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跨国的现代：进步的非同时性（一）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当马克思1867年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下此判断时，他想到的是当时的英国对欧洲大陆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四十年后，维尔纳·桑巴特于1906年称美利坚合众国为代表“我们未来的国家”：“1867年马克思对英国做出的正确判断，现在我们可以用到美国身上：说的就是你，欧洲（de te fabula narratur，讲的就是你的故事，欧洲，作者注），如果我们谈论美国的现状。至少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

像桑巴特一样，许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游访美国时都有同样感受。美利坚合众国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现代的实验室，这个现代始于“旧大陆”，但它在那里远不如在“新大陆”那么成功。首先映入大多数观察家眼帘的是1830年代托克维尔所看到的，既让他着迷又令他受惊的事：对平等的敬重。尽管贫富之间的客观对立还十分明显——是的，甚至比欧洲更尖锐——但却未引发阶级分裂意识；“普通美国人”仍旧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正如桑巴特专业上的同事——明斯特国民经济学家约翰·普伦吉（Johann Plenge）1912年所表述的：“在欧洲，市民阶级自己的队伍中和身边总有其他阶层，其阶级意识从未能得到无拘无束的伸展。在美国，市民的人生观成为普遍的民族意识。”

在欧洲，贵族在1900年左右仍然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在一些国家（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在一代人之内就完成从底层到上层升迁的人在欧洲要比在美国少得多；等级制思维至少在欧洲大陆决定着中产阶级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把无产阶级与社会其他阶层分隔开来的原因之一，从而使无产阶级愿意接受阶级斗争的社会学说。在美国，严格的政教分离是传统，它可以上溯到殖民时代。正因为如此，宗教在这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在欧洲只有少数国家还有这种情况。在欧洲属于工人阶级意味着更加远离与敌视教会，美国的工人在宗教性方面 与其他社会团体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美国的父母与欧洲的不同，他们习惯于与孩子建立一种伙伴式关系并反对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威性：观察到这种现象尤其让德国游客感到不知所措。

拥有自由思想的欧洲人对美国人的自由交往方式印象深刻，也懂得欣赏他们对平等的热爱。在美国，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底层的芸芸众生都不相信阶级差别，法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乔治·德阿弗内尔子爵（Vicomte Georges d’Avenel）在1908年写道：“每个人都坚信与他人无异，这是一种伟大的幸福并使国家强大。”哲学家埃米尔·布特米（Émile Boutmy）——也是法国人——看到，个人如想在法国成就事业一般前途多舛，相反在美国人人都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需等待时机，而这个时机一定会来的。”

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去美国旅游的德国人，认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是赤裸裸的物质主义。“美国人想要钱，他的所想、努力和创造就是为了赚钱。”1890年代一个叫科尔夫（Korff）的保守德国军官如是说。广为流传的是那些陈词滥调：美国单调，欧洲多样；美国无传统，欧洲，特别是德国有文化；那边办事追求速度，这里干事讲究周密。“大众化”和“大众文化”在美国比欧洲更发达，但它们在这里也站住了脚。美国的大都会与摩天大楼被视为大众时代横空出世的威慑性表现。

“纽伦堡与芝加哥有什么共同之处？”桑巴特反问道，“区别仅在于外在特征，许多人密集地生活在街区中，他们的生计离不开来自外部的供应。精神方面它们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前者是一个乡村式的有机生成结构，后者是一种按照‘理性’原则人为制造的、真正的‘城市’，其中（滕尼斯会说）已经抹去了共同体的所有痕迹，只剩下了纯粹的社会。”桑巴特所提到的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其1867年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提出一种论点：随着历史的发展，较古老、自然生成之有活力的社区越来越多地被社会所取代，这种社会是充满利己主义和牟利欲望的机械人工制品，其中尤以大城市和国家为其表现形式。

国家在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中发挥了远比在美国要重要得多的角色。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在西欧，国家是“一个政治经营机构……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其管理团队成功地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来保障各种秩序的实施”。在野蛮的美国西部，这种权力在19世纪末才开始逐步取代用拳头说话。

最晚从专制主义时代起，欧洲人就习惯了用学有专长的职业官员来遏制文职政府。在美国，较高的行政职位仍然要按“政党分肥制”来分配，因此彼此竞争的两党中的一方上台后就会撤换对方的官员。只有在共和党总统切斯特·A.阿瑟治下才于1883年设立了公共服务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至少为基层行政职位引进了“考绩制”（merit system），择优提拔。

早在近代早期，国家在欧洲按照“好警察”的意思就承担了社会福利义务，正是这些义务一直不间断地让国家发展为现代福利国家。1891年5月，教宗利奥十三世在其通谕《新事物》（Rerum novarum）中要求国家承担保护无产者的义务，根据补充性原则，如果雇佣工人的尊严和人权因雇主剥削得不到其他保障时，国家要施以援手。在美国，福利主要是自愿的社会组织和教会的事。国家很少出手解决社会弊端，一旦它出手，则常常被各级法院直至最高法院划出条条框框。每个人的幸福全靠自己去创造的信念也有其局限性：那些在追求幸福时没有成功的人，得自己承担后果。

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哲学思想之间也存在着很深的鸿沟。1900年左右美国盛行实用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查尔斯·桑德尔·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实用主义认为，思想要为生活服务，只有经过实践结果验证的观念才是真实的。有时候弗里德里希·尼采也被归入实用主义。但他的生活哲学与大西洋彼岸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尼采从根本上批判了基督教的“奴隶道德”，谴责民主是国家衰败的形式，赞美权力意志、主人道德与超人，这些都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格格不入。这也同样适用于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生命冲力”（élan vital）学说，即生命冲力决定个人与宇宙的创造性发展。19世纪末欧洲的非理性人生哲学与“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以及“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等清醒的座右铭少有共同之处。

并非美国的一切都是现代的，现代的东西也不是都来自美国。可能没有任何其他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像美国这么普遍相信“圣经默示”（Verbalinspiration），即旧约与新约全书的作者是在神的默示下写下《圣经》的：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如我们今天会说）是反对启蒙的，它主要反对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后者在美国精英中很有市场。然而，正如托克维尔在1835年就已指出的，美国人的深层次宗教性不仅不妨碍他们热爱政治自由，它甚至属于其历史先决条件。

相反，心灵自由的发展显然不是以西方民主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为前提的：几个通向现代的重大突破是在——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相比——可谓半专制的国家完成的。世纪之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维也纳以精神分析的方式发现了无意识，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Wilhelm Conrad Röntgen）在维尔茨堡（Würzburg）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射线，爱因斯坦于1914～1916年间在柏林发展出一般相对论。1901～1914年间的最初一批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以及医学奖的获奖学者情况如下：德国14位，法国10位，英国5位，荷兰4位，瑞典与美国各3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被认为是科学领先的国家，其大学中的各学科均享有最高国际声誉。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成为出口商品：1876年在巴尔的摩创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是第一所有意识地以德国为榜样的美国高校。

一般来说，古典现代主义的突破发生在1880～1914年间：这段时间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社会终于被工业社会所取代。在工业界内炼钢、化工和电工等新兴主导产业代替了旧的棉花和铁工业。能算作“现代”的有：工业和科技，大城市及其大众，出现了一种（如汉斯·罗森贝格所说的）“政治大众市场”，经过启蒙的妇女纷纷敦促性别的全面平等，世俗化和脱教会化，批评占主导地位，充满男性偏见（在英国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在德国称为“威廉时代”）的虚伪道德观念。文学中“现代”的是自然主义，以左拉（Zola）、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及易卜生、斯特林堡（Strindberg）和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戏剧为代表。在造型艺术中摒弃了刻意模仿的表现风格，如历史绘画、新罗马式和新哥特式，而是以勇敢的主体性为标志并寻找本真性：艺术流派方面首先有法国的印象派（Impressionisten），然后是德国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ten）和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青春艺术风格（Jugendstil）和新艺术（Art nouveau）运动的代表人物所代表的艺术流派。通常被人们概括为“新客观性”（Neue Sachlichkeit）概念下的许多东西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而是在1914年之前随着新客观性建筑被接受而兴起的。1910年左右，在维也纳出现了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的首批无调性音乐作品。“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崇尚的理想之美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所表达的现实包括了丑陋，其中折射了现代人的撕裂性与工业社会的诸多矛盾。

现代技术发展所带来加快的速度，以往遥不可及的距离缩短了，噪音和计件工作，大都市的遍地诱惑，向来确定无疑的东西被彻底颠覆，传统的事情不断受到质疑：这一切创造了一种令人神经紧张的氛围和治愈这种神经紧张的需求。平静只有在一定时间内和例外情况下才能获得，精神病医生和外行希望意愿疗法能够奏效。“意志就是力量”是流行心理学的讨喜座右铭。适用于个人的被转移给集体，尤其是转移到国家身上：在国际上，在全球竞争愈演愈烈时，胜败取决于一种意志——不甘落在他人之后，而是要去跟他们并驾齐驱，并尽量超过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是必须的，所有较大的民族国家都追求这个目标，尤其是像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后起之秀更感到需要奋起直追。经典现代主义在1880年左右的突破与巨大的全球化推力——帝国主义繁荣期的开始——携手并进绝非偶然。然而，除了民族主义和战争的表现形式外，也存在一种新的国际性的与和平的表现形式，即一种重新觉醒的追求，追求破纪录和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法国男爵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于1894年产生了恢复古代奥运会的设想，两年后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

现代的同时也是跨国的：一切力争革新与解放的运动——虽然不总是同时——都在西方所有国家蓬勃发展。妇女运动始自1848年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瀑布（Seneca Falls）小村镇召开的美国女权大会，在大会的《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中称两性完全平等的权利符合自然法和1776年《独立宣言》的原则。四十年后，1888年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国际妇女大会，大会选出了第一个国际妇女协会——国际妇女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与其他主张妇女参政者一起在英国建立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该组织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其他引人注目的活动，如绝食、抗税、自缚和引爆炸弹（在集会上），用这些方式为其男女平权的目标而战斗。

与此相比，意识形态上分裂的德国妇女运动则格外温和。市民阶层的女权活动家对妇女选举权的态度有分歧：1865年由路易丝·奥托-彼得斯（Louise Otto-Peters）创建的德意志女性公民协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Frauenverein）出于策略原因放弃将妇女选举权纳入纲领，而1876年出版的《女人的天性与权利》（Der Frauen Natur und Recht）一书的作者黑德维希·多姆（Hedwig Dohm）和她的战友明娜·考尔（Minna Cauer）以及阿尼塔·奥格斯普格（Anita Augspurg）则坚决为妇女选举权而奋斗。属于坚定为妇女选举权奔走呼号之开路先锋的还有社会民主党的女政治家，后面还会专门提到她们。然而，她们明确指出，妇女的完全解放不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而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总体而言，新教国家的妇女运动比天主教国家的发生得更早，也更积极。这当然与公共教育、工业化和社会流动性的程度不同密切相关。

欧洲国家中率先引进妇女选举权的是1906年的芬兰，当时它还处在其宗主国俄国的统治下。到1915年丹麦和挪威（带有一定限制条件），以及冰岛和加拿大的妇女也拥有了选举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给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有奥地利、德国、俄国和英国，后者直到1928年才最终取消具有歧视性的区别对待，即男性满21岁即可参选，女性要满30岁才允许参选。如前所述，美国是1920年引进妇女选举权的。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Gouges）就已经撰写了《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Erklärung der Rechte der Frau und Bürgerin）的法国，直到1944年才迈出了这一步。两个阿尔卑斯山国家的妇女还要为选举权等待更长时间：瑞士妇女于1971年获得这项权利，列支敦士登的妇女则直到1984年才获得这项权利。

明显比妇女运动更具“国际性”的是19世纪末在许多国家日益强大起来的工人运动。第一国际主要由于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追随者间的矛盾而失败，并于1876年的费城会议上正式解散。1889年7月14日（冲击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来自二十国的工党和工会代表，其中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阿根廷的代表聚会巴黎，宣告成立第二国际（Zweite Internationale）。除此之外，大会同意在1890年5月1日组织大型国际示威活动，届时所有城市的工人将为引进八小时工作制进行游行。

此建议来自美国：1888年12月圣路易斯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决定，于1889年5月1日在全国所有大城市为同样的目标组织群众集会。然而，巴黎决议最终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得到贯彻执行的：在法国和奥匈帝国的许多城市举行了总罢工，在其他许多国家这一天成为大型游行日；在英国和德国示威游行没有发生在1890年5月1日，而是在第二天星期天，这样就不耽误工作。当在布鲁塞尔的下一届大会上对提案——所有游行必须在5月1日同一天举行——进行投票时，英国人投了反对票，德国人虽然投了赞成票，却将游行活动安排在那一天的晚上。公众对工人集会的反响如此强烈，令这种示威游行迅速成为一种国际传统。

第二国际起初既无一个纲领，亦无一个组织机构，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直到1900年巴黎大会上才决定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和带薪酬的国际秘书处，从那一年开始代表们的会议定名为“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Internationaler Sozialistenkongreß）。与第一国际一样，第二国际自从成立起内部就矛盾重重。其中马克思主义派势力最强；此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尤其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拥有众多支持者；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完全将精力集中在工会斗争方面，对政治斗争不屑一顾；英国的工会组织几乎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它们一心专注改革。

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潮流之间的对立被证明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从1896年的伦敦大会开始，多数与少数就分道扬镳了：在无政府主义者离开大会后，代表们不顾法国工团主义者的反对一致决定，将来只有“致力于把资本主义财产和生产秩序转化为社会主义财产和生产秩序，并认同参与立法和议会活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之机构才会获得参加大会的邀请。工会组织只有承认政治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才能获准参加大会。无政府主义者被明确排除在进一步合作之外。

在［第二］国际内部，此时有一个党享有极高的声誉，因为它在选民中获得有力支持、意识形态清晰并且组织纪律严明，从而也担负着非正式的领导角色：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该党是1891年10月在其埃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采用此名的，那是《社会党人法》失效后该党的第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埃尔福特纲领》（Erfurter Programm）的基础部分是卡尔·考茨基撰写的（他于1854年出生在布拉格，在维也纳大学上第一个学期时他就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并担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的编辑工作），这份纲领比此前1875年的《哥达纲领》（Gothaer Programm，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与拉萨尔派合并后推出的纲领）更“马克思主义”。《埃尔福特纲领》在基础部分言简意赅地概括了马克思的学说：小企业不可避免地要被大企业挤垮，生产资料将垄断在极少数大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手中，中产阶层将沦为无产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白热化。这令该纲领迅速上升为一种社会民主党的“示范性纲领”。

主要由爱德华·伯恩斯坦执笔的纲领的实际部分读起来完全两样。伯恩斯坦1850年出生在柏林，父亲是一名犹太火车司机，他本人是经过培训的银行职员。在实施《社会党人法》时期他担任先在苏黎世、后在伦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的编辑，在英国他受到乔治·萧伯纳和锡德尼与比阿特丽斯·维伯（Sidney und Beatrice Webb）夫妇等人于1883/1884年所创建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改革设想很大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要求显示出，它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党，不如说是激进民主党。除其他要求外，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各级选举和投票中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而且“无性别差异”；直接的人民立法；“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战争与和平的抉择由人民代表做出；开设世俗学校；将宗教信仰宣布为私事；废除所有法律，“只要它们在公共和私人法律关系中偏袒男性、损害女性权益”；废除死刑和确保结社权。

有一个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概念没有出现在《埃尔福特纲领》中：“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不给统治者提供新的“合法”借口迫害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作者放弃了公开宣称民主共和国甚或革命为其目标。如果那几年上升为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领军理论家的考茨基试图让革命不再带有起义、巷战与流血的气味，那这不仅仅是战术。他在《新时代》中称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但不是干革命的党”。

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社会大变革，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应该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来实现。但与落后的俄国不同，“现代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因为拥有结社和新闻自由以及普选权，比18世纪革命的资产阶级掌握着其他和更好的武器。考茨基将德意志帝国也算作“现代国家”，无产阶级在其中可以通过民主方式——作为大选获胜的结果而赢得政治权力。争取议会制的政府形式从而成为无产阶级胜利的先决条件，社会革命接下来基本上可以通过进化手段实现。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不再是马克思认为的那种历史例外情况，相反它成了欧洲的通例。虽然考茨基断然否认，他却因此背离了马克思，甚至更甚：他“修正”了马克思。

相反，伯恩斯坦在1890年代末发展成公开的“修正主义者”，从而引发了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有关“修正主义的辩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三年后的1898年，伯恩斯坦在《新时代》发表了名为《社会主义的问题》（Probleme des Sozialismus）的系列文章，同年10月在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党代会上他以扼要上书形式质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假设。他根据大量数据，宣布“灾难论”，即资产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崩溃，以及社会矛盾白热化、小企业垮台和中产阶层的消失等教条均已过时。“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越民主……会发生重大政治灾难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越小……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剥夺资本家财产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达到一定目的和愿望的手段。”

第二年伯恩斯坦应考茨基要求详细阐述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批评：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一书。他在书中称民主同时“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它是社会主义斗争的手段，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将比今天大很多，如果它有勇气“从那些实际上已经过时的辞藻中解放出来，愿意以自己的真实面貌出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党”。伯恩斯坦重复了一句话，令他的众多批评者特别愤怒：“至于人们常常提到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对我来说无所谓，运动才是一切。”他强调，他并非要“推翻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要“排除其某些乌托邦主义的残余”，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未能彻底告别这些残余。他呼吁反抗黑格尔辩证法的“舒适寓所”——纯粹理性批判者康德的精神，最后他提醒要警惕“把援引暴力革命”变成一个“毫无内容的短语”。

伯恩斯坦的这本书也是对罗莎·卢森堡对其此前系列文章批评的回应。罗莎·卢森堡1871年出生在俄属波兰的扎莫希奇（Zamosc），在华沙长大，学生时期就积极参加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大学期间在苏黎世与其他移民一起创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e des Königreichs Polen），是个有博士学位的女国民经济学家，1898年起定居柏林。那年9月她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莱比锡人民报》（Volkszeitung Leipziger）上发表其针对伯恩斯坦的系列文章《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1900年这些文章在同一标题下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她称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为一种“社会主义堕落的理论，用资本主义堕落理论来进行庸俗经济学的论证”；根据她的判决，伯恩斯坦的阐述是“给机会主义以理论基础的第一次，但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将改良与革命对立起来完全不辩证；马克思虽然考虑过“和平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但“没有用资本主义社会改良来替代专政”。

如果说伯恩斯坦是从英国改革者的视角来看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那么罗莎·卢森堡就是以有着沙皇帝国经验的革命者的眼光来看。伯恩斯坦低估了 阻力的强度，这本是每个要求霍亨索伦帝国进行议会化和民主化的人都要估计到的。相反，卢森堡高估了国际和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同时她也低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普选，议会行动，罢工、言论和新闻自由所获得的可能性以及这些成就所带来的自我意识力量。

第三位参与有关改良与革命、民主和专政这些社会民主基本原则辩论的是卡尔·考茨基。“客观上”他更接近“右派”伯恩斯坦，而不是“左派”卢森堡。但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军理论家，他必须特别注意让党保持团结，作为“中间派”他考虑到这个事实，即大多数党员是不会让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尽管大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仅限于读过恩格斯的论战文章《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即1878年的《反杜林论》（Anti-Dühring），以及倍倍尔1879年的《妇女和社会主义》（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此外，考茨基认为马克思关于工农业出现垄断的论点仍然正确，伯恩斯坦复述的马克思主义论点存在着强烈的粗线条化。

为了能够取胜，必须坚持经典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的终极目标。但在革命与起义之间必须划清严格的界限：“社会革命是一个原则性目标，起义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手段是否合理只能根据它是不是符合目的性来评判。”同样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要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在一个工业国，进步的民主只能是无产阶级民主……只有坚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成熟，今天才能赋予民主思想吸引力。”此外根据考茨基的观点，社会民主党人有理由希望“在三十年内成为最强大的政党，再过三十年就能成为执政党，也许更早”。

考茨基支持以奥古斯特·倍倍尔为首的“党的中心”，他们必须严肃对待伯恩斯坦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因为“修正主义论战”的发起人在1902年国会补选时当选，他并非孤军作战。他的盟友包括《社会主义月刊》（Die Sozialistischen Monatshefte）的编辑约瑟夫·布洛赫（Joseph Bloch）、柏林律师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和“农业修正主义者”爱德华·达维德（Eduard David），后者致力于让社会民主党制定对农民友善的政策，并以充分的理由反驳党的官方教条——农业大企业之发展将势不可当。

然而，对修正主义的反击不仅限于理论上。伯恩斯坦的论点看起来特别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可能被用来为社会民主党中部分人的“改良主义”实践做论据。他们的主要代表包括自由工会总委员会（亲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盟组织）主席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和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主席格奥尔格·福尔马尔（Georg Vollmar）。早在1891年，后者在慕尼黑饭店埃尔多拉多（Eldorado）的演讲中就第一个呼吁，“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具体”，谈论“未来”不要忘记“当前，下一个目标和当务之急”，即要搞现实政治。改良主义者对理论不是特别感兴趣，但他们和修正主义者一样，决心利用现存的行动余地，不受传统教条的阻碍。

在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逻辑中，他们希望与“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此前这类共同合作党的领导仅允许发生在两轮决选和议会中的个别投票时：这条界线1899年10月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经倍倍尔提议获得多数人认可。但党的领导绝不允许将合作向实际的“执政联盟”方向拓展（只要“执政联盟”在德意志帝国这种非议会政府体系中能够出现）。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成员的意愿是抵制一切非社会民主的东西，他们甚至比倍倍尔走得更远：一个受到党主席支持的农业方案（党为小佃农量体裁衣设计的），1895年在布雷斯劳党代表大会上遭到了拒绝。《社会党人法》造成的一个主要结果是：社会民主党人被“人以群分”，他们想待在“自己人”中间，所有其他社会阶层都被他们视作或多或少有些“反动”。这种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两次党代会——先是1899年10月的汉诺威党代会，然后是1903年9月的德累斯顿党代会——以更为尖锐的形式，对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进攻予以坚决抵制。

德累斯顿的党代会是在德国国会大选结束三个月后举行的，社会民主党首次在国会大选中获得超过300万张选票的成绩。自1890年起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但像1903年这样的增长（即超过90多万张选票）它却从未经历过。由于多票选举制、两轮决选和选区划分（不利于大城市，有利于乡村），社会民主党还未能成为国会中最强的议会党团，占据这一位置的是天主教中央党，该党只赢得了15.3%的选票，还不到社会民主党份额31.7%的一半。但鉴于社会民主党在国会的议席增加了27席，他们显然有权提出担任国会副主席的要求。然而德累斯顿党代会却拒绝这么做，因为属于国会主席团在礼仪上就有“进宫”觐见皇帝的义务。

抵制“修正主义愿望”的决议以288票对11票获得通过，决议谴责说，那些赞成改弦易辙者企图“在这种意义上改变我们久经考验、屡试不爽的策略，也就是不再通过战胜对手，而是采取迎合现有事物秩序的政策夺得政治权力”。对此，党代会坚决表示，党不会通过改良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要名副其实地”保持“革命性”。社会民主党拒绝对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负责，因此不会以任何方式赞同那些适合统治阶级继续执政的手段。最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明确表态，他们“不能追求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分享政府的部分权力”。

党代会在陈述中援引了《考茨基决议》（Resolution Kautsky）的精神，该决议于1900年9月第二国际的巴黎大会上通过。这个决议称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一个“危险的实验”，只有在“困境中作为临时和例外的救急方案”才可以这样做。这是第二国际对“闹得满城风雨”、颇具争议的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事件”（Cas Millerand）的正式表态。1899年5月，社会党人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加入皮埃尔·M.R.瓦尔德克-卢梭（Pierre M. R. Waldeck-Rousseau）的共和派激进内阁，从而促成一个左派政府。这是欧洲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例“内阁主义”（Ministerialismus），它与下面还要述及的第三共和国所陷入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Affäre）密切相关。除了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勒内·维维安尼（René Viviani）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外，米勒兰是独立社会主义者中最突出的代表，独立社会主义者和以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为首的改良派“可能主义者”（Possibilisten）一样支持他加入内阁。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茹尔·盖德（Jules Guesde，法国工人党 ［Parti OuvrierFrançais］主席）身边的人，以及工团主义者和革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中的布朗基派则对他的入阁义愤填膺。

《考茨基决议》是一种形式上的妥协，它更令改良者而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满意。1901年秋，后者在茹尔·盖德领导下合并为法兰西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前者在让·饶勒斯率领下合并为法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Français）。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决议让盖德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的立场得到了确认，所以从那时起他就努力让第二国际坚守德累斯顿的路线。1904年8月他达到了目的：在关键性投票中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站在了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决议的立场上。

以饶勒斯和埃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 Vandervelde，比利时社会主义者领袖）为首的改良派，想把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谴责从决议文本中删除，尽管得到了英国、瑞典、丹麦、奥地利、瑞士、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却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因为投票结果是21∶21持平。（只有社会党国际局成员才有表决权，各国社会党不论大小各派两名代表组成该局，代表们投票时立场无须一致。）反对修正文本提案的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保加利亚、波西米亚、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俄国、美国和日本的社会主义政党。

尽管如此，饶勒斯并没有抵制大会发出的统一呼吁，这一呼吁针对所有分裂的社会党，没有明说，但特别是针对法国的社会党。还在阿姆斯特丹，改良派和正统派的发言人就表示愿意合并。合并发生在1905年4月的巴黎大会上。新党称自己为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但增加了进一步示范性的名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米勒兰事件”此时已经得到解决：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于1902年5月辞职，在后来得到饶勒斯支持的埃米尔·孔布（Émile Combes）的左翼少数派政府中没有社会主义者。

“内阁主义”只是第二国际在世纪之交争论的主题之一。引起人们至少同样激情辩论的还有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罢工。起因是比利时工会在1886～1893年组织的多次大规模罢工，目的是促使引进普选权。在两届第二国际的大会上，即1893年的苏黎世大会和1896年的伦敦大会，法国工会组织都徒劳地试图将“全球大罢工”，或谦虚些表述为国际框架下的“总罢工”列为全体大会的讨论题目。在法国工会中工团主义者说了算，他们对议会主义持保留或反对态度。他们相信工人的“直接行动”并从“革命体操”的口号中受到激励；1895年成立的法国劳工总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 ］）在1902年与劳工议会联盟（Fédération des Bourses du Travail）合并后，成为革命工团主义的利器。通过哲学家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先是动摇于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后又在赞同布尔什维克和赞同法西斯主义倾向间举棋不定）1908年发表的《关于暴力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这场运动得到了全面的理论依据，这本书是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从根本上反对民主的檄文，后来以贝尼托·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也援引它。

在1900年9月的第二国际巴黎大会上，让·饶勒斯身边的法国改良派也赞成举行总罢工。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他们的名义称总罢工为革命的行动方式，无产阶级以这种方式来掌控社会生产资料。他最有力的对手是卡尔·莱吉恩——德国自由工会总委员会主席。按照后者的观点，现在还没有任何地方具备成功举行总罢工的条件，即足够强大的工会群众组织；无组织的群众的大罢工可能会遭到武力镇压，那么几十年来的工作成果就会毁于一旦，资产阶级巴不得发生这种情况。法国改良派和工团主义者仅仅从葡萄牙和阿根廷的社会主义政党那里得到一致支持，对白里安和他朋友们的提案，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代表们部分支持，部分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盖德，反对这种冒进。他们认为鼓动总罢工带有工团主义的特征缺陷：低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

尽管有第二国际的等待策略，总罢工问题仍然没有从议程上消失。在不少国家，工人阶级在争取平等的普选权斗争中不愿放弃政治大罢工这一手段。在比利时，工会虽然通过1893年的总罢工给工人争取到进入人民代表机构的权利，但其方式却是对无产阶级充满歧视、对资产阶级赋予特权的形式——多票选举权。1901年4月社会主义者党代会公开表态，在紧急情况下将会借助总罢工和街头骚乱以获取平等的普选权。一年后，议会有关选举改革的辩论在比利时许多城市引发工人的抗议活动，示威者与警察之间发生了血腥冲突。1902年4月19日有消息传出，说议会拒绝了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选举改革，动乱升级。在鲁汶（Löwen）维持治安者使用了武器，六名示威者死亡，多人受伤。倘若社会主义者继续他们的行动，那就会开启内战。党不想承担这种责任，所以呼吁罢工者返回其工作岗位。该呼吁得到令行禁止的呼应，社会主义政党并未从停止战斗中受到损害。

1902年春，在瑞典也举行了敦促实施普选的总罢工，但不是像比利时那样属于自发行动，而是由社会民主党策划和组织的。5月15～17日，整整三天全国各地的工厂都停了工。然而，国会不为所动：工人阶级大部分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的情况仍持续了七年。一年后荷兰的总罢工也失败了：两个社会民主党——荷兰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工党号召进行罢工，抗议政府宣布的禁止铁路工人和国有企业工人罢工的法令。当政治大罢工显露出有转化为内战的苗头时，像在比利时一样罢工行动被中止。但与南部邻国不同的是，内部意见不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力量因罢工失败遭到持续削弱。

1902年和1903年的经验没有让第二国际内倡导总罢工的人数增加。1904年8月的阿姆斯特丹大会上，首先是在荷兰代表的倡议下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为了实施重大社会变革或是抵抗对工人权利的侵犯，政治大罢工在特殊情况下还是可行的；但明确警告要防止对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几周后，1904年9月意大利发生了政治罢工运动并迅速发展为总罢工。起因是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警察的残忍行为，他们于动乱期间在某些地方向示威人群开枪。这场自发的罢工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在自由派首相焦利蒂做出承诺，在未来的社会冲突中不使用武力对付工人并放弃投入军队镇压罢工者后，罢工中止。首先呼吁进行政治总罢工的阿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感到自己是政治上的赢家，他是社会主义者中工团主义一派的领军人物。但总罢工给整个党带来的却是损害：在1904年10月由焦利蒂安排的重新选举中社会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左派各政党均失去了很多选票。

在社会民主党有关政治罢工之利弊的辩论中1905年是一个转折点。在最初的俄国革命以及作为其后继革命的芬兰革命中，发展为总罢工的大规模罢工证明能够对工人阶级的事业起到推动作用。然而所涉及的事情必须像在1904年的沙皇帝国，以及不久后的芬兰那样带有普遍性和符合民意。即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这时也开始改变想法，尽管他们在一年前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十分不情愿地同意了决议中有关政治大罢工的段落。1905年9月，即尚在俄国《十月宣言》和芬兰11月总罢工之前，社会民主党耶拿党代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倍倍尔的一项提案，称大规模罢工是用来对付打击平等普选、直选或秘密选举或结社权的最有效手段之一。1904年不来梅党代会上，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就发表过同样意见。

耶拿决议也是对自由工会1905年5月底在其科隆大会上断然反对总罢工的一种回答。倍倍尔不想把政治罢工当作进攻性武器，而是作为防守性武器，但这对自由工会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耶拿的决议是家长式的，在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秘密对话中他们力争让社民党进行深刻自我纠正：一场总罢工目前没有现实性，若没有得到自由工会总委员会的认可，社民党的领导不会呼吁进行政治大罢工。

秘密协定很快遭到曝光，在党的左翼中引发了愤怒的狂潮。在接下来1906年9月的曼海姆党代会上，奥古斯特·倍倍尔与卡尔·莱吉恩之间出现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一份由两人共同提出的所谓《曼海姆协议》（Mannheimer Abkommen）确认了耶拿决议，但补充说明，该决议并不否定自由工会的科隆决议，并规定一旦认为有必要进行政治大罢工，社民党领导要与自由工会总委员会取得联系。

事实上这是工会的一次胜利，有着近170万会员的工会仍旧坚持一个原则，即他们的机构和组织权力只用于经济目的，不用于哪怕是再重要的政治目的。曼海姆大会上输了的不仅仅是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社民党左派中的激进分子，而且还有坚定的修正主义者如爱德华·伯恩斯坦。用政治罢工来消除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或在帝国引进议会政府制度，在1906年党代会之后已经没有人有这种指望了。

次年8月，第二国际首次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工人阶级如何有效抵制军国主义并防范一场战争。赞成和反对总罢工者再次对垒：一方是让·饶勒斯，另一方是奥古斯特·倍倍尔。饶勒斯谈到为了防范战争的危险，“将无产阶级力量团结成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的必要性。倍倍尔宣布在选举权遭到剥夺的情况下将举行大罢工。但可以在社会民主党没有尽自己最大努力的情况下，就允许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受资本家的委托并为了后者的利益去杀戮吗？“如果我们没有尝试，我们就是卑鄙无耻的。”

倍倍尔回答说，在选举权没有被剥夺的情况下，宣传大规模罢工和暴动在德国是“不可能和没有商榷余地的”。一旦发生战争，立即有600万男人，其中包括200万社会民主党人会应征入伍。“我们从哪儿还能找到参与大罢工的人？……400万家庭将陷入最大困境，这比任何总罢工都更糟糕。想想群众的情绪吧。”由于德国依赖进口食品和出口其工业产品，一场战争就会引起失业、物价飞涨和饥荒。“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应去玩大罢工的游戏？我们第一次号召大罢工就会遭到嘲笑。”倍倍尔的潜台词明白无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想给政府实施新社会党人法提供借口，他们最怕的战争，也是一切战争中最可怕的：内战。

一个在倍倍尔提议下成立的、负责筹备决议之委员会下属的小组委员会经过深入咨询，最后提出一份折中议案，先强调无争议的内容：“战争属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被废除时，或军事技术发展所需要牺牲的人力和财力之规模以及军备竞赛引起的人民愤慨导致这个制度被消灭时，战争才会停止。”

第二国际认为，不能把“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的行动局限在僵硬的形式中”。但肯定该有一个普遍适用准则：“如果战争一触即发，相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议会代表在社会党国际局的协调支持下，要采取一切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措施防止战争的爆发，因阶级斗争尖锐化和总政治局势紧张程度的不同，上述有效措施也各不相同。如果战争最终 还是爆发了的话，人们有责任为立即终止战争而行动，并竭尽全力利用战争所引发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民众，从而加快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灭亡。”

决议结尾处的这些普遍原则出自列宁、卢森堡和马尔托夫提交的一份宣言。大会一致通过了决议。表面上看好像投票结果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总罢工的支持者可以坚持说，倍倍尔提出的公式“显得最有效的手段”也包括各种类型的政治大罢工；怀疑这种手段的人可以指出，他们没有承诺任何他们所拒绝的东西。事实上，1907年8月的斯图加特决议并未能让第二国际在战争情况下的共同行动更具可能性。

与军国主义和战争最紧密相连的问题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绝大多数国际社会党人在原则上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殖民地的，虽然他们不一定非要反对文化和文明服务性殖民，因为后者有益于各非欧洲民族。对于下面还要述及的布尔战争，1899年英国的两个社会民主组织（1881/1883年由亨利·迈耶斯·海因德曼［Henry Mayers Hyndman］创立的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和1883年由基尔·哈迪［Keir Hardie］创建的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在群众集会上反对这场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几乎是经典的资本主义殖民战争。反对意见来自费边社：乔治·萧伯纳认为，“一个阻碍文明的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消失”。按照这位独立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将南非的金矿国际化，因为金矿是战争的真正原因。但由于世界政府尚不存在，为了普遍的文明利益应该让霸权国家英国在那里行使一种类似托管的政府权力。即使爱德华·伯恩斯坦没有提到英国—布尔冲突，他于同一年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为此提出了类似论据。

第二国际对此前的殖民政策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在1900年9月巴黎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中写着，资产阶级殖民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资本家阶级的利润并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政策“在用武力攫取的殖民地对原住民所犯下的罪行和其残忍性罄竹难书”，所以各国的工人阶级必须反对它。四年后，下一届阿姆斯特丹大会批准了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决议。决议不仅要求推翻一般的资本主义殖民制度，而且特别呼吁英国的工人们，“强迫其政府放弃现在的冷酷无情的殖民制度，在英国宗主权监督下建立简单易行的自治行政”。为了支持此提案，一位来自印度的代表——1885年创建印度国大党（Indischer Nationalkongress）并担任主席的八十高龄的达达拜·瑙罗吉（Dadhabbai Naoroji）——在大会上发言。当他走上讲坛时，代表们全体起立并以持续的掌声表示欢迎。

虽然第二国际多次在其大会上雄辩地向殖民主义宣战，但它对帝国主义的评判却意见不一。像左翼自由派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一样，马克思主义中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家也认为：资本主义之海外扩张的重要原因是大都会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出身维也纳犹太人家庭，自1907年起担任社会民主党喉舌《前进报》编辑的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在其1910年出版的著作《金融资本》（Das Finanzkapital）中认为帝国主义的特征是银行占统治地位，实际上是银行、工业与国家的一种融合，后者要强大到通过海外扩张确保日益垄断的资本能获得“额外利润”。1913年，罗莎·卢森堡在她的《资本的积累》（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一书中完全针对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不征服海外市场，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 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不断扩张因而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由于在尚未工业化的农业地区扩张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开始枯竭，政治和社会灾难变得不可避免，通过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与罗莎·卢森堡一样，卡尔·考茨基也认为帝国主义的特征在于，它不断试图征服和兼并更多的农业地区：此论点列宁在他1916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Der Imperialismus als höchstes Stadiumdes Kapitalismus）一书中斥为过于片面，因为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在重新瓜分世界时会把手伸向任何一个国家。在一个重要观点上，考茨基在1914年8月发表于《新时代》（大部分写于战争爆发前，后来进行了补充）的文章《帝国主义》中与卢森堡意见相左。按照他的分析，资本主义向着越来越大的灾害发展的倾向并非绝对不可避免的。各国的资本主义不一定要相互拆台，它们也可以构建国际垄断联盟，在牺牲落后农业国利益的基础上和平共处。“每个有远见的资本家今天都必须向他的同仁高呼：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从纯经济角度因此不能排除，“资本主义还会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将卡特尔政策转移到对外政策上，即超级帝国主义阶段。我们对超级帝国主义自然同样必须像对帝国主义一样予以坚决反对，然而后者的危险在其他方面，不是在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方面”。

第二国际是1900年前后十年间最强的，但并非唯一的和平运动组织。1891年在罗马，1896年在布达佩斯，先后举行了首届和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均由活跃在多个国家的国家级和平协会出面组织。公法专家们在1873年创建了国际法研究院（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和同时出现的国际法改进及编纂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the Law of Nations），即后来的国际法协会（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为有效地保障和平致力于国际法的不断完善。1898年，一个甚至不是和平主义者的人——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出人意料地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如何避免战争和确立战争规则。其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Graf Murawjow）在1898年8月和1899年1月致其他列强的两次照会中建议达成减少军备的协议，并把1864年《日内瓦公约》中关于陆战的法规扩大到海战上，批准自1874年以来的陆地战争补充条款并通过调解与仲裁来和平解决冲突。

俄国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在其力争战争合法化和预防战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他国家主要是较小的国家对这样一种规则感兴趣，较大的国家中则是英国和美国感兴趣。参加1899年荷兰第一次海牙会议的有来自欧洲、美国和亚洲的26个国家（其中“旧大陆”明显占多数）。其最重要的结果是1899年7月29日有关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公约》（Haager Konvention），也称《海牙陆战法规》（Haager Landkriegsordnung）。它规定了战斗员和战俘的权利，军事谈判代表和间谍的待遇，对平民的保护，以及军事占领、投降和停战权。

特别有争议的是，谁属于“交战各方”（belligérants）。较小的国家想要尽量扩大这个圈子，直至将游击战士包括在内。较大的强权国家却只同意使用一般公式：“在公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居民和交战者受国际法通行原则的保护，这些原则源自文明国家适用的惯例、人道法和公众良心的要求。”同样有争议的还有军事占领权的形式，较小的国家不认可这样的形式，但它们却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1907年第二次海牙会议上对《海牙陆战法规》的某些条款进行了补充，如对战争开始的规定。1899年人们就已经达成一致，《日内瓦公约》的原则也适用于海战；但直到1909年海战法规才以《伦敦海战法宣言》（Londoner Seerechtsdeklaration）的形式出现；然而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批准这一宣言。有关仲裁冲突的协议也未能最后完成。俄国、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想要走得更远，德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则不然。费了很大力气才达到一种表面上的妥协：俄国放弃了它所期望的对属于强制性仲裁案件的列举，德国满足于设立一个常设仲裁法庭，实际上这只是在需要时有权任命仲裁法官的一个组织框架。这个构架离常设国际仲裁法庭还差得很远。

卡尔·施米特1950年在其《地球秩序》（Der Nomos der Erde）一书中谈到1890～1918年间欧洲公法的解体，并且谴责欧洲的国际法在19世纪末“没有任何危机感，是的，完全稀里糊涂地……丧失了其此前有关秩序的空间结构意识”，并把“不断扩大，越来越肤浅和越来越表面化的普遍化过程天真地当作是欧洲国际法的一种胜利”。其实，将国际法等同于欧洲公法在此之前很久就已成为值得怀疑的事了。自从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最迟从1820年代拉美国家的独立宣言起，就存在着第二个基督教国际管辖区，即西半球；最迟自1856年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和约》起，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强权的阵营中就有了一席之地。

早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就出现了“文明国家”（nations civilisées）一词，先是作为“基督教大国权势”（toutes les puissances de lachrétienté）的同义词，后来在海牙公约中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即见于英国人提议通过的反对奴隶贸易的宣言中。自从乔治·坎宁时代以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直追求让自己的国家成为新的世界均势的支柱，就像它此前一直是欧洲均势的支柱那样。1885年暹罗作为第一个亚洲国家加入了成立于1878年的万国邮政联盟（Weltpostverein），一年后日本也加入其中。自从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被国际法界视为平等的成员。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加速了一个全球性之国际法共同体的形成，但它们并非其开端。

对施米特的严厉判决——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因诸多保留使最美好的承诺变成了徒有其表的空话——也还可以争辩。“‘pacta sunt servanda’（协定必须遵守，作者注）这句话作为法律方面的旗帜飘在一堆完全以虚无主义方式大量涌现的契约之上——它们数不胜数、互相矛盾、因公开或秘密的保留完全成为空洞无物的废纸。”海牙会议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其结果是秉承胡果·格劳秀斯传统的一种尝试，限制战争，让没有这种传统的欧洲以外的国家确立起同样的目标。

《海牙陆战法规》对一国之内的内战或类似内战的暴乱没有影响。属于后一类的有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亚美尼亚人和沙皇帝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1878年的柏林大会上，土耳其必须承诺在亚美尼亚人聚居的各省进行改革，但随后却没有具体行动。这种故意拖延促使部分亚美尼亚人采取激进措施。自1880年代末出现了解放组织，其中一些为亚美尼亚人争取更多的权利，另一些则要求民族自决权，直至从奥斯曼帝国及俄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1894～1896年间，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统治下一再发生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约20万人成为骚乱的受害者。英国和法国以照会形式向高门提出抗议，但毫无效果；俄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是有限的，因为东正教与亚美尼亚教会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1892/1893年，在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进入一个新阶段：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特别是工匠被驱逐出境，他们从俄国内地（包括莫斯科）迁往帝国西部和波兰的定居点。接着又出台了一些对他们进行侮辱的卑鄙规定，如限制犹太人的商务和休闲旅游以及实际上不允许他们从事律师职业。根据历史学家海因茨-迪特里希·勒韦（Heinz-Dietrich Löwe）的观点，沙皇帝国对犹太人的敌意是一种怀旧的社会运动的表现：“俄国反犹主义发展为反动农业利益反对资本主义的武器，它越来越多地针对经商的犹太人，人们视他们为资本主义的矛头，是自由经济和竞争社会的原型，在这种社会中贵族地主将不再有机会。”1903年基希讷乌血腥大屠杀后，内务大臣普列韦肆无忌惮地断言，这些行动是忠于沙皇的人民对高比例的犹太人参加革命运动的抗议：这种理由以及大屠杀本身，让犹太人移民海外（主要是前往美利坚合众国）又掀起新一波浪潮。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反犹骚乱不仅发生在沙皇帝国，而且也出现在西方国家。但这里更常见的是对犹太主义的口诛笔伐、文化抵制和社会排斥，这些反犹分子认为犹太人是危险的现代之首选代理人和受益者。在德国、哈布斯堡帝国和法国，自1870年代起，这种形态的反犹主义越来越成为“可登大雅之堂”之事。它也催生了自由派及犹太人的相反努力，如德国创建于1890年的抵抗反犹太主义协会（Vereins zur Abwehr des Antisemitismus）和三年后成立的犹太教信仰之德国公民中央协会（C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

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活跃着许多犹太人，但马克思主义者也普遍低估了作为政治危险的反犹主义。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就流传着（错误地被认为是出自倍倍尔）一句话——称反犹主义为“愚货们的社会主义”。它表达的是一种几乎荒唐的希望，一本1890年代初出版的党的小册子中是这么描述的：“那反犹主义者呢？……他们是社会民主党的尖兵，因为他们渗透进去的圈子里是后者尚无法进入的。通过说犹太人是所有社会苦难的根源，这种主义让其追随者思考这些原因，从而使落后的社会阶层产生了阶级意识。”

许多犹太人对反犹主义更为严阵以待。其中之一是来自布达佩斯的特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 Herzl），1878年他18岁时与家人迁居维也纳。在那里他以法学系大学生身份加入具有德意志民族意识，即赞同大德意志方案的学生社团阿比亚（Albia），1883年他又离开了该组织，因为两年前这个组织决定不再吸收犹太人。在哈布斯堡帝国的首都完全被同化了的赫茨尔经历了反犹主义的两种变体：一种是1885年后以大德意志运动领袖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为代表的学术界和学生的政治信条，另一种是小资产阶级的仇富心态。这种心态淋漓尽致地由舍纳勒的一个前追随者表达出来，他就是1891年创建的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领导人卡尔·卢埃格尔博士（Dr. Karl Lueger），1897年起任维也纳市市长。

在卢埃格尔最初参选取得成功后，赫茨尔写了一部名为《新犹太人区》（Das Neue Ghetto）的戏，正如米夏埃尔·布伦纳（Michael Brenner）在《犹太复国主义史》（Geschichte des Zionismus）中所评价的，该剧是“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对同化的批评”。自1891年起赫茨尔在巴黎为维也纳《新自由新闻》（Neue Freie Presse）报工作。在那里他经历了一本反犹“畅销书”——爱德华·德吕蒙（Edouard Drumont）1886年首次出版的《犹太人的法国》（La France juive）——所引起的巨大反响。1894年12月，他又亲历了对犹太裔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叛国案的宣判和随之而来的街头骚乱。1895年7月，赫茨尔返回维也纳，决心给反犹主义一个有效的回应。

答案就是1896年初问世的《犹太国：犹太人问题之一种现代解决尝试》（Der Judenstaat.Versuch einer modernen Lösung der Judenfrage）。该书开篇即对反犹主义进行了尖锐分析。“犹太人问题是存在的，否认它是愚蠢的。它是中世纪遗留下来，文化民族一心想解决却尚未能解决的问题。……各国民众中的反犹主义每天、每小时都在不可避免地增长着，因为其产生的原因继续存在，而且无法消除。远因（causa remota，遥远的原因，作者注）是中世纪发生的我们之可同化性的消失，近因（causa proxima，最近的原因，作者注）是我们的中等智力人才生产过度，他们既无向下宣泄的渠道，亦无向上升迁的途径——没有健康的下泄和上升通道。我们向下成为一无所有的革命者，构成所有革命党的下级干部，同时也有向上成为可怕的金钱势力的。”

按照赫茨尔的观点，对犹太人的同化已经失败，对犹太人的敌意又无法消除。犹太人不得不承担其后果，离开欧洲，创建自己的国家——至于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阿根廷，是通过与苏丹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缔结契约，作者当时尚无定论。直到1902年发表乌托邦空间《故土新家》（Altneuland）一书时，赫茨尔才认定犹太国得建立在巴勒斯坦，只能在那里。至于事实上阿拉伯人生活在巴勒斯坦，作者并不认为这是反对其项目的理由；他允诺会给阿拉伯人全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和宽容，这是犹太人在欧洲学到的。出于实际原因，赫茨尔认为不能用希伯来语作为犹太国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数百年来只用来祷告；相反，他希望在犹太国允许使用所有西方语言，而德语应该获得优先地位，它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使用的语言，因为接近意第绪语，它已经成为东欧犹太人的“通用语言”。犹太人要耕种土地，兴办工业，建立一个现代、世俗和民主的国家，与当代欧美国家不同，犹太国的妇女拥有主动和被动选举权：这是赫茨尔在《故土新家》中所公布的消息。

“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本无此意志，但有史以来就是敌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民族的。”这个“犹太国”的前提引发了许多犹太人的抗议，他们认为自己是奥地利人、德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他们与非犹太裔同胞的差别仅在于所信仰的宗教不同。相反，从赫茨尔的视角来看，犹太宗教没有把犹太人团结在一起，而是让他们彼此分离。“赫茨尔的计划是19世纪解放与同化的产物，”米夏埃尔·布伦纳写道，“从根本上来说，他对这两个过程都接受，只想让它们都彻底。解放的失败是因为犹太人虽然得到了个人权利，但没有获得集体权利。后者只能通过其他民族都拥有的同样手段才能获得：一个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他又想看到同化的成就被带入这个国家——位于东方中心的瑞士。他的方案不是回到解放之前的时代，而是把解放扩大到欧洲以外的地区，但是在欧洲意义上。”

犹太国的口号在东欧犹太人中最受欢迎，此前他们一直没有机会获得解放与同化。1897年8月底在巴塞尔召开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会议时，有来自20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参加，其中来自沙皇帝国的代表就有65位；另外还有在其他国家学习和工作的俄国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东欧的据点之一是敖德萨，那里的14万犹太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一位精神领袖是阿舍尔·金兹堡（Ascher Ginzburg）——以笔名阿哈德·哈阿姆（Achad Ha’am）闻名，他在一个重要观点上与赫茨尔意见相左，最后证明他的观点具有可行性。让我们再次引用布伦纳：“赫茨尔想要一个犹太人的国家，阿哈德·哈阿姆想要一个犹太精神的国家。两人都同意这不应该是一个宗教国家，但就在阿哈德·哈阿姆追求让重新复兴的希伯来文化成为新犹太社会的中心时，赫茨尔写道：‘不是希伯来国，而是一个犹太国，在那里作为犹太人不是耻辱……’当赫茨尔想拯救犹太人时，阿哈德·哈阿姆试图拯救的是犹太精神……赫茨尔是个实用主义者，其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努力也可以称作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而阿哈德·哈阿姆以精神为中心的努力可用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概念来标识。”

赫茨尔可以宣称自己于1897年在巴塞尔建立了犹太国，但他并非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在1862年，曾经在短时间内是卡尔·马克思同路人的摩西·赫斯（Moses Heß）就出版了《罗马与耶路撒冷》（Rom und Jerusalem）一书，他在书中把犹太精神定义为一种民族认同，而非宗教。二十年后，敖德萨的医生利奥·平斯克（Leon Pinsker）于1882年出版了用德语写的《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一书，他要求犹太人的自我解放要建立国家。第一个使用“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us）一词者是1890年代的维也纳作家纳坦·伯恩鲍姆（Nathan Birnbaum），这位受平斯克影响的作家是《自我防御》（Selbstwehr）杂志的创始人。在巴塞尔大会期间巴勒斯坦已有19个犹太人定居点，19世纪初那里大约生活着1万犹太人，这些定居点被称作“依舒夫”（Alte Jischuw）；据估计当时巴勒斯坦人口总数为15～30万人。1870年左右“老依舒夫”大约有25000人，其中有不少来自欧洲和阿拉伯世界。

来自东欧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始自1881年的俄国大屠杀和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歧视，后者原则上拒绝给予犹太人公民资格。此“第一次阿利亚运动（Erste Alija）延续到1904年，尽管有1860年成立的普世以色列人同盟（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和银行家莫里斯·德·希尔施（Maurice de Hirsch）创办的犹太殖民协会（Jewish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提供财务支持，它还是失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开始于1905年左右，它与俄国1905年革命后由“黑色百人团”（Schwarze Hundertschaften）组织的大屠杀密不可分。这“第二次阿利亚运动”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1904～1914年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5万增加到8万，与这段时间移民北美的85万东欧犹太人相比，增长仍旧不多。

然而，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未来发展来说，1905～1914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大部分以色列国的精英来到这里，包括最初的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列维·埃什科尔（Levi Eschkol）以及总统伊扎克·本-兹维（Jitzchak Ben-Zvi）和扎勒曼·夏扎尔（Salman Schasar）。1905年后出现了第一批基布兹（Kibbuzim）社区，它们是以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的集体经营与生活的农村居住区。1909年创建了特拉维夫市，其名字 意为“春山”，是那鸿·索科洛夫（Nahum Sokolov）所翻译的赫茨尔《故土新家》一书希伯来文版的书名。与1904年去世的赫茨尔的希望相反，希伯来语成为仍受土耳其宗主统治的巴勒斯坦犹太社区的语言。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正如布伦纳所言，是“一场带有世界背景的民族运动”：这个定义用在使用多种语言的犹太知识分子身上比用在其他群体身上更合适，这些人在1905～1914年间离开了沙皇帝国，目的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确保那种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不仅是俄国的，而且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不愿为他们提供这一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