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突然右倾和无政府主义：克里斯皮时代的意大利

1880年代后半期，不仅德国和法国经历了突然右倾，这种现象也发生在意大利。1887年，德普雷蒂斯政府在主要来自意大利北部重工业部门的压力下，提高了对工农业产品的保护性关税，其社会和内政作用类似于德国1879年贸易政策的转折：从保护主义中获益的既包括钢铁工业，也包括南方的大地主，他们广泛种植小麦，因此对抵制进口美国和俄国更为廉价的粮食有着强烈兴趣。德国以庄园和高炉构成的“轴心”对意大利起着表率作用，这里也要和德意志帝国一样，首先要由加工业和消费者承担屏蔽国际竞争所产生的国民经济代价。然而与德国不同的是，在意大利保护性关税没有综合性国家社会政策的保驾护航，以致这里的保护性关税的阶级特征比阿尔卑斯山以北更为清晰。

提高保护性关税的外交效果是与法国——意大利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开展了为期十年的关税战争。当巴黎提出修改新税率的要求后，罗马于1888年宣布终止现有的意大利法国双边贸易协定。法国消解停止进口意大利葡萄酒和丝绸所带来的损失要容易得多，相反意大利人失去法国销售市场后的痛却很难平复，结果是亚平宁半岛的新经济贸易政策最终弊大于利。从1887年8月直到1891年1月，然后再次从1893年12月至1896年3月任意大利政府首脑的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仍旧赋予了与法国的贸易战以积极意义：它适合三国同盟政策，借此意大利成为德国、奥匈帝国和大不列颠的合作伙伴。根据克里斯皮的评估，正是这些强权国家能够帮助意大利在地中海区域和非洲实现自己的大国梦。相反，自从法国在1881年将突尼斯设置为其受保护国后，它已被视为竞争对手了。

与两个中欧大国的密切关系在意大利颇有争议。对相当一部分的“统治阶级”（politische Klasse，此术语1896年由国家法学者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创立）来说，哈布斯堡帝国仍旧是意大利的“世敌”，而法国则是意大利在“收复”被奥地利占有而文化方面与意大利息息相关的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斗争中之潜在盟友。克里斯皮认为这样的领土要求十分危险，所以他让人在1890年解散了罗马的里雅斯特和特伦托收复失地委员会。不久后一些纪念爱国先驱偶像古格列尔莫·奥贝丹（Guglielmo Oberdan）的协会也遭到禁止：这位来自的里雅斯特的三十岁的领土收复主义者于1871年12月被奥地利人判处死刑并绞死，因为他们从一个奸细那里得知，他打算在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访问的里雅斯特时行刺。然而，领土收复主义不是禁止就能消除的：克里斯皮最尖锐的批评者马泰奥·雷纳托·因布里亚尼-波埃里奥（Matteo Renato Imbriani-Poerio）不断以激动人心的言辞为意大利收复“未得到解放之区域”的权利发声。

在克里斯皮的内政中几乎丝毫看不出曾经的西西里革命者的政治起点了：这位政府首脑抵制议会的影响并扩大部长会议主席的职权；他自己担任外交和内政大臣，以致其权力之大有时接近他所羡慕的榜样俾斯麦。他用强硬手段对付罢工的工业和农业工人，特别是在伦巴第；1886年禁止了四年前成立的意大利工人党（Partio operaioitaliano）。克里斯皮时代的积极成就包括通过1889年刑法改革废除了死刑，引进市长和各省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选举（此前由政府任命）。在1887年一次试图与教宗利奥十三世的和解失败后，克里斯皮在与天主教的关系方面重新回归左翼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反教权主义立场。这位部长会议主席让人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也就是焦尔达诺·布鲁诺1600年根据教宗宗教裁判所的决定在七年监禁后被烧死的地方，表态式地为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塑了一座全身雕像。

1891年2月克里斯皮不得不辞职。直接原因是他在一次议会演讲中笼统攻击了1876年前的右翼政府的所谓亲法国政策。此后出现了两个短命的内阁，先是保守的西西里侯爵迪鲁迪尼（Marchese di Rudinì）内阁，然后从1892年5月起是皮埃蒙特自由党人乔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的内阁。当然，后者的“伟大时代”自然是在世纪之交时才开始的。1893年12月，焦利蒂因银行危机而辞职，银行危机又是与建筑业投机活动失败和丝绸与葡萄酒出口减少密切相关的。

接替焦利蒂职务的是他的前任。克里斯皮重返政坛后将内政精力主要放在反对西西里工人联盟（Fasci）的运动上：这是硫黄矿工和缺地小农（Contadini）的一场运动，这两部分人均因为与法国的关税战遭受到严重打击，他们也使用暴力表达了自己的抗议。西西里的暴动让统治者感到格外受威胁的地方在于，“联盟”运动在1892年8月得到了热那亚新成立的意大利工人党（Partito dei lavoratori italiani）的支持——不久后该党改名为意大利工人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dei lavoratori italiani），最后于1893年9月在雷焦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党代会上再次更名为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意大利第一次面对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后者认为它有权代表所有意大利城乡工人的共同利益。

为了重新恢复西西里岛的秩序，克里斯皮颁布了戒严令，五万远征军将为岛上带来“安定”。“联盟”运动领袖被判处长期监禁。政府以同样严厉的方式对付托斯卡纳卡拉拉大理石采石场的罢工工人。1894年10月社会党及其附属机构遭到禁止并被解散。自从克里斯皮再次任职后，议会只因举行短期会议而聚在一起。在1895年5月的选举中，政府也是因为慷慨投入纳税人的钱，才保证了政府阵营能获得大多数票。

克里斯皮认为仅靠国内政策上的手段是无法持久掌控社会危机的，为了稳定其日益独裁的政权，这位总理寄希望于通过获得殖民地来增加威望。1890年将埃塞俄比亚变成意大利受保护国之举未能如愿以偿，是因为《乌查里条约》的阿姆哈拉语文本与意大利文本不同，不允许进行这样的解释。1893年12月重新执政后，克里斯皮使出浑身解数想在东非突破1890年的格局。起初他这个打算看上去似乎要成功了：1895年3月1日，厄立特里亚（Eritrea）总督奥雷斯特·巴拉蒂耶里（Oreste Baratieri）进入阿杜瓦（Adua），他和克里斯皮一样在1860年曾参加过加里波第组织的传奇“千人远征”。同一天，通过行政命令埃塞俄比亚的重要省份提格雷（Tigre）被吞并。意大利一片欢腾，执政党在竞选中格外受欢迎。

稍后局面急转直下。在法国支持下，皇帝孟尼利克能够让大多数地方诸侯站到自己一边。1896年3月1日，正好是巴拉蒂耶里胜利一周年，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孟尼利克的军队在阿杜瓦给意大利人以致命一击。克里斯皮的东非殖民帝国梦成为泡影，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独立得到拯救。五天后克里斯皮向国王翁贝托一世提出辞呈，这位君主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份辞呈。这位76岁总理的人气因阿杜瓦的惨败一落千丈，以致克里斯皮再次重返政坛已成为无法想象之事。

克里斯皮时代不仅仅是意大利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一段插曲。1896年克里斯皮的辞职既不意味着对社会问题镇压性反应的结束，也不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尝试，即用外部冲突转移人们关注内部冲突的视线的终结。然而在鲁迪尼的第二届内阁执政期，1896年毕竟出现了内政和外交方面的缓和迹象：被判刑的工人领袖，包括西西里的“联盟”运动领导人获得大赦；在《亚的斯亚贝巴和约》（Friede von Addis Abeba）中意大利放弃了《乌查里条约》，并承认埃塞俄比亚的独立，但保留了长期以来与埃塞俄比亚密切相关的厄立特里亚；在一项与突尼斯的贸易协定中，意大利于1896年承认其作为法国受保护国的地位，这就为与法国之间的新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1898年新协定结束了为期十年的关税战。

然而，1896年后阶级冲突与此前相比并未得到缓和。1898年3月，一场决斗引发了米兰工人的暴力抗议活动，决斗中左翼政治评论家和议员费利切·卡瓦洛蒂（Felice Cavallotti）被一位保守派议员杀死。政府立即在这座伦巴第大城市宣布了戒严。受命镇压动乱的巴瓦·贝卡里斯（Bava Beccaris）将军动用了炮兵，无视他所造成的血流成河的局面，国王向他颁发了勋章以示嘉奖。在无数被捕者中有社会党创始人菲利波·图拉蒂（Filippo Turati），也有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天主教政治评论家。

鲁迪尼的继任者——吉罗拉莫·佩卢（Girolamo Pelloux）将军的行政权力进一步右倾。1899年初佩卢向众议院提交了一系列法案，准备禁止公共服务部门罢工，限制新闻、集会和结社自由。这一打算受到自由党、共和党和社会主义阵线的一致反对（后者自1897年以来在议会中拥有15个议席）。佩卢随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让上述法令生效，但他无法阻止上诉法院宣布这种做法违宪。佩卢服从判决并安排1900年6月重新进行选举。通过重新选举，反对势力，特别是激进派、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得到增强。佩卢仅获得微弱多数，他从失败中得出该离开了的结论并辞职。

一个月后，1900年7月29日，翁贝托一世国王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暗杀行为的牺牲品。此事件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欧洲引起震惊。这次袭击是一连串暗杀行动的一环：1894年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谋杀了法国总统萨迪·卡诺，1898年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茜茜”）——弗朗茨·约瑟夫的妻子被杀。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落后的抗议形式，它产生于落后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暴力、恐怖的形式尤其在地中海区域的罗曼语国家流行。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与其姐妹党一样，早就坚决拒绝无政府主义，但无法在世上彻底杜绝它。国王翁贝托的被害不仅让意大利的资产阶级，而且也令无产阶级愤起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其程度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足够危险：这从道德上宣布了刺客及其幕后黑手的死刑，让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为浪潮于世纪之交后至少在西欧逐渐退潮。

翁贝托国王被暗杀仅仅数月后，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就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政治成熟度：当热那亚的省长在1900年12月让人关闭当地的工人行业协会——工会的自助机构时，这座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的无产阶级举行了非暴力总罢工。佩卢将军的继任者朱塞佩·萨拉科（Giuseppe Saracco）的政府起初批准了省长的做法，但迫于抗议的压力后来又收回了解散命令。由于此时内阁受到来自左右双方严厉的批评，总理只好决定引咎辞职。新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ViktorEmanuel III.）任命的继任者是立宪左派自由主义领袖朱塞佩·扎纳尔代利（Giuseppe Zanardelli）。内政大臣和内阁的决定性人物是乔瓦尼·焦利蒂，他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政策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随着扎纳尔代利政府的任命，意大利历史揭开了一个新篇章。意大利可能变成集权政体的危险似乎暂时解除了：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自由派力量阻止了保守派与自由派右翼势力以德国为榜样，把议会体系倒退回君主立宪体系的做法。至于当时开始的内政自由化是否也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在1901年前后还没有答案。克里斯皮辞职后不久出现的与法国关系的缓和，意味着有这样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