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机会主义的共和国：处于改革与危机间的法国

大约在德国通过1878/1879年的“内部建国”向右转的同一时间，法国的“公爵共和国”被“机会主义共和国”所取代，即向左转了。在资产阶级中坚力量的领导下，法国不仅把其海外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帝国，而且它也第一次在实质上与其1870年9月4日以来的正式名称相符：一个共和国。1880年众议院完成了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行为，它在第三共和国宣布成立十年后从凡尔赛宫迁往巴黎。同年，议会宣布7月14日（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的日子）为国庆节，马赛曲（一支马赛共和部队在1792年7月所唱的战歌）为国歌。此外众议院还决定对巴黎公社幸存者实行大赦，大部分流亡者随后返回他们的家乡；许多人接下来参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

在由不断更迭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有时候也这样自称）组成的政府领导下，1880年代前半期实现了新闻自由，改革了司法，在各市政部门引进了离婚程序和市长选举法（此前市长由省长任命），并通过了一项结社法，正式允许创立工会。大多数改革发生在1884年，茹费理第二届内阁时期。许多创新是在甘必大推动下进行的，虽然他只当了短短几个月总理，即从1881年11月至1882年1月。这也同样适用于1884年决定的对1875年宪法的修订。一项补充条款规定，前统治王朝的后裔不得当选共和国总统一职：这条规定是防范对这一职位提出要求的奥尔良巴黎伯爵的，在波旁王位觊觎者尚博伯爵死后，君主主义者 在1883年达成共识由巴黎伯爵参选总统。最重要的改变涉及参议院：它失去了75位由众议院选出的、不可替换的终身成员，此后它仅仅由众议院和殖民地选出的任期9年的参议员组成。

然而内政改革的重点是教育政策：教育历来是左右派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以及1879年以来法国“文化斗争”交锋最激烈的战场。在这一领域取得最持久影响的政治家是茹费理，他是俾斯麦在殖民政策方面的“合作伙伴”，1880/1881年以及1883～1885年出任总理，并于1879～1885年间多次担任教育部长。“机会主义者们”是奥古斯特·孔德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信徒，他们相信进步，因此是世俗主义者，反对圣职人员。“教权主义是敌人”（Le cléricalisme，voilà l’ennemi），甘必大1877年呼吁道。作为“带头”禁止耶稣会者，茹费理本人曾提到的任务是不靠上帝和国王来组织管理人类。

从世俗主义发展出的普遍格言和实际应用是：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与国家办的学校无关，与宗教课的形式亦无关；而国家无权干涉宗教问题。孩子和其家庭的宗教信仰应该受到保护，在没课的周四教会有机会在他们自己的建筑内由他们的祭司讲授宗教课。要实施这样一种世俗教育体系，首先要在全法国引入普遍、义务和世俗的小学教育，修建新校舍，教师培训须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茹费理通过1879～1881年的教育法做到了这些：神职人员的代表被排除在监督机构教育最高审议会（Conseil Supérieurde l’Enseignement）之外，各省均创办了分别培养男女教师的师范学校。那里执教的师资专门由圣克卢的高等师范学校培养。其毕业生，大多数是“享受奖学金的学生”（boursiers），也有机会进入综合大学学习。天主教教团成员被逐步从公立学校教学人员中清除：根据1886年10月的框架法，男校教学人员的世俗化须最迟在1891年完成；在有许多修女任教的女校，这个过程需要更长时间。

1890年前后还远远谈不上世俗学校的完胜。私立学校被允许，90%的这类学校由天主教创办并由神父领导，但即使这里也不允许耶稣会成员或其他“未经官方批准”的教团成员授课。由于私立学校得不到任何公共资金，它们收学费，这导致“阶级效应”：富裕家庭的父母有能力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或请家庭教师）；不那么富裕的家庭只得依赖公立学校。这种学校体制的分裂反映的是社会的分裂，并强化这种分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第三共和国终结，虽然公立学校的重要性日益增加：1940年左右85%的小学是公立学校，至少60%的高中也属公办。

茹费理的教育改革对巩固第三共和国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它们帮助形成的共和国意识此前从未达到如此广度。这种意识虽然没有涵盖所有的社会阶层和所有的政治阵营，但它深入到全国各地。1870年前后法语还是少数法国人的语言；在西南地区人们说着不同类型的土语，尤其是普罗旺斯地区讲奥克语，在布列塔尼仍广泛使用布列塔尼语，尼斯周围，特别是在科西嘉岛则说意大利方言。通过公立小学体系的扩展，同时也因为修路，标准法语渗透到最偏远的省份。“机会主义共和国”从而促进了一个过程，用美国历史学家尤金·韦伯（Eugen Weber）1976年一本书的标题来说就是《农民变成法国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如果人们可以说第二帝国时期仍旧以农民为主的法国开始了现代化，那么1870～1914年的第三共和国则是这种现代化扎扎实实进行的时期。

1886年10月众议院进行了新一届选举。第一轮投票后共和党严重受挫：他们只获得了127个席位，而共同推出波拿巴主义者为共同候选人的君主主义者得到176个席位。这种右转很明显是部分地由农民和市民选民促成的，他们借此抗议茹费理的“左倾”办学方针。当然，农民对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的不满也起了重要作用。最后左翼的变弱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家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于1882创立的战斗组织“爱国者同盟”（Ligue des Patriotes）的民族主义宣传。

在第二轮投票中局面发生了变化。因为与激进派就“共和党人防御”（défense republicaine）达成了选举协议，共和党人现在一共拥有383个议席，君主主义者201个议席，然而与1881年相比，后者的席位翻了一番。1886年1月7日，夏尔·德·肖塞斯·弗雷西内（Charles de Saulces Freycinet）第三次当选总理。在其内阁中首次有以乔治·克列孟梭为首的激进派中的温和政治家任职，此前数年中克列孟梭在议员中是独一无二的黑政府能手，往往任职不久就能让政府下台。在他的推荐下，乔治·布朗热将军出任国防部长，后者在突尼斯服役期间曾批评殖民政策并赞成对德国发动复仇战争。他的入阁不久就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很快他就被称作“复仇将军”，先是引起严重的国际冲突，然后又导致同样严峻的国内政治危机，在许多方面可以和1875年后的“麦克马洪危机”相比。

任职后不久，布朗热就做了一件与其部长职务格格不入的事情，却让他在工人阶级中深受欢迎：内阁决定让他派军队去镇压发生在法国西南部代卡泽维尔（Decazeville）的煤矿工人起义，但他却建议其士兵站在罢工工人一边。（罢工也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后果：由于激进分子支持政府的强硬手段，众议院九名先前加入了激进派议会党团的社会主义议员宣布退出。）国庆日的阅兵式布朗热组织得让共和国总统儒勒·格雷维不得不认为是一种挑衅。国防部长得到的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保罗·德鲁莱德的爱国者同盟。为布朗热的声望大造舆论的代表们包括前巴黎公社社员亨利·德·罗什福尔（Henri de Rochefort）、激进派议员阿尔弗雷德·纳凯（Alfred Naquet）和年轻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后者在世纪之交上升为法国激进民族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领军人物之一。一本新杂志《复仇》（La Revanche）1886年10月用布朗热像作为封面。

1886年12月，弗雷西内政府因财政问题倒台。然而，布朗热仍然留在随后勒内·戈布莱（René Coblet）的内阁中任国防部长。在这届政府的执政期内发生了1875年“战争迫在眉睫”以来最严重的德法关系危机。1887年1月11日，俾斯麦在其国会演讲中着重强调了法国袭击德国的危险，以便说服代表们必须批准新的为期七年的临时军事预算。2月初，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举行了有72000名后备役人员参加的演习。在同时进行的国会竞选中所谓的战争危险是最重要的话题。因此，新的“右翼”民族主义表现得激进和穷兵黩武。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联盟党选举”中，最后一次出现大批抗议者。在赢得大选后，帝国宰相做出了缓和姿态：他下令释放因间谍活动（非法）被捕的一位名叫纪尧姆·施奈贝列（Guillaume Schnaebelé）的法国海关官员。不久后巴黎的戈布莱内阁下台，表面上是因为预算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由于温和政治家们想摆脱布朗热。

莫里斯·鲁维埃（Maurice Rouvier）的新内阁中已经没有布朗热的位置了。这位受欢迎的将军被任命为驻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第十三军团的司令。其追随者试图于1887年7月8日在火车站举行大型示威游行阻挠前国防部长离职，但他们的示威只持续了数小时。克列孟梭和他的政治密友们感到布朗热的行为过于具有挑衅性，现在正式与他分道扬镳了。

稍后，法国被共和国总统的女婿——副国务秘书和众议院议员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的丑闻所震惊。威尔逊利用职权，收钱授勋。尽管其腐败证据确凿，却被法院无罪释放。虽然格雷维总统并不知道其女婿的所作所为，1887年12月初他仍旧必须辞职。他的继任者是萨迪·卡诺（Sadi Carnot），法国革命军创始人拉扎尔·卡诺的孙子。

威尔逊的丑闻导致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议会制度的广泛不满，布朗热和他的支持者爱国者同盟懂得利用民意。1888年3月布朗热因其政治活动被从军队中解雇，这位50岁的退役将军立即成为新的国民共和党（Parti républicain national）的领袖，这是纳凯派共和党人与“爱国者同盟”合并组成的政党。在于泽（Uzès）保皇党公爵夫人的慷慨解囊下，现在布朗热能够公开反对议会和“呼吁人民”进行公投。他用“Dissolution，Constituante，Révision”三个词来进行政治宣传，即解散众议院、选举立宪大会和修改1875年宪法。1888年4月至8月，新党为了向政府施压在补选中多次提名布朗热为候选人。除了在阿尔代什（Ardèche）一个选区外，他在其他各处均赢得选举。

1889年1月27日，布朗热在巴黎获得最大成功，他以领先82000票的成绩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在选举获胜的晚上，一大群人齐声高呼让他前往爱丽舍宫，就像拿破仑一世在共和历八年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那样去夺权。布朗热出于合法性的考虑予以拒绝。他的共和党对手将这正确评估为一种迹象，即布朗热危险的高峰 已经过去。前将军胜选的一个实际后果是：禁止同时在多个选区竞选。同样被禁的还有爱国者同盟的保罗·德鲁莱德。

当布朗热在一次他领导的政党的党代会上发表了反对雅各宾和神职人员的讲话后，他自己失去了许多左翼支持者。听说政府决定在参议院控告他破坏共和国安全后，他于1889年4月1日逃往布鲁塞尔，后来前往伦敦。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终身监禁，他的两位亲密伙伴（包括罗什福尔）亦被收监。在1889年9月和10月的议会选举中，布朗热分子获得大约40个席位，占共和党人所获席位的十分之一。一个曾经的追随者揭露前国防部长在财务和政治方面对君主主义者的依赖，这让布朗热运动迅速瓦解。在1890年春季的地方选举中，此派在数量上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1891年9月30日，布朗热在布鲁塞尔他情妇的坟墓旁开枪自杀。

很难按照传统的左—右模式来给布朗热主义归类。这位给这种现象冠以自己名字的人先是以左派共和党人面貌出现，并获得了工人的信赖。同时他也是以德鲁莱德为首的民族主义右翼最密切的合作者。“右”也体现在其主战的军国主义方面，这成为这一时期法国民族主义的特征，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其与英语的爱国侵略主义以及1878/1879年转折后的德国右翼民族主义作比较。然而这种左右两方面因素的混合是一种特定的法国现象，跟给人以一种波拿巴主义感觉、用公投反对议会、力争强势执行力的布朗热主义激情一样。在上述两方面，“复仇将军”的运动都像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间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预演。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布朗热主义与法西斯不同，它并不追求建立一党统治；所以不能说国民共和党是“极权主义”的。

历史学家夏尔·布洛赫（Charles Bloch）认为布朗热主义产生了三种长期影响：首先它对澄清左派与右派之间的阵线，为划清君主主义者、神职人员、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为一方，赞成议会制世俗与平民共和国者为另一方的界限做出了贡献。其次，在法国与英国不同，议会主义从来没有受到过喜爱，经由布朗热主义的消极经验议会主义终于得到社会认可，这当然也是由于教宗利奥十三世在1892年2月通过通谕《忧心谕令》（Inter sollicitudines），让温和的天主教徒在所谓的“归附”（Ralliement）过程中有勇气承认共和国为符合宪法的国家形式。最后，布朗热主义让社会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中解放出来，献身于开展独立的工人运动。布朗热主义只是一个插曲，但作为法国政治的催化剂其后果一直绵延到20世纪。