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玉门 ——东汉与匈奴在西域的反复拉锯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秋八月，汉明帝驾崩，太子即位，是为汉章帝，也就在这一年，一封来自于驻屯于柳中城的汉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关宠的紧急求援文书送到了刚刚继任皇位的汉章帝手里。 情况大概是这年的三月，匈奴单于派左鹿蠡王率两万骑入寇西域，匈奴大军势如破竹，攻破了归附汉帝国的车师后国，招降了西域北部焉耆等小国。

西域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几乎没有人知道那里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因为汉廷收到这封求救信的时候，已经是当年年底了，而匈奴寇入西域，焉耆和龟兹攻伐陈睦，则是六月，毕竟关宠部、耿恭部之汉军合计只有千余人，面对两万匈奴铁骑，显然不能守，所以似乎已经没有必要派兵救援西域的汉军了。

事实上，匈奴人的这次反击时机选得的确很好，前一年，窦固平定车师之后，奏请明帝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及戊、巳校尉，于是皇帝下诏以陈睦为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附近）；又以谒者关宠为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吐鲁番市附近），各领兵数百人，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诏令窦固等罢兵回京，然而也就在汉军回师后，匈奴大军便南下了。

其实此时，西域的汉军正在耿恭的率领下，还在坚守。史载，耿恭，字伯宗，乃是扶风茂陵人，为建威大将军好畤侯耿弇之弟耿广的儿子。当初光武帝起事后，乃赖其麾下众人用事，得以一统天下、中兴汉室，而后至永平三年（公元60年）时，汉明帝刘庄图画开国诸勋于洛阳南宫云台阁，计二十八人，史称“云台二十八将”，范晔的《后汉书》为二十八将立传，称“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也就是说，这二十八人是汉光武帝在建立东汉的过程中战功卓著的将领。而耿弇则为云台二十八将第四位。耿弇自从更始元年（23年）投奔刘秀后，随光武帝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建武元年（25年）拜建威大将军，而其父亲喻糜侯耿况、弟弟耿舒、耿国、耿广、耿举、耿霸，皆为汉之名臣，史称：“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医药，当代以为荣。”

^汉明帝

翻开东汉的历史来看，耿氏一族在东汉其实是豪门大家，其子弟两人当上了大将军，九人当上了将军，位列九卿的有十三人，娶公主为妻的有三人，列侯达十九人，担任过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级别官员的有数百人。自耿弇始，耿氏一家三世用兵，仍立功勋，之前远征西域平定车师的耿秉便是耿氏的第三代名将，其乃是耿国之子、耿弇之侄，史载其为度辽将军，巡视边塞七年，匈奴人感念其恩德。后命其为执金吾，越发倚重。章帝到各地出巡，耿秉常领禁兵随从，死后和帝赐朱棺、玉衣，命五营骑士三百余人为其送葬。匈奴闻秉去世，“举国号哭，或至斴面流血。”

耿恭虽然此时名声还不如耿秉显赫，但其领兵能力却不下于自己的伯父、堂兄弟。史载，耿恭的父亲耿广很早便已去世了，于是耿恭年少时就成为了孤儿。但其慷慨多谋略，有将帅才能。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担任司马，跟随骑都尉刘张、奉车都尉窦固、堂弟驸马都尉耿秉等出征西域，大破车师，此后汉廷在西域恢复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耿恭为戊己校尉，屯兵后王部金蒲城。耿恭到达任所后，送移檄乌孙，示汉威德，乌孙大昆弥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并献上汉宣帝时赐给公主的赌具，希望派乌孙王子入朝侍奉。于是耿恭派使者赠赍金帛，迎其王子入朝侍奉。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三月，北匈奴单于派左鹿蠡王率领两万骑攻伐车师，耿恭遣司马率三百兵救之，结果半途与匈奴大军遭遇，全军覆没。此后匈奴攻杀车师后王安得，进而包围金蒲城。耿恭登城搏战，并用毒药涂于箭矢之上，传语匈奴说：“汉家箭神，中箭者其创口必有异。”遂发强弩射之，匈奴中箭者，伤口皆烂，于是怪力乱神下，竟十分恐惧。正当此时，暴风雨大作，耿恭率部随雨击之，杀伤甚多；匈奴震怖，以为汉家神兵，于是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即撤兵。

五月，耿恭因疏勒城（今新疆喀什）边有溪流可以倚险固守，便引兵转而占据该城。其实之所以率军转至疏勒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疏勒城正当山南山北之间的要道，驻军于此，可以与柳中城相互呼应，以绝匈奴攻略山南西域诸国之念。匈奴人很快发现了耿恭部的意图，七月，北匈奴再次前来，耿恭招募先锋几千人直奔北匈奴，北匈奴骑兵逃散，其后匈奴大军复来，将疏勒城围困，并在城下堵绝溪流，使汉军断水。失去水源，耿恭不得不在疏勒城中挖井，然而汉军城中掘井十五丈，仍不出水，吏士渴乏已极，不得不“笮马粪汁而饮之”。耿恭深知无饮水，便只有死或降两条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耿恭仰天长叹说：“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剌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于是重整衣冠，向枯井虔诚再拜，“为吏士祷”。奇迹发生了，转眼工夫，井中竟水泉涌出，众人齐呼万岁，于是耿恭命人在城上扬水示威，以示水源充足，匈奴见状，大惊，以为有神明在帮助汉军，不得不暂且退去，但却依然试图想要困死汉军。

然而就在此时，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六月，西域的焉耆和龟兹两国率军攻打西域都护陈睦，陈睦全军覆没，其身死。很显然，焉耆的叛乱对于耿恭等汉军来说，是极为致命的。焉耆是西域三十六古国之一，其位于天山中部的焉耆盆地（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中，环抱在天山、霍拉山和库鲁克塔格山间，东临博斯腾湖、东通高昌、西临龟兹，盛时领地包括今焉耆、库尔勒、博湖、和硕、和静、尉犁等县市。都员渠城，又称河南城（今博格达泌古城，一说今焉耆县城）。　

西汉时，焉耆有人口三万二千余，因为在汉开西域之前，匈奴曾为漠北、西域霸主，故而焉耆隶属于匈奴。《汉书》卷96《西域传》记：“西域诸国……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也就是说，焉耆的地理位置最接近匈奴在西域的日逐王的王庭，故而日逐王设置的控制西域的僮仆都尉，经常驻扎在焉耆、危须、尉犁间，将诸国置于匈奴的严密控制之下，并向各国征收赋税，转输匈奴。汉武帝初开西域时，主要是争取控制丝路南道，即所谓羌中道，张骞凿空、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其实走的都是这条路线，此后李广利征大宛之后，汉遣扜弥国太子赖丹率一介偏师，屯田渠犁。史料记载，赖丹为扜弥国太子，扜弥国东北与龟兹接壤。李广利伐大宛还军经扜弥时，闻太子赖丹质于龟兹，派人责问龟兹，并将赖丹带至京城长安。后赖丹被委以重任返回西域领护屯田，不过由于赖丹主持轮台屯田时，西汉在塔里木盆地的势力经营还不稳定，而亲匈奴的龟兹贵族害怕汉朝势力进入其国，因此抵制赖丹屯田，并将赖丹杀害。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宣帝遣常惠以校尉出任乌孙监军，发兵攻匈奴，又遣将田广明、赵充国、范明友、韩增、田顺等五路出兵，东西夹击，车师降汉，夺取了碛口。次年常惠使乌孙还，又征诸国兵围龟兹，责以前杀赖丹事，龟兹王将杀害赖丹的贵族姑翼交给常惠，常惠斩之，自此汉朝控制了龟兹。其后，宣帝又派遣曾随常惠屯田赤谷的辛庆忌，屯田焉耆，初置校尉。《汉书·辛庆忌传》记：“辛庆忌字子真，少以父任为右校丞，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与歙侯战，陷陈却敌。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从这里可见焉耆归汉，应该与常惠平龟兹差不多时间，也就是本始三四年间。

至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时，宣帝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所率的一支汉军又进入昔日赖丹驻兵的渠犁，再次经营屯田，此后根据《汉书·外戚传》中记车师降汉后，匈奴发动反攻，召车师王交出太子军宿入匈奴为质，军宿乃焉耆外孙，遂逃亡焉耆避难，车师王也逃亡乌孙，车师另立乌贵为太子，复臣于匈奴。说明车师降汉后又有所反复，而焉耆则已坚定地附汉。其后焉耆又随郑吉所率的西域诸国大军，参加攻讨车师战役，逐乌贵，复立军宿。但在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时，汉军又在匈奴的大举反攻下放弃车师，郑吉返师渠犁，军宿也率领一部分车师人随同西迁，并在此屯田积谷，积蓄实力。

其后，西域形势的演变逐渐对汉有利，当时匈奴国中大乱，五单于争立，主政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也卷入了这场政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时，日逐王失势，有意降汉，为郑吉护送入汉，自此，匈奴势力全面退出了西域，僮仆都尉罢废。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始置西域都护，郑吉被册拜为首任西域都护，驻焉耆西南乌垒城，监护北道诸国，在当时，西域诸国尽弃匈奴符契，改换汉朝印绶，颁行汉朝历法，郑吉还代表汉廷授予西域诸国王汉朝封号，自此包括焉耆在内的西域诸国为汉所有。根据《汉书》卷96 《西域传》的记载，当时“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这就是汉文史料中对焉耆最初的记载，而焉耆国在降汉之后，还新设了 “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等建置，可以说，此时的焉耆不仅是西域大国，而且其对汉颇为亲近。

王莽代汉后，其政策乖戾，举措失宜，与匈奴绝和亲，于是匈奴攻西域，此后焉耆首先响应，攻杀西域都护但钦，一时间西域诸国皆反，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遣五威将军王骏、西域都护李崇讨焉耆，焉耆诈降，袭杀王骏，不久李崇也殁于龟兹。而戊己校尉郭钦初战小胜，擢为西域都护，后亦败于焉耆，郭钦战殁，西域汉军几乎全部覆灭，自此西汉在西域的一切军政建置全部罢废。唯莎车一国仍与匈奴相抗。

东汉初，焉耆受制于莎车王贤，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焉耆率车师、鄯善等十八国同遣使入朝，要求重设西域都护，以削弱莎车在西域的影响，但在焉耆向汉遣子入侍并献珍宝，请都护时，汉光武帝刘秀却不出兵，于是侍子留敦煌，后逃归。此后莎车在同于阗的交攻中衰落下来以后，匈奴势力重新支配西域，而焉耆则以西域亲匈奴派势力的角色遂代之而兴。

可以说，此时的焉耆是北匈奴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东汉开西域的主要阻力。自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来，汉明帝两次派遣大将窦固出师，征讨匈奴呼衍王，十六年汉攻匈奴，取伊吾庐，创置宜禾都尉。十七年，汉军又平定车师前后部，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同时遣班超为使，绕行南道，招降于阗，转入中道，平定疏勒，并以此二国为始重树汉帜。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西域的局势逆转，北匈奴包围了天山北麓的汉军，与此相呼应，“焉耆与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 归属匈奴，而在天山南麓汉兵全军覆没后，匈奴率其攻于阗，可见焉耆王广已成为天山北麓城邦诸国亲匈奴的代表人物。

就在西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被焉耆所杀时，北匈奴还在柳中城包围关宠所部，就在关宠向朝廷发出求援信后的不久，柳中汉军全军覆灭。至此时，除耿恭外，大汉在西域仅存孤立无援的班超，可以说，自耿恭、班超所守之处外，西域虽大，却没有大汉的立足之地。

祸不单行，是年八月，汉明帝驾崩，朝廷正是大丧之机，新皇登基，朝事不稳，故而没有理会西域，更没有派出救兵，于是这种情况下，车师再度反叛，和北匈奴合兵攻耿恭，形势十分险恶。这时耿恭仅有的支持来自车师后部王的寡妻，她是远嫁塞外的汉人的后裔，因重耿恭为人，见汉军久久被围，故而想尽办法派人将汉军急需的给养粮饷送到疏勒，又多次将匈奴兵的动向暗中告知耿恭，因此汉军得以多支撑了一些时日。就这样，困守数月之久，城中汉军不断有人战死、病死、饿死，最终只剩下了数十人，但就算是这样，也没有人想要投降匈奴。

被困日久，城中汉军粮食耗尽，便用水煮铠甲弓弩，在生牛皮制成的铠甲与弩弦煮熟之后，耿恭和汉军将士便是以兽筋皮革为食，吞嚼充饥。北匈奴单于知道耿恭已身陷绝境，故而使人招降耿恭，并称可以封他为王，史载“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结果耿恭引诱使者登城，亲手将他杀死，然后就在城上，对着匈奴的大军，将尸体的肉割来烤着吃，匈奴单于大怒，又增派援兵围困耿恭，但仍不能攻破疏勒城。关于这段历史，《资治通鉴·卷四十五》对此记载“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关宠向朝廷请求救援的上书到了汉廷，面对西域而来的求援文书，刚刚登基的章帝让公卿们讨论这事。司空第五伦等朝臣认为不宜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贸然派军前去，很容易为匈奴击破，而且此时已经是冬季，塞外天气恶劣，路途遥远，加之后勤艰难，此时耿恭等汉军将士也许已经覆灭，故而在西域的失去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何必再去徒劳无功？西域失去，可以日后再行恢复，如果救援大军被击破，则汉军显然白白蒙受损失，很显然，在这些重臣们的眼里，耿恭等汉军将士是可以被牺牲的。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譬如司徒鲍昱就坚决主张救援西域汉军，其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这意思便是如果不救的话，冷了将士之心，而后匈奴得志于西域之后，再来入寇边塞，陛下还能盼望将士们奋力抗敌吗？还有就是耿恭、关宠二部兵不过百，匈奴围之，几个月都不能够攻下，可见他们的确实力不济。鲍昱又称“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

于是汉章帝采纳司徒鲍昱的建议，派耿恭的堂兄耿秉屯守酒泉，行太守事，自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汉章帝即位后，任命耿秉为征西将军，使之巡视凉州边境，慰劳赏赐城堡营寨的羌人、胡人。此番，汉章帝在以耿秉屯驻酒泉郡，又派酒泉太守秦彭（一作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征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郡兵及鄯善兵，共七千余人，前往救援耿恭。

就这样，汉军在风雪中西出玉门关，去找寻那也许已经覆灭的汉军将士。

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月，酒泉太守秦彭等人率军向柳中而行，大军首先进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俘虏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匈奴惊慌而逃，车师复降。然而长途跋涉的秦彭大军未至柳中时，就已经听闻关宠已全军覆没，诸将认为更加艰难的耿恭部更不可能存在了，于是秦彭、王蒙、皇甫援等认为不能冒险把全军置于危险之地，故而决议回师。但此时，耿恭的一位军吏范羌当时正在王蒙军中，他坚持要求去援救耿恭。之所以范羌会在军中，是因为头年秋，耿恭派范羌至敦煌为所部领取冬装。王蒙出塞后，范羌就随军返回西域。

虽然范羌一再请求不要放弃固守疏勒的耿恭，可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将军会冒险而行，毕竟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前去救援也许已经不存在的汉军，毕竟是不怎么现实的。关宠已全军覆没，而耿恭距离柳中还有一段路途，也更是深入险境，在那种情况下，肯定是凶多吉少。但在范羌的坚持下，王蒙决定分兵两千，由范羌率领，接应耿恭。

范羌经由山北之路去接耿恭，时天降大雪，天山北坡雪深丈余，范羌所部放弃了辎重，日夜兼程赶往疏勒，不过虽然援军筋疲力尽，但依然勉强到达。耿恭等人夜间在城中听到兵马之声，以为北匈奴来了援军，大为震惊，仅存数十人登城而战，而后范羌隔山涧大呼：“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于是城中立时高呼万岁，城门大开，众人互相拥抱，痛哭流涕。

次日耿恭率部东归，匈奴一路追杀，汉军边战边走。官兵饥饿已久，从疏勒城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沿途不断死亡，不时有饥饿困顿的军士倒地不起，死于路边，当年三月，至玉门时，只剩下了十三人。这十三人史书留名的有：耿恭、范羌、石修、张封，他们无一不是衣衫褴褛，鞋履洞穿，面容憔悴，形销骨立。时人以为耿恭守疏勒，“节过苏武”。史载，中郎将郑重在玉门关迎候耿恭，亲自为耿恭及其部众“洗沐易衣冠”，并倡言，处在“万死无一生之望”的绝境，“恭之节义，古今未有”。此后，郑重上书朝廷，称“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宜蒙显爵，以厉将帅”。的确，在当时，耿恭等人坚守疏勒城的意义的确很大，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才牵制了北匈奴在西域的扩张，也正是如此，《后汉书》作者范晔，才在史书中称耿恭事迹为“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甚至赞以“义重于生”之语。

史载，此后耿恭到达洛阳后，鲍昱上奏称耿恭的节操超过苏武，应当封爵受赏，与皇帝拜耿恭为骑都尉，任命耿恭的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县丞，剩下九人都授予羽林之职。耿恭母亲在此之前就已去世，等耿恭回来，补行丧礼，汉章帝下诏派五宫中郎将馈赠牛和酒解除丧服，可谓是荣誉一时。

建初二年（公元77年），耿恭升任长水校尉，同年八月，金城、陇西的羌人反叛。耿恭上书言方略，谈征羌人之策，汉章帝召耿恭入宫询问详情，此后，皇帝遣耿恭率五校士三千人，与副车骑将军马防讨西羌。史载耿恭屯守于袍罕，屡次和羌人交战。次年秋，羌人烧当部落首领布桥为马防所败，遂降汉，于是汉章帝诏马防回朝，而留耿恭继续击讨其他没有归附的羌人部落。此后耿恭斩首千余，获牛、羊四万余头，于是勒姐、烧何等等十三个部落共数万羌人尽皆向耿恭归降。但由于当初耿恭出陇西时，曾上书奏事，称“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使，镇抚凉部。令车骑将军防屯军汉阳，以为威重”。因而得罪了马防，故而马防被诏还京师后，监营谒者李谭按马防之意，劾奏耿恭不忧军事，接受诏书时心有怨望，于是耿恭获罪，坐征下狱，并被罢免其官职遣送本郡原籍，后卒于家中。

其实耿恭率众归玉门后，西域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自永平十八年，明帝死，焉耆与龟兹攻杀都护陈睦及吏士二千余人，归属匈奴，匈奴率其攻于阗后，西域其实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当苦守金蒲城、疏勒城的耿恭也为前来接应的汉军迎还内地后，西域汉军唯剩班超一部，不过虽然班超远在今新疆西端，却凭借于阗、疏勒二国，而一直坚守于西域，使得汉帜不倒。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上书章帝，请求汉廷派遣援军，并重置西域都护。并率领人数并不众多的汉军相继击败了莎车，并驱逐了中亚强国大月氏的入侵，此后使得大汉开始重新在西域恢复支配地位，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北道诸国都向汉朝归降，班超被拜为西域都护，移驻它乾城，此时唯焉耆、危须、尉犁三国不肯降。三年后，永元六年秋，班超亲率汉军，并发龟兹、鄯善等国兵七万人，吏土、商客一千四百余人，讨焉耆等国，史载“到焉耆，去城二十里，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此后，班超斩焉耆王广、尉黎王等，“更立焉耆左候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根据史书中记载的俘获人丁一万五千余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可见当时焉耆的国势强盛。

而后，班超主政西域长达三十年，直至七十以上的高龄才重返故乡。班超返汉以后，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6年），西域复乱，焉耆王元孟也叛降匈奴。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率先派长史索班率千余人出屯伊吾，车师前王和鄯善王皆降，但时仅数月后，索班就为北匈奴挟同车师后部王攻杀，进而北匈奴又击走车师前王。鄯善王危急，向曹宗求救，于是曹宗上表朝廷力主重开西域，起先各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遂弃西域，而班超之子班勇却认为不可。

于是朝廷从班勇之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不过此番东汉王朝虽然“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后匈奴果然多次与车师合兵共犯边地，以至于河西大受其害。这种情况下，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四月，汉朝委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率兵五百出塞，屯柳中。次年，班勇至楼兰，鄯善、龟兹、温宿相继附汉，班勇进而发诸国步骑兵万余攻车师前王庭，大败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车师前部五千余人，于是车师前国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此后班勇还师屯田柳中。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七月，班勇率敦煌、张掖、酒泉六千余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进击车师后国国王军就，破车师后部，斩首俘获八千多人，马畜五万多头，并将其王军就、匈奴持节使者生擒，带至索班战死处斩之，传首京师。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十一月，班勇以汉廷名义册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又派遣部将斩杀东且弥王，并另立其本族人为王。于是，车师等西域六国，全都归附汉朝。这年冬，班勇又发西域诸国兵大破匈奴呼衍王，降其众二万余，此战中，班勇还使加特奴亲手斩杀生得的单于从兄，以使车师、匈奴之间从此结下仇恨。不久之后，北单于亲率万余骑来攻车师后部，抵金且谷，班勇遣其将假司马曹俊率军迎战，单于率军后撤，曹俊追击，并斩杀其贵人骨都侯。此后，呼衍王部迁到枯梧河畔，自此，西域平定。而这时，西域城郭诸国都已降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六月，班勇上奏朝廷，请求出兵攻打焉耆。汉廷遣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之兵三千，配合班勇，而班勇则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两道进击焉耆，班勇率军走南道，而张朗三千汉军则走北道，约期俱至焉耆。此后，而张朗因先前有罪，急于求功，为自己赎罪，就赶在约定日期之前，抵达爵离关，并派遣司马率军提前进攻，斩首两千余人，元孟害怕被杀，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张朗便直接进入焉耆城，受降而回。结果，张朗得以免除诛杀，而班勇因迟到而被征回京都洛阳，下狱免官。不久，班勇得到赦免，后来老死家中。

虽然元孟向张朗请降时，“元孟竟不肯面缚，惟遣子诣阙贡献”。但焉耆再次归附于汉。后顺帝继立以后，汉朝的势力再次退出西域，此后，因疏勒发生反汉叛乱，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凉州刺史孟佗使从事任涉率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巳校尉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等合西域龟兹、车师前、后部兵共三万余人，进讨疏勒，焉耆也参与了这次征讨。但疏勒王和得率军坚守桢中域（今地不详），汉军连攻四十余日，城不能下，撤军还。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也不能复治。这种情况下，焉耆也再度叛汉，而这时已进入东汉末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