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民主化与扩张：焦利蒂时代的意大利

如果说法国与英国和德国相比，在20世纪初仍旧是一个农业国的话，那意大利更是如此，以其1911年不足3500万的居民来说它是最小的欧洲强权国家（俄国的欧洲部分当时有1.22亿居民，德国6500万，哈布斯堡帝国5100万，英国4100万以及法国3900万）。1911年意大利人口的55.4%仍然从事农业劳动（比1901年减少4.1个百分点），而工业从业人员达26.9%（增加2.4个百分点）。1908年，在私有部门的国民收入中，农业和工业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3.2%和26.1%；1900年相应份额还分别为51.2%和20.2%。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变化证明，亚平宁半岛在20世纪初发生了迅速的结构变化：意大利在1895～1900年经历了其工业革命。

首先以国家的名义通过保护性关税和直接补贴对重工业予以扶助——该行业的生产成本比世界市场价格高得多——从而使其成为增长性最强的行业。1890年代后半期在皮翁比诺（Piombino）和厄尔巴出现了钢铁厂，1899年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在都灵创建菲亚特汽车厂。丝绸业仍是雇员最多的行业，其出口也大大超过钢铁业，但与后者不同它却很少能从保护性关税中获益，反而从中受到损害。化学、金属加工和机械工业等增长性部门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大多数企业还是小企业，而且工业化仍旧主要是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现象。农业的意大利南方继续遭受其结构性欠发达的痛苦并提供了大部分移民：仅仅在1905年就有50万意大利人背井离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去北美和南美找工作。农业作为整体 为资本积累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才让工业化成为可能。新型的“混合银行”（Banca mista）也是如此，它们直接参与投资大型联合企业（如在钢铁行业运作的商业银行）。

政治上看，意大利工业革命的时间（同时也是一战前的美好年代）大部分落在“焦利蒂时代”。皮埃蒙特人乔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在1883年成为议会议员前曾做过公务员，1892/1893年首次担任首相；1901年2月到1903年5月他在扎纳尔代利的第一届内阁中出任内政大臣；扎纳尔代利1903年11月去世后，他接任其首相和内政大臣职务。直到1914年，他一直是意大利政坛的核心人物；仅在1905/1906年和1910/1911年，其他自由派阵营的政治家们短暂担任过政府首脑。

焦利蒂这位自加富尔以后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家，其政治立场中间偏左。对其政策可以使用一个20世纪下半叶的概念：他尝试“向左开放”（apertura a sinistra），方法是将工人运动中的改良部分整合进意大利的政治。只有当国家在工资纠纷上不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企业家一方，而是在雇员和雇主之间扮演诚实经纪人的角色时，这个目标才能实现。意大利工人的工资与欧洲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极低，普遍存在的对无政府主义暴力的偏好与这个国家的社会苦难和工业落后密不可分。由于焦利蒂意识到这些关联，他限制在严重违规案件导致工人罢工时使用警力，从而至少减少了冲突的发生，这类冲突一般是执法人员使用了枪支。此外，焦利蒂政府确保限制女工和童工以及节假日和夜间工作的法律的通过，改善了退休金状况并设立了国家劳动局。

抵制新的社会补偿政策的是 实业家们，他们与焦利蒂不同，不愿领会较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其实是符合企业家——尤其是波河河谷和南意大利的大地主们——不容忽视的自身利益的。1902年，在波河河谷的稻田里讨生活的短工、农业工人和半佃农们（mezzadri）的罢工行动——他们组成了类似工会的“联盟”（lighe）——被有组织的破坏罢工者团体残酷地破坏了；同年秋天警方在阿普利亚（Apulien）和西西里岛向罢工者开枪，其后果是随后有组织的区域性犯罪网如黑手党和克莫拉（Camorra）得以继续扩大它们的权势。农民工和与他们联盟的小农的失败，导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更愿听信社会党和工会中激进分子的话，后者对逐步改善社会状况已经不感兴趣，他们寄希望于一次总罢工的解放性效果——乔治·索雷尔1906年在其《论暴力》一书中提到的“直接行动”。在这本同样反改良和反议会的书中他把无产阶级的斗争提升为神话。

社会党党内对焦利蒂政府的态度意见不一。以党的领导菲利波·图拉蒂为首的改良派同意进行立法合作，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也准备派人入阁。激进派或称“整体主义者”（Integralisten）聚集在革命工团主义者、媒体人阿图罗·拉布里奥拉和刑法学教授恩里科·费里（Enrico Ferri）身边，他们主张坚定不移地推行反政府政策，从而代表着第二国际在1900年9月巴黎大会上所制定的路线，即《考茨基决议》。当焦利蒂1903年11月邀请图拉蒂入阁时，激进派已经足够强大，他们成功地促使党的头号领导拒绝了这一邀请。1904年4月，他们在博洛尼亚党代表大会上获得多数。

五个月后，1904年9月意大利举行首次总罢工，起因是警方多次在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向示威者为所欲为地使用暴力，具体情况在论述第二国际的章节已经提到。在焦利蒂保证今后警方不再向罢工或示威的工人们开枪，并不再在这类情况下使用军队时，罢工终止。激进分子感到自己是赢家，但在焦利蒂安排的1904年10月选举中，社会主义者遭到了回击：他们的代表人数从33个下降到27个。

1904年10月的选举还带来了另一个长期性的重要变化：教宗庇护十世放松了1874年的《不参政》（non expedit）诏书规定，即禁止天主教徒参加选举。首先为了创造抗衡社会主义者的力量，教宗允许新组建的天主教选民组织——天主教选举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进入了议会。相反神父罗莫洛·穆里（Romolo Murri）把他创建的民主民族同盟（Lega democratico-nazionale）转变为一个基督教民主党的尝试却没有成功：同盟遭到教宗禁止，穆里在1909年被逐出教会。而选举团并非一个独立的政党，它只是庇护十世授权保障教会利益的一个协会。这位反现代主义的教宗是不允许超过此界限的。

第一次总罢工两年后，以图拉蒂和莱奥尼达·比索拉蒂（Leonida Bissolati）为首的改革派至少在表面上成功地将工会置于其控制下：新成立的总劳工联合会（Confederazionegenerale del lavoro）的领导者是纯粹的改良派。但这个时期，工团运动在产业工人、农业工人和小农中找到很多追随者。1908年5至7月，意大利帕尔马附近的农业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历时数月，由阿图罗·拉布里奥拉和阿尔切斯特·德阿姆布里斯（Alceste De Ambris）组织，前者四年前就曾呼吁进行总罢工，后者是帕尔马工会秘书长。正是这些罢工，让经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介绍而在意大利闻名的乔治·索雷尔的《论暴力》一书首次产生了实际效果。

宣传索雷尔思想的工团主义报纸中最积极的工作人员之一，是来自弗利（Forlì）的年轻党委书记贝尼托·墨索里尼，他曾在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当过老师。在索雷尔那里他找到了自己所寻找的东西：一种可多方面应用的 暴力劳动生产力理论（Theorie der Produktivkraft der Gewalt）——这种理论似乎可以调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尼采的超人学说，而且能迅速付诸社会实践。1908年的罢工提供了示范演练的机会，其结果是负面的。罢工以农业工人的失败而结束，在社会党内发挥了有利于改良派的作用：1908年9月在佛罗伦萨的党代表大会上，改良派赢回了四年前失去的多数。

在政治谱系的另一端，极右派在1900～1914年间亦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新浪漫派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男超人的颂扬者，在其《海外歌曲》（Canzoni d’oltremare）中反对“小意大利”（Italietta），即焦利蒂时代的中庸之道。以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909年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Manifesto futurista）的作者——为首的未来主义者们不仅要求告别被认为是软弱和无聊的焦利蒂时代的议会主义，而且要求与所有各种传统决裂；相反他们宣传一种动态和危险的生活，这种生活利用现代科技的一切手段，旨在建立一种新的英雄秩序。对于朱塞佩·普雷佐利尼（Giuseppe Prezzolini）和他1908年创办的《声音》（La Voce）杂志而言，由焦利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实证主义”是敌人，只有一种新的、战斗的唯心主义才能战胜它，后者的首要任务是：为意大利的民族觉醒服务。

“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战斗概念最早出现在1903年11月新创办的《王国》（IlRegno）杂志的一篇纲领性文章中。根据这篇文章民族主义是对“卑鄙社会主义”（ignobile socialismo）的回答。《王国》杂志的出版人之一是恩里科·科拉迪尼（Enrico Corradini）。1910年12月3日，他在佛罗伦萨的维奇奥宫（Palazzo Vecchio）创立了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Associazione Nazionalista Italiana），战前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战斗协会，存在12年，最后于1923年3月并入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在创始大会的邀请函中提出的重新统一的目标有：极普遍地加强国家主权，扩大贸易，传播意大利文化和制定更果断的殖民政策。

科拉迪尼在佛罗伦萨的演讲题目是纲领性的，令人对内容一目了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族无产阶级：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民族和资产阶级民族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科拉迪尼把意大利和日本归类为无产阶级民族，它们必须像无产阶级那样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阶级斗争被提高到国际层面，民族主义成为更高秩序中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扬弃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根据科拉迪尼的观点，民族主义向民族宣告了其必胜的意志，就像社会主义起初对并无自觉意识的无产阶级宣告其必胜意志一样。这种胜利自然也意味着军事胜利。“让战争开始吧！那么就让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唤醒胜利赢得战争的意志吧！”

与泛德意志同盟一样，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特别重视海外同胞，尤其是南美洲的。套用西哀士神父那句有关第三等级的名言，科拉迪尼断言，意大利人的工作对阿根廷意味着一切，意大利人在那个国家却毫无任何地位。像莫拉斯一样，科拉迪尼借助回忆召唤古代的辉煌：“我们巨大的遗产是经典的古代。”与法兰西行动同样，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反对共济会、自由派和左派。但与法国民族主义者不同，科拉迪尼和他的追随者钦佩德国，因为这个国家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渴望赢得国际地位的意大利在这方面也该以其为榜样。

因此对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来说与德意志帝国的联盟就是唯一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它与奥地利的关系却存有芥蒂，因为哈布斯堡帝国仍然统治着意大利“尚未夺回的”的领土如特伦蒂诺、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里亚，这些都是“意大利应该收复的失地”。然而科拉迪尼并未像埃托雷·托洛梅伊（Ettore Tolomei）那么极端——后者是位来自罗韦雷托（Rovereto）的高中老师，他给自己定下的终身任务是，证明几乎纯粹说德语的南蒂罗尔（Alto Adige）地区的意大利特征，目的是能以这种方式论证以布伦纳山口作为边界线要求的合理性。

但是，收复故土主义只是新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的还有扩大意大利在海外的影响力，尤其是在隔海相望的北非海岸。“让我们假设，”科拉迪尼在民族主义协会创始大会上解释说，“离我们最近的非洲是意大利人的。您认为国内的西西里问题还会是今天这样的吗？我补充：您相信它对整个南部和整个意大利还是同样的问题吗？倘若非洲是在意大利而不是法国的统治下，您认为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还会是现在这种生存条件吗？但岛上的整个生活都将通过意大利统治扩展到狭窄的海洋对岸而再度逼近并适应半岛。那整个岛和半岛南部的生活将会再次热气腾腾，许多所谓的内部问题——它们仍在阳光下腐烂，而我们也会随之腐烂解体——肯定会得到解决。一旦把这些问题当作外部问题，它们将会被解决。”

在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创立九个月后，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言辞就变成了血腥的现实。1911年9月29日意大利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在后者没有屈服于罗马的最后通牒后），其理由难以令人信服——不战无法有效保护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利益，利比亚是土耳其在北非的最后一块领土。为此行动事先在外交方面做好了准备：在1900年底就双方在北非的势力与法国达成共识后，1909年10月意大利又与俄国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就两国对巴尔干和地中海的利益取得一致意见。此外还有与法国1902年11月缔结的一项秘密的中立协议。1911年秋，有两个外交政策方面的因素让意大利的攻势变得格外容易：青年土耳其党人（Jungtürken）1908年7月暴动后的最初几年，奥斯曼帝国内部虚弱；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直到1911年11月吸引了欧洲列强的全部注意力。小心谨慎的焦利蒂和其外交大臣迪·圣朱利亚诺侯爵（Marchese di San Giuliano）不太可能在不这么 有利的条件下就冒险开战。

坚决敦促开战的首先是民族主义者，领军人物有议会领袖路易吉·费代尔佐尼（Luigi Federzoni），和银行，尤其是以总裁埃内斯托·帕切利（Ernesto Pacelli）为首的罗马银行，这家银行在利比亚有很多业务。诉诸武力还得到了大多数报纸在政治宣传方面的支持，包括《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意大利日报》（Giornale d’Italia）、《新闻报》（Stampa）、《论坛报》（Tribuna）和最卖力的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周刊《民族理念》（Idea Nazionale）。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党团几乎全部赞成开战，社会主义者则激烈反对战争：贝尼托·墨索里尼和更年轻的彼得罗·南尼（Pietro Nenni）组织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如占领铁路轨道以阻止输送兵力。

殖民战争在工人和农民中是不受欢迎的，“战争热情”仅存在于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只有这些人才相信民族主义者的论点，认为意大利需要利比亚作为定居空间，以防止人们长期移居海外。意大利南部激进的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Gaetano Salvemini）的清醒反对意见（很快被证明是言之有理的）却被置若罔闻：利比亚是一个巨大的“沙箱”，这场战争因此是一种错误的投资。对焦利蒂政府而言，开战并非要解决定居问题，对他们至关重要的除了银行利益外，还希望在外交上斩获威望。当法国与德国仍在争夺摩洛哥和中非时，“起步晚了”的民族国家意大利希望在利比亚造成既成事实，让数十年的“瓜分非洲”能以殖民地政治方面弱势之意大利的巨大成功而结束。如果政府的这步棋成功的话（看上去似乎没有不成功的道理），那么这也有利于它解决内政问题。

当意大利部队在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和昔兰尼加（Cyrenaika）意外遇到强大抵抗时，为了强迫敌人投降，军事行动被扩展到地中海区域东部：海军占领了土耳其罗得岛（Rhodos）和多德卡尼索斯群岛（Inseln der Dodekanes），后者也属于奥斯曼帝国。1912年夏，一件在整个欧洲引起紧张不安的事帮了意大利人的忙：（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起因是阿尔巴尼亚人反抗土耳其的统治。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高门决定与意大利讲和。1912年10月18日，在洛桑附近缔结的《奥奇和约》（Friede von Ouchy）中，伊斯坦布尔同意割让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意大利则承诺从罗得岛和其他被占领的岛屿撤军，但并未兑现此诺言。与利比亚当地阿拉伯人的战斗在和约缔结后并没结束。动乱以游击战的形式在继续，迫使意大利继续在地中海另一边驻扎强大的军队。

利比亚战争的国内政治后果之一就是社会党内发生了一场严重危机。1911年春，焦利蒂经过一年的中断后再次出任首相，邀请改良派的莱奥尼达·比索拉蒂（如今是党报《前进报》［Avanti］的总编辑）入阁未果。接下来首相的政策与社会主义者的设想非常接近。这包括提高公立小学的公共开支，把寿险转入国有垄断机构，尤其是战前不久焦利蒂所宣布的全面选举改革，后者没有哪个党像社会主义者这么念念不忘。在这种情况下与政府宣战，一些改良主义者认为不合时宜，即使他们反对战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改良派议会领袖比索拉蒂和伊瓦诺埃·博诺米（Ivanoe Bonomi）违背图拉蒂的意志，为政府要求的战争债券投了赞成票。

在1912年7月雷焦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的党代表大会上与持异议者进行了清算。激进派再次赢回了四年前失去的多数；博诺米和比索拉蒂被驱逐出党。取代克劳迪奥·特里夫斯（Claudio Treves）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的是图拉蒂最亲密的合作者墨索里尼，后者在短时间内就将该报的发行量提高了两倍。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团体发生分裂：其42名成员中的17名加入了比索拉蒂和博诺米创办的意大利社会主义改良党（Partito Socialista riformista Italiano）。

极右派对战争的结局也不满意，他们赞同彻底粉碎奥斯曼帝国，“现实政治家”焦利蒂仅仅出于国家在巴尔干利益的考虑就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左派和右派的反对并没有危害到焦利蒂政府最重要的国内施政愿望：选举改革。1912年5月25日众议院和5月29日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几乎给意大利带来了普选权：今后所有年满30岁或服过兵役者均可参加众议院选举，但第二类人必须至少年满21岁。文盲亦有投票权，上一届卢扎蒂（Luzzatti）内阁没有想给这类人选举权。这样一来，人口总数中符合条件的选民人数就从330万增加到870万，或从9.5%上升至24.5%。

选举改革对意大利意味着向议会民主政体类型转变方面的突破。剩下的限制存在于与年龄有关的选举权差异，将妇女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以及事实上参议院成员仍由国王任命。但类似的保留其他议会君主制国家也有，首先是英国。在选举权方面意大利现在几乎像德国一样民主，与德国不同的是，它一直是议会制的责任政府。

根据宪法权利，意大利王国从1912年起就实行“西方”民主。但宪法现实却不是这样。没有人能够预测文盲大众将会如何行使选举权。感谢焦利蒂时代各届政府的努力，意大利人中不能读写者的数字从1901年到1911年显著下降（在西西里从71%降到58%，在阿普利亚从70%降到59%，在坎帕尼亚［Kampanien］从65%降至54%，按全国平均计算则从人口中的57%降至46%）。不过，意大利南方仍然十分落后，很难把战前的意大利毫无保留地算作“西方”社会。

数十年来，另一重困难是由“上面”规定的忠诚的天主教徒对选举的抵制。在定于1913年10月底的众议院选举前几个星期，应教宗庇护十世的要求，以天主教选举团主席——温琴佐·奥托里诺·真蒂洛尼（Vincenzo Ottorino Gentiloni）伯爵的名字命名的《真蒂洛尼协议》（Patto Gentiloni）达成。其中这个世俗组织（教会则通过它）许诺支持自由派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反过来要把天主教会的一些要求（包括在学校和家庭政策方面）当作自己的事来推动。选前的这项秘密协议是针对天主教教会的“主要对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左派的，在此意义上教会也发挥了其作用。在330个选区1874年的《不参政》令被取消；在178个选区该令被保留，这些地方在《真蒂洛尼协议》后没有做出新约定。

参加1913年10月26日选举的有510万人，或60.4%的符合条件的选民。选举结果表面看是焦利蒂政府的胜利，一共508名议员中的304名属于不同的自由派团体，因此可能被视为“支持政府的”。社会主义者获得79个议席，其中52个属于社会党，19个属于新成立的改良党，8位议员是独立社会主义者，包括阿尔切斯特·德阿姆布里斯和阿图罗·拉布里奥拉。资产阶级方面，“激进”或共和党左翼得到90个议席，这样所有左派一共拥有169名议员。民族主义者只获得6个席位。天主教选民团提出48个自己的候选人，其中20人当选；此外还有9位天主教保守派议员。梵蒂冈报纸《罗马观察报》（Osservatore Romano）满意地确认，有228名议员是在天主教教会支持下当选的，另有100多名候选人在两轮选举中依靠天主教徒的支持战胜了颠覆派各党（partiti sovversivi）。在西西里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帮助：许多亲政府的候选人是依靠黑社会的支持获胜的，正如乔治·坎代洛罗（Giorgio Candeloro）在其《现代意大利史》（Geschichte desmodernen Italien）第七卷中所指出的。

然而，政府多数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强大。正如历史学家朱利亚诺·普罗卡奇所述，政府缺乏内部凝聚力。“它的议员们有些是通过与天主教做交易而被选出凑在一起的，有些是年老的、不屈不挠反对神职人员的，有些是‘年轻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作为新流派对民族主义怀有强烈同情并构成其独裁倾向的主要力量，最后还有那些习惯于忠于政府、坐在后排的议员，他们今天追随焦利蒂，明天则会追随其继任者。”

当真蒂洛尼11月8日在接受《意大利日报》采访时披露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协议的秘密，并将该协议鼓吹为自由方案时，左翼的反应是义愤填膺。大约150名议员否认他们曾向天主教徒做出过任何承诺。1913年11月27日，拉布里奥拉在众议院发言称“焦利蒂状态”已结束。现在有一个天主教徒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和一个帝国主义的意大利。意大利1913年遭受的经济危机，在选举中已经渗透进议会，焦利蒂的多数已经消失。拉布里奥拉称帝国主义是一个巨大的新事实，它根据资本主义（而且不再是以个人竞争，而是以卡特尔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要求与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资本主义变得更加暴力，国家出口的不仅仅是货物，而首先是资本，它想在其输出资本的地方得到保护……什么是帝国主义？它是资本输出国的现象，这个国家让自己的军事力量为自己的资本输出服务。”焦利蒂的自由主义——这是讲话的精髓——由于帝国主义的转折而继续存活下来。与社会主义者合作，就像与利比亚开战前那样，已经不可逆转地俱往矣。

1914年2月初，激进派在罗马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决定成为政府的反对派。此后不久，焦利蒂政府在一项提案（民事婚礼与教堂婚礼比享有优先权）的投票中遭到失败。尽管3月初内阁在另一个重要问题——支付利比亚战争费用的法案——上再次获得多数，焦利蒂仍决定辞职。大概他设想，一旦情况需要，议会会像近年来已经两次发生过的那样，请他回来重新掌舵。1914年3月21日，焦利蒂辞职11天后，他推荐的 安东尼奥·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接替了他的首相职位，这位右翼政治家属于自由主义者中的民族主义派。

新内阁必须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红色一周”（settimana rossa）：1914年6月初由马尔凯和罗马涅的骚乱引起，社会党在墨索里尼的积极参与下以此为由呼吁工人进行无限期的总罢工来与国家对抗。工人，甚至工会仅仅犹豫不决地响应了号召，但萨兰德拉政府与保守的意大利一样恐惧革命的爆发，政府派出10万人恢复骚乱地区的秩序，几天之内这种努力也获得了成功。

如果说还缺乏一个证据，证明焦利蒂在过去几年中向左开放的努力已经失败，那么“红色一周”就提供了这一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意大利已不再像焦利蒂时代开始时那么众志成城。利比亚战争没有带来所希冀的这个国家的民族团结，选举的民主化反而让社会的分裂比以前更加明显。带有焦利蒂印记的“转型”在1911年转变为帝国主义，战争增强了保守势力。最晚从1914年6月事件以来，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回归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已是确定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