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公敌——死亡集中营阴影下的宣传

在1942年冬春两季，六个主要的纳粹死亡集中营都已经开始运作。它们的毒气室和焚尸炉满负荷运行。希特勒在报刊印刷及电台播放的几个重要演讲中，重复着他那“消灭”和“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决心。同时，德国媒体里反犹头条新闻和文章的数量下降了。然而，在1941年6月到1942年12月所派发的每周墙报中，它们则在继续，甚至被加强了。《每周要闻》深入德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但它在德国境外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明显。在1942年冬春两季，普通的德国媒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作了更为传统的系列报道，它们一般是扭曲的、不完整的且错误百出的描述。1942年1月7日来自迪特里希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每日新闻指令，命令不得报道“东部被占领土的犹太人问题”。事实上，从“最终解决方案”的最初到最后，奥托·迪特里希、帝国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被清洗和恐吓的德国“新闻业”如此之精诚合作，以至于没有一个关于种族灭绝的事实出现在德国报纸和期刊的页面之上。

如果德国的新闻业是名副其实的话，那么媒体将被欧洲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故事填满。在1941年10月和11月，19 827名犹太人被12辆火车从德国运到波兰的罗兹犹太人区。在1941年12月，第一个死亡集中营在波兰的切姆诺开始运行。到了1943年4月，15万到30万名犹太人已在那里被毒杀和射杀。在1942年1月20日，在万湖会议上，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提出，谋杀700万欧洲犹太人的计划需要政府各部门官员之间的通力合作。没有任何信息被透露给媒体——如果有的话，也不会被印刷出来。

在1942年3月，随着波兰贝尔泽克死亡集中营的开工，纳粹官员在大屠杀工厂化中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章节。几乎所有的贝尔泽克受害者都是犹太人。不像配备了移动杀人装置的切姆诺集中营，贝尔泽克配备了永久性毒气室——这是第一个拥有它们的集中营。这些毒气室有能力一天杀死1.5万人。到了1942年11月，60万名犹太人在那里被杀害。他们的尸体被埋葬在露天万人坑里。在1942年5月，波兰索比堡的死亡集中营开始了它的杀人运作。到了1943年10月，20万到25万名犹太人在那里被杀害。在1942年8月和9月，两个临时毒气室被添加到波兰马伊达内克的死亡集中营。到了1942年10月，三个永久毒气室处于运行状态。在1941年10月开始运行的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纳粹党卫军杀害了无数的苏联战俘。从1942年7月到1943年秋，50个民族的30万名囚犯中有23.5万名被杀害，其中大约12万名是犹太人。在1942年7月，波兰特雷布林卡的死亡集中营开始运行。从那时直到1943年的秋季，来自波兰中部、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和希腊的75万到80万名犹太人被毒杀，且他们的尸体在大量的柴堆上焚烧。在1942年的春季，运载着犹太人的火车开始从欧洲各地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大的死亡集中营。

从那时直到1945年，100万到150万人——其中90%是犹太人——在它的毒气室被杀害，且他们的尸体在其庞大的火葬场里被火化。在1942年7月中旬，海因里希·希姆莱命令波兰犹太人区的整个犹太人口在年底要被杀死。华沙犹太人区35万名居民中的大多数，在7月22日到9月12日间被杀害在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里。总之，纳粹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谋杀。截至1943年秋末，200万到250万名犹太人在6个死亡工厂里被杀害，其中5个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并被关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火葬场，到1942春季开始满负荷运作，继续发挥作用。

德国媒体对涉及几百万受害者的死亡集中营和大规模射杀只字不提，几百名高级官员、数以万计的罪犯、数量未知的旁观者在整个时期都是见证人。这种对“最终解决方案”事件的无任何报道，必须被认为是迪特里希也包括戈培尔的纳粹领导的主要“成就”之一。相反，打气和煽动则以希特勒不时的演讲、戈培尔在《德意志帝国》的社论，以及《每周要闻》墙报中几乎每周一剂的反犹仇恨的形式出现。纳粹政权不但掩盖对几百万平民的大屠杀，而且也压制关于德国军队损失程度的真相。在1941年12月，希特勒报告给帝国议会，自1941年6月以来已有16万名德国士兵在东线战场牺牲，这使得议会大为震惊。根据一份重要的最新研究，到11月末实际数字为282 330名。到了1941年12月底，自巴巴罗萨行动以来的八个月死亡人数已升至324 528名。德国国内受众从未听过这些数字：1942年是57.2万，1943年是81.2万，1944年是180.2万，1945年1月到8月是154万。在1942年3月6日的日记中，戈培尔提供了东线战场在1941年6月22日至1942年2月20日期间的以下伤亡数字：199 448人死亡，708 351人受伤，44 342人失踪。这些数字在计数中虽代表了一定的意义，但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将这些数字公之于众并不合适。我们会等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当我们能够展示新的军事胜利时，它们的公布才会更有效。”对于戈培尔在后方保持士气的计划，沉默和误报显然是很重要的。

在1942年元旦，戈培尔在国家电台宣读了希特勒对德国人民和国防军的“新年问候”。希特勒自信地表示，轴心国及其新盟友日本将会成功地抵制“盎格鲁——撒克逊列强”。他为日本攻击珍珠港作了辩护。“这对于我们而言是可理解的，日本终于厌倦了有史以来最疯狂的战争贩子［富兰克林·D.罗斯福］一直以来的讹诈和明目张胆的威胁，并转而采取自我防卫。其结果是，现在存在着一个从英吉利海峡到远东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强大阵线，以反抗犹太——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阴谋。”提及在东线的德国战争，希特勒写道，1941年已收获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并承认它所带来的牺牲。然而，德国人“并不知道可怕的灾难将会发生在德国和欧洲，如果犹太——布尔什维克及其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联盟赢得胜利的话。因为丘吉尔和罗斯福将会把欧洲交付给斯大林！”关于犹太人，他放弃了假设性的声明：“犹太人将不会消灭欧洲的人民。相反，他们将成为他们自己攻击的牺牲品。”希特勒的新年声明向公众提供了一个他早在12月就已对纳粹领导层表达得较为详细的简短版本。美国站在英国和苏联一边参战，使得国际犹太人的“世界阴谋”公之于世。希特勒现在将会报复“犹太人”。

报复犹太人并不意味着让他们那些傀儡得以脱身。在1942年1月11日《德意志帝国》的社论“我们搭建了一座桥梁”中，戈培尔抨击了英、美与苏联的结盟。接下来段落的个人侮辱和谩骂直指丘吉尔和罗斯福，他声明德国及其盟友是“反抗正威胁欧洲的蒙古风暴的最后一道墙”。英国已经“背叛”了欧洲，因为它“将自己卖给了莫斯科”。在1月14日的《每周要闻》中，“他们想要战争！！”一文攻击“罗斯福及其犹太煽动倡导者”，因为他们想要和制造战争。随着他跨越大西洋竭尽全力补给英国，以及他公然挑战美国的中立法案，罗斯福已然驱使美国进入战争。在丘吉尔之后，他是头号“战争贩子”。在1942年1月20日与戈培尔的会谈中，希特勒将丘吉尔描述为“这场战争的主要战犯”。戈培尔在1942年1月25日的《德意志帝国》的社论中继续加以描述，他谴责“幕后人物”指挥着丘吉尔和罗斯福，他们再三表达出所谓的“消灭德国人民的意志”。

接下来一周的《每周要闻》详细说明了什么仍是纳粹宣传的关键主题：“丘吉尔对欧洲的背叛”。它特别引述了丘吉尔在1920年强烈反对俄罗斯“世界革命狂热者”的原话。文章断言：“从那时起”，布尔什维克已经布局“对欧洲的血腥屠杀”，斯大林已经将俄国人转变为“一群庞大且堕落的奴隶，针对欧洲文化国家进行一场犹太——布尔什维克灭绝战”。它继续道：“犹太人卡冈诺维奇那嗜血的女婿已经残忍地杀害了3000多万人，通过枪杀、饥饿和放逐。”在1941年，面对“第二个成吉思汗”的欧洲正为其生存而战，以及丘吉尔正领导着英国人民，“这个战犯［丘吉尔］把欧洲出卖给布尔什维克谋杀者，并运送武器给他们”。“欧洲的年轻国家”将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烂醉如泥的丘吉尔”的背叛，并将会继续从事“一个唯一的目标：消灭布尔什维克怪兽，消灭那些肆无忌惮地煽动反对欧洲的人：丘吉尔及其同伙！！”当丘吉尔让左翼政治人物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进入他的联合政府时，戈培尔告诉他的工作人员这是英国布尔什维克化的证据。他将伦敦及华盛顿出现一定程度的联合政府，解释为共产主义和犹太人影响力的进一步证据。在每一种情况下，纳粹宣传都将反希特勒同盟呈现为一个无以类比的阴谋，虽隐而不见但积极活跃的主体，真正的指挥权仍握在“国际犹太人”手中。到了1942年8月，戈培尔称丘吉尔为“克里姆林宫的囚徒”，他已抛弃了反共信念，因政治利益而不得不“跟着苏联的曲调翩翩起舞”。宣传部出版了海报“犹太人阴谋反对欧洲”，1941年夏季所形成的英苏联盟之起源的一个鲜明多彩的视觉描述。它展示了一名苏联政委与一名英国肥胖资本家握手的老套形象。他们站在一张地图旁，并把他们的握手直接放在德国的上空。当苏联人和英国人在合谋时，那从高空俯视大地、安全远离地上行动的，是一个带着满意微笑的漫画式的犹太人脑袋。那个男性人物有胡子、鼻子和嘴唇，用以唤起老套和空洞的犹太人形象。

虽然希特勒的公开现身变得罕见，但他们仍保持着纳粹宣传的关键议程设置文件。在1943年冬春两季，希特勒在德国电台对犹太人进行了三次恶毒的广播攻击。第一次且最为广泛记录的是他在1942年1月30日纪念他上台执政的对帝国议会的周年讲话。他勃然大怒，辱骂着丘吉尔和英国，并放弃了对英国统治阶级和普通平民之间的区分。他现在认定英国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希特勒继续道：“他们仇恨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仇恨他们。”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犹太人身上，他说：

我们很清楚，战争只会以雅利安人或欧洲犹太人其中一方被消灭而结束。1939年9月1日［事实上是1939年1月30日］，在德意志帝国议会里，我已经声明——我并没有发出过早的预言——这场战争不会以犹太人所想象的那样发展，即欧洲的雅利安人会被消灭。相反，战争的结果会是犹太民族的灭绝。第一次，真实的古老犹太律法将会应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斗争越是扩大，反犹主义越是传播……它会在每一个战俘集中营、每一个最终明白到痛苦根源的家庭里找到支持。过去几千年最邪恶之世界敌人被消灭的时刻将会到来。

希特勒再次以无数个人传记链接了雅利安欧洲与国际犹太人之间战争的宏大历史叙述。战争的持续将会传播反犹主义，因为无数个人和家庭会把他们的个人痛苦和损失归咎于犹太人。这种责备归因有助于解释，当欧洲的犹太人正被谋杀时，为什么反犹主义在德国和纳粹占领的欧洲实际上变得更加致命了。戈培尔认为，随着早日胜利的希望破灭，希特勒的演讲对于维持战争支持度是极有用的。

两周后，希特勒在一次与宣传部长一对一的会谈中发表了反犹的长篇大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邪恶学说……这个犹太恐怖主义在欧洲必须被斩草除根。这是我们的历史任务”。他向戈培尔宣布他“决心毫不手软地铲除欧洲的犹太人”。这里“不存在感情用事的冲动”。犹太人应承受“他们正经历的灾难。随着我们的敌人被消灭，他们也会经历他们自己被消灭。我们必须冷酷无情地逐步升级这个进程。如此做，是为了那些已经忍受犹太人几千年迫害的受苦受难的人，我们正在履行一项规模难以估量的服务。这个清晰的反犹立场也必须传达和灌输给我们人民当中那些不情愿听的人”。这次在柏林的会面之后，希特勒回到了东普鲁士的军事总部。戈培尔对希特勒的离开表示遗憾。他希望希特勒能够留在柏林，“因为与他进行的这些对话是永远不断更新的力量源泉和内在安全”。在传达这些反犹信息给戈培尔中，希特勒知道它们将会在戈培尔的控制下出现在媒体上，例如《每周要闻》和《德意志帝国》，而迪特里希办公室发布的每日新闻指令将会暂时不进行反犹运动，由于死亡集中营已开始全面运作。或许在他那前所未有的种族灭绝事业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希特勒不希望在德国媒体出现任何有关纳粹犹太政策的讨论。

1942年2月11日的《每周要闻》提供了由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所发动的反犹攻势持续加强的一个显著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政权有能力扭曲文件内容，从而使得无法阅读原件的人们识别不出。在1941年5月20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吉尔伯特·雷德芬（Gilbert Redfern）——一位与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一起工作，以政府外的力量来减少战乱欧洲所面临饥饿的美国官员——声称，在拒绝胡佛总统为比利时贫困儿童和成人提供粮食的建议上，英国“已铸成大错”。结果是，普通的比利时人都指责美国“试图通过瘟疫和饥荒而赢得战争”。《每周要闻》视雷德芬为罗斯福的“煽动者”之一，以下完全虚构的陈述，谎称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出现过：“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去营救民主体制，而是通过美国政府所参与的封锁，将德国及其盟友置于被虱子、老鼠、疾病和饥饿的征服之下。”墙报随后声称：“欧洲文明世界对于一名昭然若揭的职业煽动者所策划的犹太财阀战争目标会摇头表示不信。”雷德芬，它继续道，已暴露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意图把欧洲交给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后果，以满足“世界犹太人虐待狂般的统治欲望！！”墙报将一段描述纳粹宣传的英国战争目标的引用语，转变成了罗斯福本人的一个“代理人”据说倡导那些目标。不管如何处理，有一点是清晰可见的，即战败将意味着德国人大祸临头。

戈培尔一年大约写了300万字，包括给《德意志帝国》的每周社论、许多演讲，以及他日记中一晚最多能写的1.5万字。但是，他从未记录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任何具体细节——虽然毫无疑问他想要欧洲的犹太人通通死掉。在看完帝国保卫处报告的关于东线游击战情况之后，他于1942年3月6日写道：“犹太人作为教唆犯和煽动者可谓是到处滋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为他们的活动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可理解的。总之，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犹太人被清理得越多，战后局势就越巩固。我们不能允许任何错误的感情用事。犹太人是欧洲的祸害。不管怎样，他们必须被消灭，否则我们就有被他们消灭的危险。”在第二天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读了从帝国保卫处那里得来的关于“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大量备忘录。备忘录提及欧洲“超过1100万的犹太人必须首先被集中到东部”，最终“在战后送到一个岛上”，例如马达加斯加岛。欧洲将永无宁日，除非犹太人被“驱逐出欧洲的领土”。即便涉及半犹太人、亲戚和配偶这样的“微妙问题”，它记录道：“现在的形势已经为提出一个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做好准备。后代将不会有充沛的精力和本能的警觉去做这件事。因此，我们彻彻底底地加以推进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我们所承受的负担将会是我们子孙后代的有利条件和幸福之源。”戈培尔早已声明，在1941年秋季犹太人正在经历一个“被逐渐灭绝的过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已被告知关于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所传达的决定。因此，他提及“战后”时期和马达加斯加岛明显是为了子孙后代而撒谎。到了1942年3月，马达加斯加计划已经被欧洲的“最终解决方案”所取代。

希特勒于1942年3月15日在柏林所发表的15分钟演讲中再次攻击了犹太人，那是一个纪念军队英雄的场合。他把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遇困难的责任推到英、法、美身上。这些“犹太——资本主义”国家已证明在大萧条中不能降低失业率。不去学习纳粹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这些“本质上由犹太分子所掌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前敌国的领导人，在纳粹“刚一”掌权之后就开始了对它的攻击。“今天我们知道，早在1935年和1936年的英、法特别是美国，发动新战争的决定就已由真正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犹太人圈子及隶属于他们的政治统治集团作出……而我们今天才认识到敌人的全部准备工作。今天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犹太幕后操纵者的合作在扩散。他们把民主国家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团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参与了由一个希望能够消灭欧洲的阴谋所发起的共同攻击。”德国战胜“这个犹太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盟”，靠的是英雄们的纪律和勇气，他们经受住了过去一年的艰苦考验。

事实上，纳粹在执政之后不久就已受到欧美的批评，因为它摧毁了德国的民主，囚禁政治反对者，破坏新闻自由，以及迫害德国犹太人。希特勒其余的声明都是子虚乌有。远非像他所说的决定发动对德战争，其实英、法已姑息他很久，美国一直保持中立并专注于国内，而苏联对西方民主国家的不信任如此之深，以至于它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确，希特勒意识到，其敌人的不团结和准备不足，是他希望能够迅速战胜孤立的和军事上稍逊的对手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犹太人能够迫使其政府卷入战争的。但对其信徒而言，希特勒的反犹观点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矛盾对立的联盟——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共产主义专制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德国。正是那些普遍存在的犹太幕后操纵者悄悄地组织了这个国际阴谋，并统一了这个多元化的联盟及其目标。

次日，在另一次含蓄地提及东线正在开展的大屠杀中，戈培尔在日记中暗指帝国保卫处报告所提到的被占东部领土的游击队，其领导人是共产党政治委员，“尤其是犹太人”。他总结道：“因此射杀犹太人就尤为必要。只要犹太人仍然活跃，这些领土就不会有秩序。”他再次写道，“感情用事”是放错了地方。将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等同于“感情用事”，是戈培尔喜爱的用语之一。1942年3月20日，在普鲁士总部与希特勒交谈后，戈培尔记录道，关于犹太人，“元首仍然是毫不手软的。如果必要的话，犹太人必须用最残忍的手段被从欧洲驱赶出去”。随着所有主要死亡集中营开始运作，说犹太人正被“驱逐出欧洲”显然是在撒谎——那就是去另一个地方。相反，他们被阻止离开欧洲并被杀害在那里。用机关枪杀人仍在继续，但现在被工厂化的大规模屠杀所淹没；并且大规模屠杀与东线的游击战毫无关系。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不是对他们作了什么回应，而是希特勒和他的同伙所想象的犹太人正在做什么。因此，在东线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射杀并不是战争行为。

在1942年3月27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尽可能地在纸张上记录他所知道和感受到的关于毒气室和焚尸炉的细节。

始于卢布林，犹太人正被船运到东部军政府［波兰］那里。一个相当野蛮的程序被采用了，其细节我不会过多描述。犹太人没有多少被留下来。共计60%的犹太人必须被清理，而只有40%可以被用于劳作。前任维也纳长官，正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和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指挥此次行动。惩罚正施加于犹太人身上，虽然确实是野蛮，但他们完全是罪有应得的。元首对于如果他们带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给他们的预言，正开始以一种更为可怕的方式被实现着。在此事上，任何人不能感情用事。如果我们不能以对抗他们的方式来保卫自己，那么犹太人就会消灭我们。这是雅利安民族与犹太寄生虫之间生与死的斗争。没有其他政府和政权能够聚集力量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像其他情况一样，元首仍然是一个激进解决方案的坚定捍卫者和代言人；这既是形势所需，也是无可避免的。感谢神，在战争期间我们拥有了在和平时期将会对我们关闭的一系列机会。因此，我们需要好好把它们利用起来。［犹太人］已被清理的军政府城市中的犹太人区，又会被帝国所驱逐的犹太人充斥着，在那里过不了多久，程序就会被重复。犹太民族没有什么可以去嘲笑的了。由于犹太人如今在英、美的代表正组织和扩大对德战争，那么他们在欧洲的代表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一个实际上必须被视为公正的代价。

对犹太人区的驱逐、清理和再次充斥这一重复过程的提及，显示出戈培尔意识到犹太人区并不是犹太人痛苦的终点。在他的日记隐私中，他重复着因为犹太人是美、英对外战争的驱动力，因此欧洲犹太人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政策，远不是正常政府官僚机构崩溃的结果，而是希特勒自己赞同和实施的“激进解决方案”。60%被杀的数字是虚假的，在死亡集中营那些被杀的百分比经常是接近100%。即便在个人反思中，戈培尔也已掌握了处理最微妙话题的技巧。两天后，他写道，犹太人正以每周约1000名的人数从柏林撤离，然后被送往东部。他们“除了承受痛苦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命运可言了。关于继续走他们当前的道路，我们已经多次发出警告，但他们对我们的警告置之不理，现在他们不得不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付出代价”。8月，戈培尔在华沙短暂停留，与党卫军官员谈论华沙的犹太人区。他的日记提供了进一步的隐秘证据，以证明他知道“最终解决方案”正在进行中。“犹太人被大量驱逐并被送到东部。这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着。在那里，犹太人问题正被得当地处理，没有感情用事……这是犹太人问题得以解决的唯一途径。”戈培尔在1942年4月24日的日记中评论道，关于战争，“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国际犹太人都是幕后操纵的力量”。那位骗子大师和愤世嫉俗的操作者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以表明他实际上相信一个国际犹太阴谋的存在，且是敌人联盟背后的驱动力量。

这些个人反思所强调的中心点是，激进反犹意识形态为欧洲犹太族群的大规模屠杀辩护，并与之形影相随。它首先和首要的是一种政治上偏执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信念和叙事。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不是基于这样一种反犹认知，即犹太人的耳鼻过大，或身姿和外形被他们认为是柔弱的，或其性欲对德国妇女和“雅利安种族”构成威胁。诚然，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对犹太人身体和犹太人性欲的色情式痴迷，连同纳粹种族科学的荒谬，导致了可怕的后果。这些偏见、恐惧和着迷，是迫害、强制绝育及不人道医学实验等纳粹政策极其重要的正当理由。它们在德国和纳粹占领的欧洲必然导致了对犹太人的普遍仇恨，并为理想化的雅利安人体征提供了一个可以与之对比的形象；然而，与激进反犹政治叙事的效能相比，这些陈述是造成种族灭绝的次要因素。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东欧犹太人所谓身体特征的令人厌恶的攻击变得举世闻名。

但是，纳粹政权强迫所有的犹太人佩戴大卫星，正是因为它的主要官员不能严格根据外表体征来区分谁是或不是犹太人。他们想要阻止犹太人混入非犹太人当中，或者以他们的术语，通过研习模仿。（1942年7月1日的《每周要闻》以图文结合的方式描绘了政策。在黄色大卫星的旁边，以粗体字在中间印着“犹大”，海报声明：“每个人都知道谁佩戴这个［黄色大卫星］就是我们人民的敌人。”）希特勒及其同伙决定谋杀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相信“国际犹太人”做了什么，远不止因为犹太人的样子。以纳粹的观点，是犹太人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身体，为大屠杀提供了正当性。正如戈培尔在多个场合所说的，如果所有的犹太人因种族原因而都是一个发动对德战争的国际阴谋的成员从而是德国的敌人，那么犹太人身份与行为之间的区分就没有意义了。种族灭绝是纳粹对国际犹太人的回应，他们被视为统一和历史性的活跃分子，尤其在发动对德战争的政治事件上。以纳粹的观点，如果犹太人听从了希特勒的警告，他们就不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他们拒绝了，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发动了战争，他们因此正受到应得的惩罚：死亡。这主要不是厌恶犹太人的身体或恐惧犹太人的性欲，而是所谓的犹太人正发动针对德国的战争，这站在大屠杀逻辑链条的中心。因为激进反犹主义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狂热主义的学说，一个将隶属犹太教的人群描述为一个被称作犹太种族的族群，且他们具有非凡的操控能力。该学说提出了种族灭绝。纳粹将犹太人视为一个真实存在的政治主体，并且比反希特勒同盟的各政府都要强大得多。在希特勒于1942年4月对犹太人的第三次主要口炮中，这种将犹太人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攻击完全显露出来。这是他对帝国议会最后一场会议的讲话。它的最后行动就是使希特勒的意志变成法律，一致通过而无须讨论。

在电台全文播报的演讲，部分在《犹太人问题》的首页上被引用。希特勒声称：“由于国家社会主义专注于种族问题的本质，因此我们已经找到了许多进程的解释，而就它们本身而言，从表面上来看是会出现让人费解的情形。”这一揭露产生了以下对近代历史的解释。

驱使英国在1914年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后力量是犹太人。在那场战争中，麻痹我们并最终迫使我们屈服的力量是犹太人的一种，它的标语写着德国人不再能扛着胜利的旗帜回家。犹太人煽动了革命［1918-1919］，从而剥夺了我们进一步抵抗的能力。自1939年以来，犹太人已用计使得英帝国陷入最大的危机当中。犹太人是曾经威胁要灭绝欧洲的布尔什维克病毒的携带者。然而在同一时间，他们也是财阀当中的战争贩子。一个犹太人圈子，只会从犹太——资本主义的角度采取行动，已驱使美国参战，反对它自身的所有真正利益。罗斯福总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不足，组建了一个智囊团，其主要人物我不必提及他们的名字：他们只会由犹太人组成。

威尔逊总统身边的犹太人，已经对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犹太人认同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国家领导人和民族知识分子的消灭”，希特勒继续讲道，反犹主义解释了什么是当初看起来“让人费解的”，那就是，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犹太资本主义”已与由犹太人统治的布尔什维克国家联合起来，以反对像德、日这种只寻求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1942年5月27日的墙报，题为“幕后操纵者：他们只会是犹太人！”，转载了希特勒4月26日关于罗斯福、美国犹太人和英国“隐藏力量”的讲话。“幕后操纵者”放在上面，“只会是犹太人”放在下面，在常用的黄色背景上配以黑色粗体文字。犹太人和“罗斯福”以黑体字出现。《每周要闻》将犹太人描述为“幕后操纵者”，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已是纳粹反犹视觉图像的组成部分。这个最新版本的意义在于摄影技术的应用。国际犹太人不再停留于艺术家的漫画，或者仅仅在海报上列出名字。最终，敌人的真实面孔，国际阴谋的主要人物，展示给所有过路人看到。在右边，以黑体字导入“犹太人”，是莱斯利·霍尔——贝利沙的照片，前英国陆军大臣；瓦尔特·拉特瑙，魏玛共和国前外交部长；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918年至1919年革命期间巴伐利亚苏维埃的领导人，他像拉特瑙一样被右翼刺客所刺杀。左边是“犹太人”伯纳德·巴鲁克、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照片。墙报肯定是增强了对纳粹党的忠诚及同路人的信念，同时也让怀疑者们停顿了下来。毕竟，巴鲁克、法兰克福特、拉特瑙及其他人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他们都是犹太人。可能一个有技术能力派发12.5万份海报印制件到德国几乎每个显著视觉位置的政权，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些犹太人都在干什么。不管怎样，没有其他替代解释能有效回答为什么德国与东西部的敌人再次交战。

德国劳工阵线的主席罗伯特·莱是另一位激进反犹主义的公开鼓动者。这个粗鲁且野蛮的男人在战争早些年对乐于接受的听众的多场演讲中表达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并利用他所控制的德国劳工阵线以帮助纳粹宣传的派发。1939年9月5日，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一次地方纳粹官员会议上，他讲道：“犹太人不能只在我们国家被消灭。相反，犹太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灭绝，我们才能得到安宁。”1939年12月在波兰罗兹市，那时被德国占领，莱警告道，如果英国赢得战争，“德国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将会被消灭……犹太人将会未标题-1.tif过鲜血。火葬柴堆将会建在犹太人要焚烧我们的地方”。犹太人将会以神的名字来做此事，但是“我们想要阻止它。因此，应该是犹太人被饿死、烧死、油煎和消灭。德国人将会生存下去。这就是我们的口号［热烈的掌声，胜利的呼喊］”。1941年9月3日，在向妇女颁发战争服务奖章的仪式上，莱讲道，战争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且最终不会有《凡尔赛和约》。如果德国被打败了，“德国人民将会被斩草除根，你和我，每一个人，男人和妻子、小孩，未出生的婴儿也会被杀掉。犹太人毫无仁慈和怜悯之心”。德国的许多城市将会变成“沙漠”。

1942年2月2日，在柏林体育宫对西门子公司员工发表的演讲中，莱声称，犹太人意图消灭和灭绝德国人，“不管年轻或年老的，富有或贫穷的”。但多亏希特勒的领导，德国人已经见到“人类的敌人……犹太人将会且必须被灭绝。这是我们神圣的任务［鼓掌］。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意味”。1942年5月，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莱发表了三篇关于犹太人的演讲。5月10日对在阿姆斯特丹的德国和荷兰工人的一次会议上的演讲，在德国电台上播放，他将战争描述为通过种族联合起来的人民为一边而犹太人为另一边的一种战争。演讲快结束时经常被掌声和笑声所打断，他说了下面的话：“同志们，相信我。我并非危言耸听。我很痛苦，真的很痛苦。犹太人是人类最大的威胁。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消灭他们，那么我们将会输掉战争。把他们送到某个地方是不够的。那就好像一个人想把虱子锁在笼子里［大笑声］，它会找到出路，然后又从下面出来且让你又痒痒［大笑声］。你不得不消灭他们，你不得不灭绝他们，［因为］他们对人类所做的一切……［被持续的掌声所打断］。”莱的阿姆斯特丹演讲在公开场合要比大多数纳粹领导人走得更远，通过声称把犹太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是不够的。演讲抄本传达了莱谋杀犹太人的号召，以及听众对此的理解和认同。在这些声明中没有委婉的暗示，听众是能够理解且欢呼雀跃的。

1942年的春季，在新任命的空军元帅阿瑟·哈里斯的指挥下，英国加强了对德国工业中心进行轰炸的行动，目标锁定于工厂和交通，也包括相互比邻且人口稠密的劳工社区。通过迫使德国空军力量集中飞机用于领空防卫，未来两年半的德国上空空战明显降低了德国空军在东西线的作战能力，从而为同盟国的胜利作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它也造成了估计50万名德国平民的死亡，不成比例地在妇女和儿童之间。轰炸成为戈培尔的一个关键话题。他在1942年6月14日《德意志帝国》的一篇社论中首先发表了评论，题为“空战和神经质的战争”。该社论谴责了丘吉尔和英国的轰炸行动，声称：“恐怖行为不会挫败德国的士气。”

接近该社论的结尾，戈培尔把他的关注点从丘吉尔和英国政府转移到犹太人身上。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玩了一个该受天谴的游戏，他们将会为此付出代价，以他们欧洲甚或超出欧洲范围的种族被消灭”。1942年10月21日的《每周要闻》，题为“发明轰炸战争以针对平民的人”，援引希特勒攻击丘吉尔、同盟国的轰炸活动以及罗斯福，并扬言德国将会报复的演讲。戈培尔对“这次战争的两个主要战犯及其背后的犹太人”撂下狠话，“英国的后果将会比开始时更为惨不忍睹！！！”

墙报也像戈培尔的社论，将反犹信息嵌入抗击同盟国空战的长篇大论中，主题所产生的反响远超过纳粹党的各个阶层。

6月13日，《华盛顿邮报》在第12版刊发了一篇题为“纳粹杀害犹太人以报复英国空袭”的文章。该篇报道称，德国电台播放了短文的完整版，关于戈培尔“威胁要消灭犹太人以报复英国对德国的空袭”。在同一天，《纽约时报》在第7版刊发了一篇题为“纳粹将大轰炸归罪于犹太人；戈培尔说‘全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的灭绝行动’将会发生”的文章。两篇文章同时援引戈培尔的演讲，以例证纳粹意图消灭欧洲犹太人。这些文章虽然准确报道了纳粹的谋杀意图，但可以被解读为暗指德国的威胁出于对同盟国战争措施的回应，停止这些将会阻止其所宣布的“消灭”。但是，在希特勒和戈培尔关于犹太人和战争的所有声明文本中，对戈培尔评论的适当解读更多的是犹太人要对整个战争负责，而空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1941年6月22日就已开始，远早于同盟国对德国的空袭。虽然如此，在德国上空的空战现在在纳粹反犹宣传中也被假定有一个专门的位置。德国被摧毁的城市和平民的死亡成为一个主要的证据，以力挺犹太人的确试图消灭德国人的官方声明。

可能是因为反苏情绪已深深地根植于德国人当中，戈培尔的反苏社论要比对西方的攻击少很多。不过，他和他的部门都没有忽视反苏宣传。《每周要闻》从1942年1月到7月的八个版包含了对俄罗斯的攻击，还有两个版是在秋天。1942年7月，宣传部举办了一个展会——“苏维埃天堂”，在很多德国城市进行了巡展，大概是揭示天堂幻觉背后的真相。在1942年7月19日，戈培尔的文章“所谓的俄罗斯精神”发表了，在这里，他将苏联描述为一个犹太人大脑和非犹太人身体的结合体。“毫无疑问，”他写道，“以东部人类的沉默和顺从来看，国际犹太人是我们所面对的最危险敌手。”“来自东部的风暴”是一个特别的威胁，因为它与“犹太知识阶层连接着，无情地追求着他们的地狱目标”。它构成了对德国和“西方文化”的“死亡威胁”，因为犹太人仅仅在利用“东方普罗大众的动手能力”。目的是创造和利用“苏维埃系统中军队的巨大风暴以反对德国和欧洲”。

在东部前线生死斗争中的战败，将会“导致国际犹太人对欧洲的绝对统治”。德国人民将会“被交付给一个既粗鲁又残忍的落后种族［俄罗斯］，同时［德国人民］最珍贵的东西也将会被摧毁”。虽然他有信心“优等种族”将会得胜，但他也相信“欧洲将会迷失”，如果轴心国未能保护它的话。

1942年夏季，北非变成轴心国和同盟国之间的一个主要战场，也是纳粹宣传的一个更大关注点。5月下旬，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德意志非洲军团从利比亚向东推进到埃及边境，在托布鲁克（利比亚港口）打败了英国的第八军，并俘获2.8万名英军士兵。到了6月底，德国军队已入侵埃及并离亚历山大港不到60英里。在托布鲁克溃败之后，英国更换了军事领导人，美国加速运送新式谢尔曼坦克到前线。7月，在阿拉曼出现战争的僵局，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被任命为第八军的指挥官，并于9月初成功击退了隆美尔的攻击。1942年10月，英国第八军粉碎了德意志非洲军团并迫使其撤回到的黎波里。纳粹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威胁被挫败了。然而，它并没有改变英国在《1939年白皮书》中所确立的政策，且这个政策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不变。该白皮书颠覆了宣称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1917年《贝尔福宣言》。相反，它变成英国政府不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以及将犹太移民限制在每年1万人以内——相当于不超过巴勒斯坦人口三分之一的政策。虽然丘吉尔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以及大屠杀的消息在1942秋季获得英国公众的了解，但是这些限制在整个战争和大屠杀时期仍保持不变。

在此形势下，纳粹对阿拉伯世界的宣传，从针对德国和欧洲受众的关于英国和中东的伪学术论文，转移到了对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直接呼吁。在1942年1月，宣传部将其反闪米特行动办公室改名为反犹行动办公室。如此做是要符合一般语言学上的努力，避免“反闪米特”这一用词触及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敏感神经。错误地认为该白皮书允许所有的犹太人在《贝尔福宣言》的支持下都可以移民到巴勒斯坦，戈培尔在他1942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人正在做一些愚蠢的事情，他们把巴勒斯坦许诺给犹太人。”他认为：“这对我们而言是极好的消息。我们可以在针对阿拉伯的宣传中好好利用此事。”事实上，一个基于共同对抗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联盟，以及共同的反犹意识形态，自1937年以来已经出现在纳粹与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之间。这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期间是一个牢固的纽带。在柏林——他因逃离拘捕而流浪的地方，在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和1941年伊拉克的暴力活动之后——大穆夫提发表广播讲话，以支持纳粹政权进入阿拉伯世界。1942年7月2日，他发表了题为“埃及人民”的讲话。他讲道，隆美尔在北非的最初胜利“让整个东方的阿拉伯人无不欢欣鼓舞”，因为轴心国有“共同的敌人——英国人和犹太人”，并在共同抵抗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带着德国占领埃及的前景，阿明·侯赛尼连接了他所说的埃及人民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巴勒斯坦人反抗“聚集的英国力量及其与犹太人的联盟”的斗争。正如他在1942年8月8日的日记中所记录的，戈培尔意识到英国关心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将会引起阿拉伯人的反抗。他评论道，在伦敦存在着“对穆斯林的相当大的恐惧，这一事实对于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广泛用于针对世界的宣传之中”。

宣传部扩大了对阿拉伯人乃至所有穆斯林的呼吁。在北非激烈的战斗中，每周《期刊服务》指令强调更深理解“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文化因素”的必要性。服务指令警告低估东方文化贡献的“危险”。“肤浅的探讨”源于阿拉伯和犹太人在语言上的相似性，进而导致二者被混为一谈。在德国很多伊斯兰的讨论要么已经过时，要么受教堂辩论的启发。德国期刊编辑需要“加强和深化［纳粹］现有的对伊斯兰世界的同情。我们必须利用这个巨大的文化力量，其本质是尖锐地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犹，以向我们靠近。通过一种友好而不是迎合的陈述，我们必须说服全世界的穆斯林，他们没有比德国人更好的朋友。在这个主题的处理中，‘闪米特主义’和‘反闪米特主义’的词汇必须避免使用”。正如早前指令所解释的，纳粹政策应该被描述为对犹太人有敌意而不是反闪米特，使用后一个术语会削弱寻求阿拉伯世界支持的努力。

到了1942年8月，戈培尔与迪特里希及其各自工作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严重到足以要希特勒的介入。在控制每日和每周新闻指令进而控制媒体的权力的争议上，希特勒支持了迪特里希，因此他被保证负责和控制宣传部的所有新闻分部，包括德国新闻、海外新闻以及期刊的办公室。这场争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相反，它说明了希特勒决心把每日每周给新闻界的指令整合到他所制定的军事战略当中去。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指令由迪特里希来传达，因为他每天都在希特勒的总部工作，并直接从希特勒那里收到命令或意见。每一个早上，迪特里希递交给希特勒国际新闻的简报。不管希特勒和戈培尔在基本看法上如何一致，他们并没有每天见面，而且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而迪特里希却能做到这些，他因此成为希特勒的意愿、暗示和意见被传送和细化成新闻指令的渠道。在一份8月的备忘录中，希特勒写道，迪特里希将会把“元首关于新闻界定位的指令”通过电报或电话传达给他及戈培尔所辖的各分部和工作人员。他是要让戈培尔知道希特勒对宣传部所关注事宜的看法。戈培尔并不被允许直接发布指令给新闻界，但是可以“通过帝国新闻主管”或其代表来转发它们。他们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时，迪特里希直接与戈培尔进行讨论，然而这并没有延迟对希特勒指令的下达。这就是说，戈培尔不能否决迪特里希的决定，因为他们都要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希特勒消除了由迪特里希控制每日新闻会议的任何质疑。“在新闻界代表例会面前，帝国新闻主管代表政府。”

然而，戈培尔仍然控制着《每周要闻》，并用它制作出那个夏季源源不断的反犹文本和图像。8月8日那周的“一个有远见的英国人”提供了反犹和反美主题的一个交织。海报复制了由一个不知名英国艺术家所画的系列漫画，据说是在1909年完成的，提供了美国历史的一个版本。漫画中一个山姆大叔走到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土著美洲人背后，然后把这个印第安人推下悬崖。而后，隐藏在岩石背后的犹太人出现了，把山姆大叔也推下了悬崖，并站在那里得意扬扬。美国已把原始居民推到一边，而如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犹太移民潮已使美国充斥着犹太人，且他们已取代了传统的美国。海报引用了19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的话，大意是，犹太人将会在“自由和平等的土地”上兴旺发达，以及“一个强大的犹太民族将会在20世纪出现”。

用粗大且醒目的字体，海报断言道：“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犹太人已在美国实现了他们的目标。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同志是美国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把美国人民拖入战争，为的是把他们的权力延伸至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已经拿起武器抵抗他们！我们不会放下武器直到犹太人及其同伙被打败，以及它的影响力最终被摧毁。犹太人的统治将会被终结！”

接下来的一周，1942年8月19日的《每周要闻》，在再次唤起声名狼藉的西奥多·内森·考夫曼中继续着另一个反犹主题。题为“犹太人考夫曼胜利了！”的海报展示了一张照片，“犹太人西奥多·内森·考夫曼”在他的打字机旁。这与被装饰在《世界财阀的战争目标》一书封面上的是同一张照片。《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被用红色字母写在上面。其右边是一个引述，缺少日期和作者，表面上引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人报纸”。正文把以下几点情绪转嫁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德国人是残暴的野兽。他们必须像恶魔一样被对待。处理这些生物以区分国家社会主义和所谓的德国人将会是愚蠢的行为。唯一好的德国人就是死了的德国人。因此，我们的座右铭必须是：德国人必须被消灭！”文章回顾了考夫曼关于在德国通过绝育来消灭德国人的计划！“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和财阀所欲强加给我们的命运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坚决地反抗以获得这次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的胜利。”一个来自新泽西的犹太作家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报纸的社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阿根廷的一家报纸会宣扬遥远欧洲一场战争的情绪？如果一个人接受了海报所暗含的假设，即一个团结起来的被称为犹太人与“财阀”联盟的国际主体已经从美国和英国扩张到南美洲，那么秘密就这样被解开了。再次，公共启蒙和宣传部解释了表面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真相。因此，内森·考夫曼，一名不能在所谓的犹太人统治的纽约得到任何出版商支持以出版《德国人必须被消灭！》的犹太人，继续充当纳粹德国的主要海报人物之一，以展示国际犹太人阴谋及其消灭德国和德国人的计划。

在死亡集中营运行的头几个月，德国媒体在其对犹太人攻击中仍然保持着克制。但在1942年9月13日，《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头版标题又回到了反犹主题，它宣告：“罗斯福和他的犹太人：巴鲁克成为美国经济的独裁者。”文章声称，罗斯福已经任命伯纳德·巴鲁克以指挥所有的美国军工生产。根据《人民观察家报》所述，随着巴鲁克的“任命”，美国的犹太人已经最终实现了它的目标：“攫取美国的所有权力”。它声称巴鲁克是“罗斯福圈子中整个经济帝国主义取向”的中心。文章根本上曲解了事实。在1942年的夏季，罗斯福总统已经任命了巴鲁克，连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以共同领导一个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委员会（后来被称为巴鲁克委员会），负责为战时可能出现的橡胶短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1942年9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之后，巴鲁克委员会发布了它的推荐方案。在声明美国面临“不适或失败”的选择之后，该报告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汽油定量配给和限制汽车的驾驶（包括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限制），以避免“民用和军事上的崩溃”。在珍珠港被偷袭后，美国橡胶供应的90%被切断，因此迫切需要资源保护与合成橡胶的生产。巴鲁克委员会并不处理与犹太人相关的问题。巴鲁克自己在公共生活中是一个有影响力且备受尊敬的人物，而除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之外就没其他人了。《人民观察家报》文章的言外之意是，柯南特和康普顿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集团中的两根支柱，也是让犹太人控制美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他们不理解或关心自己正在被魔鬼般聪明的巴鲁克及其犹太人同胞所利用，并因为他们把犹太人的利益摆在那些“真正”的美国利益之先而成为叛徒。

这样的声称，不管它们在纳粹领导人及其追随者那里多么貌似有理，但当它们出现在非犹太同盟国领导人和英美公众面前时，却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缺点：它们构成了一个持久的侮辱，暗示同盟国缺乏头脑或自我意志。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纳粹反犹宣传的一个核心主题是那个无以类比的阴谋。宣传赋予犹太人最高的自治权，而否认将这些归于他们的同伙、木偶和仆人——在这个案例中，包括美国两个最具名望学府的校长，当然也包括美国总统自己。根据这个推论，詹姆斯·柯南特和卡尔·康普顿没有同意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限制和汽油定量配给，因为他们懂一些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并想要为美国的战争努力作出贡献。然而，他们以及25名为他们工作的工程师，已为帮助犹太人的夺权计划而牺牲了自己的职业操守。纳粹关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或任何其他人是犹太人工具的指控都有同样的含义。傀儡没有自己的思想，除了犹太人所指示的，他们就没有什么其他动机去行动了。

美、苏、英三国政府并没有将纳粹的灭绝政策置于他们反对德国独裁体制的根本依据的核心位置。希特勒的敌人不遗余力地强调国家参战的传统原因，即《大西洋宪章》的四项自由、航海自由、侵略和领土扩张的威胁、珍珠港事件后德国攻击美英的船只、纳粹政权本身的邪恶，以及在德国入侵之后苏联的当下生存问题。纳粹宣传声称，其中没有一个是同盟国政策的真正理由，它们的领导人都是撒谎者和伪君子。在这些领导人得到民众支持的程度上，纳粹宣传对它所指控的民主国家的公民构成了持续的侮辱。它先是含蓄，后是明确指控他们往好的说是幼稚，往坏的说是被一小撮聪明的犹太人所愚弄。不管调查如何显示战争期间美国反犹主义的上升，纳粹都未能破坏民众对战争努力的支持。

1942年9月30日的《每周要闻》，紧跟着《人民观察家报》上关于巴鲁克的文章，推出了“面具掉下来了！”的海报。它错误地声称，美国的报纸已报道罗斯福任命了一个被称为智囊团的新私人顾问委员会。海报在伯纳德·巴鲁克、亨利·摩根索、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以及被误认为是一名参议员的众议院议员索尔·布鲁姆的照片下方标着粗体字“犹太人”这个词。（布鲁姆是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半个犹太人”出现在费奥雷罗·拉瓜迪亚照片的下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据说“娶了一个犹太女人”。以粗体黑字对黄色背景，它宣布道：“这些是美国真正的统治者！”正文内容如下：

我们长久以来所知道的事情如今已被证实了！在为他的幕后犹太人服务中，罗斯福鼓动了战争并最终驱使美国人民卷入这场无望的战争中。在为世界犹太人的服务中，“民主的捍卫者”现在要求无限制的独裁权力。将犹太人巴鲁克任命为美国经济事务负责人，表明道路正通向哪里……在犹太人罗斯福的奴役之下。随着这个稻草人站在顶端，以色列想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世界统治。欧洲的年轻人，联合他们日本的盟友，将会击败这个计划。直到人类的敌人被消灭，他们才会放下武器。

就像5月下旬的墙报“幕后操纵者”一样，“面具掉下来了！”再次利用摄影技术和它的大规模印制，使得那些不再是秘密或无名的现已声名狼藉的幕后犹太人露出真容。对于纳粹党忠实的信徒和同路人，对美国政策知之甚少和没有其他新闻来源的德国受众，除了被关于国际犹太人阴谋声明的不断轰炸之外，犹太人名字和面孔的绝对数量将大大增加纳粹核心主题的分量。

应戈培尔渴望见到和听到他对国民发表演讲的请求，希特勒于1942年9月30日在柏林体育宫对一群惺惺相惜的听众发表了1小时10分钟的讲话。演讲在全国电台和军队里播放，在德国媒体里被突出地报道。他自信地表示，德国将会导致“这个资本主义、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国际阴谋右臂的折断，它是德国人民所面对的最大危险”。德国的军事力量使人畏惧，其盟友引人注目。它现在拥有被占领土上的大量原材料和农业资源。当希特勒谈到需要对同盟国的轰炸行动进行报复时，他对于第一次说出有关犹太人的预言又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日期。他不断地重复着，好像对犹太人的灭绝是报复同盟国的轰炸行动。下面这段话引起了集合起来的听众的极大热情。

1939年9月1日，在帝国议会的会议中，我说了两件事情。首先，在我们被迫参战后，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时间因素都会击败我们；其次，如果犹太人为了灭绝欧洲的雅利安人而释放一场世界大战，那么这将不会是雅利安人而是犹太人被灭绝［长时间的鼓掌］。白宫里精神错乱的幕后操纵者拽着一个又一个民族进入战争。然而，在同样程度上，反犹浪潮淹没了各国人民。它会进一步采取行动，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参战。每一个国家总有一天都会成为反犹国家。德国的犹太人曾经嘲笑我的预言。我不知道他们如今是否还在嘲笑，或者嘲笑已在他们中间消失。我只能许诺一件事。他们会在任何地方都笑不出来。关于这个预言，我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听众大声地叫喊着表示同意］。

听众在体育宫的反应说明了，纳粹的忠实信徒是知道希特勒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来告诉他们纳粹政权当时正在屠杀犹太人的。此外，名词“灭绝”和动词“使灭绝”的清晰含义，希特勒重复它们的政治和时代背景，以及他对自己是一个预言家的坚持，都表明他已经命令，然后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尽管他拒绝使用第一人称代词，但他提及自己的预言表明，希特勒当时正忙于对犹太人的屠杀。任何对于犹太人“再也笑不出来”的善意解释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任何将政治声明视为用来掩盖真实意图的欺骗，而非词意合一的主张之倾向，都是理解希特勒本意的障碍。他在柏林的听众似乎没有受到这种障碍的折磨。可能一些人想知道，希特勒将“任何地方”加进他那结束犹太人嘲笑的承诺到底是什么。可能他们会认为，既然犹太人阴谋是国际性的，那么他就正在寻求将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扩大到一个对犹太人的全球种族灭绝行动。

总之，他听众的掌声可谓是排山倒海。

六周后，早先从希特勒9月30日的演说中再版的引用语，出现在了大约12.5万份的1942年11月底的《每周要闻》上：“他们会停止嘲笑！！！”以黑色背景下的大白色字母出现。文字采用粗体字，并以常用的警示性黄色为背景。在指向灭绝犹太人的关键句里，“犹太教”一词以特大号出现，随后标的是一个惊叹号。在左边，“罗斯福身边的犹太人”的上面，是一个开怀大笑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一群穿戴着大衣和软呢帽的人的照片。在底端，“他们会在任何地方都笑不出来！”以更大的白色字体出现。我们不知道当读者和听众读到或听到它时都说了些什么，或者当它被分发和变成德国日常生活组成部分时，人们对于这六周后所看到的图文是怎么想的；然而，我们确实知道一周内有数百万人经过这个墙报，34个其他或多或少刊有明显攻击犹太人文章的《每周要闻》同样也被展示出来。我们知道，如果人们不听广播或者不阅读1942年9月30日的报纸，他们有第二次机会从希特勒的演讲中听到这篇关键文章。

这里没有可靠的证据，不管是警察报告还是回忆录的形式，来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有好奇心、政治头脑和道德勇气去推断这张墙报是一个大规模谋杀的公告。然而，我们有信心推断的是，在1942年11月下旬，“他们会停止嘲笑！！！”的海报变成行走于纳粹德国乡村、城镇和主要城市，有识字能力和有意识的数千万行人日常生活经历中无可避免且非比寻常的一部分。

在1942年10月4日，四年计划的负责人，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在1934年被指定为希特勒的继任者，并被认为是纳粹政权二号人物的赫尔曼·戈林，证明他自己也能叙述幕后操纵者和牵线木偶的纳粹故事。在柏林体育宫，他警告道：“如果我们输掉了战争，你们［德国人］将会被消灭。”战争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它是“一个巨大的种族战争……关于德国和雅利安人是否得以生存或者犹太人是否会统治世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境外作战［鼓掌］。我们知道犹太人！你们可以确信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可笑的小木偶，喝醉和精神错乱的人，被吊在犹太人的木偶线上。犹太人可能躲在不同面孔的背后，但是他们那像黄瓜一样的鼻子还在那里。犹太人在任何事情的背后，是他们宣称要斗争到底，直到我们被消灭”。他补充道，德国人不应该自欺欺人地以为犹太人会在不同的德国人之间做出区分，还会饶恕那些不是纳粹的人。他们“对复仇的渴望覆盖了整个德国人民”，他们想要“消灭一切与德国人和种族纯洁性有关的东西”。因此，即便是在希特勒自信地表示战争进展得很好的岁月里，戈林依然在人群中煽动着绝对且无情的恐怖行为的火焰，渲染德国人落入犹太人之手而遭受大规模谋杀的前景。随着战争的形势转为进攻德国，国际犹太人那所谓的要消灭所有德国人的计划的幽灵，仍然是纳粹宣传的一个频繁要素。

在1942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向纳粹老兵发表了年度演说，以纪念1923年啤酒馆暴动。它被放在电台里播放，并在第二天被报刊印刷。1942年的第三次，他重复着他那著名的预言。1942年的敌人同魏玛时期的那班人是同一批人，除了他们现在处于国际层面上，从“这个国际共济会会员集会地的首领、半犹太人罗斯福及其犹太人智囊团，到在马列主义俄国中最纯粹的犹太人”。“绝非偶然，同样是这个国家［美国］，过去因为一波谎言宣传而相信它能够打败德国，现在则让一个以同样使命自居的人走向前台。过去他叫威尔逊，今天则叫罗斯福。”旧德国——指第二帝国——“关于犹太人问题所造成的麻烦以及犹太人权力的影响没有进行过任何启蒙”，因此它“沦为［美国人］攻击的受害者”。

另一个群体，曾经在德国非常之强大，已经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预言并非是在放空炮。这个群体就是我们所有不幸根源的关键力量：国际犹太人。你会回想起我在帝国议会中所陈述的话，如果犹太人想象它自己能够主导一场世界战争以消灭欧洲的种族，那么其结果将不会是欧洲种族被消灭，而是欧洲的犹太人被消灭！［掌声］犹太人总是嘲笑我作为一个预言家。那些嘲笑的人将再也笑不出来了。那些仍在嘲笑的人在短时间内或许也不再会笑了……［掌声］。”威尔逊和犹太人能够打败德国，是由于当时未得到反犹主义的启蒙，“半犹太人罗斯福”将会被打败，正如纳粹在魏玛时期打败了他们的对手一样。再次，希特勒话语的含义是明确的。犹太人已意图“灭绝”——那就是杀掉——欧洲人。相反，为再一次避免第一人称和主动动词清晰地连接主语和宾语，希特勒又让他的听众知道纳粹政权正在处于实施灭绝的进程中，那就是杀掉犹太人。对犹太人不会再嘲笑的评论的最合理解释是，一些灾难性事件将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对他的评论表示欢迎的掌声表明，这批听众赞同它是对德国最大敌人的正当报复。

紧接着希特勒在慕尼黑的演讲，迪特里希下令在报纸和期刊中强化反犹主题。1942年11月13日的《期刊服务》将编辑的注意力吸引到希特勒的慕尼黑演讲上，是关于罗斯福总统的“流氓本质”。仅次于丘吉尔，罗斯福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战犯”，并“代表国际犹太人的利益”进行活动。由于其国内经济计划的失败，罗斯福已尖锐化德国与波兰的冲突，与“英国战争当事方”合作，给法国空头援助承诺，从而将欧洲带入战争。这些指控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考虑到中立法案的限制、一个不大情愿的国会、1940年的总统大选，罗斯福已支持欧洲的反纳粹力量，并在1939年开始命令美国海军保护大西洋上的船只，以避免德国潜艇的攻击。他如此做的目的在于，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防止英国的战败，以及阻挠希特勒想要在1942年取得快速和决定性胜利的愿望。罗斯福鼓励法国政府要挺住。在珍珠港事件后，当然美国对英国的援助明显扩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得以在欧洲延续，部分原因在于罗斯福在阻止希特勒以快速取胜来结束这场战争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在1942年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蒙哥马利的第八军打败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此后不久，美英部队就登陆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地中海地区，至少同盟国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并致使轴心国处于守势。帝国新闻办公室加强了它的反美宣传。1942年11月20日的《期刊服务》指令，包括了一个关于“美国犹太人的强盗行为”的记录。它提及罗斯福的“歹徒行径”及其与“有组织犯罪的紧密联系”，并声称犹太人是美国有组织犯罪“最重要的”原因。

在1942年11月18日那周的《每周要闻》，“谁该承担战争罪责？”一文提供了反犹宣传强化的进一步证据。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一张拼图是非常醒目的，因为罗斯福的图像最大，其次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即便苏联当时正承受战争的最大冲击，文章也把最大的责任推给了罗斯福，超过了犹太人的责任：

在为战争贩子头目罗斯福的服务中，英国煽动波兰反对德国，迫使法国采用英国对德战争的宣言，然后把挪威、荷兰、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拖入战争，并最终与具有彻底破坏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结盟。丘吉尔［对这次战争］负有巨大的罪责。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要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然而，他们身后都站着犹太人。国际犹太人想要这场战争，以实现他们统治世界的目标。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是犹太人意志的工具。这场战争的犯罪当事人，给各国带来痛苦和苦难的是犹太人。

这些文字颠倒了因果联系。海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呈现为美、英为服务幕后的“犹太人”权势而发动侵略的结果，而不是由纳粹德国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作为回应欧洲其他国家为了自卫而与英国结盟。关于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升级所扮演的角色，或将自身的责任投射到其他国家中，纳粹宣传从未放弃或丝毫修饰它那完全无辜的立场。

在1942年11月26日，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再次通过德国电台用阿拉伯语从柏林对北非听众进行广播讲话。阿明·侯赛尼的演讲，在美国登陆后抨击着美国，是将纳粹宣传转化为阿拉伯世界习惯用语的一个显著例子：

在这场战争中，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明显地增强了。犹太人和资本家已迫使美国扩大战争，为的是扩大他们在新财富地区的影响力。北非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犹太人所带给他们的不幸是什么。他们知道犹太人是帝国主义的先锋战士且长期虐待北非。他们［北非人民］也知道犹太人在帝国主义中充当间谍和代理人的程度，以及他们如何攫取北非领土的能源以扩大他们的财富……美国对北非的干涉增强了犹太人的权力，提升了他们的影响力，累加了他们的罪行。美国是犹太人的最大代理，犹太人在美国是统治者。

两周后，在1942年12月11日，阿明·侯赛尼再次通过德国电台对“阿拉伯人”讲话，这次是关于殉道的价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阿拉伯人已经反抗“英国人以及总是藏在他们背后的犹太人”达二十年之久。阿拉伯人民已经为自由和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及阿拉伯半岛的独立抛洒出“高贵的热血”。“殉道者洒下的鲜血是生命之水。它复苏了阿拉伯的英雄主义，正如活水让干渴之地复苏。殉道者的死是保护之树，在其阴影之下奇妙的植物再次绽放。”“英国——犹太人的政策”目标是分裂巴勒斯坦并统治阿拉伯其余国家。“我们阿拉伯人”，阿明·侯赛尼继续道，那些已与英国作战的人，“应该明确加入轴心国以及它们的盟友当中，来反抗共同的敌人。对我们来说，这样做意味着我们过去二十年单打独斗的延续。如今我们敌人的强大敌人站在我们这边。”但是，如果英国及其盟友——“上帝禁地”（God forbid）——赢得战争，“以色列将会统治整个世界，阿拉伯人的祖国将会受到邪恶的打击，阿拉伯国家将会被撕碎并变成犹太人的殖民地”。如果英国及其盟友被打败，“犹太人对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将会解除。千百万阿拉伯人将会获得自由，数以千万计的穆斯林将会得救。苏联的战败也会解放更多受苏联统治的穆斯林。美国由于“受制于犹太人的意志”，什么也没有向阿拉伯人提供过。对于阿明·侯赛尼而言，与共同敌人有关的短期战术考虑和长期意识形态亲密关系都要求阿拉伯去支持纳粹。

自1941年夏季以来，德国对欧洲犹太人实施暴行的大量报道已慢慢地传到同盟国政府那里。在1942年12月，同盟国政府最终大声和明确地谴责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对欧洲犹太人的消灭。在12月4日，美国63名参议员和181名众议员通过一项国会联合决议，宣布纳粹反犹政策企图“消灭整个人类”。这项决议表达了对美国“业已声明和一贯政策”的支持，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纽约州的罗伯特·瓦格纳参议员宣布：“在这一时刻，我们要不断重申这一立场，因为有关欧洲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的恐怖报道不断涌现出来。”这些报道也不断涌入到其他执政的和流亡的同盟国政府里面。在1942年12月17日，美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荷兰、挪威、波兰、苏联、英国以及南斯拉夫的政府，连同法国在伦敦的全国委员会，共同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关于这些政府的关注点，它声称道：

从来自欧洲的无数报道中注意到，德国当局不满足于在其野蛮统治所及的全部版图内拒绝给予犹太种族个体最基本的人权，并且现在正实施希特勒那经常重复的要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意图。

从所有被占领的国家，犹太人正被以骇人听闻的恐怖和残忍的状况被运到东欧。在已变成主要纳粹屠宰场的波兰，德国侵略者所建立的犹太人区的所有犹太人正被系统地清除掉，除了一些因战争工业所需且技术熟练的工人之外。所有被带走的都再无音讯。体格健壮的在劳动集中营中被慢慢地活活累死。那些体弱的就被遗弃，以致被冻死、饿死，或者在大屠杀中被蓄意屠杀。这些血淋淋的残暴行为受害者也包括数十万完全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内。

以上所提到的政府和法国全国委员会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了这一野蛮的冷血灭绝政策。他们宣布这些事件只会激励所有爱和平的人们的决心，去推翻残暴的希特勒暴政。他们重申了庄严的决议：确保所有为这些罪行负责的人不会逃脱惩罚，并采取必要的实际行动不断实现这个目标。

同盟国宣言是一个了不起的声明。十一国政府正严肃对待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威胁。它们的声明中包含相当数量的关于驱逐的准确信息，波兰作为大屠杀的现场，曝光、饥饿和大规模处决，以及对“成千上万”无辜者已经被杀害的一个估计。它并没有包括毒气室里大规模屠杀的细节，但是关于进行中的纳粹大规模屠杀政策，其关键点是正确的。而且，同盟国政府不希望看到同盟国内的反犹主义阻碍对纳粹德国种族灭绝政策的道德谴责。相反，对犹太人暴行的报道加强了同盟国打败纳粹政权的决心。

在同一天，英国下议院议员起立默哀以悼念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抗议被其中一名议员称之为“令人厌恶的野蛮行为”。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告诉议会，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将会被绳之以法，虽然目前英国几乎无能为力。罗斯柴尔德讲道，很多英国人“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很可能自己已经成为纳粹当前暴政的受害者，他们可能已经在那些犹太人区、集中营、屠宰场里”。此时，下议院里“鸦雀无声”。他希望美国的声明将会“渗透到被德国滋扰的国家，并给那些被侮辱、折磨和降格的不幸受害者以微弱的希望和鼓励”。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负责对纳粹德国进行宣传战的英国政治战执行官，在其12月10日和24日的每周指令中使得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成为英国对欧洲宣传的一个核心主题。

1942年12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宣传战中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只要关于真实大屠杀的事实仍被隐藏或否认，纳粹反犹宣传就会通过诉诸反犹主义，威胁削弱基督教社会居多的同盟国政府。在大屠杀成为同盟国宣传的一个公共主题之后，所看到的不管是定期的还是不定期的主题，纳粹的野蛮行为而不是所谓的犹太人的邪恶，变成了同盟国和被占领国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在同盟国中传统的反犹主义并不是一个“种族灭绝的正当理由”。同盟国愿意公开强调大屠杀问题揭示了传统反犹主义的限制，而这一限制也慢慢不再对纳粹政权有利。对“最终解决方案”的报道强调了纳粹德国及其盟友与同盟国之间的明显道德分裂，它们加强了同盟国的信念，即这是一场自由与暴政、良善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

戈培尔对同盟国声明的回应是，把它们当作虚假的“暴行故事”。他、迪特里希，或者其他纳粹官员或宣传家，从未提到过这些指控的内容，而只是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可能在回应12月4日的（美国）国会决议中，戈培尔在他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全世界的犹太人正动员起来反对我们。他们报道说我们在波兰对犹太种族犯下了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威胁说在战争结束后将参与者绳之以法。这些报道和警告不能阻止我们对犹太人问题实施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件事将会取决于这些威胁。欧洲的犹太人可能再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报道的了。”在12月12日，他写道：“关于波兰和犹太人问题的残暴运动的报道，在另一边正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默不作声。我们不得不有一些回应……最好的办法是转守为攻，去谈论英国在印度和中东所犯下的暴行。也许这可以让英国闭上臭嘴。在任何情况下，如此做，我们可以改变话题并提出另一个问题。”那天的早些时候，在他的每日部长会议上，他通知官员“是时候做一些有关英国宣传运动的事情了”，关于“所声称的东方反犹太人暴行”。这个题目“相当微妙”。最好是“不争论，而是给予英国在印度、伊朗和埃及的暴行特别突出的关注。我们反抗这场宣传运动最好的武器就是继续进攻”，并让德国媒体去报道这些故事。

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很高兴我们清除了犹太暴民，但是犹太人会施压给英国和美国的媒体。我们并不想在公共场合谈论此事。相反，我正命令开始一场反对英国的宣传运动，关于他们如何对待殖民地人民……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能成功地迫使英国回应我们的攻击。如此，我们便做到了攻守兼备。”在对个人信念和公共宣传统一性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重申上，他讲道，犹太人的反抗“只会是无谓的挣扎。犹太种族准备了这场战争。这是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不幸的智力根源。犹太人必须为这一犯罪行为付出欧洲甚或是全世界的犹太种族被消灭的代价，正如元首在他对帝国议会的演讲中所预言的”。无论何时，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戈培尔都否认纳粹政权正在谋杀欧洲的犹太人。相反，他将指控称之为未详细说明的暴行故事，为他和迪特里希能够隐瞒的细节提供了正当理由，然后是转移要讨论的话题。

在12月14日的部长会议上，戈培尔再次抨击了“世界范围内犹太人反对德国的宣传运动”。他讲道：“这个行动……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由德国的反制措施来加以反对。对反犹暴行的指控进行彻底或实际的驳斥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只是一场德国的运动，涉及英、美在全球范围内的暴行。因此，这里必须有关于印度、伊朗、北非以及英美普遍实施的残暴行为的报道，且这些广泛的报道应被反复和着重强调。”这些报道，他补充道，必须在国内外传播。他在12月16日的部长会议上说，制造一个“关于［同盟国］暴行的沸沸扬扬的讨论，会是我们摆脱那令人尴尬的犹太人话题的最佳机会。事情总是这样，每一个政党都会指控其他政党实施暴行。广泛的争吵将会最终导致这个话题从议程中消失”。正如前面所说的，对大屠杀独特性的否认，与其他战时“暴行故事”混为一谈，是与之相伴随的宣传的必要组成部分。

虽然德国人民不能听到安东尼·艾登于12月17日在下议院发表的声明，但是戈培尔能听到。那个晚上，他在日记中回应说，犹太人再次谈论了“所谓的波兰暴行”。他视艾登的演讲为“犹太人在英国公共舆论中巨大影响力”的证据，但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手里有那么多犹太人作为人质，世界犹太人会小心翼翼地不开展行动，因为他们知道这会激怒我们。”他写道，在下议院中“罗斯柴尔德含泪哀叹波兰犹太人的命运”，议会全体成员站起身来默哀片刻。他补充道，这个行为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议会实际上是一个犹太证券交易所。英国人真的是雅利安人中的犹太人。飘香四溢的英国外交大臣在这些犹太人物中崭露头角。他的整个教育及其整个关系，都可以指明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犹太人”。

同盟国关于欧洲犹太人被谋杀的声明，发表在柏林伊斯兰协会成立的前一天。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在活动中发表讲话，他主张阿拉伯人——应该是所有的穆斯林——都要支持纳粹事业。那时，他已经与希特勒和希姆莱举行了私人会议，并已与外交部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通过信。在戈培尔的出席下，阿明·侯赛尼读了一篇已经过里宾特洛甫审批的文章。在活动开始前，阿明·侯赛尼已写信给希特勒，以表达他对“希特勒和德国人民的友谊和慰问”。“我们坚信，在世界上数以千万计的穆斯林与德国及其盟友的紧密合作以对抗共同的敌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上帝的帮助下，将会实现轴心国对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个胜利将会给轴心国、穆斯林和所有的人类带来幸福和好运。”

他的演讲包括了对犹太人的广泛攻击。“犹太人是穆斯林的死敌。他们总是用狡诈和欺骗来表达他们的敌意。每一个穆斯林都知道，从孩提时期就开始，犹太人如何攻击他们以及他们的信仰，仇恨……诡计……密谋”，犹太人都用在穆斯林身上。《古兰经》，他继续道，充满着犹太人缺乏个性、撒谎和诡诈的故事。正如他们在先知时代充满对穆斯林的仇恨一样，他们在现代时期也是如此。在巴勒斯坦，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基地，以扩大其对邻国各伊斯兰国家的权力”。犹太人是“地球上的破坏性元素”，他们发动了战争，并使各国彼此为战。他们的“本质”是使世界处于动荡之中。阿明·侯赛尼然后曲解了哈伊姆·魏茨曼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犹太人战争”。犹太人统治着英、美，是“无神论共产主义”背后的力量。犹太人“驱使各国进入这场消耗战争”，并主导着英国的政策。与同盟国一起，犹太人是“穆斯林”的死敌。阿明·侯赛尼补充道，盟军在1942年秋对北非的进攻说明，犹太人、美国人、英国人和布尔什维克都是“伊斯兰势不两立的敌人”，并已经“压迫和迫害了4000万穆斯林……这场由世界犹太人所释放的战争”。他继续道：“为穆斯林从压迫和迫害的现实中解放自己提供了最佳的机会。”他以对穆斯林的宗教呼吁来结束讲话：如果他们表现出足够的牺牲意愿，神会帮助他们取得胜利。12月18日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指示要广泛报道大穆夫提的讲话。

《犹太人问题》的编辑加入了这次协同运动，12月15日的期刊发表了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后计划”为题的头条文章，它遗憾地写道，对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支持在美国和英国上升了。正如《犹太人问题》所说的，“在财阀国家的帮助下，世界犹太人正准备独占巴勒斯坦，从而在将来建立一个世界霸权的地位”，这会“对阿拉伯人民实施恐怖统治”。更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期的一篇短文“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是死对头”，由现在的约翰·冯·莱尔斯教授所撰写。冯·莱尔斯，一位之前在伊斯兰历史上并没有表现出突出专业知识的人，现在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历史呈现为存在已久的伊斯兰对犹太人的敌视。他写道，《古兰经》把犹太人称为恶魔。阿拉伯的政治领袖“麻痹了”犹太人的活动，因此犹太人开始憎恨伊斯兰。即使是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也“相当大程度地由犹太人煽动所释放出来”。莱尔斯称赞自己所描述的伊斯兰反犹情绪和行动的悠久历史。“无疑，穆罕默德敌视犹太人的结果之一就是，东方的犹太人被伊斯兰教彻底地麻痹了。犹太人的抵抗破碎了。东方的犹太人根本无法参与犹太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的争权夺利。”由于法律上的制裁歧视，被轻视的犹太人在狭窄的城市街道“过着单调呆板的生活”。与欧洲相反，那里犹太人被允许获得特权或从事偷盗，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使犹太人处于恐惧的状态。“如果世界的其他地方也采用同样的政策，那么我们现在也不会有犹太人问题。”因此，莱尔斯庆祝了“伊斯兰教的不朽功业”，它阻止了犹太人对阿拉伯的统治威胁。如此做，伊斯兰教“开辟了通往更高文化的道路，并赋予其信徒一种教育和人的形式，这仍然使今天的穆斯林认真地看待他的信仰，这个混乱和嘈杂的世界中最高贵的品质之一”。

除了1942年夏秋两季北非战役的战略和短期战术之外，冯·莱尔斯在第三帝国与激进化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极端主义者之间指出了明显的智识和道德基础。

在1942年的最后一晚，面对着来自斯大林格勒的糟糕消息，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未来几周的主要任务将是准备大后方的“全面战争”。随着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形势的逆转，希特勒发出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期间反犹广播、新闻头条和报刊文章最为激烈和持久的弹幕。从1941年6月到1942年底，反犹仇恨持续上涨的河流伴随着纳粹军队的成功和扩张，特遣部队和治安警察的谋杀，以及死亡集中营全面运行的开始。1943年，迪特里希、戈培尔和他们的工作人员齐心协力，让那条河流泛滥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