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故事——夏朝的兴亡

在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在黄河流域建立了政权，后来由于君王的堕落腐化，于公元前1600年被商朝取代。

此时中国的君王仍然徘徊在神话的边缘。在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夏朝先后有十七位王统治国家。虽然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夏朝宫殿和国都的遗迹，但还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司马迁在夏朝覆灭1500年后所描述的人物确实存在过。

口头相传的历史比较模糊，但一系列统治者以及夏朝的故事和它的覆灭表明中国统治权的争夺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发生的争斗极为不同。在中国，蛮族还没有入侵文明社会，国家之间也没有发生战争。帝王内心的善恶之争是最危险的争斗。其王位面临的威胁首先来自他的本性。

夏朝之前的三位圣贤君王依照禅让制，没有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将之禅让给贤德之人。第三位贤君禹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王位。据司马迁记载，他本是封臣，贤君舜让他治理黄河水患，“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禹“敏给克勤”，治理水患十三年，规划水道、修建堤坝，将黄河洪水用作灌溉，从而不再威胁居民的安全。在他的努力之下，“天下于是太平治”。禹虽然无须保护自己的百姓免于外敌入侵，但使他们免除了来自自己土地上的威胁。

禹统治的土地与史前龙山文化的所在地有所重叠，人们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河谷建造了带有围墙的村落。这些村落很可能是由实力强大的家族的族长来管理，他们通过联姻与其他村落的族长结盟，偶尔也会通过征服达到相同的目的。在夏朝早期历史的记述中，支持或反对夏朝君主的龙山族长被称作“某某公”或“某某侯”，这其实是一种时代误植的错误。

我们不知道禹都城的具体位置，这位治水的君王很可能就葬在那里。但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夏似乎已经在黄河南部转弯处的下游建立了都城；那里挖掘出大量疑似王宫的建筑遗址。二里头位于黄河南部转弯处的洛水流域，洛水从南汇入黄河。沉淀的淤泥让周围的土壤肥沃丰厚，三面环山的位置让这里易守难攻，所以这座城市没有城墙。

地图21-1　夏和商

尽管在二里头发现了王宫遗址，但黄河流域诸侯国（或夷）的首领似乎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他们与其他部落进行贸易，并且拥有自己小规模的军队。但根据历史传说，这个流域至少曾经出现过某种王权。大禹治水很有可能并未解决洪水泛滥问题，后来又出现了更严重的水患；若真是如此，那么要想在更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各个部落就必须接受统一首领的统治和保护。

世袭制始于禹，虽然他也曾竭力效仿先前的贤君传位于贤能者。跟他们一样，他最初也拒绝王位世袭，没有选择自己的儿子作为继承者，而是把王位禅让给一位贤者。可惜那些势力强大的部落首领想要一个世袭王朝，转而拥戴禹的儿子启即位。这种反叛行为将黄河流域的继承机制由“三皇五帝”时代的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

这种变革并非未受质疑。有扈氏曾竭力反对王位在一家一姓内传承，并拒绝参加启的登基宴会。启大怒，率军以“恭行天之罚”的名义讨伐拒不服从的有扈氏。有扈氏大败被灭，村落被毁。武力最终战胜了睿智。

然而，家族世袭在最初阶段并非一帆风顺。启死后，他的五个儿子为争权夺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也没有指导权力实现和平过渡的先例。那位最终登上王位的儿子验证了有扈氏关于王位世袭制危害的忧虑。即位后，他不理朝政，流连于美色和酒肉。正因为如此，一位势力强大的部落首领攻入王宫并登上王位。后来，他又被自己的一名朝臣弑杀篡位。

废除先贤的禅让制后，时局一度相当混乱，甚至王位世袭也好过这般；最终启的曾曾侄子少康积蓄起足够的力量来对抗篡权者。

当初都城被血洗时，少康逃往另一个部落才得以幸免。现在，他带着自己的追随者杀回了都城，打败了篡位的朝臣，重新夺回了王位。夏朝才刚刚开始，就已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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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艰难的开端之后，夏朝的王位颠簸着传承了几个世纪。但中国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统治的权力一旦取决于血缘而非实力，统治者就会慢慢腐败。夏朝君主陷入了一个循环，这样的循环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开国之君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德行夺取了统治权，他们将王位传给儿孙，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子孙变得懒惰，并由懒惰变为颓废，再由颓废变为堕落，最终导致王朝的瓦解。另一个智慧又强大的人会夺取王位建立新王朝，这种模式会不断重复下去。在每个周期结束之时，暴君下台，贤人会使正道回归，但他们并不能长期坚守这些正道。诚信恶化为不信任，虔诚转变为迷信，高雅和教养蜕变为自负和虚伪。司马迁写道，这种方式“若循环，周而复始”。

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他可能对当时的社会稍有不满。由于触怒了汉武帝，他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被处死，要么受宫刑（为了完成他的史书，他选择了后者，他的付出在史书编纂者中无人可及）。但是，他对历史循环的描述基于悠久的传统和长期的观察。中国理想中的王权应该建立在智慧之上，可是只要一国君主取得了对黄河流域的控制权，腐败、压迫和武装冲突必然接踵而至。

在夏朝，这种冲突在桀统治期间达到顶峰，他坐吃山空，将国库的钱财都用于为自己修筑宫殿。他逐渐疏离了自己的子民，专宠一个貌美、残暴、恶毒、不得人心的妃子，整日与她花天酒地，无心朝政。他逐渐与部落首领为敌，一旦有人挑战他的权威，就会被投入监牢或被处死。司马迁对桀的评价为“不务德而武伤百姓”。

其中一位被囚禁的部落首领就是商氏家族的汤，他在二里头以东地区的实力足以威胁夏的统治。不久之后，桀（或许是夜夜酒肉笙歌让他神志不清）似乎忘记了汤的反叛意图，将其释放。重获自由的汤立即加强了自己在各个部落首领中的地位，当时这些部落还处于夏的名义统治之下。桀渐失民心，汤则行德政得民心；司马迁说他“播其善德”（可能使用了大量外交手段）。他甚至派遣自己的军队讨伐了邻近的一位欺压百姓的诸侯。

最终，汤誓师“夏多罪，天命殛之”，率领自己的追随者讨伐桀。桀逃离都城，汤于公元前1600年（传统上认为这是他宣告商王朝建立的时间）成为商朝的开国君主。

桀后来死于流放途中。他的临终遗言是：“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商征服夏之后没有创建一个全新的统治体系，而是延续了现有的王权制度。几十年来，商王室在夏都以东积蓄自己的力量。史前的龙山文化本身就是仰韶文化的延伸，夏朝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商朝也是在夏朝的土地上继续统治。汤被尊称为“成汤”，取代夏王是内政变化。夏王朝众叛亲离；正是因为失了民心，夏最终走向灭亡。

循环再次开始。汤的统治成为正义公平的典范，他曾告诫各方诸侯“毋不有功于民”，否则必受惩罚。他还效仿先贤禹，治理洪水；司马迁说他“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商朝以勤政和仁德开始了统治：历史就是这样周而复始，这是新王朝开始时的固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