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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纲——神和星,僧侣和帝王

历史大观园 文明起源 2020-07-01 21:46:20 0


1 僧侣出现于历史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开始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些新的人类的聚集时,就会发现,在所有这些城市里最惹人注目的事物之一,是一所或一群庙宇。在某些情况下,在这些地方的庙宇旁边是一座王宫,并且庙宇往往高于宫殿。当腓尼基的城市以及希腊和罗马的城市兴起时,它们都完全一样有这种庙宇存在的状况。具有生活舒适和寻欢作乐痕迹的克诺索斯宫和爱琴民族的类似的城市都设有神龛,在克里特岛也有庙宇,但与堂皇的城市院宅不在一起。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各个地方都有庙宇;在非洲、欧洲或亚洲西部,凡是原始文明立足的地方,就有庙宇;而在文明最古老的地方,如在埃及和苏美尔,庙宇是最显著的事物。当汉诺到达了他认为是非洲的最西端时,他建立了一座庙宇来礼拜海格立斯。

文明的萌芽和庙宇的出现,在历史上是同时发生的。这两者是一回事。城市的萌芽是历史上的庙宇阶段。城市共同体是围绕着在播种季节杀人祭祀的祭坛而出现的。

在所有这些庙宇里都设有一个神龛;支配神龛的一般是一个形状可怕的、半人半兽的巨大形象,像的前面设有祭祀用的一个祭坛。而在后期的希腊和罗马庙宇里,这种偶像通常是一个具有人形的神像。这个人像被认为或者是神,或者是神的偶像或象征。这个庙宇就是为供奉这个神而设立的。与庙宇有关联的,是一些男女僧侣和寺庙的奴仆,他们的人数往往很多。他们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构成城市居民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不属于任何家族,他们自成为一种新的家族。他们是另外一个种姓和一个阶级,是从一般市民中有智慧的人中吸收进来的。

这些僧侣的主要职责是对庙中的神进行礼拜和祭祀。这些事情,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的,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季节里。播种时的祭祀是其中的头等大事。由于从事放牧和农耕,人们在生活中开始意识到一年中几个部分之间的差别和一天与一天之间的差别。庙宇按它的节日来计算时间。古代城市里的庙宇就像写字台上的时钟和日历一样。

但除了进行季节祭祀和历法观测这些主要的活动外,庙宇又是其他活动的中心。记录的案件和记事的符木就是保存在古代庙宇里的,文字是在庙宇里开始的。知识也是在庙宇里。人们不仅成群到庙宇去过节,也有单独到那里去祈祷求助的。早期的僧侣又是医生和巫士。在最早的庙宇里,已经有像在目前天主教教会的小教堂里仍在贡献的那些为了某种私人的和特殊的目的而供奉的小祭品,如受慰的心脏和恢复的四肢的小模型,用以答谢祈祷灵验和誓愿得偿。在乌尔城的月神庙里,4 000年前当这个礼拜月神的中心成了一个重要的土地所有者时,我们发现已经在产生商业规则和工业制度了。对租种土地的人所交纳的实物,立有严格的账目并给予收据,存有副本。妇女皈依者和奴仆在庙宇的工厂里做工、纺织作为贡品送来的羊毛,并按他们的工作领取口粮。这些情况都有详细记录。

很显然,到了这个时候,那些在早期狩猎人生活中相对说来是无足轻重的分子,如巫医、看守神龛的人、术士,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从野蛮状态发展到开化定居,从随遇而安的生活发展到有条不紊的工作,他们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部分,已成为极为重要的人物了。同样明显的是,如像在本书“早期思想”一章中论述过的,人对于陌生事物的原始恐惧(以及想从它们那里求得援助的期望),想同不明真相的力量求得和解的愿望,想净化的原始的愿望以及想得到权力和知识的原始的渴望,都为庙宇这一新的社会事实的精心制成作出了贡献。

庙宇是因复杂的需求而积累形成的。它出于许多根源和需要。庙宇供奉的男神和女神是许多幻想的体现,是由各种冲动、观念和半成熟的观念造成的。某个神是受某一种观念支配的,而另一个神则是受到另一种观念支配的。对于神的起源的这些混乱而又纷繁的说法,有必要强调一下。因为现今存在着许许多多关于宗教起源的著述,有些作者坚持这一种主导观念,有些又坚持那一种主导观念——我们在本书“早期思想”一章中指出过好几种——他们各自主张的好像是唯一的观念。例如,马克斯·穆勒教授当时没完没了地反复谈论太阳故事和太阳崇拜的观念。他似乎要我们相信,古代的人从来没有贪欲,也没有畏惧,没有渴望权力的想法,也没有梦魇和幻想,只是终生冥想光明和生命在天上的仁慈的来源,现在,日出和日落固然是日常生活中动人的事实,但这不过是许多动人事实中的两件而已。

世界史纲——神和星,僧侣和帝王

三四百个世代以前,古代人的脑子和我们的非常相似。我们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幻想,或许是我们用以探讨早期宗教的基本资料的最好的线索。谁能回忆起这些早期的精神上的经历,他就将会很容易地理解,最初的神为什么是模糊不清的、怪模怪样的、互不一致的、多种多样的了。在庙宇史的初期,无疑有太阳神,但也有河马神和鹰神,还有母牛神,有奇形怪状的男神和女神,有恐怖的神和古雅可爱的神。有的神什么也不是:不过是惊人地从天空掉落下来的一堆堆陨石,还有的神不过是些形象碰巧是古怪和惹人注意的自然石块。

有些神,如巴比伦的马杜克和腓尼基人及迦南人的巴耳(即天主)等,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怪物,像今天的儿童们自己会虚构的那样。据说,定居的民族只要想出一个神,就要为神虚构一个妻子。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神大都是已婚的。但是,游牧的闪米特人的神就没有这种婚配的安排。荒芜少食的草原上的居民对生育子女的欲望是比较淡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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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为神娶妻更加自然的是给神一座房子住,供奉的祭品可以送到那里去。像术士这样有知识的人,自然会成为这所房屋的管理人。一定的隔离、一定的疏远程度,会使神的威望大大提高。农业人口一经定居并且增殖起来后,早期的庙宇和早期的僧侣界就发展了,这些发展步骤是十分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一直发展到长形庙宇的阶段,庙内的一端设有神像、神龛和祭坛,并有容纳礼拜者站立的长形中殿。

这种庙宇,因为有记录和秘密,因为是权力的中心,是给人告诫及教诲的中心,因为能够找到和吸引富于想象力的聪明人为它服务,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成长着的社会里的一种头脑。种地的和牧畜的普通人对待庙宇的态度总会是单纯而又轻信不疑的。庙宇里住着神,人们很少见到他,他在人们的想象中地位极高,他允诺了便会降福,他发怒了则有灾祸;给他奉献少许礼物就能与他和解,还可得到他的仆人的帮助。他是奇妙的,又有这样的权力和知识,所以人们对他甚至在思想上不会有不尊敬的想法。但是,在僧侣中间,有一些思想却高出于这样的水平。

2 僧侣和星

世界史纲——神和星,僧侣和帝王

我们可以在此指出,关于埃及的主要庙宇,以及就我们所知巴比伦尼亚的主要庙宇——因为它的遗迹不很明显——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那就是它们是“定向”的;换句话说,同类庙宇的神龛和大门通常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巴比伦尼亚的庙宇通常朝着正东方,即在3月21日春分和在9月21日秋分时朝着日出;还要指出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在春分时泛滥。吉萨的金字塔也是东西向的,狮身人面像也朝着正东方;但是尼罗河三角洲以南的很多埃及庙宇,不是面朝正东方,而是面朝白昼最长的那一天的日出的方向——在埃及,洪水是在那天前后来到的。不过有的庙宇几乎朝北,有些庙宇又是面朝天狼星升起的方向,或其他引人注目的星辰升起的方向。

庙宇定向这件事与在各个神同太阳以及各个固定的星辰之间早有密切联系的这件事是联结着的。不管外界的人民群众在想些什么,庙宇的僧侣们正开始把这些天体的运行同神龛的权力联结在一起。他们想的是有关自己所侍奉的诸神的事,并给诸神想出新的含义来。他们对星辰的神秘冥思苦想。所以他们自然会这样设想,认为这些闪光的天体分布得这样不规则,又运转得这样庄严而沉默,一定负有对人类预示凶兆的使命。

此外,庙宇的这种定向,还有助于确定和支持一年一度的盛大新年节日。在这一年之中的一个早晨,而且只有这一个早晨,在面向仲夏日太阳升起的地方的庙宇里,太阳最初的光线会穿透庙宇的阴暗处和庙中列柱之间的长廊,照亮祭坛上面的神,照得他容光四射。古代寺庙的这种狭窄而阴暗的结构,似乎是有意为取得这种效果而设计的。民众无疑在黎明之前就摸黑聚集了。他们在昏暗之中唱赞歌,或许供奉祭品;只有神像无声而不可见地站立在那里。人们祈求祷告。然后,太阳在礼拜的人群身后升起,在人们由于黑暗而敏感了的眼前,神会突然发起光来。

专门研究定向的学家诺曼·洛克耶爵士,对于定向至少发现了一个解释。定向不仅见于埃及、亚述、巴比伦尼亚和东方的大多数庙宇,希腊的庙宇也是如此。英国的巨石阵面向仲夏时日出的方向,欧洲的巨石环大多数也是这样;北京的天坛则面向仲冬时日出的方向。在中华帝国的年代里,直到不多年以前,中国皇帝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在仲冬那天到天坛祭祀并祈求吉祥如意的一年。

关于庙宇定向这一节,应该注明一个疑问。看来,诺曼·洛克耶爵士过分热衷于寻求庙宇定向。近来的著述大大削弱了他的论点。金字塔肯定是有定向的。但是,许多埃及庙宇是否都有审慎考虑的定向,很可怀疑。

埃及的僧侣,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把星辰勾画出了星座,并将黄道带分为十二宫了。

3 僧侣和学问的开始

这个对天文学的探讨和天文学观念的发展的明确证据,是最显而易见的,但这只是古代庙宇范围内进行过的极为可观的智力活动的最明显的证据。许多近代作家中有一种奇怪的倾向,他们贬低了僧侣界,把他们说得好像总是压榨朴实的人们的骗子和阴谋家。但其实,他们长期以来是唯一的写作阶级,唯一的读书界,唯一有学识的人和唯一的思想家。他们是当时仅有的专业阶级。除非通过僧侣界,否则你根本不可能有知识方面的生活,不可能接触到文学或任何知识。庙宇不仅是天文台、图书馆、医务所,而且是博物馆和珍品收藏所。汉诺的《历险记》原稿就挂在迦太基的一个庙宇里面,他的“大猩猩”皮挂在另一个庙宇里并被珍藏起来。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有持久价值的东西都被藏在庙宇里。

早期的埃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5~前425年)的大部分资料,是从他旅行所经的国家的僧侣那里收集来的。显然他们对他很慷慨,把数量很可观的资料全部供他使用。庙宇以外的世界,仍然是遍地文盲、不知不想、日复一日完全为自己而活着的人们的世界。此外,并没有多少证据能说明,平常人曾感到自己受到僧侣的欺骗,或者对早期的僧侣不加信任,怀有恶感。甚至,后来强大的征服者也急于同他们想要取得归顺的国家和城市的僧侣们站在一边,因为这些僧侣们在民间具有极大的影响。

就僧侣的精神和品质而言,庙宇和庙宇之间,崇拜和崇拜之间,无疑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的僧侣可能很残忍,有的可能凶恶而又贪婪,许多则是愚钝而教条,拘泥于传统。但必须记住,僧侣界的腐化或无能是有明显的限度的。他们必须掌握住人心,不能超越一般人的接受力——无论是向黑暗的方面,或者是向光明的方面。归根结底,他们的权威是建立在使人们认为他们的活动是善良的信念上的。

4 帝王对抗僧侣

因此最早的文明的政体是僧侣政体。最初使人们从事耕种和过定居生活的,不是国王和军事首领,而是取得普通人默认而起作用的关于鬼神和丰产的观念。我们所知道的苏美尔的早期统治者全是僧侣。他们之所以成为国王,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僧侣的首领。僧侣政体既有它根深蒂固的特殊力量,又有它自己的弱点。僧侣们的权力只是统治他们自己人民的权力。这是通过神秘的恐惧和希望而产生的归顺。僧侣能召集他们的民众作战,但是他们的传统习惯和全部方法都使他们不适于进行军事控制。在抵御外敌上,由僧侣率领的民众是软弱无力的。

此外,僧侣又是立过誓约、经过训练、献身于神的人,是属于一个特殊团体的人,并且必然具有一种强烈的团体精神。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他的庙宇和他的神。这对于他自己的僧侣界,对于他的庙宇,就其内在的生气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为他所供奉的那个神的荣誉而生,为他而死。但在邻近的城镇或村庄里却有另一个庙宇,供奉着另一个神。阻止他的人民去供奉那另一个神是他经常最关心的事。宗教崇拜和僧侣界天然就有派性。他们可以改变信仰,他们可以制胜,但他们决不联合。我们最初感觉到的关于在有史以前模糊不清时的苏美尔的事件,是处于冲突状态中的僧侣和神的事件。在苏美尔人被闪米特人征服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联合过。同样也无法调和的僧侣界之间的冲突,在埃及庙宇的废墟上处处留有创痕。考虑到宗教兴起的各种因素,僧侣界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的。

在整个旧世界,这种僧侣主宰一切的事态,已属25个世纪以前的旧事了。但在美洲,晚到一千年以前,还可以见到一个从事原始祭祀的僧侣界统治着全部文明。这是在中美洲和尤卡坦。在墨西哥,僧侣式的人们是受一个和巴比伦君主政体非常相似的君主政体统治的,可以说是庙宇和宫殿并立;而在秘鲁,有像法老那样的神圣君主。然而现在已消失了的墨西哥南部和地峡国家的密林深处留有极为惊人的遗迹的玛雅文明中,僧侣等级却维持了一个血腥的和卖弄学问的优越地位。世界其他各地的僧侣界,都在适当的时候度过了他们的全盛时期,并让位于他们以外的其他势力。但玛雅的僧侣界最后发展到了极端,成为僧侣制度的最后一张夸张性的漫画。他们把他们的历法搞得很精细很复杂,直到变成为一个高深莫测的迷宫。他们把祭祀仪式搞到激动感官的最高程度。他们的雕刻极有技巧而且精细,是一种奇怪的心情受挫的记录,在它的装饰上带有一点精神错乱的味道。

世界史纲——神和星,僧侣和帝王

由于所有的僧侣界都具有两大弱点——没有能力进行有成效的军事领导和必然忌妒一切别的宗教崇拜——所以世俗王权的势力得以兴起。或者是外来的敌人得胜后立了一个国王来统治人民,或者是互不相让的僧侣界推举一个共同的作战首领,他在和平时期还多少保持着一些权力。这个世俗国王在他周围发展了一群官吏,并通过军事组织,开始参加治理民政。因此,源出于僧侣政治和在僧侣身旁兴起的作为僧侣的领袖的国王,便出现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了,人类此后的很多经历,只能被理解为,是在控制人类的两大体系,即在庙宇和宫廷之间,无意地或有意地进行的精心策划、复杂多端、变幻莫测的斗争。

这种敌对活动在文明的原始中心发展得最为充分。最后成为东方和西方世界一切古代文明的主人的、野蛮的雅利安族,在走向文明的途中,也许从来没有经历过庙宇统治的时期;他们进入文明的时期较晚;他们出场时,这场戏已经演到了一半了。他们从被他们征服的、比他们更文明的含米特族或闪米特族那里接受了庙宇和王权这两个观念,当时这些观念已经发展得很精细了。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早期历史中,神和僧侣的地位较为重要,这是十分明显的。但到后来,宫廷逐渐占了上风,最后处在肯定地夺得最高权力的地位。在这段故事中,起初,宫廷在庙宇面前既没有知识又没有朋友,只有僧侣才读书,只有僧侣才有知识,人民畏惧他们。可是在各种崇拜的相互倾轧之中,宫廷便有机可乘了。宫廷从别的城市中,从俘虏中,从失败了的和受压制的崇拜中获得了既能读书又会耍巫术的人。它使外来的摩西和本地的巫师作对,宫廷也成了一个写作和记事的中心;国王为他自己着想,也变得有策略了。商人和外国人拥向宫廷。即使国王还没有僧侣所具有的那样充分的记录和完备的学识,他却具有许多事物的更广泛和更新颖的第一手知识,他更接近现实。

僧侣是在很年轻的时候进入庙宇的。他做了许多年的新信徒,学习原始的粗陋文字的途径是漫长而艰苦的。他变成了一个博学而有偏见的人,而不是一个世俗的人。有些思想较为活泼的年轻僧侣甚至会对国王的职位投以妒忌的眼光。在僧侣和国王的表面冲突之下,在造就成才的人和生而有才的人之间,在博学和创见之间,在以确定的知识及定形的成规为一方和以创造性的意志及想象力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着的这一出年深日久的斗争的戏剧中,有的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场面。

正如我们以后要讲述的那样,反对守旧和没有想象力的人并不都是僧侣。有时是国王反对思想狭隘、阻碍进步的僧侣界,有时又是僧侣界在维护文明的准则,而反对残暴、自私和反动的国王。

关于这种政治事务中的基本斗争的早期阶段,我们在此只能就公元前4000年至亚历山大这段期间举出一两件突出的事实和事件来加以说明。

5 柏儿-马杜克神和国王的斗争

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早年,城市国王与其说是国王,不如说是僧侣和巫医。只是当外国征服者企图控制当时存在的制度时,僧侣和国王之间的区别才确定了下来。但是,僧侣所供奉的神,仍然是土地,僧侣也同样是国王的真正太上主宰,他是普天下土地的主人;他的庙宇和产业的财富之多,权威之大,使国王相形见绌。城墙以内的状况尤其是这样了。我们知道,第一个巴比伦帝国的奠基者——汉谟拉比,是牢牢掌握社会事务的较早的君主之一。他是抱着对神非常恭敬的态度来做这件事的。他在一个记载他在苏美尔和阿卡德兴修水利的碑文中一开始就写道:“当阿努和柏儿授予我治理苏美尔和阿卡德之权时——”我们有一部就是这同一个汉谟拉比所制定的法典——这是世上最早的一部法典——在这部法典的卷首就有一幅汉谟拉比的画像,他正从沙玛什神,即名义上颁布这部法典的神那里接受这部法典。

比上述汉谟拉比的像更早的,是新近从乌尔城发掘出来的一块石碑,碑的图样是月神在指示乌尔-恩古尔王为他建造一座神庙,并帮助他进行修建。这个国王是月神的仆从。

在征服任何一座城市时,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是将该城的神像移到征服者的庙中作为一个从属的神。这是比一个国王臣服另一个国王更为重要得多的事情。巴比伦的丘比特、美罗达克,被伊拉姆人掠走,在它被送返以前,巴比伦一直没有感到独立自主过。

但是,有时候征服者惧怕他所征服的神。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在埃及的泰尔-埃尔-阿马纳收藏的写给阿米诺菲斯三世和四世的信札中,有一封信来自某个国王,即米坦尼的国王土什勒塔,他征服了亚述,夺走了伊什塔尔女神的像。显然,他已经把这个神的塑像送往埃及,一方面是为了表示承认阿米诺菲斯的霸权,但另一方面是因为惧怕女神发怒的缘故(据温克勒)。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节)里记载腓利斯人是怎样把希伯来神的约柜,作为征服的象征,夺送到阿什多德的鱼神达贡的庙里去的,达贡又是怎样倒下摔碎的,阿什多德的人民又是怎样受到疾病打击的。特别是,这个故事通篇描写的是神和僧侣,完全没有提到国王。

总览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的历史,似乎没有一个国王在他“握过柏儿的手”之前,也就是说,在他被“柏儿”的僧侣收养为神的儿子和代表之前,会感到自己在巴比伦所保持的权力是牢固可靠的。当我们对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知道得越清楚,就越明白当时世界的政治,如革命、篡位、朝代更替、私通外国等等,多半是由富豪的僧侣界同发展着的但权力仍嫌不足的君主政体之间斗争的结果所决定的。国王依靠他的军队,这通常是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雇佣军,如果不发军饷,或者不掠夺,它便迅速叛变,而且容易受人贿赂。在亚述帝国的君主中,我们提过萨尔贡二世的儿子辛那赫里布的名字。辛那赫里布和巴比伦僧侣界曾卷入过一次激烈的争吵。他从来没有“握过柏儿的手”。他彻底摧毁了巴比伦城的圣地(公元前691年),把柏儿-马杜克塑像迁到了亚述,从而最终打击了神权。他被他的一个儿子谋杀了。他的继位者埃萨尔哈顿(他的儿子,但并不是杀害他的那个儿子)认识到,归还柏儿-马杜克并为它重建庙宇是对自己有利的,于是与神言归于好。

从僧侣界和国王的关系的观点来看,埃萨尔哈顿的儿子阿舒尔巴尼帕尔(希腊语称“沙达那帕鲁斯”)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物。他的父亲和柏儿-马杜克的僧侣重新和好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让他受巴比伦的教育,而不受亚述的军事教育。他成了以往泥板文件的大收藏家。他的那个已经被发掘出土的图书馆,现在是世界上历史资料最宝贵的来源。他除了致力于学习以外,还牢牢掌握住亚述的军队。他曾一度短期征服过埃及,镇压过巴比伦的一次叛乱,还进行过许多次成功的远征。他几乎是最后一个亚述的君主。对战争比对僧侣政治更为了解的雅利安部落,尤其是斯基台人、米地人和波斯人,长期以来从北方和东北方一直在逼近亚述。米地人和波斯人与南方的游牧的闪米特族的迦勒底人结成了联盟,以便联合起来毁灭亚述。公元前606年,亚述首都尼尼微被这些雅利安人攻陷了。

雅利安人攻陷尼尼微,把巴比伦尼亚留给闪米特族迦勒底人之后67年,迦勒底帝国(第二巴比伦帝国)的末代君主那波尼德——伯尔撒扎的父亲,被波斯人居鲁士推翻了。这个那波尼德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君主。他在处理国事上,才智和想象力有余,而对当时世态的洞察力又太短浅。他领导过文物研究,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萨尔贡一世的年代是公元前3750年,是他研究的功劳。这个日期至今仍为许多权威所接受。他为这个考证感到自豪,并留有一些记载这件事的碑文。显然,他是个宗教革新者,他修建和重新安排了庙宇,把一些地方神送到柏儿-马杜克庙中,试图把宗教集中在巴比伦。毫无疑问,他认识到他的帝国的衰弱和不团结原因在于这些互相冲突的崇拜。而且在他的心里,有过把它们统一起来的设想。

事态推进得过于迅速,这样的发展来不及进行。他的革新显然引起了柏儿的僧侣们的猜疑和敌视。他们站在波斯人一边。“居鲁士的士兵没有经过战斗就进入了巴比伦”,那波尼德成了阶下囚。柏儿庙门口设置了波斯哨兵,“庙内的祭祀仪式没有停顿地在继续进行”。

事实上,居鲁士的确是由于得到了柏儿-马杜克神的保佑才在巴比伦建立了波斯帝国的。他把各个地方神送回他们的祖庙,以此来满足僧侣们的守旧本性。他也把犹太人送回耶路撒冷。这些事对他来说不过是当务之急的政策措施而已。但是那些古代僧侣为使他们的庙宇的礼拜仪式得以继续下去而引进了不敬神的雅利安人,付出的代价是太高昂了。如果顺应那波尼德那个认真的异端分子的革新运动,听从他的想法,适应当时变化的世界需要,会更明智一些。公元前539年,居鲁士进入了巴比伦;公元前521年,巴比伦又发生了叛乱。公元前520年,另一个波斯君主——大流士,正在拆毁巴比伦的城墙。200年之内,对柏儿-马杜克神礼拜的庄严的仪式完全停止了。柏儿-马杜克庙被建筑工人们用来做采石的场所。

6 埃及的神王

埃及的僧侣和国王的故事,与巴比伦尼亚的类似,但不完全是平行一致的。苏美尔和亚述的国王原先是僧侣,后来才成为国王。他们是世俗化了的僧侣。埃及的法老的来历不完全是那样的。在最古老的记录中已经记载,法老具有的权力和重要地位超过了任何僧侣。他实际上是个神,比僧侣或国王的地位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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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达到这种地位的。苏美尔、巴比伦尼亚或亚述没有一个君主能够像修建巨大的金字塔的第四王朝的法老那样,驱使他的人民建造这样宏伟的建筑。更早期的法老很可能被人看成是占统治地位的神的化身。齐夫林的巨大塑像的头部后面踞坐着鹰神荷鲁斯。后期的君主,如拉美西斯三世(第二十王朝),在他的石棺(现存剑桥)上的像,具有埃及系统的三大神的明显的象征。他手执白昼和复活神俄赛利斯的两个笏,头上是母牛女神哈梭的角和阿蒙·拉神的日球和羽毛。他戴上这些神的象征,不仅像一个虔诚的巴比伦人戴上柏儿-马杜克的象征那样,他本人就是这三个神合成的一体。

关于古代既用塑像又用人去代表神的情况,历史学家从J.G.弗雷泽爵士的《金枝》这本书中将找到更多的材料。我们在此不过指出,亚洲和非洲的君主政体之间在观念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我们还发现有一些雕刻和绘画可以加强法老是神的真实的儿子这个观念。例如,在卢克苏尔有一组雕刻,非常详细地展示了阿米诺菲斯三世(第十八王朝)的出生和天神认他为子的情景。此外,人们还认为,法老既然有这样神圣的血统,他们就不能和普通的人通婚。因此他们习惯于和现今被禁止通婚的亲属等级之内的同血统的近亲结婚,甚至和他们的姐妹结婚。因此,在埃及历史上宫廷和庙宇之间发生的斗争和巴比伦尼亚的相比角度是不同的。但是,斗争毕竟发生了。马斯佩罗教授在他所著的《对古埃及的新看法》中,非常有趣地叙述了阿米诺菲斯四世同僧侣界的斗争,尤其是同大神,卡尔纳克的主神阿蒙·拉的僧侣们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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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诺菲斯四世的母亲不是法老同种族的人。看来,他的父亲阿米诺菲斯三世是和一个臣民名叫泰伊的叙利亚美人恋爱结婚的。马斯佩罗教授认为,阿蒙·拉的僧侣们可能反对这个皇后并且讨厌她,这就是这场争吵的起因。他认为,她可能曾经激起她的儿子对阿蒙·拉神产生一种疯狂的仇恨。但是,阿米诺菲斯四世或许具有更为远大的眼光。像1 000年之后的巴比伦的那波尼德一样,他也许已经考虑到在他帝国内的精神上的统一问题。我们已经指出过,阿米诺菲斯三世统治的疆土从埃塞俄比亚到幼发拉底;在泰尔-埃尔-阿马纳发现的给他和他儿子的许多信札,表明他们兴趣很广,影响很大。总而言之,阿米诺菲斯四世着手封闭所有的埃及和叙利亚的庙宇,以便在他的全部领土上消灭一切分裂教派的崇拜,并在各个地方只供奉一个神,即太阳盘神——阿顿。他离开了首都底比斯,因为底比斯是阿蒙·拉诸神的城,比起后来的巴比伦之为柏儿-马杜克神的城,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他在泰尔-埃尔-阿马纳建都,废除了他献身于阿蒙(阿门)神时所起的名字“阿米诺菲斯”,改名为“阿克那顿”,意思是太阳的光辉。他同他的帝国的一切僧侣界对抗了18年,死时仍是个法老。

对于阿米诺菲斯四世,即阿克那顿的评价有很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他是他母亲对阿蒙泄愤的工具,他是溺爱一个美貌妻子的丈夫。的确,他非常热爱他的妻子,对她表示了高度的尊敬——埃及尊敬妇女,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曾受过几个女王的统治——他的一个雕像膝上坐着他的妻子,另一个雕像是他在一个战车中和她亲吻。但是,受女性支配的男子,在面对他统治下最有势力、最有组织的团体的极端敌视的情况下,是维持不了巨大的帝国的。又有人把他描写成一个“忧郁狂患者”。但是,对于忧郁狂患者来说,很少有夫妇乐趣的。把他看成是个不愿意以神自居的法老,倒是合理得多。他的坚强的、非常创新的个性,看来不仅表现在他的宗教政策和天赋热情的坦率显露上。他有他自己的审美观念。他不让他的画像具有惯例的法老神的那种传统的温和的美。他的眼穿透了33个世纪,凝望着我们,是一个属于对神淡漠无情者的行列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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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那顿在位18年,这段时间对于他打算进行的变革来说,是不够长的。他的女婿继承了他的王位,回到底比斯,同阿蒙·拉言归于好。他是第十八王朝的末代三个君主之一,这三个君主中有一个就是吐特-阿克-阿门法老。近年来,人们对他议论纷纷。他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青年,曾和阿克那顿的女儿,即女继承人结婚。他似乎完全被阿蒙的僧侣们所掌握。他或者是在年轻时夭折的,或者是被排挤掉的。但凑巧的是,他的陵墓几乎是唯一后来没有遭到破坏和盗劫的法老王陵,它完整无损地保留到我们这个时代。后来它被发掘勘查,在新闻界引起了一场和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的轰动。第十八王朝经过吐特-阿克-阿门以后便迅速地结束了。哈列姆黑布建立的第十九王朝是所有的埃及王朝中最为辉煌显赫的王朝之一。

一直到这段故事的末尾,国王的神性常常在埃及人的心中出现,也影响了别的种族的思想。当亚历山大大帝到达巴比伦的时候,柏儿-马杜克的威望早已衰退了,但在埃及,阿蒙·拉仍然是个足以使胜利的希腊人看去像个俗物的神。阿蒙·拉的僧侣们约在第十八或第十九王朝时期(大约公元前1400年)在沙漠的一块绿洲中建立了一座庙宇和神示殿。在这里有一个能说话,能摇动它的头颅,能接受或拒绝写在纸卷上的询问的神像。这个神示殿在公元前332年仍然很兴旺。据说,那个年轻的世界之主[亚历山大]曾专程去拜访过它;他来到圣殿,这个神像从后面的黑暗中走出来迎接他。

他们庄严地互相行礼。神用的一定是以下的一个公式(据马斯佩罗教授说):

“来,我所生的儿子,你这样爱我,所以我给你拉的王权和荷鲁斯的王权!我给你勇敢;我让你掌握在你足下的一切国家和一切宗教;我让你用你的行动把一切民族结合在一起!”

就是这样,埃及的僧侣们征服了他们的征服者,一个雅利安族的君主首次成了一个神。

7 秦始皇焚书

关于中国的僧侣和国王的斗争,在此不能作长篇叙述。正如这种斗争在埃及不同于在巴比伦尼亚一样,在中国也是不相同的。但我们发现在统治者一方也作过同样的努力去打破传统,因为它使人民分裂。中国的皇帝“天子”本身就是一个高级僧侣,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祭祀;在中国历史上较为混乱的时期,他不再进行统治,而只是继续献祭。这种情况一直保存到近代。皇帝的职责是每年春天亲手开始用锄破土耕地,这个习俗仅在数年前才废除。士大夫阶级在很早的年代就从僧侣阶级分离出来了。它成了为各地王侯和统治者服务的一个官僚集团。这是中国历史和任何西方历史的根本不同之处。

当亚历山大横行西亚的时候,中国处在周朝末代僧侣-帝王的统治之下,正陷入一种大混乱的状态之中。各个领地正墨守它的分立的民族性和风俗习惯,匈奴从一个领地蔓延到另一个领地。秦王(大约生活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80年)深深感到当时的传统在国内所造成的祸患,决意要销毁全部中国文献;他的儿子秦始皇——“第一个普天之下的皇帝”,竭力搜寻当时存有的古典书籍,加以销毁。在他统治期间,古书绝迹了。他不按传统进行统治,使中国形成的统一局面,持续了几个世纪。但是,在他死后,隐藏的书籍又悄悄地出现了。

中国依然保持着统一,虽然不是在他的后裔的统治下。经过一次内战之后,一个新兴的朝代,汉朝(公元前206年)掌握了政权。汉朝的第一个君主没有支持始皇帝反对文人学士的运动,他的继承者同他们言归于好,古典书籍于是又复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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