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思史——澳大利亚树皮盾牌 

木制盾牌，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植物学湾 

公元一七七○年前后 

这是本书最具说服力的物品之一，它已被视为一种承载着历史、传奇、全球政治和种族关系等各个层面的标志。这面土著盾牌是最早从澳大利亚带到英国的物品之一，是在第八十七节所记述的悲剧冲突发生前八年，由詹姆斯·库克带来的。我们还知晓它到库克手中的确切日期——一七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因为我们有库克与随行人员亲笔写下的日记。但是盾牌的原主人、澳大利亚的那位土著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这也正是这些能讲述历史的文物的重要性所在：在大约二百五十年前，这位无名人士在植物学湾的海岸边遭遇了他平生所见的第一个欧洲人，这面盾牌便是他的记述。 

库克的航海日志记录了他到达位于澳大利亚东海岸今悉尼以南地区的情景：“二十九日，星期日下午，南风，天气晴朗，我们乘风驶入海湾，泊于南岸。”随库克船长一同旅行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曾在此地采集标本，船只所停泊的海岸因此被命名为植物学湾。航海日志随后记录道：

我们刚一抵达，就看到沿着海湾两侧有一些当地人和几间小窝棚……在我们靠岸时，大部分人逃走了，只剩下两个似乎下定决心要阻止我们登陆的男人。我一看见他们便下令停桨，试图和他们交谈，但收效甚微，因为无论是我们还是图皮亚都听不懂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字……我以为他们示意我们靠岸，不料会错了意，因为船一靠近，他们又开始阻止我们。我朝他们俩中间开了一枪，没有任何效果，反而使得他们退到摆放大堆飞镖的地方，其中一人还捡起石头扔向我们。我又装上少量弹药开了一枪。即便打中了其中一人也并没什么效果，他只是举起了一块小盾牌自卫。

约瑟夫·班克斯的日记有后续情节：

……一个试图阻止我们登陆的男人拿着块盾牌来到海滩上……盾牌用树皮制成，他逃跑时扔下了它。我们捡起它来，发现在近中心的位置有一个被长矛刺穿的洞。

这里描述的必然是本节中的这面盾牌，其上正有班克斯记录过的位于中央的洞，以及探险队插画家所绘录的白色痕迹。它制作粗糙，呈深棕红色，约一米高，三十厘米宽，要想挡住身体恐怕窄了些，还带着些许弧度。你能隐隐还原提供了它的那根树干的模样。它的原材料红树林木是澳大利亚土著制作盾牌的专用木材之一，因为这种树足够坚韧，能抵挡矛的攻击，让木棒和回旋飞镖转向，而且防虫耐腐，即使浸泡在海水中也不会腐烂。它的背后有一个用绿色的红树林木制成的有弹性的把手，经干燥处理后形状稳固，十分适合抓握。盾牌的制作者显然选材非常得当。 

这面盾牌的主人生活在逾六万年前就已被其祖先占据的土地上。对这一地区居民的生活，悉尼澳大利亚博物馆土著文化遗产办公室官员菲尔·戈登有如下描述：

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的一大难解之谜，便是他们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此外我找不出更贴切的词来形容。在悉尼和周边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海岸的大部分地区，人们的日子都过得相当不错，港口的鱼量十分丰富……悉尼港早先一定是个宜居地区，气候宜人，经济环境良好，因此居民有条件开展精神和文化生活。

库克和班克斯随后都描述了当地人的生活有多么幸福满足，虽然我们知道，不同的部落之间难免会有冲突。除了盾以外，当地人还有长矛。这面盾牌正中的洞就是被一根木矛或长枪戳穿的，极有可能是某次战斗的后果。这个洞连同盾牌上的其他刮擦痕迹都说明，它在抵挡库克的滑膛枪子弹之前早已身经百战。它也用于标志个人身份或对族群的忠诚：盾牌上的白色痕迹是白色高岭土，盾牌中央原先很可能画有白色标记。对此，菲尔·戈登认为：

当然，澳大利亚各土著部落之间存在着战争、血仇、对立等情况。盾牌是一种文化象征，因此不同地区的盾牌形状应该不尽相同，设计也该有所区别，以显示出你在本部落中的地位以及在周边部落中的威望。从新南威尔士海岸到澳大利亚西部的金伯利海岸地区，盾牌的样式一定是有差别的。

库克自然完全不了解当地风俗——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没有人能了解——因而双方第一次相遇时产生误会的可能性极大。现在回溯此事，没有一方想置对方死地或者重伤。当地人投掷了石块和长矛，却没有击中任何一个人。而对于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他们而言，投掷的准确度能直接决定生存与否，因此他们很可能只是在警告对方——让这群白皮肤的陌生人离开，别打扰他们。库克站在他的立场上认为这些矛头可能有毒，因此判定向土著的腿部开枪合情合理。当土著逃跑之后，库克和船员登上陆地，走进了附近的树林：

我们发现了用树皮搭建的几间小窝棚，其中一间里有四五个孩子，我们留下了些串珠之类的东西给他们……

库克在太平洋群岛发现，贸易和交换是建立和平关系的捷径，也是了解当地社会运作方式的途径。但这一次，当地人对他提供的物品不感兴趣，第二天他们重返此地时发现：

我们昨晚留给孩子的串珠等物，到了早上还留在窝棚里，也许土著不敢拿走它们。

也许他们更多的是不感兴趣，而不是害怕。更确切地说，也许是不愿与他们往来，因为怕会陷入一种不情愿的义务之中。这并不意味着当地人从不进行贸易，他们会与相隔很远的地区进行买卖与交换，盾牌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制作这块盾牌的红木来自悉尼以北两百英里的地区，因此在植物学湾一带所使用的木材一定是通过与外地的土著贸易得来的。 

没有直接碰面，没有交换礼物，库克就此放弃。在收集了一周植物标本之后，船队继续起航北上。到达澳大利亚北端之后，库克正式宣布整个东海岸属英国所有：

此刻我再次升起英国国旗，以乔治三世陛下之名宣布享有整个东海岸的所有权，并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之后我们一齐鸣枪三次，船上也做了同样的回应。

这一做法并不是库克在有原住民的土地上一贯会采取的。他通常会承认当地人对生存其上的土地的所有权，如他在夏威夷的做法。也许他未能了解澳大利亚土著与这片土地的维系有多密切。我们不知道这次将土地据为己有的历史性的第一步背后有怎样的事实。探险队归国后不久，班克斯等人便建议英国政府将植物学湾作为囚犯流放地，由此开启了漫长而惨烈的、使得多个土著民族走向灭绝的历史。 

历史学家玛利亚·纽金特回顾了自库克船长首次抵达此地以后，社会对其评价的变化：

说到澳大利亚历史，库克在其中主要被视为当地殖民活动的先驱……因此，他被奉为澳大利亚的开拓者。这种看法无视了一项事实，即早有其他欧洲国家“发现”过澳大利亚，并绘制了局部的地图。但他的英国人身份占尽优势，因为最终澳大利亚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他的这一地位因此保持了很长时间，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原住民发起抗议，反对将库克视为开拓者。他们认为他是殖民化的象征，带来了死亡与毁灭……我认为如今我们正进入新的历史篇章，库克的声望也发生了相应改变。他被视为帮助我们了解澳大利亚历史、了解土著居民与外来者的接触的人物。

有人将这部历史看作一部关于接触的历史。但我认为，库克在澳大利亚，尤其在其原住民中间，仍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这块树皮盾牌站在一段延续了数个世纪，充斥着误解、剥削与种族灭绝的历史的前端。如今澳大利亚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以及是否能够真正对原住民进行补偿。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与澳大利亚博物馆所收藏的类似这面树皮盾牌的文物发挥的作用虽然微小，却不容忽视。在与原住民社群合作展开的研究项目中，研究人员仔细查看现存的手工制品，采集神话和传说、技能与实践，在一段已然大量遗失的历史中努力抢救着尚有可能被恢复的部分。这面出现在相遇之初的树皮盾牌，有可能在如今，在一段二百五十年前未能实现的对话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