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有病——大诗人元稹瘴地遇险

濩落因寒甚，沉阴与病偕。药囊堆小案，书卷塞空斋。

胀腹看成鼓，羸形渐比柴。道情忧易适，温瘴气难排。

——《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

唐宋以前，两广、湖湘、巴蜀等都尚未充分开发，统治者惩罚罪人的常用手段之一，就是把他们贬官或放逐到这些“瘴疠之地”。

闻“瘴”色变

其实将人贬到瘴疠之地，只是明君碍于颜面不便亲判死刑，干脆借刀杀人，利用大自然之力把不听话的家伙吞噬掉，眼不见心不烦。比如，唐代名相李德裕就死于贬所，他在《谪岭南道中作》写道：“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中唐文学家韩愈也曾有类似遭遇，被贬谪潮州，他一踏上征途就料定必死无疑，刚出陕西蓝田就对来送行的侄孙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不过韩愈侥幸活了下来，算老天有眼；然而客死瘴地的冤魂如柳宗元等，就不计其数了。

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在贬所和死神擦肩而过。元和十年三月，他得罪权贵，被贬通州（今四川东北的达州地区），元稹云：“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鹃声。”如此哀伤，除了孤寂和怨愤，更重要的还有“巴蟒瘴烟”带给他的恐惧。瘴疠，古人指山林间湿热蒸发而成的毒气，人一经接触，轻者生病，重者死亡。当时的四川东北还是一片原始森林，又常高温多湿，风土环境之恶劣足以让人望而却步，这对于传播疾病的生物生长繁殖极为有利，对人体健康却极为不利。

老朋友白居易提醒：“人稀地僻医巫少，夏旱秋霖瘴疟多。老去一身须爱惜，别来四体得如何。”果不其然，元稹不久就被风土病折磨得“濩落因寒甚，沉阴与病偕。药囊堆小案，书卷塞空斋。胀腹看成鼓，羸形渐比柴。道情忧易适，温瘴气难排”（《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到底是什么病让诗人腹胀如鼓、四肢如柴呢？

其实诗题已点明，“痁”指的正是疟疾！疟疾是由母疟蚊叮咬人体后，将其体内寄生的疟原虫传入人体而引起的。此病以周期性冷热发作为特征，可致脾脏肿大、贫血和脑、肝、肾、心、肠等受损，严重时致命。元稹患疟后，红细胞被大量破坏，合并营养不良，骨瘦如柴自难避免，而极差的营养又导致了白蛋白下降，血管内渗透浓度下降，体液外渗，由此腹腔积累大量腹水，再加上脾大，腹胀如鼓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南方的开发滞后于北方，导致长期以来南方的风土病肆虐狂行，早于元稹数百年的东晋、南朝刘宋时代，江西一带的情况也很不乐观。

大诗人陶渊明退居浔阳，晚年也不幸身染疟疾，迁延不愈，被纠缠十年之久，最终弃疗而逝。这在颜延之《陶征士诔》中有明确的记载：“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在当时的诗坛颜延之与谢灵运齐名，与陶渊明的私交更笃，在江州任后军功曹时，与陶渊明二人过从甚密；其后出任始安太守，路经浔阳，又与陶渊明在一起饮酒，临行并以两万钱相赠。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亦云：“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元嘉四年，大将军檀道济去探望陶渊明，并赠以粱肉（粮食和肉品），劝他出仕，陶渊明拒绝，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除了个人的志趣，身体状况恐怕也是他无法答应檀道济的重要原因。在亲朋的援手之下，陶渊明亦曾以药石治疗，大概久治无效，身体每况愈下，就逐渐失去了信心，最终在檀道济拜会后不久，郁郁而殁。

后人通过对其得疟疾前后诗歌的比较与分析，发现这一顽疾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也促使其诗歌创作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得疟疾之前，其诗多抒躬耕之志，历叙耕获之事，而得疟疾之后，则代之以饥困求食的主题；得疟疾之前其诗常抒琴书自娱、诗酒相乐的生活情趣，得疟疾之后则平添了不少凄苦悲凉的情调；得疟疾之前其诗多写纵情山水、朋友往来之雅好，得疟疾之后，这些爱好与相关创作均趋于消失了。

友谊抗病，相携前行

回头再说元稹。缺医少药，他不胜悲观，除了疟疾，还有各种风土病侵蚀他的躯体，“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即是他的痛苦诉说。在接到白乐天的慰问物件后，他赋诗：“秋茅处处流痎疟，夜鸟声声哭瘴云。羸骨不胜纤细物，欲将文服却还君。”他甚至想到了死，连白居易寄给他的诗都记不清了，“时疟病将死，一见外不复记忆”（《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序）。但当他听说对方也被贬时，惊讶和不平同时迸出，随口吟出“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诗作遥寄到白居易案头，令他感动不已。

就这样，元稹和白居易二人互相勉励、相互抚慰，遥牵手，一路行。正是在通州这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元稹的艺术才华被彻底激发，完成了代表作品《连昌宫词》。也许是感动了上天，也许是挚友的关怀让元稹抵抗疾病的意志增强，他终究战胜了疟疾等风土疾病，躲过了一劫，不久便获赦离开通州，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此时的白居易正在四川忠州，他也将面临瘴疠的考验，对即将赴任的元稹说：“君还秦地辞炎徼，我向忠州入瘴烟”，“莫嫌冷落抛闲地，犹胜炎蒸卧瘴乡”。看来，南方的瘴气永远是知识分子心中挥之不去的恐惧。元和十三年岁末，元稹转虢州长史，次年冬，唐宪宗召他回京。

瘴域人群由于经常感染瘴病，不但身体虚弱，连带心理素质也弱，“俗好巫，好淫祀”，“人无固志”，甚至有病也不医治，陷入迷信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这种文化心态的落后，又进一步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原始，如两广地区，在宋代时其耕种土地“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耘籽，一任于天”。耕作方式可想而知。听天由命毕竟不是进步的思维啊！唐宋之后，南方的经济和开发才逐渐有起色，这固然和大量移民南下有关，但当地的文化、思想建设也开始蓬勃，急追北方，由此对生产力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方面恐怕有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元稹、白居易、韩愈这些被历史赋予教化责任的南贬知识分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