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恒罗斯——女皇时代

自李治中期以后，帝国的权力逐渐由皇后武氏掌握。史载武氏出生于高祖武德七年，其父武士彟早年从事木材买卖，故而家境殷实，前隋炀帝大业末年，李渊任职河东和太原之时，因多次在武家留住，因而结识。晋阳起兵后，武家曾资助过钱粮衣物，故大唐建立以后，武士彟曾以“元从功臣”历官工部尚书、黄门侍郎、判六尚书事、扬州都督府长史、利州、荆州都督等职，贞观中，累迁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其母杨氏乃为隋宗室曾为给事黄门侍郎、吏部侍郎，位受开府仪同三司，任内史侍郎、鄯州刺史、郑州刺史、赵州刺史、工部尚书，加上开府位的遂宁县子杨达之女。

贞观十一年（637）十一月，李世民听闻十四岁的武氏姿色艳美，将她纳入宫中，封五品才人，赐号“武媚”，也因此，武氏才被后世讹称为“武媚娘”。对于武氏在李世民时期于宫中的生活，史书并没有详细的描述，仅见武氏在晚年时回忆自己为李世民驯马一事。当时，李世民有名马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令李世民不知所措。武氏侍候在侧，对李世民说：“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李世民壮武氏之志。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废，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此后，武氏在侍奉李世民之际和李治相识并互生爱慕之心。数年之后，贞观二十三年（649），李世民驾崩，而被封为才人的武氏也被依唐后宫之例，剃发入感业寺出家为尼。

永徽元年（650）五月，李治入感业寺进香之时，与武氏相遇，二人互诉离别相思之情。此事被因无子而失宠的王皇后知悉后，出于打击当时颇为得宠的萧淑妃的目的，于是主动提出，让李治将武氏纳入宫中，而显然李治早有此意，于是当即应允。一年之后，也就永徽二年（651）五月，李治的孝服已满，于是时年二十七岁的武氏还俗，再度入宫。其实在入宫前武氏便已怀孕，入宫后不久，武氏便生下一子，取名李弘。次年五月，武氏被封为二品昭仪。

永徽六年（655）六月，李治意欲将武昭仪升为一品宸妃（大唐后宫四夫人中本来并无宸妃此封号，而原本的四夫人名额已满，李治为了武氏，才创宸妃封号），但此举立即遭到侍中兼太子宾客韩瑗、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来济的反对，以至于最后不能成事。由此，武氏与韩瑗、来济等朝中重臣结怨，但此时，身处内宫的她，显然手中缺少一个打击外臣的工具，然而不久之后，一个叫李义府的人主动投上门来…

李义府，时为中书舍人，此人自小聪慧，贞观八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义府善属文，表荐之，对策擢第，补门下省典仪。后又得到黄门侍郎刘洎、侍书御史马周的举荐，故而改任监察御史，随侍晋王。贞观十七年，李世民立晋王为皇太子，故而任命李义府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李治继位之后，李义府改任中书舍人并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此人“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但表面温和、笑里藏刀，以至于人号“李猫”。

永徽六年（655），李义府因为得罪国舅长孙无忌，而被贬为壁州司马。敕书尚未下达门下省时，李义府已得知此情，于是问计于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王德俭是礼部尚书许敬宗甥，此人虽瘿但却智而善揣事，他给李义府找了一个出路：“皇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但又畏宰相议，所以尚未正式提出。你若能推助此事，定可转祸为福。”于是李义府遂代替王德俭值夜，叩阁上表，请求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李治大喜，召见与语，并赐珠一斗，其后强行推行废否改立之事。

显庆五年（660），李治患上了风疾之症，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国家大事，武后遂开始代理朝政，然而因武后渐有主导政局的趋势，李治颇为担忧，甚至一度有废后的打算。麟德元年（664），武后引道士入宫，行厌胜之术，被宦官王伏胜告发。于是李治意欲借此机会将之废为庶人，便密召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商议此事。

因上官仪说什么“皇后专横，海内失望，应废黜以顺人心”，于是李治便命他拟写废后诏书。这边诏书还没写完，那边武后便得到消息，于是“涕泣陈请”之下，李治不忍废后，事遂中辍，但上官仪却由此为武后所怨。当年十二月，上官仪被许敬宗告发与王伏胜、废太子梁王李忠谋反，因上官仪曾在李忠的陈王府担任咨议参军，并与王伏胜一同事奉过李忠，因此遭到诬陷，最终他被以“离间二圣、无人臣礼”之罪下狱，后与王伏胜一同被诛，家产亦被抄没，其子上官庭芝也同时被诛杀。上官仪获罪遭诛后，其孙女上官婉儿虽然尚在襁褓之中，但却与母亲郑氏一同被没入掖庭，充为官婢。

虽是在内廷为奴，可婉儿在其母的精心培养下，熟读诗书，不仅能吟诗著文，而且明达吏事，聪敏异常。《景龙文馆记》记载：“（婉儿）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于是免其奴婢身份。”武后称帝之后，诏敕多出其手者，时称“内舍人”，万岁通天元年（696）或圣历元年（698）后，上官婉儿受命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隆。《旧唐书》所载“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而《新唐书》则说是“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至于《景龙文馆记》中的记载也是如此，所谓“自通天后，建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

自诛上官仪后，武后开始垂帘问政，不过这个原因并不是什么废后失败沦为傀儡，而是因为李治的风疹之疾发作，史载：“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从这里可以看出，让武后摄理国政，加强其权力，是李治自己的意思，而《旧唐书》也记载：“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由此可知，所谓的武氏掌握权柄、以李治为傀的说法，其实是很荒谬的。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二圣”时期，表面上是李治和武后共同执掌朝政，但由于李治风眩更甚，实际上是由武后以“天后”的身份来处理大量的国事。而武后也很清楚非常清楚，自己深居后宫，要想驾驭整个国家，实在太难了。

可是当朝中大事不可无人处理，皇太子李弘倒是可以监国，李弘乃是武后长子，永徽三年入宫后诞下，是为李治第五子。由于王皇后没有子嗣，当时的太子是李治的庶长子李忠。永徽六年（655），李治废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改立武氏为皇后，李弘由此成为李治的元子（嫡长子）。同年，李弘与胞弟李贤被晋封为亲王，李弘为代王，显庆元年（656），李治诏令废黜太子李忠，改立四岁的代王李弘为皇太子。

这位帝国的皇太子李弘以“仁孝”而誉满朝野，史载：“咸亨二年，驾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时属大旱，关中饥乏，令取郭下兵士粮视之，见有食榆皮蓬实者，乃令家令等各给米使足。”可见其爱民之心，李治倒是想要禅位于太子，可太子却体弱多病，以至于监国政务多由东宫官员戴至德、张文瓘、萧德昭等人代为处理，正如史中所记载的那样“是时戴至德、张文瓘兼左庶子，与右庶子萧德昭同为辅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就在上元二年（675）的四月，李弘随帝后出行洛阳，在合璧宫绮云殿猝然离世，年仅二十三岁。时人以为武后所毒杀，但也有说法称李弘本来病弱，故而早夭。前者以为后期李治虑及身体不支，有提前禅位给太子之意，但当时的武后政治得意，李弘因此成为了其总揽大权的障碍。还有就是咸亨二年（671），李弘在长安监国时，发现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被幽禁宫中，二人皆因其母萧淑妃获罪，已是年逾三十而未嫁，李弘悲悯二人，于是奏请出降，李治许之，此举使得“武后大怒”。不过客观上来说，“鸩杀说”很值得推敲，一来，李治在《赐谥皇太子弘孝敬皇帝制》中提到，弘自被立为太子后就染上痨瘵，又接受父君之命带病理政，以致操劳过度，使旧病加剧，最终病卒。而根据“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于戴至德、张文瓘、萧德昭等人”这点来看，也似乎能够印证这一点。

不过不管怎么样，李弘的确是死了，这个时候，对于大唐来说，政权该由谁掌握，的确是个问题，而对于武后来说，如果想要控制朝局，就必须要能够应用信任，于是武后把目光投向了“北门学士”。当初她从左、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了一批才学俱佳的文人学士，“以修撰为名” 召入禁中，由于这些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正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僚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的饱学之士是被特许从玄武门出入禁中，故而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唐制，官衙都在宫城之南，院在银台之北， 从玄武门出入可以不经南门）。武后为了能够在朝中多用自己的心腹，于是密令这批“北门学士”参决朝廷奏议，以分朝中宰相之权。事实上，北门学士在帮助武后分减皇权和相权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治国良策，在各个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而其中的范履冰、刘祎之等人更是一代名臣。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李治驾崩，临终遗诏：太子李显于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者，由武后决定。四天以后，太子即位，是为中宗，武后被尊为皇太后。李显本是李治第七子，武后第三子，初封周王，授洛州牧。仪凤二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上元二年（675），太子李弘猝死后，雍王李贤继立，然而这个武后第二子却与其母关系紧张。时有正谏大夫明崇俨以旁门左道、江湖术数而深得高宗和武后信赖，此人曾对武后说“太子不堪承继，英王（武后第三子）貌类太宗”，又言“相王（武后幼子）相最贵”，李贤听闻后深感厌恶。加之当时宫中有流言说李贤不是武后亲生，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与李治的儿子，于是李贤顿生疑虑，感到恐惧。

此时，武后又送《少阳政范》和《孝子传》给李贤，以责备他不懂得为人子、为太子，还曾亲手书信斥责，李贤越发感到不安，调露二年（680），明崇俨为人所杀，武疑出贤谋，遣人发太子阴事，诏薛元超、裴炎、高智周办理此案，结果在东宫“获甲数百”，此事一出，于是武后以“为人子心怀谋逆，应该大义灭亲，不能赦免罪行”，太子当即被废。然而《资治通鉴》对太子事发记载了另段插曲：李贤平日颇好声色，养户奴赵道生为男宠，多赐之金帛，曾有东宫官员上书劝谏不听。太子事发后，赵道生供认是太子命他刺杀明崇俨。永淳二年（683），李贤被流放到偏僻的巴州，走时妻儿仆从衣缕单薄，十分凄凉。时为皇太子的李哲（即李显）为此上《请给庶人衣服表》，恳请帝后怜悯，稍赐春冬衣物。

不过这位当年为自己的哥哥上表请赐衣物的皇太子虽然平生庸弱无能，但在继位后，却也是野心勃勃，李治病重，以侍中裴炎、黄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并于东宫平章事，后李治驾崩之后，裴炎受遗诏辅政，政事皆取决于武太后，李显不满，于是重用韦后亲戚，他将国丈（韦后之父）韦玄贞由普州参军提拔为豫州刺史，并想要擢升为侍中，又欲任命乳母之子为五品官，裴炎力谏，结果李显大怒说：“我以天下给韦玄贞，也无不可，难道还吝惜一侍中吗？”这意思是说朕即使把天下都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还在乎一个侍中吗？武太后得知后，决定废黜李显，于是命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率军入宫，宣布废黜李显的懿旨，然后扶李显下殿。李显道：“我有什么罪过？”武则天道：“你欲把天下让给韦玄贞，怎能说无罪！”于是废李显为庐陵王，改立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时李显继位不过五十五天。

^{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

嗣圣元年（684）废李显为庐陵王，并迁于房州，而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之后武太后开始临朝称制，自专朝政。由于担心李唐宗室谋反，于是太后命左金吾卫大将军丘神勣前往巴州检查庶人李贤居所，谁知道这位酷吏到巴州后，竟将李贤囚禁于他室，逼令自杀。消息传来，“则天举哀于显福门，贬神勣为叠州刺史，追封贤为雍王”。

事实上，这个时候武则天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就在这一年九月，李世勣之孙、承袭英国公爵位的李敬业联合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以扶持庐陵王为由，起事于扬州，自称为匡复府大将军，十多天内竟聚十万部众。消息传来，武则天大怒，下诏剥夺徐敬业赐姓，又以左玉钤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兵三十万前往征讨，又以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前往讨伐，当年十一月，徐敬业兵败自杀。此后，又有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则起兵豫州、其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于博州举兵，一时间，天下似乎动乱不已……

导致这两位李唐宗室谋反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下令制造铜匦，置于洛阳宫城之前，随时接纳臣下表疏，同时，又大开告密之门，规定任何人均可告密，此外，武则天还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等一大批酷吏，掌管制狱，一时间，告密之风盛行，李唐宗室频频被卷入所谓的谋反案中。皇亲国戚接连遭到翦除，先是舒王李元名及其子豫章王李亶被诛，后有密王李元晓之子南安王李颖等宗室十二人被杀，于是诸王不自安，这才有了“越王李贞与其长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元嘉之子黄国公李撰、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元轨之子江都王李绪、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等，密谋匡扶大唐，并命长史萧德琮等招募士卒，分报韩、鲁、霍、越、纪五王，各令起兵应接，以赴神都”之事。然而很显然，叛乱很不靠谱，史载：“初，冲与诸王连谋，及冲先发而莫有应者，惟贞以父子之故，独举兵以应之。”

李冲起兵七日就败死，史载其仅有士卒五千，攻武水，积薪焚其门，结果因为风向不对，于是“火作风反”，破城不得，于是士气低落、众心沮解，其属董元寂诵言：“王与国家战，乃反尔。”冲斩以徇，众惧，遂溃，唯家僮数十从之，乃走博州，为当关刺死。而前来平乱的丘神勣大军到来时，见官吏素服来迎，这位清平道大总管居然因无叛可平，而挥尽杀之，破千余家，并以此为战功获加左金吾卫大将军。

而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豫州后，武则天当即命左豹韬卫大将军麹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夏官尚书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率兵十万讨之，仍令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大军进逼之下，李贞饮药自杀，此时距离他起兵仅仅二十日，其次子常山公常州别驾李倩皆被牵连，而第三子李温被流放岭南。至于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国公李撰、左散骑常侍范阳王李蔼、东莞郡公李融、霍王李元轨及子江都王李绪、虢王李元凤子东莞公李融、常乐公主等尽皆被卷入其中。一时间，腥风血雨，史载“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

在平定了李贞、李冲叛乱，并剪除了李唐宗室之威胁后，武则天开始谋求进一步的权力。客观上来说，在武后掌权与称帝期间，国家较贞观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开创出殿试和武举，此举不仅压制了自西魏以来的关陇集团，还使得帝国能够更多地发现和选拔人才，如张柬之、张仁愿、姚崇等一代名臣将领都是武后年间所出。

又譬如狄仁杰，其人刚正廉明，执法不阿，任大理寺丞间，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竟无冤诉者。他先后举荐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及姚崇等数十位干练的官员，皆为唐朝中兴之臣，有人对他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却说：“举贤为国，非为私也。”就是这种“非为私也”才使得朝中政风为之一变，不过狄仁杰之贤不仅如此，他曾犯颜直谏，力劝女皇续立唐嗣，从而唐祚得以维系，这才是这位“神探”最大之贤。

圣历元年（698）武承嗣、武三思谋求当太子，几次使人对武后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而女皇也想立侄梁王武三思为太子，一时间犹豫未决，深谋远虑的狄仁杰却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勿让权予侄。他说：“姑侄之与母子，哪个比较亲近？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祭祖于太庙，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祭姑于太庙者。” 女皇颇为不喜，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然而狄仁杰答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 女皇由是无立武承嗣、武三思之意，此后他又力劝武后召还庐陵王（中宗）东都，并立为皇嗣，从而使李唐得以维系。女皇很是信重狄仁杰，常谓之“国老”而不呼其名，史载“仁杰好诤谏”，但女皇却是“每屈意从之”。

圣历元年（698）秋，后突厥南下入侵，女皇命太子为河北道行军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迅速恢复了河北的安定。回朝后，狄仁杰迁内史（中书令），但不久之后，他便病倒，久视元年（700），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女皇甚至泣曰：“朝堂空矣！” 并常叹：“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正是狄仁杰之贤，他不仅在身故之后，被女皇赠文昌右相（尚书右仆射），谥文惠，而且李显再次继位后，还追赠司空，睿宗年间又追封之为梁国公。

^{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侍女图}

有正也有邪，有狄仁杰之贤，自然也有奸臣贼子了。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张昌宗，史载“张易之初以门荫迁为尚乘奉御，武后临朝后，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复荐易之”。入宫之后，兄弟二人深得武则天的恩宠，张易之历任司卫少卿、控鹤监内供奉、奉宸令、麟台监、封恒国公，张昌宗为云麾将军、行使左千牛中郎将、右散骑常侍、春官侍郎、封邺国公。二张年少美姿容，兼善音律歌词，故而史家多认为这二人的受宠与其美貌有关，例如《唐书》载杨再思对昌宗称“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张氏兄弟二人在当时被朝内高官、宗室并称为五郎、六郎）。

不过虽然女皇宠爱，赐田宅玉帛无数，二张却专权跋扈，朝廷百官无不惧之，甚至武承嗣、武三思等女皇子侄等亦争执鞭辔，中宗长子邵王李重润（中宗第二次为太子时封为邵王）与其妹永泰郡主及郡主婿武延基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任意入宫”，结果张易之控告于武后，武后竟敕李重润、永泰郡主、武延基皆赐死。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笃，卧床不起，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侧。于是在正月廿二癸卯（705年2月20日），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联络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左羽林将军李兴宗等，发动兵变，称麟台监张易之、司仆卿张昌宗谋反，于是率禁军入宫诛杀张易之、张昌宗，随即包围寝宫长生殿，，要求武氏退位。次日，武则天命太子李显为监国，第三天禅让帝位于太子，第四天，李显正式即位，是为中宗。二月初四甲寅（3月3日），李显下诏，复国号为唐，武周朝终结，因为有改朝换代的因素，所以称之为“神龙革命”。

中宗继位之后，初是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神龙元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705年12月16日），年已八十二的武则天在上阳宫病死，遗制去帝号，于是称“则天大圣皇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在神龙二年（706）五月与李治合葬乾陵，耐人寻味的是，至今乾陵前依然并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西侧的一块叫“述圣碑（或称述圣纪碑）”，是武则天为歌颂李治功德而立的碑，五千余字的碑文由她亲自撰写，黑漆碑面，字填金粉，光彩照人，而东侧则是她为自己留下的“无字碑”，这块无字之碑仿佛是这个在历史上留下深厚烙印的女人为自己的一生所做的最后一个总结，那就是：功过是非，任由后人去评说。

^无字碑

武周时期结束，李显重祚，唐朝复辟，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复旧制，并诏以神都为东都，李显同时封其弟李旦为安国相王，其妹太平公主为镇国太平公主，继而又不顾大臣的劝阻，破格追封韦后之父亲为王，并让韦后参预朝政，此举导致了中宗年间大唐内政极为混乱的局面。

延和元年（712）八月三日，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改元先天，不过此时的情况对他来说并不妙，当时朝中宰辅多是太平公主之党，文武大臣也多依附她，于是，除掉太平公主就成了李隆基的当前要务。

史载，李隆基英俊多艺，仪表堂堂，从小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七岁那年，诸王参加每月朔望，金吾大将军武懿宗见李隆基的车骑仪仗威严而整齐，心中不悦，于是呵排仪仗，因欲折之。李隆基怒声叱之曰：“这是我李家的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乎！”随之扬长而去，武则天知道后，非常惊讶，不仅未加罪于他，反而更加宠爱他。长寿初年（692），因李弘无子嗣，武则天命已封为楚王的李隆基作为孝敬帝嗣子，以承继香火。

其实自从景龙四年（710）开始，李隆基就已经开始秘密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他首先将目光放在了北门禁军。李世民时，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成分混杂，统属复杂；唐高宗龙朔二年，改“北门（玄武门）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史载“高宗龙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至垂拱元年五月十七日羽林军正式独立建制，取消了以往以南衙诸卫将军检校羽林军的制度，从而使得羽林军正式升格为行政系统上独立的北衙禁军，定额兵士六千人。

高宗、武周两朝羽林军的建立和官署的完善使北衙禁军在建制上彻底脱离南衙十二卫，这显然与同时期“关中本位政策”的瓦解以及皇权的强化紧密相连。而也就在这一时期，北衙禁军开始大规模消解府兵的职任和人员，开始在宫城宿卫方面承担了主要角色，而羽林军内部的“万骑”则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所谓“万骑”的前身是“百骑”，唐太宗时，选官户及蕃口中骁勇的武士穿虎纹衣，跨豹纹鞯，从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根据《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初，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於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着画兽文衫，谓之‘百骑’。”又有《新唐书·兵志》记载：“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而《通典·职官十》则记载：“大唐之初有禁兵，号为‘百骑’，属羽林。” 武后时，因崇重内廷，故而增加为千骑，中宗时发展为万骑。李隆基也就在这支亲军万骑中发展势力，聚结才勇之士，所以才有了后来“唐隆政变”的成功。

事实上，从那之后，李隆基就非常重视万骑的作用，而且万骑在“唐隆政变”中的作用，还在某种程度上还极大地影响了李隆基一朝禁军系统的格局，至李隆基登基之后，他更是将左右“万骑”制度化，并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将万骑从左右羽林军中分出﹐置为左右龙武军，兵号万骑，自此也就有了所谓的“北衙四军”。不过由于充任羽林大将军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皇帝最为亲信的将领，故其地位，远在诸卫大将军之上，所以谁都想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这个位置上，而在当时，左右羽林都在太平公主的手里。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太平公主与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以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高祖堂弟李德良之孙）、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寺卿唐和胡僧慧范等合谋废掉李隆基，此外还与宫女元氏合谋，准备在进献给李隆基服用的天麻粉中投毒。

得到消息的李隆基与岐王李范、薛王李业、兵部尚书郭元振、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定计率先下手。他先命王毛仲调用闲厩中的马匹以及禁兵三百余人，亲自率领太仆少卿李令向、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十多人从武德殿进入虔化门，先杀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在控制了羽林军之后，继而才擒获了太平公主的亲信右散骑常侍贾膺福及中书舍人李猷，并将此二人与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一起斩杀，窦怀贞虽然暂时走脱，最后自缢而死，但却被戳尸。太平公主见党羽被诛杀殆尽，不得不逃入南山佛寺，三日后乃出，虽然太上皇出面请李隆基能够恕其死罪，但却依然被李隆基拒绝，于是太平公主最终被赐死家中。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先天之变”，此变太平公主及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唯有其子薛崇简以数谏其母被挞，特免死，赐姓李，官爵如故。这次血雨腥风的屠杀使得大唐自武则天以来的女主政治至此结束，从此李隆基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李隆基下诏，将年号改为“开元”

其实纵观“先天之变”，禁军的作用依然很大，其一，便是王毛仲，此人乃是高句丽人，年幼时，因父违法全家没入官府为奴，王毛仲成为临淄王李隆基的奴仆，因其“性识明悟”、“骁勇善骑射”，服侍李隆基左右，甚得器重。李隆基离开长安任潞州别驾时，王毛仲身任护卫侍从，与李宜德等“挟弓矢为翼”。当初李隆基为了与韦后、安乐公主相对抗，培植自己的势力，于是对“万骑”中的豪俊者，或赐饮食财帛，王毛仲生性聪颖，深知主子的意图，于是对万骑将士更是“待之甚谨”，亦“布诚结纳”，使李隆基“益怜其敏惠”。相较于韦后令亲信“韦播、高嵩为羽林将军押万骑，以苛峭树威”，李隆基的厚赏显然更得人心，于是万骑“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诉于王”，这才有了“唐隆政变”中万骑的“皆愿决死从命”。韦后、安乐公主伏诛后，相王（李隆基之父）李旦复位，是为睿宗。李隆基被封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掌管禁军和御马，很快又被立为皇太子。王毛仲虽然专掌太子东宫驼马鹰狗等坊，但却是李隆基的心腹。此次政变，便是他率领三百禁军，假传召见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而引禁军诛之，才得以控制了羽林军。

其实对于控制羽林亲军的重要性，还有一点，那就是荆州长史崔日用入朝奏事与李隆基的对话，史载：“州长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诚如卿言，直恐惊动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则社稷为墟，安在其为孝乎！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则不惊动上皇矣。’上以为然。以日用为吏部侍郎。”

也就是说，荆州长史崔日用认为：“太平公主图谋叛逆，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当初，陛下在东宫做太子时，在名分上还是臣子，如果那时想铲除太平公主，需要施用计谋。现在陛下已为全国之主，只需颁下一道制书，有哪一个敢抗命不从？如果犹豫不决，万一奸邪之徒的阴谋得逞，那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而当李隆基说“你说得非常正确，只是朕担心会惊动太上皇”时，崔日用的计策很简单，那就是：“请陛下首先控制住左右羽林军和左右万骑，然后再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一网打尽，这样就不会惊动太上皇了。”

李隆基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他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帝国的元气，而自高宗朝以来，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李隆基首先要做的就是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人，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张九龄与韩休等贤臣，此外还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将京官中有能之士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行政能力，又将有为的都督刺史升为京官，从而增加了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能力，此外还裁减武周中宗时期的员外官等冗官，精简机构以便节省开支与提升行政能力。

^唐玄宗

史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四月，李隆基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东都集仙殿。他说：“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能治理国家，朕与诸位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仙”、“贤”虽一字之差，却由此可见李隆基重视人才的态度。也正是皇帝的励精图治和革新政治，才有了历史上的“开元盛世”。而在这近三十年的盛世时期，不仅中原地区、江淮地区以及成都平原经济发达，连人口较少的陇右河西地区也逐渐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