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对后发国家的诅咒：1890～1909年的威廉德国

哈布斯堡帝国最强大的盟友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段上升为欧洲工业强国：德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英国；在这一领域只有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领先德国，1895年美国的工业产值是德国的两倍。1882年德意志帝国农业经济部门的从业者及其家属占总人口的41.6%，而工业和手工业部门的相应数字则为34.8%。1895年在工业和手工业部门就业的人口就已经超过了农业部门中的：比例为38.5∶35.0。到1907年该数字已变为42.2∶28.4。贸易和运输业的份额在1882～1907年间从9.4%增长到12.8%。

俾斯麦的继任者，帝国宰相和普鲁士首相——将军格奥尔格·利奥·冯·卡普里维伯爵意识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德国的未来依赖出口的增长。“我们必须出口，”他于1891年12月10日在国会宣告，“我们或者出口货物，或者出口人。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如果工业不同时增长，我们将无法继续维持生活。”在卡普里维为时不长的执政期内所缔结的一系列贸易协定——先是1891年与 奥匈帝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的协定，然后是1893/1894年与西班牙、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俄国的协定——都是遵循这一判断：德国推动其工业产品的出口，采取的办法是降低关税壁垒，其中包括对易北河以东农业经济十分重要的谷物关税。

普鲁士和梅克伦堡庄园所有者的反抗很快出现。其在组织形式上的体现是1893年成立的农业联盟（Bund der Landwirte），它很快就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利益团体。这一行动来自大土地所有者，但新的联盟从一开始就注重争取各阶层人士，只要他们感到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威胁并反对这种发展趋势，“农民”和“中产阶级”（即工匠和零售商）是他们尤其要争取的对象。农业联盟在农民那里非常成功：世纪之交时农民占了20多万会员中的十分之九。

在理事机构中却是大土地所有者说了算，他们不害怕说强硬的话。例如西里西亚的总承租人阿尔弗雷德·鲁佩雷-兰泽（Alfred Ruprecht-Ransern）1892年12月在呼吁建立联盟时就要求，“我们要到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去，认真结成反政府的阵线……我们必须停止抱怨，而是必须呐喊，让全国都听到，我们必须呐喊，让喊声冲进议会大厅和政府大楼，我们必须呐喊，直到喊声抵达皇帝的宝座”。这种语言听起来颇具“民粹主义精神”，但与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不同之处是，农业联盟发出的声音并不是来自农民或农场主的地道抗议；农民在这个联盟中只是一个特权阶层为了自身利益所利用的工具。在此背景下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已经称之为“庄园主阶级的伪民主化”。

还要过一段时间，大庄园主的呼声才能被听到。但他们在宰相府的对手总是不经意间落下把柄给他们。贸易协定和一些内部改革如禁止童工和星期日工作，建立雇主和雇员平等参与的劳资关系仲裁法庭，在普鲁士引进累进所得税，这些都 证明了卡普里维的革新意愿和经济社会政策“新路线”的严肃性。但这位执政的将军总是一再犯重大的战术性错误。1892年3月他辞去普鲁士首相职务，以前其在普鲁士推行的学校政策惹恼了中央党和德意志自由思想党：他以对教会友好的法律草案令左翼自由派不满，他撤回该法案又让天主教徒不快。

第二年，宰相的一项有关军队的提案失败了，该提案想在增加军力的同时将服役期从三年减少到两年。卡普里维的对策是解散1890年2月选出的帝国议会。在1893年6月新的选举中，赞同提案者——原来1887年的“联盟党”，也就是德意志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成果不错。反对提案者，除社会民主党外，结果糟糕，其中最差的是自由思想党，军队提案导致其分裂：以党主席欧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为首的多数对军方持批判态度，此后组成自由思想人民党（Freisinnige Volkspartei）；以路德维希·班贝格尔为首的前“分离派”少数对军方友好，此后自称为自由思想同盟（Freisinnige Vereinigung）。

新的帝国议会通过了军队提案，但帝国宰相只是暂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次年，卡普里维与极端保守的普鲁士首相奥伊伦堡伯爵博托（Graf Bothozu Eulenburg）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后者支持威廉二世皇帝所要求的新的反社会民主党非常法，此外他还支持反社会民主党人的君主政变计划，而前者则拒绝这两个打算。威廉二世解决两级柏林政府间冲突的办法是：1894年10月，他解雇了帝国宰相与普鲁士首相，任命前巴伐利亚首相和当时的阿尔萨斯-洛林总督——克洛德维希·冯·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兼任上述二人的职务。

按照皇帝的意愿，当时75岁的霍恩洛厄应完成政策的大幅右转：这样一种政策这位温和自由派南德天主教徒几乎是不会自愿决定实施的，但他现在显然有义务这么做。他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却未能成功。1894年12月的《颠覆法草案》（Umsturzvorlage）拟对挑动阶级仇恨和号召侮辱君主制、宗教、婚姻、家庭和财产的人给予严厉惩罚。为了保障中央党能批准此草案，顾问委员会还建议增加一项：侮辱教会教义罪。正是这后增加的一项让民族自由党无法同意《颠覆法草案》。帝国议会在1895年5月以压倒多数否决了该草案。

四年后，帝国领导又开始了新一轮反社会民主党人法的尝试。《监狱法提案》（Zuchthausvorlage）准备对强迫工人参加罢工或进行工会活动者给予更严厉的惩罚。除两个保守党外，没有哪个议会党团投票赞成该法案，导致该法案被拒绝。但此后仍有对社会民主党追随者在法律和实际层面的歧视，如中央党也同意了的普鲁士1898年6月的《阿龙斯法》（Lex Arons）：其目的在于不允许社会民主党人担任大学老师。

“政治大联合”（Sammlungspolitik）也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其发起者是普鲁士财政大臣约翰内斯·冯·米克尔，他年轻时是卡尔·马克思的战友。所有对现存国家和社会秩序持肯定态度的力量应该联合起来：自由派和保守派，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农民和工匠。后者所需要的保护应该由一个（受到米克尔和民族自由党支持的）对1897年的工商业管理条例的补充规定来满足：该规定创立了受公法管辖的手工业商会和“可选性强制公会”机构，如果在某个手工业商会中某种独立的手工匠人投票决定成立同业公会，那成为该公会成员就是强制性的要求。

更为困难的尝试是为工业和农业找到一个利益共同点。在米克尔的支持下，内政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由来自农业和工业组织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为制定贸易政策做准备，它该为卡普里维贸易协定1903/1904年到期后制定新的关税税率。来自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和重工业的关税保护主义者在委员会中占优势，这是米克尔的意图。然而，出口和成品行业的优势如此强大，它们于1900年11月成立了反保护主义的抵抗阵线——贸易公约协会（Handelsvertragsverein）。从海关政策的角度来看，政治大联合暂时失败：保护性关税不是能让工业与农业作为整体和平共处的共同基础。

然而在世纪之交人们就发现了有望平衡经济利益矛盾的手段：舰队政策。德国舰队的创始人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自1897年6月开始领导帝国海军部。他意识到，如果能够说服受过教育和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组建作战舰队，那胜算是很大的。人们对1848年第一支由当时的临时中央权力组建的德意志舰队于1852年被可耻拍卖的事还记忆犹新，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就普遍倾向于将德国战舰视作商船的保卫者，舰队从而也成为“资产阶级”有别于“贵族”陆军的新型武器。

当蒂尔皮茨在帝国海军部走马上任时，1873年的舰队初建计划还很低调，海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海上贸易和保卫德国沿海地区。长期的舰队规划也需要长期的预算拨款，这同时意味着议会预算批准法的自我限制。大规模的舰队扩张也意味着创造进攻能力，这可能不利于与海上强国英国的关系。出于这些考虑帝国议会在1896年3月拒绝了帝国海军部建造三艘额外巡洋舰的迫切请求：这是帝国宰相霍恩洛厄的政治失败，它成为帝国海军部高层人事变动的直接起因。

蒂尔皮茨与威廉二世和外交部国务秘书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男爵（Adolf Freiherr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一样，是一个“马汉主义者”：他坚信美国海军官员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学说，只有海上霸权才能称霸世界（马汉的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6年由《海军评论》［Marine-Rundschau］杂志编辑部组织人翻译成德文）。国务秘书马沙尔于1896年3月18日帝国议会辩论中说出了一句开启德国舰队政策新篇章的话：“德国是否应推行世界政策的问题与另一个问题密不可分：德国有世界利益，还是没有。这个问题早有定论……”

推行世界政策的意思是想与英国并驾齐驱，如果没有强大的舰队这一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蒂尔皮茨所寻求的德国舰队的规模，只能是一支与英国为敌的舰队。同时德国舰队的建设也针对一个内部对手：社会民主党。1895年底，蒂尔皮茨在一封写给其上司——帝国海军上将冯·施托施将军（General von Stosch）的信中对此直言不讳。他写道，德国必须改行世界政策，“不是小打小闹，因为在新的伟大国家任务和与之息息相关的经济利益中，同时也意味着对受过和未受过教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强硬抑制”。

为了赢得议会多数赞同其舰队提案，蒂尔皮茨首先在公众舆论中获得了坚定的支持。其最重要的工具是1898年4月创立的德意志海军协会（Deutscher Flottenverein），这是一个“压力集团”，它在专业技巧方面可以与农民联盟较量，并在英国有一个早它三年的榜样：英国海军联盟（Navy League）。除了重工业、造船厂、批发和海外贸易以及出口业出于直接利益参与该协会的活动外，政治党派从自由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到自由思想同盟，当然也包括广泛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也纷纷积极参与。1900年，该协会已有27万名会员，如果算上社团成员（即那些已加入 海军协会组织的成员），1908年其会员人数甚至已超过百万大关。

蒂尔皮茨的第一个舰队法（1898年3月底帝国议会不顾社会民主党、自由思想人民党、民族党少数人和中央党少数人的反对通过该法）准备在六年内壮大海军实力，使其拥有19艘战列舰，8艘岸防战列舰，12艘大型和30艘小型巡洋舰。两年后的1900年6月，1898年6月新选出的帝国议会通过了一份帝国海军部的提案，这将使海军舰队的数量实际上翻番。此方案实施后，德国战舰的实力与英国海军实力相比会达到二比三。就北海而言，这意味着旗鼓相当。因此，1898年的舰队法构成一个深谋远虑的规划的第一阶段：从1900年起这一点已毫无疑问。

在权力精英中对舰队接受程度最低的是普鲁士的庄园主。德国战舰代表着现代的贸易和工业世界，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对这个世界心怀恐惧。保守党自然无法断然拒绝舰队，否则他们就得与自由思想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伍。因此保守党坚持要求补偿。作为同意1900年第二个舰队法的回报，他们要求并获得增加谷物关税的承诺。1902年12月，霍恩洛厄的继任者——自1900年10月以来出任帝国宰相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以“比洛关税”（Bülow-Tarif）的形式兑现了承诺。此关税在帝国议会以大多数票获得通过并于1906年3月1日生效，它为农场主提高了小麦、黑麦和燕麦的关税。（农业联盟和德意志保守党所要求的关税比这更高，自然是不言而喻的。）通过舰队这条社会帝国主义的迂回之路——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手段，米克尔政治大联合之最重要的目标得以实现：工业和农业在海关政治方面达成谅解。米克尔本人没能体验到这个胜利：他于1901年9月去世。

就德国战舰所展开的国内政治冲突的临时结果，历史学家埃卡特·克尔（Eckart Kehr，对德国政治大联合和舰队政策之社会基础进行批判性研究的第一批作者之一）在1928年总结如下：“工业和农业达成共识，不要一方独自统治国家并把弱势对手排除在享用立法权之外，而是建立一个农业和工业共管的国家，矛头共同对准无产阶级。”

比洛关税通过的七年前——1895年5月，当时31岁的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布莱斯高弗莱堡大学的教授就职演讲中曾抱怨德国市民阶级在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显而易见正是与“老普鲁士容克地主展开经济殊死搏斗”之时，他们却缺乏必要的权力本能。韦伯认为这种不成熟的原因是德国市民阶级的非政治本性，是俾斯麦统治的遗产。这种遗产在韦伯所属的那一代受市民教育成长起来的德国人身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在我们出生之时，历史老人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乃是一代人所能受到的最可怕的魔咒：政治上无所建树。”按照韦伯的观点，只有一种方法能够摆脱这个魔咒，那就是通过世界政策接受政治教育，以英国和法国这样的老牌列强为榜样。“对我们今后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项伟大的政策能否使我们更明确地重新意识到伟大政治权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明白：德国的统一本该在这个民族青年的时侯进行，但我们德国民族是在年事已高的时候才完成此壮举的；如果德国的统一不是为了开始世界强权政治，反倒是为了结束世界强权政治，那么当年花这么大的代价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在某种程度上对韦伯来说，世界政策似乎也是一条社会帝国主义的迂回之路，但不是米克尔意义上的政治大联合，好让市民阶级和容克地主彼此靠得更紧，而是恰恰相反：为了使市民阶级得到其所需要的活力，如果它想打破容克地主的政治权力的话。但迂回之路同时也是目标：自由派民族主义者韦伯视世界政策为那个伟大民族的使命。韦伯的德国民族主义首先来源于德国东部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来自俄属波兰的移民工人对易北河以东庄园之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波兰的季节工逐渐取代了德国的短工，后者不愿再忍受古老家长制的农庄雇佣关系，他们迁徙到工业化的帝国西部，特别是鲁尔地区。“那些只有牺牲日耳曼民族利益才能维持的大庄园，从民族立场出发应该让它们灭亡。”韦伯总结道。必须让它们自生自灭，不允许通过保护性关税以牺牲整体利益为代价令其苟延残喘。

1893年马克斯·韦伯加入了两年前成立的泛德意志同盟（Alldeutscher Verband，缩写ADV），因为他希望，在这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协会中为他认为是正确的政策找到支持：关闭东部边界和建立德国农民定居点，他们的民族任务是拯救德国东部免遭波兰移民淹没。由于泛德意志同盟为了顾及其大庄园主会员的利益，避免对大庄园问题进行明确表态，韦伯于1899年宣布退出该组织，但他仍然与该组织的民族和世界政治目标有共鸣。

泛德意志同盟是威廉时代最好战的帝国主义鼓动性协会，1900年它约有两万会员，在人数上远远低于德意志海军协会，但在崇尚民族自由和保守的市民阶级中对舆论导向有很大的影响。它起源于殖民运动并与莱茵兰-威斯特法伦的重工业关系密切，而且支持外国的德意志人搞“德意志民族主义”，特别是奥地利的大德意志和泛德意志协会，早在1894年就提出建立由德意志人统治的中欧并要求德国完成从“霸权国家”向“世界霸权”的过渡。它与外国的德国人协会（Verein für das Deutschtum）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组织是1880年在奥地利由德国人学校协会（Deutscher Schulverein）发展而成；它同样与成立于1894年的德意志东部边疆协会（Deutscher Ostmarkenverein）有着密切关系，该组织的目的是征收波兰的土地和在东部省份建立德国农民的定居点。

德国官方的外交政策虽然一般而言落后于激进民族主义的期许，但它 决不掩饰自己的世界政策野心。帝国在1890年8月将部分德属东非包括对桑给巴尔岛的宗主权转让给英国，换取1814年以来属于英国的黑戈尔兰岛，其主要动机是在北海改善德国的战略地位。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德国加快了海上扩张的步伐：1897年帝国租借了中国胶州湾包括青岛港，1899年它购买了西班牙在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1899年它还与美国分享了萨摩亚群岛。每次新收购都是一个更为巨大计划的组成部分：德国追求遍布全球的舰队基地。帝国海军部是收购的主要力量，但得到了外交部的全力支持。1897年12月6日，时任普鲁士外交大臣和外交部国务秘书的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帝国议会演讲中说出了那句不胫而走的名言，它后来成为威廉世界政策的座右铭：德国人不想把任何人挤进阴影，但自己也渴望“阳光下的地盘”。

1880年代俾斯麦在经济衰退时期曾暂时放弃了其反对获取殖民地的立场。殖民地当时也被视为一种引领国家走出经济低迷状态的手段。威廉二世、比洛和蒂尔皮茨开始推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舰队基地的政策始自经济繁荣期，它是1895年左右开始的。他们从经济实力感出发提出的要求，旨在戏剧性地改变国际上的均势。

德国政策的掌舵人在外交和舰队政策方面的所作所为，与其他强权国家如英国或法国的帝国主义没有根本的区别，虽然德国向海外扩张的质量不同。对法国而言，殖民帝国的扩张也意味着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和由此带来的权力丧失的补偿。大英帝国支持英国成为海上霸权的主张。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后，德国已经在欧洲大陆获得了半霸权国家的地位。当它在俾斯麦被解职后决心成为海上霸权、推行世界政策时，它不满足于大陆霸权，想从“半个”上升到“整个”霸权国家的抱负就尽人皆知了。很明显：受此影响的其他强权国家会反对这种对其世界政治权力的削弱，并会做出相应反应。

德英关系在1900年秋天，欧洲大国、美国和日本联合打败中国“义和团起义”之后有好转的迹象：双方在所有中国河流与沿海地区不受阻碍进行贸易的原则上达成共识。但对1901年伦敦和柏林间谈起过的结盟，双方都没有真正的兴趣。秉承俾斯麦再保险政策的传统，与俄国结盟也同样行不通：1893/1894年巴黎与圣彼得堡之间签订的军事协定持续的时间超过了小心翼翼试图重新接近俄国的霍恩洛厄政府的执政期。1902年初英日结盟后，沙皇帝国表示有意与柏林达成协议，但柏林对此置若罔闻：威廉大街认为，俄国只是想为其在远东的扩张计划肃清后顾之忧。

德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项成功看起来首先是1902年6月续签了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但仅仅五个月后，罗马就与巴黎签署了秘密协议，其中规定双方在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攻击的情况下必须严格恪守中立。随着意大利与法国的接近，三国同盟开始名存实亡。此后德国只能指望奥匈帝国这一个盟友了，但这个盟友也有可能使德意志帝国陷入危险境地。在帝国宰相冯·比洛“不结盟政策”（Politik der freien Hand）的标志下，德国进入一种具有威胁性的孤立状态。威廉时代德国人所设想的权力增长的表面现象具有欺骗性。俾斯麦下台十二年后，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外强中干，它变成这样只能怪自己。

1900年10月，在伯恩哈德·冯·比洛初掌宰相帅印时，许多观察家都预计现在人们谈论已久的威廉二世的“亲政”终于会开始了。这位圆滑的职业外交家比洛1905年被封为贵族，是公认的皇帝亲信，皇帝也确实把这位此前的外交部国务秘书当作“自己的”宰相，其信任程度远超之前对卡普里维和霍恩洛厄。然而君主并不能一手遮天。政府、军方和帝国议会均有它们各自的利益和强大影响力，这使得皇帝“亲政”的想法难以实现，暂且不说威廉缺乏作为国家掌舵人的资质。

直到1906年底，比洛在帝国议会可以依靠两个保守议会党团——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的支持。自1881年以来，中央党一直是最强大的议会党团，虽然1890年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得到的选票常常超过它。天主教党在比洛时代的施政态度首先体现在内政大臣、国务秘书波萨多夫斯基-韦纳伯爵（Graf Posadowsky-Wehner）的社会政策上：扩大意外事故和健康保险，在家庭手工业中同样禁止童工，资助修建工人公寓，这些措施让中央党的工人选民也觉得可以与右派合作。从对宰相的议会支持中，德意志保守党得到的好处不仅是借助1902年的“比洛关税”维持较高的谷物价格，通过1905年初在议会的强硬抗争，他们还阻止了易北河与汉诺威之间运河关键性中段的修建工程。这是帝国农业利益政策的最大胜利：帝国议会大多数情况下屈服于来自易北河以东庄园主的压力，他们阻止运河的修建只有一个目的，让来自大西洋彼岸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的便宜粮食的运输成本尽可能居高不下。

比洛时期，德国在外交方面日益孤立。德意志银行与法国参股的帝国奥斯曼银行（Banque Impériale Ottomane）合作投资修建巴格达铁路，德国此举构成对中东格外感兴趣的两个大国——英国和俄国的挑衅。巴格达铁路是非正式金融帝国主义的典范，巨大的投资项目承诺给控制它的人对奥斯曼帝国财政和政策的影响。建设伊始，威廉二世皇帝于1898年11月的第二次东方之旅中就在大马士革自称是地球上3亿穆斯林的朋友（此前他还在耶路撒冷接见了特奥多尔·赫茨尔率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团）。在施工过程中英国越来越反对该项目；伦敦的这种消极态度也导致它决定1904年与法国签订《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详见下文。

第二年，德国首次给了英国一个机会，让它支持自己的新盟友。1905年3月威廉二世皇帝（在比洛和外交部“幕后人物”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怂恿下，并非出于本意）抵达丹吉尔，以强调德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对摩洛哥的兴趣。这次出访的背后意图是：或者强迫长期在摩洛哥经营的法国在对德国有利的时机对德国诉诸武力，或者最好令其加入德国所努力实现的大陆联盟（Kontinentalbund）。不久后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Delcassé）——反德联英的设计师——辞职，在柏林人们已经认为自己是（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赢家。

但现在英国登场了。在德国极力要求下，1906年1月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召开了摩洛哥国际会议，在一直持续到4月7日的会议上德意志帝国完全陷于孤立。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德国的三国同盟盟友）支持法国，美国和（不久前德国开始寻求与其重修旧好的）俄国亦然。罗斯福总统通过私人信函对威廉二世施加了巨大压力并让德国进行了妥协。摩洛哥的谢里夫（Sheariffat）虽然根据德国的愿望受到国际法承认，但法国得到了更重要的让步，即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开发这个地区。德国摩洛哥政策的实际制定者荷尔斯泰因离职，皇帝 本人被羞辱。第二年，在阿尔赫西拉斯彼此明显靠近的伦敦和圣彼得堡于1907年8月缔结了《英俄公约》（Die britisch-russische Konvention），就双方在西亚和中亚的利益达成了共识。英法俄《三国协约》（Tripelentente）无懈可击。当英国1908年向德国提出削减两国舰队预算的建议时，皇帝下令断然拒绝。

1906年12月，比洛的多数派政府因殖民地问题的争议而瓦解，具体来说就是先后对德属西南非洲霍屯督（Hottentotten）人中赫雷罗（Herero）与纳马（Nama）部族起义的镇压，那里是唯一一处有较多德国定居者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12000人）。起义的起因是白人商人的欺诈性商业行为和定居者的野蛮行径，后者尤其体现在总督特奥多尔·洛伊特魏因（Theodor Leutwein）1904年1月大规模推行的有利于德国定居者的剥夺原住民土地的计划。导火索是一名中尉扬言要谋杀赫雷罗人的首领萨穆埃尔·马赫雷罗（Samuel Maharero）。赫雷罗人的命运由卫队总指挥——洛塔尔·冯·特罗塔（Lothar von Trotha）中将1904年8月在瓦特贝格（Waterberg）组织的围剿所决定。幸存的赫雷罗人——男人、妇女和儿童被驱赶到缺水的奥马赫科（Omaheke）沙漠，大部分在那里渴死或饿死。总参谋部的一份正式文件中记载着：敌人“像一头濒死的野兽……从一处水源赶往另一处水源，直到它最终成为自己那片土地的大自然的牺牲品。无水的奥马赫科会完成德国武器所开始的行动：灭绝赫雷罗人”。

在赫雷罗人被镇压后，纳马或霍屯督人在首领亨德里克·维特布伊（Hendrik Witbooi）率领下投入了战斗。对他们的镇压持续的时间更长，直到1907年3月底（维特布伊阵亡一年半后）德属西南非洲的战争状态才结束。特罗塔的策略是对赫雷罗起义者及其家属进行彻底的肉体消灭，这个目标虽然没能完全实现，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估计起义开始时赫雷罗人口有6万到8万，1911年人口普查时 仅剩15151人，即最多只剩原来人口的25%。约有两万成员的纳马部落在1911年只剩下不到一半。幸存者被驱逐到那里的边远地区并被强迫进行雇佣劳动；他们的部落土地和部落财产按照1845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的隔离法予以没收，部落制度遭取缔。

特罗塔下达的歼灭命令就是种族灭绝。威廉二世皇帝虽然对命令进行了修改：除了首领与“凶手”外，所有自愿自首的赫雷罗人可以免死。宰相比洛取消了特罗塔的所谓“锁链命令”，据据该命令投诚的赫雷罗人须带着锁链服苦役。但对许多赫雷罗人来说这些缓和已经来得太晚了，它们到来时20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已经全面展开了。特罗塔以前在德属东非和中国“义和团起义”期间积累了对付当地人起义的经验，他的那些做法已经不再属于打破禁忌了。这些方法只是在冷酷的系统性方面有别于阿根廷将军和后来的总统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卡（Julio Argentino Roca）的方法，他在1879～1883年的“沙漠战争”中消灭了大部分最大的印第安部落阿劳坎人（Araukaner）；或是有别于美国阿瑟·麦克阿瑟总指挥1898年后在菲律宾与起义者战斗中的所作所为，他和他的许多官兵当时眼前还浮现着在美国西部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场面。

总督洛伊特魏因的殖民当局和特罗塔中将领导的卫队的做法，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因此帝国领导层为德属西南非洲卫队申请额外资金的提案在1908年12月遭到强烈反对。由于不仅社会民主党、韦尔夫家族派、阿尔萨斯-洛林和德属波兰反对此提案，而且在以符腾堡议员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Matthias Erzberger）为首的左翼影响下中央党也反对此提案，议会以微弱多数否决了该提案。

比洛的对策是解散帝国议会。在接下来的竞选中，政府，两个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和两个自由思想党以民族口号结成统一战线反对社会民主党 与中央党。由于“民族主义”力量在两轮选举中互相支持，他们在1907年2月5日的所谓“霍屯督选举”（Hottentottenwahlen）的第二轮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新的保守自由主义“比洛派”各党得到220个席位，对殖民政策持批判态度的党派只获得177个席位。真正的输家是社会民主党，尽管所得选票数略有增加，其议员数却下降了几乎一半，从81人下降到44人。

通过1887年与“联盟党”的协议，左翼自由派达到了他们的主要战术目标：把泛政治天主教主义排挤出政府阵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桥梁是一种“民族”的最低共识，它自觉地排斥社会民主党与中央党。但民族主义无法构成坚定改革政策的基础。即使是“比洛派”最重要的立法成就——1908年4月的《帝国结社法》（Reichsvereingesetz）也是一个妥协。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该法是一种成功：警察失去了解散集会和协会的权力，对政治协会的大部分限制被取消，年满18岁的妇女和青年终于有权加入政治协会和参加政治集会。但该法也包含有争议的“语言条款”，除国际会议外，公共集会必须使用德语。为主要居民是说外语的混居地区，特别是波兹南、北石勒苏益格（Nordschleswig）和阿尔萨斯-洛林规定了过渡性措施：在20年内这些地方还可以使用母语。

在“比洛派”时代还发生了威廉帝国最严重的危机：《每日电讯报》丑闻（Daily-Telegraph-Affäre）。1908年10月28日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采访，实际上是两次谈话的概括性报道：一次是威廉二世与英国上校爱德华·詹姆斯·斯图尔特·沃特利爵士（Sir Edward James Stuart Wortley）之间于1907年7月威廉二世访问英国时的谈话，另一次是1908年9月威廉二世与（此时已升任将军的）斯图尔特·沃特利在阿尔萨斯出席军事演习时的交谈。皇帝声称其亲英态度在自己的国家属于少数，1899年当英国在南非进行布尔战争期间，他阻止了欧陆强权国家共同反对英国，并寄给维多利亚女王，他“尊敬的外婆”一份作战计划，英国人后来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他的计划去做了；令英国如此不安的德国舰队其实不过是一种手段，为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让中国和日本以及太平洋区域知道自己的存在。“也许英国会很高兴德国有一支舰队，如果两国在有关未来的重大辩论中能够立场一致地发声。”

威廉二世严格遵照宪法规定按程序从东普鲁士的罗民腾（Rominten）将采访文本寄给了宰相，后者正在诺德奈（Norderney）疗养。比洛对文本显然只是浏览了一下就转往外交部了，由于国务秘书和主管新闻的负责人都不在，文本最终被交给一名下属官员处理。他没有对皇帝谈话内容的适当性进行检查，仅仅从修辞方面做了一些小改动。草稿经副国务秘书又返回到宰相手中。据他自己说——自然不太可信——他没有读这份采访，就把它连同他所同意的外交部所做的修改寄还给皇帝了，后者随后公开发表了该采访记录。

在英国，人们带着娱乐的心态阅读了皇帝的爆料、假话和吹嘘。德国公众的反应则是愤怒与震惊。11月10日和11日，帝国议会的所有党团，从社会民主党到保守党均对皇帝提出了尖锐批评。议会辩论中实际上的轰动却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误，比洛首次向君主发出公开警告。他坚信，这位宰相说，最近几天的经验将会让皇帝明白，“今后在私人交谈中也不能信口开河，这对达到政治统一和维护皇冠的权威都是必须做到的。如果他认识不到这一点，我和任何我的继任者都无法对此负责”。

由于用词夸张和政治上不敏感，威廉二世已经多次给德国人和世界机会，令人怀疑他的政治判断力和成熟度。1900年7月27日，他在不来梅港向即将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德国军队发表的演讲还活灵活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说，“德意志”这个名字在中国必须如雷贯耳，“致使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敢睨视一个德意志人！……绝不宽恕，不留战俘，碰上一个杀一个！”但《每日电讯报》的采访可谓登峰造极，超越了皇帝此前对德国人所造成的一切伤害。他的声望在1908年秋一落千丈，只能通过公开做出谦恭姿态和承诺改善自己的行为来止损。经过与比洛交谈后，他于1908年11月17日同意发表一项公告，称他“十分严肃地”接受了宰相的说明和解释，认识到其首要任务是：“在担负符合宪法的责任条件下，确保帝国政策的坚定性。”此外皇帝还同意宰相在帝国议会的做法并保证继续信任比洛。

1908年秋的局势让威廉无法将比洛解职。因此帝国宰相还有机会尝试长期以来所计划的帝国财政改革，却遭到失败。1909年6月24日，德意志保守党和中央党指责改革的核心内容——继承法提案不利于所有权和家庭，从而令其搁浅。这两个党这么做背后的政治企图不难揣测：中央党对比洛在“霍屯督选举”中扮演的角色耿耿于怀，德意志保守党中有一派极端保皇，其领军人物是西普鲁士庄园主埃拉尔特·冯·奥尔登堡-雅努绍（Elard von Oldenburg-Januschau），自从“《每日电讯报》丑闻”后这一派就指责宰相对皇帝不忠。

表决失败两天后比洛向威廉二世递交辞呈。皇帝想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他只是在完成帝国议会大多数人的意愿，从而同意 从君主立宪到议会君主制的实际过渡。所以他要求宰相留任，直到有关其他财政金融法案的议会咨询结束。比洛这么做了。其余税法通过两天后，他于1909年7月14日被解职。自1907年以来领导帝国内政部的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被威廉二世任命为比洛的继任者，同时兼任普鲁士首相和外交大臣。

1909年夏，德国并非像有时能读到的那样站在迈入议会制度的门槛上。推翻比洛的两个党不赞成这样的政体更迭。德意志保守党坚决拒绝议会化，中央党从不断变化的目的联盟政治中获益颇多，所以它不想依赖于正式的执政联盟。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也希望保留宪政。赞同议会化的是三个左翼自由派政党：自由思想人民党、自由思想同盟和尤其是在符腾堡积极活动的民主人民党，1910年这三个党合并成立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态度不那么明确的是最大的德意志政党——社会民主党。议会化虽然符合该党所追求的德国全面民主化的愿望，但他们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因为这么做违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因此社会民主党暂时无法成为“社会自由主义”执政联盟的合作伙伴。

因此，德意志帝国议会化缺少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积极为实现这种政体而努力，并准备承担这种体系的帝国议会多数。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多数，参议院凭借其14票少数否决权也能够阻止相应的修宪。以普鲁士的否决即可阻挡议会化。以皇帝和国王为首的霍亨索伦王朝、军方、庄园主和政府官僚机构的态度 则是一清二楚了：他们决心捍卫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如果帝国议会真的提出权力问题，预计会发生最严重的内部纠纷。

如果反对普鲁士三级选举制的力量联手共同要求在帝国最大的部分引进帝国议会选举制，那预计会发生类似严重的冲突。最坚定地呼吁在普鲁士实行平等普选的是社会民主党人，1908年他们第三次参加普鲁士各省议会选举，并赢得23.9%的选票和1.6%的议席，即443个席位中的7个席位。支持他们的只有左翼自由派。不顾一切坚持现行选举方法的是这种方法的最大受益者德意志保守党。（1908年，他们在得票率为14%的情况下获得34%的席位。）中央党则摇摆于帝国议会选举制与对有产者有利的多票选举权之间；在民族自由党中有人支持多票选举权，但无人支持平等普选。

与三级选举制相比，帝国议会的选举法十分先进。但其一个巨大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只有男人有选举权。唯一一个主张给妇女无限制选举权并主张男女法权平等的政党是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派中的少数人，以创建民族社会联合会（Nationalsozialer Verein）的前福音派牧师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为首，为妇女的政治平等而奋斗。民族自由党对这种要求避之唯恐不及。中央党和保守党认为政治是妇女们最好不要涉足的领域。

妇女运动圈子内的情况也差不多。为妇女争取彻底解放的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和路易丝·齐茨（Luise Zietz）这样的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本身就是分裂的。以黑德维希·多姆、明娜·考尔和阿尼塔·奥格斯普格为首的左翼视妇女选举权为民主的诫命，而以海伦妮·朗格（Helene Lange）为代表的温和派则认为这不属于妇女的现实需要。1894年创立的政治上中立的德国妇女协会联合会（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虽然在1907年把主动和被动选举权纳入自己的纲领，却没有指明选举方式应该采取 帝国议会选举制、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还是多票选举制。与以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为首的英国妇女参政论者为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所做出的努力相比，德国20世纪初的妇女运动可以说是格外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