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王朝——俄罗斯社会史的尝试

多民族国家俄罗斯的形成

16世纪后半期，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史上，特别是俄罗斯向东拓展的历史上，伊凡雷帝征服喀山汗国具有划时期的意义，对阿斯特拉罕汗国以及西伯利亚汗国的征服又进一步让帝国领土在向南和向东得到了扩展。这一点在所有概论性书籍中也都会所有提及，但本书对其前提，也就是中世纪时长达两百四十年的“鞑靼人的桎梏”及其后遗症问题也进行了论述，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之处。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写道：“从8世纪大约持续到17世纪，俄罗斯人与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博罗维茨人以及噩梦般的鞑靼人的斗争在俄罗斯民族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正如他们的叙事诗里描绘的那样，这是一段极其痛苦的历史记忆。”

然而，18世纪以来，攻守形势出现逆转。俄罗斯势力越过伏尔加河进入哈萨克斯坦一带。不过，对这一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征服是在19世纪以后。截止到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进而征服了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1865年之后的二十年里又对中亚进行了军事上的压制。

领土扩张的方向原本就不只是东方和南方。17世纪下半叶，乌克兰东部的粮仓地带以“自治国”的形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到18世纪末，这一地区被俄罗斯完全合并。彼得时代，俄罗斯从瑞典手中获得了所谓“波罗的海三国”。在世纪末，俄罗斯与普鲁士、奥地利共同瓜分了中世纪大国波兰。俄罗斯的领土大为扩大。如此一来，俄罗斯在西面也持续着领土的扩张。

帝政之下的俄罗斯成为囊括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及乌克兰等欧洲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西伯利亚地区以及远东地区的庞大殖民地帝国。其结果是，帝国境内居住着多达两百个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民族”，其中也有阿留申人那样的“少数民族”（据1910年调查，只有一千五百人）。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不久的1646年，俄罗斯人约占全国人口的95%，而到了帝政末期的1917年，作为国家名称的民族俄罗斯族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约45%，其比例连一半都未达到。

多民族帝国的真实形态

与获取经济利益相比，俄罗斯更优先考虑战略与政治上的利益，这是其领土扩张的显著特征。也就是说，与欧洲先进国家不同，经济利益与基督教的使命对俄罗斯的影响不是很大，而安全保障因素是其考虑的核心所在。不能否认，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实行宗教宽容之前，俄罗斯曾实行过严格的改宗政策。但从帝国的民族政策来看，以19世纪中期为分水岭，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中期以前，帝国对异民族的统治仅限于行政上的支配，而19世纪中期以后，俄罗斯强力推行了改讲俄语、改宗东正教的“文化上的俄化”政策。例如，1863年内务大臣发布命令，禁止乌克兰人使用乌克兰语。另外，俄罗斯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东正教传教团，对于民族运动也采取严酷手段进行控制。在这一点上，波兰两度爆发的反俄起义（1830、1863）具有划时代意义。而“犹太人迫害”这个词语更让俄罗斯对犹太人的压制举动广为人知。

不过，作为帝国中枢的官员与军人之中，“非俄罗斯人”所占比例并非少数。1868年，军队的军官之中有23%是“非正教徒”。与民族出身及宗教信仰相比，俄罗斯更看重他们对沙皇的忠诚、专业能力以及名门望族身份。而在民族地区，俄罗斯优先起用当地的出色人物出任这些地区的主要官员，以这种方式受到擢拔的人物绝不在少数。俄罗斯在强化“中央”的同时，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统合”那些距离较远的离心地带。

殖民地问题再思考

俄罗斯的扩大问题与本书在最前面所论述的殖民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关联，也可以说，这两个问题互为表里，表里一体。

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的两百年间，俄罗斯领土平均每天增加约四百平方公里。虽说其中很多地区是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但也不乏土地肥沃地带。俄罗斯农民几乎随时都有条件迁徙移民，原有土地稍显不足时，农民即有可能迁居他处。一方面，圣俗两界的领主会把农民迁往肥沃的新领地；另一方面，未被迁走的农民有时也会未经许可自行迁徙，这也就是农民的逃亡。

某种意义上，农民对迁徙也有着理想化的憧憬。对逃亡农民来说，迁徙可以使自己摆脱领主不公正的榨取，同时迁徙也是找寻桃源乐土的一种尝试。每个人都很期待迁徙能给他们带来自由和宽裕的生活。由于“白水境”（别罗沃杰）传说的存在，俄罗斯人有着一个“远方富饶之乡”这种理想化的念想，“远方富饶之乡”念想可以从17世纪中叶“旧礼仪派”的说教中寻找思想渊源。“旧礼仪派”的确强化了农民追寻理想之乡的念头，但将迁徙行为理想化的倾向，早在中世纪时便已有之了。

如上所言，农民的迁徙和逃亡与俄罗斯领土的扩展是表里一体的。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已毋庸多言。不过，必须指出这一现象也有着消极不利的一面，因为农民把“旧的农业方式”带进了土地肥沃的新地带。面对人口增长问题，俄罗斯农民并没有采用农业集约化与促进产量增长的方式处理应对，他们总是试图以迁徙至新土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农业向集约化生产方式过渡需要时间、知识以及资金等方面的必要条件，同时也需要有这样的意愿与志向。只有在土地严重不足，而同时又没有新地区可供迁徙时，农民才可能尝试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否则只要土地充足，有新土地可供迁徙，即使新的迁徙地土地肥沃，农民也还是会继续以旧的粗放方式进行农业生产。

俄罗斯的这种领土扩张方式阻碍了缺乏资金的农民向集约化农业过渡的进程。农业经济学有一个权威命题：包括农业集约化生产、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等在内的“农业革命”从根本上讲是源自“人口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土的扩张抵消了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压力与效果。直至帝政末期，俄罗斯农民的生产效率仍然十分低下。以社会平等、“正义公正”为特征的中世纪以来的共同体农业方式仍在运行之中。俄罗斯没能产生16世纪英国那样的“农业革命”，也没能过渡到19世纪法国、德国那种个人主义的农业形态。虽然不能说俄罗斯的农业丝毫没有进步，但整体上“农民的传统”在农业生产中是占主导地位的。给这一农业生产方式打上终止符的是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不过，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发生，斯托雷平的改革半途而废。虽然斯大林以强制方式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从根本上结束了俄罗斯传统农业形态，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付出了空前绝后的巨大代价。

从都市所见的“俄罗斯与欧洲”

前面论述的农业形态及农民的状态是与俄罗斯弱小而不发达的城市有着深刻关系的。

书中讲过，俄罗斯的城市在“鞑靼人的桎梏”时期，即蒙古人入侵之时，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从桎梏中解放之后所建的城市，又大多从要塞发展而来。也就是说，这些城市的第一要义是军事行政之城。城市的安全得到确保之后，商人们的往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的军事性，但这些城市里是不会萌生自治与自由的。城市是侍奉于专制的“税赋共同体”，这是俄罗斯城市一直具有的属性。不仅如此，俄罗斯的城市并没有与农村清晰地切割开来。17世纪中叶的城市暴动之后，商业与手工业等象征城市身份的活动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得到认可，但“商业农民”仍不绝其迹。众所周知，1755年实施地方改革之际，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全国每个乡都设置一座中心城市，为此不得不把大一点的村升格为城市。可以说，直至近代，城市在俄罗斯社会的形成方面都没有发挥出丝毫的积极作用。这与很多欧洲中世纪城市形成鲜明对比。

旧的学说认为，诞生于12、13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城市并不是近代民主主义起源的“自治与自由堡垒”。自治与自由的旗手是“拥有市民权的市民”，同时大量的非市民是被排斥在市政之外的。另外，城市里既有以寡头制独占市政的富裕市民，也存在平均占比约20%的城市贫民。而在这样的城市之中，“自治与自由”恐怕业已成为人们的常识。

因此说，对这个传统是不能轻视的。苏联历史学家亚伦·古列维奇是公认的20世纪在中世纪史领域成绩最大的学者，他在《中世纪文化范畴》（1972）中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在具有中世纪生活最本质特征的同时，也给予了西欧文化上独一无二的特性。在他看来，城市的“市民既是城市自治体的成员，也是城市的所有者，同时又是城市劳动的主体。由于市民具有社会关系的多面性，因而比封建社会其他阶层的代表者更具优势地位”。

我个人认为，如若没有这种类型的城市与市民，给世界带来近代曙光的文艺复兴便不会发生。路德的教义在城市中扩散开来之后，市民们举办公开讨论会与市民总会来决定是否接纳路德的教义，还有的城市是由扩大参事会，也就是由市政厅来做出相关决定的。毋庸赘言，市民是通过自我武装来守卫自己的城市及相关特权的，这一传统在欧洲社会中根深蒂固。但无论这些城市多么具有排他性与特权性，应该可以说，欧洲近代的市民社会是以中世纪城市为源头的。

再回到古列维奇的论点。关于俄罗斯城市，他的确未发一言。但是对于“中世纪的东方城市”及“拜占庭帝国的城市”有如下认知。

（城市）无论在经济与文化上多么发达，都不可能逾越中世纪发展阶段而成为引导整个社会进步的根源，因为这样的城市缺乏作为城市共同体成员的、具有自治权的自由市民这种社会身份类型的群体。在独裁政治的支配下，或者整个社会都处于社会性无权利的条件下，这种社会类型是无从产生、无法想象的。

这种认知基本可以用于解释俄罗斯的城市类型与功能角色等问题。顺便说一句，犹太人出身的古列维奇在苏联史学会中不是很受待见。

俄罗斯的固有要素

自998年“受洗”以来，俄罗斯一直是西洋基督教世界的一员。虽然俄罗斯的基督信仰是经由君士坦丁堡传入的希腊正教，但很少有历史学家在基督教中寻求俄罗斯人的历史身份。当然，正如本书中很多地方对教会与信仰问题所论述的那样，我对这种看法也并无异议。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鞑靼人的桎梏”的经历让俄罗斯人走上了与欧洲不同的道路，而这一点在俄罗斯人身份认同问题产生的影响甚至更为深远。即便摆脱桎梏后建立起来的莫斯科专制国家，首都也经常遭到鞑靼人的蹂躏，蹂躏之后很多俄罗斯人被作为俘虏掳走。很长时期内，防卫特别是国境警备是政府最重要的课题。俄罗斯向南、向东扩张领土可以看成是“鞑靼人的桎梏”所带来的后遗症，这种说法应该是基本准确的。结果，俄罗斯成了一个包罗伊斯兰人等非俄罗斯人的“殖民帝国”。近代俄罗斯的结构性特征——“强大的沙皇权力”与“脆弱的社会”，应该也是与这样的历史经历密切相关的。

地理条件从宏观上决定了俄罗斯的历史。处于欧亚大陆东部的“欧洲与亚洲中间地带”的地理位置是俄罗斯无法回避的固有客观条件，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俄罗斯人不得不与草原游牧民族进行长达千年的敌对斗争。先前介绍的克柳切夫斯基敏锐的论述中也有这样的说法。虽然这种看法并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但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时，这一观点仍是我们无法回避、必须讨论确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