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的大宋和仇富的四邻

过去，有句大家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就是：落后了就要挨打。可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宋王朝，却为啥也总是挨别人打呢？而且总是割地赔款装孙子，三百年也没翻过身来。经常欺负它的辽、金、西夏和蒙古人，经济上根本没法跟它比。比如，当时与北宋对峙的辽国，在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还处于原始社会，主要靠游牧和渔猎生存。只是到了唐末，中原地区战火不断，汉族人民为了避战乱，逃亡到契丹境内，才教会了当地人种地，促进了契丹的社会经济进步。五代初，契丹贵族阿保机虽然统一了契丹八部，但也不过刚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

女真人——也就是金人，在北宋末年的公元1115年，才建立统一的政权，十年后神速地灭掉了辽国，两年后又灭掉了北宋。虽然金代全盛时疆域很大，把淮河以北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全国人口也达到了七千万，但它的社会经济制度仍很落后，不过是奴隶制后期。

还有党项族，也就是羌人，在唐代以前，也是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过着游牧和渔猎的生活。他们最初是在青海和四川西北部一带活动，由于受吐蕃贵族的挤压，唐初时开始沿黄河向北转移，也就在这时候，他们才开始建立了私有制，向奴隶制过渡。北宋初年，党项族来到河西走廊地区，到1032年李元昊才建立了历史上称为西夏的封建政权，但经济上仍很落后。

至于蒙古人，在公元12世纪初，也就是北宋末年，还处于原始社会。慢慢地，生活在大漠南北的蒙古人学会了简单的冶炼业和其他手工业，有的还学会了农耕生产，但仍以游牧为主。

可以说，无论是辽、金还是西夏、蒙古，在军事实力、农业耕作、商业外贸以及手工艺技术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大宋王朝，无论是经济增长量，还是经济总量都无法跟大宋相比。

说起来，大宋王朝跟一般的封建王朝不大一样。一般的王朝都要经历建国初期漫长的时间，经济才能恢复发展，可北宋建国不久，经济就出现了高速发展。由于天下安定，北宋农民开辟了大量新农田，到宋真宗时，全国开垦荒地就已达五百二十四多万顷。这个数字还是按田赋交纳的数量推算出来的，如果再加上高官权贵为逃税隐瞒的田地，恐怕还不止这些。同时宋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进，如河南的踏犁、湖北的秧马发明后，都较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此外北宋还颁布了《栽种法》等法律，推广新作物，甚至还把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分发给长江和淮河流域的农民去种植，亩产量自然就有了很大提高。

另外宋代茶树的种植也有了很大发展，当时在江南、福建、荆湖诸路都有许多州郡以产茶著名。这些地方上缴北宋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共为一亿四千五百万斤。淮南茶场则是官办，不包括在上面数字之内，所有这些东西或用于内需或用于出口，都给王朝带来了很大的财政收入。

宋代的手工业比如矿业、制瓷、纺织、造船和造纸业也都很发达。在采矿业中最兴旺的是煤炭开采：那时候河南的鹤壁、江西的丰城和萍乡都有煤炭被开采，有的地方现在还有宋代的煤矿遗存。当时北宋京城及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已开始使用煤炭来取暖做饭，可见当时汴梁百姓的生活已达到了相当水平。您说什么？暖气集中供热？这大概还没有，就是当时的皇室家族也没用过呀！不过这您也甭担心，人家是真龙天子啊，您见过老百姓中煤气的，您见过真龙天子被熏死的吗？您要真考证出哪代皇上是被煤气熏死的，瑞典那边肯定会专为您颁发个诺贝尔历史学奖或是化学奖。

说到铁的开采，在宋代也比较发达。那时的铁矿既有由私人开发的，也有在政府监督下经营的。政府经营的铁矿，主要是以流亡的农民和服劳役的“罪犯”为劳力，不过那时候有没有黑砖窑、黑铁矿就不知道了。前面说过，有些农民失去土地之后，无法在自己的家园上生存，不得不四处逃亡。宋仁宗时代，商州的一个铸铁监，就收留了这样的罪犯和流民两千多。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宋代冶铁业的发达。

宋代的纺织业以丝织业最为发达，而丝织业又以四川地区水平最高。宋代的丝织品种类很多，单是锦就有十几种。比如蜀锦和河北定州的缂丝，工艺上都非常精美。宋代已出现了独立的丝织作坊，称为机户。机户们“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大大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其实不仅是个体的机户，国有的丝织工场也很发达。比如北宋初年，宋太祖把平定后蜀抢来的二百多名高技能丝织业蓝领，都安置在了京城汴梁，并因此设立了绫锦院。这绫锦院其实就是丝织场，而且是几百人的规模。可见，那时不论是内需还是外贸，对锦缎的需求都很大！

至于瓷器业，在北宋时期无论是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制造瓷器的私窑和官窑都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官窑在今天的河南开封，钧窑在河南禹县，汝窑在河南临汝，定窑在河北曲阳，哥窑在浙江龙泉。这五大名窑的产品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假如您真有一件的话，估计卖了能换栋别墅。著名的江西景德镇，原名昌南镇。景德，是宋真宗的年号，其间朝廷曾派人在这里建造瓷器，瓷器制成一般都写上“景德年制造”，于是也有了景德镇的名字，现在它已是江西的一个地级市。

宋代还有很多的造船场，分别散落在浙江、湖南、江西、陕西各地。宋太宗时，不少船场已有年造船三千艘的能力，而且造船技术很高，船的体积也很大。当时在内河航行中已出现万石（担）船，有三间屋子这么大，载重量有六百六十吨。神宗和徽宗时，都曾建造大船出使高丽，几艘大船载重量都超过了一千吨。海船在航行中，都备有指南针和其他先进的航海设施。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宋代的造纸业也非常发达，当时的四川、安徽、浙江都是著名的造纸原料产地，纸的品类更是不少。造纸业发展了，与它密切相关的雕版印刷技术也发展得更快。前面说过，由于到北宋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官府和民间刻书成风，书籍大量印行。当时的都城开封、浙江杭州、四川眉山、福建建阳等都是印刷业发达的地方。

各项事业的发展，促使北宋都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人口已达百万以上。当时汴京店铺大概有六千多家，仅高级酒楼就有七十二家，称为正店；还有众多的小饮食店，称为“脚店”。当铺也是随处可见，金银彩帛交易场所更是“屋宇雄壮，门面广阔”。在著名的相国寺内，每月开放五次市集。珍禽异兽，家用什物，书画文具，服装刺绣以及土产香料等交易非常兴盛。当时的京城汴京和南宋都城杭州还出现了夜市，至于有没有供官员和有钱人娱乐的夜生活场所，就不大清楚了。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由北宋国家画院画师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京城汴河两岸的商业繁荣景象。画中有五百多个人物正在进行商贸活动，它可以说是了解12世纪中国城市经济生活的重要形象资料。

另外当时杭州、扬州、洛阳、成都也都发展成了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当时大都市的商人，还按照不同的行业组成了商会，政府通过商会对商人的经贸活动进行控制。前面说过，北宋的不少官吏通过暗中出资经商，比如宰相赵普和他的下属，就是通过商会来遥控京城的商业活动。

另据专家考证和推断，北宋时期还出现了七八千个镇集；南宋的疆域虽然小了，也有六七千个。什么叫镇集？镇就是乡镇的镇，集就是集市的集，说白了就是农贸市场。它说明，两宋时期大量的农副产品已进入市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了相当水平，因此北宋政府征收的商税比之唐代增加了很多：在第二代皇帝太宗时总额是每年四百万贯；到第四代仁宗时立刻翻了两番，增加到了一千二百万贯。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北宋政府每年所铸的钱币数量比唐代增加了二十倍，皇帝每改一次年号就铸一种钱，宋钱的品种多得难以统计。到宋代第三个皇帝时，四川地区的几家豪富之家发行了一种叫做“交子”的纸币。交子不但可以兑钱，还可以流通。交子是我国最早使用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来因为发行人破产，政府就在成都设置专局，开始由官方负责印刷发行。此后发行的纸币数量越来越大，于是北宋政府又在开封设置了“交子务”，负责全国的纸币发行。纸币的发明，不仅是货币发展的一大进步，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

说起来，宋代印刷纸币的技术主要有三个关键点：一是模版，起初是用木版，后来改用了铜版。模版除了文字外，还有“隐秘图号”，有点像今天的水印；“隐秘图号”有“屋木人物”图案等。二是印刷，有用同一颜色印造的，也有套色的。套色主要采用朱、墨两色，还有官印和花押，也就是行草体的签字。三是印刷纸张具有了特殊制造工艺。在当时的条件下，制造货币纸张的难度，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制造铜钱。而当时四川印刷的楮树纸防伪功能最好，其中成都的楮树纸还进行了特殊的工艺。这种纸暗纹丰富，被称为水纹纸或帘纸，具有很好的防伪功能。那时候要是拿这项技术去外国交流，绝对会把他们吓傻了，因为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纸币是啥玩意儿呢！

嘉定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223年，宋宁宗赵扩接到一位官员的奏章称：“年来伪楮日甚”，宁宗对此感到很忧虑。

宁宗为啥忧虑呢？因为，宋代发行的纸币无论是交子，还是钱引、会子，均实行分届发行，定期回收。每两年一届，后来改为四年一届，甚至八年一届。这位官员在奏章中详细写道：“一届纸币发行以后，‘耗于水火，耗于破损’，再加上其他原因，逾期没有兑换的，数量理应大量减少，然而到了纸币兑换的时候‘其数常溢，则伪楮之多可知也’。”南宋初期，川陕宣抚使张浚曾破获一起伪造货币的团伙案，逮捕了案犯五十人，缴获钱引三十万贯。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甚至具体记载：盘踞在宋金交界的李全割据政权，按“朝廷样式造楮券，全从之，所造不胜计，持过江南市场，人莫能辨别，其用顿饶，而江南之楮益贱”。因为李全伪造的纸币太多，而且能以假乱真，使得江南的货币大幅度贬值，严重搅乱了南宋的经济秩序。

纸币的大量印发，说明宋代的经济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光如此，两宋还出现了繁荣的对外贸易，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明州（今天的浙江宁波）和密州（今天的山东诸城县）等地，都设立了市舶司，也就是海关，专门检查进出口船舶，管理对外贸易并征收商税。北宋初年，国家从海舶抽取的税款每年高达五十万贯，后来又上升到了二百万贯。

这就是说，宋代已非常接近现代的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难怪英国人汤因比表示，如果时空隧道修通，他一定要往大宋王朝走一回。经济发展，国库充盈，辽、金、西夏和蒙古等地方政权，根本无法与高度发达的宋王朝相比。

在政治上，皇帝的命令要宰相复述，军队则要服从文官政府制度的领导，这已很接近一些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当时还有个名词叫“内降”，也就是说皇帝的手诏必须经过宰相、吏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复述审批，才能生效。据说，北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后宫嫔妃已长时间没涨工资了，于是就频频向皇上打报告。可赵祯总是推脱说，没有文件依据，大臣们不会同意。嫔妃们听了都说，您这话谁信呀，皇上的话就是文件，谁敢不听？于是就喊着闹着要讨封。赵祯被吵得没法了，就命人拿来纸笔写了张条子，可当她们拿着这御批条子到皇宫财务部门时，却吃了闭门羹。嫔妃们一气之下，就把形同废纸的圣旨给撕了。“封还内降”当然是在皇上默许的情况下进行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朝政在不受非常干扰的轨道上运行。综观大宋三百年，“封还内降”未必都执行得那么好，但是作为一种比较公正、公平的政治制度建设，在一千年前就出现了，这是十分难得的。前面说过，正是在这种自我权利约束与制度安排下，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里，政治清明，经济科技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六家都活跃在这个时代。活字印刷、火药和罗盘也都在仁宗一朝得以实际应用。这不能不说跟仁宗的自我约束和相应的制度建设密切相关。

但制度先进、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大宋王朝，却为啥始终如一地受人欺负，老打败仗呢？据史料记载：“北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唯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胜率只有八十比一，而且是历经三百年，不管换了任何对手，都保持了绝对高的失败率。那记录跟眼下的中国足球队倒是可以PK一下。这可绝对不是买彩票手气不好，因此，探究其原因也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一般来说，一个政权在建政之初，总会有一个阶段，在军事上能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来，更何况后周的军事实力本来就在五代各国之上。北宋又是从前朝和平转型而来，它的战略武库和军事家底基本都被继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当时后周与外敌的交战胜率，甚至高于北方的辽人，北宋统治者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心理优势，来壮大自己的军威，可它为啥一下子就整到了一触即溃、屡战屡败的地步呢？想来首要原因，就是佑文制度的建立和对军人地位的严重贬损所致。

军人地位被严重贬损，军事实力自然就会被削弱。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战场上的骄子，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战斗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方面，而这也正是两宋军队的软肋。

要建立强大的骑兵团队，就得养马。在中国古代，能够养马的地方大致有两个，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而在宋代建国时，这两片地区早已被游牧民族所占领，朝廷必须首先夺回它们才能在那里放牧养马，可没有足够的战马又不可能去占领这些地区，因此朝廷一直很纠结。比如宋代建国之初，今天的甘肃、陕西一带的天然牧场就被西夏所占领，余下的生态环境也已被严重破坏，无法放牧；在内地养马又会与农业争地；而在长江流域根本无法养出优良的军马来，所有这些因素，都无法让宋军建立起强大的骑兵团队来。所以，宋代的军队只擅守城，而不擅野战，这样，繁华的都市和先进的工场作坊反成了大宋军队的战争负担，一打起仗来自然就舍不得打破坛坛罐罐，这也就成了宋军长期打败仗的重要原因。

说到北宋商税的连年增多，它既反映了商业的发展，也说明宋王朝的行政支出有多么庞大。前面我们说过，高薪没有养廉、高行政支出也没有保证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打南方时可以说是摧枯拉朽，但对北方用兵却总是一吃饭就硌牙。宋太宗兄终弟及当上皇帝后，曾两次发动讨伐辽国的战争，想收复前朝失去的燕云十六州，但都以失败告终。到了宋景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004年，辽国大举南侵，宋真宗一见这阵势，立刻就想临阵脱逃，但在寇准的坚持下，硬着头皮到前线督师，宋军将士因此士气大振，一举取得了胜利。但仗虽然打胜了，可宋真宗还是派人跟契丹订立了《澶渊之盟》，依旧每年向辽国输送大量的银两绢帛。这不是白菜帮子裹脚——沅（冤）出水来了吗？

打了胜仗还要给人家服软上贡，这让国家的上上下下都很失望。为了平息众怒，于是宋真宗就说，自个儿最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神人给他降了一道天书，上面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以后，宋真宗又接连做了两天的梦，并把这梦做成了一部梦幻式电视连续剧。

为了强化这部梦幻式电视连续剧的真实性，宋真宗还特意率领群臣到神人降临的地方祭拜了一番，并布告天下，还将此事大大渲染了一番。目的就是让百姓知道，虽说大宋打了胜仗还赔了人家不少东西，可吃亏是福，知足常乐，天神永远保佑着赵宋的江山，保佑着我赵恒！任何对朝廷对外政策的不满情绪，都是有违神意的，都是要遭天谴的。话都说到这了，朝野各界也就都噤声了。这也算是中国皇上以梦治国的典型案例了！

不过令赵恒没有想到的是，后代人给他打了胜仗还割地赔款找到了更高的理论根据。有人甚至算了一笔账，《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给契丹人上贡的“岁币”，平均每人不过分摊四个铜板，等于一个烧饼钱。试想一下，每人每年少吃一个烧饼，就可以天下太平，这是多好的买卖！赵恒同志若是九泉有知，一定会承认这种“以烧饼换和平”的理论，比他“以梦治国”的方法高明多了。这类文人，要是他活着，不给个宰相或国师干干，太对不起人家了！

其实无论是老祖宗的“以梦治国”，还是“以烧饼换和平”的理论，都救不了日益衰败的大宋王朝。到了北宋末期，国家的吏治可以说腐败到了极点。宋徽宗锦衣玉食，赋诗作画，根本没把国家放在心上，他重用蔡京等“六贼”，就是为了享受经济高度发展带来的幸福生活。可人家蔡京拜相以后也不甘落后，很快就把他的十个儿孙都鼓捣成了高官。他明白，只有这样才会让孩子们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蔡京的党羽也无不如此，以至十几岁的孩子都利用“任子法”，挤占了吃皇粮的名额。不光如此，蔡京、童贯等人还把自家门口办成了出卖官爵的人才市场，您说这样的国家还能有好吗？

宋徽宗本人为了修建御花园，搜求奇花异石，大兴花石纲，耗费的资财可以说是无法胜计。有了这么高档的御花园，有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不好好在宫里待着，还经常出入黄色娱乐场所去做玫瑰梦，李师师就是他包养的小姐之一。作为一国之君，他还不务正业搞绘画玩色彩，做起了艺术家之梦。看到国家危难，他又主动“让贤”把皇位禅让给了儿子，这叫一个高风亮节！

他儿子宋钦宗继位后也一样地苟且偷安，一味地对金妥协，一再地排斥、罢免抗金将领。在这个腐败政府的统治下，北宋军队在金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到1126年，金军终于攻占了首都开封。北宋初年，不是有个“都言皇帝少，皇帝论担挑”的童谣吗？到北宋末年，俩皇帝也同样让人家用一条扁担挑走了，不过这回不是让温柔的赵大妈挑走的，而是让强悍的金兵挑走的。北宋灭亡了，一百年前，赵太祖以军事家的身份欺负南唐的文学家李煜；一百年后，北宋政权也偏偏让自己的文学家子孙给毁了。说起来，这也算是轮回报应吧。

宋高宗赵构建立的南宋王朝，更是一个胎里带的腐朽王朝。赵构和秦桧一伙，杀害了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学他老祖宗用屈辱的条件换取了《绍兴和议》。南宋的统治区域比北宋大为缩小，但其军费和行政费用都比前朝要高。高宗在杭州大兴土木，仅御花园就有四十多处；宋中宗时右丞相陈自强公开索取贿赂，地方官员送公文时，封面上一律写明“某物若干并献”，否则送来的公文连拆也不拆，就给你扔纸篓里了。后来在蒙古人的攻击下，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也跳了海，原来南宋统治区的人民，也就成了四等臣民。看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经济技术是否先进固然很重要，但官员是否廉洁、民心是否振奋，同样也很重要。

鉴于唐末五代武夫专权，战乱不止，给社会造成了空前灾难，宋代从开国初，就制定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历代皇帝始终如一执行的也是“佑文”的政策。啥叫“佑文”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力支持文教事业。前面咱多次说过了，宋代给予文人的政治、经济待遇之优厚，是历代封建王朝所没有的。这是因为赵家老祖玩的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家的政权是靠不流血政变取得的，所以立朝之后对读书人还是比较温和，比较宽容的。赵匡胤在太庙里立的“誓碑”中第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所以连著名学者钱穆先生都印证说：“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

这种国策积极的一面是造成了文化事业的繁荣；消极的一面就是军事上的极度集权，造成国家长期的严重外患。这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的枢密院有发兵权，平常却不掌握军队，殿前都指挥使和步军指挥使及马军指挥使掌握着军队却没有发兵权，只有到了战时，才能靠开会做到两权合一，偏偏宋代的高级军事将领均由文人担任，打起仗来决策效率很低。正如宋代大儒朱熹朱老先生所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宋代还制定并实施了“更戍法”，让京师驻兵轮番到各地戍守，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而且还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造成拱卫京城的军队兵多将广，边境前线反而竟是些老弱残兵。说起来，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吸取前朝的历史教训。想当初安禄山造反时，当时的唐代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太平盛世，当时朝廷制定的维稳策略就是“重外而轻内”。啥叫“重外而轻内”？也就是国家在边镇驻防着精兵猛将，而守卫内地城郭的却都是些老弱残兵。为啥呢？道理很简单，太平盛世，歌舞升平，吃喝嫖赌，城里顶大是有人赌钱闹事不还钱、争风吃醋动刀子，用俩老弱残兵出来弹压弹压就足够了。可等到“安史之乱”爆发时，叛军头子安禄山只用了三十四天就从范阳打到了东都洛阳，而唐代的守城武将则非降即逃。您知道，东都洛阳距都城长安已经不远了，所以当时急得唐玄宗大声呼喊：“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

他老人家也不明白，您让守城武将带的都是老弱残兵，有忠臣也不能给人家当箭靶子用呀。所以人家赵匡胤就吸取了唐玄宗的教训，他不是“重外而轻内”吗？我就反其道而用之，给他来个“强干弱枝”，重内轻外。就这样皇上还不放心，每次边境有战事，必派宫里的宦官作为监军，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制度。您问了，监军是干什么用的？就是监督前方将帅是否按照皇帝的意图来打仗的！那么皇帝的作战意图又怎么体现呢？就是在每次开仗前，皇帝亲自制定作战的阵图，然后让前方将帅按照阵图去打仗。所谓阵图，就是在部署战役方案时，在兵书中或是地图上用一定的符号标示出来。不用说，阵图对总结战争经验、指导战役还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不根据战场上的实际、不了解瞬息万变的敌情，由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来遥控具体战役走向，而且还强令前方将帅不许有些许的更改，那就光等着挨打了。

道理很简单，你皇帝再英明，再明察秋毫，提前制定的阵图也很难符合战场千变万化的情况，结果只会束缚前方将帅的手脚，让敌兵撒着欢地打你，这样一来前方将帅想不打败仗都不行了。

最绝妙的是，宋代规定前方将帅如果按阵图打仗，即使打败了，责任也不大；可如果不按阵图打仗战败了，主将就非掉脑袋不可。有时，即使侥幸打胜了，也得向皇帝请罪，若赶上他老人家高兴，兴许还能原谅你，若是不高兴就会治你的罪。宋真宗时，大将王显奉命驰援边境守军，到了地方，他开始按照阵图布阵，遗憾的是，辽军并没按大宋皇帝的安排调兵遣将。没办法，王显被迫迎敌。偏偏那次老天帮忙，连续多天下起了大雨，因为辽军的弓用的是兽皮弦，被雨淋后就没法使用了。王显一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刻大举进攻，马上获得了全胜。

按说仗打胜了，王显得算计着回去论功领赏、升官发财，可此时他心里却犯起了嘀咕：私改阵图打了胜仗证明你是对的，皇上是错的，这不是自找倒霉吗？于是王显就来了个先发制人，以违背诏命，擅改阵图为名自请处分。没想到，皇上却因为这场来之不易的胜仗很高兴。他想，真是人不帮忙天帮忙啊！自己是真龙天子可不能逆天而行，得干点儿实事，干点儿真事，于是就决定对王显免予刑事拘留，并予以适当奖励。

宋代在政治和军事上绝对集权和故意打压军人的严重后果，就是把王朝先进的经济发展成果，大部分用来支付落后民族的战争赔款了。百姓不但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税负和劳役反而更加重了。这难道是历史老人在跟优越感很强的中原人开玩笑吗？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是：由于两宋始终处于四周少数民族的打击之下，所以如果按照大汉和盛唐的标准，它根本没有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这就是历史，不容回避。

上面所说的这些，正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强国的大宋王朝长期被动挨打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