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有病——亦文亦医苏东坡？

公（苏轼）自海外归，年六十六……同米元章游西山，逭暑南窗松竹下，时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觉舟中热不可堪，夜辄露坐，复饮冷过度，中夜暴下……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

——《冷庐医话》

命运多舛的苏东坡，中年之后大多数时光都在贬谪中度过，就在他自以为将要终老天涯海角之际，旧皇帝突然驾崩，新皇帝登基了。

否极泰来，乐极生悲

一朝天子一朝臣，打压苏轼的政敌们抵不住残酷的政治规律，迅速土崩瓦解；于是，正在海南岛打发余生的苏轼突然接到圣旨，被调回内地。他压抑不住心中的快意，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北上路过江浙一带，据《冷庐医话》云，当时正值炎炎夏日，天气酷热，他耐不住船舱中高温的煎熬，夜晚敞开胸腹，坐在月下乘凉，刚好舟中提供冷饮，估计是北宋时流行的“冰雪甘草汤”（用甘草、砂糖和清水熬成的冰镇饮料）之类，甘甜爽口，沁人心脾，东坡大悦，豪兴大发，率性而为，遂放开肚皮，一阵子猛灌！岂料因为纵情冷饮，半夜腹部绞痛阵阵，不断排出烂便，甚至水样大便，落下病根。

守得云开见月明，苏轼刚刚告别海南的穷山恶水，就在柔媚的江南水乡病倒了，腹泻不止，高烧不退，更可怕的是，“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

这场暴病不期而至。据时令、诱因、临床症状分析，综合凝血功能紊乱，此病极可能是细菌性痢疾！细菌性痢疾（菌痢）是由痢疾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好发于夏、秋季，主要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病人反复有便意，但每次排便不多，甚至排黏液脓血便，严重者可发生感染性休克。痢疾杆菌在外界环境中的生存力较强，在饮料、瓜果、蔬菜及污染物上可生存一周到两周。夏季有利于苍蝇滋生及细菌繁殖，且人们喜食生冷食物，因此该时节高发。

痢疾杆菌经口进入消化道后，发病与否取决于病人抵抗力强弱和细菌的数量、强度。在强壮的人体内，这些细菌多数可被胃酸或免疫系统杀灭；而人体抵抗力下降时，如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特别是消化系统疾病）、过度疲劳、营养缺乏和暴饮暴食等，即使感染少量病菌也容易发病。

痢疾杆菌侵入肠子的黏膜后，不断繁殖，然后往肠壁逐层逐步侵蚀，其产生的毒素使肠子迅速发炎、溃烂、坏死，毒素也可被吸收入血，引起全身毒血症。

纵情冷饮，感染痢疾

得病之后，患者如治疗不及时，容易由于腹泻不止而导致大量失水、脱水，最终可致休克、衰竭而死。古代中医虽有“清热燥湿、调气行血”，“温化寒湿”，“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等经验治疗痢疾，但在缺乏现代静脉输液和抗生素的年代，病死率还是很高的。

当然，不慎让痢疾杆菌从口而入是患病的原因，这与居住环境、饮食卫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图一时爽快，一派轻松的苏轼，豪情万丈，不加节制地大喝冷饮，在不知不觉中接触污染物而感染痢疾杆菌是可想而知的。

苏轼的体质也是致病的重要因素，毕竟年逾花甲，经受了荒岛贫困生活的长年折磨，营养状况绝对不容乐观。老人即使貌似无病，但“体内平衡”极易被打破，身体好比一根绷紧的弦，稍有冲击即一触即溃。苏轼正是如此，再加上一路鞍马，舟车劳顿，疲惫不堪，身体早处于亚健康状态，暴饮暴食又把脆弱的消化系统逼到死角，进入陌生环境，病从口入，患急性肠道疾病在所难免。

此外，江浙一带，湖泊江河交错，稻田水塘众多，本就容易透过水质而滋生细菌，污染食物，而苏轼奔赴常州已是五六月间，正是痢疾杆菌猖獗之时，他在这个时候不慎染病，实在是自投罗网。

当痢疾杆菌定居在苏轼的结肠、直肠上时，惨剧开始发生了。这些贪婪的细菌拼命蚕食、破坏肠壁的黏膜和血管，使得肠壁坑坑洼洼、破烂不堪，还不断渗出恶臭的脓血，令正常的粪便简直无法成形。这时，苏轼出现严重的腹部不适，不停地跑到茅厕出恭，初期还有一些烂便，慢慢地，便愈来愈频繁，每次排出的烂便、水样便愈来愈少，而里面混杂着的红白脓液则愈来愈多。

人有病，自然联想到医治，可是，苏轼开始时并无求诊打算，不是请不起医师，而是他自以为医。《冷庐医话》说他先是自熬“黄粥”而食，辅“以参苓瀹汤”，甚至自信满满地宣称“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

苏轼的辩证论治不是空穴来风，作为文学巨匠，在医药学、养生学方面也颇为留心。他乃儒而学医，自信尤善养生，在《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苏沈良方》等许多著作中，据说都有他的养生之论，如《苏沈良方》载“上张安道养生诀”，介绍了自己“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的锻炼方法，并说自己平生“颇留意养生”，“其初效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在海南三年，东坡也没有虚度，一边学习海南人如何养生防病，一边种植药材积极实践、创写抗瘴的偏方，忙得不亦乐乎。

贬谪期间行医民间，苏轼为杏林留下了千古佳话。在杭州做知府时，瘟疫大发，他在城中建了一座“安乐”病坊，三年中收治病人近千名，北宋朝廷肯定了这一政绩。他还在《赠眼医王彦若》一文中，把眼睛的生理、病理描写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饮茶可以防龋之说。

术业毕竟有专攻

一切似乎都提示苏轼的医术可圈可点，可实际效果呢？“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医药罔效，东坡落得驾鹤仙去的可怜下场。

苏轼为百姓看病被誉为美政，实质是对儒家爱民思想的赞颂，具体成效则无从统计。传统社会，不少知识分子都对中医有所涉猎，但不等于具备行医资格，只是懂点常识罢了。当然小病可通过食疗或简单用药除之，如同广东人居家旅行，总备些含中药成分的凉茶“睇门口”。

在宋朝，由于皇家带头，许多知识分子都对医学情有独钟，仿佛是一种社会风尚，闲暇时分喜欢翻几页，读几章，甚至露几手，至于水平如何则见仁见智。宋代帝王不仅支持刊刻药学著作，还支持传播医方，如宋太宗赵光义在登基前就非常留心医术，“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首，皆尝有验者”（《宋史》）。高梁河之战打败，被辽军神箭手射伤后，因年年必发箭疮之苦，太宗更是“留意医术”，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他下诏“访求医书”，还令翰林医官院收集“家传经验方”，淳化三年编撰成《太平圣惠方》一百卷，“以印本颁天下，每州择明医术者一人补医博士，令掌之，听吏民传焉”（《长编·卷三三》）。其实老赵家早就有遵医、学医的传统。史书载：“太宗尝病亟，帝（哥哥太祖赵匡胤）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兄长亲为弟弟艾灸，除了手足情深、兄友弟恭，也可看出赵匡胤是懂点艾灸知识的。

有了太祖、太宗的提倡，后世子孙自然不敢怠慢，广为发扬家族优良传统，亲自实践者大有人在。如某大臣有疾，宋真宗赵恒亲自查阅《御药院方》，选具去痰、明目、进饮食的“生犀丸”，赐其服用。宰相王旦体弱多病，真宗赐其苏和香酒，似乎略有疗效。王旦病重时，“真宗遣内侍问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药，并薯蓣粥赐之”（《宋史·列传》）。俨然已是大内医家。

有锐意改革志向的宋神宗赵顼自谓熟知治疗方法。王安石为相时，“日奏事殿中，忽觉偏头痛不可忍，遽奏上，请归治疾。裕陵（神宗）令且在中书偃卧，已而小黄门持一小金杯药少许，赐之，云：‘左痛即灌右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并灌之。’实时痛愈”（《墨庄漫录》）。神宗指导王安石交叉灌药治疗偏头痛，从现代医学来看似乎无法解释，其巧妙之处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与当今一样，媒体愿意报道的还是成功案例。有失尊严的失败个案是史官们必须三缄其口的！有些“医疗事故”中，肇事的是主治医师皇帝，谁敢惩处？

曾将苏轼一贬再贬的宋哲宗赵熙，听说老宰相韩绛生病了，而且食欲不振，便声称自己正在服用的“金液丹”有开胃奇功，值得一试。“提举翰林医官院”（中央医学院）的长官们得旨后，无不马首是瞻，逐级传达，太医哪敢抗旨？岂料韩老先生年迈，精气已衰，抵不住“金液丹”的一溜猛效，听说皇帝赐药，长叹一声，这天下最大的人情谁敢不领？他自知大限已到，两眼一闭，脖子一仰，违心地服下药，两腿一蹬，预料之中而莫名其妙地一命呜呼。后来，宋朝京城有句话很流行：“宣医丧命。”意思说只要是皇帝叫医师给你治病，你就准备打点行李去阎王那儿报到吧。的确，有些皇帝对医学一知半解，如果他一时兴起，突发奇想，按照自己的见解和体验帮你治病用药，那还有命吗？皇帝赐你御药和赐一尺白绫自行了断，有何区别？

回过头来说苏轼，他在人生出现曙光的瞬间，却黯然离开了历史舞台，无法创作优美感人的作品继续打动世人，实在是莫大的憾事。他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但是否熟读《黄帝内经》等基本著作就能通医？医学毕竟与其他专业不同，是一门实践科学，绝不是按图索骥就能一蹴而就的。何况中医最首要者，乃因人而异也，症状同而病根多有不同。至于望闻问切，作为病人的苏轼可用于自身吗？他忘了自己写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同时，苏轼也忘了韩愈的话“术业有专攻”。看来，与其说他死于痢疾上，毋宁说死在自己手里，死在刚愎自用的心态上。人若是对健康掉以轻心，拿生命开玩笑，代价将会相当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