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崩溃——美国的武装备战



这个国家现在的情形正如1745年公然叛乱的苏格兰一样。

——珀西准将，1774年9月，波士顿

大约在13年前，英国人将一位性格暴躁的老军人任命为出使海牙的大使。此人名叫约瑟夫·约克，有着奇特的外交方式——对他而言，外交就是对荷兰进行强烈指责，直到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约克是打过卡洛登沼泽之战的老兵，当时只有21岁的他，为击败詹姆士二世党人立下了功劳。他的政治主张可以归结为一点：对法国的仇恨。这位大使看到的是法国的邪恶势力在四处活动。在英国海军情报人员的协助下，约克密切关注着法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动向；1774年10月初，派驻到阿姆斯特丹的情报人员发给他一条非常特别的消息。

一艘名为“斯麦克”的小船从罗得岛驶入了港口，船长名叫本杰明·佩奇。这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殖民地船只未经英国海关清关就来到荷兰或德国的港口是很少见的，而且通常也是违法的——但“斯麦克”的这趟行程似乎远比简单的走私要严重得多。佩奇前来交易的对家是霍德森，一个长期与纽约有贸易往来的阿姆斯特丹商人，据说佩奇要购买装船的是火枪、火药以及40小件的火炮。

10月11日，约瑟夫把报告送到了萨福克勋爵处，萨福克立即通知海军采取行动。桑威治勋爵派出一艘独桅纵帆船，皇家海军威尔斯号，去荷兰沿海巡逻，如果“斯麦克”试图穿越北海，就将其控制。几周前，在英国国内，陆军部已经截获了一车要运往美国的火药，此时来自荷兰的这条消息让内阁立即采取了果断行动。一周之内，国王签署命令，禁止向殖民地运送任何武器或火药。该命令被刊登在10月20日伦敦的报纸上，并立即引起了媒体对战争的讨论，还长篇报道了军队在波士顿的驻防。

与此同时，约克的情报人员获得了更多的情报。据说佩奇购买了用于海上作战的回转炮，将它们藏在了船头盘绕的缆绳下面。汉堡也送来了一封急件，报告说一艘来自纽约的船在装载弹药。随后阿姆斯特丹又传来了新消息，有更多来自罗得岛的单桅帆船在做同样的事情。约瑟夫要求荷兰当局搜查斯麦克号，但遭到了拒绝。间谍们收集来的情报并无确凿的证据，因此威尔斯号只好继续监视，约克则继续试图说服荷兰当局。

这件事已无法清晰还原。又过了四个月的时间，英国人才拿到了他们所需的证据，证明罗得岛居民在从荷兰运送枪支，并且今天存留下来的记录也不只有一种解释。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到了10月底的时候，国王和他的部长们确信美国人正在武装备战。来自约瑟夫·约克的情报让他们对此确信无疑。这让英国的态度更为强硬，也增大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殖民流血事件的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这些美国船只的行为是否代表了新英格兰的爱国运动？它们买下的武器是否打算提供给马萨诸塞州或罗得岛的民兵组织？如果是，那又意味着什么？一次反对盖奇的突然行动——或仅仅是一次防御性的行动，如果英国兵试图走出波士顿去征服内陆？又或者本杰明·佩奇和其他的船长们来欧洲自由航行，纯粹只是希望赚钱呢？因为无论1775年将发生什么，火药的价格几乎是没有可能下跌的，而他们买下的枪支拿回美国，在两方的阵营中都有现成的买家。

这些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原因显而易见：军火走私犯都尽量不会留下书面记录。但书面记录的意义不仅在学术上。如果约翰·汉考克、塞缪尔·亚当斯和他们的盟友知道并祝福了“斯麦克”和其他船只的航行，那么汉考克和新英格兰的爱国者们就是明晃晃地在挑衅。虽然美国人有充分的自卫权，但他们也一定同样清楚，如果英国人发现了这一切将会感到多么愤怒。国王和他的部长们将不得不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来阻止美国的武装，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通过扣押殖民地船只或搜查波士顿地区藏匿的武器——那么结果必然会出现流血事件。

从可以找到的零碎证据判断，本杰明·佩奇的确属于一个有组织的阴谋集团，他们计划装备一只武装力量来对抗王权。表面上，这些美国船计划从阿姆斯特丹航行到圣尤斯泰希厄斯岛的加勒比地区，那里属于荷兰，或丹麦在圣克罗伊的殖民地。这是完全合法的，虽然每个人都清楚这两个地方是美国商人用来走私茶叶和糖蜜的。但佩奇似乎更有可能打算把军火直接运往新英格兰。

重要的是，斯麦克号在8月22日离开罗得岛，当时波士顿和普罗维登斯的报纸上满是有关《魁北克法案》和它在英国引起的抗议活动的报道。媒体声称英国人在事实上已经向殖民地宣战，并且伍斯特、马萨诸塞州和包括普罗维登斯在内的其他城镇的志愿者们已经在拿着武器操练了。至于本杰明·佩奇，他是位罗得岛当地的年轻人，曾参与“葛斯比事件”，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海上与英军作战。1818年，65岁的佩奇向美国申请养老金时，详细列出了这些履历。佩奇曾在亚伯拉罕·惠普尔上校手下，而这位来自普罗维登斯的上校正是“葛斯比事件”的领导者。

可以想象，斯麦克船长可能是另一位本杰明·佩奇——这个名字再寻常不过——并且斯麦克出发去欧洲的日期可能也只是巧合。但是虽然证据可能不足以说服陪审团，但是那些烧毁葛斯比号的人决定武装自己的海军，在当时是很有可能的——1774年8月——英国还没有任何形式的战争计划。当然，这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罗得岛居民是在单独行动，还是将他们的计划告知了马萨诸塞州的战友？我们只能说：塞缪尔·亚当斯多年来一直与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志趣相投的朋友交换信件，包括达利斯·塞申斯，罗得岛的副州长，也是民兵团的指挥官。

不管真相如何，约瑟夫·约克发出的急件改变了伦敦的气氛。内阁部长们开始认真考虑动用武力。在10月的最后一周，海牙发来的报告仍记忆犹新的时候，他们收到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条美国发来的消息朝着相同的方向将他们又向前推了一步。消息不是来自波士顿——盖奇将军到目前还没有再发消息——而是来自召开大陆会议的费城。

直到现在，英国人对大陆会议的讨论几乎仍完全蒙在鼓里，他们对大陆会议仅有的一点点了解向他们表明，会议的结果可能是选择妥协。达特茅斯此前读过一位友好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瑟夫·盖洛威的信件，他在信中表现出谨慎的乐观。根据他在9月初会议召开前的说法，大陆会议将会表现出“缓和与节制”。虽然他预计波士顿和弗吉尼亚州会有愤怒的言论，以及呼吁全面贸易抵制，但他希望绝大多数人是理智的。盖洛威说，他们甚至可能会同意派遣特使前往英格兰，以解决与帝国的分歧。

尽管知道很难达成协议，达特茅斯当然愿意进行谈话。但10月28日送来的一份报告似乎击碎了他对和平的全部希望。

令内阁感到惊骇的是，大陆会议远非温和，而是支持新英格兰最极端的激进分子。伦敦的报纸再一次从一艘停靠在默西河的货船上率先获得了消息，而部长们则因为没有他们自己的信息来源而急得团团转。

六周前，在无一人反对的情况下，大陆会议批准了一份惊人的文件：《萨福克决议》。决议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萨福克县和波士顿，它公然表达了对英国夺取火药库的强烈愤慨。像省里的其他区县一样，萨福克县此前也收到了约瑟夫·沃伦、埃尔布里奇·格里和他们的同志于8月27日在波士顿拟定的革命宣言。萨福克县会议支持他们的全部提议，包括新建民兵团以及由在康科德召开的省级代表大会创建一个临时政府，此外，萨福克县还在宣言中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愤怒谩骂。

当大陆会议为《萨福克决议》投票时，表现出了只想与马萨诸塞州站在一起的姿态。投票是较早进行的会议议程，此时大会还没决定应采取什么形式的民族抵抗运动。但是当消息在10月下旬传到伦敦时，它把内阁“吓坏了”，托马斯·哈钦森说。“哎呀，要是就这些决议来说，他们已经向我们宣战了”，达特茅斯对哈钦森这位前州长说。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阁又再次陷入了混乱，一面担心他们正在失去美国，但同时又想不出任何挽救的策略。内阁开始对盖奇将军全完丧失信心。

大约一周后，杰斐逊的《概要》出现在了伦敦，之后在11月中旬，昆西关于《港口法案》的小册子也出现了。但是内阁仍然没有来自盖奇将军的任何消息。因为格雷福斯将军的海军舰队中无法安排出空余的帆船，盖奇就把自己最近的一封急件交给商船派送，这封信走了七周才达到白厅，比正常时间慢了两周。当11月18日终于被送到时，这封信无可挽回地毁掉了盖奇的声誉。就连乔治三世也对这位曾对胜利信誓旦旦的军人失去了耐心。

这是一封简短却愚蠢的信，信中缺少确凿的事实，也同样缺少分析。写在火药危机的三周后，盖奇的这封信没有对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力量做出评估，而这正是内阁迫切想要知道的。盖奇将军对其他地区，纽约或费城正在热闹进行的活动，几乎什么也没提。而他提到的极少的内容则让人深感担忧。他可以控制住波士顿和塞勒姆，但这也是他力所能及的一切：省内的其他部分超出了他的控制。为执行强制法案，军队必须夺回新英格兰，而这需要更多的兵力。在一封单独的私人信件中，盖奇建议暂停新法的执行，但他又说不出何时才能恢复或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备选方案。

这样的想法是荒谬的，国王说：遵照盖奇的提议，就会让议会成为笑话，暴露出议会对统治权的宣称不过是空洞的假象。诺斯勋爵完全同意国王的看法。到了11月的第三周，国王和他的首相认定叛乱已经开始，这让他们除了使用武力别无选择。从那一刻起，天平开始向战争的方向倾斜——一场针对新英格兰反叛者的有限战争，但仍是一场战争。“他们必须决定是从属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国王在11月19日写道，内阁中的大多数对此也达成了一致。达特茅斯虽不情愿，但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军队必须镇压叛乱。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政府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发布出最终的决定，告诉盖奇采取攻势。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这些决定中的大部分都要先详细发布在报纸上，再通过议会，并且这一切必须缓慢、审慎地进行。政府需要跟律师谈话，这也将是外交手段上最后的、同时也是徒劳的努力。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甚至大西洋上天气的变化也是等待的理由。

最重要的是，内阁担心如果行动过于匆忙，可能会将其他殖民地推向马萨诸塞州的怀抱。然而，英国并不知道大陆会议的最终结果。虽然投票结果支持《萨福克决议》，但约瑟夫·盖洛威的判断仍然可能是正确的。若是代表们从对抗中退后，留下和平妥协的余地，将会怎样呢？不管达特茅斯对新英格兰的反叛城镇感到多么悲观，但他仍有可能与其他地方的温和派进行谈判。这样的可能一直都在——或者说是他认为——从哈得孙河谷、康涅狄格的农村或南部的边远地区，会浮现出一大批沉默的效忠派。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需要得到伦敦方面的鼓励，但又很难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鼓励形式。

虽然那些种植烟草的殖民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却很难召唤那片区域。弗吉尼亚州的邓莫尔勋爵仍未发回过任何报告，而帝国在马里兰州目前根本就没有代表。理论上，该省由一名英国总督监督，一个名叫罗伯特·艾登的32岁年轻人，他娶了卡尔弗特家族的一位小姐，他们是该片殖民地最古老的经营者。而实际上，艾登已经选择了辞职。当殖民地议会在5月底结束了年度会议后，他只稍作停留，付清了买酒的账单，参加了一场当地的赛马，就立即带着妻子启程前往英格兰去度长假了。在到达英格兰后，他没有去拜访白厅里的部长们，也没给他们写过一行字。马里兰州的档案仍是一片空白。

由艾登来代理帝国在殖民地的权利，帝国与这块烟草产地失去联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在某种程度上，就艾登的思考逻辑似乎是这样的：无论南方如何不满，该地区的地主阶级永远都不会放弃对国王的效忠。奴隶制经济产生的地方精英们主要是富有的种植园主，他们与北方的激进分子截然不同。就像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他们依赖英国的市场，并且如果有奴隶反抗，他们也需要英国的保护。这个想法——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在本质上就是忠诚的——这也同样迷惑了伦敦方面，那里的约翰·伯纳尔对达特茅斯也说过同样的话。然而，随着秋季的结束，正好相反的事实已变得十分明了。种植园主们正谋划着他们自己的叛乱。

从海牙发来的信件中，除了“斯麦克”走私军火这一令人担忧的消息外，还报告了弗吉尼亚种植烟草的农民们正计划将他们来年的农作物销往荷兰。这是非法的，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迹象也许表明农场主们正在倒向马萨诸塞州的叛乱者们。又或者他们只是试图在防止英国对殖民地实施烟草禁令，因为诺斯可能会用烟草禁令的方式为大陆会议施压。这又成了内阁的一个不解之谜，虽然他们只需看上一眼杰斐逊的《概要》，也许就会下定决心。

在他们为这道谜题而冥思苦想的时候，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们还必须考虑到叛国罪的法律界定。认为约翰·汉考克、塞缪尔·亚当斯、约瑟夫·沃伦和其余的人是叛国者，这样私下里的观点是一回事，而要逮捕他们、绞死或枪毙他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需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的背叛行为。因为不愿放弃道德的制高点，特别是还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关注，内阁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对这些人下手。

为了越过这一障碍，国王和他的部长们开始考虑另一个选择：由议会发表正式声明，宣布马萨诸塞州存在叛乱。这样使用武力就合法了。在11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一想法在白厅流传开来，但它自身也带有一定的问题，导致了进一步的延误。上一次重大的叛乱发生在1745年，当时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将自己的旗帜升起在格伦芬南湖边，宣布自己反叛。议会还没来得及投票，汉考克和亚当斯领导的反抗者就发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格伦芬南时刻：他们将自己的名字签署在了反叛法令上面，如此地明目张胆，以至于没有人能怀疑他们的罪行或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性。

在此期间，对盖奇将军的批评变得愈发尖锐，他被围困在波士顿的事实变得愈发清楚，而他不能抑或是不愿超出这一范围去冒险。人们对他的勇气以及分析能力产生了怀疑。为什么他此前没做过什么？为什么他未能平息伍斯特的叛乱？早在11月22日，萨福克勋爵就提出要将其免职。“做事半途而废就是徒劳无功”，萨福克说。不过诺斯和国王对盖奇并没有到这个地步，他们同意盖奇需要英格兰少将前去增援。而与此同时，就连盖奇在陆军部最亲密的朋友也在质疑占领波士顿是否明智。

多年来，盖奇总是会把自己私下里的想法告诉陆军部的大臣巴林顿勋爵。巴林顿忠诚、高效，任职近20年的他看出了把军队集中在波士顿是毫无意义的，用他的话说，军队会陷入一种“丢脸的迟钝状态”。因为他知道盖奇将军早先的观点——哈得孙是守住北美的关键，巴林顿敦促他的同事们将英军调离马萨诸塞州，只留下一小支部队驻守威廉城堡，并用火炮看守港口。

11月12日，巴林顿写下了这些话，但他的建议来得太迟，没有机会被听取。虽然他有头衔，有才华，还担任了多年的公职，巴林顿却没能进入到内阁。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而如果采纳了他的建议，就等于给海军部的大臣抛出了更重的负担。终结叛乱的任务就会主要落在海军的身上，而当时，桑威治勋爵仍想将大部分的舰队保留在不列颠群岛周围，以防止法国的入侵。

就这样，几周过去了，仍然没有费城大陆会议结果的消息。战争似乎比以往都更有可能，但是内阁在知道大陆会议的结果之前，却不能制订任何明确的行动计划。就连天气也变得更糟，英吉利海峡刮起了大风，持续数周的寒冷和雨水让这一年的雪早早降了下来。首都周边的犯罪率持续上升，郊区入室盗窃盛行，通往皮卡迪利大街小巷子中的尾随打劫也十分猖獗。但伦敦的社交季却带着比以往更多的华丽与派头开始了，这次的中心是一位初入社交舞台的大美人玛丽·萨默塞特小姐，她芳龄十八，服饰和发型都是巴黎最为新潮的款式，非常时髦。在德鲁里巷，盖瑞克将《橡树园的少女》搬上舞台，作为讽刺剧作《彩票》的姐妹篇。《彩票》嘲讽的是人们赌博投机的狂热。当议会重新召集起来的时候，气氛是焦虑和压抑的。

11月30日，带着对形势的严峻估量，乔治三世召开了会议。在马萨诸塞州，他看到了“最大胆的反抗法律的精神”。他在演讲中承诺，用坚定措施重塑英国的权威，但国王并没有透露会采取何种措施。第二天，内阁在私下里正式决定要找出一份反叛者们的宣言。他们首先让司法部长瑟罗去研究一下盖奇将军发来的所有信件，并给出法律意见：是否能找到叛国行为的证据？除此之外，政府依然处于麻痹停滞的状态。

下议院一如既往地对国王的演讲开展讨论，诺斯勋爵虽然以近200票赢得了辩论，他这回却没有了往日的雄辩口才。当他在12月5日起身讲话时，因为无所作为而感到局促，他只能拿一些蹩脚的借口来搪塞。他当然想要与美国和解，但大陆会议尚未提出任何条件。而在那之前，一切问题用他的话说仍然“悬着”。在上议院，里士满公爵再次唱起了反调，他带领13位同僚一起反对国王的讲话。不过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议会中的下一次大战仍在八周之后。由于议会的时间表已被解决选举纠纷占满，内阁要求的那份声明只有等到1月末议会才能投票表决。

但是随着这种悬而不决，人们就会越来越倾向于诉诸暴力的想法。从玛丽·库克夫人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到这一进程。她每周都有几个晚上和乔治三世的姑妈阿米莉亚公主在一起打牌，一次能输掉40个金币。因此她态度的变化也能反映出皇室和聚集在皇室周围的人们的态度。玛丽夫人很难判断哪个是最糟糕的：萨默塞特女孩的低胸装，新英格兰的混乱，还是查尔斯·伦诺克斯恶意的煽动。但在12月7日，当她的花园彻底上了冻，报纸上充满了流血事件的时候，她承认自己所担心的还是到来了。“相信在美国已经有过一次交战了”，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同情与那部分世界有关联的人，那里一场内战正在开始。”

这些都是危险的言辞，是那种会自我应验的预言。不过她的直觉是正确的。自初夏以来，殖民地已经占据了主动，步步推进，而英国却躺在泥地里，犹豫不决。甚至美国不同行政区的划分也被证明是力量的来源，因为不同地区之间的辩论帮助他们对未来有更清楚的想法。在玛丽夫人提到内战之前的六周，美国的格伦芬南时刻就已经到来了。

十月天

这个时刻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10月26日这天。六天前，经过几周的辩论，大陆会议发布了一份文件——就是那份“联盟”协议——拒绝任何的妥协，并呼吁联合抵制。不等最终文稿发布，保罗·里维尔就已经骑马带着消息向北而去。他注意到约翰·汉考克在主持殖民地临时会议，会议的反应是决定性的。它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在英国人的眼中，这已等同于明确的叛乱行为。这些反叛者在报纸上公开表明了他们的背叛，其大胆程度震惊了伦敦内阁。这样一来，马萨诸塞州就将自己推了出去，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到了1774年秋天，帝国在北美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混乱比比皆是：在街上，布道坛上，报纸上，还有在边境上随处可见。从一开始，英国就未能理解抗议的化学反应以及传播速度和多样化。虽然革命于8月份开始在波士顿，但它很快就有了多个中心，并且出现了一大批的革命领导者。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革命理由，有时个别地方的叛乱不过是嘴上的豪言壮语。但总体来说，意义就显而易见了。到了10月中旬，美国几乎已经没有哪个县是英国人能自信可以说了算的。

寥寥无几的皇家官员，没有警察，外加分散在各处的一小支军队，英国人一直只能依靠当地人顺从的习惯来维持殖民地表面上对帝国的服从。在马萨诸塞州，这种效忠国王的习惯早已腐朽多年，而现在它在其余的殖民地也崩塌了。在佛蒙特州，伊森·艾伦已经开始了武装斗争，筹划他自己的反抗，并使得本宁顿地区在年底取得了独立。在南卡罗来纳和马里兰州，帝国早已名存实亡；在安纳波利斯，一群人采取一致行动强行烧毁了一艘运茶船及其货物，这已不仅仅是将货物倾入水中那么简单了；而在纽约的大街上，国王成为人们公开嘲笑的对象。“你现在会听到对他的蔑称，人们叫他无赖或傻瓜”，一位年轻的市民说道。

那是在9月初，是伦敦抗议《魁北克法案》的消息传来一周左右。在诺斯勋爵推出的所有新法案中，它在美国引起的愤怒最深，因为它似乎表明了对信仰以及自由的无情漠视。《魁北克法案》似乎危及到了新教徒的宗教信仰，用一位马里兰州人的话说它“激起了普遍的愤怒”。之后是来自波士顿的虚假新闻，称英军杀害市民，并在滨海区域放火。这条假新闻从新英格兰一直散播到了其他殖民地的各个角落，在各自怀有不满的男男女女心中产生了共鸣。

在“葛斯比事件”和茶党事件之前，我们看到愤怒是如何地引发抗议，并且还会产生新的激进思想。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次革命似乎更具独创性，也更引人注目。在英国，当威尔克斯阵营在选举中争取选票时，他们倾向于要么喊口号——“不要罗马天主教”是用得最频繁的——要么列出特殊问题。他们呼吁年度议会，或者要求将领取皇家俸禄的官员排除出下议院。他们很少对基本因素进行推理，也不会质疑英国宪法的基础。而美国人正是那样做的。

两名大陆会议的成员在厕所中（或“盥洗室”内），墙上挂着伦敦市长约翰·威尔克斯和查塔姆勋爵被涂上焦油粘上羽毛的画片，来自1775年在伦敦出版的漫画。其中一名议员正在读的是塞缪尔·约翰逊的小册子《税收并非暴政》。（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火药危机接下来的几周里，殖民地的政治辩论进入了全新、未知的领域，远比英国人熟悉的辩论要深刻得多。杰斐逊的小册子已经树立了典范，但是很多人的思考也到达了这个深度，甚至要更进一步。例如《宾夕法尼亚信息报》的一位匿名作者就探究了法律和政府的起源，他发现两者都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国王时代的历史，”他写道，“不过是愚蠢和堕落的历史。”美国与英国决裂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美国将摆脱君主制，并寻求自己独立的未来。作者展望未来，想象了一百年后这个国家将如何回顾眼前正在他身边发生的事件。“我几乎看到了1874年胜利纪念的庆典，”他写道，“看到了陈列的奖章、图片和文字片段。”他们会怀着崇敬来纪念大陆会议，这次会议的权威性至高无上。“这次的大会，”他继续说，“其所有的力量、智慧和正义，不是源于国王签署的羊皮纸，而是来自于人民。”

这些话正是托马斯·潘恩要说的，他此时即将从伦敦抵达，他的小册子《常识》中对同一观点有着更为著名的阐述。在这样激动人心的氛围中，大陆会议充满了对革命的谈论，并跟随着马萨诸塞州走上了反抗之路。

约瑟夫·盖洛威向英国所说的一切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费城的大陆会议从9月5日开始，持续了七周，尽管最初有一些困惑和犹豫，但会议很快就定下基调，坚定地反对国王和议会。16日，代表们投票支持《萨福克决议》，塞缪尔·亚当斯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12天后，当盖洛威试图在会上做出拯救帝国的尝试时，遭到了失败。

盖洛威讲到了和平与节制，他相信，一份新的英美协定将解决两国之间的差异。他呼吁建立正式的殖民地联盟，有属于自己的议会，并由一名英国总督代表王权。这是个有趣的想法，但是提早了一个世纪。它会让美国变成1914年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那样：领土自治，自己管理内政，但效忠于英国，并会在战时支持英国。盖洛威的计划吸引了许多现代学者，他们认为这是可行的，但在当时，盖洛威的同事们并不买账。大陆会议没经过讨论就否决了他的议案。

代表们带着不同的侧重点和战略，他们之间有对抗也有争吵，但是在一件事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对国王和他的内阁有着共同的看法。强制法案和魁北克的新法展露出了英国的真面目。诺斯勋爵和他的朋友们围困了美国的自由，或者说大陆会议是这么认为的。撤销马萨诸塞州的宪章，就是在废除该殖民地的民众政府，那么很快，其他殖民地也可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侵害了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他们要向移民关闭西部荒野，并且他们还破坏了基督教信仰。议会只要认为合适，随时可以向殖民地征税，要是美国人反对，军队就会进入，迫使美国人交税。

实际上，大陆会议起草了一份对帝国长长的指控书，并清楚地逐项编了号。要是有某种国际法庭愿意聆听双方的辩论并做出公正裁决的话，诺斯勋爵本可以就其中的多项指控做出可信的辩护。他当然可以否认英国有意违反殖民地的意愿将天主教信仰强加给他们。那项指控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至于西部的边境，他可以宣称，政府并不是要完全禁止殖民地开拓，只是为了防止轻率的扩张导致印第安战争。没错，英国是希望改变新英格兰的宪章，但那也仅仅是因为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未能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作为改革逾期多时的证据，英国可以指出波士顿倾茶事件、“葛斯比事件”以及殖民地为阻止对罪犯的审判而采取的恐吓手段。

在一名公正的法官面前，英国政府本可以顺着这些思路来证明自己采取的大多数措施都是正当的，而不管美国人如何地不相信。但是这样的法庭并不存在；即使有，也会面临一个巨大甚至引发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即便是最聪明的律师也无法公断。在以上费城所有的辩论中，都隐约可见英国的宣称：议会在帝国的每个角落都是至高无上的。只要《宣告法》仍然有效，按照其宣称，英国就可以为美国制定任何法律，那么，他们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在那一年的早些时候，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在威斯敏斯特的辩论中一再坚称该法案永远都不会被废除。费城的代表们对此是清楚的，因此这只留给了他们一种选择。

10月20日，大陆会议发表了一份会议决定的正式声明。来自12个殖民地的51位代表——只有佐治亚州没有签字——在联合决议上签了字。他们要求废除所有的强制法案《魁北克法案》，以及包括《宣告法》在内的，自上次对法战争结束以来英国通过的每一条美国法令。大陆会议表示，这些法令构成了“一个毁灭性的系统”，带着明确的意图被创建出来，“大英帝国用其奴役这些殖民地”。这样的系统必须取消，否则殖民地就强制将其废除，并实行对宗主国的完全贸易禁令。英国的货物进口将于1774年12月1日被终止。下一年的9月，禁令也将同样延伸到出口贸易。届时，将不会有一艘货船从殖民地驶向宗主国。

出口禁令是此前不曾有过的，它远远超出了用来对付《印花税法案》或汤森德关税的贸易抵制，并且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即便如此，当这条消息在圣诞节前两周到达伦敦时，诺斯勋爵和内阁震惊不已。它在马萨诸塞州引发的反应也同样令人吃惊。10月17日，当里维尔到达坎布里奇时，虽然没有联合决议，但他已经知道里面会包含什么内容，此前的省议会已在汉考克的主持下进行了一周。这次集会是非法的，并且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来自伍斯特县的56人呼吁建立一支军队，他们在伯克县的同志们也意见一致，但其他县都退缩观望，等着费城那边的官方消息。不过很快，激进派就占了上风。

辩论是秘密进行的，只记录下了最终的决定。不过这样的行为也足以构成谋反了。一组委员会列出了马萨诸塞州自我防卫所需的武器。25日，省议会投票决定购买足够的物资装备军队：22门野战炮、4门迫击炮用于包围镇子，35吨的霰弹、实心弹和炸弹，1000桶火药，5000支装配刺刀的火枪和步枪，7.5万颗打火石。第二天，成员们通过了一项关键决定：创建新的民兵团，这是埃尔布里奇·格里这类人长久以来一直在主张的。旧的殖民地民兵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支由当地团体组成的新军队，每个团体选举自己的军官。

这绝对是叛国罪，任何一位英国法官的字典里都是这样写的。两天后，10月28日，省议会再次触犯这条罪行，投票决定不把当地税收交给殖民地的出纳，那位出纳员已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20年，是英国的坚定支持者。以后，这笔钱将会进入省议会创建的一个基金，由他们自己的出纳监管。这也是谋反，而且是公开的。几天后，《波士顿公报》刊登了两份决议的内容，并有会议记录员的署名：这是个重要的细节。在英格兰法院，一份有署名的会议记录就足以将约翰·汉考克和其他所有与会人员送上绞架了。

与此同时，该区域的其他地方也在备战。10月，罗得岛的会议授予了每个城镇建立自己独立民兵团的权利，并承诺会驰援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进行武装操练，并将军火库存增倍。但是新闻传到英格兰的速度总是异常缓慢，恶劣的天气也成了共谋，制造出更多的延误。

坏天气为英国提前带来了冬天，也困住了全部的西行航线。海难事故的报道比比皆是，横跨大西洋的航行时间突然延长了一倍。直到12月9日，关于联合协议以及坎布里奇的投票的第一份报道才抵达伦敦，由一艘从纽约出发的货船带来；消息尽管令人震惊，但这些也只是媒体的报道，可能并不准确。几天后，就8月下旬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叛乱，司法部长瑟罗发表了看法，认定那就是叛乱行为。但这还不够。那些被他称为叛军的人，由约书亚·毕格罗领导，不过是些次要人物，也许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殖民地。

无论怎样，内阁在做出任何新的决定之前，需要听到盖奇将军的正式说法。在坎布里奇投票后，盖奇立即搜集了一捆带有罪证的报纸，包括《波士顿公报》的相关期号。和这些报纸一起送出的还有一封信，盖奇写道，反叛者们计划出兵与他在战场上作战。这份邮包被送上了一艘海军帆船，圣劳伦斯号，并于11月初离开波士顿，但直到新年到来才抵达英格兰。而在此期间，报纸都在嘲笑国王的首席部长，因为他表现出的似乎是优柔寡断，甚至是懦弱。

诺斯勋爵的表现就像是个外行，《民众报》对首相做出草率、轻蔑的评价：“他取得了一定的政治重要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才干与之并不相称。”白厅的情绪变得脆弱、易怒。就算没有媒体的支持，诺斯勋爵仍然享有国王乔治三世的支持，因此他的同事们将帝国的瓦解归咎于盖奇和达特茅斯。殖民部长提出向美国派出调查委员会，去会见友好的一派，希望可以找到和解的方法。但这个想法已不再可行。在强制法案通过以前，派出调查团可能还会有用。而现在提出这样的建议只会激怒内阁的其他成员，这些人对达特茅斯和盖奇的信任已降到了最低。

然而，讽刺的是在新英格兰，这位英国的指挥官终于自己采取了强硬路线。虽然缺乏交流，盖奇已经摆脱了低迷的士气。甚至在坎布里奇会议之前，他就已经承认了他最初给国王提出的建议是严重错误的。渐渐地，他的态度转变了。将军不再是以代理州长政务为主业的政治家，在那年秋天，他又恢复了作为一名军人的勇气。

10月初，盖奇终于写信给他的朋友巴林顿勋爵，跟他说了夺回新英格兰所需要的一切。面对一个近50万人口地区的叛乱，他需要2万名士兵和更多的火炮。他终于提到了骑兵——“三或四个轻骑兵团”——在行军部队的前方撒网侦查。他的要求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英国的陆军兵力仍处于和平时期的水平，其中20个营被固定在了爱尔兰，英国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军队和马匹——但至少盖奇已经开始看到他所面对的挑战的规模。

他也开始听取自己手下鹰派军官的意见，如珀西准将和亚历山大·莱斯利。从莱斯利上校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茶叶被倾入海港到现在过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到了1774年秋天，盖奇已经认同了他的观点：必须使用武力让殖民地屈服。学者们对将军在那个冬季的想法有着不同的解读，但只有三种证据存留了下来：他寄回英格兰的信；政府自己的报纸，表明了政府明白他所说的；还有最能说明问题的——盖奇每天对手下下达命令的记录，今天它被保存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和纽约历史协会。放在一起，证据显示盖奇将军绝不希望达成什么停火协议或交易，他希望被告知对省议会采取攻势。

“我希望你能果决坚定地派给我足够多的兵力，长驱直入统领这个国家……确保每一寸土地上的服从，”盖奇在12月14日写信给巴灵顿，“事情正处在紧要关头，如果此时退让就要永远退让。”即便他在表面上安抚波士顿人，几周以来他的一举一动都指向一个目的。叛乱已经发生，就必须被镇压。将军知道来年春天必有一战，即使他所要求的增援部队尚未到来。

他的命令记录展现了他思想变化的过程。他的主要考虑是：在他得到所需的增援以前，推迟任何战斗；伦敦方面的强硬指令要求他追拿叛军。与此同时，盖奇想要避免激怒其他殖民地，以防它们在自己准备好行动之前去援助马萨诸塞州。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要预防他的军队和波士顿市民之间出现暴力摩擦，那样就会导致过早交战。

因此从10月底开始，军队的纪律变得格外严苛。三名擅离职守的士兵挨了鞭子，每人1000下。哨兵们被告诫不许与路人争论，此外盖奇让手下的军官与波士顿的地方法官保持联络，确保他们逮捕任何在街上吵架的士兵。从11月14日开始，营地实施严格的宵禁，晚上8点过后英国兵不得外出。

加固波士顿防御工事的工作已基本完成，波士顿公园里也建起了临时营房，虽然受到了当地公民的抗议阻挠，将军还是加紧训练他的部队。每当天气晴朗，他们就练习独立射击或排枪射击。步兵必须学会“以极快的速度”转身发枪，他们的总指挥官说道。他们练习为火枪快速上膛，用锤子打实以防止不发火。

11月底，盖奇为那场他知道必然会发生的交战起草了一份战斗命令。十个兵团——更多的兵团已经到来，还有从纽约运来的弹药——分成三个部队，总人数近4000人：这就是他能调用的全部兵力了。这些人的冬天将会非常难过，士兵和家属们就住在柴火短缺的临时营房里，痢疾和天花已夺去了不少生命。他们周围的波士顿城一如既往地充满敌意。不过大洋另一端的拖延和犹豫终于到了要结束的时候。

虽然美国人已经开始革命，但英国人现在也打算开战了。1月的第一个星期，诺斯勋爵收到了必要的确认信息：约翰·汉考克和他的同志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非法政府。这让英国别无选择。和从前斯图亚特王朝的苏格兰拥护者们一样，新英格兰的叛党们也别想获得任何怜悯或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