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王朝——拯救弗洛伊德

嫁给乔治以后，玛丽认为自己像是被活埋了。为了逃离这个冷冰冰的世界，她绝望地到处寻找爱情。不少情人曾爬上她的床——或是一个平庸夜晚的约会，或是一段情欲高涨的关系。在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她在法国度过了几个月，这也方便了她在爱情上的偷闲。1913年，在她邀请尊敬的《丛林奇谈》（Livre de la jungle ）的作者迪拉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享用午餐之时，为了让孩子们高兴，她的目光放在了那个被所有人称为“总统”的人身上。荆棘一般的眉毛，缺乏修整的胡子以及磨损了的衣服，不太可靠的外表下藏着的却是一头强壮的政治猛兽。他14次担任内阁总理，20次当选部长。在整个第三共和国里，没有人比他更优秀。51岁的他名叫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玛丽喜欢他野性的声音和他温柔的双手。11月的一天夜里，露水与星星静静流淌，他们的马车停在了塞纳尔（Sénart）森林里，他们第一次亲吻对方。与白里安交往的同时，她还常常与一个叫勒韦丹（Reverdin）的年轻外科医生在一起，但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只有悲哀的性关系。在她的那本记录所有艳遇的“爱情”书中，勒韦丹排在第六个，而白里安则是第七个。公主的爱并不会停留在他们身上。关于白里安，她最担心的是流言蜚语。充满激情与爱慕的“总统”甚至在公共场合也要热情地亲吻她。这种爱让她有些害怕，更重要的是，它是不平衡的。不在他身边的时候，玛丽并不感觉被他需要，而一旦他把手放在她身上，她就不可能抵抗得住他。不仅如此，白里安还常常被邀请到位于圣克卢的乔治王子夫妇家中。

夜深人静之时，他会来到情人的房间。在这栋大多数人都已入睡的房子里，她成了他的人。在他们缠绵的时候，门外还响着乔治在精心打蜡的地板上的脚步声，而仆人们也还在做最后的结束工作。在一番云雨之后，出轨的公主每每感到十分内疚。白里安总是不厌其烦地用最感人的爱情誓言来宽慰她。但玛丽的爱情路布满了挫折。事实上，她无法与男人体验到丝毫的愉悦。因此，她只好以精神上的满足来代替肉体的快感。到了20世纪，研究他人心理或是大众心理的爱好者开始对她产生了兴趣。通过她的父亲，她在1909年认识了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教授——一位博学的多题材作家，因为《乌合之众》的出版而一举成名。玛丽经常被他邀请去参加“周三的午餐之约”，在那里还常常能碰上普鲁斯特。玛丽疯狂地对勒庞产生了崇拜。“勒庞成了我生活的核心。一切事情都围绕着他分成了各个等级。”她在十年后写道。因为他，玛丽变得自信了，幸福地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面对自己，并与那些知识渊博的人做朋友。她还意识到自己在学识上的优越性有时会伤害到他人，尤其是男人们，于是她学会了小心谨慎。多年来，古斯塔夫并不完善的思想还是让她得不到满足。在学识要求方面，这位学生已经超过了她的老师。自此之后，玛丽希望在亲密关系方面也能有所突破。

在巴黎，一位年轻的阿尔萨斯医生——拉福格教授因为他的精神分析作品开始显姓扬名。从1925年开始，公主就经常拜访他。她常常花大把的时间与他交谈，而谈话的主题则是永远不变的人类精神世界的众多折磨。就仿佛在为自己做分析一样，她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与苦恼上对拉福格没有任何隐瞒，还向他提出了自己的一千零一个问题。她的疑虑在一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再次加重。在罗兰亲王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迷恋上了植物学。他逝世后，留下了超过10万册的藏书，直到今天为止，书籍上带有他的藏书印都还是藏书家们的一个鉴定标志。但是，专注于阅读及外出探索的他，忘记了去了解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他的女儿玛丽。他从未轻视过她，但也从未真正发现过她的出众才智和她求知的渴望。多少次玛丽都在等候着这个敏锐的科学研究者的一个示意，或是一句鼓励。但她从未等到过。由此，从古斯塔夫·勒庞到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再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她总是在他人身上寻找缺失的父爱。她与弗洛伊德更是建立起了一种深厚而敬重的关系。通过对自己的精神分析，她从此确信了精神分析法的价值。1926年11月4日，她参与了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创建，并成了九位创始人的其中一位。长期以来，她都在为此机构提供大力的财政支持。在1929年完成了对自己的分析之后，她希望能够亲自参与实践。

在这位弗洛伊德的竞争者那里，精神分析的环境是相当舒适的。如果你和她有过预约，她的私人司机会出现在你家门口，用她其中一辆舒适的豪华轿车一直把你带到圣克卢。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公主会在花园里待客，一张长椅取代了心理医生们传统的沙发。希腊王妃就如同一位亲切和蔼的奶奶一样，总是在你身边，忙着针线活。她深信自己的科学理念，这在当时让医学界的头号人物和学术权威们都饶有兴趣。据说有一天在圣安娜（Sainte-Anne）精神病院，她向其中一位老师讲述了她的一个患者对香皂的恐惧来源于她想要抚摩父亲睾丸的渴望。老师半信半疑，甚至尴尬不已，只得转身离去。懊恼的玛丽则在医院追了他一整天。还有人说在布洛涅森林里，她朝一个裸露癖喊道：“把你那东西收进去，这一点儿用都没有，但是我很愿意跟你好好谈一谈，明天来我家。”正如我们所料，她专攻性的问题。她于1932年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女性性功能”的演讲，并开始获得认可。尽管在学术上蒸蒸日上，但她自己的心理问题并未消失。46岁的时候，她还没有放弃对身体快感的追寻。1930年，她第二次接受手术，再一次在阴蒂上动刀，另外还增加了一个子宫切开术。但手术结果和之前的一样，给她带来的只有痛苦。两年来，她致力于将弗洛伊德的著作翻译成法语。她总共翻译了他的九部作品，其中有伽利玛出版社1928年出版的《达·芬奇的童年回忆》（Un souvenir d'enfance de Léonard de Vinci ）以及1930年出版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Le Mot d'esprit et ses rapports avec l'inconscient ）。在大师的75岁生日之际，她在索邦大学的五百多人面前进行了一次非凡的演讲。这是这所著名的大学第一次邀请她，但不是最后一次。多年来，她与弗洛伊德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玛丽不仅在智慧方面与其默契十足，而且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之间一直保持通信，总是毫无讳言地向对方倾诉。

1933年，玛丽收到了这位朋友表示担忧的来信。尽管弗洛伊德不愿意承认，但他的处境正在受到威胁。“人们建议我逃到瑞士或是法国。”他向她写道，“但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不认为我正处在危险之中，如果有人要杀我，尽管来杀吧。这也是千千万万种死亡方式中的一种。”在隔壁的德国，希特勒刚刚进入总统府。而在奥地利，反犹太主义也无可阻挡地击败了人们的良知。根据希特勒的理论，犹太人弗洛伊德正是愤怒的纳粹人的猎物。5月在柏林，他的书籍被众人焚毁。经过五年的暂缓之后，1938年3月，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并改变了局势。在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人到来后的几天里，S. 菲舍尔出版社被洗劫一空。搜寻过程中，盖世太保发现了一份弗洛伊德与外国出版社的合约，这违反了帝国的流氓法律。他的家庭住宅同样被搜查掠夺了一番。纳粹带走了一些文件和6000先令。从此以后，逃亡不再只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需。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奥地利被吞并的一周后，玛丽就赶到了维也纳决定营救她的精神分析师及挚友。每一天，警力都在加强。3月22日那天，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Anna）被盖世太保叫走。公主坚持要陪着她，但看在公主殿下的尊贵身份的分儿上，警察礼貌地拒绝了她。在柏格巷（Berggasse）的19号，弗洛伊德点燃了一支又一支的烟，不安的情绪写在他的脸上。他的女儿会被释放出来吗？安娜成功地驳斥了所有人们施加在她身上的“颠覆性活动”的指控。她回来以后，弗洛伊德就同意了转移到英国，那里早已安排好了接应他的人。但他不想偷偷摸摸地逃走，他仍然想带上他的档案，他的毕生心血。于是玛丽叫上了自己的亲属，负责为他分类打包重要的文件。另外她还悄悄地去了居住过的希腊使馆，在纳粹人的鼻子底下带走了一座象征雅典娜女神的小铜像以及属于“教授先生”的几枚金币。为了防止纳粹的进一步洗劫，她干脆暂时住在了弗洛伊德屋子里的楼梯上。“蓝黑色的貂皮紧紧地裹在肩上，手上戴着轻便的手套，头上是看起来脆弱易破的大帽子。环绕着一股非洲茉莉的清香，她最爱的香水，她就那样蹲守着。”德特勒夫·贝特尔森（Detlef Berthelsen）如此描述道。各式各样的食物配上一点儿茶和巧克力，她长时间地守卫在那里。

幸运的是，她没有遇上纳粹的队伍。尽管没有人反对弗洛伊德的离开，但阿道夫·希特勒的政策却意味着无耻的剥削。为了避免大量的资产外流，同时顺便为自己服务，希特勒规定所有想要离开帝国的犹太人都必须缴纳一笔高达20%的出境税。然而，就像大部分的人一样，弗洛伊德的银行资产已被冻结，根本不可能在没有亲戚朋友帮助的情况下付清这笔税款。想要去更自由的天地生活，弗洛伊德就必须缴纳4824美元的金额，但他根本付不起。而此时玛丽则毫不犹豫地替他向移民局缴纳了这笔“帝国出走税”。其他一些受威胁的犹太人也同样获得了她的帮助，比如贝克尔泽勒（Berczeller）教授的逃亡。1938年6月4日，弗洛伊德带着妻子和女儿登上了东方快车。在目的地巴黎等待他们的是早几个星期回去的公主。当他到达巴黎东站的时候，站台上的她身着光彩夺目的名牌礼服，肩上披着一条黑貂围巾。在摄影师刺眼的闪光灯下，玛丽将弗洛伊德一家和他的随身行李带到了一直在火车站入口等待的两辆华丽的小轿车上。弗洛伊德在玛丽位于圣克卢的家中歇息了几个小时，随后经加莱到达了英国。1938年6月5日，公主终于松了一口气，她的朋友及其作品终于远离了纳粹的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