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深重的危机

一、被逼“瘦身”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朱厚熜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由于世宗执政的时间太久，天下的臣民似乎都已经习惯了被这么一个人统治着。一旦他忽然消失了，大家反而有些不习惯。

虽说执政时间长，接近半个世纪，但世宗也只能算是个平庸的皇帝，比更加荒诞的武宗略好一些罢了。而且，他在位之时，明显呈现出高开低走的特征。尤其是到了后半段，几乎一直是在走下坡路，而且越到晚期越发荒唐。

很长时间之内，他一直在琢磨着如何树立自己的权威，越到晚年，越谙熟权术的运用。所以，他能够重用严嵩这样的权臣，也可以在忽然之间将其拿掉。

他是个迷信的人，早年迷信于权术，晚年迷信于神鬼。为了能够长生不老，他热衷于求仙问道。所以，能够帮他与上天沟通的人，如严嵩、徐阶等，都由此而得到重用。不幸的是，这成为他晚年荒政的一个鲜明印记。

孔子曾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这段话告诉我们，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着相应的注意事项。当迈入老年之后，那就应该放下得失之心，踏踏实实地安度晚年才是。

身为皇帝，按理说更应该“戒之在得”，因为坐拥天下，他完全犯不着与民争利。但是，晚年的朱厚熜做不到。他不仅做不到，反而变得无比贪婪。他贪恋财物，追逐珍宝，甚至经常与民争利；他贪图长生，就此迷上了道教中的炼丹术；他贪慕奢华，于是大兴土木……折腾来折腾去，终于导致府库匮乏，民不聊生。不仅如此，边境也出现危机，北方有俺答，南方有倭寇，甚至中原各地也是暗流涌动，明帝国已处风雨飘摇之中。

《明史》评价世宗也是先褒后贬，先是赞扬他起初阶段的清明政治，但更批评其晚年的败政，甚至指出：“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意思是说，嘉靖皇帝彻底改变了明朝的历史走向，将之前百余年积累的钱财都挥霍一空。

这句话未必是夸张之语。因为海瑞上书嘉靖帝时，曾借用了一句当时的民谣，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这句民谣借用朱厚熜年号的谐音，诙谐地总结了嘉靖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虽略显刻薄，但也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实情。

世宗去世之后，朱载垕，也就是世宗的第三子，接管政权，庙号为穆宗。虽然朱载垕在位只有六年，没有留下太多政绩，但也并非一事无成。他不能眼看着江河破败，至少需要收拾一下父亲所丢下的烂摊子。据《明实录》记载，穆宗即位之后，曾先后两次对锦衣卫“瘦身”，只此便可以看出，朱载垕确实曾有过变革之念。

隆庆二年（1568），朱载垕宣布裁掉锦衣卫冗滥员额三百五十九人。区区三百余人，对规模庞大的锦衣卫而言，几乎是毫发无损。但穆宗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以往那种世袭制，带来了太多的问题，尤其是冗员的问题。而且，这次裁减更像是一次试探之举，因为更大规模的裁员行动仅隔一年便全面铺开。

隆庆三年（1569）七月，总督蓟辽的兵部左侍郎谭纶忽然向穆宗汇报国家的财政问题。按理说，这本是户部该管的事。一个兵部官员忽然操心起这些事情，只能说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免让人心生疑窦。然而当穆宗认真翻看奏疏时才发现，谭纶原来是讨论军事后勤问题，其中有不少篇幅都是谈军队冗员问题。在谭纶看来，因为军队规模过于庞大，已经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隆庆时期，国家究竟养着多少军人呢？谭纶的奏疏中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三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名 。这显然是一支规模太过庞大的队伍。更可怕的是，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其实并没有包含数量不菲的军官，同时也没有包括锦衣卫。

据历史学家吴晗的估算，明朝初期军队总员额在一百八十万以上 。但是到了弘治年间，兵部议覆侍郎李孟旸的《请实军伍疏》中说，军队员额已达二百七十余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眼下总员额又增加了几十万。可以看出，冗兵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

如何养活这么多军队，肯定是一个大难题。嘉靖后期，民生凋敝、国库紧张，都与此直接相关。在奏疏中，谭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严督屯田！但是，穆宗想到的第一件事却是：裁员！

那么，究竟从哪里裁起呢？穆宗很快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就从考选开始，从军官开始。此前的考选多半是走过场，裁撤人员无几，冗员现象不但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更加恶化，所以穆宗要动真格的了。

一年之后，即隆庆四年（1570）年底，兵部会同五府都督府、锦衣卫举行考选。包括锦衣卫各所在内的卫所军官存留为四千九百八十六人，黜退则多达一千七百九十人。这些被黜退的人员中，各有各的情况：有的是太老，有的是太小，有的是上学，有的是顶替……总之，都要被淘汰。而且比例还非常高：差不多四个人中，就要淘汰掉一个。

与此同时，南京兵部也举行考选。南京的锦衣卫留用选补者一千九百一十三人，被黜退的也多达三百六十人 。差不多六个人当中，就要被淘汰掉一个，这个比例也不算低。

资料所限，我们尚不清楚其时裁员的总体情况如何，仅从中下级军官的淘汰比例来看，穆宗此次裁员的力度不能算小。而且，仅从南京的情况来看，锦衣卫的裁员力度似较他类人员要弱。

当然，冗兵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所以裁员其实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等人上言，提出了八项建议，实则直指八大隐忧。其中，锦衣卫的问题尤其突出。在他们看来，锦衣卫权势过于集中，而且经常假借缉捕罪犯之名肆意横行，并且为了冒领赏禄，不惜罗织罪名。所以他们恳请穆宗，一定要严厉制裁这种违法行为。

其实欧阳一敬等人所言锦衣卫弊病，并非隆庆年间所独有。自从锦衣卫成立之后，这种“冒滥之弊”几乎就一直存在，可说是一个自带程序。这些问题，朱载垕当然没有办法解决，能大着胆子对锦衣卫进行“瘦身”手术，已属非常难得了。

二、不肯屈服的都督

明世宗和明神宗都是执政四十多年才倒下的，穆宗夹在他们二人中间，更像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因为他执政的六年时间，根本无法望两人之项背。见证这三朝荣辱兴衰的人物是徐阶。他从嘉靖后期出任内阁首辅，到万历十一年（1583）病卒，可谓劳碌一生、隐忍一生。在扳倒严嵩的过程中，徐阶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在高拱和张居正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而且极力加以扶植，也被证明极具政治眼光。万历初年，张居正成功扳倒高拱，成为左右政局的大人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朝历史的走向。

万历初年，太监冯保以掌管司礼监得以兼管厂事。他对原先的东厂进行了改组，在东厂北门以北又建立新厂，叫内厂；原先的则叫外厂。可以看出，冯保力图通过重新洗牌的方式，进一步控制情侦系统。

张居正深知，如果想要掌控大局，就必须要与冯保联手，并且将内阁首辅高拱赶走。其时，高拱正想着如何收司礼监之权，还之于内阁，就此得罪了冯保。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张居正和冯保立即成为盟友，联手对付高拱。就在这个时候，恰好有个叫王大臣的人出现了。

万历元年（1573）正月，有一个宦官模样的男子忽然出现在乾清宫。因为见到皇帝之后，他的神色太过慌张，左右卫兵立即将其抓获。

冯保对其进行审问，答曰：“南方当兵的，叫王大臣。”

“是谁的队伍？”

答曰：“总兵戚继光。”

王大臣的供词把冯保吓了一跳，他知道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密切，于是立即派人密报张居正。张居正对冯保说：“戚继光正忙着操练兵马，不可能干这事，倒是可以嫁祸给高拱，借机除掉他。”

冯保觉得这倒不失为一出妙计，立即与张居正达成一致。他们开始重新设计王大臣的身份，并为其编造了另外一套口供：家居武进县，受高拱的指使，潜入皇宫行刺。冯保还派人威胁王大臣说：“必须要说明高拱对皇帝一直心存怨恨，所以派你来行刺。如果按照这种口供认罪，你不仅可以免罪，而且还可以得赏千金，加官锦衣。若是不从，那你就会死得很惨。”

随后，立即有人给王大臣送去金钱，并且每天好酒好肉伺候。与此同时，锦衣卫将高拱府第团团包围，张居正则疏通内外，制造舆论，甚至主张先逮捕高拱。当张居正与吏部尚书杨博密谋时，杨博说：“高拱虽然性格粗暴，但是相信他不会干这种事情。除非另外受人指使或逼迫。”张居正面红耳赤，一脸的不高兴。

大理寺少卿李幼孜是张居正的同乡，连忙告诫张居正说：“您为何出此下策？怕是只会将恶名留在青史之上啊！”

张居正勉强回答：“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都是冯保他们审问得到的结果。”

左都御史葛守礼对杨博说：“张公此事做得不对。”

杨博说：“我已经提醒他了。”

葛守礼说：“眼看就要兴起一场大狱，您怎么能这么轻描淡写地只是一句‘已告之’呢？”说完，他拉起杨博一起去找张居正。

张居正拉着长脸说：“发现同谋之人，就会立即上书处理。”

葛守礼说：“我等只是想保住高公不受冤枉。”

二人不停劝说，张居正一直默然不应。忽然之间，他生气了，拿出狱词展示给二人观看，并愤怒地反问：“证据都在这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葛、杨二人从狱词上看到张居正亲笔批改的四个字“历历有据”，立即笑而不语。张居正猛然醒悟到，这几个字令自己露出马脚，他一边迅速将狱词藏入袖中，一边敷衍道：“这些人法理不通，我只是帮他们修改几个字罢了。”

当时场面已经非常尴尬，但在葛守礼和杨博的力谏之下，张居正勉强同意一切从缓，先奏明皇帝再行处理。不久，皇帝的命令下来，冯保与左都御史葛守礼、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起举行会审。

起初阶段，朱希孝还是显得非常担心，和他的哥哥成国公朱希忠相对而泣：“到底是谁策划了这个行动，这不是要覆灭我们的宗族吗？”

随后，朱希孝找到杨博讨要主意。杨博说：“这事情不难找到答案。您可以派一个有经验的校尉进入监狱，与案犯进行交谈，从他的方言中判断他的籍贯等情况。也可以找几位高家的仆人，夹在众人之中，看看这位王大臣到底认识不认识。接下来，还可以审问他，高公府第在哪，现在住在何处。相信这样一审问，情况立即就清楚了。”

朱希孝茅塞顿开，立刻如杨博所言选出一名心腹校尉，主动接近王大臣。起初阶段，王大臣完全按照冯保交待的口供回答问题，即便校尉严厉警告其行刺的严重后果，王大臣仍然坚持说是受高拱指使。接下来，校尉按照杨博的安排，高家仆人出现在王大臣面前，他却根本无法分辨……到底是不是受高拱指使，朱希孝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会审的这一天，突然之间风雨如晦，接着便是雨雹不止。冯保有些害怕，希望审问能按照他的设计早早结束，但是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当锦衣卫校尉的板子打在屁股上，王大臣急忙高呼道：“已经答应给我荣华富贵，为何还要这么折磨我？”

冯保立即问道：“你究竟是受谁主使？”

王大臣抬起头，瞪大眼睛反问道：“是你指使我的，为什么还这么问我？”

冯保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强作镇定地问道：“你当初说是受高相国指使。”

王大臣答道：“那都是你教我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相国？”

审讯到了此时，众人心中都已经有了答案。朱希孝拂袖而去，只留下冯保呆若木鸡、瑟瑟发抖。

冯保的内心已经充满恐惧，他只能迅速杀人灭口。刑部拟罪，迅速将王大臣斩首。通过此案，张居正偷鸡不成蚀把米，不得不同样绞尽脑汁，努力摆脱与“王大臣案”的干系。

在“王大臣案”中，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联手出击，保护了高拱，从而避免了一桩冤案的发生。毕竟他姓朱，是皇室宗亲。大家都明白，如果朱希孝能扛得住的话，锦衣卫就没有理由完全趋附于厂臣。

三、生前身后两重天

高拱虽说侥幸逃过一劫，但经过此番劫难之后就此病倒，闭门不出。当时神宗尚且年幼，张居正在冯保的配合下，取得了李太后的完全信任，坐稳了首辅之位。小皇帝朱翊钧对张居正尊礼有加，言必称“先生”。张居正则毫不含糊地四方揽权，取得裁决一切军政大事的机会。他主政时间前后长达十年，积极推行新政，大力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成效，明帝国也因此一度呈现出勃勃生机。

遗憾的是，这种短暂的兴盛更像是一种回光返照。随着皇帝年岁的增长和张居正的老病，一切都开始急剧改变。不仅是张居正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连明帝国的走势也彻底改变了方向。

万历五年（1577），神宗皇帝年满十四岁，皇太后开始为他张罗婚事。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被选为皇后，确定了两年之后的大婚日期。这标志着神宗皇帝朱翊钧将会在不久之后走到台前，真正成为一国之主。

锦衣卫指挥使与皇帝结为亲家，固然有王皇后姿色出众的因素在内，但这个事件还是显得非同寻常，至少标志着锦衣卫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事实上，在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于充任锦衣卫。但在万历初年，这一风气有了很大改变。当时，锦衣卫都指挥使刘守有就是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锦衣卫的。眼下，就连皇后都是锦衣卫官员的女儿，当然更会改变人们对锦衣卫的看法。此后，文官子弟都乐于在锦衣卫中任职，士大夫也都乐于和他们交往，毕竟遇到紧急案件时，还需要依靠他们的力量。

锦衣卫指挥使王伟因为女儿当了皇后，立即成为神宗的岳丈大人。于是，他的职位也很快得到升迁，就在女儿定亲的当年便得授都督之职，不久之后又封永年伯，而且得到皇帝特别拨给的纹银一万五千两。

因为沾了皇后的光，王伟的两个儿子王栋、王俊，也理应得到相应的封赏和提拔。神宗先是自信满满地将此事交给阁臣讨论，没想到阁臣并不给皇帝面子，只是建议给个锦衣正千户了事。

这当然出自首辅张居正的主意，神宗感到非常失望。他立即召来张居正等人询问：“正德时期，皇亲国戚如夏助等人都是授予锦衣指挥使，而且是世袭，为何今天对我的两位妻弟这么寡恩呢？”

没想到大学士张居正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正德时期各种不太适当的做法，早已经被世宗革除，眼下最多只能授王栋锦衣卫指挥佥事，王俊则仍保持锦衣卫千户不变。”

对这个结果，神宗当然非常不满意。但是在首辅张居正看来，授王栋指挥佥事，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所以他一直坚持己见。看到这固执的“张先生”丝毫没有退让的打算，神宗也只能怏怏作罢。

在张居正眼中，朱翊钧即便是娶了媳妇，仍然还只是个娃娃。他必须继续用老师的身份理政训政。

神宗对张居正一直充满敬畏，但其实这种敬畏部分来自李太后的压力。李太后渴望小皇帝能早日成材，尽早接管大明江山，所以命张居正对其悉心看管，而严厉的张先生也就此成为小皇帝最为惧怕的人。但这种畏惧感，随着朱翊钧年纪的增大而逐渐丧失。当初的敬畏和信赖，渐渐地化为束缚和压力，令他对首辅大人越来越不耐烦。因为有张居正在，他经常说了不算，这令他很没面子，从内心深处感到不爽。

事实上，张居正确实是一直在为帝国操劳，而且尽心尽力。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但也一直勉力坚持，很有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万历十年（1582）年初，他终于撑不下去了，于是告病还乡，不久之后去世。

张居正病重期间，神宗曾频繁询问其病情，并赠送银两作为医药费。眼看病情加重，神宗颁旨称“太师张太岳先生”，给予了最高级别的慰问。等到张居正的死讯传来，神宗加封其为左柱国，连张居正的几个儿子都升了官。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就在不久之后，神宗对“太师”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表面上看，事情都是因冯保而起，因为冯保将神宗宠幸的宦官张诚驱逐出京。神宗为此大吃一惊，于是派张诚秘密调查冯保和张居正。张诚重返皇宫之后，立即揭露两人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的各种罪状，并称他们聚敛的财物超过天府，令神宗非常震惊。

在太监张鲸的鼓动下，神宗下令对冯保展开调查，对冯保家产进行逐一清点，果然获得金银珠宝数以万计。他相信，在张居正的家中，一定藏了更多的宝贝，于是对首辅大人彻底失去了信任。

言官也开始陆续弹劾张居正，其中不少人跟风式地对已故首辅展开猛烈攻击，神宗顺势下诏剥夺张居正当初“左柱国”“太师”之类的封号。张居正提拔或推荐的官员，都遭到贬职或撤职，就连戚继光这样的著名将领也不能幸免。

随后，神宗命张诚偕同锦衣指挥、给事中到张居正家中搜查登记财产，共得黄金万两，白金十多万两。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抓入诏狱，因忍受不了酷刑，自缢身亡；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都被发配戍边。张居正的官衔品级、之前赏赐的各种荣誉称号也全部被剥夺。神宗颁旨说，按理应当剖棺戮尸，只因念及旧情，姑且宽免。

在世之时，张居正位极人臣，呼风唤雨，死后不久便遭嫌弃，不仅各种荣誉被薅夺，就连子女也跟着遭殃，可谓生前身后两重天。

张居正的经历令人唏嘘，但也只能怪他自己。《明史》中对张居正有一段非常公允的评价，一方面称赞其“通识时变，勇于任事”，而且“起衰振隳”，堪称济世之才，一方面指出他得祸原因是权力太大：“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四、神宗亲政

张居正走了，冯保也走了，朱翊钧这才开始有了做皇帝的感觉。他开始亲自面对各种复杂的政务，虽说多少有些力不从心，案牍之劳让他颇有些烦躁，但他必须要撑着。何况他也受到过张居正多年教诲，有相当不错的宫廷教育作为基础。

起初阶段，神宗也曾用心打理朝政。他关注民生，关心粮食和蔬菜。他会为老天是否降雨而操心，甚至不惜体力，步行十多里路去到天坛，亲自向老天爷求雨。他还非常关心边境问题，亲政之后，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西北、西南和朝鲜展开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入跸图》（局部）中，御舟上身着铠甲者便为护卫神宗出行的锦衣卫将军。

朱翊钧大力整顿朝纲，注意起用新人。对于选人、用人，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凡是张居正的朋友，那一定都是坏的，不能任用；反之，如果是张居正的政敌，那就是好的，立即提拔。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当初积极反对张居正新政的官员，尤其是弹劾张首辅的官员，都得到了重用。

为了在官员中树立清正廉洁之风，朱翊钧还特地提拔了海瑞。自己岳丈王伟的不当请求，神宗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拒绝。万历十三年（1585），永年伯王伟申请一处宅第，准备为儿子娶媳妇之用。没想到神宗忽然嫌弃岳丈的贪婪，因为他一直要这要那的，竟然没给岳丈这个面子。

对比前几年，神宗的变化非常之大。那个时候，他不时地给予岳丈各种赏赐，还主动将冯保的多处遗产，比如庄园等，慷慨地赐给岳父大人。冯保有多处宅第，都壮丽华美，和王府无异。神宗觉得这些好东西，不能给别人，于是立即赠给岳父大人。也许那时候，他觉得天下是张太师的，帮岳父要东西，那就是帮了自家人。此刻，江山是他自己的，谁想和他要什么东西，都像是割了他的心头肉，他不得不掂量再掂量，再也大方不起来了。

在情侦系统中，锦衣卫因为有老丈人打理，不用太过担心。神宗为消除冯保的影响，及时更换了提督东厂之人。

除冯保之外，当时还有几位资历较老的大太监：张宏、张鲸、张诚，号称“三张”。其中，只有张宏以贤能著称，另外二位则是著名的权阉。性格宽厚的张宏，取代冯保执掌司礼监，但在万历十二年（1584）便去世了，从而给了张鲸、张诚作恶的机会。

张鲸刚入宫时，投靠在张宏名下。当冯保专权用事时，张鲸非常嫉妒。当他看到皇帝开始讨厌冯保时，便为神宗献计，试图谋害他并取而代之。张宏得知后，立即警告张鲸说：“冯公是我们的前辈，而且一向很有骨气，不应该设计陷害他。”

对于张宏的警告，张鲸不但置若罔闻，反而在除掉冯保的过程中投入了很大力气。《明史》中也说：“冯保获罪，实鲸为之。” 神宗逐出冯保后，张宏取代冯保执掌司礼监，张鲸则执掌东厂。

张鲸一向敢想敢干，再加上神宗对他也非常信赖，所以就连阁臣都对其有所忌惮。他乘机提拔任用事司房的邢尚智，通过他来揽权和受贿。京师都知道张鲸心狠手辣，所以流传着一句谚语：“宁逢虎狼，莫逢张鲸。”

万历十六年（1588）冬，御史何出光弹劾张鲸、邢尚智与锦衣卫都督刘守有狼狈为奸，贪赃枉法，而且作威作福，应当论罪处死。锦衣卫和东厂相互勾结，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结果神宗只是免去了邢尚智和刘守有的职务，对张鲸表示慰留，仍保留他提督东厂的权力。

此后，给事中陈尚象、御史方万策等人又相继上书弹劾张鲸，神宗只是回应说“知道了”。不仅是言官弹劾张鲸，就连法司也不停上奏，称张鲸等人犯了贪污罪，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结果邢尚智被判死罪，后来改成流放，张鲸仍然只是受到一顿训斥便不了了之。

想必张鲸平时太招人嫉恨，所以朝臣如同接力一般不停地有人站出来告状。给事中张应登继续上书弹劾张鲸，御史马象乾除了弹劾张鲸之外，还奏称大学士申时行庇护张鲸。神宗不但不听，反而下令将马象乾投进监狱。

神宗这么固执并不奇怪，在他眼里，当初的冯保、张居正等人都是别人帮助选定的辅臣，因此自己受到了太多束缚，太过憋屈。这张鲸毕竟是自己选定的，即便是犯了一些小错误，也要坚持使用，正所谓“用人不疑”啊。

然而朝臣却偏偏不这么认为，他们仿佛存心给神宗难堪。给事中李沂认为，皇上一定是接受了张鲸的贿赂，所以才会一再宽宥张鲸的罪过。神宗大怒，说李沂等人一定是替张居正、冯保说话，完全是为了报复张鲸，于是下令将李沂撤职并杖责六十。南京兵部尚书吴文华率领南京九卿，共同请求处罚张鲸，宽宥言官，神宗也完全不听。

为了平息众怒，神宗只是打发张鲸回家闲住，但不久之后又将其召入宫中。朝臣极力上书表示反对，但都不见任何回复。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奏四篇箴言，指责张鲸通过贿赂重新获得任用。这显然是先前李沂那套口吻，再变着花样回来，神宗对此更加愤怒，于是下令将雒于仁治罪。

神宗在愤怒之后，也渐渐冷静下来。他明白朝臣一直拿着张鲸的事与自己死磕，多少也有证据在手，所以不如舍卒保车，放弃张鲸。此时，雒于仁拼死进谏，以不惜获罪的勇气继续与张鲸死磕，终于让神宗有所退缩。神宗令申时行代替自己训斥张鲸，已经有意罢黜张鲸。对此，张鲸也有察觉，但已无能为力，所受宠信从此衰落，于万历十八年（1590）终遭罢黜。

在张鲸失宠之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身份兼掌东厂，权力比张鲸有过之而无不及。起初阶段，张诚还有所收敛。他在抄张居正家时做出了很大贡献，为此神宗对这位权阉也礼让三分。渐渐地，张诚变得越发狂妄自大。他甚至借着向皇上规谏的机会，暗中讥骂神宗。对皇帝尚且如此，张诚弄权已经发展到无所顾忌的地步。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春，张诚被降为奉御，弟弟和侄子都被撤职或治罪。

五、难解的悬案

万历十七年（1589），神宗忽然变得懒惰起来，不仅“章奏多留中不下” ，而且不再上朝，朝臣很难再见到皇帝。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仿佛变身成为隐形人，只是偶尔通过内宫发出若干指令。

说神宗懒惰，也不准确。他其实只是懒政，对处理政务失去了兴趣。至于政务之外的事情，比如声色犬马、治贪抄家和办矿收税等，他的兴趣依然很大。或许可以说，他更加专注于发财致富。然而，致富并非为国，而是为家，甚至只是为他本人。

神宗皇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一直流传着很多说法。有人说因为“国本”之争，他在和朝臣生闷气，所以避而不见；有人说皇帝沉湎女色，甚至宠溺小太监，没有精力上朝；还有人说神宗身体太胖，而且腿有残疾，行走不便……

种种说法，似乎以第一种说法更为人们所接受。万历十四年（1586），一直受宠的郑贵妃忽然生了皇子，也就是皇三子朱常洵，于是就生出了个立储问题。因为在此之前，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生，立谁为太子，由谁来继承皇位，朝野一直争论不休。神宗因为非常宠爱郑贵妃，所以在内心更希望选立朱常洵。但是朝臣则本着“立长”的原则，坚持为朱常洛说话，而且不惜丢官坐牢。这样一来，君臣之间就完全僵持住了。

双方经过漫长的拉锯，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皇长子朱常洛才最终被立为皇太子，然而立储之争却还没有结束。所有人都知道，因为郑贵妃的原因，朱常洛的地位并不稳固，朱常洵随时会取而代之。由于有各种舆论埋伏在皇宫周围，于是就生出个“妖书案”。

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的某日凌晨，从朝房到各勋戚大臣的门口，忽然都出现了一封匿名信，名叫《续忧危竑议》。说是郑贵妃与大学士朱赓，兵部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卫都督王之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人相勾结，图谋更换皇太子。

陈矩提督东厂，谁都知道他权力很大，所以也得到这样一封书信。他不敢怠慢，随即呈给神宗。大学士朱赓也得到了一封，只能立即向皇帝做出检讨，并且称这是别有用心之人所采取的“声东击西，借此攻彼” 战术，目的就是想把包括他在内的忠良之臣一网打尽。

神宗大怒，敕令陈矩和锦衣卫火速出动，全城大搜查，一定要查出制造妖书的大胆狂徒。

由于案件突然之间发生，抓捕嫌犯的任务非常紧急，锦衣卫的侦缉官校立即在京城内外四处活动，展开搜捕行动。为了尽快破案，东厂和锦衣卫展开了竞赛，但是抓人的原则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宁肯错抓一千，不可漏过一人。

在这种心态之下，锦衣卫官校只能是捕风捉影、滥加拘捕，因此京城内外被牵连进去的无辜之人非常之多。朝臣之间，或是为了自保，或是为了借机报复，也都在互相揭发。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指称系锦衣卫指挥周嘉庆所为，内阁首辅沈一贯则嫁祸次辅沈鲤、礼部尚书郭正域。他们不方便直接出面，先后派人悄悄地嘱咐陈矩，都遭到陈矩的拒绝。

不久之后，锦衣卫百户蒋臣将皦生光抓来。皦生光是京师有名的无赖之徒，曾伪造富商包继志的诗，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以此来敲诈并威胁国泰和包继志，从而索取黄金，所以人们都怀疑到他，锦衣卫随即将其逮捕。

在监狱中，锦衣卫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但是他拒不承认。随后，他的妻妾和子弟也都被抓来，而且也都被打得体无完肤，但仍然问不出结果。

经过半年时间的折腾，朝臣互相撕咬的局面令陈矩非常担心。因此，他想尽快结案。他明白，如果抓不到主犯，神宗会更加愤怒，必将继续辗转牵连，无数的人会跟着倒霉。皦生光即便是被冤枉，但先前的罪名已足够判其死罪，那就干脆让皦生光背锅吧。

礼部侍郎李廷机也认为，皦生光前面的诗句与妖书的风格完全吻合，这更给了陈矩及早定案的决心。不久之后，皦生光被凌迟处死。沈鲤、郭正域、周嘉庆以及其他受此案牵连之人，都因此而得以保全。

万历三十三年（1605），陈矩执掌司礼监，并提督东厂。有一次，参政姜士昌提建议惹恼了神宗，神宗想要对其执行廷杖之刑，因为陈矩的及时劝谏而中止。云南的老百姓杀死了税监杨荣，神宗想要逮捕参加全部暴乱的人，也因为陈矩的劝解而得以避免。

万历三十四年（1606），陈矩奉诏巡察监狱情况，这才发现御史曹学程只是犯了一个小罪就被关在狱中将近十年。法司乘机请求陈矩，希望将其释放。陈矩先是推辞说不敢擅自放人，但还是偷偷地禀告了神宗。不久之后，曹学程得到释放，另外还有多人同时获得平反。

陈矩平时为人非常宽厚，和张宏有几分相似。他去世之后，神宗赐给一块祠堂匾额，书“清忠”二字。

从冯保到张诚，再到张鲸，东厂的大佬相继被抓，他们手下的大小党羽也有所警戒，不敢再肆意妄为。神宗一方面是懒惰，一方面也对东厂结党为祸非常痛恨，即便缺了人手，也不再补充，所以弄权之人渐至寥寥，东厂的监狱中甚至长出了一丛又一丛的杂草。神宗的日常膳食原本是由司礼监轮流供给，后因司礼监无人，改由乾清宫常云独自承办，因此“侦卒稀简，中外相安” 。但是，对于四方采办的宦官，神宗仍然采取放任的态度。这些贪婪之徒四处肆虐百姓，导致民心怨愤，终于生出祸乱。

六、被掏空的帝国

神宗为什么如此纵容四方采办的宦官呢？原因非常简单：这些人能够帮他捞取钱财。

万历十年（1582），当张居正去世之时，太仓积粮可支数年，太仆寺积金多达四百多万 。神宗从首辅张居正手里继承了一定的“遗产”，没想到他亲政之后大手大脚，很快就把这笔钱花光了。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底，户部尚书王遴已告财政吃紧：“太仓存积，除老库外，仅三百余两不足。”

仅仅过了一年多，户部的账单就已经无情地告诉神宗，治国毕竟不同于过家家，需要拿出点真才实学才行。他不得不承认张太师治国有方，还要想点办法切实增加财政收入。

神宗最先想到的办法是，通过查抄贪官的家产来发家致富。缺钱花了，就去抄家，竟然就此上瘾。

既然想抄家，那就需要确凿的情报，除了依靠御史检举揭发和鼓励告密之外，更要充分发挥厂卫的作用，仰仗他们的侦察力量。依靠厂卫来掌握官员的财产情况，哪一家藏的宝贝更多就去逮谁。张鲸之所以成为神宗的宠臣，就是因为他擅长侦察，也很精于敲诈勒索，并利用这些财物向神宗行贿。

可叹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贪官，当初通过巧取豪夺，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辛苦积累的大量财物，最终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轻易地就被神宗一朝薅夺。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祖辈精心设计的厂卫制度，原本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完成侦察缉捕任务，但在神宗手里彻底畸变，被用作赚钱的工具。虽说那些为非作歹的贪官也会受到震慑，并就此有所收敛，但毕竟是辞了先生去做贼—不务正业，而且迟早会成为臣民共同厌恶的对象。

如果不发生战争，财政尚能勉强应付。一旦打起仗来，神宗再会理财，也经不起消耗。可是，战争恰恰在此时发生了。

万历二十年（1592），神宗对宁夏用兵，耗费帑金二百余万。同年冬天，又对朝鲜用兵，而且前后历时八年之久，耗费帑金七百余万。到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又对播州用兵，再耗费帑金二三百万 。三大战事接连发生，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困乏。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宁两宫失火。过了一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也接连失火。这些都是重要场所，都必须及时修建，但神宗手里缺钱。他找财政官员要钱，但这些人也都束手无策。神宗于是有了第二招：办矿收税。神宗既然有此一念，迅速就有人响应，于是矿使四出，四方不宁。抓人收钱，依靠厂卫；办矿收税，同样依靠厂卫。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神宗批准户部提议，陆续派出矿使。所谓矿使，实则是一个团队，由户部、锦衣卫各派出一名官员，再由一名宦官领头。锦衣卫既担当探路先锋，也起到护卫作用。只要有人提供了开矿信息，神宗立即命令宦官随同前往，以致天下到处都可以遇到矿监。凡是阻挠开矿的，都会遭到锦衣卫抓捕。

从此之后，大珰小监打着收取矿税之名，纵横天下，鱼肉乡里，对各地官员和百姓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以至天下萧条、生灵涂炭。其中最横者有三，分别是：陈增、陈奉和高淮。

陈增刚到山东，便弹劾福山县知县韦国贤，神宗立即下令对其进行逮捕审问。益都知县吴宗尧因为对陈增表示不满，几乎死在诏狱之中。有皇帝作为靠山，陈增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指使其党羽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人，四处作恶，很多家庭都被害得家破人亡。即便是闹出人命，也从没人敢于过问。御史刘曰梧曾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神宗不予理会。

陈奉虽是御马监奉御，官职不大，但照样能恣行威虐，每到一处，便鞭笞官吏，剽劫行旅。不少商民对其恨之入骨，聚集起来埋伏于半路，竞相使用瓦块和石头对其发动攻击。侥幸逃脱的陈奉，立即诬陷襄阳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人煽动骚乱。神宗听信陈奉的奏报，立即将这些官员或抓捕或撤职。

高淮是尚膳监的监丞，与陈奉同时在辽东采矿征税，因为虐民而引起民变，随即污蔑并逮捕数十人。辽东总兵马林不肯屈服，高淮立即上书将其弹劾罢免。虽有给事中侯先春极力从中相救，但马林最终还是被贬。

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高淮率家丁三百余人，高举飞虎旗，金鼓震天，声称要拜见皇帝。给事中田大益、孙善继、姚文蔚等人都表示不满，他们说：“高淮平时搜括士民，获得黄金多达数十万，如今又招纳这些亡命之徒进京，他到底想干什么？”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也都纷纷弹劾高淮，斥其“挟兵潜住京师，乃数百年未有之事” 。此外还有御史袁九皋、刘四科、孔贞一，给事中梁有年等人，都对其进行弹劾。神宗有心袒护高淮，始终装聋作哑。

在皇帝眼中，这些矿使、税使是在帮自己辛苦敛财，即便犯了一点小错误，怎么能马上就进行惩罚呢？他完全不知道，这种横征暴敛，失去的是天下人之心，所失远远大于所得，完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愚蠢之举。

这些矿使和税使每到一地，便依仗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当地的地痞流氓勾结一处、胡作非为、鱼肉百姓。他们大量吸收地痞流氓充当其手下爪牙，借办矿为名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淫人妻女，无恶不作。锦衣校尉则更是凶狠残忍、横行霸道。而且，这些人几乎无人不贪，在上交部分税收的同时，更多的则是贪赃纳贿、中饱私囊。

被掏空的帝国，各行各业都出现左支右绌的局面。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工科给事中马从龙上言：“国家水衡告诎，南北交困。” 万历四十年（1612）年底，户科给事中商周祚上言：“官储如洗，海内空虚。”

不仅是国库空虚，民生也日益凋敝，甚至导致各地饥民相食。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东青州举人张其猷呈上所绘《东人大饥指掌图》，在触目惊心的图案之外还配有“母食死儿，妻割死夫” 之类的款语，让见者鼻酸。可以看出，到了万历晚期，大明帝国已经穷困至极，千疮百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