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希腊的思想、文学和艺术



1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

普拉太亚和米卡尔山战役以后的40年，是希腊史中一段比较和平和安宁的时期。虽然有过战争，但并不激烈。在雅典这一会儿，富裕的那部分人就有了闲暇和机会。由于一些偶然事故的配合，并通过一小群人的性格，这种闲暇和机会产生了最值得纪念的结果。

能够表达出口语的声音和微妙用意的书写方法的成就这时已使文学成为可能，许多优美的作品产生了；造型艺术兴盛了；爱奥尼亚希腊城市的早期哲学家们已经奠定了的近代科学基础得到了巩固。后来，雅典和斯巴达之间郁积已久的宿怨在隔了五十多年以后，爆发成为一场凶猛的、消耗性的战争，终于使这个创造性运动的活力逐渐枯竭了。

这场战争历史上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它进行了将近30年，耗尽了希腊的全部力量。起初雅典占了优势，后来斯巴达居上。离雅典不到50英里的一个城市提佛，随之崛起了，使斯巴达黯然失色。雅典又陡然再次焕发出光芒，跃居同盟首脑的重要地位。这是一回充满了狭隘的抗衡和费解的仇恨的故事，如果不是被记入和反映在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的话，它早就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在这整段时期里，波斯一再出现，起初参加这个同盟，后来又参加那个同盟。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开始警觉到在它的事务中的一个新的影响，来自马其顿王菲力浦。马其顿的确是在希腊处于无法挽回的分裂状态的背景下崛起的，就像米地人和波斯人是在迦勒底帝国背后兴起的一样。到了这时候，希腊人的心思转了过来，好比说，它从内部争吵，一起惊慌失措地注视到了那个马其顿人。

尽管修昔底德叙述过这段历史，尽管一个新兴文明的伟大开端被它的混乱所毁灭，这些纷乱、残忍的争吵仍然是纷乱、残忍的争吵；这些自相残杀的内讧的细节，这些使希腊城市接二连三地被焚在冲天火焰中的故事和人民流窜的情况，我们在这部普通史纲中根本没有篇幅加以叙述。在一个独足的地球仪上，希腊成了个小得几乎认不清的斑点。而从萨拉米斯和普拉太亚战役到菲力浦王的兴起之间，这一个多世纪的全部纷争，在人类短暂的历史上已缩小到好像是人们争论中的一声几乎听不到的小小的碰撞，缩小到不过是对民族的和人们的瞬息即逝的祸福上的一个音节而已。

但不会缩小成毫无意义的是，希腊在这些时候提供的零星和闪烁的平静和安定里所产生的文学，这是因为希腊文学已经进入了后来一切民族智慧发展的过程，因为它是我们思想基础上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吉尔伯特·默里教授说：“他们的外部的政治史，确实像其他一切国家的一样，充满了战争和外交权术，充满了残酷和欺诈。非常伟大的却是它内部的历史，是思想、感情和性格的历史。他们当时有某些困难要克服，现在在我们的道路上几乎碰不到了。他们实际上没有经验，每一件事都是在作初次的尝试；他们的物质资源绝对贫乏，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欲望、恐惧和愤怒’大概比我们的更狂热、更猛烈。然而他们却产生出了伯里克利的和柏拉图的雅典。”

希腊人的思想经过长期的积聚，它的创造力达到了惊人的高度。23个世纪以来，在明智的人的心目中，一向是他们从过去得到指导和鼓舞的灯塔。自从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役使雅典获得自由、无所畏惧，没有过度用力地卓立于它的世界以后，这种思想上的创造力就大放光芒。这是很少一部分人的工作。有一些公民在一代人的大部分时间生活于这样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在任何年代都会使人们致力于创作优美的作品，因为他们是安全的，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有自豪感；而且他们没有那种想得到显赫一时、唯我独尊的权力的诱惑，这种诱惑使我们大家都会损害同胞。当政治生活又局限于同斯巴达打兄弟阋墙之战所造成的损耗和罪恶的时候，思想活动的火焰蔓延得这样广泛，燃料这样充足，以至它全部经历了这场狂飙般的灾难深重的战争，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短促的一生，为时竟达战事开始后一百多年之久。

在胜利和感到正大光明地赢得了自由的鼓舞焕发之下，雅典人民曾有一时确是向着高人一等的地位上升了。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他们开始重建城市和扩大贸易。伯里克利是个伟大的民众领袖，是雅典公民大会的首席长官，是一个具有多少可以和近代历史上格莱斯顿或林肯那样专搞政治的人的能力相比的政治家。在一段时期里雅典人民是能够豪迈地追随一个胸怀豁达的领袖的，而命运又给了他们一个胸怀豁达的领袖。在伯里克利身上，有一种爱好深奥、高尚、优美事物的真挚而生动的热情，这种热情以极奇怪的方式和他的政治才干交织在一起。他掌权三十多年。他是个非常生气勃勃和思想开明的人。他把他的这些品质的烙印打在他的时代上面。正如温克勒所说，雅典的民主政体一度具有“伯里克利的面貌”。支持他的，大概是个极其伟大而高贵的友谊。当时有个受过不平凡的教育的妇女，名叫阿斯帕西娅，来自迈利特。伯里克利不能和她结婚，因为法律限定在雅典出生的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但她实际上是他的妻子。她在把有非凡才能的人们聚集在伯里克利周围这件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所有的名作家都认识她，而且有几个还赞扬过她的智慧。的确，普卢塔克曾谴责她挑起了一场对萨摩斯岛的麻烦而且危险但最终取得胜利的战争，但是，正如他自己后来表明的那样，使这场战争不得不进行的，是萨摩斯人在海上的敌对行为威胁了雅典共和国全部繁荣赖以存在的海上贸易。

人们的抱负往往恰当地反映于他们的亲密伙伴的标准上。无论如何，伯里克利是满足于在雅典充当一个领袖，而不称霸当一个僭主。各邦的同盟是在他的指导之下组成的，从意大利到黑海建立了新的殖民地和贸易站；设在德罗斯岛上的同盟金库也移到了雅典。伯里克利确信他不必担心波斯人的侵袭后，把同盟各邦的军需贮备用来美化他的城市。从我们近世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件做得不公正的事，但远不是一件卑鄙或贪婪的事。雅典既然完成了德罗斯同盟的工作，难道这个出力的人不配领取他的报酬吗？这样扣押下来的钱财给建筑师和美术家提供了一时难得的机会。雅典的帕特农神庙不过是安放在伯里克利重建的雅典的壮丽景色中的一顶花冠罢了，它的遗迹至今仍是件美术品。诸如菲迪亚斯、米隆、玻力克利特等人至今留存的雕塑，都是当时艺术质量的见证。

读者必须记住温克勒的那条具有启发性的意见，他说，复兴的雅典一度具有伯里克利的面貌。正是这个人的卓越的天赋和气魄使他周围的人才智奋发起来，并把有雄才大略的人们吸引到雅典来。雅典像一个人戴上了面具一样一度具有了他的面貌，后来就变得坐立不安，想要把他扔到一边去了。普通的雅典人是很少具有伟大、慷慨的气魄的。我们在上文曾举一个投票者做例子，谈到他对流放亚里斯泰迪兹的态度。劳埃德（在他著的《伯里克利时代》中）说，把米太雅第的名字和马拉松战役联系起来，雅典人都感到受不了。普通投票者的强烈的自尊感即刻会反对他们四周高耸的美丽的建筑物；反对向菲迪亚斯那样的雕塑家们所表示的超过受普通推崇的雕塑家的好感；反对给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那样一个仅仅是异邦的人捐赠款项；反对伯里克利和一个迈利特的妇女结伴和谈话，认为这种优遇对他们是一种侮辱。伯里克利的公共生活显然是规矩的，但这马上就使一般人设想他的私生活一定极为腐化。人们推想，伯里克利的举止是“傲慢的”，认为他不时流露出对他所服务的公民们的蔑视。

“伯里克利不仅具有高尚的情操，具有远离庸俗人们低级表情的高雅而纯洁的风度，而且还具有那不苟嬉笑的庄严的面貌，坚定、平和的声音，从容的举止，即使说话兴奋也绝不会弄乱端整的服装。这些事情和其他类似的情况，激起所有见到他的人的钦佩。他有过这样一次举动，有一个卑鄙无赖的家伙对他痛骂凌辱了一整天，他不声不响、耐心地忍受着，继续当众迅速地处理了一些急事。黄昏，他漫步回家，那个厚颜无耻的坏蛋一路上跟着他，用最下流的语言侮辱他。当他来到家门口的时候，天黑了，他叫一个仆人举着火把把那个人送回家去。然而，诗人伊翁说，他在言谈时，傲慢自大，目空一切，而且在他的庄严的风度里还带着许多自高自大和轻视别人的样子……除了到公会所和议会去时以外，他从来不在街上露面。朋友们的邀请，社会上的应酬和娱乐，他一概谢绝；在他相当长的执政的整段期间，除了一次以外他从来不同任何朋友共进晚餐，那次是他参加他的侄儿欧吕普托莱木斯的婚礼，他在那里也不过逗留到洒酒祭神礼结束的时候。他认为，无拘无束地参加应酬活动会抹去职务上的差别，而尊严和亲密是很难协调的两回事……”

当时还没有迎合低级趣味的报刊来向社会披露那些出名的、有成就的人所做的坏事；但是有点自负的普通人却从非常盛行的喜剧艺术里找到不少安慰。当时雅典人几乎普遍渴求对那些外表卓越的人们加以诋毁，因为他们的风雅触犯了雅典人的自我爱怜，喜剧作家满足了这种渴求。他们对伯里克利和他的朋友们不停地和不遗余力地进行谩骂。他们把伯里克利的像画成戴着一顶头盔的样子；这头盔和伯里克利十分相称。他们又担心伯里克利知道此意，于是又画了一个七歪八扭、洋葱一般的头作为滑稽的暗示，引起了大量的欢笑。至于阿斯帕西娅的“行径”当然更成为街谈巷议的果实累累的园地了。

爱好幻想的人，厌倦于我们时代的鄙俗，总想要转移到崇高的伯里克利时代去。但是，他们一旦投身到那个时代的雅典，就会发现自己好像置身于类似当今低级音乐厅那样的气氛里，好像置身于我们现在流行的报纸所宣扬的那种情绪中。一阵同样激烈的像驴叫似的诽谤，卑鄙的诋毁，贪婪的“爱国心”和一般卑劣的言行，会向他们猛刮过来；“时髦的乐调”会追逐他们，纠缠不休。当人们对普拉太亚和萨拉米斯的记忆业已淡漠，新的建筑物又日益见惯的时候，伯里克利本人以及雅典的自豪感便愈来愈触犯了群众平易的幽默感。伯里克利从来没有被流放过——他在比较温静的公民中的个人威望使他得以幸免，但他却受到日益大胆和坚决的攻击。他从生到死都是个穷人，他也许是最诚实的煽动家，但这仍然不能使他免于一次盗用公物的无效的检举。他的敌人在这方面失败以后，便采取了更不正当的手法，他们开始把他身边的朋友们清除掉。

宗教上的迫害和道德上的责难，是心怀嫉妒的人们反对他们领袖所用的天然武器。伯里克利的朋友达蒙被流放了。菲迪亚斯受到不敬神明的攻击，他居然敢于在雅典娜女神巨大塑像的盾牌上，在交战的希腊人和亚马孙人之间，安上了自己和伯里克利的画像。菲迪亚斯死在狱中。由伯里克利迎接到雅典来的一个异邦人阿那克萨哥拉——当时雅典已经有许多诚实的人非常愿意于满足一切合理的好奇——正在发表一些关于太阳和星辰的最奇特的言论。他毫不含糊地声称，世上没有神，只有一个有生气的精灵（理性）。喜剧作家们突然发现他们对宗教有了深厚的感情，居然感到了深刻和甚至危险的打击，于是阿那克萨哥拉逃亡以避免被检举的威胁。接着便轮到阿斯帕西娅。雅典一心想要赶走她，伯里克利处于必须在这个妇女和这个忘恩负义的城市之间作出选择的境地，前者是他生命的灵魂，后者是他曾经拯救、捍卫并使它成了历史上比起任何其他城市更美丽、更令人难忘的一座城市。他挺身而出保护阿斯帕西娅，暴风雨般的满腔人类激情支配了他，演说时，他声泪俱下。他的眼泪暂时挽救了阿斯帕西娅。

雅典人情愿使伯里克利蒙受耻辱，但他毕竟为他们服务了那么长的时间，使得他们不能没有他。这时他当他们的领袖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战争。普卢塔克谴责伯里克利发动战争是为了他感到自己的盛名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必须引起一场战争来使他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人物。

“他自己既然为了菲迪亚斯的缘故被人民所厌恶，又怕因此会受到责难，所以就极力主张打这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决定要打的战争，燃起了到那时还被窒息和压制着的战火。他希望借此来逃避使他感到威胁的责难，并使嫉恨狂热缓和下来，由于他的尊严和权力是那么大，以至在一切重大的事情上，在每一个危急的关头，共和国只有把信任寄托在他这个人身上。”

但这是一场缓慢和危险的战争，雅典人民又没有耐心。一个名叫克莱翁的人站了出来，野心勃勃地想把伯里克利从领导地位上赶下来。当时存在着要求迅速结束战争的巨大呼声。克莱翁装成了“赢得这场战争的人”。当时受欢迎的诗人就以这样的口气写道：

你萨提尔之王……

为什么夸耀你的勇敢，

而听到利剑的声音就要发抖；

不管热情奔放的克莱翁？

伯里克利领导的一次远征没有成功，克莱翁于是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控告。伯里克利被停止了统帅职务，并课了罚金。据说，他的长子——不是阿斯帕西娅的，而是他前妻的儿子——背叛了他，并且用恶毒的、难以置信的话控告他。这个年轻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其后，伯里克利的姐妹和最小的嫡子也相继去世了。当他按照当时的风尚把悼念的花圈放在幼子的尸体上时，他放声痛哭了起来。不久，他自己也染上了瘟疫而逝世了（公元前429年）。

这个简短摘要里的一些突出的事实，足以说明伯里克利和他的城市的生活的许多方面是多么的不协调。雅典的知识和艺术之所以勃发，无疑是由于当时环境的优渥，但部分也由于当时出现了一些异常杰出的人物。这不是一个普遍的运动，而是少数地位特高、天赋特厚的人物的运动。

2　苏格拉底

雅典这个运动中的另一个领导人物是一个石匠的儿子苏格拉底。他同他周围的生活更不协调，但同样也是他的时代不朽巨业的一个泉源和激素。他出生大约比希罗多德晚16年，大约在伯里克利去世的时候开始闻名。他自己没有著作，但他习惯于在公共场合演讲。当时人们正在渴求智慧；有许多形形色色号称诡辩派的教师，对于真、美和正直生活进行思索，并指导青年们发展好奇心和想象力。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在希腊没有宏大的僧侣经院。苏格拉底这个人就出现在这些讨论中，他外表笨拙，不修边幅，赤着脚，他的周围聚集了一群敬慕者和门徒。

他的方法是提出深刻的怀疑。他认为唯一可能有的美德是真实的知识；他不能容忍最后经不起严峻考验的信仰和希望。对他来说这就是美德；而对他的许多软弱的追随者来说，这意味着丧失了那些会抑制他们冲动的信仰和道德习惯。这些软弱的人后来变成了自我宽恕、自我放纵的无赖。在苏格拉底的年轻朋友中有柏拉图，他后来写出了一套哲学对话，使苏格拉底的方法永传于后世，又创立了哲学里的学院派，这个学派持续了900年；有万人雇佣军里的色诺芬，他描述了苏格拉底临死的情景；还有伊索格拉底，一个希腊政治思想家中最明智的人；但同时也还有克里蒂阿斯，在雅典被斯巴达彻底打败时，他是斯巴达人任命来制服这个被击败的城市并摧毁城市中教育组织的30个僭主的首领；也还有查尔米德斯，当这30个僭主被推翻时，他也被杀死在克里蒂阿斯的身旁；甚至还有亚尔西巴德，这是个奸巧多谋的叛徒，曾竭力怂恿雅典去反对锡腊库扎，这场灾难性的远征耗尽了雅典的国力，他又把雅典出卖给斯巴达人，当他前往波斯宫主企图对希腊玩弄阴谋的时候，终于在途中被暗杀了。被苏格拉底摧毁了世俗的信仰和爱国心而又没有什么代替东西的有为青年，不只是上述最后的几个弟子。对苏格拉底宿怨最深的仇敌，是一个叫安尼图斯的人，他的儿子是苏格拉底的忠实门徒，却变成了一个毫无希望的醉汉。通过这个安尼图斯，苏格拉底最后被控告为“腐化”青年而判处了死刑，饮毒芹酒而死去了（公元前399年）。

柏拉图在他的被称为《斐多篇》的对话中对苏格拉底之死作了极其动人的描述。

3　柏拉图和他的学院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活到了80岁。

在才情气质上，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他是个最优雅细腻的作家，而苏格拉底却写不出连贯性的文章。他喜爱优美的事物，而苏格拉底却鄙视它们。他对于整顿公共事务和规划较愉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关心的，而苏格拉底却不问人们的寒暖，不理睬同人们的意见，专心致志于从幻境中得到明朗的觉醒。苏格拉底说，生命是虚妄，活着的只有灵魂。柏拉图对这个严厉的老教师怀着极深厚的感情，他发现苏格拉底的方法对于分析和澄清意见有极大的价值，所以他以苏格拉底作为他不朽的对话的中心人物，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和性情却使他完全背离了怀疑的态度。在许多篇对话中，话是苏格拉底的话，但思想是柏拉图的思想。

柏拉图生活在对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产生怀疑和疑问的时代。在公元前450年以前，在伯里克利全盛的年代里，雅典人对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好像是完全满意的。当时似乎没有产生疑问的理由。人们感到自由，社会欣欣向荣，人们所苦的主要是忌妒。希罗多德的《历史》对雅典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不满意的表示。

但柏拉图是在希罗多德去世前后出生的，是在战祸深重和深刻的社会贫困和混乱的气氛中长大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人与人的互相倾轧和社会制度不合适的局面。面对这种挑战，他的思想产生了反应。他早年的一部著作以及最后的一部著作都是关于改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的大胆而透彻的讨论。苏格拉底教导他不要把任何事情，甚至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的平常关系，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理想国》是所有乌托邦的书中最早的一本。它是一个青年人梦想的城市，在那里，人类的生活是按照一个崭新的和一个较好的计划安排的；他最后未完成的著作《法律篇》是关于另一个这类乌托邦条例的讨论。柏拉图的思想中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在这里连一瞥也办不到，但它却是这部历史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人类发展中的一桩新事物，即自愿地、完全地改造人类状况的这一种思想的出现。在此以前，人类一直是在对神的畏惧下按照传统生活的。这里有一个人，他大胆地对人类说话，说来又似乎是件那么自然而又合理的事情，“掌握你们的生活。那些使你们烦恼的事情，大部分是你们可以回避的；那些支配着你们的事物，大部分是你们可以推翻的。对于它们，你们愿意怎样做就能够怎样做”。

除了当时的这些冲突以外，也许还有另一件事刺激柏拉图的思想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开拓了许多海外居留地。这些居留地的开拓使人们熟悉这样一个思想，认为人们共同体不一定经过它自己成长，也可以由人白手造成。

同柏拉图交往密切的，是一个比他年轻的人，这个人后来在雅典也主持了一个学派，并且活到了一个更伟大的时代。这个人就是伊索格拉底。他就是我们应称为宣传员的那种人。与其说他是个演说家倒不如说他是个著作家，他的独特的工作就是发展希罗多德的观念，即统一希腊抵抗波斯帝国，以此来补救雅典政治上的腐败和混乱以及它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中的消耗和破坏。他的政治境界在某些方面比柏拉图的广阔，但到晚年却寄希望于君主制，特别是马其顿王菲力浦的君主制，认为它是一种比城邦民主更能起统一和开阔作用的政体。色诺芬同样倾向于君主制的思想，我们在上文已谈到过他所著的《长征记》一书。色诺芬在晚年又写了《居鲁士的一生功业》一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像波斯帝国的组织所表现的专制君主政体辩护”。

4　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园

柏拉图在学院讲学。在他晚年，有个美少年从马其顿的斯塔吉腊来到他那里，这个人名叫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国王御医的儿子，是个在思想上同那个伟大的雅典人属于不同类型的人。他对具有想象力的意志天生就怀疑，而对确立的事实却极为尊重而力求理解。后来，柏拉图死后，他在雅典的学园设坛讲学，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批判得多少有点苛刻。当他讲学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的阴影威胁着雅典的自由，而他主张奴隶制和君主立宪。他原住在马其顿王菲力浦的宫廷里当过几年亚历山大的导师。

当时，明智的人们正在逐渐丧失信心，他们对于人们有力量创造自己的生活条件的信心正日趋于淡薄。不再有什么乌托邦了。事态的剧变如此强烈，使当时有才智的人之间已无从组织起切实可行的努力来予以应付。当人类社会是个只有几千公民的小城时，还有可能设想去改造人类社会；但在他们周围发生着的是某种翻天覆地的大动乱；这是对全部已经知道的世界的政治大改造，是一件有关当时为数一定已达到五千万和一亿之间的人们的大事。这样规模的改造，人们的头脑还无法领会。它驱使人们的思想退回到一个无边的和无情的命运这个观念上去，它使人们抓住一切看来是安定和团结的东西。比如说，君主制虽然有其明显的弊病，却成了千百万群众可以设想的政体；它在某种程度上是行之有效的；在看来不可能有集体意志的场合，它迫使接受一种统治的意志。一般思潮的这个变化同亚里士多德自然地对既存事实的尊重正相协调。这种思潮如果一方面使他赞成君主政体和奴隶制，认为压制妇女是合理的制度，而另一方面也使他渴望了解事实，渴望对自然和人性的现实取得一些有条理的知识，这在当时明显地胜过了上一代人的那些创造性的梦想了。

亚里士多德神志极其清醒，才华极其焕发，自我牺牲的热忱却极其缺乏。当柏拉图要把诗人从他的乌托邦里放逐出去时，他对柏拉图提出了质问，因为诗歌是一种力量。苏格拉底藐视阿那克萨哥拉，他却把精力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认识到有条理的知识的重要性上，他抢在培根和现代的科学运动的前面。他自己从事于收集知识和整理知识的工作。他是第一个自然历史学家。在他以前，别人也曾推究过事物的性质，但他同被他争取到这项工作里来的每一个青年却从事于对事物的分类和比较。柏拉图实际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掌握生活，改造生活。”这个更为冷静的继承人说：“我们首先要更多地了解生活，同时为国王服务并利用国王。”这并不是对老师的反驳，而是对老师作了极大的限定。

亚里士多德同亚历山大大帝的特殊关系使他在工作上获得了资助，这样的资助是科学探讨工作在以后的许多世代再也没有得到过的。他可以使用数以百计的塔伦特（1个塔伦特大约等于2 000美元）的经费。有一个时期，他手下有上千名人员遍布于亚洲和希腊为他的自然历史收集材料。当然，这些人是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观察员，与其说是观察员，不如说是收集传说的人员。但是，就我们所知，这类工作在他以前是从来没有人试过的，连想都没有人想过。政治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也开始了。学园的学生们在他的指导下分析了l58种政治制度……

这是世界上有组织的科学探讨第一次发出闪闪的光芒。亚历山大的早死，以及他的帝国几乎在开始形成之前即已发生的瓦解，使得这样大规模的捐款中断了2 000年。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宫廷学馆里有一些科学研究确实还在继续，但也只继续了几代人的时间。这件事我们即将叙述。亚里士多德死后50年，这个学园就衰落得不足道了。

5　哲学变得超凡脱俗

公元前4世纪的最后几年，一般的思想趋势既不与亚里士多德同流，又不倾向于对有条理的知识作艰苦的和必要的积累。如果没有国王的资助，亚里士多德很可能只不过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小人物而已。通过这种资助，才能使他的杰出的才智有了实质和效果。普通人做事总是愿意选择他们所易于遵循的道路，至于最终会不会走进死胡同，他们几乎是执拗地不顾的。一般哲学教师在那时眼见时事潮流力量太强而无法马上控制，于是便从设计模范城市，从策划新的生活方式流转到推敲起美妙的和聊以自慰的遁世主义来了。

也许把事实说得这样是有点粗鲁和不公平。然而让吉尔伯特·默里教授来对这事说一说吧：

“犬儒学派关心的只是道德，只是灵魂同上帝的关系；这个世界和世上的学问和荣誉对他们只是些渣滓。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乍看起来大不相同，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很相似的。他们实际上关心的是伦理学，即关于一个人应当怎样安排生活的实际问题。这两个学派的确都专门从事于某一科学——伊壁鸠鲁派是物理，斯多葛派是逻辑和修辞——但不过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斯多葛派力图以极端难解的抽象论证和高深莫测的思想、言辞来博取人们的欢心和信念。伊壁鸠鲁派则决意让人类走自己的道路，不去奉承反复无常的神明，也不牺牲自由意志。他们把他们的信条归结为四句格言：‘神明不可畏；死亡不能感觉到；幸福可以赢得；一切可惧的都可忍受，都可克服。’”

而同时，世事川流不息，和哲学各行其道，互不关心。

6　希腊思想的性质和局限性

如果近代的人们想从希腊古典作品中获得一些益处，就必须把它们当作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人的作品来读。必须考虑到它们的传统、它们的时机和它们的局限性。人们对于自己所赞美的东西总带有夸张的倾向；所有古典原文大多数都已残破，而且原来都是些生活困难的人们的作品，他们那时生在黑暗和眼光狭隘的时代，相形之下，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就成了光彩夺目的时期。我们用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它们，在崇敬上所失去的，会从对那一批苦恼的、目的性不明确的但具有十分近代头脑的作家们的同情上得回来。雅典的作家的确是最早的近代人。他们讨论过的题目，我们还在讨论；他们开始为之奋斗的大问题，今天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的著作是我们的曙光。

荣格在他的《无意识的心理学》中关于古代（雅典以前）思想和近代思想之间的区别论述得很好。前者他称为无指导的思想，后者他称为有指导的思想。前者是用形象来思想，近似做梦；后者是用言辞来思想。科学是有指导的思想的一种组织。远古精神（即在希腊思想家以前）所产生的不是科学而是神话。古代的人类世界是主观幻想的世界，就跟今天儿童的世界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的世界一样，也跟野蛮人的世界、梦幻的世界一样。婴儿的思想和梦是史前的和野蛮人的思想方法的一种回声的反响。荣格说，神话是广大民众的梦，而梦是个人的神话。我们曾经提请读者注意，文明时代早期的神们类似儿童的幻想。用仔细分析过的言辞和陈述来进行艰苦和有训练的思想的工作是发展近代科学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是由希腊思想家开始的，又是由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所恢复的。

希腊哲学家开始进行了探讨，但没有得到解答。今天我们还不能妄称已经解决了他们所提出的大部分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希伯来人的头脑突然醒悟到人生有无限的苦难和纷扰，看出这些苦难和纷扰大部分应该归咎于人们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于是得出结论，只有驯服地为主宰天地的独一无二的上帝服务才能得救。希腊人虽然提高到同样的悟力，却并不具备家长式的神的同样观念；他们生活在没有上帝而只有众神的世界里；如果他们或许感到众神自身也受限制，他们便设想一个在众神背后的冷酷而不具人格的命运。因此，他们以探讨的形式提出了问题：什么才是正当的生活？而他们没有把正当生活着的人同上帝的意志之间挂上明确的相互关系。

从纯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我们认为，为了历史的缘故，这个共同的问题这时可以用包括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双方所采用的形式提出来。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属类从兽类无意识的状态发展到不断地种族自觉的状态，认识到它的目标的极大的分歧所造成的不幸，体会到个人的自我追求所形成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并向某种联系和从属的观念盲目地摸索前进，希望从单属个性的痛苦和事故里把它拯救出来。众神、神王、部落观念、城邦观念，这些都是在一定时间里赢得和抓住了人们信仰的观点，都是使人们稍稍摆脱他们各别的自私，导向实现一种较能持久的生活的观念。但是，正像我们的战争和灾难所证明的那样，这些较为伟大的观念一个都不够伟大，众神不能保佑，部落证明了它是卑鄙而残忍的，城邦流放了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神王使自己成了畜生。

在通读了希腊人这个伟大时期的表达思想的文献之后，我们理解到在希腊人的思想里有三道他们难以逃越的关卡。而我们现在或许正在开始逃越。

这些局限的第一项是希腊人在心理上把城邦作为国家的最终形式的成见。在帝国相继兴起，后一个比前一个更为强大的世界里，在人和思想日益趋于松散和自由的世界里，在甚至那时就已显而易见地正在统一的世界里，希腊人由于他们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还在妄自梦想一个不受外界的影响，与整个世界英勇地对抗也毫无危险的紧密结合的小城邦。据柏拉图的估计，一个完善的城邦的公民人数是在1 000人（《共和国》）到5 040人（《法律篇》）上下。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写道：“为了正当地执行司法和分配权威，有必要使公民们熟悉彼此的性格，否则在运用权威及执行司法两方面都会接着产生许多恶果；因为作为武断的决定是不公正的，而在人口过多的情况下又必然会这样。”这种拟想的教区——城邦是要打仗，要保卫自己，抵御同等大小的其他城邦的。而这个时候却是在薛西斯的军队渡过赫勒斯蓬特海峡以后不到两代人的时间！

这些希腊人或许以为世界帝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在实际上，它却刚刚开始。他们所能想到的极限不过达到订立协约和联盟而已。在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的宫廷里一定有一些人的思想远远超过了石湾、岛屿、山峦环抱的盆地等等的小念头。可是，希腊人对于联合一致以抵御在操希腊语世界以外活动的较大的强国的需要却刚愎地置之不顾。他们认为那些外人是野蛮人，没有必要也不值得多加考虑，他们现在已经永远被排斥在希腊之外。有人拿了波斯的钱，每个人都拿了波斯的钱，那有什么要紧？或者有人一时应征参加了波斯的军队（如色诺芬），希望从一个富裕的俘虏身上交到好运。雅典站在埃及一边，同波斯进行过小规模的战争，但没有人为整个希腊的共同政策或共同未来着想过……

直到最后，雅典有个声音开始高呼：“马其顿！”像守门犬一样狂叫：“马其顿！”这就是演说家和政治煽动家狄摩西尼的呼声，是对马其顿王菲力浦的警告、威胁和痛斥。菲力浦不仅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也从伊索克拉特斯和色诺芬那里，从巴比伦和修泽那里学会了政治；正在沉着、能干、坚定地为统治全希腊，然后通过希腊去征服已知的世界作准备。

钳制希腊人思想的第二件事是家奴制度。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奴隶制是得到默许的；没有它，人们就会觉得既不舒适又不尊严。但奴隶制不但妨碍了对同邦人中同一个阶级的同情，而且把奴隶主归入了与一切外来人对立的阶级和组织里。奴隶主属于优等种族。清晰的理智和高尚健全的精神使柏拉图得以超越当时世事的范围而会想废除奴隶制；多数民众的情绪和新喜剧也反对奴隶制。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中有很多的人是奴隶，这两个学派谴责奴隶制违反自然，但发觉它过于牢固难以推翻，于是作出结论说，它并不涉及灵魂，可以置之不理。在智者，无所谓拘束或自由。对于讲求实际的亚里士多德，大概对于大多数重视实际的人来说，它的废除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宣称，世界上有的人是“天生的奴隶”。

最后，希腊人的思想还受到缺乏知识的妨碍，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他们简直对于人类的以往毫无所知，最多不过有些锐利的猜测。他们的地理知识超不出地中海盆地和波斯边境的范围。关于伯里克利时期的修泽、珀塞波利斯、巴比伦和孟菲斯等处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远比他们当时多得多。他们的天文观念还处在初步推测的状态。阿那克萨哥拉非常大胆，把日月设想为巨大的天体，巨大到太阳大概和“整个伯罗奔尼撒一样大”。他们的关于物理学、化学的观念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可惊的是他们居然猜测到了原子的结构。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在实验仪器方面是非常贫乏的。他们有供装饰用的彩色玻璃，但没有透明的玻璃；也没有度量短时间隔的精确工具；没有真正高效率的记数法，没有很精确的尺度，也没有雏形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一个近代科学家如果忽然置身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就会发现，要向在那里见到的人们用实例说明他的知识要点，哪怕是粗略地说明，也是极为困难的。他必须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装置最简单的仪器，而苏格拉底却在指责使用诸如像小孩钓鱼用的那种木块、绳索和金属来追求真理是荒诞的事。哲学家和工匠之间的那种势利的淡漠态度使前者对一切仪器都不愿接近。没有一个希腊绅士愿意用玻璃或金属来修补东西。而我们讲科学的教授也时时会有被控渎犯神灵的危险。雅典的民主制度跟田纳西州的民主制度一样，是不会容忍达尔文的。

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依靠对事实知识较为丰富的积累。在伯里克利时代，这些被记载下来并得到证实的事物所累积成的石堆上的第一块石头几乎还没有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当我们考虑到这个差别时，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希腊人虽然爱好政治的推测，却看不到他们的文明从外部和内部的情况来看都是不安全的，看不到有必要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看不到事态的迅速演变会使人们在思想上暂时的自由长期消失。

这群希腊的谈论家和著作家对于我们有真正价值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而在于他们所作的尝试；不在于他们回答了问题，而在于他们敢于提出问题。在此以前，人类对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生下来就有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提出过挑战。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环境，传统和那些似乎是必要的东西使他们继续过着远古以来就围绕着他们的部落发展起来的生活。在这以前，他们对待世界就像儿童对待他们在其中被抚养大的家庭和生活习惯一样。

所以，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我们看到，最明显的是在犹太和雅典，但也绝不仅限于这些中心，人类的道德和思想进程的萌芽，一种从激情和迷惑以及从存在事物的直接形象所发生的对正义的呼吁和对真理的呼吁。这就像一个青年突然发现生活既不是容易的又不是漫无目的的而开始有了责任感一样。人类在成长。此后23个世纪的历史一直贯穿着这些主导思想的扩布，发展，相互影响和得到更为清晰、更为有效的陈述。人们慢慢地、逐渐地领会到人类兄弟情谊的现实意义，领会到战争、残忍行为和压迫是不必要的，领会到全人类具有共同目标的可能性。此后，每一代都有证据表明，人们在寻求他们感到我们的世界一定会到达的那个较好的秩序。

但是，不管在哪里，每当这种伟大的建设性的思想在任何人身上产生影响时，我们每个人禀性中强烈的贪婪、忌妒、猜疑和急躁便和为较伟大、较广泛的目标而作的斗争打起仗来了。最后这23个世纪的历史就像某种冲动的、性急的不朽人物为求得清晰的思想和正当的生活而作的一番努力。错误接着错误；充满希望的开端却以古怪的失望而告终；潺潺活水被为人类盛水止渴的杯子染上了毒。但是每次灾难过后人们的希望终于又再度产生。

7　最初富于想象力的文学

我们在这部《史纲》里已经讲过，文学必须等待书写方法发展到能够巧妙地表达词句的曲折和语音的美感时才能得到发展。在此以前的书面文学只能达意而已。如前所述，早期的雅利安各民族在有文字以前已有一种专凭谱记的韵律文学，他们有由一个特殊社会阶级，即弹唱诗人，保存下来的吟游歌曲、故事、史诗和道德箴言。这些传统的财富只是在用文字写下来的时候才变成固定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主要的希腊史诗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而且记下的都是爱奥尼亚方言的希腊文。据说，最先把荷马的史诗收集起来的是庇西特拉图。这两部史诗有若干种不同的版本，现存的文本只是在公元前2世纪才确定下来的。还有其他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续篇和增订以及另外的历险故事，现在几乎已完全失传了。

希腊人一般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诗人荷马一个人的作品。荷马出生于7个不同的城市以及不同的年月，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00年。传统只确定了一个事实，即荷马是个盲人。希腊人对这两部史诗的热爱和尊崇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看出了这样一个连在译文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这两部伟大的作品无论在精神、语气和性质方面都是迥然不同的，就像喇叭声和笛声的差异一样。然而荷马出生的地点既然能够这样广泛，时间上又这样持久，那么，如果说他有两个脑袋、两种嗓音的话，只不过在他那不可思议的奇迹上略加润色而已。这些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学家所关心的事。只有研究古典文学的学家才能鉴赏这两部作品的全部价值。他要我们相信，它们的壮丽、美妙、明智和悦耳是任何译本都表达不出来的。的确没有一种译本能表达出任何可以说明值得那些博学之士对于欧洲文学中这两部最初杰作如此心醉神迷的东西。每个译者的译本中都渗入了某些沉闷、幼稚的东西。甚至由希腊语的热心的鼓吹者向没有修养的怀疑者朗诵的美妙得无法描绘的音调，也成了多半像是从不重要的暖气设备中有毛病的管道里发出的噪音。虽然如此，这些史诗仍然含有许多优美、有味的东西。它们充溢着可爱的稚气，闪耀出最强烈的感情和最生动的观察力。可惜的是，那些把它们说成是至高无上、无可匹敌等等的学究式的欣赏者的可笑而夸大的言论，使普通读者对它们望而生畏而不加理睬了。

同荷马的名字并立的是赫西俄德的名字。赫西俄德更大可能真有其人。他的诞生日期已知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这200年之间。他的史诗《工作和日子》和《神谱》保存了下来。前者不少是关于玻俄提亚农人的生活和劳动的情况，后者是当时关于希腊诸神的起源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传说。

叙事诗在希腊是所有其他诗歌的基础，若干世纪之中没有培育出别样的东西。这是雅利安人的主要的诗歌。后来又出现了某些其他的类型。有挽歌式的诗，柔和、动人，唱时用吕底亚的笛子伴奏，还有抒情诗，唱时用七弦琴伴奏。关于这些诗的形式，在这里不可能作更多的叙述。如果只提诗人的名字，而不稍微指出他们诗歌的性质和质量的话，那也没有什么用处。品得和西蒙尼德斯这两个名字，仅仅对于那些肯花费必要的时间去研究他们至今还保存的著作的人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提一下的是，希腊最伟大的一个早期爱情诗人是个妇女，名叫萨福，是累斯博斯岛人。

成文戏剧和成文诗歌一样，都是在希腊世界里开始的。戏剧是作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定期举行的庆祝仪式的一部分而兴起的。最初，这个庆祝仪式是合唱，歌唱神的所作所为。后来，一个领唱的歌手站了出来，独自吟诵，合唱队跟他应唱。埃斯库罗斯（生于公元前525年）又用上了第二个演员，这个演员站出来跟第一个对唱。最后，索福克勒斯（生于公元前495年）带来了第三个演员，对话和动作都有了发展，合唱被置于戏剧动作的辅助地位。在此以前，戏剧一直是在木板搭的台上演出的。到了公元前6世纪，开始修建了剧院。《史纲》所能叙述的就是这一些了，此外，百年之内希腊戏剧达到了它最伟大的时期。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生于公元前480年）这些人名是希腊悲剧达到顶峰的名字，但对于那些既不想去探索他们的原著或著名的译本，又不想看他们的戏剧的演出的读者来说，也不过是些没有意义的名字罢了。

与悲剧（这是对狄俄尼索斯最崇拜的方面）发展的同时，兴起了一种较为嘲弄和逗趣的形式，那就是喜剧。它一开始就比悲剧富于变化。有时，它使悲剧滑稽化了；但有时，它也成为对当时举止、风尚和生活风趣的坦率的素描。公元前6世纪，阿里斯托芬创造了一种幻想和政治讽刺的可喜的糅合。百年以后，米南德是描写一时风尚的喜剧的杰出大师。希腊悲剧是暂时的和拘谨的东西，它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发展而达到了它的最大可能攀登的高峰。但喜剧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需要。自从人和人有了交往以来，只要有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那里就有嘲弄、模仿和喜剧的场面。自从人们能写下第一个对话以后，成文喜剧的源泉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有当阅读的技术在社会上传播后，成文的故事才开始在受大众欢迎上和喜剧相匹敌。在希腊，“好的故事”集等等是有的，但作为一门伟大的艺术的小说，它的发展还有待于有一个广大的读者大众和书籍的迅速增加。不幸的是，大多数的希腊的悲剧和喜剧都再次从世上消失了。

散文文学起初是作为历史和严肃的讨论而出现的。关于希罗多德，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并已摘引过他的著作。这是在本书的较前部分中提到的，但读者将会注意到，这个“历史之父”的访问雅典是在伯里克利时代，而当他写作的时候，雅典悲剧的高潮已经过去了。较晚，修昔底德讲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故事。我们也已提到过色诺芬和他的《长征记》。流传至今的另外一部分重要的希腊文学是许多书面记下的伟大演说家的演讲。最后要提到的是，亚里士多德所写的有关科学文献中严格的、散文式的陈述和论证，以及在柏拉图对话的讨论中艺术的戏剧式的表现。

我们在这里这样简略地介绍了世界上最早的伟大的文学的各种形式。这是在我们所掌握的篇幅里所能做到的事。操英语的读者，如果想深入一步看更详细的记述，可以在J.A.K.汤姆逊的《希腊人和蛮族》里看到若干巧妙地交织进去的引文。但是，要真正掌握任何一种文学，唯一的途径就是认真阅读有关著作和有关作家。

8　希腊的艺术

在爱琴民族的前希腊艺术被发现和早期帝国的大量艺术作品被了解以前，在文艺复兴和19世纪末期之间，近代世界对于希腊造型艺术的成就怀有很不相称的敬意。希腊造型艺术在人们的想象中是单独突出的，仿佛它是无中生有地跳出来的，仿佛在它之前的一切都是笨拙的，在它之后的一切都是俗化了的和衰落的。它在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所引起的陶醉现在使我们感到的是惊奇多于同情。

我们现在知道，虽然希腊的文学和思想的创始力在人类经验中标志着一个明显的崭新阶段，但希腊的造型艺术不过是以往文明的继续而已。希腊在这一伟大时期里所制造的金器、珠宝、印章、小塑像、花瓶等等虽然接近于但并没有超过以前爱琴人的制品，也没有超过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制品。希腊的建筑有它独到的优美和完整。它的显著的特征是列柱，有多利亚式的坚硬柱头，肃穆而壮丽，有爱奥尼亚式的优美的柱头，并有科林斯式的绚烂的柱头。科林斯式的圆柱及其支流在罗马时代变成了建筑物的普遍的杂草，哪里有银行的支行或高级旅馆，它就会在哪里发芽生长。然而，希腊的雕刻艺术却是这个时期的显著优点。它最初是拘谨的，后来在庇西特拉图时期和伯里克利时期之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自由和自然。在阿克那顿时期，埃及的雕刻艺术突然变向趋于舒畅和写实主义，但当时所取得的成就没有一种能与希腊作品所表现的自由相比拟。据说希腊的雕刻大多数涂有颜色。现在，当我们面对希腊遗存的最优秀的作品时，那种特殊的简朴洁白的色泽之美，因带些死亡和完成的气氛而显得分外高洁，这种现在支配我们感官的情调却并不是出自希腊艺术家的原有意图。庙宇同样在它们的废墟中也有一种月光般的魅力，超然出世之美。在它们美妙的青春时代，这些肯定是不存在的。

关于希腊的绘画，我们知道得很少。人们虽然提到过一些杰作，但是它们已经毁灭了。我们只能依据罗马帝国时期承继下来但已颓败的传统对它加以判断。在庞培和海格立斯城的绘画是轻松愉快的、有技巧的和有风趣的，比起埃及的或巴比伦的作品来，它无可比拟地更为自然和富有信心。

这个时期的音乐从属于歌曲，没有和声。威·亨·哈多爵士认为，“那些被保存下来并且考释过的希腊音乐的标本是拙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