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万民之唾弃

一、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罔顾民怨，便会招来万民的反抗。在推行矿税制度后不久，各地民变此起彼伏，而且呈现迅速蔓延之势。

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因为陈奉的胡作非为，致使武昌一带发生民变。原来，陈奉僭称千岁，一路吓诈官民。他的党羽更是擅自闯入居民家中奸淫妇女，甚至强抢民女藏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都是这样遭到凌辱，所以激起当地士民的公愤，万余民众集结起来，甘愿与陈奉同归于尽。事发之后，抚按三司严密保护陈奉，巡抚支可大更是歪曲真相，蒙蔽皇上。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将这些情况一一向皇帝奏报，并且指出：“这一定会导致天下无穷无尽的祸乱！”

大学士沈一贯也指出：“陈奉入楚之后，先是引发武昌民变，接着又导致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接连发生抗议，几乎导致大乱。希望立即将其撤回，以收楚民之心。”

按理说，出了这么多的乱子，神宗理应接受大学士的建议，及时撤回陈奉才是，没想到他仍旧对此置若罔闻。

在开采谷城矿的过程中，陈奉因为一无所获，便威胁取走谷城县的库金，结果遭到驱逐。为此，他怀恨在心，一直寻机报复。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弹劾陈奉有十大罪，陈奉反咬一口，称冯应京是诬告，随即将其降职。

在开采枣阳矿时，知县王之翰因为该矿靠近显陵，提出反对。陈奉立即弹劾王之翰及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等人，锦衣卫将他们逮捕审讯，并追逮冯应京。冯应京平时很得民心，广大民众聚集在一起，哭着为其送行。为了稳定民心，陈奉张榜列出冯应京的各种罪状，没想到这反倒激起了众怒。大家将陈奉的官署团团围住，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杀死他。陈奉眼见形势不妙，只得仓皇逃往楚王府。众人找不到陈奉，便将他的同党耿文登等十六人投入江中。因为巡抚支可大一直保护陈奉，愤怒的民众顺便焚烧了他的辕门，可见当时民愤已经到达了极点。

在陈奉遭到驱逐和反抗时，临清民众也在驱赶税监马堂。马堂到临清时，指使亡命之徒数百人在大白天公然夺人财产，谁敢违抗就被治罪，中产之家大半破产。一万余州民组织起来，纵火焚烧了马堂的官署，打死其同伙三十七人，都是身上刺着各种纹身的盗贼。事发之后，锦衣卫抓捕了很多人。有一个叫王朝佐的，平时为人就非常仗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说道：“我就是首犯！”临刑之时，他面不改色，令人敬佩。知府李士登抚恤安慰其母亲和妻子，临清民众也立祠以示纪念。

御马监监丞梁永，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奉命到陕西征收名马及其他货物。他私自蓄养五百匹马，大量招揽亡命之徒，交给千户乐纲率领，在边塞一带出入。为了寻找宝物，梁永不仅将历代陵墓全部挖掘一遍，从中搜集金银玉器，还放任乐纲等人肆意淫掠。各地县令都很惧怕梁永，甚至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都知道他会随时对县丞行廷杖之刑，也知道其中有不少人已被打死。陕西巡抚顾其志在揭发梁永罪状之时，也说到了陕西百姓万众一心，决心杀死梁永的迫切心情。很显然，巡抚看到民怨沸腾，也只能如实表达老百姓的心声。

万历二十九年（1601），太监孙隆在苏州利用恶少敲诈勒索，导致民众不堪重负。苏州人葛诚率领当地老百姓将其中的六七名税官捆绑起来，然后投到了河中。此后，他们余怒未消，又放火焚烧了宦官家中的所有财物。

万历三十四年（1606），税使杨荣在云南一带恣行威虐，令当地百姓恨之入骨，结果被民众杀死。当时，一万多冤民在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人的率领之下，纵火焚烧了杨荣的府第。忍无可忍的民众在杀死杨荣之后仍不解恨，随即将他的尸体一并投入火中。

在其他地方，也都发生了类似事件，比如山东张晔、河南鲁坤、四川丘乘云等，都被当地的老百姓杀死。福建税监高寀居闽十余年，同样留下无穷的祸害。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当地万余民众因为不堪忍受，便聚集在一起，想要杀死高寀。因为事情越闹越大，神宗只得召高寀回京。

各地矿使、税使的为非作歹，也对边防构成了严重影响。自从高淮聚众惊扰京城，并被神宗无视之后，他变得更加放肆。很快，他招募了更多的死士，并时常带着他们出塞打猎，甚至打着黄票龙旗，到朝鲜索取冠珠和貂马。此外，他还几次与边将争功，克扣军粮，终于引起山海关内外将士的一致不满。

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前屯卫的军卒手持武器，聚集在一起高声呼喊，发誓要吃了高淮的肉。这年六月，锦州、松山两地的军卒发生哗变。群情激奋的局面，令高淮多少感到害怕。他连忙跑回京城，诬陷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追杀朝廷派出的使者，而且还将贪污御用钱粮之事栽赃到他们身上。王、李二人随即被逮捕讯问，边民也因此而喧闹不止。

各地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特斗争，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开始，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长达十六年之久 。不仅时间很长，而且范围很广，遍及全国各地，声势浩大，此起彼伏，互相呼应。

对于矿使之害，朝臣一直在呼吁并积极上书，只是神宗皇帝不闻不问，装聋作哑，被眼前的利益冲昏了头脑。神宗长期称病不愿上朝，也不愿意接见内阁辅臣，所以，他与外界的沟通渠道就只剩下了司礼监。大概他只愿意听太监的话，将这视为唯一可靠的信息来源。

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大学士沈鲤上书指出：“当今时政最称不便者，无如矿、税二事。” 沈鲤对内臣滥用群小和爪牙，在各地虎噬狼贪的罪行进行了痛斥，并且坦陈天下形势已经如同沸腾的油锅一样，没有一片安乐土。如果要改变现状，避免出现更大的危机，就必须抓紧时间收揽人心，停止采矿，撤回税使。

大学士沈一贯等人也积极上书，称使用内臣办矿收税，不仅给各地民众带来深重灾难，而且也是“利归群小，怨归朝廷” 的不当之举，必须及时终止。

对于这些披肝沥胆的善意劝说，神宗始终无动于衷，各地矿税官员由此而变得更加放肆。所以，万历后期便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皇宫之内是歌舞升平，京城之外则是危如累卵。这种鲜明对比，预示着大明帝国已经危机重重，一定会有更大的灾难出现。

二、末世大珰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病逝。据说他在去世之前忽然有所悔悟，立下遗诏撤回各路矿使，但他已经丢下了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后世子孙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当年八月，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意外的是，他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便去世了。有人算过，在神宗去世之后，朱常洛只活了四十八天，与神宗在位的四十八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虽说贵为皇长子，但朱常洛毕竟不是先皇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所以他长期得不到父爱，直到十三岁时还没接受过正规教育。加上“妖书案”“巫蛊案”“梃击案”接连发生，令朱常洛备受折磨，就此养成多愁性格和多病之身。临死之时，他又摊上了一个“红丸案”，帝王生涯短至月余，更加重了其悲剧色彩，也给动荡不安的朝廷留下一个不祥之兆。

而后朱由校匆匆即位，为明熹宗，但他也非常短寿，只活到二十三岁便去世，在位时间也只有七年。

熹宗能够继承皇位，首先要感谢太监王安。当初，西宫的李选侍仰仗着皇帝的宠爱迫害熹宗的生母王才人，并阻挠朝臣拥立朱由校，是王安出面化解了危机。他一面择机向杨涟等重臣揭露她的阴谋，一面巧妙地与李选侍周旋，令朱由校有了虎口脱身的机会。所以，明熹宗从内心深处感激王安，也一直对他言听计从。

天启元年（1621）五月，熹宗命王安执掌司礼监。王安以身体多病为由予以推辞。与熹宗关系极为亲密的奶妈客氏，极力怂恿皇帝批准王安的辞呈，从而给太监王体乾留下机会。作为与王体乾的交换筹码，和客氏“对食”（宫女和太监结成挂名夫妻）的宦官魏忠贤得以提督东厂。从此之后，魏忠贤与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等人勾结一处，将各种酷虐手法重新用了起来，同时也将厂卫之毒发挥到了极致。就连王安也被魏忠贤害死，而熹宗竟然完全被蒙在鼓里。

万历年间，触忤矿使、税使的大臣，都被打入钦犯监狱。但到了晚期，神宗越发懒政，令厂卫的固有体系和运转模式也受到影响，不少抓捕和审讯都不了了之，告密之风也逐渐衰减，以至于万历末年的诏狱已渐空虚。但在天启年间，随着魏忠贤和田尔耕、许显纯等人的得势，诏狱又重新忙碌起来。

魏忠贤年少之时本是个无赖之徒，在与一群恶少赌博输钱后，被迫自宫成为太监，并改名叫李进忠。万历年间被选入宫，又得皇帝赐名，改叫魏忠贤。他先是靠巴结宦官魏朝得到王安的善待，后来又获得客氏的青睐，自此平步青云，改变了命运。客氏本与魏朝对食，也改而与魏忠贤对食，并驱逐了魏朝。

熹宗宠爱客氏，封其为奉圣夫人，还将她的儿子侯国兴和弟弟客光先封为锦衣卫千户。魏忠贤也得到恩宠，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就连他的哥哥魏钊也被封为锦衣卫千户。魏忠贤的侄子不久也被荫封为锦衣卫指挥佥事。

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记忆力非常之好。他不仅残忍阴毒，而且精于阿谀奉承之道，每天只知引导熹宗沉溺于歌舞游乐和遛狗骑马。刑部主事刘宗周上书弹劾魏忠贤，结果引起熹宗的万丈怒火，幸亏有大学士叶向高从中相救，才侥幸得到赦免。

当年，因为神宗不理朝政，廷臣便只能互相抱团，由此逐渐形成各种门户党派。吏部尚书顾宪成因为在东林书院讲学，引得海内士大夫的依从，东林党之名由此得来。“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一个接一个发生，整个朝廷争执不休，如同打官司。与东林党相对抗的，则被目为邪党。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势力越来越大，同样聚集了大量党徒，不少人希望依靠魏忠贤来排挤东林党。当时的辅政大臣是叶向高、韩火广，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人都官居高位，所以对魏忠贤形成一定的牵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忠贤的权力和地位一步步跃升，终于成为一代权阉。

虽然贵为一代帝王，熹宗却是一个文盲。他与其父光宗一样长期不受父皇的重视，因此自幼缺少必要的文化教育，大字不识几个。他非常赏识的魏忠贤，也是个大文盲。这两个文盲碰到一起，年长的文盲因为更有生活经验，所以显得更加从容，何况魏忠贤是个深谙权术的宦官。

明熹宗朱由校也并非一无是处，他有个特别的爱好，那就是非常喜欢做木工活，手艺比普通木匠只好不差。作为普通人，有他这身手艺，也足够养家糊口，也一定会被称赞心灵手巧。但是，身为皇帝，整天不知疲倦地忙着打造家具，并因此荒废政事，只能说是不务正业。

熹宗热衷于操刀弄锯，而且乐此不疲，这便给了权阉上位的机会。狡猾的魏忠贤总是等他做木工活时呈奏政事，此时的朱由校正埋头打理一块块木头，连脑袋都懒得抬起，对魏忠贤挥挥手说道：“我都知道了，你去处理吧。”魏忠贤因此可以擅自处理朝政，作威作福。熹宗大权旁落，自己却浑然不知。

魏忠贤位极人臣，举朝多为阿谀奉承之人。魏忠贤出行所过之处，士大夫都沿路拜伏，高呼“九千岁”，更有一些人干脆称呼“九千九百岁”，大行三叩九拜之礼。在中国古代，皇帝称“万岁”，魏忠贤只比他们少一百岁。

天启三年（1623）秋，皇帝诏令魏忠贤和客氏的儿子侯国兴所庇荫的锦衣官职世袭。兵部尚书董汉儒、给事中程注等人纷纷劝谏，熹宗不从。魏忠贤由此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擅自将内操军增加到一万人，内穿甲衣出入禁宫，恣意作威施虐。他和客氏联手假传圣旨，将光宗的选侍赵氏害死，听说裕妃张氏有孕在身，也设计将其杀死。后宫嫔妃如果有谁怀孕，被客氏得知之后，就会在劫难逃，因为客氏一定会施展诡计逼其堕胎。对于这些情况，熹宗始终毫不知情，也因此而绝了子嗣。

三、抱团作恶

天启三年冬，魏忠贤得以兼领东厂，他立即在情侦系统到处安插亲信，更换掉那些不听话的人，阉党势力也由此变得越发强大，成为一时之祸。

天启四年（1624），中书汪文言受到诬告，被投进镇抚司监狱。执掌镇抚司的刘乔因为得到叶向高的训令，不愿意给汪文言定罪。魏忠贤大怒，立即将刘乔撤职除名，改用亲信许显纯替代他。

在杀死王安之后，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地在皇宫中培植亲信，清除异己。除了将侄子魏良卿任命为佥书锦衣卫，掌管南镇抚司事务之外，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也都遍布羽翼。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五虎”和“五彪”。“五虎”分别是崔呈秀、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五彪”分别是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五虎”都是文官，个个一肚子坏水，暗中帮助魏忠贤出谋划策；“五彪”都是武职，分别把持锦衣卫和东厂，为魏忠贤充当打手，诸如暗杀缉捕、刑讯逼供等体力活都由他们分担。

除此之外，还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十狗”包括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人。“十孩儿”包括李蕃、李鲁生等人，顾名思义，他们是干儿子一辈。“四十孙”则是为那些地位稍低的人准备的，因为他们只能排到孙子辈。

田尔耕、许显纯都是魏忠贤的义子，同属“五彪”。在他们手下又有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爪牙，杨涟、左光斗这些忠臣都受他们毒打致死。

田尔耕本为兵部尚书田乐之孙，靠着祖上荫庇，累官至左都督。他狡黠阴贼，看到魏忠贤得势，便主动上前攀附。在与魏良卿结为莫逆之交后，他取代骆思恭，得以执掌锦衣卫事务。他广布侦缉人员，施用各种酷刑，凡是进入诏狱的，就不大可能活着出来。因为有魏良卿从中联络，魏忠贤对田尔耕格外器重。对于田尔耕的话，魏忠贤无不采纳。魏忠贤为了搞垮东林党，屡兴大狱，依靠的正是田尔耕的力量。

宵小之人知道田尔耕与魏家的关系非同一般，都希望通过他来攀附魏忠贤。当时民间甚至流传有“大儿田尔耕”的歌谣，都知道他是“五彪”之首，所以总会有不少人聚集在他家门前，希望能够巴结一二。经过魏忠贤的多次举荐加封，田尔耕被拜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家中也有数人荫庇锦衣卫世职，所得赏赐更是不可胜计。

许显纯同样是官宦子弟，却也唯魏太监马首是瞻。在刘乔治理汪文言一案时，刘乔因不愿意屈从魏忠贤而获罪，许显纯得以取代他而执掌镇抚司。许显纯略通文墨，但是性格残忍。他频频兴起大狱，用尽各种酷刑对付犯人，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肕、夏之令等十余人，都死在他的手中。至于这些人的供状，则全都是出自他的伪造。

辽阳男子武长春因为在逛妓院时说了几句狂妄之语，就被东厂抓捕。许显纯将他拷打治罪，然后故意夸大其词说：“武长春是敌人的间谍，如不及时擒获将发生重大变乱，幸亏有东厂校尉忠诚机智，立下奇功。”许显纯善于编造罪证，也经常运用这种方法冒功领赏。

“五彪”之中的另外三人，也都是魏忠贤在情侦系统所要倚重的重要爪牙。其中，崔应元是个市井无赖，因为魏忠贤的赏识，冒领缉捕之功，累官升到锦衣卫指挥。孙云鹤和杨寰则是东厂理刑官，都是魏忠贤手下重要打手。凡是许显纯所计划的杀人之事，崔应元等人都会参与其中，与他共同策划。

在他们看来，抓捕罪犯可以加官晋爵，审讯罪犯则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好机会。所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他们都别有用心地精心设计。对于犯了贪污罪的犯人，他们定下期限交款，两天为一个期限，不按期限交款的就会受到全刑。所谓全刑，就是同时上枷械、上镰、棍击、拶指和上夹棍，号称五毒俱全。受刑之人会血肉溃烂，不堪折磨，呼号之声沸天，辗转求死而不得。

监狱之中也有一些江湖黑话，只有他们自己才懂，所谓“壁挺”就是其中的一句，意思是在狱中死亡。如果前一天晚上，囚犯被分到不同监房住宿，狱卒就会说：“今天晚上该有人壁挺了。”第二天，犯人果然死在牢房之中。

犯人死后，通常都会停放几天，然后才用苇席裹着尸体抬出牢门。这样一来，蛆虫就会把尸体蛀烂。他们以狱中之事需要保密为由，一直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囚犯的家属甚至连亲人的死亡日期都完全不知。犯人因为受到酷刑而发出凄惨的哀号，他们却始终若无其事，面色如常。

许显纯虽然狠毒，但必须依照魏忠贤的指令行事。每次审问犯人时，魏忠贤都会派人坐在他的后面，称之为“听记”。如果魏忠贤所派“听记”之人未到，许显纯等人只能袖手等待，不敢审讯。

大权在握的魏忠贤，一直非常重视厂卫，依靠遍布各地的耳目，继续加强自己的威势。京城内外，“东厂番役横行” 。凡是他们巡查之处，不管有没有案情，一定要闹个鸡犬不宁才肯罢休。民间有谁胆敢在言语之中触犯魏忠贤，便会被立即捉拿杀戮，甚至是剥皮、割舌，由此而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好朋友在路上相遇，也只能使用眼神交流，不敢留下只言片语。

《明史》中有个密室饮酒的故事，尤其可以看出魏忠贤特务体系的强大。

有天夜里，四个人聚集在一间密室中喝酒。其中一个人喝醉了，就开始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个人则吓得不敢出声。还未等醉汉骂完，东厂的特务就出现了。他们将四人押到魏忠贤的住所，将骂魏忠贤的人处以磔刑，同时给了另外三人赏金。这三个人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动弹。

对朝廷官员，包括外戚在内，魏忠贤同样也会滥施淫威。如果看谁不顺眼，同样不肯放过。

李承恩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所以家中藏有公主赐给的器物。魏忠贤探知这一情况，便立即诬告他盗窃禁物，并将他判了死罪。中书吴怀贤在读杨涟的奏疏时，曾击掌赞叹，被家奴告发，结果吴怀贤被处死并抄家。

对于潜在的政治对手，包括那些不肯服从自己的朝臣，魏忠贤出手更狠。他甚至想将异己者全部杀掉，只留下屈从自己的人，以及自己的亲信和随从。至于厂卫，更是沦为他的私人工具，是他攫取利益、打压对手的机器。

四、不屈的冤魂

在《明史》中，第二四四卷、二四五卷尤其流露着血腥，更充满着不屈。其中的传主，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王之寀等人，都无一例外地被魏忠贤残害致死。在第二四四卷末尾，还有几句意味深长的赞语：“国之将亡也，先自戕其善类，而水旱盗贼乘之。故祸乱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作者对杨涟等士君子与逆贼以死抗争的勇气给予赞扬，并指出他们的惨死，预示着大明帝国行将就木。

魏忠贤手握大权，如日中天，群小竞相攀附权阉，正人君子的处境日渐危险。见此情形，杨涟和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不甘屈服。

杨涟当初以小臣身份参与接受皇帝遗诏，也在熹宗即位过程中立下大功，所以一度得到朱由校的重用，几年之内便被提升为左副都御史。看到权阉弄权，杨涟接连上书弹劾魏忠贤，列举出他的二十四条罪状，其中包括“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急于翦己之忌”“亲乱贼而仇忠义”等。

在奏疏的最后，杨涟指出，魏忠贤的种种背叛行为，都已经一一显现在人们面前，但内廷都因惧怕被害而不敢说，外朝则沉默不敢上报。即便是罪行败露，还有奉圣夫人为他进行掩盖。他们内外勾结，遥相呼应，淫威影响之所及，已经在宫廷内外形成了“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 的局面，所以乞求陛下能振奋雷霆之威，对奸贼进行审讯，以维护国家的法令。

刚听说有这道奏疏时，魏忠贤感到非常恐惧。在王体乾和客氏的劝说之下，他勉强保持住镇定。此后，他立即想出阻止皇帝上朝的方法，阻拦杨涟的奏疏上呈。而且，从这以后，魏忠贤几乎每天都在想办法杀害杨涟。

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授意大理寺丞徐大化弹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利用职权收取贿赂，并命锦衣卫逮捕汪文言进行审讯。

论官职，汪文言只是个芝麻大的中书舍人，但是阉党希望从他这里寻找突破口，兴起大狱，所以对其严刑拷打。在监狱中，许显纯使用各种酷刑拷问汪文言，逼其诬告杨涟。汪文言至死也不屈服，并仰天大叫道：“这世界上难道还有贪赃受贿的杨大洪（杨涟号大洪）吗？！”

不久之后，汪文言被活活打死。许显纯只得伪造供词，诬陷杨涟贪污赃款，并将杨涟逮捕。

得知杨涟被捕的消息后，几万人站在道路两旁哭喊，沿途村民全都烧香祭祀，祈求上天保佑杨涟活命。在许显纯等恶贼面前，民众的善良显得一钱不值。杨涟被打入监牢之后，遭受了各种酷刑，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直到死在狱中。

和杨涟同时死在狱中的，还有左光斗和魏大中。当时，朝野并称的“杨左”，正是指杨涟和左光斗二人。杨涟弹劾魏忠贤时，左光斗曾参与谋划，由此惹怒魏忠贤。左光斗曾草拟奏疏，弹劾魏忠贤和魏广微的三十二条死罪，结果被魏忠贤的密探侦知，抢先将左光斗革职为民并逮捕。

逮捕左光斗的这天，很多的父老乡亲都簇拥在他的坐骑之前痛哭，声震原野，就连来抓人的锦衣卫也都感动得流泪。在被打入监牢之后，许显纯立即诬陷他接受杨镐、熊廷弼的贿赂，并且每隔五天就严刑拷打一次，直到和杨涟在同一天被狱卒打死。

当初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时，魏大中曾积极予以响应。他率领同事同时上书。奏疏中写道：“魏忠贤狐假虎威，拉帮结派，到处安插亲信，刺探朝廷消息，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魏忠贤得到这封奏疏后，一直暗中寻找时机进行报复。许显纯伪造供词，诬告魏大中接受杨镐、熊廷弼的贿赂，贿金为三千两，随即将魏大中逮捕下狱。狱卒受魏忠贤指使，将他和杨涟、左光斗在同一晚上杀死。

在许显纯自己伪造的供词中，有一大批人受到诬陷。凡是被魏忠贤视为敌人的，都被列入“黑名单”。除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之外，还有李若星、毛士龙、袁化中、缪昌期、邹维涟、邓渼、卢化鳌、钱士晋、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彦、熊明遇、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李三才、惠世扬、施天德、黄正宾等人受到牵连。

周朝瑞揭发大学士沈 贿赂魏忠贤，并涉及其私党邵辅忠、徐大化。徐大化就此将周朝瑞的名字窜改入汪文言案中，和杨涟等五人一起被逮捕，经过严刑拷打也死在狱中。王之寀也以同样的方式被诬陷，并以同样的方式惨死狱中。

周顺昌为人正直，疾恶如仇，独立而有操守。巡抚周起元因为得罪魏忠贤而被削职为民，周顺昌写文章欢送他。魏大中被捕经过吴门时，周顺昌设宴款待，而且形影不离地陪伴三天。官校多次催促，周顺昌怒目而视，说道：“你不知道世上还有不怕死的男子汉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就是原吏部郎中周顺昌。”接着便对魏忠贤骂不绝口。

官校回去之后，立即告诉了魏忠贤。周顺昌随即受到诬告，与周起元一起被逮捕。当地老百姓一向十分感激周顺昌，听说逮捕他的人来了，都很愤怒，并堵住了道路。官校厉声骂道：“东厂抓人，你们这帮鼠辈想怎么样？！”接着便大声叫喊：“囚犯在哪里？”说完还将锁链使劲往地下一扔，叮当作响。

东厂特务的嚣张，不仅没有吓倒百姓，反而令群情激愤。他们高喊着：“以为是皇帝的命令呢，原来是东厂啊！”随即便排山倒海般地一拥而上。几名东厂特务东逃西窜，其中一人被打死，其余的身负重伤，狼狈地逃脱。

东厂密探报告说，苏州的民众都造反了，他们不但抗拒执法，而且计划截断水道，劫持漕运木船。魏忠贤听了之后感到非常恐慌，不久之后听说叛乱已经平定，周顺昌投案自首，并抓到为首的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五人，这才放下心来。然而，从此以后，这些锦衣卫特务再也不敢迈出京城的城门。

周顺昌入狱之后，许显纯对其拷打逼供，罗织各种罪名，每隔五天就严刑拷打一次。每逢审问，周顺昌一定会痛骂魏忠贤。许显纯敲掉他的牙齿，得意洋洋地问道：“复能骂魏上公否？” 只见愤怒的周顺昌将满嘴血水吐在他脸上，骂声反倒变得更加猛烈。许显纯气急败坏，只得偷偷地将周顺昌在狱中杀害。

五、末路凄惶

魏忠贤的地位越来越高，不少人都开始怀疑他要篡权。天下的章奏，无论巨细，都要先称颂魏忠贤。称颂还不敢称呼其名，只能称“厂臣”。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在起草圣旨时，也必说“朕与厂臣”。天底下没有人敢直接叫出或写出魏忠贤的名字。

在天启七年（1627）这一年之内，魏忠贤冒领军功，累计荫庇锦衣卫指挥使达十七人，对他的族人和姻亲都累次封赏。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后，也被魏忠贤冒领军功。此后，皇帝遍赏群臣，唯独忘记了袁崇焕这个真正的功臣。

这年八月，年仅二十三岁的朱由校由于误服“仙药”而亡。由于没有子嗣，只得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承皇位，也就是明思宗崇祯皇帝。

崇祯不愿像兄长朱由校那样做一个傀儡皇帝，受太监支配。他上台后的第一个大动作便是铲除阉党，彻底抹去魏忠贤的影响。不可一世的魏忠贤，最终只能在万分惊恐之中自杀身亡。崇祯觉得心头之恨未解，诏令将魏忠贤肢解，脑袋悬挂于河间府，以起惩戒作用。与魏忠贤有牵连的官员，都被视为阉党分子，纷纷受到打击。至于其重要爪牙，如田尔耕和许显纯等，都被处死或抓捕。

接下来，崇祯铲除阉党的行动与惩治腐败、整肃吏治的行动结合在一起，声势浩大。内阁首辅，以及吏部、兵部等六部长官在内的一大批文臣武将，重则被处死，轻则被罢免、降职。

文臣不可信，武将也不可信，朝廷重臣不可信，地方大员也不可信，那么谁才可信呢？崇祯绕来绕去，最终又回到太监这里。为了加强对边疆大吏的控制，他经常派出太监去边境刺探情报，掌握官员动态。名将袁崇焕正是因为太监传递假情报，引起了崇祯的猜疑，进而被杀。

山河破败，朱由检是出来收拾残局的。与前面几任皇帝相比，崇祯的执政能力只好不差。但是，明政权到了这个时候实在是烂透了，已然不可收拾：内部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部又面临着后金咄咄逼人的攻势。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到底是先“攘外”，还是先“安内”？实则也是一个难题。那么崇祯是怎么决定的呢？崇祯的主意是：同时展开。所谓“安内”，就是打击此起彼伏的起义军。这一招并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各地饥民前仆后继地起义，如同割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生一茬。崇祯即位后的新政，也未达预期效果，朝野很快便由期盼转为失望。

至于“攘外”，也没有多大成效。后金军在与明军的对垒中越发地成长壮大，打得明军没有招架之力。身处内忧外患、矛盾激荡的漩涡之中，朱由检只得当了亡国之君。

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志在“中兴”的崇祯，勤政、自律和领导才能，似乎都要超过他的父兄，但他也存在着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残暴苛刻等性格缺陷。

在铲除阉党的过程中，崇祯发现阉党之祸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发现周围的人都是不可信、不可用的。在任命内阁大臣时，他左挑右选得到的人，最终还是阉党分子，只得又匆匆罢免，这便造成阁臣走马灯似地轮换。左挑一个，不满意，右挑一个，还是不满意，无奈之下，崇祯甚至采用占卜之法来选用阁臣。崇祯的猜忌之心越来越重，杀人也变得更加随意。

因为这种多疑之心，崇祯尤其重视厂卫的作用。他命王德化掌管东厂，又以吴孟明掌管锦衣卫，厂卫互相配合，对臣民进行严密监控。缙绅之家不免互相来往，但非常担心会留下把柄，只能早睡晚起，甚至不敢两人坐在一起交谈。如果遇到锦衣卫校尉光临，就如同遭到江洋大盗抢劫一样，所积财富都会就此散尽。那些狡黠之徒恣意捏造、罗织罪名诬陷别人，只需摘取片言只字，就可以株连十几人以上。

在吴孟明掌卫印时，锦衣卫不时采取宽容的政策，但他们只能观望东厂的脸色行事，并不敢与他们对抗。负责镇抚的梁清宏和乔可用则朋比为奸，令天下人胆寒。

末路凄惶的局面下，很少能有崇祯始终信任之人。骆养性是其中难得善始善终的一位。他是骆思恭的儿子，因为世袭而得到锦衣卫职，进而获得执掌锦衣卫的权力。崇祯下诏戒谕百官时，对言官尤其痛加斥责，并将姜埰、熊开元两位谏官下狱。此后，他又谕令骆养性悄悄杀死他们二位。

有官员得知这一消息，连忙告诫骆养性说：“你难道不想想田尔耕和许显纯是怎么死的吗？”骆养性感到害怕了。他思考再三，决定劝说崇祯放弃杀人之念。他一面悄悄地将皇帝的指令泄露出来，一面对崇祯说：“这两个人如果确实应当处死，那就应该交付有关部门，写出他们的罪行，使之大白天下。假如派人秘密杀了他们，天下人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崇祯怒气渐渐消去，其他大臣也都替姜埰他们说好话，这两位谏官竟然得以免死。

骆养性虽说偶尔做出令人称道之举，但终究免不了坐在此位上的多数人的弊病，始终紧密配合崇祯的杀戮行动。而且，他同样贪墨成癖。起义军攻占北京城后，仅从他家中就起获赃银数万。

六、厂卫终成替罪羊

厂卫已经成为万民唾弃的对象，朝臣学起当年的商辂，纷纷提出撤除厂卫的建议，试图对这些特务们进行彻底的清算。

给事中许国荣在《论厂卫疏》中历举厂卫为祸的历史，御史杨仁也上书详论东厂之害，建议崇祯顺应民意，果断采取措施。但崇祯对这些建议一律不予理睬，反而是“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

首辅周延儒也借势提出“罢厂卫缉事” 的建议，但是厂卫的特务们担心就此失去权势，所以都对周延儒充满了怨恨。骆养性深知崇祯的心理，他同样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于是成为倒周派的干将，并给了周延儒致命一击。当初，他正是因为首辅周延儒的推荐，才得以执掌锦衣卫，但此刻他选择的是恩将仇报。

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清兵入关抢掠财物，周延儒在不得已之下自请督师。崇祯非常高兴，给予他很多赏赐。结果周延儒长期驻扎在通州，不敢与清兵交战，却每天传书奏捷，在崇祯手里骗得不少奖赏。没想到骆养性和宦官们一直在悄悄对其进行侦察，并向崇祯检举揭发，周延儒以蒙蔽圣上而获罪。

随着魏忠贤的倒台，厂卫之祸原本可以因此而得到终结，没想到到了崇祯年间忽又重新兴起。这也许只是回光返照现象，明帝国注定将要在不久之后灭亡。崇祯所信赖的太监，也在关键时候出卖了他。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起义军包围了北京，崇祯命宦官杜勋镇守宣府。没想到杜勋到了宣府便投降了起义军，亲自引导李自成大军前进。奉命守城的宦官也早已有了异心，在装模作样地进行一番抵抗后，便为起义军打开了广宁门。只有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还算忠心，始终陪伴着处于穷途末路的崇祯。当他看到崇祯自缢身亡之后，也就近选择一棵歪脖子树上吊自尽了。

清人萧正模曾写诗悼念崇祯皇帝，其中有这么两句：“可怜三百年天下，断送忧勤惕厉中。”作者将断送大明江山的原因归结于崇祯的性格因素，概括起来就是“忧、勤、惕、厉”四字，这似乎有几分道理，但也不尽客观。因为大明帝国在他执政之前就已经腐烂透顶，万历皇帝等人都一直在挖坑。崇祯只不过是个倒霉蛋，出现得不是时候，顺着这个大坑就跳了下去。崇祯的即位时机其实非常尴尬，他在不恰当的时机出现，成为大明帝国灭亡的替罪羊。

在崇祯之前，虽然荒诞的皇帝不时出现，但较为自律的官僚系统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锦衣卫等在其中也起到了监督和约束作用，保证帝国勉强维持下去。但是到了崇祯时期，原有官僚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厂卫更成为备受诟病的对象，朱由检只能做一些无用的挣扎，改变不了亡国的命运。

明朝灭亡的原因，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过分析和总结。比如说，太监专权、吏治败坏、顶层设计的问题、气候变化带来的大饥荒等等，这里姑且不作深究和比较。

也有人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厂卫，认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 。考察晚明的历史，厂卫之恶确实给人们留下了非常突出的印象。但是，将灭亡原因完全归结于厂卫，怕是也不尽客观。厂卫的特务们变得穷凶极恶，是出自专制皇帝的有意打造。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他们的罪恶之源，终究需要追究到皇权这里。锦衣卫权力再大，也只是皇帝推行专制的工具之一。当这个家的，毕竟是朱姓皇帝，把江山弄丢了，也一定是这些皇帝出了问题。

所以，厂卫只是明朝灭亡的众多原因之一，算不上根本原因。厂卫只是承担了替罪羊的角色，就像崇祯当皇帝却当成了替罪羊一样。到了晚明时期，厂卫系统早已和这个腐烂的政体一起朽败，其腐臭之味四处蔓延。人们都视之为祸害官民的罪魁祸首，自然也会将其视为压垮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