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海神来过恶风回

一、难得平静

在处理尚铭之后，宪宗改用陈准总领东厂。陈准并不喜欢汪直和尚铭那套伤天害理的做法，也不愿意再人为制造白色恐怖。他在上任之后，立即约法三章，告诫众校尉：“有大逆不道的谋反之事，就请立即报告给我。如果不是，就请你们不要太过扰民。”

这种抓大放小的举措，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不仅令陈准摆脱了庶务之烦，也令官员和百姓交口称赞。京城从此过上了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

宪宗重新找回朱骥，令其执掌锦衣卫，获得了不少称赞。朱骥当初受吴宁推荐而成为于谦的女婿，在天顺初年因为于谦而受到处分。宪宗先是为于谦平反，不久就提拔朱骥为指挥佥事，此后历任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使，长期执掌卫事。

朱骥宽仁而且识事体。成化年间，有饥民依靠抢劫财物以苟朝夕，甚至因为抢了一斗粟而身陷囹圄。朱骥看到这些判决，便心生怜悯：“此穷民耳，其情可悯。”

有个叫真惠的妖人，因为写作伪书、妖言惑众而被抓，牵连之人多达数百之众。这些受到牵连的人，按照当时的法律，都应该被处死。但朱骥并没有这么处置。他只是治了真惠的罪，其余的人则一并免去死罪，只以发配戍边作为惩罚。

持法公平的朱骥，不仅治狱鲜有冤情，而且尽量避开酷刑，由此而受到世人称许。朱骥掌管卫事时间很长，直到弘治三年（1490）十二月去世为止。当时，孝宗不仅予以表彰，还特赐祭葬。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宪宗病逝。据说他是因为万贵妃的死而悲伤过度死的。继位的朱祐樘是宪宗的第三子，年号弘治，庙号孝宗。母亲为了保护他不被万贵妃伤害，曾带着他长期隐居在非常隐蔽的乐安堂，直到六岁才和父亲相认。

万贵妃因为自己不能生育，所以特别害怕别的妃子替宪宗生下皇子，从而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影响。性格变态而扭曲的万贵妃，一面拼命缠住朱见深，不让他临幸别的妃子，一面严密侦察其他嫔妃，一旦发现谁有怀孕迹象，便强加迫害。朱祐樘被册立为太子之后，母亲纪氏忽然暴毙宫中，众人均知这是万贵妃所为。

也许是因为深知皇位得之不易，也许是因为年少时曾经历过太多苦难，朱祐樘即位之后非常勤政爱民，成为备受赞誉的明君，甚至被不少人奉为有明一代最受称颂的皇帝。他赶走了内阁首辅万安这些贪婪无耻之徒，任用王恕、刘大夏等正直之士，并且广开言路，抑制宦官，创造了一段经济繁荣、生活安定的时期，史称“弘治中兴”。

从弘治元年（1488）开始，朱祐樘便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政治气象。看到新皇帝虚心纳谏，户部员外郎张伦提出了两条建议：

第一是“惜爵赏”，爱惜名器之重。不能滥施奖赏，动不动就使用奖励的方式来笼络人心，尤其是要防止一些人借用皇帝赏赐之物达到别有用心之目的。

第二是“免差遣”，避免致陷无辜。在张伦看来，差遣官校太多，除了会导致人心惊疑之外，也会产生一些校尉为了邀功求赏而缉捕一些无辜人员入狱。这便会导致冤案太多，人心难服。尤其是东厂，长期密查臣僚过失，并随意黜罚，由此而“致陷无辜者多矣” 。所以他建议，除非是机密之事和重要之情必须差遣官校，其他情况可以责令巡抚、巡按等官勘报。

接下来，张伦便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愿望：请求撤去东厂。他认为，东厂之设，并非祖宗之法，而且导致了太多冤案，所以应当就此废止。

张伦所请，其实也是集中代表了朝臣对东厂的憎恶之情。对此，孝宗不能不有所考虑。虽然最终的结果，他没有从其所请就此撤掉东厂，但也经常诏谕厂卫必须秉持一颗公允之心办案，不得法外用刑：“凡厂卫所送囚犯，从公审究，有枉即与辨理，勿拘成案。”

朱祐樘不愿意撤掉东厂，可能另外有所考虑。后来，当刑部典吏徐珪借助一件冤案上书孝宗，建议取消东厂或另选提督时，终于惹恼了孝宗。

在徐珪看来，当时的司法审判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根源出自东厂。当皇上令三法司、锦衣卫会审时，三法司畏惧东厂，所以始终不敢明辨。由于东厂势大，群臣向来都有所畏惧，审问盗贼也大多根据东厂镇抚司的判断。即便是锦衣卫校尉挟仇诬陷，或受首恶之赃，东厂也是不闻不问，任由巡捕官校擅用刑罚，逼迫犯人招供。至于刑官，则只能根据其词拟罪，不敢擅改一字。

应该承认，徐珪所述反映了当时会审和司法的部分实情，但这些话孝宗并不是很愿意听。接下来，当徐珪议论东厂是非时，终于惹恼了孝宗。

徐珪说，如果不革除东厂，那就应该推选中官中严谨忠厚之人担任提督，比如陈宽、韦泰。与此同时，还应该选派一名大臣共理镇抚司，而且理刑也不必专用锦衣卫官员。可以推选在京各卫官员以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每隔三年、六年进行一次轮换，那么巡捕的官校就不敢作弊，也不敢擅用刑罚诬及无辜……

面对这些诚恳的劝谏，孝宗不仅没能听进去，反而是一番迎头痛斥：“徐珪假以建言为由，词语妄诞！” 他随即下令都察院对徐珪进行调查。其间虽有人站出来说情，但孝宗不为所动，徐珪最终还是被削职为民。

平静之中蕴含着风浪。从总体上看，弘治朝政治相对清明，没有出现严重干政乱政的宦官，但也并非太平无事。

在弘治末年，朱祐樘一度宠信宦官李广，虽说因为虚心纳谏和及时改过，没能酿成灾祸，却为正德年间宦官的复起埋下了伏笔。尤其是他面对直谏却不愿撤除东厂的态度，更给了宦官以重新崛起的信心。

二、虎中称王

当初，孝宗在临终之时曾对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说，自己非常担心朱厚照贪玩无度，耽误大事，没想到这些果真成为现实。朱厚照即位之后，不仅贪杯好玩，而且崇尚暴力，成为一个视国事如儿戏的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登基为帝时，未满十五岁，尚且是个顽童。之前孝宗一直忙于政事，忽视了对朱厚照的教育，令不辨是非的小皇帝很容易受到引诱。朱厚照从小被一群小太监包围着，所以内心非常亲近太监，觉得这些人才是自己的至亲。刘瑾等大小太监，也由此开始获得武宗的重用，从而能够在政坛上掀起新的风浪。

在弘治时期，刘瑾得到机会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朱厚照。他出于本能地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等待太子登基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重臣，进而攫取权势与财富。太子爱玩，刘瑾便千方百计地顺从讨好，而且想方设法地引诱其胡闹。十多岁的太子，对各种歌舞和游猎十分痴迷，便更加离不开刘瑾这样的玩伴。

太子登基之后，不仅是刘瑾获得重用，其他如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秋聚、高凤、罗祥这七名太监，也都得到了新皇的宠爱。这些太监，个个有权有势，都能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所以被人们统称为“八虎”。这“八虎”，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普通官员随便被哪一只虎咬到，一定非死即伤。“八虎”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正道上，他们一面想方设法地鼓动皇帝四处游玩，纵情享乐，博取武宗的欢心，一面乘机弄权，为非作歹，到处飞扬跋扈。

这“八虎”中的虎王，就是刘瑾。因为他最受武宗信任，所以也最为巧佞狠戾。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因为自小被太监刘顺收养，从此改姓刘，后来净身当了太监。弘治年间，他曾犯过罪，后来侥幸被赦免，竟然得到了侍奉朱厚照的机会，就此获得宠信。

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为首的众多朝臣，看到武宗受这些宦官的影响太重，渐渐开始不理朝政，不禁深以为忧，纷纷进行劝谏。刚开始，武宗完全听不进去，直到有人告知天象有变，是上天发出警示，武宗这才松口，与朝臣商量，将刘瑾贬斥南京。

朝臣看到皇帝开始动摇，希望抓住机会铲除祸根，刘健极力劝说武宗下定决心除掉刘瑾。对此，吏部尚书许进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逼迫武宗做出过激的杀人之举，将会生出意外的事端。

刘健、谢迁悄悄地联络其他一些重要官员，准备第二天共同劝谏武宗杀死刘瑾，一举除掉“八虎”。内监王岳、范亨、徐智等人，也非常痛恨“八虎”，所以将刘健等人的话完整转告武宗，并且称赞阁臣所议极是。

得到内廷的支持，刘健等人对铲除“八虎”充满信心。没想到就在此时，吏部侍郎焦芳提前向刘瑾透露消息，给了刘瑾等人绝地反扑的机会。

刘瑾得知消息，紧急召集其他“七虎”，连夜赶到武宗面前求饶，希望武宗念及多年旧情，能够保护他们。

这八个人环跪在武宗周围，以头抢地，痛哭流涕地说道：“如果不是皇上的恩典，我们就只能像恶狗一样被别人驱赶，甚至早就遭到谋杀。”

刘瑾等人悲愁垂涕的模样，竟然让皇帝为之动容，面色为之稍变。

看到哭诉起了效果，刘瑾更加来劲，在继续表忠心的同时，忽然调转矛头，对准内监王岳等人。只见他继续哭诉道：“害我们的人，就是王岳。”

武宗非常不解，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刘瑾答道：“王岳掌管东厂，总是和外臣串联。先是发动谏官说事，等到大家进行阁议之时，王岳连连称是。这叫什么事呢？王岳掌管情报部门，毕竟还是皇帝的耳目，可他这种做法，到底把自己算作谁的人呢？他一直帮那些阁臣说好话，却唯独容不下我们这些人。”

武宗想起刘瑾所说也是实情，他本人甚至为这事与阁臣生过气，此时受到刘瑾的挑拨离间，不禁勃然大怒：“看来我必须要修理修理王岳这个家伙才行。”

接下来，朱厚照不仅是生王岳的气，也生起内监其他几个大员的气，范亨、徐智等人由此受到牵连。朱厚照决定起用刘瑾等“八虎”，替换王岳这些“吃里爬外”之徒。

就在这个深夜，朱厚照接连颁发几道“委任状”：令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丘聚也进入司礼监，并提督东厂；恢复西厂，并任命谷大用提督西厂；至于张永等人则并司营务，分据各处要地。

刘瑾得到了权力，连夜传命，将王岳、范亨、徐智等人逐出京城，赶往南京。

一夜之间，内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刘健和谢迁等阁臣尚且在睡梦之中，对此毫不知情。

“八虎”本来只是抱着一线希望请求宽恕，算是狗急跳墙式的垂死一击。没想到他们的一番哭哭啼啼竟然使得剧情急剧反转。武宗不仅当场赦免他们，而且给了刘瑾更大的权力，令其得到掌管司礼监的大权。

在这之前，刘瑾只是个不太起眼的太监。执掌司礼监之后，刘瑾虽然还是一名太监，但他已经成为太监中的顶层。因为执掌司礼监，刘瑾不仅赢得了专权的重要资本，而且继续稳坐“八虎”首位。

第二天早晨，当群臣上朝，联合奏请皇帝惩处“八虎”时，才意识到情势大变，剧本已经在几个小时之前被彻底改写，除掉“八虎”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已不保。

刘健、谢迁等人先是继续据理力争，眼见不能获准，只得以集体请辞作为威胁。没想到武宗竟然爽快地同意他们的辞职申请。这让刘瑾得意不已，也令朝臣垂头丧气。

当初为“八虎”通风报信的焦芳，顺利进入内阁。他与刘瑾等人暂时结成了同盟。

请辞的官员中，只有李东阳被劝留。李东阳为什么会被留下来呢？因为相比其他两位阁臣，他对“八虎”的态度相对暧昧。之前进行阁议时，刘健和谢迁态度强烈，只有李东阳习惯于缄默，所以得以劝留，而且很快就擢升为内阁首辅。

当诏旨颁布时，李东阳说：“臣等三人，责任一同，而独留臣，将何辞以谢天下！” 对此，武宗并不允准。

等到刘健、谢迁离开京城之时，李东阳在送行途中忽然哭泣。刘健正色道：“今天哭泣有什么用呢！如果当时和我们保持口径一致，那就可以和我辈一同去职离京了。”李东阳哑口无言，无以为应。

三、耍奸玩狠

刘瑾得势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仇家进行报复。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王岳。

王岳在弘治朝深得孝宗器重，所以才能被委以重任，提督东厂。他处事公正，素以严厉著称，所以一向看不惯“八虎”的骄横，也因此而得罪了“八虎”，被贬往南京，不久之后便遭刘瑾杀害。

杀死王岳之后，刘瑾仍不解恨，继续展开清剿“王党”行动。

锦衣卫百户姚景祥、小旗张锦，都被认定是王岳党徒，先是各自廷杖四十，然后罚往戍边。他们先是被兵部判发肃州卫，刘瑾等人改批辽东铁岭卫。在这期间，张锦遭受了酷刑，死于狱中。

随着清剿范围的继续扩大，锦衣卫官校王缙、郭仁等人，都被判定为“王党”，无一例外地被谪戍边。

除了“王党”之外，还有规模更大的“刘党”和“谢党”。对于刘健和谢迁，刘瑾也继续穷追猛打。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南，等候皇帝宣布“奸党”的谕旨。其中，为首的是大学士刘健和谢迁，尚书中则有韩文、杨守随、林瀚，部曹则有郎中李梦阳，主事则有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词臣则有检讨刘瑞，言路则有给事中汤礼敬、陈霆等，一共有五十三人，都是海内有名的忠直之士。

刘健辞官回乡，也没能过上安稳日子，因为刘瑾不依不饶地上门寻仇。刘瑾除了将刘健列为奸党之首榜示朝堂之外，不久之后又将其削籍为民，追夺诰命。

对于谢迁，刘瑾本想逮捕入狱，结果被李东阳劝阻。没想到站在旁边的焦芳忽然冒出一嗓子：“即便是从轻发落，也应当除名才是！”不久，判决书下来了，正如焦芳所言，谢迁遭到撤职除名。

当年十二月，刘瑾继续请旨，剥夺刘健、谢迁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人的诰命，并追还所赐玉带服物。同时被剥夺诰命的，多达六百七十五人。

刘瑾的疯狂气焰曾令所有的人都为谢迁担心，但谢迁表现出一副行若无事的姿态，他不仅怡然自得地与客人对弈，还心平气和地吟诗作赋，并没有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一直到刘瑾伏诛，他最终得以官复原职。

刘瑾打着帮皇帝清除奸党的口号，大肆清除异己。等这些忠良之臣被迫纷纷离开，刘瑾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专权了。

善于察言观色的刘瑾，知道武宗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游戏的欲望，便经常借此诱惑和控制皇帝。他设计出各种好玩的游戏缠住武宗，然后专门选择武宗玩得兴起之时请示政事。这时候，武宗总是会很不耐烦地斥责道：“你们什么事情都要来找我，为什么不让我清闲一点？我养你们这些人难道都是吃闲饭的吗？”

面对训斥，刘瑾表面上装成灰溜溜的模样，内心则暗自窃喜，因为他就此有了专断政务、窃取大权的正当理由。

当初因告密立功的焦芳被安排在内阁任职后，只知仰刘瑾的鼻息而动。包括李东阳，一度也只能唯唯而已。因为李东阳的屈服，内阁的地位从此直线下降，而且开启了阁臣听从太监指挥的恶例。

对于当初共进退的“八虎”成员，因为刘瑾的专横，也有所分化。随着刘瑾的越发强势，这种分裂是势所必然的。

谷大用请求在临清开办皇店，刘瑾不仅不同意，而且抓捕了为谷大用出谋划策的人。马永成想提拔锦衣卫百户邵琪，也遭到刘瑾的拒绝。道理很简单，一切都只能由刘瑾说了算。

其中最惨的人应该算是丘聚。因为提督东厂，丘聚肆意妄为，并在偶然之间得罪了刘瑾。结果刘瑾抓住他的小辫子，将其调往留都南京。从此之后，东厂完全归刘瑾掌控。

张永也是“八虎”中的一员，本与刘瑾过从甚密，但由于刘瑾的强势，两人也渐渐地分道扬镳。刘瑾知道张永终究会离开自己，执意将他改调南京。此后，谷大用对刘瑾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见到他就想拳脚相加。武宗从中调停，劝说他们和解。看在皇帝的面子上，他们虽在酒桌上达成了初步的和解，但是心中的裂痕却变得更深。

刘瑾在揽权之外，还疯狂敛财，而且打着皇帝的旗号中饱私囊。有了权力之后，他便开始索贿、受贿、贪污，和别的贪官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因为有皇帝作为保护伞，他不仅是胆子大，胃口也远远超过一般贪官。

当时，凡是入觐、出使的官员都必须对刘瑾行贿。各地官员进京述职时，需要先向刘瑾行贿，这叫做“拜见礼”；如果有官员升迁，刘瑾便向其索取“贺印钱”，官员必须交出谢礼；如果不肯给，就会遭到报复。大学士吴俨、御史杨南金，就这样被打发回老家。给事中周钥在出外执行任务回京之后，因为没有金钱行贿，竟然自杀了。

礼金送少了还不行，同样会被立即撤职。但如果追加贿赂，则官职又能立即恢复。所以，官位基本上成为刘瑾手中的商品。都指挥以下如果有求升迁之人，需求得刘瑾片纸。在得到足够的贿赂之后，刘瑾在纸条上面写“某授某官”，兵部就会依照他的指示立即执行。官员之中如果有犯罪之人，只要交够了财物，不仅可以逃过处罚，还有机会擢升。

由于内阁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以及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等人，都是刘瑾的心腹，所以刘瑾有机会掌握卖官鬻爵的整条利益链。

看到刘瑾如此贪婪，亲信张彩曾感到一丝担忧。他对刘瑾说：“那些给你行贿的人，未必都是拿私人财物，而是经常盗取公款。害怕的就是他们挪用公款、剥削百姓，都是假借您的名义，这样岂不是将百姓的怨气都引导到了您的身上吗？”

张彩生性狡黠，因为和刘瑾同乡，受到大学士焦芳的力荐，数月之内火箭般蹿升，直至担任吏部尚书。他可以随意出入刘瑾家中，称呼刘瑾为“老者”，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既然张彩提出这个问题，刘瑾不得不认真对待。此后，刘瑾不仅拒收贿赂，而且还会将行贿之人治罪。

那么，经过张彩这么一劝，刘瑾自此变得清廉了吗？也没有。他只是变得更加狡猾而已。从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变身为道行更高的妖怪。

这样的刘瑾变得更加可怕，更加难以捉摸。各级官员必须小心谨慎地揣摩他的心思才行。如果一不小心揣摩错了，那便意味着灾难降临，即便是行贿也会被收拾。

送也不是，不送也不是。看来行贿也是一门大学问啊！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怪事，根本原因就在于刘瑾对官员的政治前途和生命都看得太过随意，一切只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

四、总领厂卫

刘瑾为什么变得这么可怕，原因并不复杂。除了他擅长利用皇权，精于耍奸玩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总领厂卫的重要人物。不仅是掌控了所有的情报资源，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别人的生死。

当初命悬一线之际，刘瑾等人依靠哭闹争取到了众多政治筹码，既可以掌控司礼监，还可以提督东厂，而且顺便将西厂恢复。后来，丘聚得罪了刘瑾，提督东厂的权力被剥夺，刘瑾的权力由此变得更大。

在朝臣之中，刘瑾非常注意培植亲信，打击异己，在情侦系统更是如此。与刘瑾不一心的，都会遭到他的清洗。只有和他一条心，才会得到重用。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

石文义本是内官石岩的养子，因为受到刘瑾的青眼相加，所以能够官运亨通，连升数级。几年之内，他从千户到指挥同知，再到指挥佥事，最终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在这期间，他一直是刘瑾的重要爪牙。

在东厂、西厂的联合阻击之下，锦衣卫其实早已沦为日常事务机构，更多时候只能按照厂臣的旨意行事。等到石文义成为首领，锦衣卫更是沦为刘瑾的私人工具。厂卫的势力，也由此合为一处。

刘瑾气焰嚣张，但仍有一股力量在悄悄地进行着反抗。

正德三年（1508）夏，在皇帝巡行的御道上忽然出现一封匿名信，揭发刘瑾的种种不轨行为。遗憾的是，这封检举信最终还是非常不幸地落到刘瑾手中。他气急败坏，立即矫旨召集文武百官跪在奉天门下。由于始终查不出写信之人，刘瑾怒气更甚，等到天黑时分，他竟然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全部下狱。

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请求放人，刘瑾也已得知书信是出自内臣之手，这才同意放人。当时正值酷暑，太监李荣想给群臣送去冰瓜解暑，没想到就此惹来刘瑾的盛怒。不久之后，主事何 、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等人，先后因为中暑而身亡。

虽然被及时发现和及时惩治，但隐隐约约之间，刘瑾看到了一些潜在的敌人。这让他感到一丝恐惧和震惊。

不久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臣民的监控，他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京师称之为内行厂。这种称呼也一直被史籍所沿用。在《明武宗实录》中，曾简称其为“内厂” 。只是今天的人们，似乎不经常使用这一称呼。

锦衣卫中的骨干分子，被刘瑾挑选进入内行厂。为了壮大内行厂的声威，刘瑾决定亲自担任提督。京城内外很快得知，这个新设的特务机构，掌握着更大的权力，比东、西二厂更加阴森可怕，手段也更加残忍毒辣。

以前是东厂、西厂抢着抓人，互相争功，但是等到内行厂出现后，他们就不敢这么放肆了，因为只有内行厂才有这种随便抓人的权力。而且东厂、西厂也都受到内行厂的监控。他们不仅什么人都敢抓，而且抓进来的人，很少能够活着走出监狱。

至此，刘瑾得以总领厂卫，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这四大特务机构全都由其掌控。他已经从一名毫不起眼的宦官，成长为一代特工之王。

因为权势过大，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刘瑾已经是可以与朱厚照比肩的人物：都是皇帝级别。只不过一个是站着的，可以称之为“立皇帝”；另外一个则是坐着的，可以称之为“坐皇帝”。

当时有一位叫林俊的巡抚，就曾写下这样一封奏章：

今近而京师，远而天下，皆曰两皇帝：朱皇帝、刘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谓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刘瑾实秉皇帝之权。陛下朱姓，朱皇帝；刘瑾刘姓，谓刘皇帝也。

说“刘瑾实秉皇帝之权”，其实并不算夸张。因为刘瑾已经在很多时候，把皇帝该办的事都办了，甚至是臣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也被刘瑾攫取。既然是“立皇帝”，他便学着历史上的那些暴君，开始任性弄权。

五、逞性妄为

在刘瑾看来，既然特务遍天下，政情、社情、舆情都可以悉数掌握，那么巡抚就没有必要设置了，于是他矫诏裁革天下巡抚。同样道理，给事中作为言路官员，也只是经常添乱，会发出和厂卫不同的声音，所以也要加以打击。抱着这个主意，刘瑾借着惩处刘、谢的机会，将大批给事中列为奸党。

对付官员，刘瑾很有心得，也很有手段。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家中，大小官员总会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时刻紧盯着自己。所以，他们都非常害怕刘瑾，即便是被贬边关，也总逃不出特务的监视。

面见刘瑾，他们需要背负拜见阎王爷一般的压力。偶尔听到刘瑾咳嗽一嗓子，都会哆嗦大半天，头不敢抬，腰不敢直，大气都不敢出。给事中许天锡本想参劾刘瑾，又觉得没有把握，只得怀疏自缢。另一名给事中郗夔也因为害怕办事不称刘瑾心意，在家中自缢而亡。左都御史屠 在呈递审录重囚本时，因为重复多次书写“刘瑾传奉”字样，遭到刘瑾的怒骂。不久之后，这位御史不得不率领十三道御史前来谢罪，而且全部跪于阶下，叩头不已，不敢仰视。

除了扩充侦察力量之外，刘瑾也对传统量刑提出异议。他非常喜欢酷刑，听到罪犯的哀号之声，他觉得是一种享受。即便是皇帝下令大赦天下，刘瑾也是充耳不闻，依旧在狱中使用各种酷刑。锦衣佥事牟斌因为善待狱囚，而遭到刘瑾的杖责和关押。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工部侍郎张玮、御史王时中这些官员，都是在濒临死亡之后被谪戍边，算是侥幸捡了一条性命。御史柴文显、汪澄只是犯了很轻的罪，就被凌迟处死。因为滥用酷刑，在短短数年之内，官吏和军民中非法死亡的就多达数千人。

在刘瑾的干涉之下，各狱的酷刑变得更加残酷。比如用来拘禁犯人的木枷本已非常沉重，但在刘瑾看来仍然显得太轻。为此，他设计出重达一百五十斤的巨枷，犯人往往坚持不了几天，就会被直接压死。

除了酷刑之外，连坐法也为刘瑾所欣赏。只要是抓到罪犯，就一定要连坐罪犯的家人。如果某一家犯法，他的邻里都会受到牵连。这种没由来的连坐法，造成哀号遍野，刘瑾却颇为自得。就连穷乡僻壤之人，都知道刘瑾和特务们的霸道和残忍。每当看到穿着华丽衣服的人，或者遇到操着一口京腔的人，他们都会畏惧三分，绕道而行。

有了充足的侦察力量之后，刘瑾便伸出手来对付平民百姓。他从收拾中产阶层中尝到甜头。这一阶层的百姓，手里多少都有点钱财，也因此变得前怕狼后怕虎。正是这种瞻前顾后，令他们丧失了与豺狼进行决战的勇气，由此成为伤得最深的那拨人。他们往往因为犯了一点小错，或者是莫须有的罪名，就会倾家荡产，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就此被特务们悉数没收。

由于刚刚成立内行厂，迫切需要树立威望，而且手里这么多特务不能闲着，所以刘瑾继续为这些新特务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当时，官员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无业游民又惹不起，刘瑾便把矛头对准了寡妇。他下令所有的寡妇都必须要嫁人，不能待在家里，成为闲置人员。在他看来，这在造成人口资源浪费的同时，也迟早会酿出其他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他又把矛头对准死人。他下令，人死之后不准开办追悼会，不得在家中停灵。那些不执行规定和来不及安葬的，都必须要就地焚尸。

这些不符合人情的规定刚刚推出，就再次引起京城内外一片哗然，“汹汹几致乱” 。刘瑾眼看大事不妙，唯恐再次生变。为了安抚民心，他只好找出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最初提出建议的特务。

从这些事可以看出，刘瑾虽然颐指气使，但内心其实非常懦弱，也知道这个“怕”字。因为作恶多端，他迟早会迎来覆灭的那一天。只是需要一个适当的人在恰当的时机站出来。

六、权阉之死

刘瑾做梦也没想到，给他致命一击的人就是他当年的亲密战友，曾经的“八虎”之一张永。

当年刘瑾气焰正盛之时，只有张永敢于和他叫板，甚至还挥出拳头。张永深受武宗宠信，同样是一位胆壮气粗的权阉，而且性格暴躁，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虽然经过皇帝出面调解，两人表面上恢复了“传统友谊”，但仇恨的种子一直埋在心底，遇到适当时机就会破土而出。

正德五年（1510）四月，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临。

当时，安化王朱寘 谋反，发檄文历数刘瑾的各种罪行。刘瑾得到消息，也接到了檄文，不禁从内心感到一丝害怕。他立即将檄文藏起来，然后起用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前往征讨叛军。

张永有了兵权，胆子变得更大。他也看到了叛军的檄文，知道刘瑾的罪大恶极已经远近闻名，所以想借机杀他，以便取而代之。

在平叛途中，张永曾对杨一清说起过上奏刘瑾不法之事的念头。没想到这杨一清态度更加强硬，他对张永说：“刘瑾一直在皇上左右，你的话怕是没有办法能传进去，不如设计诛灭他。”接下来，杨一清一直为张永出谋划策，令张永喜出望外。

这场平叛战争也进行得出奇顺利，张永不久就传回捷报，并且申请在八月十五日举行献俘仪式。

没想到就在此时，刘瑾的哥哥死了，刘瑾恰好将送葬时间也定在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所以，他命令张永推迟献俘仪式的日期。

张永正在犹豫之时，得到一个重要情报，说是京师传言刘瑾将会在文武百官前来送葬之际趁机捉拿张永。

听到这个消息，张永吓了一跳，他不顾刘瑾阻拦，抢先入京献俘。献俘仪式结束之后，武宗设宴犒劳张永，刘瑾等人一同侍坐。宴席之上一切如常，但到了晚上，等刘瑾退下之后，张永向皇帝展示了叛军的檄文，并乘机奏报刘瑾十七件违法之事。

当时，朱厚照已经有了几分酒意，并没有多少兴趣看什么檄文，听什么奏报，只是摆摆手说：“不要说这些吧，先喝酒。”

张永说：“要是离开这里一步，臣将没有机会再见陛下。”

武宗疑惑地问道：“刘瑾想要干什么？”

张永答道：“取天下。”

武宗笑了笑：“取天下？那就由他取吧！”

张永反问道：“他会置陛下于何地？”

朱厚照这才醒悟过来，继续听张永奏报。听完之后，他大感失望，摇头说道：“没想到刘瑾竟然辜负了朕！”

这时候，马永成等人也在旁边帮腔，让武宗终于有了放弃刘瑾的打算。张永下令连夜捉拿刘瑾，并分派官校查封他的私宅。

第二天，武宗将张永的奏章出示内阁，将刘瑾降为奉御，准备发配到凤阳看守皇陵。

从这个处置结果来看，朱厚照尚且念及旧情，准备对刘瑾网开一面，至少没有打算杀人。但是接下来，武宗忽然决定亲自赶往刘瑾家中抄家，这导致了刘瑾的命运大变。因为皇帝在刘瑾家中有了重大发现。

通过抄家，刘瑾平时聚敛的财物渐渐浮现在世人眼前。光是黄金就多达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则有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还有宝石二斗，其他贵重金银器，则难以数计，真的是富可敌国。

除了金银财宝之外，在刘瑾家中还查出了大批违禁品。其中包括：金甲二副，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盒，出入皇宫的牌子多达五百块。另外还有一大批武器装备，如盔甲、弓弩等。

更为严重的是，刘瑾家中竟藏着一枚伪造的玉玺，还有一些皇帝才能使用的衮服、玉带等。就连刘瑾经常拿在手中的扇子，也暗中藏着两把锋利的匕首……

看到这些东西，朱厚照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等到他回过神来便龙颜大怒：“这奴才果然是要造反啊！”

很快，刘瑾就被关进大狱。刑部尚书刘璟因为太过害怕刘瑾，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旁列的各位公卿也都纷纷往后退却，幸亏当时还有驸马蔡震在场，勉强撑住了场面。

面对蔡震的提审，刘瑾喝道：“你是什么人，竟然忘记了我的恩德？”

蔡震厉声说道：“我蔡震是皇亲国戚，何曾依赖过你？”随即命令锦衣卫官校对刘瑾大刑伺候。

等到审讯结束之后，刘瑾被押到闹市凌迟处死，并将首级悬挂在显著位置示众。不仅如此，武宗下令将处决刘瑾的情形绘制成图，连同他的各种罪状一起榜示天下。

刘瑾的族人和大小党羽，也全被诛杀。张彩因为死在狱中，尸体遭到肢解。内阁大臣焦芳、刘宇、曹元，尚书毕亨、朱恩等六十余人都被降职。当初遭到刘瑾变更的法令，也都被勒令按照旧制一一予以改正。掌管锦衣卫的都指挥使杨玉，掌管镇抚司的指挥使石文义都被关进都察院监狱。

刘瑾创设的内行厂官校中，有彭玉等五十七人被逮捕。而且西厂、内行厂都被撤销，只有东厂保持如故。提督东厂的大权移交给了张锐，锦衣卫则交由钱宁掌管。他们二人仍旧很能折腾，“厂卫之称由此著也” 。

看到权阉刘瑾已经伏诛，英国公张懋、兵部尚书王敞等人上奏皇帝，说张永已经两次建立奇功，应该得到封赏才对。张永本人非常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封侯，他引出刘永诚和郑和的故事暗示廷臣，希望能制造舆论。不料，内阁以不符合制度为由，坚决反对。张永的心情非常沮丧，立即辞去了皇帝的所有赏赐。后来，张永因为管理仓库的官员偷盗库银获罪。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张永又受到御史的弹劾，被降为奉御，直到很多年后才被重新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