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传——魏朝后镇

司马懿长达五十年的政治生涯，粗略说来，可以分为宦海初游、渐入佳境、节节上升、登峰造极四个阶段。宦海初游是在曹操时期，上文所述即是。渐入佳境则是在曹丕继位之后。作为曹丕的心腹干员，他积极支持曹丕代汉称帝；而曹丕的酬报，是在行政方面给予他越来越大的权力。魏明帝曹睿时，司马懿在政治上进入节节上升阶段。这时他的活动开始转向军事方面，屡建大功，威名远扬，成为曹魏军界天字第一号元勋。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登上帝位。司马懿积聚力量，看准时机，一举消灭曹氏宗族的新生势力，把魏朝的军政大权牢牢抓在手中，从而在政治上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此时，皇帝虽然还姓曹，但天下已然是司马氏的天下了。

欲知司马仲达如何渐入政治发展之佳境，且听一一道来。

曹操是从汉中郡（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撤军途经洛阳时病死的。由于事出突然，而他又统领着数万骄兵悍将，加之曹操临死时忽然又下令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北）急召第三子曹彰来洛阳，所以曹操一死，洛阳行辕之中便出现了骚动。有人认为应当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等大军回到邺城时再说。有人提议立刻撤换重要地区的军事行政长官，全部换成魏王的家乡人。不久，曹丕的兄弟，骁勇善战的曹彰从长安赶到，他一来就开口索取曹操的玺绶，意欲接管父亲的一切。眼看曹魏的权力更替即将发生危机，曹丕的嗣君地位难保，幸好有两位做事果断的要员，坚定站出来收拾局面，才得以化险为夷。二人是谁？一位是谏议大夫贾逵，另一位即是丞相府司马司马懿。

贾逵，字梁道，是司州河东郡襄陵县（今山西临汾市东南）人氏。其人智勇兼备，性情刚烈。他坚决反对秘不发丧的办法，认为事到如今已无密可保，不如正大光明宣示内外。对于索取先王玺绶的曹彰，贾逵几句义正词严的话，就说得他无言以对：“太子在邺，国有储君。这先王的玺绶，不是君侯您应该问的！”

作为太子曹丕的心腹，司马懿当然是要支持贾逵。司马懿的官品虽较贾逵为高，但年龄却要小五岁，于是，他推贾逵领头，共同办理先王的丧事，安抚内外，并护送灵柩回邺城。与此同时，又派出专使，昼夜不停，疾驰七百里向太子曹丕报信，要他早作继位的安排。史称“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而司马懿“纲纪丧事，内外肃然”。所谓“纲纪”，意思是主持，这不免稍有夸张，但基本上符合事实。

在邺城方面，同样也发生了一阵骚动。凶信送到留守府邸，曹丕正与群僚商议政事，他当场号啕大哭，痛不欲生。他是曹操的亲生儿子，骨肉之情使他忍不住要哭；他是魏王的太子，丧事主持者的身份使他必须要哭；他正在以美好形象争取朝臣的广泛支持，政治的需要更令他不得不哭。于是他大哭特哭，哭得死去活来。原本是正襟危坐的大员们，也纷纷站起来陪哭一番。君臣都哭得如泪人儿似的，好像把正经八百的事情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其实，曹丕心中此刻仍然记挂着继承王位的大事，他何尝不知道权力场中无兄弟，甚至无父子呢？不过，礼仪的过场得做，一旦做了，旁边须有知趣的角色来劝阻，这样即可趁机打住了。他正暗中着急，一旁果然出来了一位知趣的角色，此人非他，就是司马懿的三弟，还在当太子中庶子的司马孚。

只见司马孚疾步走到议事厅的正中，厉声言道：“现在先王谢世，天下震动，应当早拜嗣君，以安定邦国。在座诸公难道只会痛哭流涕吗？”

流泪的群臣闻言，无不自觉惭愧，那嘤嘤之声渐渐停息。曹丕暗中松了一口气，但是他还不能同大家一起收泪止泣，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司马孚待曹丕再流了几许珠泪，便直接对他说道：“先王晏驾，殿下便是天下万民百姓的依靠。上为宗庙，下为邦国，殿下必须立即准备继承王位，怎么能仿效平民家中孝子的举止呢？”

司马孚的理由相当充足，曹丕顺势收场。于是，司马孚会同在邺城的文武官员，采取非常时期的权宜举措，不再坐等先王的灵柩到达，而是直接上奏王后卞氏，以曹丕母后卞氏的名义下达策书，令太子速登王位。全部仪式在第二天完成，待到曹操的灵柩运抵邺城，曹丕的魏王兼汉朝丞相，已经当了好几天了。

曹丕风风光光当上魏王兼汉朝丞相，凡曾为此出过力的都有酬报。司马懿所得的奖赏，一是晋爵，二是升官。就晋爵而言，他受封为河津亭侯，第一次佩上了侯爵的紫色绶带。东汉的封爵制度，异姓一般最高只能封侯（但曹操此种权臣除外）。侯爵的封地，按大小又分为县、乡、亭三种。亭在当时是乡以下的行政单位，类似如今的村或庄。亭侯的封地虽不大，但终归是侯爵的一等，所以司马懿受封之后相当满意。

就升官而言，曹丕继位之后，先是让司马懿担任自己丞相府的长史，也就是他在行政方面的主要助手。不久，又任命司马懿为督军御史中丞。曹丕初登王位，最担心的事莫过于内部出现反对派。督军御史中丞的职责，正是监视文武百官的动态，举报弹劾不轨行为。曹丕把如此关键的任务交给司马懿承担，可见他对后者是何等信任和倚重。

把曹丕扶上王位，只是忠实追随者们的第一步行动。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曹丕捧上皇帝的宝座，即取汉献帝的位置而代之。汉室江山早已名存实亡，再说拥立新朝君主又有优厚的酬报，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正月下旬曹丕登上王位。当年十月，支持魏王代汉称帝的舆论便进入高潮。

在中国古代，敦请劝说某人登上九五之尊，有一专用名词，即所谓的“劝进”。劝进者是真心真意地劝，被劝者则是假模假样地推辞，于是便有一劝，二劝，三劝之类的滑稽闹剧出现。至于要劝多少次，被劝者才“俯允众意”，那要看被劝者的性格而定。生性干脆者，劝一次也就可以了，像后来的孙权就是如此。但是，曹丕好文，喜欢做表面文章，所以创下了劝十七次，让二十次的罕见纪录，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劝和让的文字，全部都保存在《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文之中，今人看后不禁会想：古人真是长于笔翰，就那么一个题目，竟然能写出那么多“清辞丽句”的花样来。

在这场劝进大合唱中，当然少不了司马懿的声音。他以督军御史中丞的身份，率领下属四人，即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共同上了一封劝进表章，请曹丕早登大宝。但是，我们如果稍微留心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司马懿虽然参与了劝进大合唱，他的表现却与他人有所不同。

以司马懿与曹丕的不寻常关系，他在当时理应争取做到以下三点：劝进时间最早，劝进次数最多，劝进文辞最动听。然而从文献记载中反映的事实来看，上述三点他却是一点都没有做到。

就时间而言，最早劝进的，是一个很不出名的官员李伏，时任左中郎将之职。在诸多臣僚劝进表章中，司马懿领衔的那一封只能排名第五。也就是说，在他之前，上表劝进者已有四批之多。再就次数而言，劝进最不厌其烦者，是尚书令桓阶，共劝进五次。就是与司马懿相好并且同为曹丕心腹的陈群，也达到两次。反观司马懿，也就仅仅一次而已。最后说到文辞的动听程度如何，在这一点上，司马懿给人的印象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即“取法乎中”。他上的表章只有两百字多一点。其间虽然免不了要给曹丕唱赞歌，但令人肉麻的话寥寥无几。最后请求曹丕早登帝位时，也只用了“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两句比较一般的话来表示自己的心情。相形之下，不少人的表章就动听得多了，例如，太史丞许芝，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列举了十大方面的征兆，来说明魏受汉禅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包括谶纬书中什么“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之类影射“魏”字的假话。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和御史大夫王朗三位元老，所上的表章又另辟蹊径，专在粉饰曹丕本人方面下工夫，说是“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隐，视之如伤；惧者宁之，劳者息之；寒者以煖，饥者以充；远人以德服，寇敌以恩降；迈恩种德，光被四表；稽古笃睦，茂于放勋；网漏吞舟，弘乎周文”，把曹丕说得天上才有，人间绝无，比那尧（即放勋）、周文王还要伟大。要知道，曹丕继位的时间，统共也才短短十个月啊。

司马懿在这场闹剧中采取中庸之道，原因是不难猜到的。从个人的特点来说，他本是一位以谋略和庶事见长的人，即今天所说的实干型人物。对那种专靠谄媚吃饭别无本事的马屁精角色，他会产生天然的鄙视，自然更不会效法其作为。再从他与曹氏的关系上看，他老早已是曹丕的心腹，而所凭借的正是忠诚与才干，因此，他用不着在劝进上与他人比早迟，比次数，比文辞的动听。事实上，在劝进大合唱中最抢先最卖劲者，反倒是与曹丕关系不深的人，这很耐人寻味。最后，还可从当时的情势来观察。曹氏代汉，势所必然，此时此刻恐怕只有儍瓜才看不出来。但是，代汉的基础完全是曹操打下的，曹丕不过是坐享其成。因此，劝进表章对曹丕是要唱赞歌的，然而绝不能赞美得太过分。太过分了，不仅正派的士大夫要起反感，就是曹丕本人恐怕也会有虚假之感觉，这不是自轻自贱的愚蠢行为吗？总而言之，司马懿之取法乎中，实在是他务实、自信、审势的结果，绝对不是任意行为。他的个性，他的谋略，都可从中窥见一斑。

十月二十九日辛未，曹丕在许都南郊的曲蠡设坛告天，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元黄初。事实证明：司马懿在劝进时采取中庸之道是非常明智的，他既没有把自己降低到马屁精谄媚鬼的行列，同时又没有给曹丕造成恶感。相反，曹丕称帝后对他愈加信任，特别提升他为侍中兼尚书右仆射（射的读音同“夜”），与尚书令桓阶、尚书左仆射陈群，共同负责尚书台事务。而那些原来与曹丕关系疏浅的官员，如左中部将李伏、太史丞许芝，尽管劝进劝得最早最动听，依然没有得到重用。

前面说过，东汉以来的尚书台，实际上是全国军政机要事务的处置机构，直属于皇帝，所以当时有“天下枢要，皆在尚书”的说法。魏取代汉，这一政治格局依然未变。而尚书台的首脑，是尚书令和尚书左、右仆射，简称作“令、仆”。令、仆之下，有六位尚书，分管三公曹、吏部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和中郎官曹。桓阶、陈群和司马懿，分任尚书令、仆，同时又都兼任侍中，也就是皇帝侍从长官。不久，桓阶病逝，陈群升任尚书令，司马懿专任尚书仆射，二人入则陪天子，出则掌枢机，简直就是曹魏皇朝的正、副丞相一般，倒把那曹丕新设置的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完全架在半空中了。

司马懿当尚书仆射兼侍中，一当就当了五年。在此期间，他的行政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其实，就庶事的干练而言，司马懿明显比陈群要强，但是就年龄和资历而言，陈群又比司马懿大一点高一些。由于司马懿处处尊重陈群，从不自高自傲，所以二人关系相当融洽，魏朝的军政事务也处理得相当不错。曹丕仓促接班而政事并未受到妨害，这当中应当有司马懿的一份功劳。

司马懿做事的干练精密，深受曹丕的赞赏。黄初六年（225）二月，曹丕下达诏书，任命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后台文书事。从此，司马懿开始承当“镇守之重”，成为魏朝镇守后方的重臣。

这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任命，其来历须得略作交代。

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被孙权、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县西北长江南岸）。六年之后，刘备又夺得西蜀。至此，曹操占领了司、冀、兖、豫、幽、并、青、徐、凉九州之地，孙权占领了扬、交二州及荆州之东部，刘备占领了益州及荆州之西部，三分鼎立的局面至此形成。在此后的时间里，三方之中的曹刘二家，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老谋深算的孙权，则在曹刘之间大显纵横捭阖的手段，时而联刘抗曹，时而依曹攻刘。曹操临死前一年，孙权下决心进攻关羽，夺取荆州西部，以扩张领土，占据更有利的形势。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他以卑辞厚币向曹操称臣纳款。曹操也正在考虑如何遏止关羽咄咄逼人的北进攻势，遂听从司马懿的建议，怂恿孙权偷袭关羽的后方。这年十月，孙权大将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偷袭得手，杀关羽，得荆州。孙权把关羽的首级送往洛阳，曹操见到这位故人兼敌人的遗容之后，不久也溘然长逝。曹丕继位之后三年间，孙权继续称臣纳贡，稳住曹丕，以便专力对付刘备东下复仇之举。魏文帝黄初三年（222）闰六月，孙权大将陆逊，在夷陵的猇亭（今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一战大破刘备数万精兵，彻底消除了西面的威胁。四个月后，暗自得意的孙权与曹丕翻脸决裂，改元“黄武”自立，临江拒守。曹丕至此才意识到自己被对方蒙骗了三年之久，不禁怒火中烧，于是锐意亲征伐吴。

黄初五年（224）八月，曹丕从许昌出发，亲乘龙舟，率大军沿着颍、淮二水杀向广陵郡（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临行前，他留司马懿镇守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东），负责督办军需事务。九月，曹丕抵达徐州广陵郡的长江北岸。当时正值秋洪骤起，长江之上波浪滔天。擅长行船的孙吴水军，舟船相接，帆樯如林，在江面上自由往还，声势夺人。而魏军的铁甲骑兵，却只能望波勒马，不敢越天堑一步。此时此刻，曹丕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至少在目前，越长江而吞孙吴，还只能是说说而已的空想。他立马江岸，长叹一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随即下令撤军北归。

曹丕伐吴不成，对出外巡游却上了瘾。他本是王孙公子出身，又具有浓厚的文人气质，在内外形势比较安定的情况下，想在青山绿水之间多多流连，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要想舒舒服服无牵无挂去周游四方，必须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出巡的借口。皇帝照理应当遵守古训，旰食宵衣，忧勤天下，怎么可以耽于游乐呢？所以必得找一个恰当的借口。解决这一问题不难，只需说是朕有志吞吴，需要统率六军巡视，以便等待机会打过长江也就可以了。第二是后方留守人选。皇帝统兵在外巡游，居无定处，这后方的一切，包括日常政事，宫殿宗庙，府库物资，百姓户口等等，都得交付给他人负责管理。不难看出：这后方的留守大臣，实际上就是一位皇帝的代理人。因此，必得要找一位既忠诚、又能干、外加威信卓著的人来承当此任。曹丕反复考虑，觉得只有司马懿最适合。于是，便有了上述很不寻常的任命。

司马懿从侍中兼尚书仆射升任抚军大将军、录后台文书事，不仅官品提高了，而且实权也大大加重。加重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原来的侍中与尚书仆射，均是文职，不涉武事，而抚军大将军则握有重兵。按曹丕的指示，在他出外巡游时，后方的中央军和地方军，统统要听抚军大将军的调遣节度，这权力实在不小。其次，原来的尚书仆射，只是尚书台的副长官，而“录后台文书事”却不然。曹丕出巡时，尚书台随之分为两部分。随皇帝巡行处理前方政务者，叫做“行台”；留在后方处理后方政务者，叫做“后台”。后台的政务，大大重于行台，与未分之前的尚书台相比差不了多少，因此也置有尚书令、仆。而录后台文书事，则是在令、仆之上总领后台政务，无所不统，就是尚书令、仆，也要受其监督指挥。所谓“录”，意即总管，可见尚书仆射的权位，与之是完全不能相比拟的。

至此，司马懿便成为曹魏统治集团中少数几位重臣之一。

陡然跃升到最上层的统治核心，司马懿受任前特意谦辞一番，以表示自己淡于权位。这当然是老谋深算的他，所采取的一种政治姿态。曹丕不允许他的推让，说：“我处理政事，日以继夜，没有片刻的安宁和休息。现在让你承担处理留后事的职责，并非给你添增荣耀，实在是想让你分担我的忧虑啊！”

话说到这种地步，司马懿也不再坚持。于是，他在许昌积极筹备镇守事宜，开始承当留后的重任。一个月后，魏帝曹丕便又乘龙舟东下江淮巡游去了。这正是：

皆因文帝游心大，司马高升最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