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崩溃——致命的邮件



波士顿人选出了16000名民兵，这些人被叫作“一分钟人”，顾名思义，他们随时待命，会在发出警报的一分钟内做出反应。

——霍勒斯·沃波尔，1775年1月15日

在伦敦，旧的一年在谣言和困惑的迷雾中接近了尾声。议会休会，军队被困在波士顿，诺斯勋爵也没有出台任何新计划的迹象，因此，人们的猜测填补了政策上的真空。到了12月中旬，联合协议的文本被伦敦的新闻界转载，每个人都知道了大陆会议的结果。内阁会作何反应？部长们是否会把联合抵制看作是又一次的叛国行为，还是只把它当作虚张声势的姿态？这些目前还都不好说。政府释放出的是混合信号，公众只有猜测政府的意图是要谈判还是开战。

一如既往，英国人以最恶俗的方式逃避到了欢笑声中。橡树园的盛宴仍然让人记忆犹新，槲寄生和牧神元素在那年冬天风靡一时。在考文特花园，在国王面前，宾客们上演了哑剧《德鲁伊》，伴有舞蹈和假面剧，还有一位著名的滑稽演员。在演出的高潮，他用“美国的焦油羽毛套装”来折磨剧中的丑角。据评论者说，乔治三世“显得很不安”。

谣言通常基于真实和虚假的组合。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诺斯勋爵，他做了一件看起来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直让人摸不着头脑。12月16日，在假期开始前的几天，部长们带着军队预算来到下议院。尽管美国出现了动乱，他们只提议给殖民地的军队增加400人。海军会在事实上缩减，国内水域将减少4000名水兵。

内阁哪里有决心开战的迹象呢？然而，内阁和国王说出的话似乎又指向战争的方向。多刺的苏格兰人乔治·约翰斯通，《茶叶条例》的旧有攻击者，又将这种看似明显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州长约翰斯通反对任何针对殖民地的强迫措施，因此在前一年的春天投了反对票。鉴于内阁对美国的立场，“这场争辩只有用武力才能决出胜负”，他说。可是，他继续说，那样海军就会被掏空，而此时要是法国乘虚而入，英国本土就完全暴露在了敌人面前。

事实上，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路易十六有他自己的麻烦，也正因为如此，诺斯勋爵才觉得军费预算上可以省点钱出来。法国的新国王为了修复疲弱的财务状况，任命了一位启蒙哲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担任财务总主管。杜尔哥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他希望摆脱旧有的粮食价格控制来重振法国经济。这又是一个大胆却不合时宜的想法。连年的坏收成已经给法国带来了比英格兰更为严重的困境。改革措施在1774年9月生效，正值持续的大雨让又一年的收成泡了汤。随着面包价格的飙升，骚乱蔓延到整个法国北部，一直到达凡尔赛宫的大门口。

法国的“面粉战争”持续了九个月，伦敦的罗奇福德勋爵一直在密切关注。看到法国陷入混乱，英国可以放松对印度的威慑，并且英国也认定自己的老对手不会出手帮助美国人了。因此，内阁削减了军事预算。其支出计划轻而易举就在下议院获得通过，这得感谢诺斯在下议院数量庞大的支持者，可是这个决定在战略上却是有害的。舰队缩小了规模，政府就不可能再改变主意去接受巴林顿勋爵的提议：将部队从新英格兰撤出，依靠海军教训殖民地。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内阁的心思仍难以揣度，首都流传出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盖奇将军是否将被召回？他是否会被更精干、更勇敢的人取代？到了12月的第四周，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就在议会休会之前，爱德蒙·伯克也加入了众人的声音：他说盖奇的策略是荒谬的，他“在围困别人的同时把自己也困住了”。报纸报道了盖奇在海峡建设防御工事受到波士顿阻挠的事情，随后就有一些诡秘的小文章声称，盖奇很快就会被免职。

甚至还有传言说就连诺斯也即将下台。由高尔和希尔斯伯格组建的内阁将会取代他，并且采取必要的步骤结束这场危机。因为国王看起来对诺斯仍非常信任，这种传言肯定是荒唐的。可是就在圣诞节期间，这个故事却传开了，并且消息的来源又看似非常可靠，以至于亚瑟·李将这个消息传回了弗吉尼亚。那么，美国的老朋友，查塔姆勋爵呢？有传言说他很快就会从病床上起来出任中间人，与殖民地达成新的和解方案。因为查塔姆在议会中的追随者很少并且也不稳定，像这种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但是——无疑出自于上层贵族之口——这样重大事件的谈论却被泄露到公共领域，而此时媒体报纸正等待着一次决定性的讲话，因为议员们在1月份已再次聚集到一起开会。事实上，本杰明·富兰克林相信只有查塔姆能够阻止灾难，他是美国人唯一相信的英国政治家。去年8月，这两人曾见面交流过想法。几个月过去了，他们还保持着联系，并且在深冬季节，查塔姆还找亚瑟·李交谈过。

最有可能的是，查塔姆只是在耍手腕。他很有可能只是想要再次申明自己反对诺斯勋爵的立场，这样日后如果灾难发生，战争严重失利之时，作为唯一一位既可以让美国人坐到谈判桌上来，又可以用军事镇压他们的人，他就可以上台了。如果这是他所希望的，那么这种想法也同样荒谬。无论在七年战争中他怎样带领国家走向了胜利，在和平时期，查塔姆的傲慢和自私已经得罪了几乎整个英国的主流政治家们。不过他在新闻界倒是有许多朋友，并且在大洋的彼岸也颇有影响。如果抓住机会，就算不能将现有政府赶下台，他的雄辩也可以重创政敌。查塔姆勋爵是内阁无法忽视的两位政治对手之一，另一位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要是英国真的打算与大陆会议进行谈判，内阁部长们就不得不先从这位美国人着手。因为他们没有其他能说得上话的人，尽管富兰克林为白厅所憎恶。实际上，12月23日的股市大涨就是因为有传闻说富兰克林和诺斯勋爵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这个传闻又是一次胡乱的夸张，但市场总是能嗅出政治家们想要秘而不宣的事情。事实上，在11月底，有人分别通过两个不同的渠道与富兰克林接触，向他转达了政府可能愿意商谈和解的意愿。作为回应，他和达特茅斯展开了对话，并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三个月。当然，这些商谈丝毫没有成功的可能。

与富兰克林接触的这两个渠道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是两名贵格会员，大卫·巴克利和约翰·福瑟吉尔，他们的动机显然是真诚的：想要阻止一场战争。巴克利是位大商人，其家族创建了现代的银行。他与威尔克斯阵营以及西印度群岛的商人关系友好，他与福瑟吉尔形影不离，后者不仅是达特茅斯家族也是富兰克林的家庭医生。11月底，福瑟吉尔和巴克利见到了富兰克林，并暗示殖民部长可能会愿意接受探讨。

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位美国人仍然不受内阁的欢迎——任何交流，虽然只是试探性的，必须保密，并且保持一定的距离。了解到这一点后，富兰克林克服了自己的怀疑，对话开始了。直到今天，这些对话的意义仍然是模糊的。关于这些讨论，英国没有任何官方的记录，唯一的信息来源只有富兰克林的文章和达特茅斯一些粗略的笔记。这也可能是巴克利和福瑟吉尔的自作主张，同时和两方接触，希望他们可以达成某些共识。另外一种可能是：达特茅斯因为担忧会出现流血事件，将这视为最后一条必须尝试的途径，于是让两名贵格会员照他说的去做。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他的基督教信仰，达特茅斯永远都不会忘记圣马太的教导以及自己肩负的和平使命。但他也不会放弃另一个使命：维护法律，阻止马萨诸塞州或考文特花园小巷子里的罪人们继续作恶。

因此他在12月初与富兰克林开始了对话，也许并不确定他想要达成什么目的。达特茅斯的灵魂在宽容与严厉之间被撕扯，他只能尽力尝试。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首先得到回答。美国人想要什么？他们对自由的胃口有多大？福瑟吉尔与巴克利请富兰克林陈述殖民地的情况。到了12月6日，这位美国人已经写好了一篇文章来陈述条件。这篇名为“对话提示”的文章内容具体，令人信服。在文章17个编号的段落中，富兰克林概述了一项让宗主国和美国之间保持“持久联盟”的计划。波士顿将为其损毁的财物做出赔偿，而英国则要废除茶叶税：公平交换，富兰克林这样认为。

他的这篇文章的确包含了许多合理的想法，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想法往往太过超前于他的时代。例如，他建议在与法国或西班牙出现战事的时候，适度对美国征税来负担部分的陆军和海军开支。考虑到美国较小的人口数量，征税数额将参照英国人自己所交的土地税数额。这实际上耍了一个花招；的确，1800年，英国在与爱尔兰进行联合条款的谈判时，设计了类似的做法，根据每个国家的人口和经济资源来分摊税收数额。

不过在18世纪70年代，富兰克林的想法看起来还是太极端了。尤其是他提出了达特茅斯永远都不可能同意的三个条件。除非得到每个殖民地的许可，英国不在殖民地驻兵。这一条英国人永远都不会答应。富兰克林还要求废除《魁北克法案》以及为马萨诸塞州政府制定的新法规。这也是不可接受的。最具挑衅的是，富兰克林在文章的结尾否认了帝国统治的权力。他的第十七项条件是：“要议会否认其在殖民地的立法权力。”

也许这只是一系列交换条件的开场部分，但富兰克林的这篇文章却没给达特茅斯什么操作的余地。达特茅斯永远不可能把这些想法拿给他的同事或者乔治三世，那些人已经拿定主意反对任何让步。即便如此，达特茅斯仍继续接收富兰克林的意见，直到1775年的新年。富兰克林继续与福瑟吉尔和巴克利接触的同时，还单独会见了皇家海军的一位少将，他也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些会面是这样开始的。

几乎在那两名贵格会员前来接触的同时，富兰克林收到了卡罗琳·豪夫人的下棋邀请。这是位50岁上下的寡妇，颇具魅力，她的弟弟们都曾在部队中奋勇效力。豪夫人是位聪明、时尚的女人，对数学和谋划都很有天分，她与富兰克林在棋盘对面见了两次面。12月4日，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她将话题引向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争吵。“我希望我们不会打起内战来，”夫人说道，“要我说，他们应该相互亲吻，做朋友。”她擅长奉承，正如她精通数学，她认为富兰克林是解决目前争端的理想外交官。富兰克林友好地向她表示了感谢，同一天晚上，他又去见了福瑟吉尔和巴克利。

三周后，在圣诞节当天，富兰克林拜访了豪夫人。现在媒体已经登出消息称他与诺斯勋爵达成了协议。这当然是荒谬的——富兰克林和豪夫人都清楚这点——但她趁这个机会，建议富兰克林去和自己的弟弟，海军少将理查德·豪谈一谈，他在政府可能会有有用的关系。这名少将是位杰出的指挥官，在七年战争中曾在法国海岸领导大胆的突袭，他现年只有48岁，在将来的任何战争冲突中，有可能会被提拔到最高的级别。富兰克林谨慎地同意了会面：于是少将出现在了门口，开启了另一轮断断续续的会谈。理查德·豪充当了与内阁交流的中间人，借着下象棋的名义，他们有了更多次的会面，并一直持续到2月中旬。

但这位将领的介入和贵格会员的努力一样，都是毫无希望的。当他读了富兰克林的17项和解要求时，豪“发出哀叹”，富兰克林回忆道，“我的提议好像不能被接受”。现在，将要发生的事已经不是这座城市里一小部分心怀好意的人可以阻止的了。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美国人民已经武装起来了；国王和他的内阁已经说了那么多要殖民地投降屈服的话，不敢有一寸的退让。

也许只有伦敦的两位政治家真正明白局势已变得如何可怕。一个是查尔斯·伦诺克斯，也就是那位硬骨头的里士满公爵，但即使在他自己的辉格党盟友中，他的意见也往往被认为太奇怪、太法国化，而不被听取。另一人就是陆军部的巴林顿勋爵。从与法国作战的经历中他知道，如果违背美国人民的意愿而在美国供养一支军队会有多难。在圣诞节夜，巴林顿又写了一份备忘录，要求从马萨诸塞州撤军。

在陆地上，英国根本不可能取胜。他告诉达特茅斯，马萨诸塞州面积太大，并且遍地都是可以拿起武器的农民。即便能够征服，其代价将是可怕的，巴林顿称会有“内战的恐怖和血腥”，接下来就是长期占领的负担。他同意波士顿应该受到惩罚，但不是以这样的代价。把军队转移到加拿大，巴林顿说：然后派遣更多的船只到海岸巡逻，直到美国人开始屈服，英国就可以体面地提出让两国都感到满意的条款。

他提出如此强烈的要求，却没人理睬。一个星期以后，圣劳伦斯号帆船抵达英格兰，紧随其后抵达的是来自塞勒姆的商船，密涅瓦号，再然后是一艘军用运输船，“迷人的南希”。经过11月份降雪和风暴的洗刷，天空变得晴朗，大西洋两岸意外地迎来了暖冬。“迷人的南希”在12月16日离开波士顿后，仅仅用了24天就横跨了大洋。在那么多的耽搁与延迟之后，突然之间，官方的消息奔涌而至。英国内阁总算可以不必仅仅依靠急件了。这三艘船带来的乘客可以当面向部长们做简报。在1775年的新年，战争的决定变得不可避免。

“迷人的南希”带来的消息

威斯敏斯特在一月发生的重大事件，历史鲜有详细记述。只有两位英国历史学家仔细地探究过。可以理解的是，大多数美国学者更关注他们那一边的革命进程。而当他们试图分析英国所采取的决策时，往往会滑入两个极端。美国作家要么将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们贬斥为傻瓜或暴君，只会对起义本能地进行镇压，而不顾武力带来的流血牺牲；要么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内阁从未认真想要开战，而只是想让盖奇将军吓唬吓唬美国人，直到他们不再抗拒权威为止。

通常，历史上存留下来的证据往往不止有一种解释；但若综合考量，就会得出以下结论。因为相信风险是经过计算的，诺斯和内阁谨慎地选择在马萨诸塞州开始一场他们认为会是短暂、局部的战争。这样的做法是受到了1745年击败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这一唯一先例的蒙蔽。它的影子落在每一次内阁会议的桌子上。卡洛登战役之后，苏格兰高地就永远安静了，这似乎是证明，军事行动可以带来持久的和平。同以往一样，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坦率得让人难以接受。“自打那次叛乱以来，苏格兰人民更听话了”，这位总检察长在1月19日对马斯·哈钦森说。受到来自对手和媒体的批评，大臣们觉得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就像他们的先辈对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所做的那样。

政府一旦选择使用武力，就不可逆转，这一点，诺斯和他的同事们是完全清楚的。但他们预计战斗只会局限在波士顿的腹地。他们未能认识到马萨诸塞州的任何武装冲突都必然会让其他殖民地站起来反对自己。虽然他们听说了大陆会议，但他们相信约翰·汉考克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代表新英格兰被误导的狂热分子。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但它的出现恐怕也带着必然性。

1月的第一个星期，内阁部长们收到了一大波新的证据，表明他们面对着反叛。圣劳伦斯号带来的信件被送到伦敦，直接拿给了达特茅斯。这其中有盖奇将军增援多达两万人军队的请求，还确认了10月下旬坎布里奇已经投票决定建立一支新的民兵队伍，并呼吁每个城镇不要上交自己的税收。在同一天，这个故事出现在了报纸上——和茶党事件一样——媒体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英国的事务正在“跌入彻底的失败”，《晨报》说，“美国武装反抗”。该报大声疾呼，拖延就是在给殖民地民兵训练和装备的时间，将会是灾难性的。最糟糕的是，政府还未能评估出前方叛军的数量规模。很快这就成了媒体，甚至政客们议论的主题。这样的报道让诺斯倍感尴尬，而对伯克和议会中的反对党来说，他们则找到了攻击诺斯的新战线。

诺斯的同事都非常恼火，罗奇福德对达特茅斯的缺乏主动深感不满，而高尔显然在向媒体提供更换领导的故事。现在就连诺斯也对达特茅斯失去耐心，将一份照会发给他，要他拿出新想法。在高压之下，殖民部长逐渐放弃了自己对和平的希望。美国来的船带回了第一位去年夏天骚动的目击者。这让他对马萨诸塞州释放出的兽性本质不再有任何怀疑。

密涅瓦号带来的乘客中，有一位叫乔纳森·布里斯的前英国律师，他来自斯普林菲尔德，那个小镇充满了狂热的激进分子。8月份，3000名镇民聚集在一起关闭了汉普郡的法院，他们迫使布里斯签署不同意就职新殖民政府的文件。1月4日，他见到达特茅斯后，将当地的混乱情况向达特茅斯做了第一手的描述。“英国应该让步吗？”部长问道。“不，”布里斯回答，“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让该省恢复秩序。”

托马斯·哈钦森见证了他们的谈话，并惊讶于达特茅斯的高级助手们表现出的闲散。他看见威廉·诺克斯和约翰·伯纳尔懒洋洋地躺靠在办公桌前，他觉得很奇怪，但这有一个解释。这些英国官员对哈钦森怀有戒心，不会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他们的敏感计划不可能透露给这样一个不断与人交谈、书信联系的人。这位前州长动身去巴斯度假去了，而官员们带着一种新的紧迫感开始交换信息。

第二天从海军部传来了当值军官的急件。根据格雷福斯上将的报告，叛军打算袭击英国军队，强攻波士顿，将整个城市点燃。紧接着又收到了纽约发来的报告，称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全城，并倒向了对大陆会议的支持。而随着报纸对每一条消息的追踪报道，伦敦城也被搅动了起来，这些让诺斯勋爵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到目前为止，商界人士保持了相对的安静，但是美国最近传来的消息却让他们活动了起来。1月3日，因为担心联合抵制会破坏甘蔗种植岛和大陆之间的生意，西印度群岛的商人们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第二天，约翰·汉考克的朋友乔治·海利向300名与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有业务往来的贸易商发表了讲话。他们投票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呼吁政府和平解决冲突。殖民地的请愿书可以被忽略，但这份来自伦敦的抗议就需要在下议院开会时进行辩论了。到了那时，诺斯就需要拿出一份能让自己的后座议员满意的新计划。此时的媒体在指责政府的无能和迟钝。“美国将会胜利，并取得独立，这是英国政策在未来产生的后果，”《晨报》说，“英国从未像现在这样让人蔑视。”

此时伦敦的政客官员们基本都去了乡下，结霜的天气让打猎变得十分适宜，不过很快他们就会回来重新填满这座城市。再有两周的时间，夏洛特皇后就要庆祝她的生日，她的生日舞会标志着另一个社交季的开始。在那之后——1月19日——就是议会重新召开的日子，查塔姆勋爵可能会复出。为了对政治纷争做好准备，内阁部长们提前一周碰面，地点就在罗奇福德在克利夫兰的办公室里，正对着圣詹姆斯宫。1月13日聚会时，他们已经拿到了来自波士顿的一封急件，这封信给了他们一种新的信心和决心。

这封信是不到一个月前写的，由盖奇的高级军官，校皇家燧发枪团的理查德·普雷斯科特上校乘坐迷人的南希号亲自带来。这是非同寻常的——将军此前从未派出过特使——更不会派普雷斯科特，因为这位快50岁的男人是位资深军人，曾在德国打仗，并很快就会晋升为准将。普雷斯科特绝非只是信使，他受命前来面见内阁，回答部长们的任何问题，并向他们传递因为过于机密而不能写下的信息。由于没有确切的记录，我们永远都无从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但是他的简报却打消了他们关于动用武力的最后疑虑。

上校带来了一捆波士顿报纸，其中包含一个新词——“一分钟人”——来自约翰·汉考克的另一项叛国行为。12月在坎布里奇的会面中，省议会已经告诉马萨诸塞州的每一个小镇，让他们自己的预备役士兵准备随时战斗，每位志愿者都配有一把枪、一把刺刀和30发子弹。此前8月新英格兰就已经讨论过“一分钟人”的事情，只是这样的消息一直未曾跨过大洋。而现在这个术语公然出现在了波士顿的报纸上，显然省议会已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合法政府了。

省议会计划2月1日在坎布里奇再次开会：这条重要的情报让内阁别无选择。任何类似的集会都将是另一次的反叛行为，盖奇将军必须动用一切可用兵力将其镇压。不可能给他两万兵力——时间太仓促——可是从将军发来的急件上的语气来看，似乎只要将军坚定行动，反叛者就会被驱散。盖奇在信中的语气很平静，甚至相当乐观，表明经过夏天的黑暗时期，他已经提高了斗志。信中还包含着一个致命的预期：如果英国人展现出坚决，并将盖奇说的“一支可敬的军队”派出作战，那些想要保卫帝国的忠诚美国人就会加入自己的队伍。

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上看，很明显，普雷斯科特也说了同样的话。在他出现后，气氛立刻变得更加紧张。托马斯·哈钦森在休假中听说了上校到了伦敦，还有九封从美国寄来的信正等着他回去。这让他感到了一种新的不安，他在忧心忡忡地从布里斯托尔往回赶的途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幻觉——“我身体的一部分不见了，就好像它是陌生人身上的一部分”——这样的象征意义再清楚不过了。美国正在被失去，就像被截去的断肢。

与此同时，另一名从殖民地来到伦敦的访客也注意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人正是波士顿的激进律师，约西亚·昆西，他带着奇怪的个人使命来到英格兰进行调解。11月下旬登陆上岸后，他去见了达特茅斯，之后又去见了诺斯勋爵，他们耐心地听他讲完，等他一走，就把他当作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摒弃。但昆西仍抱着最好的希望努力，直到1月13日上午，他突然发现这场危机是不可挽回的。伦敦的商人大会让他印象深刻，那一刻的昆西相信公众的意见已经偏向于支持美国。但随后，达特茅斯最亲密的助手的哥哥，托马斯·伯纳尔前来拜访了他。“你很快就会听到波士顿那边传来可怕的消息，”托马斯说，“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他没有告诉昆西究竟定下来的是什么决定，但伯纳尔是对的。上校的简报和“迷人的南希”带来的消息已经让内阁不再犹豫。那天晚上8点，内阁部长们聚集在克利夫兰起草了一项全新的有力政策，用来扑灭叛乱。首先，议会将被要求宣布马萨诸塞州叛乱；然后，内阁将向波士顿派出三个兵团，两个步兵团和一个轻龙骑兵团，去增援盖奇将军，而海军上将格里弗斯将获得更多的船只和海军陆战队。内阁也开始制订自己的商业禁运计划，对签署了联合协议的殖民地实施报复性的海上贸易禁运。达特茅斯再次建议派出和平特派员与大陆会议谈判。但这个想法被搁置在了一边，似乎这是必须等到马萨诸塞州向皇家权威屈服后的事情。

1月14日，周六，普雷斯科特上校去参见国王。同样，关于上校说了什么，我们没有相关的记录，但是根据哈钦森所说，上校带来的消息让“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定了下来”。随着每一封新急件的到来，情况似乎变得越来越糟。同一天，海军部传阅了一份来自罗得岛的报告，普罗维登斯的居民劫走了一连串属于国王的大炮。到了周日的晚上，关于“一分钟人”的谈论已遍布伦敦，一直传到记者霍勒斯·沃波尔的耳朵里。媒体也知道了内阁商议的结果。

皇后的宫殿，普雷斯科特上校在这里向国王汇报波士顿的情况。图为1775年重建之前的样貌，之后它被改造为白金汉宫。出自约瑟夫·科利尔的画作。

部长们在星期一晚上再次会面。离夏洛特皇后的舞会只有两天了，这座城市里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晨报》说，“西区的女帽制造商前所未有地忙碌。”美国的危机已经在全首都引发了各种话题，支持妥协和支持严惩的双方作者打起了宣传小册子的战争。而政府向瑟罗的朋友，约翰逊博士寻求帮助，他动笔写了反美论战《税收并非暴政》，伯克也重印了他去年最精彩的演讲。书店开始售卖殖民地的小型地图集，便于读者追踪盖奇将要发动的战役。

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中，内阁于1月16日召开会议，议程上有两件紧急事务：决定诺斯对议会说什么，并为将军制定新的命令。海军的单桅帆船，猎鹰号，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海港待命前往波士顿，船上装载着给军队的现金——另外的1万英镑——以及内阁发出的任何指示。要是让盖奇及时获得指令，在春天与马萨诸塞州民兵交战的话，猎鹰号就要立即启程不得延误。在16日的会议上，诺斯给他的美国政策加上了最后一个元素。

它被称为《调停主张》。虽然它的名字看起来是诺斯希望向殖民地示好，他提出的计划有两个目的，其中只有一个是和平的。再次提到了征税的问题，诺斯重申了原则：殖民地必须为帝国的运营成本做出贡献。必须为陆军和海军提供经费，还有皇家在美国的官僚机构，虽然这只是很小的开支。英国会让每个殖民地每年向皇家上交固定金额的收益。作为交换，议会将放弃其在每一个同意这项条款的殖民地征税的权利。

诺斯勋爵相信，这将为一项全新、持久的和解协议提供基础，但这还不是他的唯一动机。《调停主张》还是一项计谋，旨在孤立新英格兰，使它变得更容易征服。它远非要取代军事手段，而是要与之并存，作为一种阻止其他殖民地与马萨诸塞州结盟防卫的手段。至关重要的是，这项计划假定其他殖民地的大多数人都是会放弃费城挑衅姿态的温和派；对这个假设，诺斯并没有丝毫的证据。

无论怎样，该计划仍旧是模糊和粗略的，其细节的完善还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并且诺斯的一些同事也持有怀疑态度。还有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必须马上处理。就是在16号这天的会议上，内阁终于痛下决心，正式决定动用武力结束叛乱。必须如此，在那个周末，萨福克勋爵在上议院的辩论中也这样讲。夏洛特皇后的生日舞会来了又去，和以往一样，响着铃声，并在法国大使馆燃放烟火。周四，议会重新召开，查塔姆勋爵终于发表了讲话，媒体对此大加关注。英国应当从波士顿撤军，盖奇在那里只有“一支无能和耻辱的军队”。1月20日，查塔姆的提议被以77票对18票击败。作为对查塔姆的回复，萨福克勋爵证实了每个人的猜测：他宣称，一位记者说，“部长决议使用武力强制服从”。

同一天，内阁让律师出具书面意见，说明马萨诸塞州已经起义反叛。达特茅斯将《波士顿公报》和上面关于“一分钟人”以及10月份坎布里奇投票的报道交给了瑟罗和韦德伯恩。之后，他开始了等待，他的心在两种极端的情绪之间来回摇摆。让达特茅斯高兴的是，他的妻子，已经四十出头，最近刚刚生下一个女婴，而他的朋友，诗人威廉·考珀，终于在多年的精神错乱中开始恢复了。达特茅斯为这两件事欢喜的同时，美国的危机又让他疲惫不堪、心烦意乱。为将军起草新命令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头上；但他着手做这件事时，他发现自己被祝福者和狂热分子强塞给他的长篇建议信给包围了。

有一个自称为“ZYX”的人给他写了四次信，向他保证所谓的叛乱都是无稽之谈：除了波士顿的那些疯子之外，美国人仍效忠于国王，抵抗即将消失。“放心好了，先生，”他告诉达特茅斯，“新英格兰人要是真像他们装出来的那样好战可真是出了奇。”另一封信的作者则持相反意见，他敦促政府占领长岛，并将其变为武装营地，这样英国就可以镇压起义，忠诚的商人也可以不用服从殖民地的联合抵制决定了。自称为专家的人们给了达特茅斯荒谬的建议。苏格兰最富有的人之一，理查德·奥斯瓦尔德，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他在信中咆哮着要求达特茅斯向弗吉尼亚派出一名特使。他说新英格兰的问题是“走私帮派和心胸狭窄的盲从者”造成的，但南方的种植园主仍是友好的。用西印度群岛的垄断贸易权去争取他所说的“最显赫的几个家族”，“从北方吹来的瘟疫风暴”就会停下来。约翰·伯纳尔倾向于同意这个观点；虽然类似这样的策略曾一度可以发挥作用，但时机早已错过。

于是达特茅斯开始给盖奇将军写下新的指令。1月26日，报纸爆料称一封急件正在准备当中，并且很快他们就开始猜测信的内容。这封落款日期为27日，上面标有“机密”的信件简直可以被称为是致命的快件。当它在4月被送抵美国时，它将军队从波士顿调出，并派往列克星敦和康科德。

一直以来，这封信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有时历史学家们根本就不会提到它，而当他们提到它时，对它的重要性又有着大不相同的解读。有时候，他们认为盖奇将军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封信上的指令，他本想安全地待在防御工事后面等着春天过去。并且有人认为达特茅斯的这封信写得不够光明正大，里面满是警告，一旦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就要让盖奇承担责任。另一种解读认为，等到这封信送到波士顿时，内阁部长们已经改变了主意，想要为和解做一次新的尝试。

关于证据，我们会去找当时被说过或写下的记录；但存留下来的相关记录多达几千个。我们不仅有这封信的原文——原文清楚明了——还有当时议会的辩论记录、日记、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它们记载了发出这封致命快件的政治环境。事实是这样的：英国人——盖奇将军和政治家们——都有意识地选择在春天武力镇压叛乱，以阻止下一届省议会的召开。盖奇此前已经发出了允许他开战的请求，并派出普雷斯科特作为他的使者，内阁部长们如他所愿地做出了回应。

他们清楚——达特茅斯也这样说——反对省议会的直接行动可能会被视为“战争的导火索”；但是如果一场内战正在新英格兰酝酿，那么最好是现在就开战，趁着叛军还没有完全武装、训练和组织完毕。英国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那些想在荷兰购买武器和火药的美国人。

达特茅斯的信以批评将军开始。很久之前，当盖奇让斯卡伯勒号捎信通报8月底的事件时，他未能说明事件已经不仅仅是地方骚乱那么简单了。但那已成为过去，1月初收到的消息已经让一切都变得明了。的确发生过一些“活动”——达特茅斯指的是坎布里奇的投票——可以等同于彻底的反叛。

“国王的尊严与荣誉以及帝国的安全需要，”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以暴制暴。”这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叛军解散或屈服，那很好——政府希望如此——但如果没有，就必须对其作战，并会向盖奇派遣英国的备用军。至于骑兵，将军被告知要他自己去找来两百匹马作为补充。

有了这些增援，盖奇就可以采取“更积极和坚定的行动”，达特茅斯写道。达特茅斯还说，不仅在马萨诸塞州，必要时还可以在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州采取行动。他给不了盖奇所要求的两万人，但是为什么需要两万人呢？内阁相信，目前的民兵组织仍是“一群粗鲁的乌合之众”，如果趁早对它实施有力打击，盖奇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兵力了。至于大陆会议和贸易抵制，这项挑战就留给海军，海军将会保护任何无视美国贸易禁令的忠诚船只。盖奇被告知，如果省议会再次召开，就逮捕省议会的领导人。他们应当按照叛国罪被审判，要是审判无法进行，就可以不经审判将他们拘押。作为州长，盖奇有宣布军事管制的权力。当然，达特茅斯也给了将军自由裁量权，来决定如何执行他的命令，因为只有战场上的指挥官才能制订出精确的行动计划。但这封信在其他方面是很明确的，没有留下丝毫犹豫的余地：军队必须恢复殖民地的秩序。

达特茅斯写的信存留下来了几百封，有私人的也有官方的，但其中很少有哪一封信写得像这封一样。谈论世俗事务时，他的信大多都倾向于留下可供质疑的余地，并且总是会考虑到人类灵魂的脆弱——无论是诗人、妓女，还是政治家的灵魂——达特茅斯很少写出那么绝对的话来。但是他的基督教信仰一直混合着不同的元素，这一次，独裁专制的一面占了上风。再加上他对同事的忠诚，他的独裁战胜了同情。

虽然达特茅斯起草了信件，但这封信在被送出之前，还经过了一次政治上的角力。在这封信被送上猎鹰号之前，议会必须认同马萨诸塞州的确处于叛乱状态。律师们需要写下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写好后，诺斯就要准备好去面见下议院。

最后的决议

1月份的最后几天，这个国家似乎上演了《李尔王》中的一幕场景：风渐渐大了起来，一场风暴从西面席卷而来。朴次茅斯港的潮水涌上陆地，洪水淹没了小镇的街道，而在伦敦，被吹倒的烟囱砸向路人。泰晤士河的水位也涨了起来，河面上冒着水汽，看上去就像是在沸腾。1月30日，是处决国王查理一世的纪念日，主教布朗洛·诺斯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就政治纷争的邪恶做了一次单调乏味的布道。第二天，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宣读了有关美国骚乱的冗长不堪的信件。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同名港口城市朴次茅斯，叛军再次发动攻击，在保罗·里维尔的领导下，他们夺取了一座堡垒，以及一整库的火药。12月14日，在雪天的掩护下，400名民兵来到河边，一举扫除了6名站岗的英国兵。他们拔下英国国旗，将火药藏到了几英里外的内陆。在国王看来，这样的侮辱已是令人发指至极，但是每一天，事情都会有更令人痛苦的进展。甚至从不发报告的马里兰州也寄来了一封迟到的信件，警告说该州的激进分子也正在囤积武器。

到如今，许多伦敦人都确信战争已经开始了。议会的气氛变得更加忧郁，但也更坚决，种种迹象都表明，诺斯采取坚定报复措施的决定将获得支持。此时那些职业生涯可能会因危机升级而受益的人从暗处走了出来。议会辩论的语言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刺耳和激烈。

去年，当查尔斯·范呼吁波士顿应被摧毁时，他还是极端的个例。但是现在他有了新的盟友，他们中的一些有着多年的军旅生涯，是更为杰出的政治家，其中就包括乔治·萨克维尔·杰曼，他在1775年底取代达特茅斯成了殖民部长。1746年，在卡洛登战役后，清洗苏格兰高地部族的时候，杰曼曾率领一支步兵团扫荡了本尼维斯山背后的峡谷，一路上，他的士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月26日，议会投票否决了伦敦商人的请愿书，在这中间，杰曼进行了干预，他为《强制法案》辩护，并呼吁以“罗马人的严酷”执行该法案。杰曼是韦德伯恩的好友，他显然知道这位苏格兰律师和瑟罗将会给出怎样的法律意见。

在法律意见书到来之前，政府必须先清除另一个障碍：查塔姆勋爵，他准备要拿出一份他自己的安抚美国提议书。2月1日，与本杰明·富兰克林进行过一些讨论后，富兰克林此前与白厅的秘密对话已经彻底谈崩，查塔姆带着他的计划书走进了上议院。他呼吁议会承认大陆会议，保留旧有的殖民地宪章，并放弃使用武力。他的同事们选择不对他的建议进行辩论。

之后的2月2日，报纸上仍满是战争的谈论，更多的洪水和风暴袭击了英格兰南部，首席检察官和他的副手带着他们的建议回来了。是的，瑟罗和韦德伯恩说，省议会已经触犯了叛国罪。诺斯勋爵终于有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下午4点稍过，大厅和走廊外挤满了围观者，诺斯起身向下议院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讲话。

有人对税收提出了抗议，争论由此开始，诺斯勋爵向下议院出示了相关数据。英国人向财政部缴多少税？每人每年平均25先令。美国人呢？每人只有6便士。内阁已经将一大捆的文件拿到了下议院，其中包括盖奇将军的来信，诺斯把这些文件过了一遍，勾画出了一幅马萨诸塞州蓄意反叛的图画，然后表明了政府的立场。政府会增援军队，出台新法禁止新英格兰的海外贸易，也禁止他们使用纽芬兰渔场。诺斯还要求下议院向国王致函，说明殖民地在反抗。紧接着，韦德伯恩发表讲话，称反叛者是“王国内部的敌人”。

这只是三场辩论中的第一场。这三场辩论持续了一周，其中两场在下议院，一场在上议院。与此同时，猎鹰号在斯皮特黑德湾待命。虽然这些辩论缺少了前一年辩论中出现的那种滔滔不绝，但它们却是极富戏剧性的会话，也许在历史中只有一场辩论具有与之相等的意义：1938年10月议会就慕尼黑协定的辩论，当时的问题也是战争或是和平的抉择。诺斯勋爵肯定会赢得这次投票，正如内维尔·张伯伦也赢得了辩论，但是辩论本身绝非一边倒的。超过100名下议院议员对政府投了反对票。他们中当然包括罗金汉姆党、威尔克斯阵营，以及查塔姆的朋友，但还包括了几十名无党派人士，他们有的担心战争的代价或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有的不同意开战的理由。

无论在议会还是街头巷尾，没有人怀疑诺斯的提议的严重性。埃德蒙·伯克说，国家正在跳入“一个可怕的深渊”。因为身体欠佳，他未能出现在第一轮的辩论中：但罗金汉姆党的同伴们，以异乎寻常的胆量拿起了指挥棒。用约翰·卡文迪什的话说，向国王致函就相当于“宣布内战”，因为它将使盖奇别无选择，只有向反叛者进军。宣布内战的说法在首都上空回荡，富兰克林匆忙赶到下议院。有人看见他在大厅里，近乎绝望地试图想要获准进去，但却被挡在了门外。

白厅的官员在这几天里高度焦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担心辩论失败，还因为，如果他们赢了，就必须找来更多的军队和军舰，然后不管波士顿发生了什么，都要在殖民地拼凑出一个新秩序。托马斯·哈钦森与约翰·伯纳尔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面，伯纳尔忧心忡忡，仔细研读弗吉尼亚州的历史，想从中找出处理叛乱的先例。财政部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因为美国的食品和日用品价格急剧上升，他们迫切需要为军队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只有乔治三世看起来很镇定。新罕布什尔的火药被盗让国王震惊——他敦促诺斯把这次事件放在首要来办——国王不要听到任何让步妥协的话。他说“任何坦诚、理性的头脑”都可以看到，内阁采取的步骤是完全正确且恰当的。有了国王的这种精神支持，诺斯分别在2月2日与6日，赢得了下议院的两个长辩论，其间三次独立的投票都在午夜过后。他获得的多数票在每一次都略有不同，但即使是他差距最小的胜利也获得了288票比106票的结果。

对反对派来说，简单来说问题就是这样：在1774年春夏的议会辩论中，关于英国至高权威的问题已经被充分详细地讨论过，并显然已经有了定论。议会已经明确肯定自己有为美国制定法律的权力。而现在美国人用武力挑战这项权力的时候，议会又怎么会后退？这样一来，反对派只剩下两种选择。一个是他们可以跟随查塔姆勋爵——正如约翰·威尔克斯所做的那样，给诺斯勋爵贴上“残酷、不公正”的标签——选择彻底逆转英国的政策。但这一点罗金汉姆一党是做不到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九年前，是他们起草了《宣告法》并将其通过立法。

另一个选择是，他们可以将这种动荡的局面归咎于盖奇将军。他们可以质疑他从前线发回的信件，并宣称叛乱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乔治·约翰斯通在2月6日就阐明了这种观点：“看来盖奇将军经常欺骗政府。他所预言的事没发生过一件。”约翰斯通说，如果殖民地现在深感不满，那也是因为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背叛者。如果他们满腔怒火，那么英国难辞其咎。动用武力是邪恶的，并且注定要失败。

辩论在2月7日上议院的争论中达到了高潮，其中有五个小时的辩论都为里士满公爵所占据。他与乔治·约翰斯通提出了相同的看法，添加上了与法国开战这一可怕的个人预测，并且还拿出了最后一招，对坐在上议院的主教们进行人身攻击。他说，他们白色的衣袖将会沾上美国人的鲜血。之后，他也同样被击败。以90票比24票的投票结果，上议院宣布殖民地已经反叛。

这样，政府几乎已经取得了它所需要的一切。诺斯勋爵还要再拿出一条法令来禁止新英格兰的海上贸易，并且很快他就会宣布《安抚决议》。他立即向议会提交了前面的法令，而后者的决议宣布可以再等一个星期左右。与此同时，内阁成员们在一种奇怪、不安的心情中得过且过，他们已下定决心，但同时也感到沮丧。诺斯再次陷入了抑郁——托马斯·哈钦森说诺斯似乎被“事务的重担压垮”——达特茅斯的精力也变得衰弱。虽然美国新传来的每一封信都证明他们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每一封信都让他们前面的任务看起来更加艰巨。

2月10日，威廉斯堡的邓莫尔勋爵终于发来了信件。他一心想要为他去肖尼远征的行为辩解，对此写了非常大的篇幅。当回到省会的时候，他发现每一个县都处于愤怒和不服从的状态，它们公开组织了一个独立的武装民兵团。这位州长说，他们封锁了切萨皮克：没有别的选择。因此在3月初，诺斯将新英格兰海上贸易的禁令扩大了适用范围，增加了另外五个殖民地。这其中包括了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

乔治三世驾着象征英国的马车踏过宪法的残骸，冲向深渊。远处的天空出现了美国的字样。最前面是桑威治勋爵用一袋现金在贿赂公众。出自《威斯敏斯特杂志》，1775年5月，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战斗消息传来之前。（美国国会图书馆）

没什么好说的了，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内阁也没有打算要回头。 [34] 2月20日，诺斯前去议会提交了他的安抚法案，为殖民地的税收提出了新政策。尽管这条法案旨在提高英国战胜新英格兰的把握，但是下议院却没有人愿意向美国做出让步。虽然下议院投票通过了法案，但是后座议员也提出了抗议，呼吁给予殖民地更多的惩罚措施。

一切都指向了战争；媒体对将会开战非常肯定，政府也已经决定派出三名将军去帮助盖奇，以坚定他的决心，这三人是：威廉·豪、亨利·克林顿和约翰·伯格因。之后，2月26日，海军帆船斯必得威尔号终于截获到了给叛军运送军火的荷兰船和美国船，它们满载着火药从阿姆斯特丹驶出。海军帆船的指挥官直接将消息送到了萨福克勋爵那里。

九天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停止了与福瑟吉尔、巴克莱和豪氏姐弟的秘密会谈。尽管他曾在“战场”遭受到了羞辱，富兰克林却一再坚持，希望白厅可以改变主意。直到《安抚决议》发布出来，更多的会谈显然也将是徒劳。富兰克林与豪夫人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后，就开始收拾行李了。3月20日，这位最聪明的男人从英格兰动身回美国了。昆西在那之前也已经启程，只是他在到达美国之前死在了海上。

与此同时，达特茅斯那封致命的快件还在穿越大洋的路上，只是到达的时间比政府的预计晚了五周。随着战争的临近，天气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时它会加速事件进展的节奏，有时又会让事情慢下来，造成长时间的间断。2月初，那封快件和律师们认定马萨诸塞州反叛的意见书就已经被交给了猎鹰号。在1月下旬的风暴过后，自西而来的大风仍继续在英吉利海峡肆虐，猎鹰号因此一直被困在怀特岛的浅滩中。2月14日她挣扎着终于驶入了公海，但很快不得不掉头回来，之后它再次尝试，花了几周的时间慢慢地向兰兹角挪动。

直到3月中旬，风向才转了过来，借着东风，猎鹰号进入了大西洋。鉴于这些文件的重要性，达特茅斯制作了副本，并将它们放在了另一艘海军单桅帆船鹦鹉螺号上。当然它也一样在和恶劣的天气做斗争。现在天气站到了他们这边，两艘船开始了驶向马萨诸塞州的跨洋竞赛，结果是鹦鹉螺号胜出。4月14日它看到了科德角的尖端。两天后的中午，微风轻抚大地，鹦鹉螺号进入了波士顿港，那里有海军舰队和格雷福斯上将的旗帜。在鹦鹉螺等待领航员的时候，信件已由一艘小船送上了岸。

历史详细记载了之后发生的暴乱中的每一个细节，关于令人悲伤的杀戮，关于哪一方先开火的长篇争论，是谁更严重地违反了第六条戒律。盖奇将军在前几周就已经在波士顿城外实施了突袭，从收集到的情报来看：康科德正是他的目标。他相信，叛军将武器隐藏在了那里。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也可能就在那附近。盖奇起初占领波士顿就是一个错误，而现在他试图突围出去就是又一个错误。

有了要他采取攻势的命令，盖奇将军派出士兵前往列克星敦。4月19日，他们遇到了叛军，有人扣响了扳机。对地形毫不了解，也没有骑兵在前面掩护——轻龙骑兵还未抵达——英国兵就这样不管不顾地向康科德进发。盖奇未对周围的地形做充分地调查，英国兵走进了叛军的埋伏圈。他们在行进的过程中走到了一处河流的回弯，河水较深无法涉过，而他们所在的道路正上方的山坡为敌人发动突袭提供了充足的掩护。树林中走出了民兵，民兵的反应速度和人数都超出了盖奇的预料。战斗在康科德桥打响，规模不大，但是伤亡严重，之后英军向波士顿撤退的途中遭受了更为惨重的伤亡。就这样，战争开始了。这个消息在5月底传到英国，在那里，没有人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惊讶，但是他们确实感到惊讶，同时也被吓坏了。

这场战争酝酿已久，它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帝国和体系的产物，是无知和偏见再加上那些心怀善意但却固守空洞过时理念的人共同作用的结果。“你不能将一种政体强加于一个民族”，这是里士满公爵1月20日在上议院说过的话，虽然这位激进的公爵将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要在多年的战争之后，这个国家才会承认这一点。查尔斯·伦诺克斯曾为他的国家发言，但是英格兰可以听取他意见的时候还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