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故事——秦国的崛起

在中国，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25年间，晋国被一分为三，之后秦国开始处于支配地位。

经过与邻国、蛮族和本国贵族间几十年的战争，北方的晋国最终还是被分割了。司马迁将晋国的衰落隐晦地记录下来：“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

韩、魏、赵三家是晋国内部相互争霸的三个家族，最后他们瓜分了晋国。当他们要求周王将其封为刚刚瓜分的领土的诸侯时，周王也没办法拒绝。事实上，“九鼎震”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比喻：东周的君王现已失去其权威，甚至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有效管辖。

至此，晋国不复存在。在公元前4世纪初，春秋时期的13个主要国家已经变成7个，而周王的领土位于中心，周王惴惴不安。楚国宣告了对其东面两个小国的主权，使领土面积几乎增加了一倍。宋国、鲁国幸存下来，虽然其面积已经小了很多。赵、魏、韩三个新国家三分了晋国的领土，并且吞并了郑国和古老的卫国；燕国失去了西部的一些领土，但它将领土向东部沿海扩张，弥补了损失。

但是，成为最大赢家的是秦国，其领土面积至少是原先的四倍。最终，秦国的东部边界跨越了黄河与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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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开始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时期的名称上就能推知一二：各国之间战乱频仍。把这些战争详细地叙述一遍将会是件很累人的事情，但是在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61年间，各国间无休止的纷争慢慢使它们分出强弱。到公元前361年，平原上最强大的三个国家一字排开，从东到西分别是齐、魏和秦。领土一直向南延伸的强大楚国一度遇到了东部的越国的挑战。

七国之中，齐国最为繁荣。齐王能力非凡，不仅把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使税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政府对食盐进行垄断专营。魏国在军事实力上颇具优势。秦国领土广阔，一路向西延伸，却与世隔绝，距权力中心很远，高原和山脉将其与其他的古老中原国家隔开。这也让秦国被冠以野蛮人的称号。司马迁这样评论道：“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即使百年之后，一个魏国的贵族还是对秦国嗤之以鼻，他认为这个国家贪婪且不值得信任，秦国人不讲礼仪，不会与他人和平共处，且奸诈阴狠。

这种情况在公元前361年开始发生转变，此时，一个叫商鞅的贵族来到秦国君王的宫殿，并提出要帮助秦国成为一个强国。

商鞅出生于卫国，是国君的庶子，所以无权继承王位。他不满于出身所赋予他的权力限制，所以当秦国的国君秦孝公邀请能者贤士共同建设秦国的消息传到东边时，商鞅离开了自己的国土，踏上了西行的旅程。

秦孝公对商鞅的思想印象非常深刻，于是给予商鞅自由发挥的权力，任其对他认为有必要改变的地方进行变革。商鞅立刻通过建立对叛国和骚乱的严酷处罚制度来落实新政，私斗也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为了加强这一点，他下令将秦国分成许多小区域，这些小区域构成一个整体的网络，每个区域由不超过10户人家组成，每户人家都有责任将其他人干的坏事上报。用商鞅传记作者的话来说，秦国人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奸恶的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发奸恶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隐藏奸恶的与投降敌人的受到同样的惩罚。即使逃到远处，也没法摆脱官员和邻居那警惕的目光；除非旅客带着官方的许可证，否则旅馆老板就不能给他们提供房间住宿。

地图14-1　战国时期形势图

实行了这些控制机制后，商鞅让秦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商鞅没有模仿东部那些由贵族统治的国家的阶级和特权体系，而是把秦国的弱点（即缺乏贵族统治以及混杂了中原和非中原特点的传统）变成长处。从现在开始，秦国人只会因其“军功”被授予爵位，那些没有战绩的贵族将失去爵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商鞅急于显示，即使出身高贵也不能享有特权。他甚至因为太子触犯了新法而要惩罚他。这似乎在王宫里引起了一些麻烦；商鞅最终承认，对太子施以极刑并不明智，于是代之以在太子的一位老师身上烙印，割掉另一位老师的鼻子。

此外，从现在开始，秦国任何人都不能通过劳役而躲避兵役。商鞅还认为商人都是寄生虫，他们只是售卖他人制造的物品而从中获利。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商鞅鼓励秦国人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或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为官奴。

另一方面，那些努力劳作的人可以得到大片土地作为回报。这是一次创新，而且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经官方批准的土地私有制。这种私有制背后有一整套法律规定：现在，未经官法许可，不得迁入新居，这就意味着农民不能抛弃目前的土地，然后迁移到新的农田去。他们必须妥善耕作自己的土地，否则就会饿死。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一变法。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不过，重视耕作意味着秦国的荒地得以开垦，种上了粮食。尽管商鞅制定的刑法严酷，但是他的政策（允许罪犯通过耕种未开垦的土地来赎回自由）从别国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在秦国，他们至少有机会通过参军获得军功来提升社会等级。100年后，哲学家荀子参观了秦国，看到一个士兵从战场上砍了五个敌人的脑袋回来，就会被委任来负责管理邻居的五户人家。他评价道：“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大多数古代历史学家都很不喜欢商鞅，但就连司马迁也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法律的颁布，在过去缺少法律的秦国建立起了一种稳定的秩序。司马迁写道：“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认为，推行暴政的秦国不适于生活。虽然生活富足，但是秦国的人民是被奴役的。百姓对偷窃和暴乱的恐惧的确减少了，其他担忧却涌上心头。没人敢肆意讨论这些法令，因为商鞅下令将不满者流放。音乐和诗歌被扔到一边，因为不会产生什么收益；哲学也遭到鄙视。为了让秦国变强，他还焚烧了他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儒家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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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政策使秦国日益强盛。公元前34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秦孝公的霸主地位。秦孝公是公元前4世纪第一个自己争得这一地位的诸侯，也是史上第一个获得霸主称号的秦国国君。

现在，商鞅变法的最终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清晰。新的制度使人们能吃得饱，人口数量不断攀升，而且由于奖励军功，秦国的年轻人踊跃服兵役。公元前340年，秦国开始采取武力方式征服邻国。

商鞅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魏国，这个后起的国家面对秦国军队时没有做多少抵抗就失败了。不过，这场胜利也是商鞅最后的成就了。秦孝公去世了，他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20多年以前，就是他，目睹自己的两位老师因为自己的罪过而分别被处刑。自那之后，他就一直憎恨商鞅。掌权后，他立即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伪装出逃，到达边关时，想躲到一家客栈寄宿，但是客栈的主人没有接纳他，而是告知他，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被治罪的。

由于无处藏身，商鞅很快就被秦惠文王派出的军队杀死，他的尸体被带回秦都，处以车裂之刑。

秦惠文王处死了让自己不爽的商鞅后，决定保留其变法内容。毕竟，是变法让秦国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而且，由于秦国空前强大，在公元前325年，他就抛开周天子的册封，自立为王。

其他诸侯的反应跟大家所预计的一样：此后，所有诸侯国的君主都自行称王。战国时期的战争像以前一样持续着，只是现在领导各个诸侯国的不再是以前的封建领主，而是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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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传播哲学思想的教师继续努力去探究他们的生活，追寻他们那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在这个不断分裂的世界中，人要怎样保持自我的完整？

商鞅发现孔子的教诲不利于自己的变法，但是孔子的学说被他最出名的再传弟子孟子传承了下来。孟子的学说主要关注君臣关系：统治者按照上天的旨意进行统治，但因为上天“不语”，统治者就需要听取子民的意见来衡量他事实上是否执行了上天的意志。如果他听得足够仔细，就会知道战争从来不是上天的旨意。孟子对齐国国君说：“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这种哲学不会受到国王们的欢迎，因为他们更喜欢缘木求鱼；孟子希望成为某个诸侯王的谋士，却屡屡遭到他们的拒绝。

然而，孟子不是唯一一个想要提出解决方案的人。他的文章体现出儒家思想中强调人性可臻完美、人性本善的核心，并提出在乱世保持心境平和的办法，那就是加强道德修养，遵循这些善的原则。但是在战国时期，很多人认为这完全不够。他们通过日常的观察得出结论：人的本性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渴望获得权力；人们生活在日常纷争中，关注礼等形式似乎毫无意义。

战国时期，一种与孟子的观点有很大不同的新哲学慢慢形成，它是由来自更古老年代的神秘思想凝聚而成的。这种哲学理念最终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成为《道德经》。道家认为寻求和平的办法在于无为，人们需要被动地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一般人认为这样做肯定很容易。

道家不讲道德教条。关于道德行为的所有主张都难免有缺陷，反映出人自身固有的堕落本性。所有的积极言论，连同所有的进取心和野心都要加以避免。正如《道德经》所言：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从混乱中退出，坚守信念，耐心等待将要发生的事情自然地发生：在天下大乱的时代，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也许最有名的道家人物就是庄子，他出生时正值各国争雄，纷纷变法图强。他感叹道：“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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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自己做了这样的比喻：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那个时期的道家学者发现，最让他们满意的就是放手不去管物质世界的纷扰。门外轰轰烈烈的军事行动，君王颁布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这些只是偶然的烦恼，并非事物的本质。一个人，不论其周遭有多少限制，仍然可以像蝴蝶一样，心无挂碍，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