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考验：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的发展

特奥多尔·赫茨尔开始上大学、写作和从事新闻工作的维也纳，不仅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s）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生活的城市。直到1890年代初，维也纳在政治上形成一个“铁环”期：爱德华·塔菲伯爵1879～1893年的执政期。1879年德意志自由党（Die Deutschliberalen）在帝国议会中失去了其主导地位；塔菲政府依靠的是一个卡特尔，它由德意志神职人员和保守派以及捷克人、波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组成。不依赖于自由派让塔菲政府可以容易地引进一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俾斯麦的社会政策，包括意外事故和健康保险。在职业安全保护方面奥地利起步比德国早，在对工商业经营自由进行限制方面，哈布斯堡皇朝莱塔河以西部分采取强制加入同业公会和手工匠人要有能力证书的措施在时间上也抢在了德意志帝国前面。农民获得的是另一种社会保护主义：通过对继承顺序的规定，国家加大了不断进行的男子均分土地的难度。

然而，所追求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各民族间的平衡在“铁环”时期并未实现。1880年4月为波西米亚出台的语言条例允许捷克人在说德语的区域 与当局和法庭打交道时使用其母语（并要求这些部门配备相应的公务员和法官），这与两年后布拉格大学分成一个德语和一个捷克语大学一样引起德意志人的激烈抗议。另一方面，塔菲政府也未能满足民族主义青年捷克人的要求：1890年开始的妥协谈判主要因他们而失败。在德意志—斯洛文尼亚边界地区施泰尔马克南部、克恩顿和克雷恩有关语言问题的纠纷也同样发展得剑拔弩张。此外，民族关系紧张的还有“韦尔什蒂罗尔”地区的德意志人与意大利人，的里雅斯特海滨的意大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的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和鲁塞尼亚人，以及在帝国的匈牙利部分的马扎尔人和非马扎尔民族之间。

在“铁环”时代赞同大德意志方案者明显激进化了。在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的领导下，于1882年9月达成了《林茨纲领》（Linzer Programm），这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纲领：一方面它要求全面的公民自由权和社会政策的改善，如限制对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规定正常工作时间；另一方面它具有了很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色彩。在匈牙利夺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后，今后跟匈牙利只能允许纯粹的共主邦联存在，加利西亚包括布科维纳享有特殊地位，德语上升为国家官方语言，所有截至1866年属于德意志邦联的邦国其德意志特征要予以保留。由于最后一点也适用于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里雅斯特和特伦托，这个纲领是向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的终极挑战。德意志自由党未能成大气候的一个原因是，舍纳勒1888年犯下暴行被捕入狱，他的政治生涯也为此中断多年：在《新维也纳日报》（Neues Wiener Tageblatt）抢先报道了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死讯后，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袭击了这家报纸的编辑部。

还在舍纳勒耸人听闻地自毁前程之前，一些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就开始走上与他截然 相反的道路。1885年当他在党的纲领中增加了一条——让犹太人从一切公共生活中消失后，他就激怒了一部分追随者。维也纳专为穷人免费看病的医生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出身富有的犹太家庭，《林茨纲领》的大部分出自他的手笔，1886年他投身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创办了《平等》（Gleichheit）周刊，对1888年底、1889年初在维也纳森林海恩菲尔德（Hainfeld）的建党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此前阿德勒成功说服了捷克社会民主党人与民族主义青年捷克人分手，并与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合并。另外在此期间，热衷暴力和谋杀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影响大大下降。海恩菲尔德纲领让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温和改良派之间进行了妥协，从而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us）的意识形态构成打下了基础。其特点之一是具体的、与哈布斯堡帝国有关的国际主义，它在社会民主基础上短时间内如果不说是让各民族团结在一起，至少是让不同民族的工人阶级做到这一点。

不久后中间偏右派也组建了政党。1891年曾经属于坚定“舍纳勒派”的律师卡尔·卢埃格尔创建了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这时他已经是公开的反犹主义者。凭着其排犹论调，这位杰出与亲民的演说家首先赢得了维也纳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无论他们是德意志人还是斯拉夫人。反对犹太人的政治宣传运动为这个多民族大都市找到了众矢之的，让各民族与各阶层心怀不满者有了发泄对象。用美国历史学家卡尔·朔尔斯克（Carl Schorske）的话来说，犹太人构成此“多民族国家中不属于任何民族的另类”。1890年左右他们在维也纳占总人口的7.8%，在布达佩斯占20%；在奥地利首都他们占大学生总数的33%，在帝国奥地利以外的地方占大学生总数的50%；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首都一半以上的医生和律师是犹太人：这些数字反映出犹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他们仍旧被排除在官场与司法界之外的现实。那些亲历过卢埃格尔基于人格魅力对维也纳群众产生影响的人中，自1908年以来也包括一位报考美术学院而未被录取者：来自林茨，1889年出生于因河畔布劳瑙（Braunau am Inn）的阿道夫·希特勒。

1895年春，卢埃格尔先后当选为维也纳市副市长、市长，然而由于他在乡镇议会中只能获得相对多数的支持，他放弃了市长职位。1895年秋基督教社会党选举明确胜利后，他在市长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票，但由于他粗暴攻击在匈牙利执政的自由派，骂他们是“犹太马扎尔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没有任命他当市长。接下来维也纳街头发生了大规模支持卢埃格尔的游行示威，乡镇议会被解散，1896年2月重新选举，选举结果是基督教社会党获得更多选票，卢埃格尔在4月再次当选市长。在皇帝的要求下，卢埃格尔先当了一年名义上的副市长，1897年才最终被任命为市长。“卢埃格尔时代”现在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1910年3月他去世。其政绩堪称早期社区公共经济的范例：包括市区重建和设置园林与林带，把运输和公用事业公司转交给社区经营管理，修建公共浴室、医院和护理院。

1895～1897年的卢埃格尔危机，主要发生在来自波兰的卡西米尔·巴德尼伯爵（Graf Kasimir Badeni）执政期。1895年11月弗朗茨·约瑟夫任命这位加利西亚总督为首相，此前塔菲的直接继任者阿尔弗雷德·冯·温迪施格雷茨侯爵（Fürst Alfred von Windischgrätz）因德意志自由党反对在当地学校政策方面给予斯洛文尼亚人的让步而失败。巴德尼政府像之前的内阁一样，努力进行选举权改革，维克多·阿德勒的社会民主党对此大力支持。不过巴德尼能够做到的，远远落后于社会民主党所要求的平等普选权：在帝国议会现有的四个院外增加了第五院，在该院选举时所有年满24岁的公民 都有投票权。但帝国议会下院425名成员中只有72人属于第五院。

社会民主党在1897年3月的选举中首次进入帝国议会：他们获得15个席位。基督教社会党在各院一共得到26个席位，重返议会的舍纳勒的“泛德意志协会”（Alldeutschen）获得5个席位，温和的德意志民族派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得到41个席位，不同的德意志自由派团体共得到78个席位。另外还有奥地利各德意志王国的31名保守派议员和一个由35名成员组成的基督教斯拉夫协会。在非德意志团体中势力最强的是捷克人，他们占有60个席位。

选举结束后不久，政府就试图进行民族和解，方式是通过语言条例（波西米亚从1897年4月5日起，摩拉维亚从1897年4月22日起）。该条例要求所有司法和行政机关都要推行双语制，全体官员和法官都要具备德语和捷克语的说写能力。在帝国议会中此政策得到少数人的支持，但德意志反对派立即施压要求取消该条例，他们受到议会外暴动和闹事的支持，即波西米亚德语区、布拉格、维也纳和格拉茨的抗议行动。甚至德意志帝国都有人发声，其中包括风烛残年的特奥多尔·蒙森，他们是应反对语言条例的泛德意志协会之请求而表态的。

巴德尼危机在1897年11月底达到顶点，由于议院议事规则发生了类似政变的改动，警察从议会大厅赶走十多位议员，动乱从而进一步加剧。维也纳市长卢埃格尔宣布，鉴于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他已无法保障首都的平安与秩序。在格拉茨的街头抗议活动中11月27日晚有两人死亡。几个小时前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已经要求巴德尼辞职，第二天首相退位。

与巴德尼语言政策一起失败的还有他的税收改革尝试，即对帝国两部分的税收份额进行新的平衡：政府的辞呈阻止了议会对提案的讨论。巴德尼的语言条例被接下来的第一届短命内阁缓和化，此后1899年的第三届内阁则撤销了该条例。于是斯拉夫议员拒绝与匈牙利实行财务平衡，此项财务平衡已经与1900年的预算一起根据帝国1867年国家基本法第14条的紧急法令暂行生效。直到无党派的高官埃内斯特·冯·克贝尔（Ernest von Koerber）1900年1月组阁后，民族矛盾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这届政府执政到1904年底。1902年的预算能够通过议会途径获得批准，是因为捷克人在维也纳允诺进行经济让步的前提下放弃了作梗。对政府有利的事还包括，1901年在选举中获得了21个席位的泛德意志协会在1902年发生了分裂：一派是舍纳勒的追随者，他们在1890年代末一跃而成为赞成脱离天主教会的“远离罗马”（Los-von-Rom）运动的领导者；另一派聚集在此前舍纳勒的党羽卡尔·赫尔曼·沃尔夫（Karl Hermann Wolf）周围，从此自称“德意志激进派”（Deutsch-Radikale）。

有两个党在此期间开始发展为真正的群众运动：基督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前者越来越变为保守的人民党的代表；后者——尽管无意——却有了凝聚帝国力量的形象：这种印象让卢埃格尔戏称其为“受到皇帝和国王垂青的社会民主党”。在巴德尼危机时，维克多·阿德勒的党还参与了议会中右派阻碍议案通过的行动，这让该党的非德意志追随者持续处于恼火状态。这种经验导致人们清醒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必须对民族问题做出明确表态，并且不得不认同国家联邦化。基督教社会党是个纯粹的德意志党，相反社会民主党则是一个多民族的党。作为这样的党后者在党内也亲历了哈布斯堡帝国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想分裂，就得进行一种“代理辩论”，寻找能为奥匈帝国奥地利部分指明出路、解决问题的办法。

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具体来说是在德意志、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进行的讨论结果是：1899年9月的《布隆民族方案》（Brünner Nationalitätenprogramm）。该方案称奥地利的民族迷惘令任何政治进步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均无法实现，“按照平权平等的精神理智地对民族和语言问题做出最终规定……首先是一种文化要求，符合无产阶级的生存利益”。但只有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在平等和直接普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其整体和组成部分中消除了所有封建特权的共同体中”才能解决民族与语言问题。此方案向中央集权制的官僚体系宣战，要求把奥地利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创立“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体”和自治的国家联盟，其中的“各自治区属于同一个国家”：这种设想让人隐约想起一个（未能实现的）将哈布斯堡帝国改造成联邦制国家的计划——半个世纪前，在1848/1849年革命的最后阶段捷克历史学家扬·巴拉茨基（Jan Palacký）和他的战友在克罗梅日什的帝国议会上就已经做出过类似规划。

布隆民族方案中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比如在种族混居地带民族自治与领土自主权的关系会采取什么形式，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各民族决心将其自治以革命形式进行到底——宣布独立时，社会民主党该如何反应。即使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Karl Renner）对属地原则（Territorialprinzip，以政治民主为基础）和属人原则（Personalprinzip，以民族民主为基础）之间区别的详细书面论述，对此也未能给出答案（除非是间接的，德意志奥地利人认为自己从文化上有领导的权利）。布隆方案回避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如学校、官方语言和经济政策问题，在党代会上方案文本就被不同民族群体做出了不同的 解释。虽然决议提案获得一致通过，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不能就此认定，多民族国家的工人今后不会再投身到各民族的解放斗争中去。

官方政策与社会民主党的出发点有相同之处，1905年实行了“摩拉维亚妥协”：乡镇和城市可以自行决定其官方和商业语言，学校体制根据民族状况进行了相应调整，依据国家地籍册重新划分了选区。1910年类似的改革发生在布科维纳。以上两个地区主要以农业为主，因此国家的地籍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区的情况则不同：社会流动性让人无法对选区做出类似划分，因此“摩拉维亚妥协”不能成为整个帝国的样板。

1905年秋，选举法的改革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受到俄国革命事件的启发，社会民主党人号召他们的追随者在帝国奥地利部分的较大城市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实行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普选。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高奇男爵（Baron Gautsch，埃内斯特·冯·克贝尔的继任者）政府准备满足这一要求，年迈的君主正在致力于加强两个大的对帝国持友好态度的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同时打击民族主义势力。

然而，各民族代表席位的分配引起激烈争论，导致1906年两届政府下台。资产阶级德意志各政党不仅要求考虑其在帝国奥地利部分的人口密度，即35%，而且要顾及他们较高的税收贡献——63%，最终他们获得了43%的议席。提出类似论据也同样获得成功的还有意大利人面对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加利西亚的波兰人与布科维纳的罗马尼亚人面对鲁塞尼亚人时。为了能在选举权问题上帮助社会民主党大获成功，维克多·阿德勒在与 新首相马克斯·弗拉基米尔·冯·贝克（Max Wladimir von Beck）男爵谈判时格外具有妥协性。1907年初他达到了目的：在下议院和上议院通过引进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普选权提案后，1月27日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签属了该法令。四天后，由五个院组成的老的下议院解散。

1907年5月的选举按照新选举法选出了第一届帝国议会，由德意志自由派和德意志民主派合并而成的德意志民族联盟（Deutscher Nationalverband）获得90个议席（其中13人属于德意志激进分子，3人是“舍纳勒追随者”），基督教社会党得到66个席位，该党也随即与天主教人民党（Katholische Volkspartei）的30名议员合并组建了基督教社会帝国党（Christlichsoziale Reichspartei）。社会民主党一共当选87位议员，其中50个德意志人，23个捷克人，7个波兰人，5个罗马尼亚人和2个鲁塞尼亚人。“社会民主党”这个词作为一个概念所反映的整体性其实早就名存实亡：该党在捷克迫于民族主义力量的压力在组织上已经独立，在波兰也出现了同样情况。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民族解放起了催化剂作用：沙皇帝国作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霸权作用越小，西斯拉夫人对奥地利这把保护伞的需求越少。其后果是一波新泛斯拉夫主义。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捷克“国家社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党外活跃起来，他们通过党媒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施加影响，很快就在苏台德工人中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应：1904年在陶特瑙（Trautenau）成立了德意志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在1911年的选举中有三位议员进入帝国议会，七年后，该党于1918年5月更名为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Deutsch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在三个分管区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其中加利西亚的党主席伊格纳齐·达申斯基（Ignazy Daszynski）和俄属波兰的约瑟夫·毕苏斯基尤为突出。同时奥地利 和普鲁士占领区的社会民主党派与维也纳和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派间的关系也大为缓和。

1908年11月，当奥匈帝国因下面还会详细述及的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而成为一场国际危机的焦点时，贝克首相由于有争议的文化政策问题被基督教社会党联手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Erzherzog Franz Ferdinand）赶下了台，继任者是理查德·冯·比纳特-施梅林男爵（Richard Freiherr von Bienerth-Schmerling）。皇太子鲁道夫1889年1月30日在狩猎行宫梅耶林（Jagdschloß Mayerling）自杀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之弟卡尔·路德维希大公之长子弗朗茨·斐迪南成为皇储。皇帝与斐迪南大公之间的关系很糟糕，这也是因为他们的政见不同：弗朗茨·斐迪南听从所谓的“美景宫圈子”（Belvedere-Kreis）的进言，为了克服奥匈帝国的双元制致力于搞奥地利、匈牙利、斯拉夫组成的“三元帝国”，包括在奥匈帝国内建立一个自主的南斯拉夫国家。

当1911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赞成大德意志方案的团体以104个席位获得巨大胜利后（其对立面基督教社会党和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分别得到74及44个席位），这个项目的政治机会大为下降。1913年7月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1911年11月起执政的、以首相卡尔·史德格伯爵（Karl Graf Stürgkh）为首的政府决定，鉴于波西米亚王国议会丧失工作能力中止王国宪法。对1913年秋开始的、进展良好的德意志与捷克人之间的和解谈判，史德格只给予了半心半意的支持。当捷克大地主妨碍帝国议会正常运作后，议会于1914年3月16日休会。此后内阁靠紧急条例法继续执政。

当“铁环”时代末期起内莱塔尼亚内部危机重重时，在哈布斯堡皇朝整个帝国境内外莱塔尼亚的政治权重得到提升。1867年奥匈妥协方案后，1875～1890年在卡尔曼·蒂萨（Tisza Kálmán）首相的领导下，匈牙利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自由派掌权的时间比奥地利的长。蒂萨下台后（起因是议会对匈牙利在二元帝国军队中的地位之激烈辩论 和随后发生的警察与示威者在布达佩斯街头的冲突），各种激进民族主义和反犹派的势力在匈牙利也看涨。

早在1878年柏林大会时，自由派议员伊什托齐·哲泽（Gyözö Istóczy）就曾在议会假设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情况并在这类犹太人称霸世界的计划背景下暗示过中世纪“大规模消灭犹太人”之事。1882年，伊什托齐积极参加了一场政治宣传活动，因为据说（后被一主管法院所否认）犹太人杀害了一名匈牙利女孩祭神。同年9月，他在德累斯顿国际反犹太人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883年他与另外五名反犹议员创建了民族排犹党（Nationale Antisemitische Partei）。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匈牙利民族国家。该运动的主要力量是两个党：保守的阿波尼·阿尔贝特（Albert Apponyi）伯爵领导的国家党（Nationalpartei）和科苏特·弗朗茨（Franz Kossuth）领导的独立党（Unabhängigkeitspartei），后者从流亡中返回，他是1848年为自由而战的英雄科苏特·拉约什的儿子，其父于1894年在都灵去世。

在卡尔曼·蒂萨的儿子伊什特万·蒂萨（Tisza Stephan）伯爵治下，布达佩斯与维也纳的关系紧张，蒂萨政府与克贝尔政府首脑间的争议公开。蒂萨得到了他想要的，即皇帝和国王在军事政策方面的让步，虽然并非情愿。但这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显然还不够。在1905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他们让执政的自由党遭受了惨重失败，但他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是：弗朗茨·约瑟夫作为匈牙利国王没有任命独立党的领袖科苏特·弗朗茨或是另一位民族主义者，而是陆军元帅盖扎·冯·费耶尔瓦里（Géza von Fejérváry）为首相。

然后冲突就升级了。为了打破以贵族地主为首的老领导力量的权势，皇帝和国王接受了内政大臣克里斯托菲·约瑟夫（Josef Kristóffy）的建议，在匈牙利引进平等的普选权。由于右派议员继续对抗，弗朗茨·约瑟夫下令 解散议会，并派军队清理议会大厅。1906年5月的新一轮选举中，右派政党再次胜出，仅独立党一党就赢得了60%的席位。当右派政党宣布同意在1892～1895年的首相韦克勒·桑德尔（Sandor Wekerle）领导下加入联合内阁时，政府撤回了1906年7月有关实施平等普选权的法律草案。科苏特任商务大臣，阿波尼任教育大臣，1867～1871年的首相和长期任职的外交大臣老久洛·安德拉什（Gyula Andrássy）的小儿子小久洛·安德拉什伯爵担任内政大臣。安德拉什提出的新的多票选举权草案对有产者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有利，这激怒了非马扎尔各民族和社会民主党，议会多数对此无法接受，因此予以拒绝。在1910年的选举（即匈牙利在二元君主制时代的最后一次选举）中自由派获胜，他们现在自称国家劳动党（Nationale Partei der Arbeit）。三年后伊什特万·蒂萨再次出任首相一职。

在马扎尔人的民族主义下，多民族国家匈牙利的非马扎尔人日子不好过：除犹太人外，还有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德意志人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在1868年（奥匈妥协方案出台一年后）与匈牙利达成自己国家法意义上的妥协。1849年建立的克罗地亚王国领地的广泛自治得到确认，斯拉沃尼亚（Slawonien）则由布达佩斯任命的副王或执政官治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从1850年至1905年，斯拉沃尼亚贾科沃（Djakovo）的主教约瑟夫·格奥尔格·施特罗斯迈尔（Josef Georg Stroßmayer）既是萨格勒布大学（Universität Zagreb），也是落户那里的南斯拉夫科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尽管他有个德文名字，却是一位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新泛斯拉夫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该国文化领域拥有主导地位。

1883年起，马扎尔化政策也开始向克罗地亚蔓延。布达佩斯利用塞尔维亚奥布雷诺维奇王朝（Dynastie Obrenovic）的亲奥地利政策，以压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中的反对派——赞成大克罗地亚和反对塞尔维亚的流派。后者则在维也纳皇帝宫廷寻求暂时支持，在没有成功后就转向匈牙利激进民族主义阵营，他们在那里 找到了自己要求（将多数是克罗地亚人的达尔马提亚与国王领导的匈牙利合并）的支持者。剩下的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对手则与克罗地亚议会中的塞尔维亚少数派代表联手，从而靠近了塞尔维亚王国，1903年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奥布雷诺维奇王朝最后一位国王与王后德拉加（Draga）及其兄弟被一群军官密谋杀害。在国王彼得一世·卡拉季耶维奇（Peter I. Karadjordjevic）和首相激进党尼古拉·帕希奇（Nikola Pašic）的领导下塞尔维亚改弦易辙：反对奥地利，站到俄国和法国的立场上。1914年的阵营对垒在此已经开始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