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故事——商朝的衰败

公元前1075年至公元前1040年间，中国出现王朝更迭，商亡周兴。

在东方，武丁在统治了60年后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商朝的统治以兄传弟或父传子的方式延续着。商帝国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国都依然是殷。

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国开始崩溃的时候，中国的王权也陷入了危机。

这个危机与尼布甲尼撒一世和提革拉毗列色所面临的危机极为不同。商王和他们的子民并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商王的敌人是他自己的诸侯和贵族。

周部落位于商国土以西的渭水流域。他们并不完全是商王的属民，他们的首领“西伯侯”对商朝王室也是阳奉阴违。毕竟，他们的领土距离商的都城差不多有600千米。西周与商朝之间可以通过甲骨文来交流，它们使用相同的语言，拥有相同的习俗。但周的贵族忠实于自己的宗主，而非距离遥远的商王。叛乱开始后，他们听从西伯侯的指挥。

古代的史书非常清楚地说明，商王自己引发了叛乱。他们放弃了仁政，而仁政正是他们权力的根基（这一点与西方不同。西方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

武乙是武丁后的第五代统治者，商在他当政时便初显败落之象。据司马迁记载，他藐视神灵：他曾经制作偶人，“谓之天神”，并与偶人博弈。当“天神不胜”时，他便对偶人进行侮辱。

这严重有悖于他担负的王室责任。甲骨的预言仪式越来越被看重，王室已成为祖先向今人传达神谕的中心。所有对祖先的提问均以君王的名义提出，君王负责传递神谕。所以，他对神权的嘲讽有违天道。

武乙罪有应得，在一次外出狩猎时被雷劈死了。随后，他的儿子和孙子相继即位（根据司马迁记载），在此期间国家继续衰败。后来，他的曾孙纣王继承了王位，商朝最终崩溃。

纣有雄才，司马迁称赞他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但这些天资都被用来施行暴政。司马迁写道：“（帝纣）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他嗜好喝酒，放荡作乐，于是加重赋税，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塞满了园林楼台；他贪恋美色，特别宠爱心肠歹毒的妲己，对妲己言听计从；他召来大批优伶，聚集在沙丘的宫苑，用酒当作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作树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他的荒淫无度伴随着残暴专制。那些被怀疑不忠的贵族遭受炮烙酷刑。纣曾经把一名大臣剁成肉酱，把另一名大臣制成肉干。王叔比干曾极力劝谏，纣大怒说，在他听取谏言之前要验证“圣人之心有七窍”之说是否属实，于是剖比干，观其心。他的残暴变本加厉，无以复加。诸侯和贵族——那些拥有尊贵姓氏的人——对他充满了愤懑和仇恨。

地图42-1　商和周

最终，他一手埋葬了自己的王朝。西伯侯周文王在商都时，纣王派人监视他。探子回报文王听闻纣王的所做作为后“窃叹”，于是纣王将其抓捕，投入监狱。

文王的僚臣得知首领被抓，便投纣王所好，找来了美女奇物作为贡品献给纣王。纣王可能比较满意，便释放了文王。文王没有立刻返回家乡，而是努力把饱受纣王残暴压迫的臣民解救了出来。洛水向南汇入渭水，那里的土地非常肥沃。他向纣王提议，如果能废除炮烙酷刑，他就献出周族在洛水周围的沃土。纣王已经从囚禁文王中渔利，于是便接受提议将土地占为己有，放文王回家。

事实证明，纣王为自己埋下了祸患。文王归国后深受百姓爱戴，他们认为他仁德（用自己的土地换取人民的平安）又勇猛（史学家、哲学家孟子曾说过他身高两米）。回到西岐，他开始秘密组织反抗力量。司马迁写道：“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商朝王宫里解读甲骨和神谕的圣人也纷纷加入他们，这些人带上了自己所有的礼器离开了王宫来到西部。

西伯那时已至期颐之年（孟子说他已100岁），去世之前未能率军攻入商都。他的儿子武王继承了他的讨伐大业。他拥有八百路封建诸侯和各部军士的支持，率领5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往朝歌。纣王则派出自己的70万精兵迎敌。

两军在距朝歌30千米的牧野正面遭遇。无论怎样，商军应该可以打败势力相对孱弱的起义军，但周拥有两大优势。首先是战术：周贵族提供了三百辆战车，而商军则没有。其次是他们占有道德上的优势，反抗的是纣王的暴政。纣王的军士早已对他的残暴心生不满，纷纷准备叛逃。面对浩浩荡荡的周军，最前线的商朝军士立刻倒戈，后面的军队也跟着落荒而逃，商军阵脚大乱，整体溃败。

纣王看到败局已定，便退回王宫，穿上玉制铠甲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然而周的起义军追赶而至，烧毁了他的宫殿。最后，纣王纵火自焚，对于一个曾经大肆运用火刑折磨杀戮人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结局。

这个故事对西伯的起义透露出些许不安气息。古代历史学家并没有为他推翻了暴君而大唱赞歌，武王也没有夸耀自己一统神州，或将敌人的头颅悬于城门。他广受赞誉不是因为他的战斗能力，而是因为他恢复了秩序。

周的起义不完全属于子民抗命。起义之前，商王其实对周拥有一定的权威。一方面，西伯本身虽为一方之主，但商王还是能把他囚禁并索取高额赎金。另一方面，当西伯向纣王献出土地时，纣王兴高采烈地将之作为礼物接受，而不是愤愤不平地指出自己早应拥有。

但古代历史学家还是被迫为周的叛乱正名。周和商为同宗文化，他们之间的战争就像埃及早期塞特和奥西里斯之间的战争那样让人尴尬。因此，第一位周王必须是一位推翻暴君的贤德明君，而不是一个不尊法纪的属民，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出于这个原因，周朝的开国之君不是得胜的武王，而是他的父亲，因为他饱受无妄牢狱之灾，甘愿为他的子民献出土地。是他而不是他那善战的儿子，被视为第一代周王。商朝的统治并不是终结于王宫被焚的那一刻，而是终结于早些时候贵族和卜官的弃商投周。商朝被取代并不是因为外敌入侵，纣王自身的残暴导致了他的灭亡。对于中国的史书作者来说，腐败始于内部。

周武王以贤德著称，但还是割下纣王的头颅，用长矛穿起，悬挂于朝歌城门之外宣誓自己的王权。旧秩序随着大火灰飞烟灭，新秩序随后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