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政变

历史大观园历史故事 2020-06-09 12:41:21 0

十九日居正上朝的时候，高拱已离开北京，内阁中的资望更没有比居正深的，因此他便循序坐升，成为首辅，而且因为高仪随即于二十三日逝世的缘故，居正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一次政变的结果，居正是最大的收获者。

世宗在位的时候，穆宗在裕王府，娶妃昌平李氏，后来谥为孝懿皇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李妃死了，八月裕王娶继妃通州陈氏，穆宗即位以后，封皇后，后来谥为孝安皇后。昌平李妃生子翊釴，五岁时死了。翊釴之下，便是翊铃，母氏无考，不满一岁也死了，所以嘉靖四十二年裕王第三子翊钧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独子，特别得到裕王的宠爱。

裕王爱女人，最得意的是漷县李氏，后来谥为孝定皇后。李氏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宫娥，当时称为都人。这是翊钧的母亲，隆庆元年，穆宗即位以后封贵妃。李贵妃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人。她的父亲李伟，漷县人，因为乡间不安静，避到北京，后来索性把女儿送进裕王府，做一名宫娥，却想不到以后的富贵都从这里来了。穆宗即位，礼部尚书高仪请立皇太子，大臣们都认定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事实是显然的，这个五岁的孩子已经读书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之下，这是一个特例。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公请立翊钧为太子，三月间，实行册立。穆宗也委实喜欢，他记得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中游玩，皇太子跟他说：“爸爸，你一个人骑着马，摔下来，怎么办？”

穆宗看见儿子的关心，真愉快，连忙下马，着实抚慰一下。这时期陈皇后因为多病，住在别宫里，每天早晨，李贵妃挈带太子到皇后宫中请安，皇后听到小靴子在阶道上橐、橐、橐！便连忙起来。自己没有儿子，但是看见这样聪明的孩子也实在高兴。皇后把经书取出来，一句一句地问他，太子对答如流，因此更加讨得皇后的欢心。皇后和贵妃之间尽管有一些利害冲突，但是当陈皇后看到李贵妃的知礼和皇太子的聪明，心里也平静下来，皇太子的稚弱的心里正在逐渐意识到政治的作用。

隆庆六年四月，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是月穆宗命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一切都很正常。

最大的祸变来了，五月的一天，穆宗在坐朝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上不断地歪动， ^［1］显然这是中风。内监冯保在旁，赶上扶住，居正也抢前去扶。在大众诚惶诚恐当中，穆宗入宫。随即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穆宗斜倚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都在，皇太子立在御榻的左边。三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面。穆宗困乏了，由内监冯保宣诏：

“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真是一幅惨淡的景象。看见朋友托孤，尚且目不忍睹，何况他们是裕王府中的讲官，六年以来的内阁大臣！但乾清宫不是他们痛哭的地方。高拱、张居正含了满眶的热泪，和正在呜咽的高仪叩了头，回到内阁，这是五月己酉。次日庚戌，穆宗皇帝逝世。大臣们在内阁里痛哭。高拱号啕地嚷着：“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他越发感觉到责任的重大。

穆宗逝世以后，政治上跃起一个新兴的势力，这就是冯保。冯保在世宗朝已经是司礼秉笔太监，穆宗登极，冯保屡次想升掌印太监，但是因为高拱反对，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和高拱结下了不解之仇。明朝的政治本来充满了弹性，因此司礼监的职权没有确定的范围。名义上司礼掌印太监是“掌理内外章妻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事实上，他们的职权可以无限地扩大。掌理章奏是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照阁票批朱，是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 ^［2］，后来皇帝不负责任，“批朱”的事落到司礼秉笔太监手里，于是大学士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而秉笔太监则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明史·职官志》 ^［3］称“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在明代政制里，这正是变态中之常态。武宗时候，司礼监刘瑾甚至把章奏带回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皇帝的机要秘书可以随时邀集亲友，同参国政，更是变态中的大变。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间，刘瑾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刘瑾失败以后，武宗下诏自正德二年后，所更政令一概如旧，其实只是对于这三年中刘瑾的地位加以实际的认识。

从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子神宗即位，这十五天，是冯保活跃的时期。冯保的策划是驱逐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取他的位置：因为皇后、皇贵妃的支持，这一个策划实现了 ^［4］，但是实现的时间却不能确定。《冯保传》称为刚刚在穆宗逝世以后 ^［5］，《胡涍传》 ^［6］称为在神宗即位的第六天，中间有二十天的距离。其实神宗即位以前，执行诏旨的机构尚未完成；至于神宗即位的第六天，这是大政变的一日，没有冯保事前的活跃，根本不会发生政变。所以我们不妨假定冯保升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后，至迟必早于第六日。这个策划的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只待神宗即位而履行发表的手续。

张居正——大政变

神宗皮弁

皮弁是皇帝视朝、降诏和接见朝贡使者时用的礼冠。

《明史·冯保传》称“保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冯保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这也是一个骇人的记载。内监和大臣同受顾命，在明代本来不是一件没有的事。熹宗天启中，御史王允成劾魏进忠疏，“内延顾命之珰，犬食其余，不蒙帷盖之泽；外延顾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见田里之收” ^［7］，确实指出大臣、内监同受顾命的事。但是高拱、居正、高仪同受顾命，并无他人在内，这是事实。穆宗逝世的时候，孟冲尚为掌印太监，亦无越过孟冲、托孤冯保的理由。所以冯保矫遗诏是有的，但是只是矫遗诏用为司礼掌印太监，并不是矫遗诏同受顾命。最切实的证据见《居正文集》：

公昔以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 ^［8］常呼为“大写字”而不名。无何，即超拜司礼，管内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荫其弟、侄数辈。穆宗不豫，召辅臣至御榻前，受顾命。公宣遗诏，音旨悲怆。令上践祚，奉先帝遗命，以公掌司礼监事。 ^［9］

这一篇文章作于万历二年，正在居正掌握政权，结好冯保的时候，假如冯保曾经矫遗诏同受顾命，记中何以不把他的地位提清；而且后段又称冯保掌司礼监，“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谘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更和同受顾命的身份完全不合。所以根据居正的记载，可以证实冯保没有矫遗诏同受顾命，同时也可以证实冯保为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以后。《冯保传》又称：“穆宗得疾，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曰，‘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 ^［10］显然也是一件莫须有的事。穆宗突然中风以后，随即召大臣入宫，面授顾命 ^［11］。第二天逝世，其间更无犹豫的时期，可以给冯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的机会。而且以居正那样的精细，绝无密草遗诏，更容高拱看见的道理；同样地，以高拱那样的强干，也不会在揭破居正勾结冯保的秘密以后，随即把自己推翻冯保的计划更和居正商榷 ^［12］，处处都露出矛盾。本来这一次政变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以后居正当权，不免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冯保更是众矢之的，于是以讹传讹，发明成为发现，传说成为事实。到了清初修史，没有整理史实的决心，所以在记载里不但充满了许多矛盾，而且描写高拱、居正，有时竟至忘去本来的面目。

从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甲子起到十六日庚午止，这七天之中，整个朝廷沉没在滔天的波浪之中。在政治机构方面，是司礼监和内阁的对立，在人的方面，是冯保和高拱的对立。冯保的后盾是皇后、皇贵妃，尤其是皇贵妃，神宗只有十岁，当然和母亲站在一边。高拱的后盾是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高拱是政治界的老斗士了，他战胜了几位元老，当然看不上一个新讲的堂印太监，他后面有的是舆论和群众。内阁的内部，他知道除了自己，只有高仪和张居正。高仪是自己引进的，入相仅仅两月，当然唯自己“马首是瞻”，至于居正，高拱认定这是十几年以来的同僚，而且和自己志同道合。“‘周、召夹辅’，居正不是曾经说过吗？”高拱想着。后方的布置没有任何的缺隙，高拱正准备和冯保做一次生死的决战。

最使高拱痛恨的便是中旨。中旨是皇上的手谕，在现代的立宪君主国，一切的诏令要经过内阁的副署，中国古代也是如此。有中书省等的时代，诏令要经过中书省等，明代改为内阁，诏令便要经过内阁。唐朝武后在位，政治算是混乱了，但是当时人还能提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的口号。 ^［13］明代在内阁以外，有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的诏令都有随时覆奏封驳之权，因此皇帝随时颁布手谕的自由更受到重重的约束。不过法制是法制，事实是事实，在不上轨道的政治状况中，手谕仍旧不免出来，成为史册所记的“斜封墨敕”和“中旨”，这正是负责任的大臣所最痛恨的事。

神宗一经即位，中旨随即被颁到内阁，其中的一件便是引用穆宗遗诏，授冯保为司礼掌印太监。高拱痛恨极了，对传旨的太监说：“中旨是谁的旨意？皇上的年龄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早晚要把你们赶走。”

一番声色俱厉的言论，小内监都传达给冯保，这可使冯保怔住了。他到皇后、皇贵妃那里去撺掇，他指出穆宗逝世那一天，高拱在内阁里嚷着：“十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

“这是什么意思？”冯保把高拱的语句改造以后又提出质问。皇后、皇贵妃都吟味着“这是什么意思”？她们感到悚惕，连十岁的皇帝也突然变色。在这方面，冯保正在布置他的阵线。

高拱采取的攻势当然一刻也不懈怠。他认定自己和居正、高仪是顾命大臣，他要报答穆宗皇帝，也要辅佐神宗皇帝；自己是首辅，更加责无旁贷。冯保的气焰一天大似一天，他是司礼掌印太监，现在又用中旨提督东厂。司礼掌印管的宫内，提督东厂便管到宫外来了，特务工作又落到他手里，冯保不是成为独裁了吗？高拱容不得，他决定进攻了。第一道火线由六科给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一齐向前，他们的奏疏和排炮一样地发出了，共同的目标只是一个冯保。第二道火线是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雒遵。树德攻击冯保掌司礼监一事，他在奏疏中说：

张居正——大政变

陈太后

陈太后做裕王妃八年，隆庆元年被册封为皇后，神宗当政初期支持张居正改革。

先帝甫崩，忽传冯保掌司礼监。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

这是用的最合逻辑的论法，唯一的答案当然是既非穆宗，又非神宗，而只是冯保矫诏。矫诏便有矫诏的处分，高拱正准备着。雒遵是高拱的门生，更是一员大将，他看到神宗坐朝的时候，冯保站在御座旁边，于是提出攻击：

保一侍从之仆，乃敢立天子宝座。文武群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无礼至此。

两道奏疏又一齐发出了，共同的目标也只是冯保，这时已经是六月十五日己巳，是神宗即位的第六日。奏疏接二连三地发出了，冯保是司礼掌印太监，掌理内外章奏，没有不知道的事。不关事，战争是战争，用不着保密。一切的计划是高拱发动的，给事中和御史们也受高拱主使，这也用不着保密。自隆庆四年以来，高拱和言官们打成一片，久已是公开的事实，何况冯保提督东厂、侦缉的特权和机构，都在他手里，那还有什么秘密？高拱只准备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打倒一个横行跋扈的内监。他晓得奏疏上去了，皇上便会发交内阁拟旨，权柄在自己手里，不愁冯保有什么办法。他自己也曾上疏，请把司礼监掌理章奏的大权交还内阁。他准备负全责，当然他可以要求揽全权。他认定在缜密的布置之下，这样一来可把冯保打倒了。

他所顾虑的还是内阁的同僚。四月中高仪入阁的时候，他就称病，再三推阻。居正也曾给他去信：“辱教，知东山情切，高驾夷犹，殊失朝野之望。兹温再颁，敦劝愈笃，恐上命不可屡抗，物望不可终孤。” ^［14］后来高仪果然来了，然而他也果然病了。在同受顾命的时候，高仪曾经豫闻，但是现在他确是病倒了，在这一方面，高拱看不到什么援助，还有张居正呢！在皇上即位以后，他奉诏到大峪岭视察葬地，这是准备穆宗皇帝的葬事，当然应由一位得力大臣去办的。天又热，路上又辛苦，据说他回来以后又病倒了，这几天正在请病假，没有到内阁。高拱看到两位同僚都病倒了，一切的责任都在自己肩上。不要紧，他准备一个人担负着。

居正这几年以来逐渐地感到岌岌不安的情况。内阁中的同僚都去了，这是为的什么？六年三月间，礼部尚书潘晟又去了，又是为什么？潘晟去位以后，曾经来一封信，居正答复道：

辱别谕，一一领悉。白首相知，犹按剑也，况他人乎？然义命之学，窃尝闻之矣。自检平生，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而已。猥辱至爱，中心藏之。 ^［15］

那时他认为高拱的目标只是自己，斗争没有把握，刘奋庸、曹大埜又去了，所以只得静以俟命，他的心绪正从烦闷转为恬淡。万想不到穆宗逝世以后，政治方面又跃起新兴的势力，演变成内阁和司礼监的决斗。“什么内阁？”居正想到，“只是高拱一人！”他明白冯保和自己没有什么渊源，高拱的策略，冯保不是没有耳目，自己也犯不着去告密 ^［16］，他采取的方式只是坐观成败。高拱胜了，居正自然还有他的“义命之学”；冯保胜了，居正明白，收拾政局便非自己不可，而且对于冯保，居正也自信还有对付的本领。穆宗逝世只有二十天，神宗即位只有五六天，空气已经紧张得了不得，暴风雨就要发作了，等着吧。在这个情况之下，居正只说是受了暑，在内阁请假几天。

六月十六日庚午，天还未明，神宗召集大臣到会极门。高拱去了，满心以为这一次就是驱逐冯保的机会。居正还在假中，没有去 ^［17］。高拱向上一看，少年的皇帝旁边正立着自己的敌人冯保。这一刹那的注视，高拱知道已经失败了。冯保传皇后、皇贵妃和皇帝的谕旨道：

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令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 ^［18］

高拱果然失败了。高拱的后盾是外庭，冯保的后盾是深宫；高拱只能主使言官，直攻冯保的罪恶；冯保便能撺掇后妃，怀疑高拱的忠诚。高拱的这一次失败深深地给居正一个教训，以后居正当国，在主持国政以外，对于奉承后宫和联络内监两件事，都花费不少功夫。

明朝大臣解职回里的时候有给驿的故事。所谓“给驿”，便是在驿站里支使车马人夫，由国家供给。这本来是特许，但是后来慢慢成为常例了。偏偏这次高拱卸任，限定立刻回籍，不许逗留，驿站的马车谈不到了，他只得自己雇车，有的说是乘牛车出北京 ^［19］，有的说是骡车 ^［20］，押行的兵役还在后面一路追逐，成为当时的新闻。六月十九日，居正入见以后，再为高拱请恩，幸而成功，高拱才免去道途间无谓的困顿。七月间居正在信中对王崇古说：

主少国疑，艰难之会，正宜内积悃诚，调和宫壶，外事延接，收揽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倾。而玄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昵比谗佞，弃绝石交，语之忠告，不惟不纳，反致疑怒，竟至于此，岂非天哉！当其时，人情汹汹，祸且不测，仆犹冒死为之营诉，为之请驿，仅得解脱，然国体士气，所损多矣。嗟乎，自古谗人乱国，可胜痛哉！幸新皇聪颖异常，虽幼冲已具大有为之度，区区愚忠，幸蒙俯鉴。方今官府一体，上下一心，内外事情，幸已大定，但边事虏情，日夕在念，腹心虽安，四肢安可忽哉？万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诚高见渊识，石画鸿谟，非公爱我之深，曷得闻此？三复三叹，敬佩良箴。 ^［21］

张居正——大政变

李太后

明神宗生母，漷县（今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人，对小皇帝要求非常严格，支持张居正改革。

所谓“冒死为之营诉”，必有所指。据王世贞的《首辅传》，冯保在皇后面前，曾经提起高拱谋废太子，迎立周王的谣言；又说冯保还买通其他的内监，造成同样的空气，所以皇后震怒，事情不可收拾。这一件事《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都不载，但是证以六月十六日传谕“通不许皇帝主管”，和居正“人情汹汹，祸且不测”两句，后面的情形绝不简单。万历六年高拱死后，妻张氏请求恤典，神宗将奏疏发下内阁，派文书官田义口传圣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还来乞恩典，不准他。钦此！”居正再行上奏，神宗始准开复原职，给予祭葬，但是还说：“高拱负先帝委托，藐朕冲年，罪在不有。”这时神宗已经十六岁，他对高拱的痛恨真是深切。假使不是冯保造出废立的谣言，不会给神宗这样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居正对于六月十六日的政变，事前定有所闻。高拱的作风，他是知道的。冯保虽然只是一个生疏的内监，但是内监们那一贯的阴贼险狠的手段，居正也不会不知道。他看定暴风雨要来了，所以他只是托病请假。等到风暴过去，十九日居正上朝的时候，高拱已离开北京，内阁中的资望更没有比居正深的，因此他便循序坐升，成为首辅，而且因为高仪随即于二十三日逝世的缘故，居正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一次政变的结果，居正是最大的收获者。对于双方的策划，他不是不知道；对于冯保的诬蔑，他不会不明白；高拱固然没有拥立周王的阴谋，而且从宗支亲疏的关系方面来讲，周王也没有入承大统的可能。从政体的立场来讲，司礼监一部分的职权应当交给内阁，“宫府一体”原是居正的口号。从友谊的立场讲，居正更应当援助高拱，他们不是十几年的同僚吗？然而他们的友谊已经生疏了！这不能不责备高拱，但是也何尝能放过居正？他只是坐观成败，希望高拱失败，以完成自己掌握政权的目标。他对王崇古说“冒死为之营诉”，是一句遁辞，为什么要请假规避呢？不在会极门营诉而只凭事后的空言，要想博得外人的同情，希望不免太奢了！话又说回来，徐阶失败以后，居正曾经自咎以为“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对于曾受大恩的老师，还谈不到剖心营诉；那么对于中经生疏的同僚，更从哪里说起！“政治家”不是圣贤，而只是“政治家”，谁愿意为着别人，牺牲自己的政权呢？

经过这一次政变，高拱的政权被推翻了，居正的政权树立起来，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不是政策的变动。高拱是一个强干的“政治家”，自兼吏部尚书，上午到内阁，下午到吏部，没有一件积案，这是他办事的能力。居正不兼部，但是对于内阁和六部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曾洞察，他的精明正抵上高拱的强干。高拱对同僚不免高亢，居正稍为谦抑；高拱对政敌照例是不能容忍，有仇必报，居正稍知容忍，甚至量才录用。不过，这个分别只是一个大概。最初掌握政权的时候，居正还有一些笼络人才的意味，以后便日渐高亢，到了万历六年以后，简直和高拱一样。在这方面，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年龄的区别；等到居正过了五十岁以后，他的行为便和高拱没有分别。在应付宫廷和内监方面，居正比高拱高明多了，他知道敷衍和迁就，他知道走曲线，然而他永远认清政治目标，宫廷和内监对于实际的政治没有过问的余地。高拱提高内阁政权的目标，在居正手里完成，但是居正没有遇到高拱所谓的挫折。不过这是高拱失败以后居正所得的教训：假使高拱有第三次入阁的机会，以他那样的能力，不是办不到的。简单一句，高拱和居正只是同一范畴的人物，因为环境的不同，不免有少许的差异。不明白实际政治的人也许因为他们不能合作产生诧异，其实整个的政权不能容许两个“政治家”共同掌握，正和整个家庭不能容许两个主妇共同主持一样。

六月十六日过去了，十九日神宗召见居正。这时是反刻，比平常的早朝稍微迟一点儿。神宗吩咐居正跪到宝座面前，他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只在内阁调理，不必给假。”

居正叩头，承认在阁调理，神宗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

在神宗提起穆宗对于居正的言论，称为忠臣之后，居正感激涕零，不能仰视，俯伏奏称：“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才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唯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

“先生说的是。”神宗说。

“今天气盛暑，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圣躬，茂膺万福。”居正说。

“知道了。”神宗又说，“与先生酒饭吃。” ^［22］

居正在召见以后著《谢召见疏》，历称：“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今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这一次的召见是居正为首辅以后的第一次召见。他发表大政方针，只说“遵守成宪”。这是居正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宋神宗的时候，安石充满了一头脑的理想，他要改革，要创制；但是明神宗的时候，居正只是充满了一头脑的“成宪”，他只要循名，要核实。安石是理想的政治家，而居正是现实的政治家。居正所称的祖宗旧制，便是太祖的旧制，一年以前，他为会试主考的时候曾经说过：

夫高皇帝之始为法也，律令三易而后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时名臣英佐，相与持筹而算之。其利害审矣！后虽有智巧，莫能逾之矣！且以高皇帝之圣哲，犹俯循庸众之所为，乃以今之庸众，而欲易圣哲之所建，岂不悖乎？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下流壅则上溢，上源窒则下枯：决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令之为法壅者，其病有四：恳请颂言而毋讳，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严，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奋，常卒乎怠。今固已愈美，干蛊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为毋扰耳。一令下，曰：“何烦苛也？”一事兴，曰：“何操切也？”相与务为无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啸画诺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难乎？此病在积习者一也。天下之势，上常重而下常轻，则运之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势之所阻，常在于众强。下挟其众而威乎上，上恐见议而畏乎下，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此病在纪纲者二也。夫“多指乱视，多言乱听”，言贵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术。此病在议论者三也。夫屡省考成也，所以兴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实，作于始，必考其终，则人无隐衷而事可底绩。令一制之立，若曰“著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闸停罢；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内矣”，而畿辅之内，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归，而赏罚莫必其后。此病在名实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决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虽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 ^［23］

以上所说的是制度方面。在人才方面，居正曾说过：“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这一点显示出居正的精明。高拱掌握政权的时候，异己的人一概排斥，这是高拱的偏私，以后高拱得到揽权擅政的恶名，未始不由于此。居正从这方面得到教训，绝不重蹈覆辙，这是一。其次高拱是一个干练的吏部尚书，他所提拔的人都是当时的人才。隆庆三年的冬天，内阁决定进攻广西古田“叛”僮的时候，高拱用殷正茂为广西巡抚。正茂有才，但贪污是免不了的。高拱说：“给他一百万，正茂也许吞没一半，但是只有正茂会把事情办好。”后来正茂果然“平定”古田。隆庆五年辽东巡抚李秋去职，高拱主张任用张学颜。旁人不以为然，高拱说：“张学颜的才具，大家不知道，遇到盘根，自然会认识利器。”正在说着，吏部侍郎魏学曾来了，高拱向他要辽东巡抚。学曾思索很久以后，答复道：“张学颜去得。”高拱得到这个印证，随即提出学颜，后来在辽东也有极好的成绩。不用高拱赏识的人才，那才糊涂，这不是居正做的。居正曾经说过：

孤虽不肖，其于人之贤否，略窥一斑，内不敢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自当事以来，鉴前人之失，首陈皇权之论，以开悟上心，消弥偏党。 ^［24］

最有趣的是张佳胤。佳胤是当时有名的才子，也是有名的能臣。但是他和高拱的关系太深，又因为在应天巡抚任内，办事棘手，他有些消极，居正接连去过两次信：

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且仆于前宰 ^［25］素厚，顷者不恤百口，为之昭雪，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蔡人即吾人”，况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 ^［26］

惟公俊才厚蓄，又富于春秋，不以此时取旗常，勒钟鼎，乃顾恋庭闱，忘“在公”之义，非所望也。兹属休明之会，方将招遗佚于轴，宁肯纵鸾鹤于云林？大疏已属部复，而雅志必不得遂。愿勉奉简书，以徇国事。 ^［27］

但是居正对于高拱的爪牙，绝然不能容忍，他和汪道昆说：“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28］

高拱去了，政治中枢当然重有一番布置。要求干练如高拱的吏部尚书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有一个最负重望的大臣，这是管兵部尚书事的杨博。杨博自嘉靖三十四年以来，三任兵部尚书，嘉靖四十五年，调任吏部尚书，隆庆五年复以吏部尚书起用，在资望方面没有比杨博再高的了，因此提出杨博仍还吏部尚书。居正曾说过：

今上登极，首命公还秉铨衡，余受先帝遗托，方欲与公同心戮力，共佐休明。 ^［29］

居正又说到杨博历佐三朝，以及自己和杨博始终相与的关系：

桓桓世庙，经武纬文，公媚天子，耆定策勋。穆穆庄皇 ^［30］，垂衣拱手，公佐太平，声色不有。迨于今皇，两作继明，询兹黄发，还公宰衡。我求一德，惟公是与，不吊昊天，夺我心侣。有谋孰谘，有难孰夷，山颓木坏，怆矣其悲。 ^［31］

杨博被调回吏部，遗下兵部尚书，照高拱定下的原则，应由总督继任。当时的口号是“国防第一，北边第一”。北边三位总督：前任蓟辽总督谭纶，现任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前任三边总督王之诰，都有重望。杨博和居正商定，起谭纶为兵部尚书。居正给崇古去信说：

昨本兵虚席，公论成归公与西石， ^［32］乃太宰 ^［33］谓渠复铨之始，嫌子首用其亲，且贡市方殷，犹借重望以镇之，计非久当别有简命也。 ^［34］

正在布置当中，高仪死了，内阁只剩居正一人。问题又到了他面前，应当补怎样一个人呢？不知明朝政体的人也许以为既是杨博的资望最好，当然应补杨博。但是，事实不是如此的。明朝的中枢是二元制：吏部尚书的地位本来在内阁大学士以上，即使到了内阁权重以后，吏部尚书终于不曾落到内阁以下。当时的故事，吏部尚书在路上遇到大学士，照例不避道，便是有力的证据。 ^［35］孝宗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的声望始终不受内阁的压制，更是实例。还有，由吏部尚书入阁的不是没有，但这是特旨。在推举的时候，通常是礼部尚书、吏部侍郎，或是翰林学士。因此，神宗吩咐居正推举阁员的时候，居正不能推举吏部尚书杨博， ^［36］只能推举礼部尚书吕调阳。其实居正的经验多了，他知道内阁里除了自己，只需要一位忠厚老实、和衷共济的长者，并不需要一位雄才大略、气度恢弘的重臣。这是居正的私心，但是这是隆庆年间内阁混斗的经验。为国求贤，固然是对的，但是为内阁谋安定，也何尝不是为国家？居正对于调阳在辛丑会试主考的时候已经认识了，现在正准备和他长期合作。万历七年调阳死后，居正曾说过：

余与公同政府，知公深。公为人，外温而心辨，中毅而貌和，于事呐呐不轻为可否，于人恂恂不苟为异同；尝曰：“大臣协心体国，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羯羠其间？无论彼己懻忮，即贤者各是所见，政本之地，龂龂而争，如国体何？世儒嘐嘐，猥小曹参而卑丙吉，然则，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与公共事者六年，内奉冲圣，勤缉熙，外赞密勿，定计划，莫逆于心，莫违于口，六年如一日也。 ^［37］

吕调阳入阁，递遗礼部尚书，居正便起用陆树声。树声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嘉靖中，屡掌南京翰林院，南京国子祭酒，后来召为吏部右侍郎，称病不拜。隆庆中，再起故宫，仍不就。这是一位声望隆重的大臣，现在居然来了，居正用后辈进见先辈之礼待遇他。

七月间户部尚书张守直、刑部尚书马自强致仕。守直在封贡的一件事，意见和居正不一致，自强也有些不满意，他们去了，居正便补进王国光、王之浩。王国光原来以户部尚书，总督仓场，现在调回管部，后来在任内完成《万历会计录》，是一部有关国计的著作。王之诰是居正的亲家 ^［38］，但是之浩在隆庆三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进南京兵部尚书，资望久已够了，而且卓然自守，并不附和居正，因此更得一般的推重。

诸人以外，工部尚书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朱衡在河工方面的成绩和守礼的操守都在当时物望所归。明朝的内阁当然不是现代的内阁，对于阁中同僚和六部首长以及都察院的人选，首辅没有进退的大权，但是居正对于人选的布置确曾费了一番苦心，而且也确曾达到自己的主张。后来他曾经自负地说：

《书》曰：“无侮老成人，皤皤良士，膂力既愆，我尚多有之。”宓子贱治单父，孔子使人觇之，见与老者二十余人议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齐能办单父矣。”今以幼主当阳，而朝多长者，岂非盛事乎？ ^［39］

大政方针既经发表，中枢人选也分别确定，居正准备负起国家的重任。从隆庆六年六月起，到神宗万历十年六月为止，这整整十年当中，他逐渐完成他的政治理想。在他掌握政权的期间，除了当前的政治问题以外，他还得应付三个重要的人物：第一，皇贵妃——后来的慈圣皇太后；第二，冯保；第三，神宗。这三个都是他的主人，三个人各有自己的立场，因此在应付方面不时地发生困难，幸亏居正有他的政治天才，总算安稳度过了，但是毕竟因为没有应付完全得当，在他身后发生意外的波折。

皇贵妃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居正还记得穆宗病重，冯保宣读遗嘱的时候，皇妃在帷中的口谕：“江山社稷要紧，先生每要尽忠为国。” ^［40］这是一个有决断的呼声。神宗即位以后，不久召居正至平台面谕：“皇后是朕嫡母，皇贵妃是朕生母，尊号上先生可多加几字。”

问题立刻被提出了，皇后当然被尊为皇太后，但是皇贵妃也要称皇太后！这个还不要紧，以往还可以对一位皇太后加上尊号，以示分别，但是现在办不到了。居正疏称：

仰稽我祖宗旧典，惟天顺八年宪宗皇帝尊嫡母为慈懿皇太后，生母是贵妃为皇太后，则与今日事体，正为相同，但于嫡母特加二字，而于生母止称皇太后，则尊尊亲亲之别也。然今恩德之隆，既为无间，则尊崇之礼，岂宜有殊？且臣居正恭奉面谕，欲兼隆重其礼，各官仰体考思，亦皆乐为将顺。今拟两宫尊号，于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并示尊崇，庶于祖制无愆，而于圣心亦慰。 ^［41］

就这样决定了，皇后陈氏尊称仁圣皇太后，皇贵妃李氏尊称慈圣皇太后，一切都透露了居正迁就事实的心理。居正是一个干练的政治人才，但他在政治方面所受的训练还是世宗嘉靖年间的训练，对于皇室永远是那样诚惶诚恐，有时竟不免有些阿谀附和。万历元年翰林院产生白燕，居正把它和内阁所开并蒂莲花一并进献，神宗随即下一道手谕：

白燕、莲花俱进献圣母，甚是喜悦，却独产翰林院中，先开于密勿之地，上天正假此以见先生为社稷祥瑞，花中君子。朕赖先生启沃，固不敢颠纵，何德之有！ ^［42］

《明史·余懋学传》 ^［43］称居正进《白燕颂》《白莲颂》。《白莲颂》不可考，《白燕颂》大致即是《白燕曲》：

白燕飞，两两玉交辉，生商传帝命，送喜傍慈闱。有时红药阶前过，带得清香拂绣帏。 ^［44］

这是一篇贡慈圣太后的诗句，诗集中如《恭颂母德诗》：

猗欤我圣母，世德宜重光，扶天致升平，毓圣纂灵昌，履盛弥勤恪，秉礼日矜庄。内庭政无哗，外家恩有常，明达信如此，马邓岂足望？ ^［45］

如《皇上祝圣母诗》：

女中颂德称尧舜，膝下承欢有帝王。 ^［46］

文集中如《神母授图万年永赖颂》 ^［47］《圣母图赞》 ^［48］都是同样的作品。居正受的训练太久了，他自己无法摆脱这个形态，然而也正凭着这种训练博得了慈圣太后的好感。

冯保是司礼掌印太监，在内廷他只是一个奴才，但是正因为掌握章奏的大权，他也成为居正的主人。冯保的大权全靠慈圣太后，所以居正更不能不结好太后，借此减轻冯保的压迫。李太后要做功德，建涿州二桥，冯保主持，居正便写一篇《敕建涿州二桥碑文》；李太后建承恩寺、海会寺、东岳庙、慈寿寺、万寿寺，又是冯保主持，居正又是每一处来一篇碑文 ^［49］。他甚至说：“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阴诩皇度，而我圣母慈光所烛，无远弗被，其功德广大，虽尽恒河沙数，不足以喻其万分也。” ^［50］

居正不是不晓得这是胡诳，但是他只有胡诳。隆庆初年，江西龙虎山张真人的道号被革去了；万历五年张国祥入京，通过冯保走通李太后的路线，复封张真人，居正无可奈何，只说：“张真人事，委为过举，初时发自慈闱，不榖未敢骤谏。” ^［51］

居正对李太后是将顺，对冯保是敷衍。正因为在太后方面，居正也得到信任，所以在居正当国的十年之中，内阁和司礼监没有任何冲突。冯保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在北郊郊祭的时候，甚至传呼直人，北面拈香 ^［52］。在当时委实有些骇人听闻，但是居正不管，只要冯保不干政，他就满足了，他曾说：

主上虽在冲年，天挺睿哲，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此公在北时所亲见也。仆虽不肖，而入养君德，出理庶务，咸独秉虚公以运之，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此亦公在北时所亲见也。 ^［53］

在大体上把握住了，居正在其他方面都可以迁就。冯保引用锦衣指挥们知徐爵入宫，代阅章奏，拟诏旨；居正吩咐仆人游七和徐爵结为兄弟，以资联络，徐爵、游七后来都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冯保要在故乡深州建坊，居正甚至吩咐保定巡抚孙丕扬代建。冯保自建生扩，居正便有一篇《冯公寿藏记》，称为仁智忠远。在记中他又说：

语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视古巷伯之伦何让焉？诚由此永肩一心，始终弗替，虽与霄壤俱存可也，又奚俟于寿藏而后永乎？ ^［54］

这里在推许以外，便有一层期望。他期望冯保继续努力，永保令名。居正身后，他的儿子懋修收集居正遗著的时候说起：

懋修谨案先父之与冯司礼处也，亦官府相关，不得不然，谢世之后，言者用为罪端。今观其于豫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贿结者。……可见先父当主少之时，于左右侍近，其调处之术，可谓深矣。不然，以先父之严毅，使左右不服其调处，亦将来之何哉！苦心国事者，自当有推谅其衷者矣。

居正当国的时候，他要应付三个重要的人物——李太后、冯保、神宗。从表面上来看，当然是十岁的神宗最容易应付了，但事实上这是最大的困难。居正身后发生种种波折，完全因为这一方面的失败。

神宗这时只有十岁，无论高拱当时在内阁里是怎样说的，“十岁太子”毕竟只是“十岁孩子”。但是神宗年龄虽小，已经开始明了政治。他知道他是主人，然而他也知道在他没有支配实际政治的时候，他还得受人支配，甚至对于他的支配者，还得博取应有的好感。在当国的十年之中，居正是首辅，是独裁者，是皇帝的师傅，实际上他是神宗的支配者；神宗当然时时感到博取居正好感的必要，但同时他也知道他是居正的主人。他对于自己的地位正感到一种不平，他甚至要企图报复，所以他对居正的好感，因为自卑心理的缺陷，日后突变为对居正的恶感。居正是一个精明不过的人，但是正因为神宗年纪太小，一切都被瞒过了。假如历史的重演可信，我们不妨说居正和明神宗的关系很有一些与霍光和汉宣帝的关系类似，但是正因为重演不会是完全的重演，所以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同。

穆宗和他的父亲世宗全不一样，但是神宗和他的祖父便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是所谓“隔代遗传”。世宗十六岁即位，享国四十五年，神宗十岁即位，享国四十八年；世宗是一个全权的统治者，神宗亲政以后也是如此；世宗自嘉靖二十年以后不亲朝政，神宗中年以后也是怠于国政。在这些方面，神宗正和他的祖父一样，然而他也是李太后的儿子。他从母亲那里所得的是谨慎小心，是胆怯，是恭顺，但是在政权到手的时候，他便知道怎样运用。他一步不肯退让，甚至因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可以打破惯例，给对方以不必要的难堪。母亲不是曾领着自己，在清晨的甬道上，走到嫡母皇后那里去请安吗？但是现在母亲和嫡母还不是同样的皇太后？这小小的心灵正在遗传的本能以外，又加上一些习得的经验。

李太后对神宗而言正是一个最能干、最负责任的母亲。穆宗逝世以后，皇上所住的乾清宫照理只能由皇帝住了。仁圣太后本来是住在别宫的，现在退居慈庆宫；但是慈圣太后因为神宗年幼的关系，仍旧陪着儿子住在乾清宫，直到神宗大婚为止。平时她督责儿子读书，在书没有读熟的时候，便罚在地上长跪。皇帝跪在地上，还像什么皇帝，但这是太后的懿旨，所以他还是跪下了。在讲官们讲书以后，神宗回到宫中，李太后又得下令复讲，当然还得复讲。三、六、九这几天是早朝的日期，天亮还远得很呢，一听到五更“柝、柝”的声音，李太后自己来了，把十岁的孩子从睡梦蒙眬中喊起，宫娥给洗过脸以后，便得赶紧坐上肩舆上朝。做皇帝真不是一份好差使，但是神宗也明白，“谁敢违背母亲的意旨呢”？

居正在神宗即位以后随即请御日讲，他和吕调阳疏称：

臣等谬以菲陋，职叨辅弼，伏思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乃当今第一要务。臣居正又亲受先帝顾托，追惟凭几之言，亦惓惓以讲学亲贤为嘱，用敢冒昧上请。今一应大典礼，俱已次第修举，时值秋凉，简编可亲。 ^［55］

明代皇帝的教育一种是经筵，一种是日讲。经筵是最隆重的，在每月逢二的日期举行。照例盛暑和严寒的时候都停止经筵来说，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放寒假、暑假。举行经筵的时候，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国子监祭酒进讲经史。一切典礼都很隆重，不过皇帝不御经筵，自动放假的事，不是没有，但是神宗的最初十年谈不到自动放假。由万历元年规定以后，每年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题请。简单说，就是上学期九讲，下学期九讲，都有固定的日期。

神宗的经筵虽自万历元年二月起，但是隆庆六年八月间，日讲就开始了。日讲在文华殿举行，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开始日讲的功课，居正给神宗规定如次：

一、伏睹皇上在东宫讲读，《大学》至传之五章，《尚书》至《尧典》之终篇。今各于每日接续讲读，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即进讲毕，各退。

二、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和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咨问，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开，国家政务，久之自然练熟。

三、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56］

四、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五、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六、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七、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八、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 ^［57］

这是神宗的课程表，后来《通鉴节要》讲完，续讲《贞观政要》。

神宗这时还不足十岁，但是居然担负这样繁重的课程。他对张居正真是十分亲近和尊崇。在这一年，居正曾经屡次说到神宗和自己的关系：

所幸主上年虽幼冲，聪睿异常，又纯心见任，既专且笃，即成王之于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愧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觉穆清，自今而往，惟当益积悃诚，恒存兢业，恪循轨辙，按辔徐行耳。 ^［58］幸主上虽在冲年，已具大有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讲读，困而商榷政事，从容造膝，动息必咨，仆亦得以罄竭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信。 ^［59］

近来朝政愈觉清泰，宫闱之内，蔼然如春，肃然如冬。主上锐意学问，隆寒不辍，造膝谘访，史不弹书。 ^［60］

隆庆六年十二月，居正进《历代帝鉴图说》，自称：

张居正——大政变

帝鉴图说

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小皇帝万历阅读的教科书，由小故事加插图的形式构成，分上册“圣哲芳规”和下册“狂愚覆辙”。

谨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后录传记本文，而为之直解，附于其后，分为二册，以辨淑慝。 ^［61］

这是一种绘图立说的故事书，对不满十岁的皇帝来说，不能不认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著作。神宗在文华殿看到居正捧着这两册故事书，快活得站起来，忙教左右把《图说》翻开，居正从旁指点讲解。一次讲到汉文帝劳军细柳的故事，居正说：“皇上应当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神宗听到，只是一连地称“是”。居正把自己整饬武备、抵御外侮的主张完全提出。

还有一次关于居正进讲的事情，在万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年神宗十四岁。神宗早些时在习字的时候，进讲官写好太祖的《大宝箴》作为影格，居正看见便说：“这一篇文章和君德治道都很关切。皇上不仅是摹写，还要能背诵；不仅是背诵，还要能讲解。”

随后居正进《大宝箴注解》一篇。二十九日神宗在文华殿召居正到御座面前，自己站起来，高高地举起《大宝箴》交给居正。居正站着，神宗把全文高声背诵一遍。背诵以后，居正再行讲解，关于《大宝箴》引用的故事，神宗全明白。最后讲到“纵心乎湛然之域”一句，“这不过说人应当虚心处事。”神宗说。

居正拱起两手称贺说：“正是‘虚心’两字可以解释这一条的意义。人心所以不虚的缘故，全是因为私意的混杂。水是最清的，混了泥沙以后，水便不清；镜是最明的，蒙上灰尘以后，镜便不明。皇上只要涵养此心，除去私欲，和明镜、止水一样，自然好恶刑赏，无不公平，万事都办好了。” ^［62］

居正对神宗正和一位尊严的小学教师一样，利用一切的机会，要把自己的学生领上理想的境界。他看到小学生正在一步步地跟着自己迈进，心里感觉到无限的喜悦。然而，他忘去学生只是一个人，是人便有人的无限的光景，同样也有人的必然的缺陷。何况神宗是世宗的孙子，是穆宗和李太后的儿子，在他的血管里，正动荡着倨傲、颓废和那委屈迁就、伺机图逞的血液！

神宗在讲官们的教导中逐日成长了，但是小学教师只看到一个驯伏听话的学生。一次神宗朗诵《论语》的时候，失于检点地竟把“色勃如也’读作“色背如也”。在旁站着的居正厉声说：“应当读作‘勃’字。”这一下神宗真有些“勃如”，但是居正没有看到。

性质倔强的人遇到压迫的时候常会感到非常的烦闷，成人如此，小孩子也如此。有时小孩子受到父母和师长的压迫以后，便对弟妹发作一番；再不然，看到小狗、小猫，也得踢一脚，这是方向的移转，发作还是发作。神宗对居正真是恭敬万分，慈圣太后要他这样，他能不恭敬吗？还有司礼监冯保呢！这是管理宫内一切事务的人，慈圣太后都听他的话，自己更得听话了，神宗称他“大伴”，连名字都不便提，正和只称居正为“先生”一样。小小的心灵对于“大伴”已是非常得悚敬，何况在文华殿的时候，连“大伴”也肃然地站在那里，自己能不用心听话吗？居正讲到国家大事，“大伴”又那样耳提面命地道：“‘先生’是先帝托孤的忠臣，‘先生’说的话，皇上要得仔细听啊！”于是居正面上又蒙上一重特有的庄严，神宗被驯服得和小羊一样。

但是，神宗常时感到异常得烦闷。十岁的时候，慈庆宫后房被毁了，御史胡涍疏请放归后宫宫人，内称“唐高不君，则天为虐”。神宗大怒，要他明白回奏，经过居正再三解释，胡涍还得到斥逐为民，永不叙用的处分。十二岁的时候，内监张进醉酒放肆，言官交章弹劾，神宗勃然大怒，认为言臣干涉宫内琐事，完全是欺蔑皇上 ^［63］。十四岁的时候，看到奏疏中提到江洋大盗“缚王劫印”一句，神宗震怒非常，认为抚按处罚太轻。居正说：“盖主上恒以冲年，恶人之欺己，故以失事为可，而以隐匿为深罪也。” ^［64］居正看到神宗因为自己年幼常时痛恨诸人之相欺，但是居正没有预料到这和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痛恨居正是有同样的心理根据。

经过隆庆六年的政变，居正所得的是国家的重任，同时他还得应付慈圣太后、冯保和神宗这三位不能轻易应付的主人。

注释

［1］敬修《文忠公行实》。《明史》不载穆宗病状。

［2］奏疏五《进世宗御笔疏》。

［3］《明史》卷七十二。

［4］《明史》卷三○五《冯保传》。

［5］传称穆宗“甫崩”。

［6］《明史》卷二一五《陈吾德传》附。

［7］《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传》。

［8］世宗。

［9］文集九《司礼监太监冯公豫作寿藏记》。

［10］《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及《张居正传》皆不载。

［11］《文忠公行实》记扶持还宫以后，即言“坐稍定，先帝召太师榻前，执太师手，嘱托甚至”。

［12］《明史·高拱传》。

［13］武后光宅元年，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

［14］书牍三《答宗伯高南宇》。

［15］书牍四《答宗伯潘水帘》，居正有《义命说》，见文集六。

［16］《明史·高拱传》称，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冯保传》称保与居正定谋逐拱。

［17］《明史纪事本末》言“促居正至”，《明史·高拱传》言“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似居正是日曾至会极门。以周圣楷《张居正传》考之，则言居正卜视陵寝，“比归而拱已去位矣”，又似居正是日尚在大峪岭未回。周《传》做于崇祯间，应可信。再考居正奏疏二《谢召见疏》则言“祇役山陵回还，中署致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闻中使传奉圣旨，宣召臣人”，是十六日居正实已还京，尚在假中。

［18］《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原文。

［19］《明史纪事本末》。

［20］《明史·高拱传》。

［21］书牍四《答王鉴川》。

［22］奏疏二《谢召见疏》，对话用原文。

［23］文集三《辛未会试程策》二。

［24］书牍十一《答南列卿陈我度》。

［25］前宰指高拱。

［26］书牍五《答总宪张崌崃言公用舍》。

［27］书牍五《答总宪张崌崃》。

［28］书牍五《答汪司马南溟》。

［29］文集五《襄毅杨公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