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反动，激进主义，革命：1881～1906年的俄国

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俄国发生的政治刺客袭击国家元首的事件要比意大利更为频繁。1881年3月1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被炸身亡。在最后六位沙皇中三人死于非命：在亚历山大二世之前其祖父保罗一世于1801年遇害，在他之后其孙子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家族最后一位统治者于1918年遭枪杀。

1881年的谋杀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搞的，而是由民粹派或人民之友进行的，1870年代以来这些人认为要想对国家和社会予以革命性改变就必须诉诸恐怖手段。1879年，一个由三十名男女组成的小圈子“人民意志”（Narodnaja Wolja）宣判沙皇死刑。前两次暗杀——第一次在1879年11月，第二次在1881年2月——都失败了。第三次 袭击亚历山大二世未能逃脱，那正是他经过长期犹豫，在内政大臣米哈伊尔·洛里斯-梅利科夫（Michail Loris-Melikow）伯爵敦促下，下决心提交宪法草案的时刻，该草案将为政府设立一个由城市杜马和地方自治组织（Semstwos）选出的智囊团组成的咨询机构。草案公布的日期预定在1881年3月16日，沙皇遭谋杀的后果是该宪法从未生效。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在政治问题上他依赖其最重要的顾问之一——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Konstantin Petrowitsch Pobedonoszew）伯爵的判断。波别多诺斯采夫曾担任过这位沙皇的老师。这位法学家和正教院（最高教会当局）的总检察长是一个坚定的斯拉夫主义者，严格的正统教会政策的代表，所有自由愿望的绝对反对者。大学首当其冲地尝到了滋味，它们失去了自治权，而且不得不接受国家对讲座课程的监控。因为害怕革命思想的传播，政府短期内甚至压低了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数量。学校有义务为维护俄罗斯语言和东正教信仰而努力，教学计划的目的是抵御西方思想的渗入。在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路线指引下，也不断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和库尔兰，以及芬兰大公国、俄属波兰和亚美尼亚实行俄罗斯化。圣彼得堡政府逐步让俄语成为在学校以及法庭和官方机构中使用的语言。

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治下于俄国西部获得定居点（Rayons）的犹太人，在1881年的反动转折后处境最悲惨。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后，乌克兰发生了被当局和警察有意容忍的反犹骚乱。1882年的《五月法令》（Maigesetze）剥夺了犹太人在定居点获得或出租土地的权利，这样他们事实上只能生活在城市中。1887年开始对犹太大学生实行分数限制。1890年代初，大约有两万犹太人（大多是工匠）被驱逐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歧视、压迫与迫害让越来越多的犹太人 离开俄国：1880～1905年几乎有一百万人离开沙皇帝国，大多数人都想去美利坚合众国开始新生活。其他人效力于革命的社会主义圈子，或自1890年代末起投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下面还会论及此运动。

领导反恐怖主义斗争的是政治秘密警察——暗探局，它颇为成功。1881年一连串的暗杀行为被终止。1887年暗探局粉碎了一个准备谋杀沙皇的革命组织。光是镇压不足以让工人对革命口号具有免疫力，因此亚历山大三世政府尝试自1882年起采取社会政策措施，如引进工厂审核，禁止12岁以下儿童工作和妇女与青少年上夜班，以及将12至15岁儿童的日常工作时间限制在八小时内。然而，雇主对国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的抵制十分强烈，以至于这些保护儿童和妇女的措施1890年又被取消。工人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遭禁止。

俄国的工业化在亚历山大三世治下发展更迅速。1892年以后，在充满活力的财政大臣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Sergey Yulyevich Witte）的个人魅力带动下，国家发挥的作用比德国甚至英国还要大：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工业化的代理人国家弥补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广泛缺失和大部分贵族对经济的不感兴趣。增长的行业是顿巴斯（Donezbecken）的硬煤开采和生铁生产，里海（Kaspisches Meer）巴库（Baku）附近的石油开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机械制造和纺织业，当然还有铁路建设。总体而言，工业和运输业的工人人数在1865～1900年间从38万上升到300万：鉴于总人口数字为1.33亿（不算芬兰、布哈拉和希瓦），工人数字仍然不算多。

如果农民不是仍旧被束缚在村社组织“米尔”或“村社”中，工业工人的人数可能会更高。耕地 此时虽然大部分在农民手中，但农业生产力仍然很低。1861年取消人身依附后，农民为出让给他们的土地所要支付的税金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支付能力；只有少数最富有的农民——富农从尼古拉一世的农业改革中获得物质利益。1883年还款率降低了20%，此后的还款有时完全被暂停。尽管如此，付款拖欠仍在继续增加，到1903年“米尔”要替无力偿还债务的个别成员承担责任。取消集体承担责任的义务，对村社组织虽然有帮助，但乡下的无产者仍旧束手无策：农村贫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束缚工业化进程的是农业生产力不足和农村人口购买力低下。它们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增长和工业投资。因此，沙皇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流入的资本。自从俄国政府债券1887年被俾斯麦用“抵押贷款禁令”驱逐出德国市场，法国就乘虚而入。“鉴于巴黎银行几乎对有固定利率的政府债券和铁路债券拥有无止境吸收能力，法国甘愿接受俄国债券。”德国历史学家迪特里希·盖尔（Dietrich Geyer）写道，“也通过向矿业和金属加工业直接投资，法国的巨额融资现在成为俄国工业和运输业拓展的主要债权人和股东。”在世纪之交法国大约所有国外投资的四分之一，即差不多70亿法郎，投在了俄国政府债券和俄国工业企业中。一旦沙皇帝国的财政破产，盖尔如是说，“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法国持股者阶层将深受打击，并会极大地影响巴黎政府的国内政策立场”。

法国定息资本主义（Rentenkapitalismus）与俄国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显然会带来深远的政治后果，这种发展在亚历山大三世政府初期还无法预见。新沙皇首先成功地改善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关系，这种关系自1878年柏林大会以后一直十分紧张：1881年6月的《三皇同盟》主要是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Nikolai Giers）的一件外交杰作。然而由于保加利亚危机，1885年以后沙皇帝国与哈布斯堡皇朝之间的关系恶化。与德国的关系因为双方提高保护性关税，特别是1887年柏林在证券交易所政策方面所采取的斗争措施，也大不如前，但这并未阻止圣彼得堡政府在俾斯麦遭解职前提出续签1887年《再保险条约》的建议。

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领导的政府拒绝了续签建议，是非正式的俄国与法国的金融联盟发展成正式的政治和军事联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1891年5月的德奥意《三国同盟》的续签：此步骤看起来暗示着这三个强权国家进一步靠近英国，因此这令俄国觉得受到了威胁。圣彼得堡做出相应反应。1891年7月，法国的传奇舰队访问了喀琅施塔得，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马赛曲》表示了敬意。接下来俄法之间在1891年8月签订了一项政治协定，1892年8月又签署了军事协定：如果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三国同盟之一国的进攻，而德国一旦参与了进攻，则另一方有义务抗击德国。

该协定帮助法国摆脱了二十年受孤立的局面，并让俄国面对主要对手英国时加强了实力。但它既没有给法国一个理由去进行一场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战争，也没有让俄国——它认为自己在欧洲大陆的真正对手是奥匈帝国，而不是德国——在巴尔干地区能为所欲为。这就是为什么亚历山大三世犹豫很长时间才签约。另一场与德国的关税战有助于他不再瞻前顾后。1893年12月底，1894年1月初，他和卡诺总统先后签署了该军事协定。

圣彼得堡和巴黎间的协定带有防御性质。然而，通过俄法 协定，德国腹背受敌的危险还是增加了：俾斯麦试图以其联盟政策遏制的“联盟的噩梦”已经无法避免了。1880年代起，三大保守势力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间的合作就已经不再是欧洲政治中的常数了；现在它终于成为历史。与法国结盟虽然并不意味着俄国对西方的民主观念敞开了大门，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另一项西方“成就”对俄国政治的影响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现代的、呼吁并动员群众的民族主义。

1894年11月1日亚历山大三世死于肾病。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当时26岁，像他的父亲一样也是接受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教育长大的，后者继续对俄国政治产生着主导性影响。专制方针的延续意味着镇压任何形式的反对派，煽动仇恨犹太人直至挑起反犹骚乱以及对帝国的非俄罗斯部分进一步俄罗斯化。在最后提到的领域中与芬兰大公国的冲突最为尖锐，1809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俄国战胜瑞典之后曾庄严许诺尊重芬兰大公国的自主权。

1899年2月，尼古拉二世在一份敕令中虽然没有完全剥夺芬兰自己的立法权，却强调帝国法规拥有绝对优先地位。其最主要目的是消除芬兰部队在俄国军队中的特殊地位，当时正在计划实施新的兵役法（义务兵役制是1874年引进俄国的）。50万芬兰人签署抗议请愿书，但沙皇拒绝接见想向他呈交决议与签名的五百人代表团。1900年颁布了一项新的限制性语言条例，规定俄语为各当局使用的官方语言并解雇了许多芬兰官员；1901年强行推行新兵役法。大多数芬兰人消极抵抗，少数人随后决定与外族统治进行暴力斗争。1904年夏天，普遍令人厌恶的俄国总督鲍勃里科夫（Bobrikow）被一个芬兰官员射杀，这位官员随后自杀。这次袭击并未能改变沙皇的政策，但芬兰社会分裂为两个阵营：妥协派的追随者和倡导与俄国势不两立的坚定派。

芬兰对沙皇政权而言是个区域性问题，相反1880年代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却是一个覆盖全俄国的问题。人民意志组织在1881年被摧毁，但此时该组织一些以前搞个人恐怖袭击的人已经告别了这种方法并转向了马克思的理论。走这条路的人中包括维拉·查苏利奇（Vera Sassulitsch），她在1878年对警察局长特列波夫（Trepow）搞过暗杀，因为后者让人鞭挞一个被囚禁的、拒绝向他行礼的大学生。特列波夫在袭击行动中受伤，女刺客却在一次引起轰动的陪审团审讯后被无罪释放。她移居瑞士，1883年在日内瓦与最优秀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chanow）和犹太知识分子保罗·阿克塞尔罗德（Paul Axelrod）创建了“劳动解放社”（Befreiung der Arbeit）。他们的目的是向俄国传播马克思的思想，但从流放地只能把其作品偷偷带进俄国，他们也这样做了。

维拉·查苏利奇1881年让马克思证实其观点，在一定条件下俄国村社“米尔”能够成为“俄罗斯社会重生的”基地。（第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更进一步提出了此论点：“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普列汉诺夫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种评估是一种幻想，他认定俄国农民是一种保守因素。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出发点是：在俄国与西方一样，先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只能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领导这个政党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任务。

受到“劳动解放社”小组的启发，1880年代中期起在俄国出现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圈子。1895年在尤里·马尔托夫（Julius Martow，原名尤里·策德鲍姆·奥西波维奇［Juli OssipowitschCederbaum］）领导下，这些马克思主义圈子于圣彼得堡合并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Kampfbund für die Befreiungder Arbeiterklasse）。其成员中有年轻的律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1893年定居沙皇帝国首都。乌里扬诺夫有一个可怕的经历：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参与了人民意志组织最后一次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于1887年被执行死刑。他通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知道了马克思，并加入了圣彼得堡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圈子。在前往德国和瑞士的旅行途中，他结识了出生在布拉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从国外返回后，乌里扬诺夫和马尔托夫一样未能逃脱被捕的命运，从监狱释放后他不得不流亡东西伯利亚三年。1901年他按照西伯利亚勒拿河（Lena）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后来令他举世闻名的名字：列宁（Lenin）。

在他流亡的日子里，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Russische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于1898年在明斯克（Minsk）大会上秘密成立。然而该党成立不久后就迅速瓦解，因为其创始成员很快全部被捕。重建始自两年后，但不是在俄国，而是在德国慕尼黑。那里有新创办的《火星报》（Iskra）编辑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它们堆积在该党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的地窖里，然后从那里经柯尼斯堡被秘密运往俄国。在克服了普列汉诺夫初期的抵制后，1900年春天从流亡中归来、后来到了德国的列宁担任了《火星报》的领导。列宁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组织严密、地下运作的革命密谋党，此党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无情打击一切背离正确学说的偏差。

列宁从马克思那里接受的，首先是让他认为特别适合落后的俄国的东西，首屈一指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理念，然而对此他显然以重要方式做了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表达的是对工人群众之意志的理解，而工人群众又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对列宁而言，无产阶级的专政是“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虽然他在1917年的著作《国家与革命》（Staat und Revolution）中才如此表述，但那只是他对俄国和世界正确革命策略长期思考结果的总结。

由少数革命精英领导工人阶级的想法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来说并不陌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82年初的一封信中表示，他坚信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三年后，他在1885年4月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一封信中推测沙皇帝国的情况时说，“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俄国“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而且，“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通过小小的密谋活动震撼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在俄国，所有社会矛盾，“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被无与伦比的专制制度用强力压制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1789年一开始，1793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

恩格斯没有对俄国的1793革命会持续多久妄加揣测。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落后的俄国平衡了发达的西方的缺陷，即没有出现革命的局面，从而引起国际范畴的革命。这完全是马克思“革命转移”（translatio revolutionis）思想的再现，1843/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对当时落后的德国发展出如下评论：如果法国用一场新的革命予以推动的话，那里肯定会发生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决战——一切革命中最极端的革命。像40年前的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想象着革命从西向东的转移，那里成功的机会最大，极端的落后转变为极端的变革。他对沙皇帝国的情况相当熟悉，所以他知道，他的推测与俄国革命者圈子的思考和策划相去不远。

所有俄国革命家中最激进的列宁坚信，工人靠自身力量至多只能产生一种“tradeunionistisch”意识，即工会意识，为了能够成为政治力量，他们需要领导。领导应该是一群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只有这些精英才应该成为党员。此论点是列宁在1902年的著作《怎么办？》中发展起来的，此书由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社J. H.W. Dietz出版（作者的标题借用于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63年的同名小说）。尤里·马尔托夫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他寻求建立社会民主的群众性政党，这个政党应该向所有准备战斗的工人敞开大门。大部分在流亡中重建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重要成员，其中包括阿克塞尔罗德和列夫·布隆施泰因（Leo Bronstein），即托洛茨基，都支持他的观点。

1904年夏天，先是在布鲁塞尔，后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党代会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就精英党或群众党的投票中未能获胜。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即该由哪个组织在国外代表党，列宁这一派成为多数。他们在选择《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时也能够力排众议。这几次表决后，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就分裂成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

列宁的支持者能够令人惊讶地成为多数，首先有赖于一个事实，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Allgemeiner Jüdischer Arbeiterbund，简称联盟）的七名代表临时离开了大会，因为他们的请求（党的联邦建制和联盟继续自治）遭到了拒绝。联盟成立于1897年。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之外，成立于1892年的波兰社会党（Polnische Sozialistische Partei）由约瑟夫·毕苏斯基（Josef Pilsudski）领导，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在一分为三的波兰建立统一的工人组织并创建一个独立的波兰共和国。1895年从此党分裂出去的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Russisch-Polens）——自1900年起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 des Königreichs Polen und Litauen）——的领导人是罗莎·卢森堡和莱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他们力争在俄罗斯联邦制共和国框架内实现民主自治。1900年民粹派也开始重新改组：第二年在哈尔科夫（Charkow）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们在维克多·基诺夫（Viktor Tschernow）领导下创建了社会革命党（Partei der Sozialrevolutionäre）。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对农业问题进行革命性解决，即无偿剥夺地主土地，在集体控制下土地由个人使用。民粹派的恐怖传统由一个党内战斗小组继承。他们多次进行暗杀活动，1902年和1904年两名内政大臣西匹亚金（Sipjagin）和普列韦（Plehwe）成为这类活动的牺牲品。

在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中，这些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口号开始逐步起作用。尽管罢工被禁止，但自1902年以来罢工仍旧一再发生。最大的一次于1904年出现在巴库，布尔什维克的一位追随者首次以鼓动者和组织者的身份登场，他不久前刚刚成功地从西伯利亚流亡地逃脱：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Josef Wissarionovich Dschugashvili），其尽人皆知的名字是斯大林。罢工者的要求不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也越来越多地针对政治变革。由暗探局培植的爱国工人协会没有证明自己是政权的可靠支柱：在很多地方它们都被社会民主工党渗透了。政府随后不再支持工人协会并流放了其“发明者”——莫斯科暗探局头目祖巴托夫（Subatov）。

世纪之交时对现状不满者远远超出了工业无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范围。189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地方自治运动，其中流砥柱是尼古拉一世时所创建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中被选中的代表，即官员和雇员，他们形成所谓的“第三种力量”。从这些人中传出的要求民选代表机构和一部宪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因为沙皇和其政府拒绝了这些请求，一部分主张搞地方自治运动的反对派转移到国外发展。自1902年起政治评论家彼得·施特鲁韦（Peter Struve）——一位前马克思主义者——在斯图加特出版《解放》（Oswoboschdenija）杂志，它赞成一个自由、宪政的俄国，并在那里成为1902年成立，起初秘密运作的“解放同盟”（Soyuz osvoboschdenija）的机关刊物。

新的同盟很快就成为反对党知识精英的聚集地。其首要任务是创建职业协会，包括教师、律师、工程师、商号和铁路员工协会，再将它们合并为工会联盟（Soyuz sojusow），1905年5月此总联盟确实成立了。1904年晚秋，解放同盟按照1847/1848年的巴黎模式组织了宴会活动。其高峰是来自整个俄国的地方自治代表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一次大会。由于不允许他们搞公开集会，这些人在一次不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自由要求目录。其中包括保障基本权利如良心自由、言论自由；所有俄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扩大自我管理和选举立宪会议，至少是选举代表列席沙皇召集的国务委员会会议。尼古拉二世立刻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沙皇和政府必须考虑到，年轻的俄国自由主义者会适时再次发声的。

由于俄国不久后因其帝国主义的远东政策陷入了一场严重危机，这样的机会很快就出现了。1891年西伯利亚铁路开始修建：这是从乌拉尔到白令海峡这片广袤地带渗透和殖民化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三年后，工业强大的日本与中国开战，主要是争夺对朝鲜的统治权，自17世纪以来中国是后者的宗主国。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在《马关条约》中，中国不得不承认朝鲜的独立并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中国也准备放弃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港，由于俄国、德国和法国出面进行外交干涉此举才被阻止。

在欧洲所有强权国家中，俄国感觉受到了亚洲新崛起的大国的最大挑战：这个岛上帝国是其近邻，在拉佩鲁兹海峡（La-Pérouse-Straße）最窄处，俄国的萨哈林岛离日本北海道岛（Insel Hokkaido）只有43公里的距离。为了防止日本进一步扩张，沙皇帝国首先要寻求与被击败的中国的默契。

1896年6月3日这种默契得到了实现：中国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可能发生的日本进攻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他是为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前往俄国的。同时，中国也承诺允许西伯利亚铁路修建时通过中国满洲的领土，这样从雅布洛诺夫山脉（Jablonoi-Gebirge）的赤塔（Tschita）到临日本海（朝鲜东海）的符拉迪沃斯托克（Wladiwostok，海参崴）的距离大大缩短。此外，六天后圣彼得堡让东京保证尊重朝鲜的独立性，此时朝鲜已经成为俄国经济扩张的目标。当中国1898年被迫出租不冻港旅顺和大连后，俄国准备也对日本做出让步：同年4月它特别承认了日本人在朝鲜的贸易和工业利益。

俄国与日本的关系于1900年戏剧性地恶化，起因是所有欧洲大国、美国和日本联合对中国进行的武装干涉——那里爆发了与仇外心理有关的所谓“义和团运动”（下面还会详细论述）。俄国占领了整个满洲，在那里建立了残酷的占领军政权，此举不仅引发了日本的反对，同时引发了所有大国的反对。当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1901年访问圣彼得堡期间提议以鸭绿江（它分隔了满洲与朝鲜）划分双方的利益范围时，俄国政府在 财政大臣维特的大力影响下拒绝了此建议。此后东京转向伦敦，1902年1月英国和日本签订一项联盟协议，双方致力于维护中国和朝鲜的现状，从而反对俄国在东亚的种种扩张努力。沙皇帝国由于其肆无忌惮的行为在外交方面受到孤立。

迪特里希·盖尔称俄罗斯帝国主义为“靠借贷维持的帝国主义”（geborgter Imperialismus）。沙皇帝国在东亚的扩张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只是借助持久流入的外国——具体地说是法国——资本。对外资的依赖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几乎已经带有半殖民地的特征。试图在前几个世纪征服和并入帝国的亚洲领土之外再吞并其他土地，或至少要让这些地方依赖自己，这么看来就带有一种补偿性质。追求越来越大的领土和在世界上更多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本应缓和落后的俄国对更发达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但最终反而增加了这种依赖。至于俄国帝国主义与贸易和工业大国，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区别，盖尔简明扼要地总结道：“与美国不同，俄国的要求和能力相去甚远；扩张是经济疲软的表现，而不是强大力量的体现。”

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对俄国的优势和劣势做出了现实的评估。从1903年8月开始，日本政府在圣彼得堡多次以照会形式——最终发出最后通牒——越来越紧迫地要求承认中国的独立和完整。而俄国则置若罔闻不这样做。日本估计，一旦修建中的西伯利亚（起初是单线）铁路竣工，俄国舰队进一步发展后，俄方就更不愿意做出各种让步了。东京从这一评估中得出的结论符合“现在，或永不！”的座右铭。1904年2月8日到9日夜，日本舰队突袭了俄国位于辽东半岛的亚瑟港（Port Arthur）。于是拉开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序幕，这是第一场一个欧洲大国和一个亚洲强国之间的战争。

俄方最大的障碍是前往日本的漫长海路。由于土耳其海峡仍旧不许外国军舰通过，黑海舰队无法驶出；因为英国人控制着苏伊士运河，波罗的海舰队只能绕道好望角。在后者1905年春最终抵达战场并输掉决定性的对马海战（Seeschlacht von Tsushima）之前，日本人在为期156天的包围后已经占领了亚瑟港并打赢了历时三周的奉天消耗战。当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出面为这两个帝国调停时，俄国还没有认输，直到法国以暂时金融封锁向它施加巨大压力后，它才不情愿地接受了调停。

鉴于一系列不久前发生的反犹骚乱，尤其是1903年4月出现在基希讷乌（Kischinew）的血腥事件在美国引起的反俄情绪，俄国的谈判代表（1903年卸任的财政大臣）维特在美国能让舆论转向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1905年9月5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Portsmouth）签订的和约，在美国对日本的温和影响下对俄国相对有利。后者只须承认朝鲜属于日本的利益范围，并将萨哈林岛南部和辽东包括亚瑟港割让给日本。和约中的另一项撤出满洲的规定，俄方与日方均未照办。

一个非欧洲强国打败一个欧洲大国的第一场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俄国民众的愤怒就失去了控制并迅速转变为一场革命。这是20世纪欧洲因一场战败引发的第一场革命，也是历史上的第二场这类革命，如果人们把1871年的巴黎公社算作第一场这类革命的话。1904年底在首都开始了一场罢工，它是由“圣彼得堡俄罗斯工厂工人大会”（Versammlung russischer Fabrikarbeitervon St. Petersburg）发动的，这是监狱神父格奥尔基·阿波洛诺维奇·加邦（Georgi Apollonovich Gapon）最初出于爱国意图创建的机构。罢工者在一份准备呈交给沙皇的请愿书中要求给工人参与权，给农民土地和召集立宪会议。1905年1月22日——“血腥星期日”，一支由加邦率领的约10万人的游行队伍向冬宫挺进，目的是向尼古拉上交请愿书。冬宫警卫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约有150人丧生，受伤的人数更多。

“血腥星期日”成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导火索。它从圣彼得堡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和全国大部分地区。1月29日华沙经历了“血腥星期日”。但直到沙皇的叔叔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Großfürst Sergej Alexandrowitsch）于2月17日被一个社会革命者暗杀后，尼古拉二世才有些半心半意地准备让步。他于3月3日宣布，根据内政大臣布雷金（Bulygin）的建议将选举有咨询权、无决定权的杜马；4月份颁布了一项宽容敕令，这让非东正教臣民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经过漫长的咨询，8月份公布了一项等级制选举法：贵族相对于资产阶级享有特权，农民成为相对最大的选民团体，而工人和知识分子没有获得投票权。“地方自治运动”、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一致愤怒地拒绝了这一法令。

1905年春农民发生了动乱，尤其是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农民，那里未解决的土地问题与未解决的民族问题叠加在一起。在孟什维克的启迪下，高加索武装起来的农民驱逐了当局的代表并成立了革命的自治机构；在波罗的海国家，农民们拒绝纳税和服徭役，如修路；不久后拉脱维亚的农业工人开始罢工反对德国地主，后来发展成一种游击战。在这方面也能感到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

6月份动乱和街垒战发生在罗兹（Lodz）和其他波兰城市，属于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Potjomkin）战列舰 被哗变的水兵占领，敖德萨举行了总罢工。9月份，大学生们在莫斯科印刷工人罢工期间占领了高等学校并向工人们开放。10月7日，莫斯科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在工会联盟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下很快发展成席卷全国的总罢工。在圣彼得堡所有工厂的代表们选出了“工人苏维埃”，当时的孟什维克列夫·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中担任了领导角色。10月份农民骚乱进入新阶段，同时骚乱也发生在中部的黑土地区域乌克兰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富有的农民也参与了反对地主的斗争，这经常与反犹骚乱同时发生。

尼古拉二世对局势的严峻性也无法再视而不见了。在维特的敦促下，他决定做出其到那时为止的最大让步：10月30日公布了《十月宣言》（Oktobermanifest）。在这份由维特撰写的文件中俄国人得到了经典的公民自由权并被许诺将会获得一个经普选而产生的杜马。沙皇首次任命了一位大臣会议主席，即维特，后者成为以集体负责原则组建的内阁首脑。作为维特和几位自由派大臣的平衡力量，尼古拉二世派了一位他极为信任的人——内政大臣杜尔诺沃（Durnowo）进入内阁。波别多诺斯采夫和其他因特别反动而声名狼藉的政客必须离职。

《十月宣言》成为1905年俄国革命的转折点。温和派认为是革命该给改革让位的时候了。激进派想继续推进革命，但在大多数城市不再能找到支持自己的劳动群众。12月彼得堡苏维埃的250名代表被捕，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们此前号召抗税和没收所有存款。部分工人阶级以罢工进行反抗，但罢工没有达到威胁政权的规模。

1903年4月起从日内瓦开展革命工作的列宁，早在1905年夏天就已经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追随者转达了“武装起义”的口号。11月他返回俄国。在圣彼得堡，他呼吁进行武装暴动没有得到响应，但在莫斯科则不然，那里激进派社会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有很多追随者。彼得堡苏维埃代表被逮捕的消息起了信号的作用：12月20日，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莫斯科苏维埃号召工人进行新的总罢工。在左翼社会革命家积极参与下，约两千名武装工人与军队抗争了九天，直到12月29日圣彼得堡的增援部队赶到，军队才控制住局面。起义失败的消息列宁是在芬兰获悉的，他是12月24日到达那里的。事后很多布尔什维克谴责说，列宁坚持武装斗争是唯意志论者冒险主义的表现。

1906年3月和4月举行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杜马选举。选举是在12月份颁布的选举法基础上进行的，该选举法保障的是一种普遍、间接和秘密的选举，但不是平等的选举。在许多乡镇和农村选出了民主的选举人名单，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选出了“立宪民主党人”（Konstitutionell-Demokraten）名单，根据这两个词的初始字母，他们也被称作“Kadetten”。各极左政党呼吁抵制选举仍旧得不到响应，导致许多工人因缺少社会主义候选人而把票投给了民主党人士。在第一届杜马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的领军人物是自由派历史学家帕维尔·米留科夫（Paul Miljukow）和政治评论家彼得·施特鲁韦。比他们右的是保守的“十月党人”（Oktobristen），比他们更左的是“劳动者”（Trudowiki），在这个团体中聚集了激进的国会议员。

就在杜马召开会议前几天，尼古拉二世于1906年5月6日颁布了第一部俄国宪法《国家根本法》（Staatsgrundgesetze）。此法赋予“臣民”《十月宣言》中所公布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使他们有了保卫皇位和祖国的“神圣义务”。立法由沙皇和部分选举、部分任命的国务会议以及经普选选出、任期五年的杜马共同进行。杜马会议只能由沙皇召集和解散。有关皇室和军事费用杜马只有有限的预算权。大臣对沙皇，而不是对杜马负责。在杜马空缺的情况下，大臣会议可根据宪法第87条用紧急法令治理。沙皇对所有法案拥有绝对否决权。沙皇的专制虽然不再是无限制的，但根本法也没有能取消其专制。在宪法第4条中明确指出：“最高的自治权属于全俄罗斯沙皇。听命于他不仅是出于恐惧，而且也是出于良心的责任，这是天主本人的吩咐。”

在对俄国国内最新政治走向的一份详细分析中，马克斯·韦伯在1906年夏天已经指出外国银行在沙皇帝国的立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制宪确实也是一种手段，让在日俄战争中受到削弱的俄国能重新获得贷款资格。但为外国资本担保的不是杜马，而是沙皇：巴黎政府在决定向俄国提供新贷款前，于1906年春让维特对此作出保证。无论尼古拉二世若无外界压力是否也不得不公布一部宪法，反正他这么做是极不情愿的。国家根本法赋予沙皇的执政权如此强大的权重，以至于韦伯在为《社会科学与社会福利政策档案》（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杂志撰写的相关文章中画龙点睛地使用了《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Rußlands Übergangzum 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的标题。《十月宣言》只是令“现存的传统意义上的‘专制’假象”消失，从而“设立了现代官僚主义的绝对中央集权统治”。

事实上，与德意志帝国相比，沙皇帝国的君主权力在宪法公布后所受到的宪制束缚要少得多。但杜马的辩论发展出自己的活力，政府对沙皇赢得了一种1905年革命之前不曾有过的影响。这一点在1906年7月，尼古拉二世解雇了他一向不信任的维特近三个月后，内政大臣彼得·阿尔卡季奇·斯托雷平（Pyotr Arkadyevich Stolypin）出任大臣会议主席（首相）时就显示出来。

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群众行动中，参与者有 工人、农民、士兵、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而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参与度超过任何其他人口群体。尽管如此，鉴于这场革命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支持自由反对派反对专制的分别是地主贵族和城市有产与受过教育的阶层，若是没有他们的贡献，很难设想会形成令那场改革势在必行的压力，这属于1905年革命前的情况。

如果审视权力斗争的结果，一些情况似乎支持将这场革命称作“资产阶级”的。但这个称谓也不确切。20世纪初在俄国还不存在广泛、成熟和自信的资产阶级，而且韦伯所提及的“现代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与美国1776年和法国1789年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追求或所达到的目标也是南辕北辙。鉴于参与者的广泛性与其跨阶级的特殊性，完全可以把1905年的俄国革命称为一场“人民革命”。以改革运动的目标来衡量，1906年4月宪法生效时它并没有失败，这是与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的区别所在。但那些所争得的改变——尽管国家权力不情愿并视这些变化极其危险——并未能够阻止专制改头换面继续存在。马克斯·韦伯在1905/1906年交替之际写过一篇文章《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之状况》（Zur Lage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inRußland）。当莫斯科工人起义在12月遭到镇压后，他补充了一个敏锐的注释：“只有一场不幸的欧洲战争才能彻底粉碎专制。”

1905年革命没有在革命的发源地俄国引发最强烈的民主化进程，而是在芬兰大公国起到了这种作用。作为对发生在10月底到11月初、受到大多数人口支持的工人和官员总罢工的回应，沙皇政府为芬兰颁布了与俄国《十月宣言》相应的《十一月宣言》（Novembermanifest），其主要目标是恢复芬兰自治。事实上，尼古拉二世在1899年的《二月敕令》（Februarpatent）中已经宣布要这么做。这项旧敕令、其后于1901年颁布的兵役法和其他一些法规在11月4日被取消。大公国最重要的自治机构芬兰参议院接到委托，提出新的在平等普选基础上的国会规章、基本权利目录草案并给予未来的议会以权力，监督政府成员活动的合法性。

在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压力下，老的等级制议会在1906年春投票同意了新规章。“这次改组是当时欧洲最激进的，”芬兰历史学家奥斯莫·尤西拉（Osmo Jussila）评判道，“它一步到位，从四等级代表制直接转变为在平等普选基础上的一院制议会。妇女也获得了选举权，这是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在新西兰之后）。通过这次改革代表基础差不多扩大了十倍。”

信仰路德宗的芬兰与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不同，它是古老西方的一部分。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份——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和库尔兰的情况也是如此。但那里的社会上层德国贵族与芬兰说瑞典语的贵族不一样，他们不愿意乖乖地放弃自己的特权并与爱沙尼亚人或拉脱维亚人结成反对沙皇专制的联盟。所以与芬兰不同，在库尔兰、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没有形成争取自由、自决和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芬兰在1905/1906年仍然是一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