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激进的共和国：处在反犹太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的法国

与英国和德国相比，一战前（1890～1914年间）美好时代的法国仍然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1911年，那里有56%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同期德国该数字为35%，英国是20%。1872～1913年间，以农业为生的法国人占比从50%下降到42%，但仍高于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在贸易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即31%和27%。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为国民收入做出35%的贡献；第二产业，即工业和手工业的相应贡献为36%；第三产业，即贸易和服务业占29%。在第二产业中纺织业的从业人员占全部工业产业的40%，成为主导产业。快速上升的则是法国年轻的汽车工业，它与老工业部门的不同之处在于不能通过高关税保护而避免来自国外的竞争：年产45000辆汽车让它1914年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法国在电影业扮演着先锋角色：1895年电影几乎同时由两个德国人（斯科拉达诺夫斯基［Skladanowsky］兄弟）在柏林和两个法国人（卢米埃尔［Lumière］兄弟）在巴黎发明出来；1914年前后，十分之九的电影都是在法国制作的。

法国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与法国中产阶级的储蓄行为密不可分。一般而言，如果法国人用储蓄的钱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他们的首选是被认为特别安全的有价证券，即法国政府的债券和外国债券。1914年法国手中的股份资本中的450亿法郎为国家股，还有450亿为外国政府债券和资本投资，法国工业股份仅占2500万法郎。在外国投资方面，只有英国超过了法国。然而，英国的资本 大部分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即美国、南美，当然还有大英帝国疆界内，而法国资本主要投在其他欧洲国家。法国投资最多的国家是俄国。1914年它给沙皇帝国投资了113亿法郎，或者说占法国在欧洲投资总额的41%。超过三分之一的俄国工业投资和四分之三的俄国公债来自法国。

为法国在俄国的金融投资扫清障碍的是1880年代末的柏林：在俾斯麦执政期开始的德俄关税战，以及1890年3月“铁血宰相”下台后不久没有续签《再保险条约》。法国人乐于接着走德国开辟的这条通向成功之路。在俄国高兴地接受了第一批巴黎银行提供的贷款之后，法俄进行了军备合作。最终，在又一次德国关税战后，前面提到过的巴黎和圣彼得堡于1891年7月草签的军事协定，在1893/1894年度之交得到两国元首的签署。

如果说在法国对投机性投资方式存在普遍怀疑的话，这与一场“轰动一时的大案”有很大关系：发生在1890年代初的巴拿马丑闻。1889年2月，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那年，发起修建苏伊士运河的费迪南·德·莱赛普不得不申报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破产，这家公司是1881年由他的儿子查尔斯（Charles）和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就是以这位建造者的名字命名的）为修建巴拿马运河成立的。此前数年，该公司曾在银行家雅克·德·赖纳赫（Jacques de Reinach）和金融家阿顿（Arton，亦作Aaron）、科尼利厄斯·赫兹（Cornelius Hertz）的帮助下，贿赂了众多记者以及多位议员与部长，以便为认购大数额债券营造有利氛围，此外也存在极为严重的管理不善。1891年在一些股东的催促下发起了司法调查。由于泄密，一些不利证据落入右翼报纸手中，如狂热反犹的爱德华·德吕蒙的《自由言论》（La Libre Parole）报，他利用这个机会发起了反对第三共和国政治体制的政治宣传活动。

1892年11月20日，贿赂行动的主谋银行家雅克·德·赖纳赫被发现死在他的巴黎公寓中，可能是自杀。国民议会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更多负面材料被公之于众；政府总理埃米尔·卢贝（Émile Loubet）不得不于1892年11月辞职，1893年3月其继任者亚历山大·里博（Alexandre Ribot）的内阁也下了台。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领袖——议员乔治·克列孟梭轻率地从科尼利厄斯·赫兹手中为自己的报纸《正义》（Justice）拿了钱，激进民族主义者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在众议院指责他接受贿赂和犯有叛国罪，克列孟梭随后要求与侮辱他的人决斗；两人在决斗中均未受伤。在1893年的大选中，激进派以及社会主义者本来均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选票，克列孟梭却失去了其议员席位。公审于同年结束，查尔斯·德·莱赛普和古斯塔夫·埃菲尔被判徒刑，但他们却无须服刑。

赖纳赫和赫兹兄弟都是犹太人，对反犹分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以巴拿马丑闻为缘由系统煽动人们反对犹太教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由于生活在法国的犹太人大多来自阿尔萨斯并有着德文名字，爱德华·德吕蒙（1886年出版的两卷本拙劣之作《犹太人的法国》的作者，三年后的反犹主义同盟［Ligue antisémite］的联合创始人）就很容易在犹太人和外部头号敌人——德意志帝国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回溯起来，巴拿马丑闻在这方面只不过是一个相对无害的前奏，反犹主义者和传统主义右派为一方，共和国遗产捍卫者为另一方的真正较量体现在德雷福斯事件上。

1894年9月底，总参谋部和陆军部长奥古斯特·梅西耶将军（General Auguste Mercier）从情报处军官休伯特-约瑟夫·亨利少校（Major Hubert-Joseph Henry）——经过其直接上司让·桑德赫尔上校（Oberst Jean Sandherr）的首肯——那里得到一份所谓的“便笺”。该文件是撕毁后被亨利拼接起来的一封信，它是五份涉及机密 军事情报记录的附信，收信人是德国武官马克斯·冯·施瓦茨考本（Max von Schwartzkoppen）。它被法国反间谍人员从德国大使馆武官的纸篓中截获。人们猜测写信者是在总参谋部工作的一名炮兵军官；经过笔迹鉴定怀疑转向了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他出生于阿尔萨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871年他们选择了法国。10月15日德雷福斯被捕。德吕蒙的《自由言论》报从亨利那里获悉此事，该报立即给德雷福斯扣上了叛徒的帽子。领导对德雷福斯案件展开调查的总参谋部军官迪帕蒂·德克朗上校（Oberst du Paty de Clam）于10月31日向陆军部长寄出了相关卷宗，虽然对德雷福斯给予了贬意评论，却没有下任何结论性判断。但卷宗中除了部分无关痛痒、部分被亨利做过手脚的文件外，还有一封施瓦茨考本写给其意大利同行帕尼扎尔迪（Panizzardi）的信，信中提到“ce（原文如此！作者注）canaille D.”：这个D可以被解释为德雷福斯名字的缩写，但不一定就是指他。（后来弄清楚该字母确实是指一个叫Dubois的特工。）

陆军部长梅西耶——作为共和党人他遭到民族主义右翼的猛烈攻击——在阅读过相关卷宗后要求立即判决德雷福斯。1894年12月，军事法庭在雷恩（Rennes）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亨利少校作为证人详细发言，但不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于是梅西耶让人给法官——但没有给辩方——过目了带有施瓦茨考本信件的秘密卷宗。结果是一致判定被告有罪。德雷福斯于1894年12月22日被判无期徒刑，1895年1月5日在巴黎军事学院操场，当着众多群情激愤者的面革除了他的军职。随后他被押往法属圭亚那沿海地区卡宴（Cayenne）附近的魔鬼岛（Teufelsinsel）服刑。

一年多之后，1896年3月，总参谋部情报局新任领导乔治·皮卡尔上校（Oberst Georges Picquart）拿到了一封施瓦茨考本口授给其情妇的信。这封信是写给埃斯特哈齐少校（Major Esterhazy）的，短短几周内它就让皮卡尔正确意识到，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埃斯特哈齐写了那张“便笺”（是他主动写的，还是受更高层的人指使，至今还不清楚）。虽然他和他的前任桑德赫尔与亨利上校一样，从小受着反犹教育长大，但皮卡尔却决心证明德雷福斯的清白并把真正的叛徒绳之以法。总参谋长和他的副手，布瓦代弗尔（Boisdeffre）和古斯（Gouse）两位将军都对德雷福斯的判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担心自己以及军队被曝光，所以他们命令皮卡尔对他的发现保持沉默。当皮卡尔拒绝这么做后，他被调往突尼斯。古斯将军接替了他的职位。亨利留任原职。1896年11月1日后者制造了一个假证据，它以“亨利伪证”（faux Henry）载入史册：一封所谓帕尼扎尔迪的信，其中他恳求其德国同行施瓦茨考本，否认与犹太人德雷福斯的关系，就像他帕尼扎尔迪会这么做一样。

1897年6月，皮卡尔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把德雷福斯事件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律师朋友路易·勒布卢瓦（Louis Leblois）。勒布卢瓦与参议院副议长——出生在阿尔萨斯的奥古斯特·朔伊雷尔-凯斯特纳（Auguste Scheurer-Kestner）取得了联系，后者则求助于陆军部长让-巴蒂斯特·比洛（Jean-Baptiste Billot）、总理朱尔·梅利纳（Jules Méline）和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福雷（Félix Faure）。出于国家理性的原因，所有人都急切地劝他保持沉默。朔伊雷尔-凯斯特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通知了马蒂厄·德雷福斯（Mathieu Dreyfus），自从1894年12月裁决后他就在一些人（主要是犹太裔的出版商）支持下为他弟弟的平反而奔走。根据朔伊雷尔-凯斯特纳的建议，马蒂厄·德雷福斯于1897年11月15日在一封写给陆军部长的公开信中指控埃斯特哈齐是“便笺”的真正作者（此时一位银行家通过笔迹对比发现其顾客埃斯特哈齐的笔迹与便笺笔迹一致）。

政府不顾这一切，拒绝重审德雷福斯案件。1897年12月7日参议院表示不赞同其副议长的做法，并表达了对政府的信任。梅利纳总理就此简单表示说：“不存在德雷福斯丑闻。”12月31日，埃斯特哈齐促成的一次军事法庭调查结束：笔迹专家 作证，这名军官不可能写出那张“便笺”。进行调查的少校在调查开始之前就认定，没有理由继续维持公诉。

但丑闻并未因此而结束，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轰动公众的阶段，凡是参与了这件事的法国人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1898年1月13日，克列孟梭主办的《震旦报》（L’Aurore）发表了一封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信中这位法国最著名的作家指责迪帕蒂·德克朗中校是“这起误判恶魔般的始作俑者”；他称当时的陆军部长梅西耶是“世纪最大冤案之一的帮凶”，并指控他的（第四位）继任者比洛，因压制能证明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无罪的证据犯下了反人类罪。左拉对布瓦代弗尔和古斯将军以及其他参与调查埃斯特哈齐案的军官、他们所聘用的笔迹专家和法国媒体同样进行了严厉谴责。他控告两次军事法庭——判处德雷福斯有罪和埃斯特哈齐无罪的法庭，因为第一次法庭非法地让自己的判决依据一份未向被告公开的文件，第二次法庭遵照命令故意宣判一个有罪者无罪，从而犯了执法犯法罪。

正如左拉所写，他知道其控诉会被视作诽谤，但他甘愿故意冒被绳之以法的风险。他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革命性方法，用以加速真理和正义的突破”。他在公开信的结尾写道：“我只有一种激情，以人类的名义查清罪行，让饱受折磨的人拥有幸福的权利。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么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我在等待！”

《我控诉》（J’accuse）当之无愧是知识分子干预现实政治的经典文献，左拉则是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化身。这篇振聋发聩的文字证明它配得上这样的评价。在细节上还并非一切无可指摘，作者并未提到亨利上校的关键作用，因为在1897年底和1898年初只有少数知情者了解真相。说军事法庭的法官们按照上面的指示执法犯法，是一个无法证实的断言，鉴于这个圈子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好像也不可能。但这封公开信触及丑闻的核心：以国家理性的名义故意掩饰误判，此举把军队的名誉置于最高地位，超过了对法制与正义的追求。正如对这篇文章的反响所显示的，起初只有少数法国人赞成左拉的观点，即坚定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保守的、神职的和君主派法国人感到诗人的指责是对国家荣誉的冒犯。此外，德雷福斯事件对“乡下”的触动远不及大城市；从辩论的强度来看，它是一个巴黎的话题。

1898年2月7日，对左拉的审判开始。对他的唯一指控是：他指责军事法庭“按照命令”宣判埃斯特哈齐无罪。2月13日，左拉以诽谤罪被判处最高刑罚，即监禁一年和罚款3000法郎；共同被告《震旦报》总经理亚历山大·佩仁（Alexandre Perrenx）被判四个月监禁和同样是3000法郎的罚款。在此判决中“亨利伪证”被采信，认为它据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德雷福斯有罪。1898年5月23日被告律师提起的上诉程序开始。7月18日晚，在凡尔赛陪审法庭缺席判决他几个小时后，左拉逃往英国。同一天，亨利上校当着一位调查法官的面招供了部分事实。8月30日他被捕，第二天在蒙特-瓦莱里昂（Mont-Valérien）要塞的牢房里自杀，他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与此同时因为“领导无方”被军方解雇的埃斯特哈齐在同一天逃往国外，先是比利时，后逃到英国。8月31日这一天，参与了掩盖丑闻的布瓦代弗尔和德佩利厄（de Pellieux）两位将军递交辞呈。

1898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左派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但温和 激进派不仅仍然是最强大的议会党团，它还推举出新任总理亨利·布里松（Henri Brisson），他和第三共和国的许多政府首脑一样，在总理位置上只干了几个月。9月26日，在陆军部长沙努安（Chanoine）把（这段时期被解雇和遭逮捕的）皮卡尔上校送上军事法庭六天之后，内阁会议决定将阿尔弗雷德的妻子露西之要求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件的申请转交翻案法院（Kassationshof）。10月29日，该法院刑事法庭决定重新调查德雷福斯案，其直接后果是布里松政府下台。在接下来的迪皮伊（Dupuy）内阁中，政治核心在1899年初分裂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属于后者的多数派包括前总理费利克斯·梅利纳和现任总理查尔斯·迪皮伊，属于前者的有皮埃尔·马里·瓦尔德克-卢梭，议员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和路易·巴尔图（Louis Barthou）以及参议长埃米尔·卢贝——1899年2月他接替已故的费利克斯·福雷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1899年6月3日，翻案法院推翻了对德雷福斯上尉的判决，并把案子发回雷恩军事法庭重审。1898年2月成立的人权联盟（Ligue française pour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把该裁决当作胜利庆祝，除了许多其他知识分子外，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Proust）、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和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以及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和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均为该组织成员。而反德雷福斯派的对立组织，1898年12月创建的法兰西祖国联盟（Ligue de la patrie française）和德鲁莱德组织的爱国者联盟（Ligue des patriotes），则营造反对独立法官们的决定的气氛。判决的前一天，6月4日，卢贝总统在参加一场赛马活动时遭到一个反德雷福斯分子的人身攻击；第二天左拉从英国流亡地返回法国；6月11日社会主义者组织了一场反对激进右派分子的群众示威游行。第二天，毫不掩饰对反德雷福斯派同情的迪皮伊政府下台。

在坚定德雷福斯派的瓦尔德克-卢梭新内阁中政府首脑亲自接管了内政部的领导工作，以其为代表的“激进共和国”阶段一直持续到1914年。外交部长一职由精力充沛的泰奥菲尔·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出任，他是一位公开的“复仇主义者”。财政部长是第三共和国的关键人物之一约瑟夫·卡约（Joseph Caillaux）。1871年镇压过巴黎公社起义的德加利费侯爵（Marquis de Galliffet）被任命为陆军部长，现在他却算是共和党人。正是这些人的背景成为原因之一，让以茹尔·盖德为首的四分五裂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之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以下事实义愤填膺：新内阁中首次有了一位社会主义者——来自“独立社会主义者”（Socialistes indépendants）组织（当时让·饶勒斯也是该组织成员）的商务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在6月28日的信任投票中，大约一半的社会党人为政府投了赞成票；另一半投了反对票，因为他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看到了资产阶级内部的争执。

两天后，在魔鬼岛被关押了四年半的德雷福斯重新回到法国。8月7日雷恩军事法庭对他的案子进行第二次审理。作为证人的几位前陆军部长——有的有将军军衔，有的没有将军军衔——都试图再次证明他有罪，他们成功了。1899年9月8日，法庭做出了一个只能被称为“荒谬”的判决：5票对2票，德雷福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该改判得到确认。法院同时批准未经进一步说明的改善服刑条件。在总理瓦尔德克-卢梭的授意下，非正式地向被告提出一项“交易”：如果他放弃上诉，将获得赦免。在其兄弟马蒂厄的催促下（此前他曾找乔治·克列孟梭和让·饶勒斯咨询过），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不情愿地同意了这项交易。1899年9月19日，卢贝总统签署了赦免申请，作为理由的是一份医生鉴定，其中强调了囚犯之恶劣的健康状况。

德雷福斯派中的一部分人对这种拙劣的妥协深感失望，因为这等于认可了军方国家理性的立场；另一部分人意识到有爆发内战的危险，因而满足于有罪判决和赦免。反德雷福斯派亦陷入类似的分裂：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对恩典的做法 愤愤不平；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接受这种做法，因为它使军队避免了最令人颜面扫地的曝光。

事实上该事件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在一道特赦令赦免了与德雷福斯案有关的所有罪行后都未结束。1903年4月，饶勒斯以两次演讲（其中披露了总参谋部情报局其他伪造文件的内幕）再次启动对该案的复审程序。孔布内阁陆军部长安德烈将军（General André）组织的调查提供了不利于总参谋部的确凿证据。1903年11月底，司法部长欧内斯特·瓦莱（Ernest Vallé）受部长会议的全权委托，将相关文件转呈翻案法院。后者在12月25日取消了雷恩军事法庭的判决。1904年4月6日，翻案法院刑事庭开始对案件的调查。经过多次受政治情况制约的延迟，1906年7月12日该法院作出判决：它取消了1899年9月的有罪判决，并为德雷福斯彻底平反。第二天，皮卡尔上校被授予准将军衔，德雷福斯则被恢复少校军衔。三天后，德雷福斯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级勋章。皮卡尔在1906年10月出任克列孟梭第一届内阁的陆军部长。

按照历史学家查尔斯·布洛赫的判断，德雷福斯事件是“第三共和国初期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重大危机”，随着这次危机“分娩的阵痛和巩固的时代”结束了。“议会民主的支持者获得了全胜，而共和国的国家体制直到1930年代中期没有再遭到质疑。”布洛赫把埃米尔·左拉的《我控诉》与1763年伏尔泰的《论容忍》（Traktat über die Toleranz）进行了比较，伏尔泰以《论容忍》一文向一桩致命的误判——对新教商人让·卡拉斯（Jean Calas）处以死刑——提出抗议。“在启蒙运动的意义上，遵循1789年和19世纪的世俗人文主义原则，左拉及其支持者是在继承法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没有多少国家可以指出自己国家中的类似例子。在不同的国家——或早或迟——都会发生妨碍司法公正甚至是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往往没有这么危险的背景，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精神代表却没能站出来 帮助正义获胜。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雷福斯事件的结局是法国历史上的辉煌一页。”

整个的法国政治谱系都因德雷福斯事件持续得到重塑。右翼的反犹太主义输掉了一场战役：这次丑闻的结局让法国无法像德国和奥匈帝国那样去塑造国家的政治文化。国家的广泛影响减弱了，同时它却变得更为激进。其好战矛头集中体现在1899年在德雷福斯事件背景下由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领导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上，莫拉斯同时也是《法兰西行动》（Revue de l’Action française）半月刊最重要的撰稿人；该半月刊1908年起改为《法兰西行动》日报。当时30岁的法国南方人莫拉斯的新闻处女作于1898年9月发表在《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上。他以亨利上校的自杀为缘由，把他伪造文件（所谓意大利武官帕尼扎尔迪写给其德国同行施瓦茨考本的信）当作爱国举动来颂扬。“我们糟糕的、半新教教育使我们不能正确评价这种高贵的信念。我们无法为上校准备大型葬礼，这是我们欠他这位殉道者的。我们本可以抬着他血染的军服和染血的刀走过林荫大道，展示他的棺材，让他的裹尸布作为黑旗飘扬。我们没敢这样做是我们的耻辱……他的作假将作为上校最佳战绩之一永垂史册。”

在莫拉斯看来并不矛盾的是，他同时既敌基督又赞同天主教。他赞美多神教的古代并尊敬教宗教会的等级制。他恨德国人、新教徒、共济会和犹太人，厌恶议会制共和国和一切与1789年革命有关的事情，也包括波拿巴主义。他赞成君主制，但不是专制主义的，而是黎塞留之前的君主制。他崇尚拉丁遗产，认为这是法国文化的优势所在。有些东西让他与激进民族主义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比他年长六岁的洛林人和前布朗热主义者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有相似之处，后者对大地和死者、鲜血 和泥土怀有神秘的崇拜，想让“我”消失在国家的“我们”中，和莫拉斯一样狂热地坚决反对议会、德国人和犹太人，但与莫拉斯不同的是，他不是在精神上反犹太主义，而是出于种族原因，革命和共和国作为法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得到他的肯定，并从而拒绝君主制的复辟。

相反对莫拉斯而言，正如他在1900年3月所写道的，世袭君主制是法国的自然政体。“若没有国王，民族主义者所想要的一切，都将先被削弱，然后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没有国王，一切他们想要改革的都改不了，会变得更糟，或者刚刚被摧毁，又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保皇党和天主教党都信仰天主教，他们赞成一种强大而负责的权力如德鲁莱德的爱国者联盟，分散中央权力，赞同地方政府和各省有更多的自治权。“但他们不是偶然地等待幸运或激情的光顾，而是从合乎逻辑的必要性和事实的必然后果出发，希望恢复国家的君主制。君主主义在本质上符合民族主义的不同假设：它本身就是整体的民族主义。”

“整体民族主义”（Integraler Nationalismus）作为流行语很快就传播到法国以外。它旨在增加对国家忠诚的要求，以致最后每个特定兴趣看上去似乎都可能是非法的，因为最后只有民族利益才有合法性。莫拉斯的这种拟设与卢梭的公共意志非常接近，虽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且鉴于他拒绝1789年的理念这也有违其初衷。归根结底，整体民族主义可能产生极权主义后果，事实上，有些作者已把法兰西行动宣布为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早期形式。其突击部队——保皇队（Camelots du Roi）的暴力、对政治对手的恐怖作战方式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极右战斗组织确有相似之处。至于在反马克思主义、反资本主义、反议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方面，法兰西行动与后来的法西斯之间明显具有亲缘关系。

与这个组织不同，成立于1905年的法兰西行动联盟（Ligue d’Action française）从来未能成为一个群众组织。支持它的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虽然它吸收了其他右翼组织，如爱国者同盟、法兰西祖国联盟和反犹主义联盟，但它太资产阶级化，以致在无产阶级中没有取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成效。法西斯主义者做出平等和革命的姿态，法兰西行动则表现得精英和反动；后者的专制方式太过传统，以至于它无法形成现代伪民主式的极权主义群众运动。夏尔·莫拉斯和他的知识分子战友们，首先是亨利·沃茹瓦（Henri Vaugeois）、莫里斯·普若（Maurice Pujo）、莱昂·都德（Léon Daudet）和雅克·班维尔（Jacques Bainville），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但他们在思想上与其说接近贝尼托·墨索里尼与阿道夫·希特勒，不如说更接近反革命理论家迈斯特和博纳尔德。

由于法兰西行动赞成君主制并以议会外反对派身份出现，所以它从来没有机会让整个右翼支持自己。在议会两院中那些有社会地位的保守派仍旧占了右翼中的大多数，其中除了天主教君主主义者，也有“讲和了的天主教徒”，他们遵照教宗利奥十三世的通谕归附了第三共和国。如上所述，政治核心在1899年初发生了分裂：反德雷福斯的右翼因恐惧一场社会革命加入了保守派；左翼——坚定的共和派和德雷福斯派中的反圣职者在“进步”的标签下接近了“极端派”，自1899年6月起参与瓦尔德克-卢梭之“进步”政府的执政联盟。

在瓦尔德克-卢梭的三年执政期内，一些此前松散的政治联盟组织转型为固定的政党。1901年春民主共和联盟（Alliance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诞生，总理瓦尔德克-卢梭和前任及未来的部长普恩加莱、巴尔图都属于该党最著名的政治领袖。同年共和、激进与激进-社会主义党（Parti républicain，radical et radical-socialiste）创立：它由原本分裂的左翼——可算作是温和的“左翼极端”分子和比他们更左的“极端社会主义者”——合并组成，“社会主义者”这个术语在此与剥夺和重新分配财产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是指雅各宾派传统意义上的对小人物的关照。在重组的极端派（或通常所说的极端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诉求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共和国的国防和严格的政教分离：这类要求对一个深受共济会影响的政党如激进党来说是近乎理所当然的。1902年当选参议员的乔治·克列孟梭毫无疑问是该党最知名的领军人物，该党在第三共和国从此也起着主导作用。

极端派合并四年后，一度分裂的社会主义者也携起了手（在有关第二国际的章节中已经提到）：1905年4月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茹尔·盖德领导的法兰西社会党和以《人道报》（L’Humanité）创始人、出版人让·饶勒斯为首的改良派合并为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合并变得容易，是因为曾极具争议的“米勒兰事件”（社会主义者加入一届资产阶级内阁）因瓦尔德克-卢梭政府的下台和1902年春季选举后孔布政府上台已成往事。

新党最多是同意有选择地与资产阶级合作，但基本上承认了第二国际于1900年9月通过的《考茨基决议》。根据该决议，按照阶级斗争的学说，社会主义者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内阁。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的自我封锁：虽然他们与极端派一起常常拥有议会多数，但形式上他们至少是反对党。其后果是：不少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者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党：亚历山大·米勒兰是第一个迈出这一步的人，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勒内·维维安尼、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和许多其他人也纷纷效仿。

社会主义者是议会的极左派，而不是法国社会的极左派。与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不同，比社会党更左的是工会。1902年劳工议会联盟（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Bourses du Travail）并入七年前成立的法国劳工总联合会。在这个组织中，尤其是在《工人之声》（La Voix Ouvrière）杂志中，法国非常强大的无政府工团传统继续发挥着作用。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相比，法国劳工总联合会对赞美（以无产阶级总罢工形式出现的）求解放“直接行动”的态度要友好得多，正如乔治·索雷尔1906年在其著作《关于暴力的思考》中所指出的。

法国劳工总联合会的秘书长自1898年起是维克多·格里菲勒（Victor Griffuelhes），他是布朗基学说的追随者，认为浑浑噩噩的群众要靠激进的少数来引导；他的副手从1900年起是一位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1906年爆发了激烈的罢工和动乱，它们是法国劳工总联合会用来回应法国北部的一次重大的矿难的，这令人们普遍惧怕会引发革命，内政部长克列孟梭调动了大规模警力来对付；格里菲勒和其他工会领袖暂时被捕。虽然未能举行格里菲勒所希冀的总罢工，但1906年10月这位秘书长在亚眠工会大会上成功地通过了《亚眠宪章》（Charte von Amiens），要求无条件取消雇佣劳动和剥夺资本家财产。

法国劳工总联合会内也存在的改良派力量从而遭受严重失败，把工会仅仅看作是党的执行机构的、以盖德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亦然。法国劳工总联合会并不代表全体产业工人，矿工工会可以声称其独立性。比社会党工会弱得多的是基督教工会，后者主要依靠农业工人的支持，1912年其会员不满8000人。同年法国劳工总联合会拥有70万会员，几乎占法国600万工人总数的12%。这些数字意味着，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手工业类型的中小企业中工作，还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1902年5月新一届议会被选出时，仍然分裂的社会主义者在众议院中占有51个席位。大获全胜的是极端派，他们斩获210个席位。中间偏右势力得到115个席位，中间偏左势力——新成立的民主共和联盟获得95个席位。保守派议员55人，民族主义议员60人。瓦尔德克-卢梭在极端派选举获胜后辞职；新总理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埃米尔·孔布，他担任此职两年半，直至1905年1月。其内阁是第三共和国史上最左的，是第一个依靠“左派集团”（Bloc des gauches）支持的政府，这个“左派集团”具体而言就是民主共和联盟、激进左派和激进社会主义党，以及没有入阁的合作伙伴——饶勒斯派的社会主义者。1905年社会主义者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后，来自他们的支持仅限于个别立法提案。孔布政府载入法国编年史的有：它目标明确地要与天主教会决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会是除军队外反德雷福斯派的最重要支柱，但坚定的共和党人坚信，教会要比军队更容易屈服于政治的优先地位。

前任瓦尔德克-卢梭政府在1901年就已经规定了新建的修道院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孔布内阁执行的相关规定更为严格，此外还关闭了大部分由僧侣创办的学校。1903年7月教会的现实政治家教宗利奥十三世去世，其继任者庇护十世（Pius X）果断推行庇护九世曾实施过的保守政策。卢贝总统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时没有尝试与天主教最高教宗会晤，直接被新教宗认为是一种敌视行为。教廷就这种不友好的姿态在所有天主教政府那里提出了抗议，这导致巴黎在1904年7月与罗马教廷中断了外交关系。

这样就提出了以下问题：第三共和国是想继续承认拿破仑1801年以第一执政的身份与罗马教宗签订的政教协议，还是应该取消它。昔日的 天主教神学院学生孔布于1904年选择了第二种做法，从而赞成政教分离。一份相应的法案却遭到了德尔卡塞外长和卢贝总统的反对：这种情况促使孔布于1905年1月递交了辞呈。其继任者民主共和联盟的莫里斯·鲁维埃的内阁意味着一种向右转，这也因为第二国际成功地禁止饶勒斯派的社会主义者向孔布内阁和所有其他后续资产阶级政府提供支持。这么一来政府多数就变得非常稀缺了。

在鲁维埃执政期内，孔布当年的政教分离提案在通过后的执行过程中有些许缓和。在此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议会报告员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这位曾经的激进社会主义者首次以赞成和解与补偿者的身份出现。其结果是1905年12月5日的法律。国家向神职人员发放的工资被终止，但宗教的自由实践是有保证的。教堂和神学院应该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但也允许神父们参加的新创建的文化协会应免费供他们使用。在这方面发生的冲突，由国家专门委员会（一个世俗法学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委员会）裁决。

此举会遭到教会和忠实的天主教徒的极大抵制是可预见的。为了文化协会能对教会财产进行妥善管理，必须由国家专员对现有财产进行审查登记，恰恰是这一做法遭到信徒们的激烈抗议。按照查尔斯·布洛赫的判断，政教分离法案所引起的国内紧张局势要比德雷福斯事件的更尖锐、造成的两极分化更严重。“当时实际上只在巴黎和一些大城市引起了骚动；现在冲突也发生在小城市和乡下，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这些地方。神父和小学老师们（一般是左派和反神职人员）之间的冲突在大多数村庄都是不可避免的。”1899年当选的德雷福斯派总统卢贝宣布放弃连任，因为他认为严格执行该法案是不负责任的举动。为了选举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被合并为国民议会，1906年1月国民议会中的左派多数选出的卢贝的继任者是前参议院议长阿尔芒·法利埃（Armand Fallières）。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国家与教会的冲突升级，起因是一份措辞苛刻的教宗通谕《我们很强烈》（Vehementer Nos）。它在许多地方演变为血腥冲突，甚至导致一人死亡。1906年3月7日鲁维埃政府因此倒台。在下一届斐迪南·萨里安（Ferdinand Sarrien）内阁中最强势的人是克列孟梭，白里安接管了教育与文化部。尽管有前面提到过的法国劳工总联合会组织的工人抗议活动，但1906年春的权力斗争首先关乎第三共和国和罗马教会之间的冲突。反神职人员的左翼拥有超过400名议员的绝对多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54名议员和20位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如白里安和维维安尼也可归入左翼。右翼各反对派加在一起共有180个议席。

1906年夏，法国的文化斗争因庇护十世的一份新的通谕再次白热化。在《严肃的任务》（Gravissime officio）通谕中教宗坚决拒绝与法国政府进行任何妥协。1906年12月，梵蒂冈的最后一位代表不得不离开巴黎；一些特别好战的神职人员被驱逐出境。1906年10月至1909年7月的克列孟梭内阁的执政者认识到，对教会做某些让步不会削弱，而是会加强国家的权威。在文化部长白里安的努力下，1905年12月的法案在执行过程中不再那么严苛。虽然天主教徒不像新教徒和犹太人那样，没有组建文化协会，但许多地方政府免费将教堂“出租”给神父们使用；神学院也大多得以保留不变。

1908年后，法国的文化斗争从外表看趋于平静。信徒与国家机构间的暴力冲突仅仅还偶有发生。由于取消了所有的国家资助，法国天主教会实质上被削弱了，但由于信徒们的自愿解囊以及来自私人的慷慨捐赠，它作为公共机构仍然屹立不倒。其对学校体系，特别是小学的影响大大减少。它因反对一切自由和左派的东西，对世俗力量构成一种挑战；由于神职人员支持反德雷福斯派，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为反对第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少数公开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站在民主一方的天主教徒，由于政教分离政策完全陷入孤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返回神职人员阵营。反正大部分忠于教会的天主教徒都是右派，其中不少在1905年后——不顾夏尔·莫拉斯的“异教”倾向——加入了法兰西行动。

法国的文化斗争始于25年前，即1880年代初茹费理领导下的“机会主义共和国”，那时德国已经在全力以赴地调解与天主教会的冲突。有关政教分离的法案（法国文化斗争的立法结论）通过的同一年，在意大利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因教会放松对大选的抵制而出现缓和。“激进共和国”借助1905年12月法案采取的激进措施，不仅仅是对拿破仑反教权主义之“修订的修订”：政教分离法案结束了数百年的法国国家教会的传统——高卢主义，该主义在1789年以前和以后持续塑造了法国的历史。

凭借政教分离第三共和国实现了其最重要的文化政策目标。通过取消1801年的政教协议，第三共和国回归到1789年的理念，没有任何党派做这件事比极端派更自鸣得意，他们一向感到自己是雅各宾派的遗嘱执行人。战胜罗马教会是不可否认的，但世俗的法国仍有理由提出以下问题：文化斗争的结局是不是也有惨胜的色彩？政治天主教被迫进一步向右转，这对“基督教民主党”的创建长期以来形成不可逾越的障碍，无论如何这不是对巩固共和国的贡献。

好战的反教权主义或世俗主义，在1905年被提升为一种国家理念，与之共同出现的是历史视野的狭窄化。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即只承认启蒙运动及其他在法国大革命中得以完成的是进步的，几乎没有剩余的空间去反思，是什么才让这二者成为可能：正是原本基督教信息中的自由、颠覆，甚至是革命的内容。政教分离符合区分上帝与皇帝各自范围的逻辑：其中已奠定了世界世俗化和人类解放的基础。但1905年政教分离的形式对双方都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损失。今天法国仍在承受这种历史对抗的后果。

就在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战斗逐渐减弱之际，社会斗争急剧增加。1907年初夏，克列孟梭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法国南部起义的葡萄酒农的企图失败，因为派去的士兵加入了起义者行列。对此事内阁愿意妥协，但在另一件事上却表现出强硬态度：小学教师和邮政雇员罢工。政府的对策是出台禁止公务员罢工的禁令。1908年，巴黎地区的建筑和工业工人与政府派遣的保安力量间发生了严重冲突，造成三名工人死亡。法国劳工总联合会号召进行总罢工，却没有得到所希望的反响，但抗议变得更加激进，对抗议的镇压也更为血腥。1908年10月，克列孟梭在众议院大力攻击法国劳工总联合会，并得到全体内阁的支持：1908年1月起担任司法部长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法国劳工总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曾坚决支持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武器的总罢工）和现任劳工与卫生保健部部长勒内·维维安尼（以前是让·饶勒斯的亲密战友）在议会中态度鲜明地站在总理一边。

1909年7月，克列孟梭因不小心道破了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而下台，从而结束了1902年孔布内阁开启的“左派集团”时代。（在他建议下）其继任者是白里安，他仍正式以“独立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选（第二年才积极参与了创建新政党共和社会党［Parti Republicain Socialiste］，该党与其名称不符，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新内阁的政策中称得上是“社会”的只有一项为工人引进的退休金法案。新总理在选举问题上通过改弦易辙对社会主义者发起了挑战：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样，独立社会主义者和白里安本人也表示要废除选举中的简单多数制，因为这种选举方式有利于农村和小城市，不利于大城市和产业工人，而比例代表制能更好地符合选民的意愿。但由于白里安依赖于极端派（这些人在中小城市有强大后盾，所以是维持现状的支持者），他保证一切不变。

1910年春季选举中胜出的仍旧是极端派。然而他们在议会中的势力遭到削弱，因为1910年7月众议院中第一次正式组成了议会党团：261名激进派议员中的112人（均为温和派代表）没有加入极端派新议会团体，而是构建了另一个中间偏左团体。右派和中间偏右团体的势力在议会中也变弱了，中间偏左和民主共和联盟的势力得到加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力量也比以前强大，他们获得的选票首次超过了100万。

1910年秋，铁路工人的罢工震撼了法国。白里安政府下令强迫开工，让罢工半路夭折。总理在议会称罢工为“暴力犯罪行为”，社会主义者对此义愤填膺，他们提醒白里安不要忘记自己以前对总罢工的态度，也告诫劳工部长维维安尼不要忘本，这导致11月初总理辞职。在随后组成的白里安第二届内阁中，前社会主义者维维安尼和米勒兰不再任职（后者曾任公共工程部长）。1911年2月，白里安再次被迫辞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还经历了七个其他内阁，其中只有一个的执政期超过了12个月：普恩加莱的第一届政府，它从1912年1月14日到1913年1月18日主导过这个国家的命运。

自布尔战争结束后，第三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就以接近英国为标志。这个政策带有泰奥菲尔·德尔卡塞的印记，他1898年6月至1905年6月间担任外交部长。这位甘必大的前合作者不仅在柏林被视为德国的敌人，而且他就是德国的敌人。没有一位法国政治家甘愿接受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损失，但只有很少几位的政治行动像德尔卡塞这样受收复东部省份想法的驱使。德国通过其舰队政策刺激了法国外交部长，让后者认准了一个目标，即与英国结成反德联盟。

在实现此目标之前，德尔卡塞能够说服另一个欧洲大国接近法国：三国同盟中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略伙伴——意大利。1900年年底，巴黎和罗马就各自在北非势力范围的划分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意大利志在必得的地域是利比亚，这块地方由于其地理位置似乎适合作为殖民补充空间。为了持续给意大利添堵，法国于1883年设立了受保护国突尼斯：它统治着从1848年起正式属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对摩洛哥亦有很大兴趣。法国承认意大利对利比亚的要求，意大利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要求，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双方的利益。正是基于此双方在1900年12月达成秘密协议。

两年后，1902年11月，两个强权国家又缔结了另一个秘密条约：它们相互保证保持中立，不仅在第三方权力发起进攻的情况下（这与不久前续签的德奥意三国同盟并不矛盾），而且在由第三方权力挑衅引发战争的情况下。如此三国同盟虽然没被取消，但大为贬值。这正符合意大利总理朱塞佩·扎纳尔代利的意图，他对哈布斯堡皇朝就像德尔卡塞对德意志帝国一样充满敌意。

以条约方式与英国达成谅解不像想的那么容易。法绍达对战半年后，伦敦和巴黎虽然在1898年9月就它们在中非的势力范围达成了共识，但这两个大国在北非的利益却难以调和，首当其冲的就是摩洛哥问题。直到英国认识到两点——一方面其“光荣孤立”政策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与其最危险的对手威廉德国相互妥协是一厢情愿——伦敦才愿意在新的基础上改善与巴黎的关系。唐宁街和外交部都希望，法国可以适度地影响其盟友俄国。亲法国王爱德华七世愿意亲自扮演亲善大使角色，1903年5月他对法兰西进行了国事访问。两个月后卢贝总统就安排了回访。

1904年初这两个大国未能阻止它们各自的盟友日本和俄国间的战争，因此它们更注重不要卷入东亚的冲突。出于同样的原因，双方认为早就该对世界各地（太平洋、加拿大西海岸、非洲和东南亚）划分出有约束力的各自的势力范围。1904年4月8日签署的《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之目的是一劳永逸地厘清此事。根据所公布的协约文本，似乎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就暹罗（今天的泰国）所达成的相互理解：该王国应作为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1886年被英属印度吞并）之间的缓冲区保持中立。

然而，主要的内容却在一个绝密的补充协议中：法国承认英国对埃及的统治，这是伦敦于1882年违反法国的利益建立的。为此英国承诺，如果法国决定征服摩洛哥的话，不进行干涉。无论是从协约的正文 还是从补充协议中，都读不出授权其在欧洲进行侵略战争的意思。但法国现在除了俄国、意大利（有条件的）又有了另一个协约伙伴，这加强了它面对德国的地位，后者在紧急情况下只能得到危机四伏的奥匈帝国的支持。英国亦然：自1904年4月起，它面对德国舰队的军备竞赛要比以前感觉更安全。

在北非，德尔卡塞1904年还取得了另一个成功：10月，法国和西班牙就各自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共识。西班牙自16世纪末在那里的北海岸拥有飞地休达（Ceuta）和梅利利亚（Melilla）。与巴黎的协议商定，如果征服摩洛哥，马德里将得到几乎整个北部沿海地区；作为回报西班牙同意法国占领摩洛哥的其余部分，即主要部分。由西班牙控制摩洛哥北部，也得到了英国的认可：伦敦想阻止法国直接落脚直布罗陀附近地区，英国方面并不反对西班牙统治这一地区。

当德国1905年3月以威廉二世对丹吉尔的闪电访问引发（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时，《英法协约》在实践中也经受住了考验：英国（虽然只是在外交上，而不是出兵）站在其协约伙伴一边，这直接造成德意志帝国在1906年1月到4月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完全被孤立。德尔卡塞此时已卸任。总理鲁维埃认为其外交部长的游戏太危险，所以他和德国大使一起合谋对付他，鲁维埃甚至向德国大使承诺解雇德尔卡塞。1905年6月6日他兑现了承诺，鲁维埃本人兼任外交部长一职。

德尔卡塞的下台清楚地揭示了法国与德国当时的关系：前外交部长念念不忘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认为与德国决一死战最终是不可避免的；相反鲁维埃不认为非得走这步棋不可，因此拒绝奥赛码头老板在摩洛哥危机中那简直是“威廉式”的冒险政策。总理 知道他身后有大部分法国人的支持：虽然德国人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仍被认为是不公正的，依旧令人心痛，但年轻一代明显不像老一辈那么渴望“复仇”，他们并非一定要与东边的邻国开战。此外人们在法国很清楚地注意到，根据1890年以来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选民的选举行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绝大多数人不再渴望重新回到法国的怀抱，而是追求在德意志帝国内能够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在此背景下，德尔卡塞所推行的与德国硬碰硬的政策，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么广受欢迎。当鲁维埃在摩洛哥危机白热化之际解雇外交部长时，他也就并没有冒自己被剥夺权力的风险。

1905年9月，鲁维埃与柏林缔结了一项秘密协议，在协议中他同意德国人就摩洛哥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的要求，并重申了法国对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谢里夫统治的独立东部拥有特殊权利。巴黎政府首脑却未接受德国的建议——加入一个反英的大陆联盟。1906年4月，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结束工作时，鲁维埃已不再担任总理职务：由于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冲突急剧升级，他被迫于3月7日辞职。在其继任者萨里安任期内，法国政治中的坚决亲英、反德派又占了上风。该派在政府内的著名代表有外交部长莱昂·布尔茹瓦（Léon Bourgeois）、内政部长克列孟梭、财政部长普恩加莱和公共工程部长路易·巴尔图。德国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受到孤立，基本上是巴黎新内阁与伦敦新自由主义政府间配合默契的结果，当时的英国首相是坎贝尔-班纳曼，外交部长是爱德华·格雷爵士。

五年后的1911年4月，摩洛哥类似内战的动乱引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鉴于其兄弟率领的反叛分子围困了首都非斯（Fez），摩洛哥苏丹穆莱·哈菲德（Mulay Hafid）请求法国援助，法国军队以保护那里的欧洲人为由，占领了非斯和拉巴特（Rabat）。在1909年2月的一项协议中明确承认过法国在摩洛哥利益的德国提出抗议，指出巴黎的行为有违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精神。为了加强其抗议的分量，柏林命令传奇的“黑豹”（Panther）号战舰出动：1911年7月1日“黑豹”号开赴阿加迪尔（Agadir），这是在模仿美国1904年在里夫事件中的做法。威廉炮舰外交形式背后掩藏着外交部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的战术意图：让法国割让法属刚果，它将构成未来德国殖民帝国在中非的核心。

国际上的反应对德国是毁灭性的。英国立即站在其受到威胁的协约伙伴一边。经过与阿斯奎斯首相和外交大臣格雷协商后，7月21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在伦敦市长官邸（Mansion House）的一次演讲中警告德国，英国虽然热爱和平，但不会“以耻辱为代价，对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这样德国人的战争威胁招致的就是英国人的相同威胁。为了证明这并非戏言，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制定了联合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一旦开战英国军队将马上投入战斗的部署。

在这种情况下，巴黎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屈服于德国人的压力，向其割让法属刚果。相反，基德伦-韦希特尔决定大幅减少德国的赔偿要求。在（绕过奥赛码头）与愿意妥协的卡约总理的秘密谈判中，德国宣布同意法国将摩洛哥设立为受保护国。法国做出的相应让步则相对较小：巴黎向柏林方面保证德国在摩洛哥会获得经济上的最惠国待遇；德属喀麦隆在东部和南部经（经济上大部分毫无价值的）法属赤道非洲部分得到扩张，包括可以抵达沙里（Schari）和刚果河的通道。作为补偿法国得到了 德属多哥的一小部分。1911年11月4日双方签订《摩洛哥—刚果条约》（Marokko-Kongo-Vertrag）。

稍后将会进一步论述德国右翼对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结局的愤怒反应。在法国同样出现了激烈反对卡约妥协的民族主义抗议。条约虽然于12月在众议院以多数票——幸好社会主义者弃权——得到通过，然而在参议院，有关总理秘密谈判的细节被披露，这对总理来说声誉受损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在1912年1月10日众议院对其启动不信任动议后不得不辞职。

接替他的是民主共和联盟的雷蒙·普恩加莱，他同时还接任了外交部长一职。普恩加莱在反德立场方面毫不逊色于德尔卡塞，但比他谨慎得多，后者在新内阁中与在前两届政府中一样，负责海军部的工作。虽然普恩加莱反对卡约所执行的面对德国准备妥协的路线，但他遵守其前任定下的协议。1912年3月，德法条约获得批准。不久苏丹穆莱·哈菲德同意法国将摩洛哥设为受保护国。11月，法国根据1904年10月的协议将北部沿海地区割让给西班牙。苏丹承认摩洛哥之法国受保护国的地位，并不意味着法国控制了这个国家。1912年4月对非斯的犹太人和欧洲人的一场血洗，导致苏丹被迫退位，取代他的是一位温顺的继任者。足足花了两年时间，内陆的叛逆部落才被镇压下去。摩洛哥的安定要比1830年后的阿尔及利亚成功得多，这主要归功于第一任法国总驻扎官和部队总指挥于贝尔·利奥泰（Hubert Lyautey）将军，只要情况允许他就使用间接统治的方法，注重建立有效的管理机构、办学校和建医院。

至于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普恩加莱的政策尤其在如下方面与上一届政府 不同：新总理努力加强与俄国的盟友关系，这一关系在极端派的统治下，也包括中间偏左政治家卡约统治下，明显冷淡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左派视沙皇帝国为极端反动的政权，认为俄法联盟不过是权宜之计。相反，普恩加莱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政治家”，他不会给意识形态上的厌恶留下游戏空间。1912年7月，他与俄国缔结了新的军事条约，并首次签署了一项海军协定。8月他在出访圣彼得堡时明确向沙皇和俄国政府保证，法国在发生袭击的情况下将履行其各项条约义务。

对普恩加莱而言（内政上毫无异议的）与英国的结盟同样重要。1912年11月，两大国间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和法国大使保罗·康邦通信的方式，就一项严格保密的海军协议达成共识，预设了彼此间的分工：在战争情况下，英国舰队应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作战，法国负责的重点区域在地中海。大不列颠坚持认为这不意味着援助承诺。但战争情况下的一种军事伙伴关系自1912年11月起变得比以前更有可能。如果这一年年初伦敦尝试与德国就舰队军备达成协议没有失败的话，英国也不会轻易与法国签订这一协议：陆军大臣霍尔丹在柏林的使命下面还会提到。

1913年1月，雷蒙·普恩加莱辞去总理职务，但不是由于不信任动议，而是因为他作为中间派和右派的候选人当选了至少在外交礼节上更高的职位：共和国总统。当时52岁、来自巴勒迪克（Bar-le-Duc）的这位律师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比自己的前任们有更多建树，尤其要超过1906～1913年担任共和国总统的政治上的无党派人士阿尔芒·法利埃。自从1877年的麦克马洪危机以后，共和国的总统们 没有再完全用尽其职权。就连普恩加莱也未想到，在没有发生巨大灾难的情况下就使用总统权力中最具政治爆炸力的——解散议会。但鉴于大多数政府在执政几个月后就下了台的事实，他想运用总统职位为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提供一个避风港，以便平衡臭名远扬的薄弱内阁。加强行政机构，不惜以牺牲立法机构为代价，出于外交政策原因他在该领域作为国家元首（在其密友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外交部政治部主任——的帮助下）把缰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谁正在担任总理或外交部长。因此如果说普恩加莱当选总统在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中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和默默的宪法变迁，那是丝毫都不夸张的。

普恩加莱总统上任后在外交方面烧的三把火包括：任命粗暴反德和坚定亲俄的泰奥菲尔·德尔卡塞为驻圣彼得堡大使，稍后对伦敦、1913年秋对马德里进行国事访问。国内政策方面最具争议的是1913年的《三年兵役法》（Loi des Trois ans）。6月30日，德意志帝国议会决定按照帝国领导的要求，逐步扩军136000人，到1915年10月部队人数应增加到816000人。法国政府——巴尔图内阁的对策是：把武装力量从480000人增加到650000人。鉴于两国在人口数目方面的差距（德国当时超过6500万，法国不到4000万），这个目标实现的前提是，将1905年3月才从三年减至两年的服役期再恢复为三年（在德国，步兵的服役期从1893年起开始为两年）。

该法案极具争议：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激烈反对，前不久弃中间偏左阵营加入极端派的卡约也属于最坚定的反对者。尽管如此，1913年7月19日和8月7日众议院与参议院对《三年兵役法》分别投了赞成票。但是，卡约竭力支持的累进所得税的引进，却因为喜欢作梗的右派的强硬反对而失败。巴尔图政府在12月初垮台。“合乎逻辑的”继任者本该是约瑟夫·卡约，但普恩加莱绝不想任命他。取而代之的新总理是投票赞成新兵役法的激进参议员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卡约接手了财政部。

1914年4月和5月，议会选举在即。在普恩加莱推动下，竞选中形成了以白里安和巴尔图为首的“左翼联盟”（Fédération de la gauche）。名实不副的是，该联盟其实是个中间派团体。左翼方面卡约领导的极端派与饶勒斯为首的社会主义者结盟。他们的反民族主义和反军国主义宣传——也针对普恩加莱——卓有成效。因为没有相关当选者所属党派的官方统计，有关席位分配的信息不尽相同。毫无疑问，激进社会主义者依然是最强的议会党团，然而选举的真正赢家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其议席从68个增加到104个。赢得23个席位的白里安的左翼联盟属于输家，极端右派亦然。在新众议院中左派成为多数已是不争的事实。

6月9日勒内·维维安尼成为新总理，其内阁激进派部长们多为独立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右翼”总统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左翼”政府：这种格局在几十年后的第五共和国被称作“共栖”（cohabitation）。维维安尼愿意继续实行三年兵役制。作为回报，普恩加莱和右翼不再反对引进累进所得税；社会主义者对此也无异议，该提案在上下两院均获得大多数票。维维安尼政府上台还不到三周，6月28日在遥远的萨拉热窝就响起了将会改变世界的枪声。五周后法国与德国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