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1945年至1991年政治经济敌对



1945年至1953年冷战肇始

二战结束前，战胜国之间已经出现争执。1945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再次会面。三方同意将承诺诉诸纸面，但仍未解决苏联和英美两国就欧洲战后安置问题上的分歧。1945年7月，盟军首脑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会面，摩擦更趋激化。但因为对日战争、和约安排、战败德国管理问题尚未完结，盟军才没有解散。年初，盟军曾召集五十国代表在旧金山开会，认为国际联盟饱受质疑，应重新设计，并组建国际性权威——联合国。这一新组织的职责是维护长久和平，解决其他国际问题。但开局不利，盟军在多数事务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不可能再假扮合作姿态。

公开争执成为常景。斯大林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派兵执行个人意志。与之等量齐观的英美势力范围在西欧形成。但到1946年底时，英国很明显无法再扮演大国角色。因此，到1947年时，美国对抗苏联，丘吉尔将这种政策戏称为“铁幕”。欧洲分裂为共产主义政权和非共政权两部分。战败德国分化为两个敌对集团。

亚洲也出现了类似分裂局面。日本落入美国势力范围。中国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越南同德国一样，也分成北部共产党政权和南部非共政权。

美苏势力范围分界线日益明晰，双方将竞争焦点放在恢复各自控制土地的经济上。美国占据巨大优势，因为美国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实现经济繁荣，而苏联却遭受战争重创。因此，美国有能力于1948年至1952年间实施“马歇尔计划”，给自己的朋友提供巨额贷款，鼓励西欧政府完成经济重建任务。在战争期间发挥巨大作用的管理技能和工业技术突然应用于经济重建中，很快收到奇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德创造“经济奇迹”，引领英法等西欧国家复苏进程。

东欧也很快复苏，但苏联无力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二战刚刚结束后几个月里，苏联劫掠东德及其他占领土地，服务于国内重建项目。不过，在经历最初的困境后，计划经济在东欧显现卓著成效。大群农民在农闲季节离开村庄，到工业建设项目上做工。这与战前俄罗斯一样。与西欧相比，东欧条件艰苦，生活水平从未超过西欧。但在复苏速度上，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及其卫星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丝毫不逊色于欧洲其他地区。因此，苏联共产主义者能够理直气壮宣称自己铺就的未来之路可与西方改良资本主义一争高下。

日本的经济复苏最开始以朝鲜战争副产品形式呈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此时，美国仍未能适应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取胜的现实。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决定利用联合国，组织力量对抗这起明显的共产主义“侵略行为”。事有凑巧，当时苏联代表走出联合国安理会会场，对另一起事件表示抗议，因此未能对美国这一倡议投反对票。所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支援南朝鲜（现韩国），把北朝鲜（今朝鲜）军队驱逐出境。此时似乎胜局已定，但中国出兵，将联合军部队赶到战争开始时的分界线位置。随后，双方展开漫长谈判，于1953年签订休战协议。这一协议至今仍有效力。

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队为方便起见，多从日本采购补给。这一需求刺激了日本工业复苏，并最终实现经济繁荣，将其他所有国家抛在后面。日本的经济成功靠的是优质低价，这同时也彰显了日本民族的高超技艺和高度自律。他们和生活在农村的先祖一样，推崇勤奋工作，并将这一传统与严谨的教育体系、高效的国民经济管理结合起来。

战后头几年里，美苏并未完全主导公共事务。在此期间，第二个关键政治进程当属欧洲海外帝国的解体。这一进程始于1947年，标志事件是英国撤出印度。英国在当时别无选择。二战期间，为打赢日本人，英国在印度组建庞大军队。这支军队听命于那些决心赢得印度独立的军官，遇有必要，不惜拿起武器抗击英国战友。但印度人中也有不少是穆斯林，他们要求与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分离开来。经仓促磋商后，英国人把自己的印度帝国一分为二，一个是穆斯林新政权——巴基斯坦（由东西两部分组成）；另一个是印度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在国土面积上，印度面积较大。此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多地爆发激烈冲突。印度独立总设计师、非暴力运动倡导者莫罕达斯·甘地平息暴乱，印度恢复秩序。1948年，甘地遭极端印度教信徒暗杀。

1948年以色列国家主权的建立是去殖民化进程中另一座里程碑。但这一里程碑的风貌与上不同。一战和二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手中买到了一些土地。1945年后，从纳粹大屠杀中幸存的欧洲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决心建立自己的国家。当时，巴勒斯坦是国际联盟托管地，由英国代为管理。但英国既无力阻止犹太人迁入，也说服不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接受犹太人建国，就把这件事提交给了联合国。联合国迅速对既定事实表示认可，即犹太人击败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上万名阿拉伯人从已经生活了几百年的土地上赶走。联合国决定一出，犹太新政权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之间敌对状态升级，因为后者获得了周边阿拉伯各国政府的同情及有限支持。

综上所述，在二战后头几年，印度和巴勒斯坦都出现了根源于宗教传统的敌对局面。这对国际政治造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之前就已存在，但被小心翼翼遮掩。对于“第三世界”，也就是不在美苏势力范围之内的所有民族和政府来说，要想在未来盖过宗教势头，赢得公众支持，还有两个希望：一个是民族独立；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常从苏联人那里寻求帮助；民族主义者则向美国人张望。一般来说，宗教运动对这两个超级大国持反对、不信任态度。但政治领袖把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二为一，把传统宗教认同与新信仰掺杂在一起。因此，亚非拉美与超级大国的政治结盟处于试探阶段，非常不稳定。

二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而发展壮大。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成了20世纪的大事件之一。

岌岌可危的稳定：1953年至1973年冷战

1953年至1973年二十年间，国际事务归结于美苏两国之间的尴尬平衡。这两个超级大国中没有一个胆敢过分干预对方的势力范围。但第三世界可以随意抢夺，于是两个敌对政府争相对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提供援助、供给武器，秘密帮助朋友，推翻敌人，以获得威望和影响力。美苏虽争斗激烈，却没有爆发公开战争。主要原因是，两国都害怕快速扩散的核弹头会毁灭地球。

二战期间，美国首先发展了核武器。此后不久，美苏先后发现了威力无比的氢弹制造办法，但双方都极度恐惧爆发全面冲突。1957年前，两国都开始制造携带核弹头的火箭。这种火箭能穿越北半球各大洋，将城市夷为平地。当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拦截这种导弹。如果两大国爆发战争，则有可能顷刻间导致两国生灵涂炭，地球生态系统将遭到破坏，人类甚至可能就此灭绝。没有人希望看到这种灾难上演。为此，美苏双方开始远离全面战争爆发事态。

这种僵局产生了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其他国家有更多空间周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发生冲突，斯大林没有办法推翻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美国很快给南斯拉夫提供了些许支援，使其保持独立状态。但到1956年匈牙利与苏联闹翻时，美苏恐怖平衡再次形成。美国及1949年成立、旨在防卫西欧的北约联盟没有采取干预措施，而是坐视莫斯科武力恢复共产党政权。与之类似，1961年，东德政府竖起高墙防止公民逃到西德，美国和北约也没有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美国还见证了不少尴尬局面。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1966年，法国撤出北约。日本和欧洲经济一派欣欣向荣。美国工业，尤其是汽车业和电子加工业开始面临日本和德国两面白热化竞争。

更麻烦的是，从1955年开始，美国在南越支持建立反共政权，却逐渐被吸入战争泥滩，最终落败。

冷战期间，美苏平衡岌岌可危，未能阻止欧洲殖民帝国陷于崩溃。1954年后，法国无心在越南培植权势。如上所述，美国希望扶持法国留下的南越政府，却不得人心，白费气力。1956年至1962年间，在100多万法国殖民者生活的阿尔及利亚，法国苦战当地势力，终因不堪军费之巨，勉强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相比之下，英国较少反对殖民地独立运动。但在肯尼亚，最肥沃的土地差不多都为白人殖民者占有。在马来亚，英军和当地人展开惨烈游击战争，最终不得不退出。在大英帝国其他地方，英国政府向当地政治领袖的政权交接活动进行得较为平稳。交接活动从1956年苏丹和1957年加纳开始。经阿尔及利亚一败后，法国也仿照英国做法。欧洲其他政府也如法炮制。欧洲海外帝国仅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及少数岛屿上留有余迹。

从殖民地变成独立国家后，第三世界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不少投票席位，但并没有因此增加权势，也没有实现发达繁荣。相反，这些新政权不得不倚靠发达国家援助（以军备形式为主）。虽然他们竭尽全力提高本国生活水平，但成就不大。大部分原因在于，人口增长速度和全球进出口价格完全超出控制。

而且，殖民地时期划定的边界与地方现实不相契合。部落、种族和宗教团体林立，内战时有爆发，尤以非洲为甚。在许多新成立的国家里，军队是社会中凝聚力最强、最易动员的因素，因此军事专政广泛存在。但其他社会阶层对军事领袖或不闻不问，或刻意疏离，所以这种政权一般没有多大执政效力。

中东仍在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新政权间四分五裂。在1956年、1967年和1973年三场战争中，以色列速胜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占据了整个耶路撒冷（原来分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并将控制边界扩展至约旦河。其他政府，即便是那些与以色列最亲善的政权，也不承认这些战争成果的合法性。流亡中的巴勒斯坦人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断向联合国反映本族遭遇，并组织难民以及在以色列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

宗教引发的对抗冲突也扰动着南亚。196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交战，但未决出胜负。1971年至1972年，印度军队帮助巴基斯坦东部的孟加拉穆斯林赢得独立，建立孟加拉国新政权。

在世界一些地区，种族是一大分裂因素。比如，南非白人为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划定居留地，希望同他们分而居之。但这一种族隔离政策自1948年实施以来就一直备受谴责。

美国种族关系朝相反方向发展。1948年，杜鲁门总统废除美国军队种族隔离政策。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实施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违反宪法。次年，马丁·路德·金（1929年—1968年）借鉴甘地非暴力思想，向南北战争以来实施的种族隔离法律提出抗议。金的抗议活动赢得广泛支持，促使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公民权利法案》，禁止实施美国社会此前视为合法的黑白不平等行为。但《公民权利法案》以及由其产生的实际行为的改变并没有消除美国国内种族摩擦。政府努力纠正原有不公正现象，却时而导致白人受到歧视，这让白人深恶痛绝。而一些黑人领袖倡导黑人文化和经济分离主义，也加剧了种族紧张关系。

相比之下，在巴西和拉美其他国家，种族关系要融洽得多。虽然存在不平等现象，但穷人和弱势群体并不以种族界限为区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拉美人口以混血者居多。在其他地方，比如马来西亚，马来人和华人发生冲突；在斐济群岛，印第安人遭到土著斐济人反对，种族问题有时会上升为政治问题。但在世界多数地区，普通公民权的理想受到推崇，超越了宗教、种族及其他分歧。

这一理想随1953年至1973年间经济大扩张而充实。发达工业国家生产率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比如，1960年至1970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在共产党执政国家，生产率增长速度于1960年后落后于发达国家，但仍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成为工厂工人。

新窘境和冷战的结束：1973年至1996年

在二战结束的头二十五年里，两种经济体系似乎克服了古老的繁荣—萧条经济循环。这两种体系分别是：苏联势力范围内共产党管理的计划经济；美国势力范围内以利率、税收和政府支出微调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但在1973年，以色列战胜阿拉伯邻国，中东石油生产国联盟——欧佩克将石油价格调高三倍，实行石油生产配额制，并达成一致意见，仅在新价格下销售。此举一出，世界市场发生波动。石油进口国受到剧烈影响，世界范围内出现经济大萧条。但这一举动却帮助苏联缓解了国内经济问题，便于其增加石油出口量，买进粮食及其他必需品。

国民经济财政管理手段运转失灵。1945年以来，这一手段在西欧和美国成效甚佳。大萧条发生后，欧美政府无力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繁荣，只能调整税率利率，却引发通货膨胀，繁荣之势不再。没有人知道该做些什么。世界发达工业强国突然间落到了和不发达原料加工国同样的境地。在战后经济繁荣中，石油和其他商品的国际贸易增长迅速，主要工业国的国内经济受世界市场支配。贫穷落后、经济不振的国家早已处于该境地。而现在，最强大工业国也陷入同等窘境。二战期间，为服务于战争动员，国内经济管理技术被创造出来，并得到完善，却无力应对不断壮大的全球经济。结果是，穷国富国都面临经济危机，政府无能为力。

跨国经济管理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不足以调控国内经济。毋庸置疑，欧洲经济共同体仍继续发挥作用，并吸纳英国等国为成员国，经济规模增大，但结构比较松散，仍受制于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欧佩克卡特尔极大扩充成员国数量，但因各国生产量超过配额量迅即解散。1970年至1980年间油价大跌，就是因为欧佩克不能执行原有规则。

石油进口国从中受益。但好景不长。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劳动力低廉，并据此展开竞争，欧美实业家深受其扰，就连实力强劲的日本都被迫从一些生产线上撤回。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际劳动力迅速分工。公司要想盈利，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把制造部门建在国外；要么从国外买进零部件。但在原有工业中心，出现了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景象，国家政府束手无策。该怎么办？与其他国家切断联系似乎能触动问题根源，但显而易见代价高昂。石油从哪里来？其他所有必需品从哪里进口？只要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参与全球经济不仅不可回避，还痛苦非常。

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因以下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即，石油危机与越南撤军时间重合。1968年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反对越战。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威望和自由事业与战争胜利息息相关。1973年，越战成本超出任何可预期收益，美国政府不得不撤兵，南越傀儡政府随之垮台。美国各政治派别陷入严重危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越战的额外成本掩盖了二战后美国经济管理模式的失灵。

越战结束后，经济繁荣景象迟迟没有出现，美国鲁莽借债发展经济。罗纳德·里根总统（任职时间1981年—1989年）开出自信、减税、扩充军备的执政药方。后一项被称为“星际大战”，目的是拦截敌方火箭。里根借此希望终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恐怖平衡。但事与愿违，美国背负的债务在十年内翻了一番。时至今日，财政赤字仍困扰着美国的政治生活。

但苏联承受的压力比美国大得多。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政府决意建立强大海军，防止美国海军拦截苏联赴古巴船只的羞辱再度上演。苏联本来在军备方面就已入不敷出，该政策一出，军费又增。而且，为了与里根的高科技军备项目一争高下，军费支出问题更加尖锐。

但苏联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苏共经济管理方案出了问题。1928年，苏联推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成功实施。20世纪60年代，完成战后重建工作。但自此之后，经济管理效率开始降低。计划经济浪费人力物力。而且这里存在一个隐蔽问题：只要还有未开发资源、未充分就业劳动力，就算生产浪费严重，也能增加国家财富，引得政府将数目庞大的国家资源用于军事装备制造，以及太空探索等增添国家威望的高科技项目上。

但在1940年后，苏联生育率陡降，集体农场再无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中去。而且，随着优质自然资源——煤场、石油储备、坝址等开发完毕，想要靠物质资源发一笔意外之财已经不可能。经济扩张必须靠效率实现，但苏共经理人不懂得高效生产之道。在他们管理的工厂里，经常发生供给短缺危机。为了完成计划，他们囤积材料，储备劳动力，随意定价，关注产出数量。其结果是，产品质量受损，尤其是消费品。

在这种状态下，苏联不仅没有扩大财富、提高生产率，反而出现经济衰退，农业领域表现最为明显。从1963年起，苏联连年歉收，不得不从国外大规模进口粮食。人民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欧国家水准，国人对苏共许诺的美好未来不抱信心。

1979年至1989年，苏联在阿富汗遭遇意外的军事挫折，局面异常尴尬。民心涣散成为公开事实。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多由美国武装。苏联希望打击该组织，扶持建立共产党政权，却遭到失败。因此，阿富汗战争对苏联的打击与越战对美国人的打击相当。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决定推行“公开”“重组”，改变现状。这对苏联意味着三件事。第一，公开承认过去的失败；第二，从阿富汗撤军；第三，选拔青年有为的经济管理人才。

但戈尔巴乔夫很快发现，仅在上层小修小补不能解决问题。为此，他先后在东欧和苏联国内大刀阔斧推动改革，其激进程度超设想。而且，在他犹豫之时，又有苏共其他领导人走上前来，呼吁怨气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改革。这其中最知名的当属鲍里斯·叶利钦。

第一个效应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头一年，东欧国家接连推翻本国共产党政权，摆脱苏联主导局面。遭遇阿富汗失败后，戈尔巴乔夫决定不再武力压制东欧乱局，同意将苏联卫戍部队调回国内。

1991年，苏联解体，加盟共和国各自获得主权独立，戈尔巴乔夫职位不保。叶利钦出任俄罗斯共和国总统，成为继承国领导人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他说服多数继承国和俄罗斯一起组建松散联邦，但一些族群不满意这种安排，谋求完全独立。激烈冲突随之发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车臣武装反抗。俄罗斯极力镇压，但成效不大。

苏联危机因经济管理而起。政治风云变幻无助于解决问题。叶利钦推行企业私有化，引入市场经济，但触发新的不满。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得利的只是少数掮客钻营者，没有触动俄罗斯工农业效率低下问题。而且，只要这一问题继续存在，不满怨气就难以消散，很有可能发生新的动乱。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更说不出俄罗斯和东欧执政走向。

苏联解体、俄罗斯政府摒弃社会经济管理的共产主义方案，这两大变化都来得异常突然，却又惊人平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不以此为指导，而回到计划经济都不无可能。因此，1991年世界关系的急剧变化也许不会产生剧烈影响。

但在当时，这一变化至少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呈现新的形状，但这种形状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世界各地依然纷争不断。忠诚和信仰之争仍在各处上演。只有回头去看，历史学家才能看清楚哪些事情至关重要。就现在而言，只有迷茫一片。

尽管如此，有一些显著变化值得在这里提及。面对苏联解体，中国政府的回应是重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80年后，邓小平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同时将政治控制权牢牢把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实施这一方针后，中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工业产出快速增长。中国开始出口一些工业产品，规模前所未有。

1973年后，中东也经历了政治剧变。这一地区的种族和宗教纷争也必然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世界未来。原因很简单：世界多数石油储备分布在波斯湾沿岸。

1979年，中东转折点出现。一群受宗教启发的反对派推翻沙阿残酷统治。启发因自伊斯兰教教法专家鲁霍拉·霍梅尼。霍梅尼原在海外流亡，有人将他的布道录了音，偷偷运回伊朗国内。霍梅尼回国后，继续为新政府出谋划策，指导其遵照伊斯兰教教法管理伊朗社会。

伊朗革命震动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激动的人群在德黑兰挟持美国外交官为人质，并谴责美国为“大撒旦”。在惨败于西方人几个世纪后，穆斯林开始大胆构想：无须抛弃祖宗先人的信仰习俗也能取得政治成功。但穆斯林教派林立，民族众多，四分五裂，难于言和。因此，当伊朗革命政府试图将沙阿追随者从伊拉克世俗政府救出来时，伊拉克在美国怂恿下，于1980年主动宣战。这场血腥战争长达八年，双方精疲力竭，在联合国调停下签署停火协议。

1990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出兵占领石油资源丰富的科威特，并有意恫吓（或征服）科威特邻国、世界石油储量第一大国沙特阿拉伯，中东阴云密布。以美国为首的石油进口国不愿让伊拉克控制波斯湾地区所有石油，遂将矛头指向萨达姆·侯赛因，并授权联合国将伊拉克部队逐出沙特阿拉伯。美军装备先进，而且包括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象征性派出了分遣队，因此轻松击败伊拉克。1991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伊拉克被迫废除军备。至今，联合国仍在实施该停火协议规定。

穆斯林分裂不和局面在海湾战争中显露。在伊斯兰世界，没有人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但仍有人发动宗教性质的革命运动，甚至使用恐怖主义达到一己目的。在这种战火一触即发的气氛下，美国试图说服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讲和。相关方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成果有限。1982年，以色列与埃及讲和，从西奈半岛撤兵。1995年，又与约旦构和，并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秘密谈判。此后，以色列从加沙和巴勒斯坦部分地区撤军。但以色列及其邻邦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问题重重。

在南非，白人政府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1994年，南非第一次举行黑白平等投票总统选举，非洲人国民大会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当选。因曼德拉有个人影响力，愿意对过往不公正报以宽容，新政府在处理种族关系方面卓有成效。但卢旺达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一直融合杂居的胡图人和图西人开始互相屠杀。

就世界范围而言，政治大潮逆流而动。许多种族要求建立自治政府，组织地方武装暴力反抗政治当局。种族多元国家，如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对抗僧伽罗人）、土耳其（库尔德人对抗土耳其人）、西班牙（巴斯克人对抗卡斯蒂利亚人）、俄罗斯（车臣人和其他地方民族对抗俄罗斯人）等长期罹患分裂主义暴力之乱。加拿大也深受法语公民和英语公民争端困扰。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交战三年，于1995年达成停火协议，但仍存在分裂风险。

但在世界重要区域，国家主权让位于新跨国组织。北约是国防事务采用跨国管理的典型，欧洲经济共同体（1991年重新命名为“欧盟”）是迄今为止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让步的最明显例子。1993年，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创立三国共同市场，也在朝着相同方向迈进。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能够维持繁荣态势，南美、苏联国家、东南亚等地区也可能会建立地区性自由贸易区。

大型跨国组织如经妥善管理，可能会纠正经济不公，缓解公众失望情绪。但要在跨国层面制订共同政策不是一桩易事，而且所有政策都会产生利益不均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因此，对经济管理方式的争端肯定会持续下去。另外，大型跨国组织能否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前提下控制全球经济进程，还不得而知。

还有一些因素注定会导致纷争：宗教、种族和意识形态。公共事务肯定会波澜不平，这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已屡次证明。新加因素是，人类建设和破坏的能力边界。这一因素让风险剧增，使未来既显得前景光明，又危机四伏。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事态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