈主人的尸体，从标本中发现了鼠疫杆菌。清朝官员被请去一同在显微镜下观看，伍博士知道让这些缺少近代医学和科学知识的外行理解导致神秘死亡的原因，并非一件易事。

他通过解剖逐渐得出结论，这次流行的是“肺鼠疫”，而非以往的“腺鼠疫”，传染方式是鼠疫杆菌通过呼吸和飞沫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染，而不是间接地从老鼠到跳蚤再到人。这就为防疫工作确定了完全不同的做法：腺鼠疫是采用灭鼠来切断传染源，肺鼠疫则是通过隔离疑似病患来防疫。由此，诞生了伍连德博士亲自设计的加厚型特制口罩。

经过伍连德博士等医疗界先驱的不懈努力，人们终于战胜了这场罕见的瘟疫。由于疫情严重，清政府被迫提高了对公众健康的关注，同时升级医疗举措，例如允许对尸体进行解剖和火化，一些带有现代医学痕迹的治疗和预防方法开始出现。某种程度上，鼠疫横行之日，正是中国现代医学兴起之时。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就是1911年研讨鼠疫的“万国鼠疫研究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可见当时鼠疫在中国的流行之严重。研究会结束后，伍连德获颁“医科进士”功名，被授予中华帝国军队相当于少校军衔的“蓝翎顶戴”，并有资格跪拜于紫禁城内御座前，受到为小宣统皇帝代理政务的醇亲王载沣亲自召见。

然而，历史走到这步田地，大清已是风烛残年了，在“龙兴之地”发生如此震惊的事件，绝对不是上天安排的祥瑞，只能是诅咒。乾隆皇帝当年在东北盛京即兴挥毫的“紫气东来”并没有给这个老迈皇朝带来更多福气，此次东北鼠疫大灾结束半年多，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迅速分崩离析，很快寿终正寝。连同大清一起走入坟墓的，还有实施了两千多年的流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