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崩溃——寒冬里的内阁



根据昨天的报告……在北美沿海的一座城镇，居民将五百包茶叶倾入了海里。

——《纪事晨报》，1774年1月21日

1月份的伦敦：河水结冰，在数周的霜冻之后，出现了强降雨。但整座城市正期待着这个季节的娱乐活动。从乡下度假归来的乡绅和贵族们直奔剧院和赌场，此时的议会会议理应简短而平静。法国人那边没有了动静，市场也最终稳定了下来，此外皇室也为每个人带来了值得庆祝的理由。夏洛特皇后即将迎来她的30岁生日，虽然她出生在5月，但官方的庆祝活动安排在了1月18日的礼拜二。因为她即将临产，这次的庆典格外盛大。正午时分礼炮齐鸣，向皇后致意。傍晚时分，烟火燃放。在圣詹姆斯宫，皇后站在她丈夫的身边，接受主教、同辈和政治家的赞美。之后他们共赴皇后的生日舞会，首次在宫廷亮相的年轻女士们跳着小步舞，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张宫务大臣发给她们的入场券。

19日，一艘来自新英格兰的船进港了。在海上的风暴中航行了四周后，海莉号抵达了多佛港，船上满载着约翰·汉考克发来的焦油，也许是某种预兆，船舱里满是泄露的焦油。进港下锚的那天，东印度公司的股价突然狂泻，得到内部消息的交易员争先恐后地抛售股票。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梗概。到了周末，媒体已经有了完整的故事，包括莫霍克家族，旧南方的会议，甚至被扔进海里的茶叶箱数目。他们还知道，任何被运到达查尔斯顿、纽约以及费城的茶叶都可能面临着类似的命运，他们详细报道了这些地方反对茶叶倾销的决心。

这一切的到来本该在意料之内，却着实出乎意料。在圣诞节的前两周，达特茅斯就收到了托马斯·哈钦森寄来的又一封信，报告了针对收货人最早出现的寻衅事件。但当时正值假期：部长压着这封信，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后也只是告诉州长要保持镇静。过了新年，东印度公司提醒达特茅斯注意他们在美国的特工发回的警告，但是达特茅斯并没有把这些警告与他的同事们分享。议会在1月中旬开会的时候对此仍是一无所知。

然后，突然之间，曝出了这样的新闻，媒体立刻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这座各大报纸为了争抢读者而打新闻战的城市里，很少有人会关注殖民地的事情，在被忽视了多年后，茶党变成了最大的新闻故事。到了月底的时候，部分媒体声称已有六支兵团在赶往马萨诸塞州的路上了。这是虚假新闻——内阁决定派军队增援波士顿还在几个星期之后——但它却开启了一种贯穿整个危机的报道模式。

伦敦新闻界往往会先政客一步，用事实加上推测，煽动起一种近似战争狂热的情绪。正如社论很快指出，茶党已经在事实上否定了议会对殖民地的统治权。报纸迅速划分了阵营，威尔克斯阵营支持美国，其他阵营则大声疾呼要采取报复措施，还有一些报纸关注整件事对国内政治的隐含意义。

他们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诺斯勋爵能否度过这次危机？看起来他对这次危机至少要负部分责任。他出任首席部长四年，已经是自英法七年战争以来任期最长的一位了。他内阁中的竞争对手，会在他显示出弱点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将他取代。几周过去后，这成了一个不变的报道主题，“一位记者的观点是，”《纪事晨报》早在1月22日就说道，“如果不能当机立断，对波士顿的暴徒采取有力措施，那么掌权者们就会像废除《印花税法案》的那群卑鄙之徒一样遭人嫌恶。”也许这位专栏作家一直在发声支持高尔或桑威治，内阁中最为鹰派的成员。记者们的消息通常都非常灵通，他们必定是从身居高位的人那里获得了消息爆料。在这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的氛围中，议会焦躁地在一旁待命，诺斯勋爵不得不采取迅速而坚定的行动。

起初，内阁还为没有哈钦森或海军上将蒙塔古对茶党的官方解释而手足无措。措手不及的达特茅斯犹豫不决，直到24日，他或是他的手下想到了邀请詹姆斯·斯科特。海莉号的船长来告诉他们格里芬码头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斯科特给他们讲了细节，尽量不牵涉到约翰·汉考克。当达特茅斯在这里倾听讲述的时候，远不具有基督仁爱精神的另外一个人，正在以他自己的方式准备复仇。在内阁成员相互碰头充分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鹰派人物们就已经对他们手边最近的美国目标展开了攻击。

随着约翰·坦普尔和威廉·惠特利之间决斗的到来，枢密院召见本杰明·富兰克林前来解释他在公开哈钦森私人信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进行过一次听讯会，在月底还会有另一次听讯会。诉讼由皇家律师亚历山大·韦德伯恩提起。考虑到媒体舆论，他向富兰克林的提问变成了发难，非常尖刻并且针对个人，以至于在场的英国人30年后仍对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最著名的美国之子遭受了侮辱，当有关这一遭遇的报道在3月底到达了殖民地后，激起的愤怒可想而知。在殖民地居民了解到诺斯勋爵要采取强硬路线这一细节之前，这件事的发生就已经加深了美国与英国之间的裂痕。

韦德伯恩的长篇大论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生性傲慢，而在18世纪的当时，对他所从事的行业来说，自负几乎是必须的。在他早年做出庭律师的时候，由于他在法庭上的提问风格过于挖苦讽刺，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家乡爱丁堡。1757年，他24岁时，被一名法官当庭驱逐，称他是个放肆狂妄的青年，而韦德伯恩当场回击，称法官被老婆戴了绿帽子。当被要求道歉时，他脱下长袍，鞠了一躬，然后大步走出法庭，当晚就骑马去了伦敦。

一到伦敦，他就想着征服英格兰的法庭，那里的外快远比在老家来得多。作为一个苏格兰人，在伦敦可能会遭人憎恨，因此他师从一名演员学习如何演讲，抹去了他的口音。那名演员就是查尔斯·麦克林，那个时代夏洛克（《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的最佳扮演者。韦德伯恩身材矮小，有一张瘦削却英俊的面孔，长着长长的鹰钩鼻，讲起话来一副深沉的男低音，带着戏剧性的姿态，并总能把握说话的完美时机。据说他经常对着镜子练习台词。

起初他在英格兰的表现也并无过人之处。韦德伯恩年轻时曾是研究希腊的优秀学者，随着年纪增长，他对从图书馆的书籍中努力学习法律判例失去了兴趣。他也没有精通一名出庭律师在刑事法庭上胜诉所需要的质证艺术。“那个该死的苏格兰人口齿伶俐，但他不是律师”，他的同事爱德华·瑟罗，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律师说道。

韦德伯恩在大法官法庭的实践中反而成了名。处理遗嘱和信托，这是英国律师在寻求一个收入丰盛而不受陪审员审查的职业时所选择的领域。他在那里挣得了一笔财富，他的客户包括印度的克莱夫。崭露头角的律师进入政坛也是同样约定俗成的，于是他在1763年投靠到首相比特勋爵门下，继而又归附了比特的继任者，乔治·格伦维尔。他通过比特和他的朋友控制的一个遥远的苏格兰选区进入了议会，让韦德伯恩出名的不仅是他漂亮的演讲，还有他的狡猾和表里不一。即使是国王也这样评价他。

韦德伯恩在下议院拥护约翰·威尔克斯已有好多年，但当诺斯勋爵上任，他就选择背弃反对党，并接受了副检察长的职务。转换阵营的成员从来就是不受欢迎的，况且他还是个苏格兰人。他的敌人喜欢重复这个关于他的段子，简直是对他的完美总结：“一个胆大无礼的北方律师，装得一本正经——他的心里是罪恶，他的脸上是饥荒”。虽然他们可以这样揶揄，但韦德伯恩所激起的除了嘲弄还有畏惧。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如何用冷酷残忍的谩骂来碾压对手。这也正是他在1月29日对富兰克林所采取的态度。29日枢密院终于开了会，由高尔担任会议主席。

在那个时候，白厅西侧矗立着一排稍显破旧的砖房，是都铎王朝的宫殿遗留下来的，被称为战场，因为那里曾经包含了一个斗鸡的场所。那里还有政府的办公室以及一间高尔和他的同事们的会议室。 [20] 会议室里生着炉火，很热。迟到的埃德蒙·伯克挤过人群赶到时，35名委员会成员已经在开会了。桑威治、萨福克和罗奇福德也在其中，这是伯克在类似会议中所见过的最大阵容。到目前为止，官方的信件已经送到，完整报告了茶叶的损失情况，同时也汇报了到达费城的波利号因为受到市民的阻挠无法靠岸，而被迫驶回英格兰的事实。

旁观的人越来越多，填满了大厅里的每一块空间。高尔坐在会议桌的中心位置，一旁是陷入沉思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们让富兰克林站在他们身后、房间一边的凹处。整个会议全程，这个美国人安静得就像一块石头，一位目击者说，他一直用左手支着下巴。

根据官方的议程，这次会议的内容仅仅是听取自去年6月以来马萨诸塞州一般法院的诉状，因为州长哈钦森被免了职。可实际上，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却向富兰克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预计波士顿会因为毁掉茶叶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富兰克林带来了他自己的律师，有着美国情结的约翰·邓宁——一位优秀的律师，在最好状态下可以完败任何对手。但是那个冬天，邓宁罹患肺部感染，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无法被听到。

由此，这次会议成了那个苏格兰人的天下。韦德伯恩讲出的每个句子都精心控制了节奏和清晰度。他不时地停顿下来，好让他的讽刺完全生效。如一份报纸所说的，他讲了整整一个小时“律师界所允许的一切恶言秽语”，引来了高尔和其他所有人的阵阵大笑。他先从反政府的案子开刀。以写给惠特利的私人信件作为其唯一的证据，法院称哈钦森是一个邪恶的人，密谋欺骗政府。会议称，哈钦森的目的就是要挑拨威斯敏斯特和殖民地的关系，并借此让英国政府撤销宪章，重新设置一个新的独裁政权。但是这些事实到了韦德伯恩那里却是一个不同的故事。自从《印花税法案》实施以来，哈钦森一直表现出冷静与节制，即便是一般法院在过去也是这样认为的。“州长的品行端正是无可厚非的”，他说道，然后他就转向了富兰克林。

信件被盗，富兰克林是罪魁祸首，如果有人在暗中捣鬼，那个人就是富兰克林。“阁下大人们，我希望你们记下这个人，”韦德伯恩继续说道，“人们会用妒忌的眼光看着他；他们会把文件藏好锁进写字台里，不让他看到。”诡计多端、诽谤生事并且完全是出于恶意，富兰克林与新英格兰最恶劣的分子勾结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一心想要独立的阴谋集团。“他们想要建立一种甚于罗马暴政的专制统治，”他说，“甚至将正直善良的州长赶下台，让波士顿的暴徒搞起了运动。”

总检察长仔细看了马萨诸塞州的报纸，发现里面的煽动内容无处不在。一个地方令韦德伯恩最感不安：在伍斯特县彼得沙姆的一个小镇。作为对波士顿小册子的回应，那里的人们公开谈论使用武力来反对新的法官薪水安排。证据很清楚：富兰克林和他的盟友希望在那里和其他殖民地掀起反抗的风暴，而只有哈钦森曾试图阻止他们。在发言的结尾，韦德伯恩简短地谈到了茶党和“葛斯比事件”，并警告新英格兰的人民，他们已经踏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韦德伯恩讲完了，邓宁用他微弱的声音回应。与此同时，富兰克林一直一动不动地站着。“带着一种泰然自若的安定，”一位记者说道，“激动似乎已经被他从躯体中抽离。”

最后枢密院休会商定裁决。一些记录中说，在场的观众为韦德伯恩欢呼鼓掌，将他们的帽子扔向空中。在接见厅外，韦德伯恩在一群他的仰慕者中间逗留了一阵子。而富兰克林与他的一位支持者手挽手地匆匆离去，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几天后，富兰克林被撤去了殖民地的职位。与此同时，枢密院申明立场，否定了请愿书，称其为虚假和无理取闹。

在韦德伯恩的讲话期间，有一位枢密院官员却全程漠然，根本笑不出来。他就是诺斯勋爵，那天他也来晚了，一直安静地站在后面。在未来的几周里，他的角色需要一种与他的专长无关的政治才能。虽然增加一些对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侮辱没什么不好，但仅靠言辞无法解决已被茶党挑明的帝国危机。英国最终必须做出决断，但首先必须对眼前的问题进行定性。

美国发来的报告让人仍有怀疑的余地。可以想象，波士顿事件可能主要是敌对派系之间擦枪走火的地方问题，而茶叶的到港仅仅是用来制造骚乱的一个借口。这是有可能的。但其他殖民地的抗议活动又让这样的推论看起来不太可能。不服从已经成为各殖民地的主旋律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仅仅对马萨诸塞一个州采取报复行动将是徒劳的。迟早会有下一艘葛斯比号，在另一个地方，因为另一个原因而被捣毁，殖民地会一个接一个地变得无法管制。

1774年冬天，英国迫切需要一个全新并且更加宏大的战略，能够直抵问题的核心，从根本上平息暴乱。但这会是什么样的战略呢？鹰派会呼吁要求用更多的军队和更强大的舰队进行更严格的控制。这样也许可以保住属国，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并未成功。或者，英国可以做出更多的让步来化解殖民地某些具体的不满，如有关纸币、海关、边界争端以及西部荒野的问题。最明智的策略应该是将这二者结合，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将美国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分离开来。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这样的方法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英国内阁停下来喘口气，仔细地重新审视这个属国和它的未来，弥补多年来的失策。但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却不允许这样做。时间对诺斯勋爵来说是一个他所不具备的奢侈品。

全城热议

在英国政坛，首相往往需要防范他的朋友甚于敌人。他的对手，辉格党人已陷入彻底的混乱。罗金汉姆侯爵带着他的猎狗还滞留在约克郡，而他赶回伦敦的朋友们也没有提出任何自己的意见。他们中的约翰·卡文迪什伯爵写道，“美国的事情成了全城热议的话题”，对他来说茶党事件带来的不仅仅是惊讶。八年前，罗金汉姆政府废除了《印花税法案》，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因为这项已经失败的绥靖政策而被人诟病。

显然，销毁茶叶已经构成犯罪，“毫无辩护的余地”，卡文迪什告诉侯爵。但他们不敢为波士顿开脱，因为害怕被斥责为懦夫。他们也不能支持诺斯勋爵，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诺斯奉行强硬路线，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卡文迪什不得不保持沉默。对他来说，侯爵不在的时候，埃德蒙·伯克不具备足够的等级和权威在党内制定政策。不管怎样，他同样被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因而，在这次危机早期的重要时刻，以罗金汉姆为首的辉格党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在报纸上，威尔克斯阵营为富兰克林博士辩护，称韦德伯恩是“一个玩弄小聪明的人，一个耍嘴皮子、自以为是的家伙”，并指责他试图煽动起一场内战。但这些仅仅是文字。在伦敦城，激进分子已经势不可当。市长本人就来自威尔克斯阵营，虽不是威尔克斯本人，但是他亲密的朋友，一个叫作弗雷德里克·布尔的茶叶商人。然而在议会——这里将上演真正的角力——他们的影响太小，不足以改变任何事情。事实上，诺斯勋爵在右翼方面受到了更多的压力。等到了在“战场”开会的时候，反对美国的鹰派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这其中包括高尔和布卢姆斯伯里帮派的老牌成员，白金汉希尔勋爵。“我们要的是自由，还是成为我们殖民地的奴隶？”他在上议院向同人们发问。为了敦促政府采取行动，他要求发布所有涉及波士顿官方文件的请求。达特茅斯对此几乎无法拒绝，但这样的要求非常尴尬。那些官方文件将显示自1772年秋天以来，马萨诸塞州政府在诸多动荡的警告面前表现得是多么软弱和自满。

在这个威胁的笼罩下，1月29日傍晚，内阁成员在皮卡迪利大街公爵街，萨福克勋爵的家中会面了。为避开媒体，他们在伦敦西区的私人住宅里小心翼翼地举行有关美国的会议，这是众多此类会议中的第一次。又过了三周他们才制定出新的殖民地政策，再之后两周才将之提交议会，但在当天的午夜，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想要达到的目标。首先，他们同意发布相关的文件。之后他们签署了一项决议，承诺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殖民地对大英帝国的依靠”。

他们的计划也仅仅是一个粗略的纲要，由疲惫的殖民部门行政人员草拟。其中没有任何类似于和谈的建议。相反，他们的计划一开始就是惩罚波士顿的两个办法：将马萨诸塞州的政府迁移到其他城市，并关闭茶叶被倾倒的相关口岸。在过去，托马斯·哈钦森曾经尝试过第一种措施，但收效甚微。关闭口岸是更为大胆的举措，但它本身就会带来问题。关闭口岸可能需要议会通过法令来决定，但这就可能会耽搁。2月4日内阁再次见面并决定只需要国王的行政命令即可。但是所有的部长都认为只对城市做出惩罚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惩办元凶。

虽然这在之前的罗得岛就已经失败过，但这回他们决定再试一次，即使这意味着将威廉·莫里诺、约翰·汉考克和其他人送上绞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内阁的部长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惩办元凶的想法依然是他们讨论的主题。和“葛斯比事件”类似，茶党应当立即受到惩罚。每一位内阁成员都清楚这一点，包括在上一年还竭力避免与英格兰发生对抗的达特茅斯在内。与此同时，国王乔治三世也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在内阁4日开会之前，国王接见了仍在休假中的驻美总司令盖奇将军。要是这次会见未曾发生，可能对所有人都会是件好事，因为盖奇说服国王对殖民地采取严厉措施。九年前，在《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盖奇见识过暴民们在纽约的暴动。和在波士顿茶党事件期间的莱斯利中校一样，盖奇将军此前也是带着愤怒和沮丧离开的。从那之后，他就一直试图说服伦敦方面对殖民地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早在1770年，他就想要废除马萨诸塞州的宪章，废除镇民大会，让国王的权力直接控制政府的每个分支。

这正是他敦促国王去做的。作为一个久坐不动的官员，盖奇此前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曼哈顿。他几乎从不往南去弗吉尼亚或北上到新英格兰探查情况。这位将军对该地区缺少第一手的了解，因而对马萨诸塞州的情况做出了荒谬的评估，他告诉乔治三世，反对派绝对不敢开战。我们强硬起来，他们就会退后，并表现出“非常温顺”的样子：这就是他的原话。盖奇主动请缨回到他的岗位，24小时待命，并且不多带一个士兵。事实上，四个兵团已经奉命驶离英格兰，但只是到美国去换防。盖奇说，只要把他们调去波士顿，骚乱很快就会平息。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将军的话只能暴露出他对殖民地民兵组织的规模和战斗意愿的无知。就连伦敦新闻界都知道马萨诸塞州有武装士兵，几天后报纸就刊登了他们的猜测，估计士兵的人数可能多达8万。虽然这是严重的高估，实际兵力只有这个数字的1/4或1/5，却远不及盖奇所言的荒谬。伦敦媒体，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充分预计到了殖民地居民会在必要的情况下拿起武器。至于宪章，这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哈钦森的信中——任何试图撤销或修改宪章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一场暴力的叛乱。

但国王却选择了相信这位看似可信的盖奇将军。国王乔治三世上一次对美国的行政事务发表意见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美国事务一直都是完全留给部长们处理的。国王虽然从来就不赞同废除《印花税法案》，但还是接受了议会在1766年做出的这一决定。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议会尚未投票，国王完全可以插手内阁的讨论。当天晚上，国王写信给诺斯，敦促他采纳盖奇将军的建议，国王称盖奇是“一个诚实而坚决的人”。并且国王和高尔以及桑威治一样，将茶党事件的根源追溯到了《印花税法案》的废除。

除了有乔治三世发话外，诺斯还有另外一个选区的选民不得不取悦。在众议院他自己的后座议员席上的老百姓正愈发地焦躁不安，迫切地等着内阁采取措施使殖民地就范。一位隐藏在暗处的政客决定引领人们的控诉。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像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一样引发人们对美国的仇恨。

在保守主义未经开垦的森林深处，潜伏着的一个叫作查尔斯·范的议员，他是蒙茅斯郡的乡绅。范四次参选，终于在一次补选中获胜，代表布雷肯遥远的威尔士区于1772年进入下议院。他很快成为议会中捍卫法治并拥护诺斯的发言人。他厌恶约翰·威尔克斯，也不喜欢波士顿。1月26日，他成为第一个在议院中站出来将茶党事件称为叛乱的议员。他似乎还去找了《晨报》的编辑。五天后，晨报发出了一则消息称范已经制订出了一个计划“来镇压波士顿人的暴乱行为”，并打算将该计划呈献给下议院。

如果范是一个孤例，只是一个极端主义者支持者寥寥的话，他的话可能早就被忽略了。他是在为众多想法相似的贵族说话，每位贵族在自己的郡里都有千亩左右的土地，还有乡绅和地方法官，他们在军队或教会中都有兄弟和亲戚。他们的权势远不及罗金汉姆家族，他们也不认同英国是腐败的。出于习惯和选择，他们在讲坛上或法官的座椅上维护当局：如若不然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这些人正是诺斯勋爵在萨默塞特时所接触的人，他找的妻子也是来自这一阶层。诺斯视这些人为支持他的中坚力量。

有了陆军、海军、国王和后座议员们对报复行动的热切期待，内阁开始行动了。2月5日，达特茅斯给每个拒绝接收茶叶的殖民地的州长写信，告诉他们准备接受恢复当局权力的命令。同一天，他请教瑟罗和韦德伯恩茶党事件是否是叛国行为。司法部长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给回复。就连和蔼可亲的达特茅斯对这样的延迟都感到了烦躁，可爱德华·瑟罗不是那种会匆忙做出错误决定的律师。

瑟罗性格直率火爆，喜欢饮酒，他在做出导致战争的决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42岁的他与一个咖啡馆店主的女儿住在达利奇。人们称瑟罗为老虎，因为他的脾气（他曾在辱骂了另一名律师后，用手枪与之决斗），还因为他的外表。在审判庭上，他浓密的眉毛下一双怒目直视被告。有人称他为暴徒。晚年时期，瑟罗在布赖顿度假时，一个仆人给他端来了一盘他不喜欢的桃子甜品，为此他把每个人的甜点都从窗口扔到了街上。虽然他生性暴躁，瑟罗却有着某些令人尊重和仰慕的特质。

爱德华·瑟罗大法官，由乔治·罗姆尼作于18世纪80年代初。（藏于内殿律师学院的荣誉社）

与殖民部长一样，瑟罗与文雅却忧愁的诗人威廉·考珀是朋友，考珀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最重要的是，瑟罗有着在辩论中不可战胜的名声。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塞缪尔·约翰逊将他视作他在言语上永远也无法战胜的对手。“在英格兰，我唯一需要在见面前做些准备的人就是瑟罗，”他对詹姆斯·鲍斯威尔说，“要是和他见面，我希望可以提前一天被告知。”和约翰逊博士一样，瑟罗没时间理会美国人，他厌恶美国人，但他也不信任他的同事。

为了避免起诉罪犯的计划出现任何纰漏而承担过失，瑟罗让达特茅斯去找出更多关于茶党事件的证据。在伦敦只有一名做证的证人，就是海莉号的斯科特船长，而他所陈述的内容太过单薄。因而，时间不等人，殖民办公室不得不去寻找更多来自波士顿的到港人员。总共找来了12名目击证人，其中包括两位明星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弗朗西斯·洛奇和他的船长詹姆斯·霍尔。

从2月16日开始的两天之内，达特茅斯与他们所有人进行了面谈，并在每个晚上将结果传递给内阁。很快他们就有了事件的完整链条，从针对克拉克家族的骚乱，到最后一箱茶叶落入水中，以及一长串可能被指控为叛国的人名。 [21] 他们准备采取下一个步骤，将这些目击证人召到内阁去重复他们的话，并郑重宣誓。

到目前为止，海莉号进港停锚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事件带来的第一波亢奋已渐渐消退。新闻界已暂时对美国失去了兴趣，埃德蒙·伯克抱怨首都对此事的麻木。对本杰明·富兰克林来说，波士顿的消息曾同样让他措手不及，但现在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刻——这对他是罕有的状况——他陷入了某种接近绝望的状态。在“战场”会议后的第三天，他写信给库欣、亚当斯还有汉考克，恳求他们对茶叶做出赔偿以避免灾难。但他必定也能料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从报纸上，富兰克林看到了茶党在美国引发的巨大热情。就连像乔治·华盛顿那样克制、内敛的贵族都和波士顿站在了一起反对茶叶条例，但他不喜欢摩霍克家族采取的暴力方法。

在马萨诸塞州，爱国者们已经无意回头了。事实上，他们计划更进一步，弹劾英国皇家法官，因为他们接受了英国王权发给他们的薪水。富兰克林对此还全然不知，但是，他可以感觉到事态正在失去控制。他作为伦敦美国人群体的非官方领导，很快就听说了达特茅斯审问目击证人的事情。2月18日，他往国内写了多封预期悲观的信，告诉他的朋友们审问的事，并描述了他所受到的辱骂。“看来，我是代表了美国人”，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写道。“对茶叶的处理已经引起了巨大的愤怒。”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在写给《宾夕法尼亚公报》的一封信中，该报匿名发表了他的这封信，他准确地描述了那一刻的心情。“谈到要将舰队和军队派到美国，”他写道，“但是它们到美国去做什么，我就想不明白了……愿上帝给我们更多的智慧。”

在私下里，达特茅斯也体会到了类似的情绪。虽然他一直与富兰克林保持着距离——似乎他们自茶党事件后就再没有面对面地接触过——他迫切地想要和平。通过一个朋友，一个叫作约翰·桑德的商人，也是福音派的教徒，达特茅斯试图与新英格兰接触，请求他们改变主意。桑德在马萨诸塞州有一个联系人，威廉·戈登，来自英格兰的非国教教士，在波士顿附近的罗克斯伯里当牧师，与激进分子关系密切。2月12日，勋爵大人写信给桑德，敦促他将自己的话传给美国。要是戈登能去转告汉考克和其他人，并说服他们缓和事态该多好啊。他无法承诺取消茶叶税——要是他做出这样的暗示一定会被认为是疯了——但要是美国人肯让步，总有一天这就可能会实现。要是他们不让步呢？达特茅斯说，“所有的和解将为之告终。”

事实上，等到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时机已经错过了。议会的动作很快，诺斯勋爵很快就要发布白金汉希尔要求公布的那些信件。在那个当口上，他必须预备好一套措施来同时满足上议院和下议院。如果要让这些审议事项在6月议会会议结束之前通过上下两院，那么最迟3月份之前就要做出宣布。

2月19日，星期六的晚上，当内阁成员聚集在达特茅斯在圣詹姆斯广场的房子里开会的时候，议题达到了紧要关头。到目前为止，两艘军舰已经待命前往波士顿去增强蒙塔古的舰队，盖奇将军已经被要求带着四个兵团回到美国。内阁相信他们已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去逮捕犯人。有了宣誓过的证词，枢密院可以发出逮捕令将那些人押回威斯敏斯特受审。但是仍剩下两个问题：关闭波士顿口岸和取缔马萨诸塞州旧宪章的问题，它给了这个殖民地太多自由来藐视帝国。

摄于1930年代，这张罕见的照片中显示了达特茅斯在伦敦圣詹姆斯广场的住处。他的家位于中间，窗户上有遮雨篷，外面停着一辆车。1774年2月，内阁就是在这里会面，制定了针对马萨诸塞州的强制性措施。该房在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今天坐落在房子原址上的是英国石油公司的总部。（来自加拿大人寿保险公司）

关闭口岸远比预期得要困难。当官员翻查相关法律条文的时候，他们发现乔治三世不能关闭港口，因为皇家曾颁布过一条命令。虽然这是中世纪留下的，并且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法律必须被遵守。国王可以为贸易开放一个港口，但是一旦授权，进出港以及买卖货物的权利就不能被撤销。为了要实现这一目标，议会必须通过一条特殊的规定，即波士顿港口法案，它定然会比送茶激起美国人更大的愤怒。

在整个危机中，类似这样的障碍不断出现。英国人对此的解决方式绝不是独断专行，而是痛苦地走正规程序，即便这个过程又会造成新的障碍，带来延误，导致尴尬的副作用，并让新英格兰的问题变得愈发棘手。关于宪章，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在18世纪的英国，政府经常取消地方的特权和看起来已经过时了的宪章。但是每一次，都必须先通过议会，因为国王不能直接撤销法令。而每一次都可能会出现旷日持久的争吵，比如1772年诺斯勋爵对印度的调整法案。但是政府别无选择。在19日的会议上，内阁准备出手，按照盖奇将军向国王建议的威胁路线，为马萨诸塞州也制定一个调整法案 [22] 。

官员们需要花上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写出这项法规，但是它后面的意思却是再清楚不过的。在殖民地享有了一个多世纪近似于民主政治的自由后，内阁决定强制它接受英格兰的直接统治。未来的州长将成为最高的权威，下面是由命令书议员组成的皇家委员会。法官将直接向皇室复命，未经当局许可的镇民大会将被视作违法，陪审团也不再由选举产生。此外，还会通过一条法律来保护军人，如果他们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击毙暴徒，将在美国免于起诉。这将避免波士顿大屠杀后以谋杀罪审判士兵的情况再次出现。取而代之，任何违反法律的英国军人会被送回英国起诉。

多年来，鹰派在内阁中一直推崇这样的一揽子法案。而像塞缪尔·亚当斯这样的美国人也早有预言鹰派们最终会得偿所愿。在殖民办公室，约翰·伯纳尔对这些提议心存疑虑，但他还是不得不起草新的法案。消息一传到新英格兰，就会带给波士顿的激进分子一次巨大的宣传胜利，而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在议会愤怒的讲话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3] 其中言辞最为冒犯的当属查尔斯·范。

之后，随着诺斯勋爵推出一揽子法案限期的临近，爱德华·瑟罗突然釜底抽薪削去了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位司法部长当法律学徒时，是在英格兰西部的巡回法庭处理盗窃和谋杀案件。对他这样的刑事律师来说，物证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瑟罗再次审视了由枢密院提供的宣誓证词，他认定它们不够充分。虽然他同意茶党犯的是叛国罪，但证词大多只是传闻，不足以佐证对所列人员的指控。2月28日，他对他的同事说，他不能出具逮捕令让枢密院签署。

总检察长也毫不掩饰他自己对诺斯勋爵和达特茅斯的怀疑。与他所尊敬的乔治·格伦维尔相比，他将这二人视为次等。几天后，老虎瑟罗在内阁会议室外等待的时候，对着可怜的约翰·伯纳尔发泄怒气。“你难道看不出来，他们想把全部的责任推给我和司法部的副部长吗？”他说，“谁会当这种该死的傻瓜，为了这样一群人把自己搭进去？”

这是非常直白的话。达特茅斯的反对者将他视为一个胆小的天真汉，诺斯也被人批评过于关注政治细节和缺乏战略眼光。他们年长的同事大多是经历过两次英法大战的退伍军人，而他们自己的事业生涯，要么资历尚浅（指达特茅斯），要么只专注于国内事务和金融（诺斯勋爵）。当美国人凝视着大西洋的彼岸时，他们看到的是强大的敌人，就像斯巴达方阵一样列队挺进，要用尽一切办法来粉碎他们的自由。这是一个错觉。虽然内阁部长们希望果决强硬，但通常他们的长矛是钝的，箭袋也只装满了一半。受到内斗的牵制，他们互相推动，制订了一个威压新英格兰的计划，根本没意识到他们缺少执行该计划的手段。

在欧洲没有一个盟友，现在又和美国闹僵，以诺斯勋爵为首的内阁走进了一片迷雾当中。在这个非常时刻，诺斯几乎又一次抑郁发作。在2月底，他在下议院遭受了罕见的失败。仅仅源于一个有关选举法的技术讨论，但他这方失利了，被投了250张的反对票，其中甚至包括对他超级忠诚的查尔斯·范。诺斯再度谈到辞职。国王试图使他平静下来，萨福克在早餐前匆忙赶来见他，他又恢复了镇静。即便如此，这却是个不祥之兆。

再过一周多一点的时间，诺斯就必须把他的新美国政策呈现给议院。现在，在伦敦审判叛国罪的计划已被抛弃，推进剩下的计划就显得更为紧迫。第一次辩论的日期已经确定：3月7日。它将标志着一场议会斗争的开始，其戏剧性和重要性可与其他更为著名的议会辩论相提并论：下议院在1831—1832年间对改革法案的辩论，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辩论，以及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多场辩论。在1774年的春天，罗金汉姆的辉格党终于冲出了战壕，开始了他们姗姗来迟的反对党后卫行动。

反对一方的势力需要由两名政客领导，这二人都应该是与诺斯勋爵截然不同的理想主义者。不仅侯爵发现这个任务超出了他的能力，就连埃德蒙·伯克，这位处在其巅峰状态的雄辩家，也有同感，还有其他不那么有名却更为高效的人也觉得难堪此任。最后一个不大可能的英雄出现了，他主张殖民地自由：查尔斯·伦诺克斯，第三位里士满公爵，是他那个时代最具独创精神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