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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崩溃——“波士顿必须被摧毁”

历史大观园 列国史志 2020-07-21 10:44:36 0


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英国所有的荣耀、财富和力量必然走向衰落的命运,

这正是上天的裁决,而后她的儿子们,

在其他世界中,看到了另一个英国:

她本真的面目,那就是美国。

——登载于一份伦敦的报纸,1774年3月

这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代,律师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一样,而政治家们则是舞台编剧。不管怎样,下议院是整个王国中最大的剧场。在下议院的国务大臣席上以及反对派的那一边,各自的领导者们用笑话和独白扮演着悲喜剧演员的角色。在全国,下议院有着庞大的观众,他们通过新闻报纸上长篇的报道关注着每一场辩论。在辩论厅内,前排座位和楼厅包厢都被爱德华·吉本这样的后座议员席位上的人所占据,他们是到那里倾听和投票的,虽然他们很少会保持沉默。

大英崩溃——“波士顿必须被摧毁”

1774年的下议院,左边是刚刚建好的通向辩论厅的入口和白色波特兰石走廊,上议院在右前方。

辩论厅的房间很小,比一个板球场还小9英尺。辩论厅占据着圣斯蒂芬教堂,由都铎王朝建造,用来服务于威斯敏斯特宫。通向它的是一条由白色波特兰石砌成的造型优雅的走廊,最近才刚刚完工。因为议会需具备一个俱乐部所有必备的设施,下议院有一个爱丽丝咖啡馆,附近还有几家理发店。通过走廊,穿过大厅,就到达了辩论厅,它看起来仍像是个教堂。每一侧都有四排长椅,用绿布包裹着,成员可以躺卧在上面,吃坚果和橘子。头顶上,造型优雅的柱子拖着上面木质的旁听席,这是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加上的,为了增加辩论厅可容纳的人数。即便如此,这里最多也只能容纳300人,刚刚超过议员总人数的一半。辩论厅里总是拥挤不堪,最出名的一件事是,有一次眼睛近视的诺斯勋爵在奋力挤向他的座位时,他剑鞘的一端被另一位议员的假发给挂住了。

当议员们对讲演者的讲话感到无聊或不满的时候,他们就会起哄或“像喜鹊那样叽叽喳喳起来”,用一位记者的话说。或者干脆消失到爱丽丝咖啡馆去,只在需要投票时再回来。一些在回来的时候已经喝得烂醉。还有一些人会睡着,这其中就包括诺斯勋爵,他几乎任何时候都可能打起盹来:他让一位同事在身边将他错过的内容记下。

3月7日,周一下午3点,诺斯起身发表国王对美国的一篇致辞。办事员将厚厚的一捆文件放在桌上,总共109份,都是来自达特茅斯的文件副本,包括目击证人的陈述。任何感兴趣的议员都可以查看。诺斯暂时只做了简短的发言,谴责茶党以及在其他地方受到的阻力,但他用了内阁部长们协议通过的至关重要的说词:他们将采取措施“确保殖民地的从属关系”。这是一个模糊却来势汹汹的说法,并没有说清他的确切意图。

周末的时候,内阁部长们就已经在一起碰头再三地考虑,并决定将港口法案推迟七天通过。该法案必须在法律上万无一失,此外,他们还要起草修改马萨诸塞州宪章和法院的法案。因此这第一次的辩论只是一场小规模的交锋,参加的人数不多,主要是韦德伯恩和伯克两人的口头较量。即便如此,它却为接下来的辩论设定了基调,并将基本问题直接地呈现在了众议院。

很难想象会有比他们两人之间差别更大的情况:这位拒绝承认自己出身的苏格兰人面对的是一位带着口音的都柏林人,他讲的爱尔兰土话就像凤凰公园(位于都柏林市中心西北的城市公园)一样带着显著的地方色彩。没有人会认为伯克是野心家。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是记者,总是戴着眼镜,有时身上带着酒味。他进议会已有八年,担任要职的希望越来越小。伯克已年过40中旬。每年辉格党的成员数量都会减少一点,弃他们而去的朋友都已厌倦软弱无力的侯爵,希望能获得诺斯或国王的青睐。到1774年,下议院剩下了不到50人。但伯克仍然忠于罗金汉姆的旗帜,为了他们已经失败的事业,他仍一直在尽全力战斗。他有趣,雄辩机智,并且常常缺钱,这样的他激发了他的挚友,爱尔兰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的灵感,并创作了一些关于他的诗歌:“简而言之,这就是他的命运,无论失业还是在职,他都坐着冷板凳,大树做柴烧。”

伯克当然有他的缺点,比如谄媚。他在权贵门前总是屈膝弯腰,将罗金汉姆、德恩舍尔和其他党内的贵族领导视为高高在上的神人。他对他们事业的奉献有时也令他误入歧途:1773年下半年,因为太过担心拟对爱尔兰房地产增加新税的提议,他未能察觉正在美国酝酿的危机。在茶党事件前不久,在纽约的殖民地议会写信给伯克,抱怨他对他们事务的疏忽。最糟糕的是,伯克对他的生活和政治信条都缺少明确的概念。“他非常友好,热情,开朗,”一位当时在巴黎见过伯克的法国人说,“但他的人生哲学还有他的做事原则是模糊的——还没有固定,也没有恰当地贯穿一致。”但是当伯克处在最佳状态时,无论是他雄辩的口才还是恢弘的远见都无人能及。他有关美国的演讲是议会中的最佳演讲之一,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无人能超越,直到本杰明·迪斯雷利有关谷物法和爱尔兰问题的演讲出现才有与之相媲美的演讲。

在第一天,韦德伯恩没给内阁的决心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他表示“在一块殖民地上发生了一起事件,”他说,“如果它发生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就一定会成为导致战争的最直接原因。”然而,内阁目前并没有做出叛国罪的公开指控,但是很明显,内阁打算这样做。伯克做出了同样预兆不祥的回应。

“如果殖民地抵抗,那他们就是叛乱,而叛乱就是战争,”他说,“只有战争才能平息战争,但要特别留意,不要弄错了情况。要看看他们采取不正当的措施是不是因为你们有害的对策:在该严格的时候你们放松,该缓和的时候你们却在暴怒。”这场辩论持续了不到三个小时。据伯克所说,辩论厅里一片“死气沉沉、停滞不前的氛围”。大多数报纸都只是简要地概述了陈述的内容。即便如此,任何精明的观察家都可以看到一种模式正在开始形成。

韦德伯恩一直故意避实就虚,避免谈到任何即将宣布的立法细节。内阁反复使用这种策略,诺斯勋爵只是逐步显露出他的强制法案,几乎没给对手留下做出回应的准备时间。他经常要求下议院投票关闭旁听席并逐出民众,就是为了防止媒体在盖奇将军带着既成事实到达殖民地之前把风声走漏出去。

在另一方的伯克也为即将到来的辩论定下了基调。夹在他们政党由来已久的两难境地中,他被迫要打一场策略战。因为罗金汉姆的辉格党已经通过了《宣告法》,他们不能否认殖民地必须服从议会的意志这一点。辉格党也无法赦免像茶党事件这种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尽管如此,他们仍必须找到一种反对诺斯勋爵并尽量为美国辩护的方式。所以伯克试着从内阁的侧翼和后方寻找突破。他要用诺斯勋爵历来所犯的错误和延迟来折磨诺斯,他要发出关于流血冲突的可怕警告来激怒内阁,最终他要陈述自己对另一种不同属国的愿景。埃德蒙·伯克将会失败,但他的失败却是漂亮的。

诺斯勋爵的试金石

内阁正在准备推出关闭波士顿港的法案时,诺斯突然在舆论宣传上获得了一次他自己的胜利。3月8日传来消息,马萨诸塞州发生了另一起卑鄙的犯罪。1月下旬,一名波士顿暴徒抓住了海关官员约翰·马尔科姆,将他衣服剥光,用焦油给他身上粘上羽毛,用鞭子抽打他,折磨了他几个小时。1772年在财政部委员会的时候,诺斯就听说过美国暴力袭击海关的事情,但是并没有追究过。这一次,他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两天后,内阁告知盖奇将军,除了总司令一职外,他将取代托马斯·哈钦森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实际上,这成了决定性的一步,因为这让盖奇成了新英格兰实质上的军事独裁者。自90年前的安德罗斯总督之后,殖民地一直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情形。这个消息一定会引起美国的恐慌,因此,就目前而言,内阁对此保持沉默,就等到4月初,将军起航之前再正式宣布。

即使没有约翰·马尔科姆被袭事件,盖奇也会被选为新任州长,但是羽毛和焦油却在伦敦激起了强烈的反感,从而更加坚定了内阁的决心。最终愤怒也给了诺斯勋爵有力的进攻手段,3月14日,他将波士顿港口法案呈现给了下议院。窗外,冬日里的大雨持续不断,泰晤士河的水位一直涨得漫过了堤岸,达到了人们记忆中前所未有的高位。辩论厅内,诺斯起身讲话。媒体和旁听席上的人员都被清了出去。据说,他讲得很平淡,少了平日里的幽默和高昂的情绪。显然他已经很累了。他说,马尔科姆所遭受的“超出了此前的任何残忍行径”,这一事件已将波士顿的邪恶历史盖棺定论。

虽然疲惫,诺斯仍讲了一个小时左右,将一切摊开,描述了波士顿将受到的惩罚。海关人员将撤回到塞勒姆,从6月开始,波士顿港将对外关闭,只准许最基本供应的进出,海军将在一旁确保这条命令得到遵守;并且波士顿必须对东印度公司做出经济赔偿。只有当国王已经确知这些都做到后,港口才会重新开放。 [24]

被对方打得乱了方寸的罗金汉姆一党试图回应,他们的援助来自于威尔克斯阵营和一个年轻人,查尔斯·吉姆斯·福克斯,是最先发言反对内阁美国政策的人。但是同样,这一次他们也没能提出替代策略。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陈述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虽然波士顿必须被警告,但关闭港口这样激烈的措施在大家的记忆中是史无前例的。这不仅会难以执行,而且也不公平,因为其他三个城镇也抵制了茶叶并对所发生的事情承担共同责任。福克斯和罗金汉姆一党的发言没起到什么作用。一位议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场辩论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为冷场的一个”。在国王能够签署这条法案之前,还有两周的辩论时间,但内阁似乎已经接近了胜利。

在议会的限制之外,新英格兰在商界有一些直言不讳的盟友,但在政治上他们是虚弱的。17日,与北方殖民地有贸易往来的商人派出了一支代表团到唐宁街,去会见诺斯勋爵,恳求再给波士顿一次机会。就像他们所熟知的富兰克林一样,他们也希望马萨诸塞州议会可以自愿赔罪。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他们几乎没有可能改变内阁的想法。首先,游说团的规模太小了。英格兰和北美全部贸易的一半只通过伦敦的十家公司,其中大部分都是和理查尔斯顿以及弗吉尼亚州打交道。更何况主宰殖民地贸易的商人中还包括威尔克斯阵营这样被公开指责不忠的团体。这些伦敦公司中至少有三家由威尔克斯的朋友和他在政治上的支持者们经营,其中就包括约翰·汉考克的经纪人乔治·海利,他被认为很快就可以进入议会。

宗教上,海利和他的盟友们更倾向于不信从国教的长老会或浸信会,这使得他们看起来更加可疑,像诺斯这样的政治家们仍将英国国教视为国家的道德中心。当这些人代表美国发出抱怨时,就更是让人听不下去,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在大陆和加勒比海的殖民地都深深地依赖奴隶制度。虽然西印度群岛无比宝贵,但它们产生的财富都流进了少数人的口袋。在贵族阶层中,很难找到在牙买加或其他甘蔗岛投资的人。事实上,伦敦的精英已经开始反对奴隶制,认为它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所不应该有的罪恶。国王不喜欢它,最高大法官也不喜欢,曼斯菲尔德勋爵将之称为“丑恶”,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在达特茅斯所活跃的宗教圈里也已经开始普及。

所以当他们说到自由危在旦夕的时候,就很难让人相信美国人。在波士顿大街上,黑人被买卖出售,而在伦敦人人皆知威尔克斯阵营的人包括那些在向风群岛大举投资购买奴隶种植园的人。这成了政府的另一个宣传利器,用来将宣扬自由的亲美派斥为伪君子。在葛底斯堡之前的90年,美国并不是正义和解放的鲜明代表。在葛斯比号、约翰·马尔科姆以及倾茶事件上美国所展现出的恰恰相反:暴民统治。随着时间发展,舆论的浪潮似乎更加强烈地倾向于对美采取高压政策。

诺斯谨慎地避免提及任何修改马萨诸塞州宪章的建议。但有人——很可能是高尔或是布卢姆斯伯里阵营的人——将消息泄露给了《晨报》,大概是为了迫使首相摊牌。就在商人代表团去会见诺斯的当天,消息被刊登了出来,这条新闻还发出了预言。作者警告,战争可能必须要打,但就算如此,也是值得的。

据《晨报》的报道,绥靖政策早已不合时宜。作者说,政府的一些人没有意识到,新英格兰已经叛乱。带着修改宪章的计划,要将州长委员会的成员都换成皇室的雇员——《晨报》说这肯定是正确的——诺斯只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阻力,但如果他真这么做,还是越快越好。“他在这件事上的成功与否将成为他权力的试金石,”一条报道这样说,“如果能渡过这一关,他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如果他拿出的是犹豫不决、试探性和无意义的建议,那么就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而相反,如果他展现出坚定有力的果断,美国若与之相对抗,那么就必须亮剑。”那就这样吧,《晨报》提醒它的读者们,就算没有新英格兰也一样。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来自美国南方的烟草和大米对宗主国来说要重要得多。

议会要赶在3月底前立法,因为眼下没几天就是复活节休会了。还有一个最后期限也迫在眉睫,那就是盖奇将军想要确保在6月1日赶到波士顿关闭港口的话,4月中旬之前就必须从英格兰起航。所以,3月23日,诺斯再次现身下议院,开启了标志着他的职业生涯新高点的一系列辩论,但这些辩论给美国造成了无尽的麻烦。诺斯此前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一次他又是如此。

在港口法案成为立法被通过之前,他必须击败反对者的负隅顽抗,领头的是一位叫作罗斯·富勒的议员,他是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园主。因为北方殖民地与加勒比海的贸易关系,富勒总是为新英格兰说好话,他提议政府不应关闭港口,而是直接给波士顿城开出2.5万英镑的罚单。虽然这将是重罚,但少有人支持富勒的提议:这位西印度群岛的游说议员所代表的只是一少部分席位。23日,诺斯仅用了四个小时就彻底击退了富勒试图和解的努力。就连埃德蒙·伯克都保持了沉默。那天晚上,乔治三世发给诺斯一条照会,时间落款精确地写着8点35分——他在各方面都喜欢精确——向他表示祝贺。反对党再一次表现出了软弱无力,他写道,这进一步证明了内阁采取的行动是明智的。国王似乎对那位布雷肯荣誉会员在辩论中所说的一些无益言论一无所知。

近两个月来,查尔斯·范一直在等待机会,他认为诺斯所宣布的那些措施还不够,他要对波士顿提出更为严厉的报复。在辩论结束时,他站起来谴责殖民地的行为是叛国和不忠。在他的选区——南威尔士,出产的铸铁被运送到殖民地后,却经常连一分钱都收不回来。范先生说,美国人从来都不兑付款项。盖奇将军陆军和海军中队的年账单多达50万磅,全部都落在了英国纳税人的头上。波士顿是一个可憎的地方,最过分的冒犯者就是那些波士顿人。要将港口永远关闭,他说:“摧毁它,这就是我的看法:迦太基必须消失。” [25]

这恐怕是最愚蠢、最具煽动性的讲话。在那个年代,议会只记录所有的决定,而不会逐字记录每位议员说了什么。因此有关范的讲话,我们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两个来自同会议员匆匆记下的笔记。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范引用了罗马演说家老加图的拉丁口头禅。当范的话被刊登见报的时候,就变成了第三种更为惊人的版本。

约翰·威尔克斯自己在议会中没有席位,他能直接为美国做的有限。但自从茶党的消息传来后,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时局,定期与亚瑟和威廉·李一起用餐,甚至还会见了一些来自波士顿的目击者。对威尔克斯和李而言,范的讲话简直就是上天的礼物,他们可以借机将诺斯的支持者抹黑。在所有倒向威尔克斯阵营的报纸中,《伦敦晚报》有着最大的读者群,它的编辑,约翰·米勒,新近刚刚输掉了一场由桑威治勋爵提起的天价诽谤诉讼案。因此,3月26日,该晚报全文报道了那场辩论,详细刊载了范的讲话,还把他的话加工得更为顺畅。根据米勒的报道,范议员说的是:“波士顿城应该被痛击……只有捣毁那个蝗虫的老巢,这个国家的法律才会得到应有的遵从。”

《伦敦晚报》的这篇文章直到5月中旬才到达马萨诸塞州。这条新闻到达的时机绝对是灾难性的。在此之前已有了韦德伯恩审讯富兰克林的报道,接着是关闭港口的消息,然后这条消息就脚跟脚地到了。在伦敦,范的一些同僚以及媒体将他视为小丑,而在殖民地,他的讲话却被广泛转载。美国人把这些话当作是经过内阁许可的严正威胁。这是公共宣传的一个灾难,但这是内阁部长们自找的,他们有时说起话来也同样极端。虽然范是个呆子,他也只是在公共场合表达了其他后座议员私下里的强硬立场,他们可能在爱丽丝咖啡馆或其他地方也说过这样的话。不管怎样,鹰派的高尔和桑威治步步紧逼,诺斯没有选择,只好向前推进,而不顾美国人的看法。

到了复活节假期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有了眉目。在连续的降雨,甚至还有几场暴雪过后,冬天终于让位给了温暖明媚的春天,而在此期间,港口法案被迅速地通过了。这一次,反对党甚至都没要求投票,因为他们不敢为茶党辩护,诺斯的大多数席位是压倒性的。之后,3月28日,桑威治下令海军扣押任何试图进入波士顿港口的船只,内阁最终确定了马萨诸塞州监管法案的细节。

与此同时,罗金汉姆的辉格党仍然按兵不动,不愿为了殖民地的罪犯而威胁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们不愿被当成麻烦制造者而停止了进攻,希望诺斯至少能向美国做出一个让步——废除茶叶法案——虽然这不太可能。他们的混乱又更进了一步,因为他们在下议院的领袖,威廉·唐德斯维尔已经濒于死亡。他是一位天才政治家,在争辩税收和支出上是为数不多的能与诺斯不相上下的人。那年夏天,唐德斯维尔去了蔚蓝海岸,并于1775年初去世。几周过去了,内阁并没有露出任何软化立场的迹象,显然,辉格党不会再等下去了。

虽然埃德蒙·伯克已经有过一个精彩的演讲,但那还不是他最好的。很快,他就可以依靠强大的后援了。其中一位是查塔姆勋爵,年老、虚弱,并且永远让人捉摸不透。他是《伦敦晚报》的赞助者之一,这位旧时的战争英雄代表新英格兰介入了进来,不知是处于虚荣心还是爱国心。很难说清威廉·皮特的动机是什么——即便在他最风光得意的时候,查塔姆也一直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但他不允许他所鄙视的诺斯勋爵,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就赢得更多的胜利。而在上议院,罗金汉姆一党也有一个特立独行的自己人,他也同样充满了战斗决心。港口法案在上议院表决时,遭到了里士满公爵的攻击。攻击的强烈程度甚至要甚于伯克在下议院的表现。随着战争的临近,美国人在英国贵族的最高层找到了他们最直言不讳的好朋友。

一位高尚的公爵

聪明、富有、英俊,并且相当古怪,查尔斯·伦诺克斯在世的39个春秋给别人带来了很多烦恼。他所在的公爵阶层都将自己,乔治三世除外,视为这个国家的合法领袖。当里士满公爵环视周围的政治环境时,他只看到了无处不在的腐败:一个巨大而庸俗低级的体制,由国王和他的朋友们,以诺斯为首,将全部权力的缰绳都抓在了手里。

在伦诺克斯看来,自己完全有权利质疑君主的权威,尤其是因为他的地位要高于汉诺威王朝的新贵。作为一个斯图亚特王室的私生子,他的爵位来自于他的曾祖母路易斯·德·克罗艾利,以及她在查尔斯二世这位情场老手的怀抱中偷情的本事。查尔斯二世国王用公爵的爵位和一大笔钱来表达他对这位情妇的感谢。在未来,她的家人有权对所有运出纽卡斯尔的煤炭收税。到1774年,这一项每年产生1.5万英镑的收入,这样的收入给了查尔斯·伦诺克斯特立独行的自由。他曾对埃德蒙·伯克说,“我的处世方法就是非常倔强、刚愎自用并且固执己见。”

羞涩而又总是伤人感情,再加上容易忧愁的特点,里士满公爵非常清楚该如何颠覆正统。也许一个会为狗窝增加暖气的人很难遭人讨厌,他为他的猎狐犬犬舍增加了取暖设施,但包括乔治三世在内的许多人都恨他。当里士满公爵反对印度的调整法时,国王发怒道,“他的全部行为都是出于恶意”。而作为回应,伦诺克斯称国王是个骗子。

作为一个远远超越了他所在时代的开明政治家,公爵在巴黎学习过生物学,会见过腓特烈大帝,并且阅读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他年轻时当过兵,曾在七年战争中参加过德国剧场的一场战斗,所取得的军事成就可能比在美国的盖奇将军还高。在英格兰国内,里士满公爵加入了罗金汉姆一派,但他表现出了更加宽泛的同情心。他呼吁给爱尔兰和宗教反对者以公平的待遇,这大大先于他同时代的人,并最终让他自己成了一位论派的信徒。在法国,他和约翰·威尔克斯成了朋友,并支持他进入议会。早在1780年,公爵就呼吁进行彻底的宪法改革:每位年满18岁的男子都有投票权,无记名投票,选区公平、平等,以及每年进行选举。这些都是遏制行政者权力膨胀的手段。

伦诺克斯在上议院十次不同的场合中站出来试图阻止茶党事件向战争的方向漂移。因为上议院的辩论只被大略地报道,我们通常无从知晓他都说了什么。但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士满公爵热情洋溢地为波士顿说话,”极度崇拜他的霍勒斯·沃波尔在谈及公爵1774年的一次辩论时写道,“他说他们的抵制是正确的……而且如果他们反抗,他会希望他们胜利。”

在议会中,无人敢发表这样不受欢迎的观点,但是当议员们4月中旬重新聚在一起开会时,公爵也没得选择。罗金汉姆党内的一些人仍然观望不动,公爵明白目前的形势变得多么让人绝望。盖奇将军很快就要离开英格兰——4月16日从普利茅斯出发——而到目前为止,反对党一方还一分未得。内阁一方却正走运,国王确信马萨诸塞州的一揽子新法案会被快速地全部通过。

盖奇将军起航前的24小时,达特茅斯又拿出了另一批文件,共28份信件,用来证明州长哈钦森从他的顾问委员会那里几乎没得到什么支持。4月15日同一天,诺斯再次出击,拿出他的法案将马萨诸塞州的民主政治一扫而光,该法案要求地方议员和法官都必须由皇家任命,并限制了镇民大会的权力。

那天晚上,他进而宣布了第三项措施:《公正司法行政法案》,这个拗口的名字代表了一项新的强制性法律。和其他法案一样,它将于6月1日生效。从那天起,如果盖奇认为马萨诸塞州的任何一个陪审团不可信任,那么他就可以将审判换到另一个省或英格兰进行。如果由王座法庭的法官发一份法院命令也可以将审判地改到英国,但盖奇需要可以迅速反应的权力来保护他自己或他的士兵,以防他们杀死了美国人。当这个消息传到殖民地,人们称之为“谋杀法案”。尽管这条法案似乎从未被使用过,但它给了波士顿爱国者们另一根攻击英国的大棒。

内阁又一次没有理解美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件事上,移民们对他们自己当地的法律和文化所表现出的深深依恋,不仅在波士顿和罗得岛如此,而且其他省份也都一样。此外,查尔斯·范再次发出威胁,这让新法律在殖民地引起了更大的愤怒。诺斯坐下来后,轮到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做出长篇的正当辩护。“如果你拿着橄榄枝前往,却不带剑,你在此时放下手中的剑就是放弃了权威”,总检察长说道,一份速记笔记中这样记载。然后,就在议院休会之前,范再次给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评论。“放火烧了他们的林子!”他建议。第二天《伦敦晚报》再次引用了他的话,这次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反对这次政府颁布的措施,我就会采取过去古时英国人的那种做法,我会把他们的森林全部点燃烧光,让他们的国家一览无余;如果我们会失去那个国家,我认为用我们自己的军队去占领,总好过被我们反叛的孩子夺走。”

虽然范可能从来没说过这样流畅的话,但它却传到了波士顿,在那里,烧毁新英格兰森林的威胁被编进了民间的革命故事里。在殖民地,关于《公正司法行政法案》的报告进一步硬化了他们的态度,部分原因是议会的行动看起来似乎太单方面了。如果宗主国的反对派缺乏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战斗的勇气,马萨诸塞州除了全面抵抗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吗?等到盖奇将军到达的时候,殖民地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几乎已经到了极点。但足够讽刺的是,到了4月底,罗金汉姆的辉格党终于开始了对诺斯勋爵的持续反击。

一直都有这样一种可能:只要辉格党能同意与威尔克斯阵营、查塔姆勋爵的追随者和一些其他的独立团体合作,他们就可以对强制法案进行最后的抵抗。尽管他们无法阻止内阁——诺斯的多数派实在过于强大——一个统一起来的反对党至少可以推迟他的政策实施。他们还必须考虑未来:也许有这样一种情况,美国激烈反对新法,让它们成为一纸空文。如果英国濒临战争的边缘,那么可以想象,内阁就可能会被削弱甚至解散。到了那时,反对党就必须准备好上台组建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也许就在1775年大选之后。因此,辉格党和他们的盟友必须在1774年春天的辩论上有言在先,说自己曾警告过强制法案会失败。

他们开始着手这样做。在罗金汉姆的辉格党人中,里士满公爵一直是思想最为开放,最愿意向侯爵不喜欢的议员伸出援手的人。再加上伯克在幕后的作用,伦诺克斯开始组织一个新的反对现任政府的竞选活动。这样,他可以指望老同志和他一起将东印度公司从诺斯和内阁的控制中拯救出来。他们中为首的是乔治·约翰斯通,这位愤怒的苏格兰人在佛罗里达州待了多年,因此在殖民地事务上他是具有权威的。他因为出言反对把茶叶运送到殖民地而备受推崇。

还有富兰克林的律师,约翰·邓宁,他的身体正逐渐康复恢复。还有一位老军人,艾萨克·巴尔,他曾在魁北克乌尔夫将军的旗下。他们二人都与查塔姆勋爵关系亲密,与他一样对《宣告法》充满敌意,并且两人都曾反对过对美国收税的愚蠢计划。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位出色的律师,查尔斯·普拉特,前任上议院大法官,他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得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帮助。富兰克林在被韦德伯恩打击后终于又重新恢复了活力。“反对美国的激流仍然猛烈”,4月16日富兰克林写信给他的波士顿朋友托马斯·库欣时说道,但他仍尽其所能,为反对党提供他们所需的事实。

三天后,辉格党准备就绪。里士满公爵就等着5月份上议院的下一次辩论了,而与此同时,伯克在下议院抓住了一个机会。辉格党要反对港口法案,却提不出可信的实例,因此他们一直在寻找时机拉拢那些独立的议会成员。4月19日机会来了,那天下午3点,罗斯·富勒,那位牙买加居民,要求议会对3便士的茶税——所有麻烦的来源——进行投票表决。反对党在这里找到了更简单的攻击目标:显然那项税收是荒谬的,走私者们早已将其推倒。美国人联合一致地反对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强制执行法律的企图都会以暴力收场。走和解的道路,富勒说,诺斯早已废除了汤森德关税中的其他条目:如果把这一条也废除,英国就向殖民地伸出了橄榄枝,这显然是必要的。其他一些议员也说了同样的话,然而韦德伯恩回答道,“如果你放弃了这条关税,你就放弃了所有的权威”。之后在下午5点15分,埃德蒙·伯克起身给出了他关于美国征税的伟大演说。

他讲了两个小时。据《伦敦晚报》报道,议员们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说出的每一个字,但这份报纸对辩论的报道一向就不客观。其他有关他在那一年所做演讲的记录显示,伯克总是被诺斯阵营的人嘲笑。他讲话过快,有时他的爱尔兰口音让听众困惑。即便如此,伯克仍将辩论提升到了一个智慧的新高峰。

“我了解英格兰的政治,”他说,“我知道我选择的不是晋升之路。”伯克将这样的基调贯穿始终:无畏与无悔。他拒绝对废除《印花税法案》而道歉,并且反以为荣,认为那是一种大度的姿态,将殖民地修复到了格伦维尔之前的状态。法案废除后,美国再次恢复了平静,因此,如果议会取消茶叶税也将收到同样的效果。“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别人的劝说而去当奴隶,”伯克在一次演说中字字珠玑。“想想看,你们该如何统治一个民族,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是自由的。你们的计划除了制造不满、障碍和反抗,不会有任何结果;这就是美国的状态,即便是血流成河之后,你们也只能是回到原始的问题:在一个没有税收的地方征税。”

他说,问题的核心很简单:政府对殖民地从来没有达到过他所说的“大格局和自由的理念”。对属国没有计划或远景,只是在纠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充满了卑鄙和争执”,直到最后,几近引发战争,只是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税——这是“诡辩的税,卖弄学问的税,争端的税”,废除它,和平就会到来,相互尊重和公正是和平的根基。而当英法战争再次到来的时候,美国人就会慷慨地自愿出钱、出人。

这些话很好听,却来得太迟了。盖奇将军已经登上了前往波士顿的船,废除宪章的消息也随后就到。但无论伯克怎样努力,他还是逃不出他的政党原有的困境。虽然他口才雄辩,但他的演讲包含着一个无法隐藏的致命弱点:逻辑,这从来就不是埃德蒙·伯克的强项。他面临的困境是:税收已不再是关系厉害的主要问题。几周的时间过去,伦敦和美国的政治辩论都已经将焦点转移了,他们现在探讨的是更为紧要的问题,皇权的本质。“美国的动乱来自于更深层的原因”,诺斯勋爵说,“税收本身并不是他们抗议的缘由。”

在理论上,罗金汉姆阵营支持《宣告法》,并同意议会是至高无上的说法。在实践中,诺斯勋爵说,他们面对暴力和混乱时,却要求撤退,不顾退缩会引起更多阻力的必然事实。伦敦的每一家报纸都刊登了殖民地愤怒的言论,他们否认议会在他们的事务上有任何话语权。如果议会废除了茶叶税,就是对已经在追求独立的美国人示弱。这已经变成了:英国必须在懦弱投降——这将让英国失去属国,或坚决迫使美国听令之间做出选择。诺斯和韦德伯恩让这一点变得很明确。八个小时的辩论后,反对党要求投票,但失败了。辉格党和他们的盟友以49票对182票被击败。在那一刻,在英国和殖民地,一切有关茶叶和税收的专门事项都被抛到了一边。随着战争的临近,它们偶尔会短暂地回到舞台上,但在这场戏中,也只是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相反,聚光灯已经照在了别处,关注的焦点是波士顿早就已经在讨论的一些基本原则。

在议会中,两派下一次激烈的交锋是在两星期后。5月初的这一天,下议院里挤满了人。摆在它们面前的措施是最具争议的:更换马萨诸塞州政府的法案,已经接近一揽子法案的最后议题。内阁似乎再一次占据着上风。自从约翰·马尔科姆的消息之后,殖民地就很少再有消息了,但沉默并没有减少英国对新英格兰的敌意。 [26] 相反,议会的独立成员现在也更为坚定地倒向了诺斯一方。

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商业原因。自1772年的大萧条以来,国家一直在缓慢地走出经济泥潭。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工厂主看向了欧洲大陆的市场,以约西亚·韦奇伍德为首,开展出口活动,将他的陶瓷盆罐一直卖到了西伯利亚。随着英国货在欧洲销量的增长,美国的重要性就减少了,殖民地的联合贸易抵制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令人担忧了。商业游说议员觉得再也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代表美国的利益而上下奔走,就像他们在《印花税法案》时期那样。

与此同时,媒体继续做实殖民者打算诉诸流血事件的故事。报纸报道,为反叛者运送火药的船只正在前往新英格兰的路上,虽然时候尚早——美国人直到8月才真正地开始武装起来——这些报道却让政治问题升温。据传,就连国王都在他的早朝中讲了一个不得体的笑话,他说他愿意去打波士顿人,就像打法国人一样。

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大选的前景让所有的人关注。早在投票进行之前,候选人们就开始寻找安全席位,尤其是那些诺斯和财政部可以帮助他们获胜的席位。要引起诺斯的注意,还有什么比在殖民地问题上站起来支持他更好呢?另一方面,在那些选举战可能会很难打的开放选区,激进分子和辉格党就站在了反面:他们将自己标榜为美国和自由的朋友。

在此背景下,下议院在5月2日开会辩论马萨诸塞州更换政府的议案。四百名议员在4点前到达下议院,这次的会议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作为预备,他们被告知还有另一项提案要讨论,也就是第四个强制性法案,它将允许盖奇将军征用波士顿的建筑作为他的兵舍。之后,真正的战斗就开始了,反对派全面出击。首先出击的是约翰·邓宁,但对方用“战场”会议的耻辱回忆攻击了他;稍后,巴尔上校站起来支援他,然后查尔斯·吉姆斯·福克斯也加入了他们,最后还有埃德蒙·伯克。下议院的双方议员都说了最不客气的话,相互侮辱,并指责是对方导致了帝国如此严重的危机。

自1月份以来,更多的人也像查尔斯·范一样言语过激。理查德·里格比起身发言。里格比52岁,是个满脸紫红的酒鬼,好与人决斗,是诺斯忠实的支持者。“要我说,直接传达给美国人,”他大声咆哮,“美国,此刻已经彻底没有政府了——我们给它一个政府!”他说的话可能被错误地引用了——现存的速记报告表明,里格比用了更为柔和的语言——但出现在《伦敦晚报》上、被殖民地居民读到的内容却是如此。

这是一次嘈杂的争论,伯克受到了反对方最为粗暴的发难。“你将失去美国”,他说,但他的声音一次次被反对者的声音盖过,他从午夜一直坚持讲到子夜1点,耗尽了气力,之后他用了两天时间才恢复过来。感觉终于可以对政府不受约束地展开正面攻击,反对党谴责强制法案有违最基本的宪法原则。综上所述,它们相当于侵犯了自由,这种侵犯在英国国内是绝对不会被容忍的。反对党团结一致坚持罗金汉姆一贯声称的原则:保卫公民自由不受国王及其仆从的专权侵犯。

据巴尔上校称,美国人要是起来反叛,后果过于可怕,无法预计。和殖民地之间将会开战,他说,这场战争需要投入超过30个营,是英军战斗力的一半,而在此期间,法国人将会密切注视,一有机会就会介入。“人性、法律和正义的声音反对你们继续推进这个邪恶的进程,”上校坐下来说,“我害怕天意也是这样。”深夜2点钟,进行投票。支持政府的239票;支持反对党的64票。在唐宁街,诺斯上床睡觉之前,给乔治三世写了张便条进行报告。当天晚些时候收到了国王的亲笔回复,“我极其满意。”

之后,下议院的政坛混战开始平息。还有更多的待议法案和辩论,但是在5月3日的严重失利后,反对党不可能对诺斯造成任何严重的伤害了。辉格党逐渐退却,留下里士满公爵在上议院领导最后的抵抗。查尔斯·伦诺克斯可以拉到至少20票,这足以说明统治阶层是分裂的。这一次,他也在为未来做打算,为危机的下一阶段做好准备。试图妥协是没有用的。罗金汉姆阵营必须直言不讳,这样等到有一天各个政治阵营回头的时候,就会发现辉格党一直以来都在完全反对导致了灾难的政策。

因此,公爵找到利奇菲尔德年轻的主教,布朗洛·诺斯,提前告诉他自己打算要大发雷霆。他知道这位主教一定会把话传给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诺斯勋爵那里。这个策略大概是为了要引政府摊牌,这样里士满公爵就能像巴尔一样直言不讳了。事实上,因为他们并非民选,公爵和他的朋友们在上议院可以更加有力地反对政府的提案。

像往常一样,上议院的辩论并没有被详细报道。5月11日,他们对《监管法案》进行投票;18日,是保护军队的《公正司法行政法案》;26日,为士兵在波士顿提供兵舍的《住处法案》。就连罗金汉姆侯爵也在猎狐和平地赛马之间抽出时间来参会。在最后一场辩论中,公爵又多了一个古怪的盟友,查塔姆勋爵本人,他终于从天而降,来给出一场令人扫兴的表演。这位老阿伽门农已有65岁,他很夸张地病了,拄着拐杖,穿着黑色天鹅绒的靴子来缓解痛风的疼痛。他讲了“一场虚弱的长篇大论”,观察者霍勒斯·沃波尔,毫不留情地说,查塔姆谴责一切——茶税、《印花税法案》还有波士顿的暴徒——但完全没说如果他是诺斯勋爵会采取怎样的路线。讲完后查塔姆就离开了,留下了一头雾水的听众。

政府自然赢得了每一票,但到这里故事还没结束。上议院的程序性规则给了里士满公爵一种埃德蒙·伯克在下议院没有的武器。在上议院,贵族可以打手势提出异议,异议的内容将被记录下来供所有人查看。查尔斯·伦诺克斯抓住机会,提出了两次异议。每一个都说了很久,并且措辞强硬,每一段都在草稿上小心地编了号,用来谴责强制法案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这里包括的警告话语和巴尔的一样尖锐。为了执行新的法律,英国人需要动用武力:一支如此庞大而且开销巨大的军队将带来“国家的必然毁灭”。

这是罗金汉姆阵营和他们的盟友在这场无望取胜的作战中的最后一幕。这场耗时三个月的政治表演落下了帷幕。反对党取得了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几乎什么也没有,因为诺斯勋爵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盖奇也在路上了。在5月的最后几天,国王签署了剩下的法案,由达特茅斯在6月3日派送盖奇。这封秘密的指示信被封在信使的烟草袋里。

如果英国真的是美国人所称的专制暴政,那么政治上的事情就会到此结束;但事实上,议会上的战斗让诺斯筋疲力尽,让他在到了仲夏之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不舒服和疲劳。随着大选近在眼前,诺斯必须考虑如果巴尔的预言成了现实,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而就在此时,诺斯犯了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到目前为止,他的新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是关于马萨诸塞州以外其他殖民地的,但在议会休会之前,内阁选择将手伸向更远的地区。美国西部荒野的未来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常常要担心出现大规模的印第安战争。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似乎终于也到了。但这样一来,诺斯勋爵就会使殖民地联合起来反对英国。

《魁北克法案》

两年前,希尔斯伯勒勋爵辞职离开,那似乎是银行家和理想主义者们的胜利,这其中也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力图将俄亥俄州的土地向新移民开放。但在白厅官员的内部,这仍然引起了深深的焦虑。因为那将激怒印第安人,也会削弱宗主国对沿海地区殖民地的控制。法律官员们,瑟罗和韦德伯恩坚决不肯让步,阻止大俄亥俄公司获得它申请的政府赠地。

可是英国政府不可能永远都对那片荒野推脱搪塞。在加拿大和伊利诺伊州乡下,早期的法国拓荒者,所有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被给予了自己的公民政府,使用法国的法律体系,并承诺信仰自由。这成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如果这样的安排能保证定居者的忠诚,那何乐而不为呢,伦敦的部长们这样认为。他们完全不会为3000英里外的天主教感到担心。虽然他们是忠诚的圣公会教徒,诺斯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摆脱了英国人曾经对梵蒂冈的仇恨。在社会的上层,那种偏见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最后一位雅各宾派也消失在了历史中后,所有的英国贵族青年都跑去罗马参观雕像,还被染上瘟疫。

5月2日,达特茅斯宣布了一项新的《魁北克法案》,主要由韦德伯恩起草,旨在永久性地解决西部问题。尽管受到一些激烈的批评,特别是约翰·邓宁的反对,该法案仍迅速在下议院获得通过。通常,对待一个看似冗长的地方性事务,很少会有议员会不怕麻烦地加入辩论。在上议院,查塔姆再次谴责了这项措施,他提到了各种理由,其中包括反天主教,但里士满公爵的这种反对也只是敷衍。就像埃德蒙·伯克赞成爱尔兰的天主教解放运动一样,里士满公爵对宗教也秉持自由主义观点,并不会有偏见或盲从。

这个法案是有一定远见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称得上是一项进步的立法,但部长们却是在玩火。在政治上,将加拿大问题先放在一边要明智得多,因为也许再过个一两年,新英格兰也许就会安静下来。该法案的一些条目定然会引起殖民地、威尔克斯阵营以及伦敦民众的抗议。新法称,在魁北克的法国人信仰完全自由,他们可以加入新的立法委员会来帮助英国州长管辖全省;其边界将会向南和向西一直伸展到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换句话说,魁北克将包围整个西部荒野,将阻挡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和纽约的移民。印第安人会受到保护,他们的保留地将被保证。

当《魁北克法案》的消息传到了殖民地,它的确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远非小事或技术性的问题,它的范围如此广大,冒犯了每一个省的男男女女。有人说,这是一个阴谋,不仅从后门将天主教送进了美国,还把美国人限制在了东部,让他们任由英国摆布。韦德伯恩坦率地承认事实就是如此。俄亥俄州将成为一条移民们不可跨越的界限。“我们应该限制居民”,总检察长5月26日对下议院说,“根据这个国家原有的政策,让他们留在海边和河流沿岸。”

与此同时在伦敦,《魁北克法案》的宗教条目遭到了最强烈的反对。伦敦和殖民地的大部分人对罗马天主教徒的宽容程度都远远落后于内阁。甚至英格兰国教会的主教都对此感到不安,担心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导致天主教在大西洋两岸的复兴。到目前为止,在首都的威尔克斯阵营除了在媒体上发声,还没有为他们在新英格兰的兄弟姐妹们做点什么。但是现在,罗马这个旧敌出现在了众目睽睽之下,他们终于开始行动。在最后一刻,就在该法案即将成为法律的时候,他们组织了抗议活动,但主要出于宗派仇恨,当然也出于对自由的爱。

反对《魁北克法案》的战斗以弗雷德里克·布尔为首,他是伦敦市长,也是代表伦敦城的下议院议员。他是个成功的茶商,是约翰·汉考克的朋友乔治·海莉的合伙人。布尔身材古怪,这被部分媒体拿来嘲笑。虽然《伦敦晚报》称他为“爱国行政首脑”,其他报纸却贬斥他为“一个软弱而又愚蠢的角色”,一个被约翰·威尔克斯操纵的谄媚者。他们二人确实非常亲近:一周要在一起吃几次饭。作为一个宗教上的持异议者,他可能是浸信会教友,布尔竞选市长的主张包括“恢复我们美国兄弟们的自由”。他的盟友包括两个真正的殖民地居民:纽约的斯蒂芬·塞尔,是一位冒险家经营着一家可疑的银号,另一位是威廉·李,即亚瑟·李的兄弟。威廉和塞尔都在西印度群岛上下了很大押注,在房地产繁荣的顶峰购买了多米尼加岛上的奴隶种植园。

他们和布尔同属一家小规模的伦敦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在首都建起了激进派,威尔克斯阵营。为了能让他们的朋友有资格投票并担任公职,该机构已经悄悄接管了一家小型的伦敦服装公司,名为“机器针织”,实际上只是个空壳,由塞尔和亚瑟·李等人在新英格兰的咖啡馆经营。由于组织灵活,以及他们的想法具有吸引力,这家决策机构逐渐获得了其他同业公会的认同,并获得了这个城市60%的投票者的支持。

在上一年,他们已经策划让塞尔和威廉出任伦敦的治安官,同时也和波士顿的塞缪尔·亚当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大选的临近,他们希望能在议会中赢得席位,不仅是伦敦地区的而且还要赢得布里斯托尔、赫尔、纽卡斯尔和伍斯特,激进主义在这些地方深深地扎根。在主张议会改革的同时,他们还呼吁反对天主教,这种盲目的情绪形成了威尔克斯运动黑暗的一面。在那年春天的议会中,布尔从未站起来反对马萨诸塞州的强制法案。相反,等到《魁北克法案》已经通过两院之后,他调集全城的力量来反对诺斯勋爵。 [27]

6月18日晚,最后投票结束后的第二天,也是他们治安官任期将满的时候,塞尔和威廉来到唐宁街拜访诺斯,但吃了闭门羹。诺斯很清楚这两个美国人想要什么:在乔治三世御准之前,为布尔预约,提出反对法案的请愿书。“我认为接见他们是不妥当的”,诺斯告诉国王,但迟早他们的声音都会被听到,因为根据古代的先例,市长有权直接面见君主。在22日早上,就在国王即将前往议会将一年的会议拉上帷幕时,请愿书还是来了,由伦敦公司签署。市长指责国王违背了他在加冕仪式上要捍卫新教信仰的誓言。

几周以来,报纸上已经充满了对该法案的愤怒,而现在,一群人聚集在上议院外面的圣詹姆斯公园高喊着,“拒绝罗马天主教!拒绝法国政府!”据报告,约翰·威尔克斯在他们经过时出现在了一个窗口向他们打招呼。在国王的马车到达和离开的时候,人群都拥了上去,挥着拳头对国王高喊“牢记查理一世!牢记詹姆士二世!”这和国王陛下一年前在阅舰式上所受到的欢迎截然不同。乔治三世明显受到了震动,他的讲话出现了结巴。

这是唯一一次伦敦人走上街头代表美国抗议的记载。这次示威游行百害而无一利,它加大了战争的可能性。国王和诺斯勋爵迅速回过神来,并更加确信自己代表的是理性与启蒙运动,而他们的对手是一群固执狭隘、肆意煽动的人。从反对《魁北克法案》的动乱中,他们得出了教训,即威尔克斯阵营会将殖民地变成一个选举问题,由此内阁先发制人,在9月底率先出击。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这次示威骚乱留下了另一个危险的后遗症。媒体关于它的报道在8月抵达了波士顿,美国大陆上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消息,这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殖民地在宗主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查塔姆勋爵对此必须负主要责任。他那些针对《魁北克法案》徒劳无益的仇外言论,使得美国人相信他作为最高层和英国的普通民众一道,与殖民地的兄弟们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在伦敦和其他一些城市,许多人反对《魁北克法案》,但绝不会在英格兰中部——政治权力的主力地盘。无论英国人多么不喜欢天主教,在首都之外的地方似乎并没有发生示威活动。

与此同时,随着夏季的持续,盖奇将军的命令抵达了大洋彼岸。达特茅斯只有不安地等待,看看马萨诸塞州会有什么反应。达特茅斯生性害羞,说话张口结舌,总是对他在牛津读书的儿子放心不下,还担心着王国里的无神论者,因而他在整个议会辩论中一直保持沉默。作为对里士满公爵的回应,他在上议院于3月末只发表了一个实质性的演讲。记者霍勒斯·沃波尔听到了他的讲话,以为他希望和解。殖民部长一直都是“细心温和的”,沃波尔认为,但是达特茅斯给盖奇的秘信指令却全然不同。无论他的个人感受如何,他都没有力量动摇他的同事们所采取的强硬路线。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明确地将强硬路线的主张制定出来,这在今天已经成为英国政治的核心:内阁必须为它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承担集体责任。但即便没有条文,大家也会遵守公约,虽然会有个别的竞争对手让诺斯分心。但无论是诺斯还是达特茅斯都不可能孤立地制定政策。一旦新的强制法案被通过,就必须被严格执行,不管达特茅斯有怎样的保留意见。

他在6月3日写给盖奇的信中给出了最明确的指示:确保港口关闭,直到波士顿城对被销毁的茶叶做出补偿;任命新的顾问;找出茶党的头目,将他们绳之以法;如果有人阻拦,盖奇就当用法律加以严惩。当然,达特茅斯希望马萨诸塞州的百姓能够欣然接受——“用头脑和理智”,他向他们呼吁——就会明白。他仍然相信茶党事件只是一小撮狂热分子愤世嫉俗的阴谋。但是如果违抗命令继续下去,那么将军得到的指令是毫不含糊的。“无论怎样的暴力都必须被坚决制止,”达特茅斯写道,“这个王国的权威……必须被证明,其法律必须被遵守。”

直到秋季,殖民部长才发现盖奇将军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当盖奇4月从新英格兰出发时,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政治领导们都没有看出殖民地的状况已极其不稳定。虽然强制法案让他们震惊,但美国人很快又恢复了主动。1774年剩下的时间里,他们总是会赶在英国人前面二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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