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崩溃——革命开始



快了，很快就会听到干渴的大地尽情地吸吮美国儿女的鲜血。

——罗得岛的那桑尼尔·格林，1774年7月

在18世纪，叛国罪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或文或武。在盖奇将军到达波士顿之前很久，甚至离开战还有一年的时候，美国的爱国青年就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言论，那些文字如果被英国的间谍看到足以将作者送上绞架。

对英国来说，这场危机爆发得很突然，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而此前的天气只是多云，而绝非黑云压境。但对新英格兰新一代的激进分子来说，1774年的事件他们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准备了。在波士顿，许多人和威廉·莫里诺一样读着希腊罗马经典长大，那些经典满是诛杀暴君和内战的记载。人们常说，美国人不愿造反——“虽然他们自己就是革命者”，用最近一位学者的话说 [28] ——但这只是部分事实。拿华盛顿、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来说，的确如此，反抗的重担是被甩在他们肩上的，但同样清楚的是，一些美国人是非常想要开战的。早在1774年春天，他们就开始准备，先是只用文字，但很快就有了行动。

这是诺斯万万没想到的。在议会一次又一次的辩论期间，双方的发言人都曾辩论称美国不会因为战争而退缩。在伦敦的多家报纸中，许多记者也都说过同样的话，但是像这样的评论很容易就被驳回，因为它们大多出自记者或是像巴尔上校这种下议院的异类之口。通过盖奇将军的简报，内阁部长们仍然相信马萨诸塞州会在流血事件上退缩。要是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就应该在1月底的议会上增加军队的预算。事实上，陆军部保持了军队数量不变，甚至还将分配到美国和西印度群岛的军队削减了两个营。至于海军，诺斯勋爵认为只需要四艘护卫舰就可以封锁波士顿港。因此舰队的预算也被冻结。

他们没有理由增加预算，因为1774年的前九个月，英国没有预见来自任何一块殖民地的军事威胁。从州长哈钦森发的信件来看——随着离职时间的临近，书信的内容也变得更加严峻——关于波士顿爱国者的卷宗有厚厚一沓。他们知道那里的政府正在解体，但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不安的搅动，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叛乱。在后来，英国渗透了塞缪尔·亚当斯的联络委员会，但不是现在，不是在盖奇抵达马萨诸塞州之前。他们完全不知道亚当斯的一些盟友已经在讨论战争的可能性，也不知道他们的谈话被多么广泛地传播着。

多年来，一些激进分子已经暗示要与宗主国开展武装斗争。例如，1771年，一个自称为“哨兵侍剑”的专栏作家——这个人可能是约西亚·昆西——为波士顿的激进报纸《马萨诸塞密探》发文，他给哈钦森贴上暴君的标签，将殖民地称为“庇护自由之处”。他写道，若攻击美国人的自由，他们就会“诉之于剑”。这句话后来成了一句革命口号，响遍了东部沿海地区。但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像听上去那样吗？它可能仅仅是演说家的一种修辞，一种打比方，并没有真的要拿起火枪的意思。为了让这场危机完全失去控制，变成革命，新英格兰的男男女女们必须超越文字的谈论，开始用行动进行积极的准备。

1774年，该地区偷运火药和武器的第一个确凿证据出现在8月的第四周。被发现的地点是罗得岛，这显然与制造“葛斯比事件”的那些人有关。但在几个月前的3月和4月，不仅在波士顿，还有16英里外的马布尔黑德港口，就已经可以听到有关军事行动的严肃谈论。罗得岛这个已经熙熙攘攘的小地方将在6月1日《港口法案》生效的时候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来自英国的船只会首先到达这里或塞勒姆附近。如果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小城镇与波士顿的激进分子相联合，盖奇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他将面临同时来自乡村和城市、广泛而多样的阻挠活动，不知道下一个茶党事件或“葛斯比事件”将会在何时何地发生。

事实上，艾塞克斯的城镇和他们北面的邻居一样反英，并且已经在考虑武装抵抗的可行性，以及反抗的基本原则。在马布尔黑德住着一位未来的美国副总统，埃尔布里奇·格里。这位哈佛大学1762级毕业生是位大商人的儿子，性格强硬而又热烈，充满了活力。他被选入众议院，虽然说话结巴，但他演讲的激情甚至胜过他的导师塞缪尔·亚当斯。

4月4日，格里在一封写给亚当斯所在委员会的信中谴责了英国，称诺斯和他的同事是恶徒和暴君，是自由的敌人，与他们妥协是不可能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对殖民地征税，并且热情不减，只有暴虐的政策才会这样”，他写道。英国人永远都不能被信任。他称国王的部长们“有着最肮脏的原则，既没有荣誉感，也无诚信或知识……从他们那里不可能获得任何和解，也根本就不该指望”。

这些是来自格里的挑衅言论，更为重要的是他说这些话时，波士顿《港口法案》或内阁的任何其他措施尚未被传出来。一连好几个星期，恶劣的天气让船只无法出港，或将它们吹离了航道，因此传到大西洋这边的消息只有星星点点。自茶党事件以来，新英格兰从伦敦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只有当地报纸在3月28日刊登了几行字。即便如此，这则报道里也没有英国官方回应的任何线索，除了一个传言——结果还是假的——更多的战舰已在从英国赶来的路上。

然而，即便还没有什么证据，格里已经假设了最坏的情况，他继续发表近似于战斗号令的言论。他的书信带着一种紧急、实用的目的：他想让委员会组建一个新的殖民地民兵团来取代原有的那个。他认为，帝国通过投射其强大军事实力的形象，让殖民地受到奴役。“他们巧妙地让美国人有了这样的想法，”格里说，“英国的军队是最尊贵的，而美国人自己的意见是最卑微的。”在塞勒姆的另一端，另一位哈佛毕业生，蒂莫西·皮克林，来自1763级，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创建一个新的、改进的民兵团，用最新式的方法进行训练，这种方法叫诺福克法，来自一本七年战争期间在英国出版的手册。格里也有了同样的想法。他说，是时候了，让马萨诸塞州的每个城镇都组成一支军队，由一位受薪的队长在每个县用诺福克法训练军队，队长的薪水由殖民地议会支付。

无论埃尔布里奇·格里本人是否清楚，这都是叛国行为。英国和殖民地的法律都规定，建立并供养一支独立的军队，哪怕只是在信中提出这样的建议，都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重罪。在法律上，民兵军官只能由州长任命，并且只有州长才有权力调集民兵进行战斗。虽然这位来自埃塞克斯郡的年轻议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煽动任何人进行实际的叛乱，但他显然离那么做也不远了，而此时关闭港口和改变宪章的消息还尚未传来。如果格里只是一个孤例的话，他的言论可能只会被视为空谈，可事实上有一位更具影响力的人物也在说同样的事情。

这人就是约翰·汉考克，一位敏锐的波士顿陆军上校学员。3月5日，为了纪念波士顿大屠杀，他做了周年讲话，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信心与活力。他在演讲中热情地为茶党辩护，他近乎在指控乔治三世向他的人民发动战争。演讲最后，汉考克慷慨激昂地呼吁建立一支全新的、先进的民兵团。

只要训练有素并管理得当，马萨诸塞州就根本不用担心“英国大名鼎鼎的掷弹兵”。他说，“我们并不缺少勇气；那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也只是在训练上超过了我们。”如果殖民地被入侵，民兵团就会“为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孩子……为了自由、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上帝”而战。

这些话确实激动人心，但问题是：这是不是只是用来吓唬州长的言辞，而不是一个严肃的行动计划？但无论是哪样，汉考克和他的同志们已经走得太远，不能回头了。除非英国内阁屈服，索性忽略茶党——内阁不可能做到——否则武装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自12月以来，殖民地一直在等待，看英国会做何反应。要是在此期间，殖民地议会什么都不做，也许紧张就会得到缓和，事态也会降温。要是托马斯·哈钦森能捎信给英格兰告知这里的一切都安静如常，也许倾茶事件就会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虽然它将一直被视为犯罪行为，必须得到某种形式的惩罚，但英国可能不再会把它看作是彻底的背叛，也就不必彻底改革殖民地政府了。

而事实上，情况越变越糟，哈钦森的对手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和直言不讳，而哈钦森本人则再次变得无能为力。袭击约翰·马尔科姆已经够糟糕了，但是3月份，在汉考克的演讲结束两天后，格里芬码头事件又再次在波士顿上演了。一艘名为财富号的双桅横帆船到港，它那鲁莽的船长试图将茶叶在码头卸货。60个身穿印第安服饰的男人跳到船上，将茶叶扔进水里。如果这些只是偶发的暴乱事件，不应视为对整个帝国的威胁的话，那么众议院所采取的另一举措就要另当别论了。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很久以前，殖民地众议院向国王无耻的请愿就已经在事实上宣布了独立，而现在它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错误。

2月24日，众议院投票弹劾首席大法官，哈钦森的亲戚——彼得·奥利弗。他被指控接受英国皇家的薪水，这笔钱来自于海关的税收。在暴力的威胁之下，投票也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这意味着早在强制法案生效之前，殖民地就已经面临着与皇家权威的另一场碰撞。迟早有一天，英国都会任命法官来接管马萨诸塞州的法庭，而爱国者们必定会群起阻挠。在投票前的一个星期，哈钦森就已经看出了事态的苗头。

2月17日，他给达特茅斯写了一封内容绝望的私人长信——因为是私人的，所以不必向内阁公开——他在信中描述了时局的混乱。“我看，让这个省的政府恢复到原有状态是没有可能了，”他写道，“无政府状态将会愈演愈烈，直到全省都陷入混乱。”无论在哪里，人们都否认英国议会的权威；在西部的伯克希尔山，武装团伙肆意践踏法律。在波士顿，为国王效力的每一个仆人都发现自己被“不满和愤怒的人群”包围。这封信在复活节当天被送到了达特茅斯的办公桌上，正好赶上议会的第二轮辩论。

和埃尔布里奇·格里呼吁建立新民兵组织一样，哈钦森写这封信也是在封闭波士顿港的消息传到之前。虽然没有听到任何来自宗主国的消息，他却描述出了那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悬念一直持续到4月，整个马萨诸塞州的情绪已变得极为激动，来自英国的船只也开始逐渐到达。它们带来了一连串伦敦的报道，每一条消息都比上一条更令人痛苦。4月10日左右最先到达的报道描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战场”所受的羞辱。不到一周，从新罕布什尔到特拉华的每一座港口城市的报纸，都转载了《民众报》关于韦德伯恩长篇攻击演说的报道。

最初的报道还是简短的，但几周过后，报道的长度就已经可以盖满几个版面，有些报纸甚至还专门印了增刊。报道所到之处无不激起愤怒，尤其是在费城，费城称富兰克林博士是属于这座城市的。富兰克林的老街坊邻居们走上街头游行，他们给那位苏格兰律师做了一个填充塑像，在它的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臭名昭著的韦德伯恩”，此外，他们给托马斯·哈钦森也做了一个。这两尊塑像被马车拉着在城里游街，人们对它们拳打脚踢几个小时之后，把它们吊在了一个脚手架上。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带来了医生的电机，打出火花点燃了塑像，它们在“一大群民众”的叫喊声中被烧为了灰烬。这次抗议发生在5月3日晚上，此时另一艘船也抵达了马萨诸塞州。

那年春天，北大西洋上空碧空万里。5月1日，密涅瓦号在波士顿下锚，从英格兰出来只用了42天就到达了目的地，这么快速的跨洋行程比平均时间快了两周。它的航程如此之快，事实上，它带来的新闻报道正是诺斯在3月14日的讲话，在讲话中诺斯提出了要关闭港口的法案。密涅瓦号还带来了从内阁走漏出的消息——计划修改马萨诸塞州宪章，而这一点，诺斯曾试图避免过早披露。两周后，弗吉尼亚的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消息。

起初，波士顿人似乎不愿意相信英国会做得这么过分。在一段时间内，韦德伯恩仍是主要话题，占据着报纸的头版，在波士顿掀起愤怒的狂潮，直到《港口法案》和改变宪章的消息被官方消息证实。那是九天后，5月10日，另一艘船进入了港口——讽刺的是，这艘船的名字是“和谐”——它带来了伦敦4月2日的邮件：就在那一天，范声称，波士顿像迦太基城一样，必须被摧毁。

离盖奇将军登陆到岸还有三天，和谐号不仅带来了范先生过分的言辞，还有波士顿港口法案的文本。再有三周的时间，港口就会被封闭。这艘船带来的信件和报纸证实，法律将被改变，使州长具有最高权威，政府也将搬到塞勒姆。这些新闻给了激进党做出反应的最佳时机。用托马斯·杨的话说，“完美的危机”已经到来。

约翰·汉考克再次卧病在床，但在此之前，他已经获得了一张重要的信任票。春季是选举时间，波士顿的选民聚在一起选举四位众议院成员。汉考克位列票数榜首，塞缪尔·亚当斯和托马斯·库欣紧随其后。他们的当选确定无疑，因此5月13日，星期五早上，他们的朋友镇书记员威廉·库珀再次在法尼尔厅召集了镇民大会，商讨对和谐号带来的新闻的回应。塞缪尔·库珀带领大家做了祷告后，他的弟弟大声朗读了《港口法案》。到会议结束时，全城都已投票——据说是全体一致通过——决定用老办法对抗英国，但换成一种更为强大的形式。他们呼吁全面禁止马萨诸塞及其他殖民地与英国或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直到港口法案被废除为止。他们派保罗·里维尔将话带到哈特福德、纽约和费城。

事实上，全城的意见远非一致，超过100名主要公民公开表示愿意与英国达成协议，并赔偿损失的茶叶。里维尔也不知道这项提议是否能得到其他殖民地商人和农场主的支持，那些殖民地今年的农作物水稻、小麦和烟草已经在地里长了起来，他们的港口也仍然开放。但是在波士顿，危机却进一步加深。同一周五的下午，市民们听到港口那边炮声齐鸣。莱斯利中校命令鸣炮欢迎皇家军舰莱弗利号以及随船而至的新任州长。哈钦森匆匆从镇上赶往威廉城堡，参加欢迎宴会，并亲耳聆听盖奇将军讲述诺斯勋爵一揽子报复措施的具体细节。

完美的危机

托马斯·盖奇带着对波士顿公民满满的偏见踏上了波士顿的土地。“美国纯粹就是一个恶霸，彻头彻尾”，盖奇将军在1770年曾说过，“而波士顿人是目前最大的恶霸”。四年后，55岁或左右——他的确切出生日期不详——这位马萨诸塞州新任的独裁者终于有机会可以教他们认识错误了。他在多达数百页的官方信函里，常常带着恼怒的口气，就像是一位校长面对着一个难以管理的私立学校，学生们对纪律和惩罚显得无动于衷。在他眼里，美国人的行为就像是恼人的青少年，总是花样新出地折磨他们的老师。

在他身后200多年的今天，谴责他个人在战争临近时所做出的糟糕决定已没有多大意义。但在当时，他手下的一些军官就已经这么做了。据邦克山的一位元老，詹姆斯·威姆斯，这位苏格兰少校说，盖奇将军根本不适合指挥：他评价盖奇“能力平庸，完全缺乏军事知识”。虽然盖奇是个失败者无疑，可是在1774年春天，能代替他的其他英国军官恐怕也未必就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在波士顿，盖奇被迫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角色——军人和政客——这两者事实上是不兼容的。他的任务从开始的那刻起就是无望的。

当然，是盖奇给自己招揽了这种困境，他在1月份给乔治三世做出了误导性的简报。但他在威斯敏斯特的同事们和政治上的领导也同样要为发生在新英格兰的惨败负责。他对美国人的不屑一顾也正是伦敦方面普遍持有的看法；他在军队中的同事批评他时，通常会指责他太过谨慎，而不是过于急切；以桑威治为代表的海军对“葛斯比事件”和茶党仍然是怒不可遏。在那一年的春夏两季，英国当局没有任何人怀疑过报复是否是必须的，或托马斯·盖奇是否是执行它的正确人选。

盖奇作为军人的职业生涯一直很忙碌。作为卡洛的老兵，他站在阿尔伯马尔公爵一方，这位高地宗族的屠夫和坎伯兰公爵一样血腥，因此盖奇之前是见识过叛军的。他在美国也不缺乏战斗经验，与法国人和俄亥俄州的印第安部落都交过手。理论上，他了解美国的问题和美国人。自1755年以来，盖奇就在美洲大陆上当职，并娶了一位迷人的新泽西美人，玛格丽特·肯布尔，在纽约建立了一个朋友圈。他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延伸到了对其土地的占有，他在伊利湖附近拥有1.8万英亩土地，在西印度蒙特塞拉特岛上还有一个奴隶种植园。在军事科学方面，盖奇甚至还一度是个创新者，建立了一个适合旷野作战的轻步兵团，由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用来侦察地形、奔袭作战。

他的记录中只有一个污点。1759年，当英国人推进到加拿大与法国人作战时，盖奇领导一支驻扎在尼亚加拉瀑布的纵队。魁北克镇已经落入了乌尔夫将军之手，盖奇应该从安大略湖扬帆而上，拿下法国在格莱特的堡垒，然后前往蒙特利尔扼住敌人的咽喉。但是冬季临近，盖奇担心他的供应和撤退路线的问题。令他的上司失望的是，他在原地按兵不动，错失了在那一年就能结束战斗的机会。虽然这件事令人尴尬，但等到茶党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已经基本被人遗忘了。只是在适当的时候，他的批评者们会再次指责盖奇将军的犹豫不决——威姆斯说他“在处理每一项事务中都表现出胆小和犹豫”——当然这样说也只是后见之明，并且可能还夹杂着威姆斯的个人目的。

1774年的盖奇注定会摇摆不定，偶尔还会不知所措，但是他的错误并非来自性格缺陷，而是同样源于文化障碍，以及困扰着白厅内阁的偏见。尽管他在殖民地有着漫长的任职经历，盖奇对美国仍知之甚少，并且他所知道的那点东西也打上了他自身思想的烙印。像亚历山大·莱斯利一样，盖奇将旧的新英格兰宪章看作是不合时宜和危险的，认为它是一个遥远、相异时代的遗物，那时无知的清教徒还不受人管束。他也并不是真的关心纽约，那里的暴徒也一样凶狠，当地的政客也是同样的无聊和自私。即便如此，他也本可以收集信息，并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叛乱加以防范。但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军队中，没有人希望一个和平时期的指挥官表达那种程度的预想。

作为一个英军的官僚，盖奇快乐地待在他的办公室或是他妻子的沙龙里，对于送到他办公桌上的工作他会努力完成，但他觉得没有必要密切注意时局的变化。他很少离开纽约，也从不仔细研究地图，而后者对一位将军来说应该是必须的。盖奇对地形毫无概念，他既没有搜集过统计信息，也没有时间去研究殖民地的贸易和金融。结果就是，如果出现叛乱和战争，他缺少评估敌人手上资源所需的信息。他对南方的无知尤为糟糕。在寄回国内的信中，他几乎从没提到过弗吉尼亚。他将军务交给了荒唐可笑的邓莫尔勋爵管理。结果，在1774到1775年间，弗吉尼亚州完全出人意料地加入了叛乱。

在他坐镇曼哈顿那漫长而安静的日子里，盖奇还丧失了他对军事科学的喜爱。虽然轻步兵在美国是至关重要的，但因为美国地域广阔又有森林覆盖，将军还需要有轻骑兵。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轻骑兵或轻龙骑兵将会是无价的，他们可以搜寻侦察或组成一个移动预备队，可以迅速长距离移动，并且到达目的地后就能立刻投入战斗。在七年战争中，英国为了在与德国作战中达到同样的目的，而创建了轻龙骑兵团。但在革命爆发前的十年间，盖奇寄给伦敦的信中从未提到过骑兵。他从未想过要求建立轻骑兵团，直到为时已晚，要是有轻骑兵，他们在康科德本可以反败为胜的。

不过把军事失败完全归咎于盖奇也是不公平的。当他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州长时，他就身处一种绝望的境地，不得不在他的专业之外做出决定。在大英帝国后来的历史中，尤其是在20世纪的亚洲，比盖奇更有能力的其他职业军人也被迫身兼政治领导时，就会经历类似的困境。他们的声誉到最后很少能够保全。拿盖奇来说，他面临的困境尤为严重。甚至在离开英国之前，他就已经让政治考虑破坏了他多年前制定下的战略原则。

早在1766年，盖奇就意识到，如果新英格兰起义反叛，战胜它的关键在于哈得孙河河谷。虽然他对绘图法和地形缺乏兴趣，但这一点还是显而易见的。河谷在北方殖民地和他们南方盟友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屏障。英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布朗克斯和西点附近高地之间的河流交叉口。控制住向北通往加拿大的山径也同样关键。只要哈得孙河河谷安全，海军在纽约港和哈利法克斯的基地安全，英国就可以把新英格兰孤立起来，将之与大陆相隔离。

在《印花税法案》骚乱后不久，盖奇给陆军部写了一封信，为这种策略辩护。至关重要的是，这项计划需要他把大部分部队留在曼哈顿。如果这个行动计划在1774年被执行的话，美国革命虽然仍会爆发，但其开场部分将会完全是另一番情形。封锁会让殖民地无法获得武器弹药，新英格兰的叛军可能就要被迫让步。可一旦决定由盖奇出任马萨诸塞州州长，他几乎没有选择，只好忽略自己之前的建议，转而去占据其主要海港。而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在战争失败后，将军的首席工程师，约翰·蒙特莎上校列出了一系列失败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他所说的“派遣盖奇将军带着四个兵团到波士顿的巨大错误”。波士顿距离通信干线很远，并没有军事价值。它位处半岛，又被周围的高地俯瞰，因而很难防御，它对英国军队而言只会是个陷阱。在登上皇家军舰莱弗利号之前，盖奇本该向政治家们指出这一点的，但即使他说了，他们恐怕也不会听。鉴于诺斯勋爵的支持者们高涨的反美热情，就必须派兵前往波士顿去维护帝国的权威。可是英国兵一旦登陆，要再想把他们弄出来可就难了。

随着春夏季节的展开，盖奇让波士顿变成了一个困扰。他向国王做出的承诺将他引入了歧途，他让他的政治代表团来指挥部队的调遣。从4月开始，他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因为威廉城堡只有步兵第64团驻守，他命令他在纽约的副手，弗雷德里克·哈尔迪曼德少将派送60人和8门野战炮加入他们。虽然这似乎是合理的举动，但将军这样做的理由却非常模糊。尽管莱斯利中尉的堡垒那里需要更多的火炮，盖奇却仅仅打算将大炮架设在波士顿公园，而来自不列颠群岛的那些额外步兵兵团则列队站在大炮一旁。

换句话说，他打算炫耀一下武力。他要威慑全城，希望温和派振作起来，从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那里重新夺回主动权。这是个奇怪的计划，特别是已有前车之鉴——导致1770年大屠杀的那次失败的军事占领。再考虑到波士顿那些蜿蜒的街道，这个计划就显得更奇怪了——在这样的街上向暴徒开炮就必然会伤及皇家自身的财产。

显然，盖奇从来就没想过要真的开火。他为他的军队只准备了帐篷而根本没打算去安排营房，因此，他似乎相信在冬天到来之前，港口法案早就可以治好波士顿的傲慢无礼。事实上，起初他所面对的还不是彻底的敌对行为。5月17日中午，在冷风和大雨中，盖奇的舰船于长码头登陆，他检阅了民兵团，并作为州长进行了宣誓。他甚至还收到了几声欢呼。

接着是在法尼尔厅举行的晚宴，大家为效忠君主而干杯。还不到一周，盖奇就带着十足的信心给达特茅斯写信。此时哈钦森终于要离开这里前往英格兰了，而港口也将于两周内关闭。虽然新当选的议会成员已经准备好了见面，盖奇建议让他们等到6月，首府搬到塞勒姆之后。大约在同一时间，来自英格兰之外的两支兵团，第4和43步兵团，也即将到达。盖奇告诉他的主子，港口法案已经给了激进分子一个教训，“但发热的头脑不会一下子就冷静下来，因此最好多给一点时间让这样的冲击发挥作用，这里的议会可能也会更心平气和一些。”

他打算等待时机，直到马萨诸塞州议会和波士顿城毕恭毕敬地前来为销毁茶叶道歉。公平地讲，起初他别无选择。他还没有收到强制法案的全文，或达特茅斯对他们行动的最终指令。他也不能挑起对抗，那样可能会以暴乱收场。很快，盖奇发现没有人会为茶党组织者在法庭上做出不利的证词，所以他选择不把汉考克和亚当斯抓起来审问，虽然在伦敦方面看来，把他们抓来审问是多么清楚明白的步骤。但他没能意识到，这种等待的策略正给了对手可乘之机。囿于波士顿一处，离南方的大城市有着几天甚至几周的路程，盖奇没有意识到时间是有利于美国方面的，并且在那一年剩下的时候也都将如此。

贸易联合抵制是波士顿激进分子最强大的武器；但是要奏效，就必须有其他殖民地的配合。至少，他们需要纽约、费城、查尔斯顿的加入，理想情况下，他们也要得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配合。只有中断烟草和海军补给品——来自卡罗来纳州的焦油——才足够有杀伤力来让英国重新考虑他们对马萨诸塞州的政策。 [29] 组织起这一切需要时间，因为每一个殖民地都有各自的理由来反对全面向宗主国出口的禁令。但是波士顿港被关闭的时间越久，其他美国港口的不满就会越多，那么塞缪尔·亚当斯和他的盟友们要求联合抵制的机会也就越大了。关闭港口虽然看似是个聪明的策略，却有它致命的缺陷。它是没有期限的，这就意味着它给了激进分子所需要的时间。

到了5月底，约西亚·昆西已经编出了一本小册子来说明这一点。昆西有着律师对细节所特有的关注，他专注于波士顿《港口法案》中一个特别敏感的条款。条款没有为封闭港口设定一个时限，也没有给予州长结束封闭的自由裁量权，议会只是说，港口将会一直保持封闭“直到国王陛下认为可以了为止”，直到波士顿赔偿了所有人蒙受的损失为止，赔偿的不仅仅是东印度公司损失的茶叶，还包括任何提出损失赔偿的人，如收货人、海关官员、船主以及他们雇佣的船长。无论波士顿做出了怎样的赔偿，是否足够或公平都只能由国王说了算。而国王陛下的这个回复可能要波士顿城等上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港口只能依照皇家法令保持关闭，这样独断的皇家法令也同样束缚着盖奇将军的手脚。

发表在1774年11月议会重新开会之前，伦敦。这幅卡通画上，皇家海军包围了波士顿，英国兵围攻自由之树，而鳕鱼作为基本物资被提供给城里的人。（美国国会图书馆）

昆西后来成了一位卓越的宪法律师。他的分析是无可辩驳的。不过在他的小册子出现之前，《港口法案》就已经引起了其他殖民地的敌对，那些地方的政治活动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到了5月底，切萨皮克与波士顿站在了一起。25日，在安纳波利斯的烟草港口举行了一个镇民大会，大会敦促马里兰加入抵制，并呼吁对任何未能跟进的殖民地采取报复措施。而在弗吉尼亚，英国的运气再次走背，当《港口法案》的消息传到威廉斯堡的时候，下议院正在开年度会议。

“我们编造一个决议，”托马斯·杰斐逊回忆，用来反对该法案，并呼吁进行一天的祈祷和禁食来支持波士顿。不久之后，州长多莫尔解散了议会，随后的5月27日，89名议员在罗利酒馆呼吁召开大陆会议来组织反英运动。但是直到6月的最后一周，即，安纳波利斯会议和威廉斯堡会议的一个月后，盖奇仍然完全不清楚它们的意义。与盖奇相对应的邓莫尔勋爵也疏忽大意，没有起到什么帮助作用。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给英国发送了一封简短的信函，汇报了罗利酒馆的集会后，就动身去了前线对肖尼开展了一次远征，这件事让他一直到冬季之前都再无消息。

同样，对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的不满情绪将军也毫不知情。这两个省的政治复杂，分为多个派系，他们对强制法案的反应很难说得清。商人们的意见存在分歧，但主要是担心贸易抵制会造成损失。尽管如此，任何英国军官只要到曼哈顿的海滨去散散步，就会感受到强烈的敌意。6月15日，数千人聚集在一起，搭起了一个绞刑架，在上面烧毁了更多韦德伯恩、哈钦森和诺斯勋爵的雕像。这场示威发生的时候，关于《魁北克法案》的消息还远没有传到美国，而届时，那将引起更大的不满。

盖奇肯定已经知道《魁北克法案》的内容，至少也应该知道个大概，因为在他离开英格兰之前，该法案已经出了两次草案。而如果他知道，就应该可以预见到它引起的敌意将远远超出马萨诸塞州。但他仍将所有的注意力都局限于波士顿及其周边的城镇。对盖奇这样一个无知透顶的人来说，他太容易相信其他殖民地会对波士顿的请求置若罔闻。在他看来，纽约和费城永远都不会加入联合抵制，大陆会议根本不可能发生。“波士顿最多能得到别人的几句好听话”，将军在6月26日写给达特茅斯的信中显露出了惊人的自以为是。

因此盖奇只是继续等待，几乎没有任何战略计划。还没到月底，他对众议院也不再抱希望，此前，众议院带着毫不妥协的气氛在塞勒姆召开了第七次会议。以埃尔布里奇·格里为首的议会只做了一件事——鼓动人心，他们秘密投票派出代表参加弗吉尼亚州提议的大陆会议。十天后，盖奇解散了议会，何时会重新召集议会变得遥遥无期。不过这也成了一个错误，为代表们提供了借口，只要他们觉得合适，就会非法重新召集议会。盖奇还过分解读了塞缪尔·亚当斯的战术性退让。几周以来，亚当斯的通信委员会一直在努力建立起人们对《神圣盟约》的支持，这份文件呼吁每个城市和乡村都禁止消费英国的商品。它因受到商业团体的强烈反对而没能赢得广泛的支持，但盖奇却草率地得出结论，认为民意是倾向于他的。媒体报道对英国无休止的诋毁已经让将军在私底下感到非常疲倦和沮丧，但他在仲夏时写给达特茅斯的信中仍然带着一份自负。假以时日，人们就会渐渐看清其中的缘由。如果他保持冷静，继续等待关闭港口的法案生效，那么煽动者就会慢慢失去控制，善意的人将再度成为主流，而汉考克之流则会被绳之以法。

要是魁北克法案未曾被通过，也许盖奇会被证明是对的；但事实上，这场等待的博弈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亚历山大·莱斯利已经在背地里指责他懦弱胆小。这位中校7月初写给国内的信中喷发着他对盖奇不作为而感到的愤怒和沮丧。好几次——“担心他忘记或不像我一样了解他们”——他向将军示意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特别是针对“那个最聪明狡猾的家伙，亚当斯，他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就如何处理叛徒的问题上，莱斯利记得有一位西班牙指挥官可以给英国人上一课。1769年，亚历山卓·欧瑞雷——别称血腥欧瑞雷——镇压了新奥尔良的起义，并用行刑队处决了五个反叛者。莱斯利说，这才是美国人唯一能听得懂的话。“如果把我说的那些人送上五六个回国，用他们去点缀泰伯恩刑场上的绞架，那效果会比关闭港口好，”他写道，“现在除了绞刑或枪决，啥都不管用了，孩子已经被宠坏了，温柔的矫正是无用的。”

如果盖奇听从了这个明智的劝告，他也只是将战争提前了九个月，但中校在关闭港口这件事上说得没错。虽然措施过于严厉，但是正如约西亚·昆西所列出的理由，要是波士顿被完全孤立，那么即便在整个美国引起反弹，这个风险也是值得冒的。但海军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却是个疑问。到目前为止，约翰·蒙塔古任期已经结束，接任的是61岁的老海军上将塞缪尔·格雷福斯。这位新司令记得1758年到1759年封锁法国海岸线时的艰难，几乎达到了英国舰队的极限。虽然新英格兰的水域不那么危险，敌人也没那么可怕，格雷福斯清楚要周复一周地严密封锁住一个港口是多么困难。

6月30日，当他到达美国时，格雷福斯发现他的舰队仅有19艘船，其中只有9艘船——基本都是巡防舰或像葛斯比号那样的纵帆船——在科德角待命。很快他就给国内写信要求更多的船只，不仅仅用于对付波士顿，还用来治理从楠塔基特岛到纽约的海岸走私活动，那一段海岸一直无人防守。但桑威治勋爵手上几乎没有富余的资源。5月，法国的老国王死于天花，路易十六登基，关于法国海军在布雷斯特和土伦重整军备的消息再度传来。在新任君主的意图明确之前，格雷福斯只好等待。桑威治密切注视着英吉利海峡的动静，到了年底之前只给格雷福斯增派了三艘巡防舰。

与此同时，盖奇将军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听到武装抵抗的模糊传言后——7月初他把这个消息传给伦敦——他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办法。他决定将尽可能多的军队塞进波士顿公园的营地。6月末，第一批分遣队，即第5步兵团，到达了。两周后，盖奇开始从纽约和新斯科舍抽调兵力，召集来了第43和第59步兵团，以及三支野战炮连队。他们赶到这里并没有明确的任务需要执行。城市起义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近些年来，美国的几起直接暴动都出现在农村，在北卡罗来纳或在内地的纽约——如果盖奇最担心的是这个，那么他应该在半岛的高地上，从多尔切斯特高地到查尔斯顿，动手筑起防御工事。但将军并没有这样做，整个夏天，他的军队都在闲置。

当他的兵团集结在波士顿后，2000人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住在帐篷里，被怀有敌意的邻居包围着，这些人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必须为他们供应日常用品；除去盖奇早先乐观的看法，现在看来，迟早要为他们提供过冬的衣物和营地；并且同时，他的官员还必须要保证营地的安全和卫生。与不卫生和无纪律做斗争成了一场持久战。没有公共厕所，只有地上挖出的洞或帐篷里的稻草。虽然公园里可供饮用的水井不多，但烈酒几乎无处不在，波士顿城里的人在周围摆摊兜售。“无耻而可憎的”波士顿妓女随手可得，她们窥伺着任何一位英国军人来与之寻欢作乐。

随着气温的上升，将军认为没有理由留下来和他的部队一起苦熬，这座城市虽然在愠怒，但表面上很平静。7月20日，就在他前去塞勒姆附近的丹弗斯，相当于去度假之前，盖奇给达特茅斯又写了一封信，说服他不要担心。虽然马萨诸塞州依然无礼地拒不合作，但其他殖民地都很安静。“纽约那恶毒的党派已被击垮，而费城的态度是温和节制的”，将军说。《港口法案》生效六周后，波士顿开始受到影响，贸易商库存短缺，朗姆酒和糖蜜的价格上涨。除此之外，纽约这里一切平静。盖奇也没有看到任何大陆会议能召开的迹象。他对殖民部长说，那“只是空谈和谣言”。

事实上，大陆会议已经定于9月初在费城召开，与此同时，南方的殖民地也正在向叛乱迈进。昆西对港口法案的精彩剖析被广泛转载，人们对这项措施是残暴专制的看法已毫无疑问。很快继昆西的小册子之后，托马斯·杰斐逊发表了一篇更为著名的文章，直接反驳了盖奇对形势的自满。杰斐逊的这篇文章——《英属美国的权利概要》——采取了比此前任何其他作家更为激进的态度。多年来，美国人一直拒绝承认英国议会为殖民地制定法律的权利，但这位南方人更进一步，对整个帝国的机制以及忠于王室这个概念发出了质疑。

像在威斯敏斯特围攻皇家马车的暴徒一样，杰斐逊显示出了他个人对国王的敌意。“国王陛下没有权力派出哪怕是一个武装人员到我们的海岸”，他写道，乔治三世仅仅是“最高行政官”，在美国只拥有美国人认为适合给他的权力；如果要保留这个属国，那么属国就必须用双方都同意的方案进行重新设计，使之成为一个自由且与宗主国平等的联邦。这个想法在议会辩论中被提到过，但只是一提而过。鉴于英国内阁中盛行的观点，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杰斐逊的确非常激进，但是抛开政治哲学，他的宣传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他那篇概要表明了南方的态度正在迅速变得强硬。而白厅对南方，这个一直以来的薄弱环节的了解，甚至比对新英格兰的还少。

7月初，强制法案的所有要点在南方已广为人知，甚至一些有关《魁北克法案》的模糊报道也传到了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大陆会议远非仅仅是空谈和谣言，南方殖民地就大会应该采取的路线展开辩论，这本身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7月8日为止，南卡罗来纳已经进行了三天的会议，联合起省内的各种群体：边远地区的农民，查尔斯顿的工匠以及滨海最有钱的种植园主们。他们选出去费城参会的代表，并成立委员会来运行殖民地事务，相当于在事实上创建了一个临时政府。三周后，副州长提到“一种普遍存在的、对英国戒备的情绪”，它“就像野火一样”迅速燃遍了整个美国。这封信在9月才到达伦敦，那时大陆会议已经开完了。与此同时，弗吉尼亚州的30个县也已经投票通过了一项关于对英国进行全面贸易抵制的决议。

杰斐逊的那篇《概要》在私底下流传开来，当局却毫不知情；8月下旬，它在美国印刷出版；11月5日，它突然就出现在了伦敦街头，售价1英镑6便士，并在《伦敦晚报》上进行了大肆地推广宣传。白厅里似乎没有人读过它，但即使他们读过，要想阻止革命为时已晚。此时的马萨诸塞州人民已经公开反叛两个月了。

火药危机

“王权不能建立在不义之上”，7月28日，马布尔黑德的通信委员会同样表达了对国王的反感。极端的高温天气使得军队停止了操练，而再过几天，盖奇就会接到《马萨诸塞州政府法案》的条文。盖奇周围，反抗的声音空前高涨。

盖奇在丹弗斯的避暑别墅里开始感到了不安。他每天从报纸上搜寻线索，看法案可能会引起怎样的反对。8月初，当地报纸《埃塞克斯公报》刊出了一封从波士顿发出的信，在盖奇看来，这封信是在秘密煽动整个新英格兰起义。将军开始意识到，也许亚历山大·莱斯利一直都是对的，终于，他在信中的语气开始转变。

在此之前，盖奇坚持认为汉考克和亚当斯领导的只是一小撮人马，但这个队伍却一直在发展壮大。就连查尔斯顿那样远的地方也源源不断地将大米、谷物和鱼供应给波士顿。在讲道坛上，甚至在哈佛大学的讲坛上，神职人员滔滔不绝地煽动叛乱，谴责英国人是罗马天主教反基督的代理人。至于大陆会议，已经从可能变成了必然。塞缪尔·亚当斯和他的代表们将在一周之内动身前往费城。

“我希望法案能快点到来，它将是对人们行为的一次检验”。盖奇写信给国内的达特茅斯。好像是要加注筹码一样，他将约翰·汉考克从上校学员一职上撤下，可这步棋早就已经逾期无效了。之后在8月6日，将军的愿望实现了。航行护卫舰，斯卡伯勒号到港了，它带着1万英镑的白银——目前军队已经资金紧缺——还有一捆急件，其中就包括调整法案的正式文本。他终于拿到了白厅九个星期以前起草的最终指令。

等待结束了。将军召集国王钦定的议员到塞勒姆宣誓就职。在指令中提到的36名马萨诸塞州的知名人士只来了24人，并且他们的到来加剧了盖奇对殖民地的焦虑情绪。这些人从省内各地前来，带来的消息用盖奇的话说是“疯狂而普遍的暴怒”在每个县肆虐。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感到担心。

几个月前，托马斯·哈钦森曾警告，伯克郡在蠢蠢欲动。但现在将军听到的麻烦不仅存在于那里，还有斯普林菲尔德和伍斯特，并正在向康涅狄格州蔓延。这正是他在读过《埃塞克斯公报》后所担心的：波士顿城已经联合了农村来对抗他。因此将军带着三个目的回到了波士顿城。8月13日，他召集波士顿的行政委员们，宣读了法规，禁止未经他的批准就召开镇民大会，并警告他们不要再有任何反对意见。之后，趁着傍晚的凉爽，他去波士顿公园会见他的副手，休·珀西，最近刚被授予准将军衔。现年32岁的珀西曾就读于伊顿公学，他是那种被英国人称为严明公正的官员，他善待士兵，但对于任何违规出格的人都会铁面无情。珀西对营地的封闭更为严密，禁止外人入内，严惩逃兵和擅离职守的士兵。

他和盖奇一起视察营地，亲切地走近下士和中士这些军队作战的中坚力量。在战争开始之前七个月，形势就已经清楚：他们可能必须采取攻势，从波士顿出兵去平息内地的叛乱。那天晚上，他们命令每支部队建一个行李房来存储过重无法携带的装备。在同一周内，天气终于转变，降下了大雨，操练又得以继续，并比以往增加了许多活力。

带着野外作战的预期，珀西匆忙操练炮兵部队。到目前为止，加上后来的两个步兵团，英国方面总共有七个团，一个在塞勒姆，六个在波士顿，后者基本都集结在波士顿公园，但也有一些士兵驻扎在港口边的临时营地。17日，珀西从每个团里抽出20人作为额外的火炮手来训练。每天早上操练，射击后湾山坡上的标记。

在斯卡伯勒号到达十天后，将军抓住了主动权，并有武装火力的保障，但之后面对着殖民地无处不在的反对，他又丢失了手中的主动权。就像波士顿《港口法案》一样，过于宽泛和严厉的措施会失去效力，马萨诸塞州的调整法案太过于好高骛远了。法案过于宽泛，也过于咄咄逼人，它在全省掀起了叛乱的浪潮，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广，根本不是盖奇将军能够阻拦得住的。

“我们确实处在最为紧要的关头，接下来会出什么大事，只有天知道”，塞缪尔·库珀8月15日从波士顿写信给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是在他这封信寄出之前，革命已经触手可及了。白厅官员起草的调整法案给了殖民地一个用来反抗英国的武器。第二天，在内陆深处，近100英里外的伯克希尔县，这个武器被首次使用。

但再一次，英国未能理解新英格兰的内部动态。如果内阁将新的调整法案限制用于马萨诸塞州的中央办公室，仅仅将额外的权力赋予州长和他的委员会，以及最高法官们，这条新法还有争取成功的机会。而相反，调整法案一直下达到了政府的基层，威胁要彻底结束民主。在未来，每一个法庭上所有的陪审员，即使是最初级的，也都将由县治安官任命，而不是由人民选出。镇民大会在实质上也相当于被禁止，该法案打击了每一位成年男性，剥夺了他们在一百年以前就享有的自治权利。每个县都有一个民事诉讼的下级法院，每个月开庭解决一些小的纠纷，发放酒馆许可，执行债务，并对未能依法纳税的人发出令状。人们只要在下次开庭时关闭法院，州长就会失去执行法律的手段，而新体制也将胎死腹中。

8月16日，伯克希尔山的农民率先动手了。正值一年里最繁忙的收获时节，但成百上千的农民走上街头，把大巴林顿的法院周围围了个水泄不通，阻止法官们就席。在一个叫作蒂莫西·毕格罗的铁匠的牵头下，东部伍斯特郡的爱国者们聚在一起也打算如此效法，他们还给波士顿写信，呼吁召开会议以确保所有其他县也都照做。会议将于26日在波士顿城召开，持续两天。等到会议结束时，美国革命就已经开始了。

与此同时，更多来自英格兰的消息为抗议火上浇油。马布尔黑德有一个船长，名叫本杰明·卡利。他的船在美国和西班牙之间往返，途中经常停靠在英格兰最西部的法尔茅斯，那里是运送官方邮件的快包船停靠的港口。因此，卡利和他的船莫莉号总能最先探得任何来自欧洲的轰动消息。

8月20日，星期六，莫莉号停靠在马布尔黑德，她带来了英国7月初的报纸，上面报道了在威斯敏斯特针对国王的示威骚乱。据卡利所说，《魁北克法案》在民众中引发的怒潮很快就会把诺斯勋爵扫下台。在伦敦，公众舆论在美国问题上摇摆不定，再加上大选在即，赌徒们以五比一押注现任政府将在圣诞节前消失。那天晚上，埃尔布里奇·格里将这些消息发给了波士顿，周一它们就见报了。21日，另一艘船带着来自伦敦的相同报道到达纽约。这些消息传到查尔斯顿的一星期后，就占据了《南卡罗来纳公报》的专栏。

消息全部都是胡乱的夸张。但这些消息却符合亚当斯几个月来一直在告诉朋友们的话。得到利兹错误信息的印证，亚当斯开始相信英国人过于软弱和分裂，过于忌惮法国，以至于不敢站出来对抗殖民地反抗的坚实阵地。实际上，诺斯勋爵从未比现在更强硬，法国根本无意出动海军，而卡利带来的新闻报道全都只来自于首都的威尔克斯阵营。这些报道让人对宗主国的普遍情绪产生了错误的印象。结果是，莫莉号带来的新闻让新英格兰的紧张局面大大加剧，只能以彻底的暴动告终。

22日，周一上午，英国人还在波士顿公园操练的时候，《波士顿公报》用了整整两个版面登出了来自帝国中心的报道。开场是里士满公爵的谩骂，他谴责了强制法案。接下来的是查塔姆勋爵那失败的演讲，好像这个演讲具有重大的意义似的。他们描绘出了一幅统治阶层处于混乱的画面。《波士顿公报》还刊登了威廉·李的一封信，这让波士顿人对自己应该遵循的路线毫无疑问了。

李最近刚刚结束了他作为伦敦治安官的任期，据他说，强制法案实际上是“对你们省最公开、明确的宣战……”。迄今为止，达特茅斯基本上还未像其他部长那样受到殖民地媒体的侮辱和辱骂，但现在，李给他也贴上了反派的标签。“整个政府中没有一个是你们的朋友，”他写道，“达特茅斯，除去对美国人有一副奉承虚伪的嘴脸外，他是内阁的一员，他和你们在这个国家里的任何一个敌人一样坚决、暴力。”

这又是一次严重的误导——就在那一周，达特茅斯还在私下告诉朋友，他可能会与大陆会议展开对话——但在马萨诸塞州，谈判和让步的时机已经错过。在内陆地区，针对命令书议员的恐吓活动已经展开，除了街上的游行示威还开了几枪。在海岸线上，塞勒姆的通信委员会采取了下一步，格里的大学同学蒂莫西·皮克林在其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除了关闭法院，惹恼英国人、颠覆皇家权威的最显著的方式就是无视法规，召开镇民大会。8月24日上午，在塞勒姆就召开了这样的一场会议。

8点钟，会议召开前的一个小时，盖奇将军召见皮克林和他的同志们，告诉他们这样的会议是扰乱治安的，命令他们等人到的时候把大家解散。他们拒绝了。将军有第59步兵团待命，就派他们进城。而士兵还在路上的时候，会议召开了，在迅速完成议程后就休会了。士兵们又列队走回营地，但24小时后，盖奇下令逮捕该委员会。那天晚上，武装人员开始在城镇附近聚集，要求释放他们，如果必要就诉诸武力。

这段时间的天气一直很糟糕，充满了暴雨和雷暴。8月26日，周五上午，太阳终于出现在晴朗的天空，照耀着下面忙碌的农民，他们在收割最后一茬庄稼，在给谷物脱粒，或者在赶着羊群吃地里的秸秆。而盖奇这里却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有关骚乱的报告，殖民地似乎正在崩溃、陷入混乱。他预计他的总部很快就会受到攻击。在丹弗斯，盖奇有两个连队，它们来自莱斯利的第64团；在塞勒姆，第59团已经整装待发；还有一支分遣队已经去了马布尔黑德。将军命令它们全体做好战斗准备。“万一反叛者真的发动进攻，使用了枪支”，他写道，“第59团就出动驱散反叛者；他们会察觉通信委员会是一切祸害的始作俑者。”

这是亚历山大·莱斯利一直在期望的时刻。将军首次给军官们下达了书面的开火许可。自从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暴乱以来，盖奇还从未见过美国距离叛乱如此之近。不过就叛乱会在何地发生，将军却找错了地方。一直到夜幕降临，英国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却是徒劳地等待着麻烦在塞勒姆出现，而革命已在波士顿暗中酝酿。在伍斯特县首次提出开会的十天后，来自四个县的通信委员会代表们集合在了一起——伍斯特的蒂莫西·毕格罗，埃塞克斯的埃尔布里奇·格雷，还有来自米德尔塞克斯和萨福克的代表——策划协调一致的反抗运动。

约瑟夫·沃伦主持会议，议题只有一项。他们都认同，如果法院已经变成了执行暴政的工具，那么会议就必须创建新的政府加以取代。他们选出五人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成员包括格里，毕格罗还有茶党的资深人士——杨医生，由他们来制定一个蓝图。8月27日，周六早上11点，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了他们的报告，之后一直休会到下午。下午3点，他们签署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经过了仔细的起草和检查，以确保他们的立场明白无误。

在那一刻，革命开始了。“归属上述法院的每一位官员如若试图行使权力就将被视为披着法律外衣的叛徒，”该宣言中间一段写道，“还有其他人，无论是官员还是个人，只要试图执行议会最近的法案就会被视为违反这个省的宪法。”

他们要求成立省级议会来代替法院，由每个县选出的成员组成，并将于10月汇在一处充当临时政府的角色。文件最后的条款带着不祥的预兆，显然出自埃尔布里奇·格里的手笔：“这个省的人民应该好好应用诺福克计划中的军事艺术，使之成为保障自由的必要手段。”

虽然这一切并不会见报——要是被报道出来，所有这些与会人员都将被以叛国罪起诉——那份声明却在接下来的几周被送到每一个县进行投票表决。甚至在会议结束前，伍斯特就已经开始反抗了，多达3000人涌到镇上逼迫一个命令书议员辞职。到了17号晚上，盖奇给达特茅斯写了一封长信，并发出警告，他必须出兵伍斯特去保护那里的法官们，十天后他们将要出席开庭。

“普遍的愤怒从未如此强烈，”他在匆匆赶去波士顿前告诉殖民部长，而波士顿的情况时刻都在恶化。在营地，他发现他的四个顾问正躲在军队里，另外两个正在赶来的路上。全省各处传来消息，各地的镇民大会正在非法召开。盖奇将警卫加倍，并下令保护军队的木料场以防有人蓄意纵火。

安息日度过得足够平静，但是29日周一却带来了另一个惊人的变化。在坎布里奇经营律所和诊所的老威廉·布拉特尔寄来了一封信。他是托马斯·哈钦森的老盟友，在殖民地民兵组织中任少将军衔，这个职位使他掌管着该省的火药库。火药库在波士顿以北六英里处，坐落在一个古老的石粉场，石粉场所在的山叫作“采石场山”，长满了青草，山坡的四周是玉米地和一条名为“神秘河”的河流。盖奇并没有想过动用他作为布拉特尔长官的权力，将火药库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或保护起来。布拉特尔说，几周以来，镇子都悄悄取消了它们应该留在火药库中的火药配额，最终火药库里只留下了250只半桶的备用供给。他还听到四处都在盛传当地的民兵团告诉底下的人“随时准备好”。

显然，反叛者的领导在为流血冲突做准备。马布尔黑德的委员会再一次直言不讳地给波士顿的委员们写信。该委员会成员希望不必采取武装斗争；敦促他们的同志们阻止激动的民众，至少先等上一两个月，万一现在的伦敦政府下台了呢；但要是没有，战争开始，殖民地就必须准备战斗。“一旦拔剑，就会迎来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信中说道。这是叛国，虽然盖奇从未见过那封信，对8月26日和27日的波士顿会议也一无所知，但他接到了伍斯特发来的报告，叛军正在购买枪支和制作弹药。可即便如此，他仍在犹豫。在收到布拉特尔的信后，他等了48小时，才在8月31日晚上7点下达了他的下一步指令。

很明显，盖奇必须把火药以及坎布里奇附近的两门小炮给抢救回来。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从步兵团抽调了200名士兵，每位士兵带了一天的口粮，还从炮队调集了20名炮手。他没有让好斗的亚历山大·莱斯利指挥部队，而是选用了另一名中校乔治·麦迪森，一位刚从英格兰过来的老人。第二天早上黎明时分，麦迪森带兵从波士顿公园出发，坐渡船沿着神秘河向上游进发。他们在离弹药库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上岸，沿着采石场山的山坡向上，去见了地方治安官。治安官把钥匙交给他们，还给了炮手们一队从当地酒馆保镖那里借来的马车。在炮手们去坎布里奇接回加农炮的同时，英国兵清空了火药库，把火药装上了治安官安排的马车。那天下午，他们回到波士顿，圆满完成了任务。 [30]

但在此期间，盖奇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准备，他未能预见自己收缴火药的行动会引起骚动。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新英格兰的情报流通速度让他骤然乱了阵脚。9月2日的早晨，麦迪森出兵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东部一半的殖民地，并引发一系列的谣言和恐慌。据传，英国兵射杀了六名美国人，这样的不实传言让成千上万的叛乱分子蜂拥到了坎布里奇。“一大群人聚集了起来”，将军写道，他努力想要弄清楚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知怎地，布拉特尔的信件内容被曝光了。人们围攻了他在哈佛校园几百码远处的房子，只是他已经消失了。因为这是一次大众自发的骚乱，既没有计划也无人引导，因此整个事件的准确经过至今仍然是模糊的，就像当时盖奇对事件的了解一样。因为整个区域里住满了忠英派——即便当时坎布里奇是波士顿富人的居住区——这个小镇，为那些相信英国会使用武力威慑的男男女女们，提供了大量的攻击目标。

帝国的仆人没有谁是安全的。2号那天，盖奇的三位最高官员恰好也在坎布里奇，虽然他们幸运地逃过一劫，却被迫逃到军队去寻求保护。将军的副州长托马斯·奥利弗，还有殖民地的司法部长乔纳森·席沃，都居住在坎布里奇。到了那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二人也已在波士顿公园的帐篷里避难。第三人是海关专员本杰明·哈洛韦尔，他带着手枪正好从塞勒姆途经此处。九个月前，哈洛韦尔拒绝将茶叶运回英格兰。当他经过坎布里奇时，他的马车被人发现，一群人追了上去。反叛者们骑着马紧追不舍，但哈洛韦尔还是死里逃生，而他的下级军官约翰·马尔科姆就没那么幸运了。

那天晚上6点钟，盖奇将军试图评估当下的形式。在经过这么多周的否认后，他动笔给达特茅斯写了一封低声下气的信，等于承认了失败。“公民政府已经走到了尽头，法院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他写道。新的命令书议员一个接一个地辞职，甚至连高级法官们都不敢出庭。抗议的火焰已经烧到了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那里的纳桑尼尔·格林和其他军官带领着一支新的独立民兵组织，承诺要前来支援波士顿。第二天，局势进一步恶化。有传言说海军向波士顿开炮了。到了第三天中午，数万民兵聚集到了整个区域，要解救波士顿使之免遭毁灭。

当他们发现警报是假的，就都退去了。但是他们集结的速度和动员的规模再一次让盖奇感到了措手不及。将军愤怒的言辞与亚历山大·莱斯利说过的话如出一辙，他说“一场血腥的危机”迫在眉睫，他需要远超过现有部队规模的军队。“调解，缓和，说理这些都结束了，除了使用暴力手段，别无他法”，他告诉殖民部长。当他的这封信还在海上时，伍斯特区再次出现聚集事件，这回达到了6000人的规模，强行关闭了他们的法院。

此时的将军慌了神，陷入了几近恐慌的状态，虽然他所处的困境还远非绝境，他却已经丧失了理智。尽管格雷福斯的海军中队不足以封锁整个东北海岸线，但它机动灵活，可以随时前往任何地方。哈利法克斯和纽约的基地仍然是非常安全的，并且更多的士兵正从国内被调来。虽然马萨诸塞州已经难以压制，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9月的骚乱也只是确定了自1772年11月波士顿小册子出现以来两年中的种种反抗行为。很明显，英国内阁的策略是失败的——除了港口法案，强制法无法执行——但就算这样，对它的反思，而不是盲目地跟从却要等到另一次灾难发生之后。

这时，盖奇本可以挽回局面，只需暂时放弃马萨诸塞州，撤回到纽约和哈得孙山谷。新英格兰可以日后再收复，就像1745年苏格兰叛乱之后，盖奇集合了更大规模的陆军，同时海军也派出了更为强大的舰队。为了彻底转变局势，盖奇首先必须说服内阁。这将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只要盖奇提供证据，并为重树皇家权威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计划。但事实上，将军没有认真尝试设计替代策略。

相反，盖奇仍然选择专注于波士顿，这座城市对帝国来说更具有象征意义而非战略资产。为了保住表面上的权威，他觉得他必须保卫公民对英国的忠诚和支持。他再次让政治使命决定了他的想法，虽然它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将大陆上的其余地区抛诸脑后，盖奇选择将波士顿变成美国的新加坡，一座靠海运供给的要塞，但港口周围的腹地他却既不能保护也无法控制。他这样的做法或多或少注定了1775年将是充满灾难的一年。

9月2日傍晚，盖奇让工程兵加强波士顿与大陆相连的狭长地带的防御工事。英国兵夜间在街道巡逻，舰队监视着港口。算上所有七个团的步兵、炮兵还有总部的参谋，盖奇手下约有3000人。兵力这么少，而叛军可以召集的人数至少是他们的五倍，因而盖奇再次专心等待。在此期间，诺斯勋爵又将犯下另一个错误。他在议会的胜利让他对未来过于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